巴黎那邊把智利的簽證忘記了。於是加繆就待在旅館的小房間里。他應該取道烏拉圭再到達智利。他遇到了作家拉法埃爾·阿爾貝蒂：「我知道他是共產黨人，最後我向他解釋了我的觀點。他贊同我的看法。但是有一天惡意中傷將我與他分開了。他是，而且本該一直是我的同志。」8月14日，他下榻在聖地亞哥的格利翁賓館：「在這次愚蠢的旅行中，只有智利的形象和人民給了我安慰。……智利使我懂得火山也可以溫柔。」

加繆常常拒絕在公眾面前講話。他對法語協會的領導人馬克·布朗潘說：「我不太喜歡演講。」不過在結核病療養院時他同意了。南美對他有吸引力，因為他渴望了解這塊大陸就像他渴望逃離巴黎一樣強烈。由外交部贊助的這類旅行並非沒有目的，尤其是當「傳教士」，法國的半官方代表，去的是民主狀況可疑的國家。在阿根廷，胡安·庇隆把正義黨變成了個人的權力工具。在巴西，形勢也並不更振奮人心。共產黨仍處於被政府解散的狀態，而巴西共產黨總書記路易·卡洛·普雷斯特只能在地下活動。在智利，一項聲稱保護民主的法律剝奪了共產黨人在工會中的全部職務，並禁止他們參加投票或成為候選人。總之，加繆的南美之行不會好。他想對反對派演講，並計劃由重量級知識分子云集的《南方》——包括維多利亞·奧岡坡——出面組織，在阿根廷做一次演講。奧岡坡女士59歲，性格熱情，是世界主義者，她與博爾赫斯和敘佩維埃爾、奧爾特加·伊·加賽、羅歇·凱盧瓦過從甚密，還曾與德里厄和瓦爾多·弗蘭克通過信。她很早就與共產黨斷絕了關係。《南方》雜誌在美國有售，在馬德里和巴黎也能賣出很多。這本銷售量有四千份、以文學為主的雜誌引起了正義黨的懷疑。《南方》發表了《從蘇聯歸來》和《人類的命運》。塞杜建議避免《南方》「單獨邀請」和「完全包辦」。加繆也可以在名氣稍小的《書友》，還可以在法國學校的文學系的大廳演講。加繆信任法國駐巴西大使館文化關係處的加布里埃爾·米納爾，希望她做決定：「我能夠只告訴您一個人，我希望不要經常講話，而且如果可以盡量避免官方活動，我會很感激您嗎？」在宴會上他比較喜歡一對一的談話。協商這次旅行的事似乎很艱難。他幾乎放棄了：他去南美簡直「有點兒像是去服苦役」。一個知識分子在專制或極權的國家必須講（漂亮）話么？必須在拒絕任何接觸，尤其是官方接觸的同時表示讚許，結果讓知識分子、大學生、反對派失望么？加繆放棄了阿根廷：「我剛得知阿根廷思想審查委員會禁演《誤會》」，他寫信給馬爾加利達·艾科西古，她是洛爾加喜愛的女演員，本來也應該參加該劇的演出。「為了明確表示我和大家團結在一起，我已經拒絕以官方身份到阿根廷旅行和演講。」加繆已經在「岡帕拉」號上訂了位，這條船計劃6月30日離開馬賽，7月21日到達里約。加繆本來要在巴西待到8月10日。他與阿爾貝·科塞聊天，科塞是當時少有的了解南美的歐洲作家之一。誰還記得1944年7月巴西軍隊曾與盟軍一起在薩萊爾恩海灣登陸？曾一起在「雙叟」、「花神」咖啡館吃喝玩樂的科塞給了加繆一些有趣的餐館和夜總會的地址，包括巴利亞的塔巴利斯。

加繆有特殊的好運氣，有兩個女人依靠，瑪麗亞，地下情人，弗朗西娜，他孩子的母親。弗朗西娜？「她對我來說極為珍貴……」他給雅尼娜和米歇爾寫信說，「我不斷地發現她身上所有的或幾乎所有的優點。不過必須鼓舞她，拉著她的手，為此，我應該找回用來工作、改變世界並思考關於命運問題的全部力量。」弗朗西娜「回信時總是寄快件，而這些快件與其他的付24法郎郵資的信件一起到」。加繆開玩笑說：「我不快地告訴她，我的賬戶是貸方賬。」

法國的報刊和新聞都讓加繆失望。他原來的僱主、《巴黎晚報》的老闆讓·普魯沃斯特創辦了一份通俗周刊《巴黎競賽畫報》。對加繆來說，這是一份「城市純情少女的出版物」，因為在它上面，王室婚姻、粗俗的社會雜聞的重要性與震撼全球的重大事件——以色列的成立、東柏林的罷工與暴動——居然不相上下。受《生活》雜誌的啟發，在《巴黎競賽畫報》上面，圖片比文字的篇幅更多。而且，加繆討厭說三道四。

在智利要比在巴西或阿根廷更容易得到休息。加繆觀看了一次西班牙語《誤會》的演出。8月17日，作家寫道：「騷亂與暴動的一天。昨天就已經有遊行示威了。可是今天，就像發生地震一樣。起因是要求增加micros（聖地亞哥的公共汽車）。有人推翻公共汽車，還有人將其燒毀。也有人打碎路過的公共汽車玻璃。下午，有人告訴我，有學生去遊行的大學已經關閉了——我的演講不能在那兒舉行了。法方的機構在法國學校組織了一次兩小時的演講。當我從會場出來時，商店的捲簾門已經拉下來了，頭戴鋼盔的武裝部隊完全佔領了城市。部https://read.99csw.com隊有時放空槍。是戒嚴。夜裡，我聽到了稀稀拉拉的槍聲。」

服用鏈黴素兩個月並在卡布里斯住了三個月後，他的「令人擔憂」的健康好轉了。他不再想要自殺，並從關於反抗的隨筆中解脫出來了。

加繆希望遠離巴黎。由於沒有擺脫所有的羈絆，他只能出去旅行一次。外交部文化關係處的羅歇·塞杜向加繆建議到南美做一次巡迴演講。作家可以發表五次演講。加繆建議了兩個題目，一個「關於現代世界的精神危機（暴力的困擾或我們的其他兇手）」，還有一個是文學的，關於小說的，可以稱之為：「小說與反抗」。

廣播節目《表象的反面》專門收集流言蜚語。節目宣稱加繆剛把《鼠疫》的版權賣給了美國一家公司，得到了一大筆錢。加繆給電台台長寫了信，並托它的監督機構新聞部轉交。這名記者不懂最起碼的謹慎，沒有給加繆打電話。「這則消息，」他寫道，「屬於假消息的類型，只要向當事人簡單求證一下就可以避免。……國家廣播電台不是傳播假消息（這事兒只需要我們的大報就足夠了），也不是損害個人名譽的機構。」當時，國家廣播電台完全由當權的政治人物控制，聽命於一位主張干涉的部長。

他要為家人另外找一套公寓，他希望米歇爾幫他找《費加羅報》上的房產信息。在帕內利埃，儘管有孩子、蒼蠅，而且天氣炎熱，加繆還是重新開始工作：「如果我有天賦，《反抗者》將是一本很奇怪的書。然而……」八月份，這個反抗的、被分享的、矛盾的，但懂得安排的人與瑪麗亞在格朗-瓦爾坦的一個旅館見面，這是位於熱拉爾德邁附近、孚日山區的一座小村莊，海拔850米，在一個被草原和森林環繞的山谷里。他明確告訴忠誠的米歇爾這個地址是保密的。加繆想一直照顧並保護弗朗西娜。克朗什道爾賓館一點兒不像四星級。環境幽靜，然而賓館「忘記應該令人感到舒適」。它的鄉土氣息讓作家很滿意。能在碗一樣大的盆里洗澡，能去不在卧室里而且被蟲蛀過的廁所，這是多麼有趣的事啊！村民們長得像「可愛的哈巴狗，……漂亮的面孔屈指可數」。晚上十點停電。生活得再健康合理不過了。有時加繆和瑪麗亞·卡薩雷斯進城，去過文明的生活，進行溫泉治療。阿爾貝工作，給弗朗西娜寫信，不過瞞著他和瑪麗亞的事：「在這裏，外面世界是虛無的（既沒有雨也沒有多數人可恥的醜陋）。不過我越工作，離寫完就越早。我繼續寫，什麼也不擔心，讀書，寫作，康復。從這點來看，這次小住（還有雨）會有好處。我希望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也能保持這種勁頭，如果必須去其他地方的話。」

還有好色之徒刊登的告示：

在對教育界人士發表演講時以及在新聞發布會上，加繆顯得很自信，在此期間穿插著有時令人吃驚的參觀活動。「站著吃午飯。……3點時，他們把我帶到城裡的教養院去，我不大明白這是為什麼，據說這還是『巴西最漂亮的教養院』。它確實『漂亮』，就像美國電影中的教養院，除了氣味，所有監獄中的人都會有的可怕氣味。柵欄、鐵門、柵欄、門……每隔一段距離，都有寫著字的標語：『向善』，最多的是『樂觀主義』。我在一兩個囚犯面前感到羞愧，但他們受到優待，在監獄里做服務性質的工作。接下來，這裏的心理醫生幫我測試精神狀態的級別，讓我很沮喪。出去的時候，有人對我說了句客套話：『歡迎您隨時再來。』」

國內和國際政治局面還在惡化。熟人和朋友疏遠了加繆，或者他疏遠了他們。蘇聯的擁護者和敵人都組織起來。對世界性衝突的恐懼在蔓延。在巴黎，法共總書記莫里斯·多列士對中央委員會宣布法國共產黨員絕對不會參加反對蘇聯的戰爭。警察搜查了共產黨報刊的編輯部，逮捕了一些記者。加繆拒絕明確表態。幾個月以前，莫斯科成立「和平運動」以聯合支持者、動員和平主義知識分子，如果可能的話，還有他們身後的大眾。加繆認識的一些人，如讓-路易·巴羅，是法國「和平運動」官方領導機構的代表性人物。加繆很自然地譴責軍備競賽，但不像阿拉貢、艾呂雅、維爾科或畢加索那樣單方面揭露「美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加繆被「進步分子」——「和平運動」的追隨者和法共的擁護者攻擊，他們認為俄國的炸彈是乾淨的，而美國的則是骯髒的。

加繆又找回了生活的樂趣。在巴黎，他終於物色到一套有5個房間的公寓，他很滿意，這對一家人來說很實用，公寓位於夫人街29號，在第六區的聖敘爾皮斯廣場附近。他一直依賴瑪麗亞：「你完全屬於我，而且永遠屬於我，就像一位母親屬於她所創造的人一樣。」關於尼采，他說：「他是唯一一位作品曾一度影響過我的人。後來，我遠離了他寫的書。這時，他正好失勢。他教我愛存在的東西，教我把一切，首先是痛苦，變成支持。……形成偉大的風格的因素，他說是：感覺自己是自己幸福以及不幸的主人。」尼采是宏大的。加繆呢？「我沒有對你說，因為幾天以來我也對自己，對我的作品感到懷疑，不斷地，深深地懷疑。但這可能將是死亡。」

「我迅速趕到那個陽光灼燒著問題的國家。」九-九-藏-書

加繆的演講筆記很好地揭示了他的技巧：精確的開場白，觀點明確，準備好根據聽眾的需要展開話題。最後在結束的時候讀出——提前寫好的——結尾：「歐洲應該重新學習謙虛。因為對人類的命運抱有希望的人也許是瘋子。不過對一些重大事件灰心失望的人肯定是懦夫。」後來，他又開始應付虛禮，這讓他越來越生氣，筋疲力盡，非常厭煩。旅行變成了「混亂」。有時，一天給他安排兩個演講。南美的城市使加繆吃驚：「白蟻將吞噬摩天大樓」，他給勒內·夏爾寫信如此描述聖保羅。

加繆記下了他的反應：「1949年10月末。病情複發（此為筆者著重強調）。……在確定疾病治愈這麼長時間后，病情複發可能會把我擊垮。事實上，它真的把我擊垮了。不過在經歷一系列不間斷的打擊之後，最後它使我笑了，我終於解脫了，瘋狂也是一種解脫。」他花很多時間閱讀霍桑、雪萊、濟慈——也是結核病患者——，還有托爾斯泰和梅爾維爾、費希特、司湯達、蘭波、德拉克魯瓦、馬里坦的書。他對格拉漢姆·格林筆下的人物感興趣，並做了筆記。斯克碧說：「德行，純潔的生活誘惑它落入黑夜，就像罪惡誘惑它一樣。」「在冷漠或死亡的最後災難來臨之前，除了幾次戰略上的小小成功，人類之愛沒有贏得任何可以稱作勝利的東西。」

加繆不再濫飲威士忌，也不像薩特那樣服用科利德蘭或別的什麼興奮劑。1949年的頭幾個月，他疲勞、厭倦、暴躁，工作毫無進展，尤其是那本關於反抗的隨筆。如果從記者的位置上提前退休卻無助於推進其作家的工作，那麼這樣做還有什麼好處呢？他不習慣這種丈夫、情人的雙重角色，也知道弗朗西娜雖然一言不發，但難以忍受這種情形。

弗朗西娜和他團聚了，她給他上了幾周西班牙語課，又離開了。他接待了若索一家，布洛克-米歇爾一家，還有他的哥哥呂西安。有時他會拜訪羅歇·馬丹·杜伽爾，他覺得馬丹·杜伽爾的生活和作品既可以作為榜樣又有教育意義。面對不同的人，他以不同的形象出現。住在尼斯的布朗什·巴蘭來看望他時發覺他有些「凄涼」。

在聖保羅演講時，他說：「你們中的一些人有關心歐洲的胸懷。我承認他們是有功的。」加繆長時間當演員，演技出色。大家向他提出各種問題，關於薩特、福克納或夏爾，希特勒的納粹主義或左拉之後的自然主義，法國、西班牙和義大利，美國和蘇聯兩個帝國主義的暴行。加繆準備他的演講時總是很認真，就像他的舅舅艾蒂安修補木桶時一樣。藝術家其實就是認真負責的手藝人。

6月25日，朝鮮的軍隊跨過了三八線，聯合國介入了。7月1日，美國軍隊在朝鮮登陸，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聯合國部隊的最高指揮官。「我把世界和朝鮮人忘了，」加繆寫道，「還忘記了生活在這個有趣的時代不可思議的麻煩事。」他又變得愛開玩笑了，他從一份地方報紙上剪下12條小告示，並把它們貼在寫給他的「被祝福的雅尼娜和米歇爾」的一封信的信紙上。這些小告示有對局勢持樂觀態度的，有反映了真實現狀的，還有一些是抱著實際意圖的：

「秘密，秘密。」

以官方身份出場的加繆，神態自若，滔滔不絕，接受一次次採訪。當他讀到採訪的文章時，覺得很好玩，為自己受人歡迎感到心滿意足。兩年前，在美國，他就為人所知。雖然這裏還沒有人研究他的作品，但現在他感覺自己很出名了。令他著惱的是，他被人介紹為「存在主義的二號人物」。存在主義者？絕對不是。二號人物？絕對絕對絕對不是。他講話時感覺很輕鬆。他出席無法迴避的招待會，用眼睛搜尋漂亮姑娘，和她們交談，帶著幾分嘲弄。他有點兒自負或天真：「我想知道為什麼我總能吸引全世界的女人。」他比在美國時發表看法少。這幾個國家都太大了，另外，加繆的西班牙語很糟，而且完全不懂葡萄牙語。

加繆沒有放鬆很久。他的演講經常與這個殺人犯的時代，這個酷刑成為國家必需手段的骯髒世界有關。他經常講一個故事：在佔領時期，幾個法國人當著一些德國軍官的面在一間餐館里談論哲學。一個年輕人宣稱沒有一種想法值得人為它而死。軍官們叫住他。其中一個用手槍頂著他的太陽穴：「剛才您說什麼？」年輕人重複了一遍。軍官嘲弄他：「我已經向您證明了您的錯誤，您剛才證明某些想法是值得人為它而死的。」怎麼樣才可以在經歷這類考驗時，這一幕不會再次發生呢？演講中老生常談話題的催眠作用與一本書出版後接受訪問時說的那些枯燥乏味的啰嗦話是不能相比的。加繆也談到了尚福。就在他作為戰士和演講者的行程中，這位醒世作家幫助他容忍他的使命的局限性：「尚福是對的：當人們想在這個世界上討人喜歡時，他就應該讓不懂的人教自己那些自己知道的東西。」加繆在他的聽眾身上「檢驗」正在創作中的《反抗者》的片斷。

作家認為他快死了，他的偉大作品還沒有寫完，他想起托爾斯泰「……生於1828年。他在186https://read.99csw.com3年到1869年之間寫出《戰爭與和平》。也就是35歲和41歲之間。」加繆36歲了。「梅爾維爾在35歲時說：『我贊成毀滅。』」在這艱難的時刻，加繆找到了他的引路人，托爾斯泰和梅爾維爾。他寫了幾個總結：「『1949年9月』。我的生命，我一生中唯一還要努力的事——其他的東西都已經給我了，而且給得很多（我不在乎的財富除外）——是：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生活。我不想成為一個絕境中的人，這種過度的努力沒有任何用處。慢慢地，我的行動不但沒有越來越成功，我卻看到絕望在逐步逼近。」

加繆不大喜歡非理性現象、占卜術或先兆這類東西，但他表達了他的擔心：他不該走，四周瀰漫著不祥的氣息，他對瑪麗亞·卡薩雷斯這樣說。羅貝爾·若索陪著他乘汽車到馬賽去。若索在日記中寫道：「馬賽。當我們到達維厄港，一年中的第一縷陽光正等著我們。我們都說，這是一個讓人不願意再離開的城市。當然這是因為只用站在大海前，不時微微扭過頭去就能讓陽光灑滿臉龐（這裏應該想象說話的人有阿爾及利亞口音）。看著來往的船隻，阿爾貝說，『哦，伊夫堡在哪裡呢？』『不遠，』我回答道。這不是該說話的時候。『不過，』阿爾貝繼續問，『伊夫堡是什麼樣的？』『哎喲，』我告訴他，『在這個城堡里，有一個傢伙死了，而另一個傢伙根據這事兒寫了本小說。』後來，我們就沒有再說什麼了。」

在里約，他談到外交部的所在地伊塔瑪拉蒂宮。一位叫吉爾達·加巴格利亞的年輕女性坐在第一排，全神貫注地聽著演講者的話。加繆示意讓她靠近些。他驚訝地得知她讀過他的好幾本書。她給加繆背誦了加繆的句子：

加繆知道自己的魅力所在，他讓聽眾為之著迷。然而，他對他「親愛的桑巴和倫巴」，也就是米歇爾和雅尼娜說：「我不認為我在這裏很好地扮演了我的角色。」他在手記中袒露了他的不安：「到達的時候又得了感冒，發高燒。這次好像有些嚴重。」他從來不寫「結核病」這個詞。15天後：「昨天我的癥狀特別嚴重，我想去死。」一周后：「不得不承認，這輩子第一次，我的精神完全崩潰了。儘管我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這個本來可以對抗一切的艱難平衡還是瓦解了。這些憂鬱的水像波浪一樣從我身上流過，稀釋了我的精力。這種消沉，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地獄。如果這裏歡迎我的人感覺到我為了顯得正常而做的努力，他們至少應該努力微笑。」加繆跑去看風景，他發現這些景色具有超現實主義色彩。在汽車上顛簸12個小時后，箱子都快抖開了，夜裡經過一座座不知名的城市，一路上很不舒服，最後，他終於回到了大城市，與教授、小說家、哲學家談話，花幾天時間迷戀一位長著「惡毒媽媽的綠眼睛的」漂亮姑娘，觀看斗蛇或拳擊，夜裡穿過小鎮，完成他的義務。在公眾面前，演員加繆把那個內心恐懼的人藏起來了。

治療和加繆的意志力取得了一定效果。慢慢地，他的身體有了好轉。他又一次重新活躍起來。他的工作雖然讓他勞累，但也是一種治療和放鬆的方式。那本關於反抗和革命的書越來越厚。出版社、報紙、旅行不再偷走加繆的時間。他曾諮詢過一位精神病專家，問了一些關於弗朗西娜和他自己的問題。就像薩特一樣，他對精神分析法治療持保留態度，理論：無意識，這是什麼？實際：在一個精神分析學家那兒會診不會使一個作家的靈感枯竭嗎？加繆也把精神分析法當兒戲，但不像薩特表現得那麼嚴重。

出於友情和同病相憐，他把自己的健康狀況與米歇爾相比。他懷疑著名的微量元素治療法的有效性：「我自己使用的治療法好像並不值得推薦。」從1949年到1951年期間，他常常在格拉斯附近的卡布里斯一邊工作，一邊休息。那裡的農村具有佛羅倫薩風情。他住在金山羊旅館附樓的一個房間，使用一個燒柴的壁爐。他告訴弗朗西娜他的工作情況：「這次旅行對我很有好處，我是這樣想的。我希望能在這兒開始工作，因為自從到這裏以後，我還什麼都沒做。儘管我記得與格勒尼耶、薩特、基亞羅（尼古拉·基亞羅蒙特）交談過，但我的思想很孤獨 ……」，他進一步具體說道：「不過，我們不能總是交談。而且對我來說，問題的根本所在是，我不相信討論出來的思想，也不相信觀點能碰撞出火花。我不是一個哲學家，我認為，思想是一場內心的冒險，可以成熟、造成傷害或者轉移——需要成年累月的沉思，它才可以成形、進步並找到合適的詞語表達出來。五年來，我一直在構思這本隨筆，我不敢確定100個小時的討論可以在一秒鐘內加快我醞釀的節奏。由於錯誤，人總是無能的。」他也告訴瑪麗亞他思考的事：「我已經在考慮《正義者》的寫作。確切地說，我想唯一可能的正義就是對非正義的再分配。人們進行革命是為了使另外一些人可以乘坐卧鋪。」

有人向加繆建議了一個《卡利古拉》的版本，他不滿意。劇院經理「想在其中加入幾段芭蕾舞。這是國際流行的做法」。在倫敦，有人有同樣的計劃。對一位演講者來說，巡迴演講中發生的事九九藏書往往要比演講結束后提出的問題以及回答更有趣：「領事陪著我，在喝最後一杯酒的時候，他從桌下偷偷塞給我一個信封，裏面裝著大約價值四萬五千法郎的巴西貨幣。這是巴利亞大學給我的報酬。領事對我的拒絕感到驚訝。他對我解釋說：『還有人開口要錢呢。』後來，他讓步了。我知道他會忍不住想：『如果他需要這筆錢的話，他肯定會接受的。』」文化、金錢、外交官和作家之間的關係有時是複雜而無法預料的。

加繆往來於巴黎、卡布里斯和尚蓬之間。回到首都后，他繼續《反抗者》的寫作。他拒絕《局外人》入選「口袋本叢書」：「不。儘管是精心挑選的，我還是不大願意看到《局外人》離開『白色系列』的讀者圈。」他意識到分析性敘事的神秘性與頑固性。「這本書就像《鼠疫》一樣，不是寫給所有人看的。以後，也許吧。」加繆還向米歇爾解釋說他想擺脫伽利馬出版社的工作，不再作審讀委員和編輯的工作。在病假期間，他領月薪。「十月份，我將對我在出版社的職務做一個最終決定。現在，無論如何，我不想繼續保留。」在《戰鬥報》，他是被人解職，而他自己想解除自己在伽利馬出版社的職務。

8月20日，他從熱內盧回到里約，又乘飛機到巴黎，行李中帶著維多利亞·奧岡坡和西班牙作家何塞·貝爾加曼的友情。後者「只要西班牙戰爭不結束」，就不願意在「天主教和共產主義之間作出選擇。一位精力完全來自精神的低血壓患者。我喜歡這種人……」他還寫道：「貝爾加曼：我隱藏最深的慾念就是自殺。驚心動魄地自殺。」加繆為一篇神秘小說《生長的石頭》積累素材，這篇小說採用非常規的筆法，既具有現實主義又有非現實主義色彩，還有充滿陰影、鱗片和啪啪作響聲的幻覺。緊隨其後的是吱吱嘎嘎的聲音，霧，雨，泥，側影，鳥鳴，舉著紅藍色旗幟的白衣苦修修士，關閉的門。小說中，加繆描述了工程師達拉斯特在大河之間的熱帶森林里的探險經歷。作者賦予馬公巴（macumba）特殊的重要性。主人公經歷放逐后，走上了博愛或幾乎是救世之路：加繆是在描寫從一場演講到另一場演講的漂泊狀態么？最後，主人公從黑暗中走了出來。他「視而不見，卻聽到汩汩滔滔的水聲，那聲音使他心頭充滿躁動不已的幸福感。他緊閉雙眼，慶幸自己有這麼大的力氣，同時他也再次慶幸生命的復甦。」後來加繆再也沒有寫過這樣接近無意識的文章，也沒有再這樣不考慮邏輯地組織句子。

在巴西，他提出要去看一場足球賽，而大部分演講者是不會這麼做的。巴西人感到很吃驚。在里約時，加繆不願意住酒店：法國大使館替他安排住處。他隨身帶著瑪麗亞的相片，忍受著分離之苦，他給她寫信說：「一個人如果沒有因為他愛的她，夢見過一間永久的牢房，他就沒有愛過。」他與頭面人物一起吃午飯，參觀城市，去著名的夜總會，很晚才睡，屈服於他的傳教士的義務。南美的不發達讓他吃驚，富人區與窮人區、現代化建築與貧民窟的對比尤其讓他吃驚，在他看來，這些貧民窟簡直就是「幾種建在山坡上的棚戶屋，沒有水也沒有電，那裡住的是窮人，有黑人，也有白人。女人們到山腳下去取水，排隊，然後像卡比爾婦女一樣用頭頂著裝有水的鐵水壺回來。」這種不發達讓他想起阿爾及利亞。加繆沉浸在震驚中，來不及整理思緒，他知道他缺少進行對比的社會學的和文化的參數。他的美國之行就算不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至少是平靜的。在這裏，他在公開場合面露喜色，但這次遊歷讓我們看到一個介於疲憊與精神錯亂之間的人。在他看來，巴西「沒有人煙的土地」是一個付出極其巨大代價的產物；「這裏的自然環境令人目瞪口呆」。加繆給人一種被驚呆的感覺。雖然吃驚，而且乾著傳教士的苦差事，他仍然保持幽默：「我沒有料到考驗接踵而至。一位詩人來了，無精打采，眯著眼睛，嘴角耷拉著。他不時憂心忡忡，突然煩躁不安，然後倒在扶手椅上，喘息片刻。他站起來，隨即改變主意，坐回到扶手椅上。他談起貝納諾斯、莫里亞克、布里松、阿萊維。表面看來，他認識所有的人。有人曾對他不懷好意。他不關心法國和巴西政治，不過他和幾個法國人開了一家肥料廠。而且，他沒有得到獎章。在這個國家，所有法國的敵人都得到獎章了，可是沒有他，等等。」

「岡帕拉」號中途停靠在達卡。加繆熱愛大海，卻沒有從這次越洋之行中得到快樂。他住在頭等艙。他在手記中寫道：「看到四等艙的遊客住在甲板間，睡的是上下鋪，就像集中營一樣，我有一種慚愧的感覺。」他閱讀「維尼的日記，上面有許多內容（讓他）高興」。作家一直長時間灰心喪氣：「兩次，自殺的念頭。」

加繆奔波了兩個月，回來時已經患了失眠、濕疹和抑鬱症。在巴黎，他看了好幾個醫生，他們都在他的唾液中發現了科赫桿菌，並診斷出他的肺結核正在病變。他們不是建議他而是命令他休息幾個月。他不能重新開始在伽利馬出版社工作。蘇珊娜·阿涅利寄出了幾封新類型的信：「在他出發去山裡前……」，「加繆先生必須徹底休息兩個月……」

克洛德·莫里亞克是弗朗索瓦的兒子，他創辦了一份月刊《精神自由》：這本雜誌力圖勸阻那些被共產黨人迷惑的年青人。在第一期上，刊登了加繆認識的作家馬爾羅、安魯什、富歇的文章——還有一位年輕的右翼筆戰者羅歇·尼米耶對加繆的攻擊。22歲的尼米耶揭露左翼思想家，嘲笑加繆在抵抗運動肅清二戰期間與敵合作的知識分子時保持沉默。這位《證據》的輕騎兵寫道：「如果加繆先生沒有（滔滔不絕地）支持黑人、巴勒斯坦人或黃種人，那麼在全體的沉默中，這位作家的沉默將沒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尼米耶也懼怕戰爭，不過他明確地說：「我們打仗既不用薩特先生的肩膀，也不用加繆先生的肺。」尼米耶知道加繆是結核病患者嗎？在《精神自由》的另一期上，雜誌的撰稿人、加繆在抵抗運動時認識的一位詩人讓·萊斯居爾，反駁了尼米耶。後來尼米耶公開致歉。是真心的嗎？https://read.99csw.com

他的體重增加了，也恢復了正常的睡眠：「耀眼的光線。我好像是剛從十年的睡夢中清醒過來——依然笨拙地行走在不幸與虛假道德這根細繩上——，但重新赤|裸裸地走向太陽。健康和有節制的力量，以及樸素而又敏銳的智慧，我重生了，身體也一樣。」在評判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時，他顯得既坦誠又極端：「我所有的作品都是諷刺性的。」他正在寫的隨筆並不如此。「我不變的慾念，也是我不停地筋疲力盡地與之鬥爭的慾念是：犬儒主義。」他的《反抗者》有懷疑論的色彩，但沒有犬儒主義的色彩。加繆重新表明觀點：「我的作品停留在最開始的兩個系列之間（荒誕與反抗）：不說謊的人，是不真實的。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直到現在我還不是一位能被人理解的小說家。不過我更像是一位因激|情和焦慮而創作神話的藝術家。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個世界上使我激動的總是那些擁有這種神話力量的人。」因為精力有限，他不耐煩地盼望完成他的隨筆，以便投入到另外一部構思中的作品中去：「《反抗者》之後，就是自由創作。」瑪格麗特·多布萊納、讓·格勒尼耶、彼亞、埃朗、保爾·厄特利、拉扎雷維克、克里絲蒂安娜·加蘭多、布朗什·巴蘭、呂賽特·莫萊、雅尼娜·伽利馬和他的妹妹勒尼、馬梅納給了他靈感，他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關於一個將會出場的人物，沒有明確是誰，加繆加上括弧寫道：「對他來說，愛情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撒謊和通姦的權利。」這部小說後來成為繼西西弗（荒誕）和普羅米修斯的神話（反抗）之後的涅墨西斯神話的一部分……

加繆游移于對生的強烈渴望和死亡的誘惑之間。生命中第一次，自殺好像真成了唯一嚴肅的問題。肺科醫生找到了一種治療方法。然而，加繆對醫生很不信任，詳細列出了臨床記錄：「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鏈黴素40克。1949年11月6日至12月5日，對氨基水楊酸360克，從11月13日到1月2日再加20克的鏈黴素。」他對這個繁瑣的新治療方案不滿意。他也諮詢了雅克·梅內特利耶醫生，還把他推薦給了米歇爾·伽利馬，他對這位醫生說，現在他在各方面都進入了死胡同，不管是身體、家庭，還是事業。他完不成他的書。為了醫治這個筋疲力盡的絕望的人，梅內特利耶實行了一套完整的自然防禦的療法。他囑咐病人吸收少量礦物元素，鋅、鐵、鈷、錳。這是建立在「微量元素」基礎上的療法，它來自美國。不過，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這種方法都不能完全殺滅結核桿菌並治愈結核病。

一次演講結束后，他告訴弗朗西娜他遇到的人：「幸運的是，在開始演講以前，我看見一個長著誠實的西班牙面孔的人走到我面前。這是我在巴黎認識的一位共和黨人。現在他在一個莊園工作（距里約100公里的一個很大的農莊）。他走這100公里就是為了來聽我演講、為了看見『他的夥伴』。第二天，他就回去了（不要忘記這個國家是沒有交通的，這100公里不在大路上，這完全就是一次探險）。他同時還給我帶來了一包他精心挑選的香煙，因為他與『法國客人』最親。我感動得流淚了。會場讓我壓抑，然而他把我釋放了出來。最後，我是在為他而演講。」

在這些安排得滿滿當當的日子里，他與日常交談的對象、金山羊賓館的老闆娘迪富爾夫人，會聊上幾句內容早就知道的令人安心的話。

對於一個正在康復的人而言，隨筆作者的工作節奏過於緊張了：「9點鐘起床，閱讀黑格爾的作品並做筆記直到11點。散步至12:30。吃午飯。1:30到2:30午休。處理郵件或銼指甲直到4點。4點到8點及9點到10點半寫《反抗者》。上床。閱讀蒙田的作品。睡覺。」從幾個月的疲勞與憂鬱中走出來后，他嘲笑自己。「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他努力多年，覺得有些停滯不前了，難道他不想繼續前進嗎？」

在巴西沒有阿拉伯人，但有黑人。雖然窮得可怕，這些黑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被成功地同化了。加繆說：「我天生喜歡黑人，努力想從他們身上找出他們沒有的優點。」他與一群年輕黑人的關係非常好，他們想演出《卡利古拉》。他躲開莊嚴的典禮，與他的一名演員偷偷去了一個黑人舞會，想休息一下。這位演員不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