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名作家享受到的首先是他的名氣。銷路證明讀者的存在，來信證明他們對他的關注。有人可以賣出很多書，但是收不到任何來信。從《鼠疫》取得成功后，加繆好像幾乎無法應付了。多虧了「牝鹿」，他才能控制局面。薩特幾乎從不回信，要不就是把接力棒，那些信，交給秘書。解放后，法國人在尋找自己的思想導師，於是成包的信件湧向加繆，有時一周有上百封。要求談話的信很快變成了催告書。瘋子、半瘋子、強迫症患者、童子軍、攝影師，還有不屬於其中任何一種人的卡爾什和卡蒂埃-布雷松——他們是索邦大學的教授，到各種文學評委會和各部跑關係——，所有的人都糾纏加繆，甚至包括中學生：「如果您能就您的哲學理論，告訴我幾點您的看法，我會感到非常高興……」演員、傳記作家、專題作者給他寫信、約稿——文章、評論、前言。來信來自和平之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語聯盟、文化部、左拉之友協會、住房共濟會、瓦隆知識和藝術進步協會……還有人寫信要求幫忙。Sehr geehrter Herr（德語：親愛的先生）。年輕的大師，admirado escritor（西班牙語：我崇拜的作家），親愛的不回信的先生（enclosed photo，英語：內附照片）。Sono un giovane student di Torino（義大利語：他們是都靈的年輕學生）。有人不經過伽利馬出版社的文學秘書處就把小說、詩歌和劇本直接寄給加繆。他們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而且要快。「牝鹿」篩選來信：我負責在阿爾貝·加繆先生不在時拆閱他的信，……他的返程日期還沒定……加繆建議大家在11點左右去《新法蘭西雜誌》見他。有人把論文交給他，有人建議授予他榮譽博士的頭銜。「您什麼時候寫您第一本書的？您改動很多嗎？生活，那麼複雜，它常對您微笑么？您一生中什麼時候感到真正的幸福？」

「首先，關於上帝

《小臼炮》的主編讓·加勒蒂耶-布瓦西耶客氣地請加繆填寫一份問卷調查表：身高，體重，外省和國外的直系親屬，獲得的榮譽，汽車，運動，寵物。加繆親切地回答：「我只告訴貴刊我的戶籍狀況（簡單的）和地址（而且，是錯的），其餘的一切，包括從寵物到第二個女人只是我自己的私事。如此渴望了解我的私人生活，只能被解釋為是因為一種不合理的愛好。我對個人自由也有這種不合理的愛好。我知道，對您講這些，我會發現《小臼炮》的主編與我是同道中人。」

年復一年，本不是發現者的加繆卻要對才華進行定位。他鼓勵羅曼·加里或羅歇·伊科爾。他發現了卡米耶·布尼凱爾的優點和缺點，並請他在自己的評論中找出表示好感的符號。在紐約見過面的年輕的米歇爾·維納韋爾來看望這位作家兼審讀委員，並按照預先約定的，帶來了他已出版的小說《拉多姆》。加繆花了一點兒時間接待羅貝爾·潘熱，並告訴他，關於他的小說《列那狐與指南針》，他已經「寫了一份很好的審讀報告」。他熱情地接待讓-弗朗索瓦·雷韋爾。為了支持他欣賞的作者，他給他的美國出版商發電報：「科諾坡夫女士，……在法國作家中，皮埃爾·莫瓦諾是我們最寄予厚望的作家之一。他在目前的法國文學界表現突出。」

「我覺得這本很好，但是我希望審閱第二次。」

他在主持會議時不會施加任何過大壓力。大家達成默契，審讀委員會對被討論的作品所發表的意見和記錄——從第一條到第三條——是保密的。但就像部長們的建議一樣，很難避免消息外泄：作家們要聊天的。波朗宣布會議開始，談一周來讀過的作品，他閱讀量很大。要把審讀記錄匯總起來，每個人都要交報告。加繆參加會議時，很嚴肅地讀自己的報告。當他覺得一本書值得注意時，他就會做很長的記錄，如果作品沒有任何意思，就只寫四行。對秘書處來說，這真是一個殘酷的考驗，因為加繆的筆跡難以辨認，都是潦草的小字。有時加繆對加斯東說：「我很樂意把這些記錄收入我的叢書。」https://read.99csw.com

加繆的私人秘書蘇珊娜·阿涅利曾經是七星叢書的圖書印刷技術員。她長著一張弗吉尼亞·伍爾夫似的臉，像刀刃似的。她是個大塊頭，對她的偉人一直忠心耿耿，會神色疲憊地抗議：我實在受不了他了，他的那些電話，他的那些女人，他應該和她們分手！他把我置於難以忍受的境地！然而她不會離開他，而他也欣賞她。與出版社的眾多女人一樣——職員中有70％的女性——，她好像愛上加繆了。她不再稱他「大師」。一些男人，很天真的，嫉妒加繆。因為他來以後，某些人說他是個野心家。戰後，他上午11點來，下午則是17點。現在他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就算這裏不是《戰鬥報》，也可以像在《戰鬥報》時那麼自由。好，要不請個病假行嗎？行，這是回答。

儘管醫學和治療方法有了進步，加繆還是每天生活在疾病的威脅中。

加繆不是伽利馬出版社的中心人物。作為審讀委員，他加入了審讀委員會並負責《希望》叢書。審讀委員會在伽利馬出版社的周會就好像教堂里的彌撒：大家把審閱圖書當作領聖體。委員會聚集在伽利馬的辦公室。橢圓形房間的三個窗戶朝向花園，花園裡常舉辦深受歡迎的雞尾酒會，但加繆很少參加。右邊的窗戶前是加斯東·伽利馬的現代化的書桌。加斯東背靠牆坐著，手拿電話或礦泉水瓶。某些人覺得他是個騙子，眼神迷人或冷酷，像個世俗的紅衣主教一樣，主宰並統治著這裏。對另一些人來說，他打著領結的樣子就像一個身穿便裝、酒後興緻勃勃的膳食總管。對面是他的兒子克洛德，寡言少語而忙碌。左邊窗戶前面的座位安排很對稱：雷蒙·伽利馬和米歇爾。在50年代，圍繞著他們呈半圓狀分佈，在主祭加斯東和雷蒙的視線範圍內的是一些出名或不出名的傑出人物。辦公室的兩頭是：迪奧尼·馬斯科洛，他是米歇爾兒時的朋友，在成為國外事務部門的負責人之前是秘書兼審讀委員，還有羅貝爾·伽利馬，他負責文學秘書處。在他們中間，像鄉村教堂中教民的銅板跪凳一樣，座位順序是不變的：布里斯·帕蘭、阿爾貝·加繆、雅克·勒馬爾尚、讓·布朗扎、雷蒙·格諾、羅歇·凱盧瓦、馬塞爾·阿爾朗、多米尼克·奧里——唯一的女性——、讓·波朗。

提要求的人的水流從來沒有枯竭過：「我研究的問題是同性戀，如果您能告訴我您對此的觀點的話，我會感到非常榮幸。」加繆親筆回信：「親愛的先生，我沒有時間——對此也沒有研究的興趣。」加繆-若納斯：「他回復那些最急的信——往往來自不認識的人——，而把那些不急於回復的信，也就是朋友的信，留到一個較好的時間。」

他想和布里松、莫里亞克、還是X、Y、Z一起吃午飯？「我是醫生，我的一個病人自殺了，我希望……」「此外，我想詳細了解您對下面幾個問題的看法：

「這本用了。」

作為審讀委員，加繆很精明。他直接和一些作家談話，即使他知道他們是屬於其他出版社的。挖牆腳，這是出版界的一條遊戲規則。雖然弗雷德里克·格朗代爾還在合同期內，加繆後來還是很高興地讀到：「……出於我的個人意願。」埃馬紐埃爾·羅布萊斯是瑟伊出版社老闆保羅·弗拉芒的人，加繆試圖將這位朋友網羅到塞巴斯蒂安-博丹街，但最後白費力氣。在羅布萊斯身上，加繆看到了一位西班牙血統的人，一位具有柏柏爾人精力的作家，還有一種雙倍的慷慨的力量。

1949年和1950年，與波朗或格諾相比，加繆參与伽利馬出版社的工作少了很多，但卻是一個嚴格的合作者。他嘆息道，這個審讀委員的差事耗盡了他發現與欣賞的能力。如果長期埋首在稿件之中，就不可能永遠精神飽滿。一位處於窒息狀態的審讀委員，再也不可能辨別出好書。除非他發現一本非常出眾的作品，他必然會猶豫不決。加繆向加斯東和伽利馬的領導班子解釋說，他們應該准許合作者有研究假，這樣他們才能保持頭腦清醒。為了完成他的一部作品，他躲到鄉下去了。

加斯東欣賞並尊重加繆，不過，在他看來，加繆不是一位不朽的作家。米歇爾、皮埃爾和羅貝爾談論「阿爾貝」，但對加斯東說「加繆」或更莊rｅａｄ.９9cｓｗ.coｍ重的「阿爾貝·加繆」。在編輯和作家之間左右逢源的加斯東也有自己偏愛的對象，例如，萊昂·保羅·法爾格和瓦萊里·拉爾博、普魯斯特和聖-約翰·佩爾斯。出版社有兩個目標：文學價值，還有如果可能的話，經濟效益。加斯東對二者都很看重。戰前，他在《新法蘭西雜誌》上賠了錢，但一點兒沒有吹噓，他又靠《偵探》賺了回來——聖-約翰·佩爾斯應該沒有讀過這本雜誌。他一直為他在戰前就出版了進步周刊《瑪麗亞娜》而感到自豪。為了提供更長的作家名單，加斯東·伽利馬應該兼容並蓄。他厭惡宗派分子、教條主義者，然而他必須包容其中的一些人。他認識一些風格偉大，但人格渺小的作家。在波朗看來，加斯東·伽利馬為人心底坦白，不過與其他出版商相比，他卻很難把握。他招攬了他的獨生子克洛德，克洛德畢業於政治科學自由學院，是法學博士，懂法學比懂文學更多。加斯東覺得與他的侄子米歇爾很親，當克洛德當戰俘時，所有的人都認為米歇爾將領導出版社。

「誰願意再讀一遍？」加斯東問。

在他的審讀筆記中，他主動並成功地維護了他熟識的讓·布洛克-米歇爾和讓·達尼埃爾。他深入分析說：「注意：這一部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儘管事件相對複雜，但是敘述清晰、有序，全書文筆優美而感人。毫不猶豫地採用吧。」伽利馬出版社的審讀委員與《阿爾及爾共和國報》的評論員沒有任何共同點：他喜歡去愛。一部小說不是一本化學教科書。對那些抱怨自己的作品沒有被真正審讀過的人，他是這麼說的：「……文學評價是一件世界上相對性最強的事情，……儘可能簡單地表達它就足夠了。」這種個人的、有限的因素在一個領域內往往很起作用：「我不太相信我對詩歌的評價（即使這是首散文詩）。」加繆鄙視軍事詩，但如果作者是阿爾及利亞人，他就會以開放的心態來對待。他對卡特布·亞希納說：「我被您的詩深深吸引住了，有時我都覺得這些詩句過於和諧了，但突然吶喊聲響起來……這就是打動我的地方。」他無法出版這本詩集，不過後來他把其中的幾首推薦給雜誌，首先給了《非洲存在》。在詩中，阿爾及利亞變得更親近了。「您和我，」這位黑腳給那位阿爾及利亞人寫信說，「都是出生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撇開目前的一切爭吵，只有相似之處。」

加繆覺得這個家族很有趣：他們的激|情、熱情，還有裂痕。他就像家裡人一樣不拘小節地對待這家人。雅克是加斯東的一個兄弟，在財務部門工作。一戰時，他在炮兵部隊待了四年，操作 75排炮。他待人親切但有點神經衰弱，常常給阿爾貝和米歇爾一再講述他的戰爭軼事。加繆聽著。老戰士們的戰爭——尤其是他父親的——總能打動他。有時加繆會禮貌地躲開，躲到辦公室或陽台去。

有人以為加繆在伽利馬出版社權力很大：甚至連他的第一位岳母索格勒醫生，也向他推薦了一個21歲的男孩子寫的東西。當有阿爾及利亞人或阿爾及爾人出版作品時，加繆總是很興奮。他的朋友安德烈的兄弟，也就是博學的保爾·貝尼舒交給伽利馬出版社一本特別重要的書《偉大世紀的倫理》。加繆沒有參与，但當格勒圖伊森和阿爾朗採用這本書時，他說自己很高興——而且他確實很高興。加繆對有良心的一貫反對派莫里斯·茹瓦耶的回憶錄表示贊同，「不過第二個審讀委員比我嚴格，」加繆寫道，「所以，猶豫之後，出版社放棄出版你的書。這並不是我認為這本書無可指責，它用詞準確，某些結構很緊湊。但事實上，這本書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過於狂熱了……請你更仔細地看一下書的風格吧。」加繆成功地推薦了一些特別有天賦的朋友的作品。他使讓娜·泰拉西尼的《高利貸的悲哀》得以出版。儘管他的「西班牙語明顯不完美」，可他對翻譯者的要求特別嚴格。

加繆的位置既是讓人羡慕的，又是艱難的。如果某些朋友的書被拒絕，他就成了罪人。如果他們的書被接受了，又有人會認為他不夠負責。有時，他必須解釋為什麼拒絕。弗雷曼維爾曾在伽利馬出版社出版過《從各方面看都很好》。只賣出大約400本，加繆說得很準確。因此，他為弗雷曼維爾的另一本書弄不到資金。阿爾及利亞的一位醫生朋友斯塔查寄來一份稿件，加繆對他說：「作為朋友，我坦誠地告訴您：您用一種令人難以忍受的，往往無法理解的語言在寫作。」reａｄ.9９csｗ•ｃoｍ

委員會的一名成員按照出版社傳統的措辭說：

編輯加繆把給他寫信的人——他的作品的擁戴者們——編織成一張網。《證據》報的弗朗索瓦·邦迪帶著一些正確的思想四處旅遊。加繆讓他「修剪」手稿和書。只購買外國出版的作品是不夠的，應該追根溯源。安娜貝爾·威廉-埃利建議他出版雷克斯·瓦爾內的《飛機場》，哎呀可惜，別的出版社已經採用了。

同行們的來信，從西羅納到凱斯特勒，讓他感到安慰。加繆不能拒絕所有交給他的宣言——法國式的狂熱。當然，他會在納多的文章上簽名替被指責進行色情描寫的亨利·米勒辯護。從1949年起，「牝鹿」積累了一些外交辭令般的解釋，都不是簡單的、很壞的託詞，例如加繆被強制要求休息，必須卧床。他猶豫是否要成為國家預防結核病委員會下屬的療養院閱讀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像紀德、杜亞梅或羅歇·馬丹·杜伽爾一樣，他將只是理論上加入，最後他同意了。

「如果能為您做點什麼，我會更加高興……」

他與羅歇·吉里約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吉里約是一位大學教員、社會黨人，作為傳記作者和評論家，他對作家加繆很感興趣。吉里約提交了一部小說。加繆很痛心：「您的書在伽利馬出版社的審讀委員會引起了爭議，結果，書被交給了幾位審讀委員。最後，我馬上要告訴您，書被否決了。就像我一樣，審讀委員們都承認敘述穩妥，細節真實，主題也真實。不過作品的表達手法讓人不舒服。有人談到《自然主義的陰沉》。我已經極力表示很難用色粉畫的色彩來表現工人階層。然而，咱們私下說，由於考慮到過於真實了（我知道表現勞動者階層時的這種顧忌），的確，您寫得太接近事實了，這本書缺少變成藝術作品的必要過渡。」

加繆不是一個博學的人，但是他擁有內行編輯的品位。他問日內瓦州圖書館的館長他是否能夠最後得到完整的本傑明·康斯坦特日記的原稿。他拜託安德烈·貝拉米克翻譯洛爾加的作品。在阿爾及爾時，夏爾洛曾很迷戀這位西班牙作家。貝拉米克翻譯了洛爾加作品的80％。加繆是如此喜歡這位迷人、謙虛，對所有人都很和藹可親的安德烈，以至於他像對待密友那樣，用反語親切地稱他為「蟒蛇」。

嚴肅的提議需要考慮后再答覆。讓·勒努瓦想改編《局外人》。伽利馬出版社的財政智囊們要價1000萬。怎麼辦？加繆-若納斯：「事實上，他可以經常離群索居以回復現在他收到的大量信件，他的謙恭不會沒有回報。來信中的一部分與若納斯的藝術有關，而其他的，要多得多，是關於來信者本人的。」

著名的雜誌和一些默默無聞的期刊都請求加繆加入他們的編輯部。他拒絕了，但訂閱了一份。您是一位正直、誠實、善解人意……的人。他謙恭地、策略地、受虐狂似地、不知疲倦地回復著。有人向他要書？他給寄過去。不，他不能參加慕尼黑市建市800周年的活動。他就是他小說中的若納斯，甚至比這位畫家更甚，被借錢的人、出版商、翻譯者、評論家、索要親筆簽名的人包圍著。他感覺有負擔，他曾作出讓步，答應給一些朋友如吉尤、讓·格勒尼耶等人寫序言。他不再妥協了：序言之類的東西不至於帶來敵人。然而他一直關注那些「不幸國家」——從西班牙到希臘——的來信人。他甚至不能再答應到聖伊萊爾-杜-圖韋的結核病療養院演講。如何回復男崇拜者和女崇拜者——可能很漂亮——的不斷來信呢？如果加繆寄出的是一封簡訊，寫信人會指責他冷漠。「牝鹿」婉轉地說：很不幸，您建議的日期不合適。如果有人罵的太過分，加繆會發火：「比如說我不喜歡您談論我的工作時的態度。我告訴您我是工人的兒子，我經歷過苦難，貧窮和勞動在我看來從來不是榮譽。尊重它們，是的。崇拜它們，不。為了養活我所愛的人，我也工作，而且很努力。這一直使我避免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產生一種複雜的低人一等的感覺。……您對我談到榮譽。更恰當地說，應該是名望。在每封罵我的信裏面，都會對這種名望含沙射影。我想告訴您，有時候，我覺得名望很沉重。我並沒有追求過它，卻在沒有作任何妥協、自由的狀態下得到了它。……讓我告訴您，最重要的規則是『不要歧視任何一個人』。」儘管是好意，加繆還是樹了敵。阿涅利弄丟過很多信：「在整理時，我發現了您的信……」https://read.99csw.com

自從《鼠疫》取得成功以後，加繆可以靠版稅生活了，不過他拒絕他的物質生活由作品的成功來決定，他也不想讓他的作品由成功來決定。在出版社從事的第二職業給了他自由的權利，但同時他也必須承擔義務。伽利馬能成為最令人不可思議的出版社，靠的不是營業額，而是它的作家名單。從1911年開始就是出版商的加斯東·伽利馬超過了他的同行貝爾納·格拉塞、德諾埃爾、勒內·朱利亞爾。加繆是他在二戰期間發掘出來的，一直忠心耿耿。解放時，加斯東遇到了幾個司法問題，因為他曾同意由德里厄來領導《新法蘭西雜誌》。德里厄理所當然是審讀委員會的成員，參加過五次審讀。伽利馬並不經常出入某些法奸的沙龍，不過他認識海勒中尉。加繆為加斯東辯護，在司法機關為他作證：「我聲明，我了解伽利馬出版社從1942年到1944年的活動，我與這個出版社有長期的關係。公眾都知道出版社與由德里厄·拉羅歇爾先生領導的《新法蘭西雜誌》是完全分開的。……我認為我有義務證明伽利馬出版社多次在我困難時幫助了我。1943年和1944年，我在出版社的辦公室一直是我與那些與我有聯繫的《戰鬥報》的活動分子約會的地方。雖然加斯東·伽利馬先生不知道這些活動的細節，但他知道主要內容，並在這方面一直給我支持。……伽利馬一家一直掩護並保護我。」許多參加抵抗運動的作家，繼續在伽利馬出版社出書——加繆認為這很重要。作家認為，如果加斯東被判刑，就等於給他，還有許多更出名的人，瓦雷里、紀德、薩特判刑。伽利馬被免予起訴。檔案中還有一些荒誕的指控。巴黎軍政府總參情報處在解放后做出結論：「伽利馬出版社應該是德國的情報和宣傳服務機構的代理人。」

最常見的情況是，一個角色相當於議會總務主任的秘書做大量記錄，這些都是國家機密。記錄要麼不知放哪兒了，要麼就是放在保險柜里然後假裝丟了鑰匙。在有權發言的15個與會者中，伽利馬家族的直系親屬組成了牢固的強有力的少數派。伽利馬家的人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是某些默契把他們聯合起來了。「我堅持我的看法」也是這家人心照不宣的口號。伽利馬出版社既不是一個民主機構也不是一個專制體系。審讀委員會不是自己選出來的。當有一個空缺出現，加斯東就會任命新人。很難給加繆時期的審讀委員會的主要氛圍下定義。沒有一點兒的庸俗或大眾化，也不過度前衛。在這些智者中，最有特色的作家好像是格諾和讀者最多的加繆；最細膩的是凱盧瓦；最神秘的是波朗；最得體而又不因循守舊的是讓·布朗扎、雅克·勒馬爾尚、馬塞爾·阿爾朗；最有哲學思想的是布里斯·帕蘭；辭藻最豐富——有時有點混亂——的是迪奧尼·馬斯科洛，他從抵抗運動時期起，就想到不可能成為共產黨人，也不可能留在法共。波朗一直是審讀委員中最有威信的一個，也是最活躍的一個、最親近太陽加斯東的一個。

當然，加繆願意接待作品被採納的作者。對於被淘汰者，寫信時最好多多安慰。伽利馬出版社拒絕了瑪格麗特·尤瑟娜爾的《人物悲劇》：加繆對這篇來稿的優美讚賞有加，（「我沒有說劇本的內容」），但是，唉，就算「審讀委員會同意（他的）意見，伽利馬出版社也並不主張出版劇本」。就這樣簡單地拒絕了，尤瑟娜爾沒有看過出版社的作家名單。

「第二，關於人類

大家按作品的種類分配工作。加繆負責隨筆和小說。一些決定是在委員會以外做的。加斯東對自己說：我讓這個約瑟夫·凱塞勒或雅克·勒雷的作品通過並不難。他們——委員會的權威人物——會討厭我，說這本書很差，會說我出版它只是為了賺錢。

一些叢書不經過審讀委員會，七星叢書或黑色系列——是獨立的——的負九九藏書責人只與加斯東、克洛德和米歇爾商議。

關於居伊·迪米爾的第二部小說《他們日子的早晨》，加繆寫道：「總體上很美，很能引人聯想，有點兒怪異，然而卻神奇地『被扎了一下』，感覺身臨其境了。儘管有兩三點不足，我已經告訴您了，我還是認為它比『小姑娘們』（《模特小姑娘》是迪米爾的第一部小說）更好。我猜伽利馬出版社出版它絕不會有困難。……合上書之後，讀者是不會那麼容易忘記您的敘述的。您是一位作家，……儘可能地努力地寫吧。」加繆對居伊·迪米爾有一種特別的好感——迪米爾也是肺結核患者——，不過他認為迪米爾在新聞上花費了太多的精力，而且熱衷社交生活，他有可能寫不出一部文學作品。

波朗喜歡開玩笑或者惡語傷人，總愛東拉西扯。羅貝爾·伽利馬像秘書一樣，做書面總結。加斯東向羅貝爾轉過頭來：

對他的一百多名僱員，甚至對一些秘書或包裝工人來說，加斯東·伽利馬，首先是「加斯東」，一個值得尊敬的名字。大家不說「伽利馬」先生。想見伽利馬家的人，或商務經理路易·達尼埃爾·伊爾施不用預約。只要有人敲門，平易近人的加斯東就起身接待。如果這個滑頭不想回答某個問題，他就會用普魯斯特、紀德和公司的軼事來岔開話題。加斯東調和矛盾：「我總是使那些有全部理由不被容忍的人被容忍。」他感激加繆和其他為他辯護的人。即使戰爭期間他沒有英勇的舉動，他也不再是可恥的了。遇到海勒中尉或恩斯特·榮格上尉就卑鄙么？

「關掉郵電局吧。」加繆嘆氣道。

加斯東很高興在他的名單中有阿爾貝·加繆，這位享有盛名、可以賺錢的作家，而加繆本來是可以回到他的第一個出版商，解放后就搬到巴黎的夏爾洛那裡的。但是有誰被伽利馬出版社接納后，還願意離開呢？儘管儒勒·魯瓦的《幸福山谷》獲得了勒諾多文學獎，夏爾洛的生意卻很差。夏爾洛，成了伽利馬成功的犧牲品，由於沒有出版能力和足夠的資金，他於1950年關閉了他的巴黎橋頭堡。在出版社工作的夏爾·蓬塞又回阿爾及爾去了。加斯東實行一條簡單而殘忍的原則：別人不能從我這裏搶走我的作家，可是如果我可以的話，當然，我會搶走別人的。對伽利馬忠誠表明加繆甩掉了夏爾洛。加繆與夏爾洛的文學負責人安魯什之間發生了財務糾紛，經過協商，加繆收回版權並可以在伽利馬出版社出版《婚禮集》。

為什麼如此多的人，不管是在國處還是在法國，都與加繆關係親密呢？米沃什找到了一個答案：「……我不想在您身上發現大師的影子，而是想發現一個使我的存在有點合理性的人。」來信像潮水一樣淹沒了加繆，他筋疲力盡，不得不將一部分信件交給「牝鹿」處理。從南美回來后，他的信越來越多是打出來的，甚至給朋友的信也是如此。他給吉尤的信是這樣說的：「親愛的路易，我口述這封信是因為這樣要簡單得多。其實我躺在床上，可能還要躺很久。我身上顯露出的癥狀——你曾見過的——表明我的老毛病將要複發了。」吉尤回信時也親切地稱他為「我的阿爾貝」。

加繆作為正式的審讀委員，可以保證文學評價絕不涉及政治路線，他寫道：「如果您認為出版社的意見受政治考慮的影響，那麼您完全錯了。只用看一眼伽利馬出版社的作家名單，名單上有政治傾向絕對不同的作家，對此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

在伽利馬出版社，加繆也負責科學散文：「雖然我的科學知識不足以使我可以進行透徹的評價，……我也不可能對作品收集的資料、深度，以及您探討柏格森的理論的理由毫不敏感。」他還淘汰了出色的醫生梅內特利耶的作品《這個極化的世界》，經過談判出版了榮格的作品。審讀委員會常常成為他的擋箭牌：我本人很喜歡您的作品，但是您又能怎麼辦呢，如果大多數人……加繆拒絕的時候會鼓勵對方：「您給我寄來的那本特別的小說才華橫溢。」鼓勵別人的時候，他會講述自己的經歷：「我可以給您說實話，我寫過兩本特別糟糕的小說，後來第三部才出版了。」暗指放在他抽屜里的《幸福的死亡》。他誇大其詞了，要不就是兩本草稿中的一本完全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第三，關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