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地方，」加繆得出結論說，「是在中部地區，例如，普羅旺斯、昂蒂布、戛納，尤其是穆頓，這些地方几乎沒人來。」

50年代初，他最缺少的東西是時間。為了節省時間，而且因為長期的旅行總讓他疲憊不堪，他總是拒絕誘人的提議，包括日本新潮社出版商佐藤義亮邀請他前往日本的提議。

1951年2月27日，加繆給夏爾寫信：「已經有一個月了，我陷在無休止的工作之中。極度的孤獨和期盼結束的渴望使我每天在桌子旁邊坐上10個小時。我希望在3月15日之前寫完。然而，分娩的過程是漫長而艱苦的，我覺得孩子會很醜，這種努力讓人筋疲力盡。」

「我總是說您的健康狀況不允許您去這裏或者那裡。」格勒尼埃回答道。

他感覺與布里斯·帕蘭更親近。帕蘭長著一張和善的面孔，深陷的小眼睛，花白頭髮和塞納-馬恩省農民似的體格，外表看上去頗為可靠。他評論柏拉圖，但說話直爽。加繆喜歡帕蘭在他維德羅的牧場上揮舞長柄鐮刀的樣子。帕蘭懂得俄語，也了解蘇聯，經過考慮——加繆是由於失望——，他與共產主義決裂了。

至於伽利馬出版社的其他權威人物，加繆則與他們保持著一種有距離的、微妙的關係。馬塞爾·阿爾朗對他很尊敬。加繆吃驚地發現他是《新法蘭西雜誌》派的。不過《新法蘭西雜誌》派是什麼樣的呢？有一點兒紀德的筆法、馬丹·杜伽爾的筆法，還有一點點雅克·科波的風格，再加一點兒波朗的風格，追求，而且常常能做到修辭的漂亮。加繆並不完全是《新法蘭西雜誌》派的。但準確地說，波朗的特點又是什麼呢？大量的評價外加矯揉造作。如果只有米歇爾、雅尼娜與羅貝爾·伽利馬，出版社的氛圍會讓加繆感到很快樂。但如果被捲入某些陰謀，他會很惱火。作家成堆的地方不是世外桃源。準確說來，人們放大了他們的缺點而忘記了他們的優點。往往一部作品要比它的作者更優秀。加繆覺得吃驚：「《新法蘭西雜誌》。奇怪的地方，它的作用本來是激發作家，結果卻讓人在那裡喪失了寫作和創作的快樂。」他在手記中提到「作家的仇恨，可以在一家出版社裡得到集中體現」。甚至連最偉大的作家也相互監視、相互嫉妒，並且總認為他們的編輯為他們做的不夠。某些人，但為數極少，例如薩特或馬爾羅，幾乎永遠被排除在心胸狹窄的人的範圍之外。雖然馬爾羅支持戴高樂主義令加繆不快，但馬爾羅仍然有很好的名聲。加繆愛他的書，甚至崇拜他的書：

加繆將一些稿件帶回巴黎家中，或者帶去度假。別人的作品甚至淹沒了他自己的。他的身體好轉了，他把他的健康狀況告訴米歇爾·伽利馬：「在這兒新拍的一張X光片表明病情已經有了明顯好轉。我恢復到萊曼三月份時很讚賞的那種狀態。應該將這歸功於梅內特利耶的治療嗎？儘管還發高燒，但事實上我感覺好多了。當然，我給你寫這些時帶著巨大的滿足感，不過，經驗告訴我，在真正高興起來之前，我還要等待。」

克洛德比米歇爾更像個商人，他在政治上是中間派。米歇爾的文人氣質更重一點，傾向左翼。他認為，請願書不是攻擊性的，他也這樣對阿爾貝說：「我們還是講民主的！」而阿爾貝曲解了家族成員中某些人的反應。事情解決了：同意增加工資，罷工就此結束。但事件使米歇爾與克洛德之間產生了鴻溝。阿爾貝是米歇爾的朋友。有一段時間米歇爾總是幻想並計劃離開伽利馬，成立自己的公司。加繆會和他一起。

加繆發現了維奧萊特·勒迪克，她也曾得到海狸的鼓勵。她在幾個題目《窒息》、《扼死》、《謀殺》之間猶豫不決，覺得它們與叢書中其他圖書的名字一樣吸引人。維奧萊特抗議併發誓說：「在您的辦公室里，我說謊了：我總共寫了125頁而不是200頁。」一位優秀的文學組的負責人應該是心理學家、醫生，還要有點兒像銀行家。

伽利馬開列出了一串法蘭西學院院士的名單，保羅·克洛岱爾、雅克·德·拉克雷泰勒、亨利·蒙多……格諾和出版社的其他作者進入了龔古爾獎評審委員會。可是加斯東，和加繆一樣，厭惡法蘭西學院。他認為，在法國知識分子的生活中，文學獎對年輕作家來說是很好的事。然而，就像加繆很討厭的巴黎知識分子圈或半知識分子圈一樣，高高在上的評審委員會：背信棄義，惡毒，冷漠，心胸狹窄。伽利馬出版社也有社交生活，但是優雅、安靜，就像審讀報告一樣。

加繆沒有工會會員證。他在哪裡報名呢？不能在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法國總工會，也不能在社會民主黨工會和基督教工會。加繆似乎特別受小職員歡迎。他的地位比較高，在男人中，他的西班牙作風、他的風流多情和他職業上的成功常常使人不快。他在辦公室外表現得彬彬有禮、風度優雅嗎？有人說他表現得太過了。然而加繆很有威信。於是大家帶著請願書來找他。他第一個簽了名。簽名活動得以順利啟動：阿爾貝·加繆、迪奧尼·馬斯科洛、勒尼·托馬塞……

加繆給瑪麗亞寫信：「結束了，但我並不感到幸福。可能是懷疑或勞累的緣故，我也不知道。不過我需要恢復，因為還有事情要做。現在我幾乎可以確定我將在3月10號前完成。之後，還必須再全部看一遍。但是對於這些工作，巴黎不是障礙。相反，我在這裏生活和工作，有點兒精神恍惚，沒有休息，也沒有娛樂。我的睡眠不好。心態上從容一點兒就會有用，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rｅad.9９ｃsｗ.cｏm

加繆還出版了《你可以殺死這個人》，書中收集了精心挑選的俄國革命生活場景，由呂西安·弗亞德與拉扎雷維克翻譯並做介紹，書中還附有布里斯·帕蘭發出的「警告」。1947年，加繆出版了布里斯·帕蘭的《選擇的困境》。1949年，他自己發現並讓公眾也發現了西蒙娜·韋伊的作品，帕蘭也注意到這本書：《紮根》，副標題是《向人類宣布義務的序幕》（3300冊），他推出了《超自然認識》，尤其是《工人的處境》（11500冊）——叢書中銷量最好的一本。到《致一位教徒的信》（7700冊）和《希臘的起源》（6600冊）出版時，公眾的興趣降低了，但這兩本書在拋棄了基督教信仰的法國卻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後來加繆還出版了西蒙娜·韋伊的八部作品，這位教職資格獲得者願意體驗工人階層的生活，並曾以廚師的身份參加過西班牙戰爭，她的經歷遭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嘲笑。韋伊，是位教徒，她揭露了無產者的不人道的生存條件，使加繆為之著迷。但是他不喜歡她對不幸和死亡的迷戀。通過她，他認為他懂得了人類可以怎樣走出虛無主義。就像藝術家的工作一樣，工人的勞動也應該找到一種意義。後來加繆請馬爾羅為薩萬科夫的《未曾有過》作序，沒有成功。「您是唯一有資格談論虛無主義，以及虛無主義所導致的恐懼和絕境的人，……小說的結尾（精神，而不是力量）讓人想起《與天使戰鬥在一起》的結局。」在介紹《希望》叢書時，加繆寫道：「這套叢書形式簡單，地位卑微，但也許有助於揭露悲劇，同時揭示悲劇既不是解決的辦法也不是絕望的理由。這些必要的考驗能否成為希望，取決於我們。」他的叢書的確非常樸實，它呈現的更多是黑色而不是玫瑰色。

加繆回到了巴黎，3月11日他對夏爾說他完成了，比預期的時間提前了幾天。6月26日，他又對夏爾說：「我還在修改書里的一些章節。……畢竟，我放手的時候不會一點兒也不擔心的。我本來希望自己是一個既真實又有用的人，但這要求時時刻刻都寬宏大度。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感覺孤獨。」加繆對夏爾說在這本書上耗盡精力后，他進入了一種「失重」狀態。7月10日，他再次給夏爾寫信：「現在應該等待。」

「兩年來，這些巴黎人，他們把我放在他們的文學集市裡。我不喜歡他們愛開玩笑的德行。」加繆說。

「我只見那些我喜歡的人。我厚顏無恥地利用我的疾病來避免見差不多所有的人。」

修改別人的稿子要比對付自己的作品更容易，也更被動。加繆說自己懶惰，但不停地考慮工作的事。如果一本書還在創作之中，他就不會有真正活著的感覺。不管在家裡還是在酒店，他都是手寫。除了弗朗西娜、瑪麗亞、幾位朋友和「牝鹿」之外，很少有人能重讀他所寫的東西。他會重寫很多，在筆記本上、在紙片上記下一些想法。加繆一直在思考三部曲中某個系列的一本書。在腦海中，他有一個宏偉的工作計劃，他知道他想取得什麼樣的成績，然而他又常常覺得自己不配擁有這種成功。在寫《鼠疫》之前，他曾在手記上寫道：「使我的書成功的原因正是使他們對我說謊的原因。」後來在1950年他又寫道：「我的作品停留在最初的兩個系列：不撒謊的人，也是不真實的人。他們不屬於這個世界。」這個謊言的分量，1948年、1949年、1950年他都在手記中提到過。

格勒尼耶肯定地說他還是個阿爾及利亞人，並補充道：

「然而，」格勒尼埃說，「您的反抗非正義的思想和您的人道主義與猶太教是很接近的……」

「很好，即使是做蠢事，也要有音樂伴奏。」

1948年，薩特與馬爾羅之間發生了衝突。在《現代》的一篇文章中，梅洛-龐蒂宣稱馬爾羅屬於「失去希望的同盟會」的成員。馬爾羅希望伽利馬放棄這份雜誌，對佔領時期的檔案的事，含含糊糊地說過一些威脅的話：有人可以把這些東西交出來九-九-藏-書。加斯東很生氣，不能忍受這種要挾。伽利馬家族的人開會商量對策。雷蒙、克洛德和米歇爾認為最好犧牲薩特而不是馬爾羅。加繆同意他們的意見，他認為馬爾羅的作品更重要。加斯東屈服了。1948年，《現代》歸入朱利亞爾出版社門下，不過薩特仍留在伽利馬。

波朗與加斯東·伽利馬一起淘金，曾發現過一些巨大的天然金塊。他對不合常理的事物處之泰然，但厭惡文學走私販子。他不介入出版社的財務，不過他向加斯東建議為一些懂行的人出版齊奧蘭的書或為《法蘭西晚報》的讀者出版凱塞勒的書。加繆覺得，在這個患了高度神經官能症的文學圈子裡，波朗將不會給他帶來精神上的巨大打擊。他也許虛情假意、故作親切，其實兇狠，但無論是在和平時期還是戰爭年代，他都很勇敢。在加繆眼中，他一直是那個在佔領時期，在家用一台油印機刊印宣傳小冊子的人，小冊子里他的筆跡很容易辨認出來。幸虧有了加斯東·伽利馬和波朗，出版社到現在還存在，雖然後者的玩笑話、暗示、用紫色墨水寫的小紙條會激怒加斯東。加繆的想法是——關於波朗的作品，他不會寫一個字——這一切都值得敬重。這位抵抗運動成員比他更早懷疑肅清運動的暴力性。在加里·戴維斯事件中，波朗站在他這一邊。他是一個多麼難以定義的人啊！戰前，薩特對波朗阿諛奉承，他——對加繆——揭露薩特是「一個蠢豬，一個平庸的人，一個寫拙劣文章的人……」，「用錯誤的悖論來掩飾簡單羅列的陳詞濫調」。波朗對加繆的作品有信心，但不認為它有持久的生命力。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安德烈·多泰爾，這是他偏愛的一位作家。波朗對加繆沒有研究。他們都知道彼此忠於文學，不過不是忠於同一種文學。他們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有分歧，對於政治路線，他們都同樣反感。儒勒·魯瓦、讓·安魯什和其他人喜歡談論北非派，加繆向波朗承認：「我只告訴您一個人，說實話，北非文學，差不多就像荒誕那樣，開始讓我感到厭煩了。」加繆疏遠了有進步共產主義傾向的蓬熱，而和波朗走得近了。在他們的通信中，加繆在結尾處寫的客套話，不是隨隨便便的。他對波朗寫的信末用語，由「衷心地」過渡到「友好地」，由「祝您安好」過渡到「滿懷深情地」。

加繆曾一度與雅克·勒馬爾尚共用一間辦公室，兩人的交情很好。勒馬爾尚有責任心，是位勤勉的審讀委員，也曾經是《戰鬥報》的記者。如果加繆有三四份稿件要處理，那麼勒馬爾尚就有一打左右。這個人的文學生涯最後陷入了絕境。他辦公室的抽屜里總有一瓶朗姆酒，在南方，11點之後，大家會說，喝朗姆酒的時候快到了。幾年來，加繆和迪奧尼·馬斯科洛相處的很好，但會爭奪米歇爾·伽利馬的友誼。

他又回到卡布里斯，在弗朗西娜的幫助下，加繆忙於寫作《反抗者》，並收集資料：

由於疾病纏身，又有寫作的需要，加繆想離開。加斯東同意他請假。

加繆後來還謝絕了巴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邀請。除了用幾個周末或者幾天時間與瑪麗亞在一起，在其他忙裡偷閒的時候，他尤其喜歡去卡布里斯，去看他的油橄欖樹、尚蓬湖和松樹。在那裡，當天氣不好的時候，加繆說「這讓人覺得有氣無力」。他對於爾班·波爾熱承認山谷讓感到壓抑。他還沒有擺脫幽閉恐懼症。

「可是我認為，為了獲得幸福就應該反抗，應該熱愛自然，應該有對目前生活而不是遙不可及的生活的智慧。我非常喜歡古希臘文化中靜態的一面。」

「我們還能找到比《輕蔑的時代》、《人類的命運》、《希望》更好的書嗎？」他問道。

加繆不是每周或每月都要查問賬目的作者。他既不像蒙泰朗——認為自己利益受損——，也不像薩特——既然伽利馬已經按月付錢了……羅貝爾·伽利馬也保存著作者賬目的記錄，他建議加繆看一下《鼠疫》的賬目。為什麼不呢？接下來，他就像往常那樣開玩笑說作家服苦役、受剝削。加繆既不崇拜也不厭惡金錢。他害怕金錢在新聞界和電影界的力量，然而他也知道金錢的價值。薩特在散步時口袋裡還裝著大面額鈔票，加繆不喜歡這種不把金錢放在心上的做法。薩特給小費時特別大方。很好，但畢竟，這對他來說很容易。加繆不會過於大手大腳。至於汽車——他總讓車門大開著（「我不喜歡小心翼翼。而且如果有人偷我的東西，那是因為他需要」），他滿足於開一輛舊「雪鐵龍前驅車」，還挺懷念20歲時開過的一輛B14。讓·格勒尼耶寫東西時注重細節，根據他的記錄，當時法國的火車座位分為三個等級，加繆乘坐二等車廂。他不到出名的裁縫那裡做衣服。他喜歡穿法蘭絨褲子、粗呢西服、有時打著難看的領帶——這被伽利馬出版社的年輕人嘲笑過。他愛打扮，習慣到馬德萊納附近的帕基耶街的奧爾特伽理髮店理髮。孩子們應該學習金錢的價值。雙胞胎從來沒有見過他浪費。加繆給他們講自己的童年，讓他們明白，貧窮是高尚的——但苦難不是。他不需要擁有太多東西，被照相機、汽車、厚地毯、豪華傢具包圍。加繆並不反對財產，但必須適度。在他看來，奢侈會使人變得軟弱。

波朗有威嚴的氣度，說話時的準確程度與他公牛似的腦read.99csw.com袋形成強烈對比，他從不冷落任何人。在伽利馬出版社，他是文學圖書的二老板。戴高樂對法國有一些想法，而波朗則對伽利馬出版社有一些想法。

老師和學生一直保持用「您」來互相稱呼。

「如果他到現在還沒有找到我，就不會再找了。」加繆脫口而出道。

和薩特一樣，加繆也不喜歡社交生活。弗朗西娜接受了奧里奧爾總統的午餐邀請。加繆很生氣，取消赴約，並在一次旅行的時候給母親講了這件事情。他們在總統家裡吃了些什麼？什麼也沒吃，因為他們拒絕了邀請。

加繆打斷他：

他不太適應巴黎的機制。設立文學獎是加斯東的策略。他相信這對銷量有好處，不過並不認為獲獎就能保證作品不朽。如果伽利馬出版社在評選委員會中佔據有利地位，高質量的稿件會蜂擁而至——這幾乎是所有出版業老闆的看法。加繆差點因《鼠疫》而獲得勒諾多獎和龔古爾獎。他決定往後不接受任何獎，既不要法蘭西學院的獎也不要摩那哥公國的獎。如果授予他諾貝爾獎呢？波爾熱夫婦問他。他笑了。榮譽是可怕的東西。加繆與儒勒·魯瓦在孔蒂河堤上散步，他指著法蘭西學院那棟迷人的建築說：

加繆害怕創作力枯竭。他對於爾班·波爾熱說，和別人相比，他缺乏想象力。想到一個念頭和一個主題，再到把它們實現，這中間是有距離的：筆記本上的一個符號、幾個單詞、兩行字，需要幾個月，甚至幾年才能擴展開來。薩特寫作時與說話時不一樣，加繆就更不一樣了。然而，在薩特的血液中都流淌著墨水，寫作是出於本能，他在哪裡都能工作、都能適應噪音，甚至還會尋找噪音。加繆需要在卡布里斯、在尚蓬、在右岸的酒店裡或是某位作家朋友出借的公寓里，過一種苦行僧般的生活。因為長期待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我的永久地址」——，他想徹底逃離它。有時，他又害怕孤獨感——迫使他寫作的原因。他不喜歡別人強迫他再版年輕時的一些作品，如《婚禮集》、《反與正》，不過因為不再認為作品有「嚴重的不足」，最後他還是同意了。他被困在加繆式的強硬與順從的混合狀態中。即使很出名了，他仍然懷疑自己，並在作品中尋找一種連貫性。不像普魯斯特、馬丹·杜伽爾、儒勒·羅曼、喬治·杜亞梅、約翰·高爾斯華綏那樣，他沒有寫過系列小說和傳說。誠實的帕蘭對他說《反與正》是他的作品中比較出色的：「他搞錯了，因為在22歲時，除非天才，人們才剛剛懂得寫作。但是，我理解帕蘭說的話，知道藝術的敵人和同情的哲學……。這些拙劣文字中的真愛比後來的文章中要多。」加繆默默地懷念「那個貧窮與光明的世界」，因為他在那裡生活了很久，「他從威脅藝術家的有害危險中倖存下來，心存感激與滿足」。在40歲以前，加繆這樣描述自己：「為了改變天生的無動於衷，我曾被置於苦難和陽光的中間。苦難使我不再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陽光讓我懂得了歷史並不是一切。是的，改變生活，而不是改變我崇拜的這個世界。也許，我就是這樣開始從事目前這個令人不舒服的職業的，無知地走上了這條我正艱難前行的鋼絲繩，還不確定是否能到達目的地。也就是說，如果它真的是一種需要拒絕和同意的藝術，我就變成了一名藝術家。」在他積極介入時事的時期，並不經常提到藝術家這個過時的稱呼。當他同意按照自己說的話去做的時候，他寫道：「我承認，我的某幾本書的成功一直讓我感到驚訝。當然，我已經習慣了，雖然這很卑鄙。」在這個文學世界中，那些不了解這種可怕的懷疑的人認為他千方百計吸引人。「作家這種職業，尤其是在法國社會，」他又補充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虛榮的職業。」這個加繆把自己看成什麼樣的人呢？他肯定也會問自己這個問題。他隱約在尋找一種平衡：「介於我所說的和真實的我之間的那種狀態，也許有那麼一天，一旦我敢把它寫出來，我將完成一部我夢想中的作品。」當他反覆說，經過20年的工作后，他認為他的作品還只是剛剛開始時，很少有人認為他是真誠的。這個傢伙，他這是在矯情。

7月，交戰國開始在朝鮮談判。加繆當時在尚蓬，租下了莫勒街的普拉塔納別墅。他和孩子們一起釣鱒魚。弗朗西娜滿懷深情地看著她的這個小世界。加繆擔心朝鮮的局勢——「特別擔心。但是覺得他們會把衝突限制在一定範圍內，我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

終於到了三月份，在紀德去世（加繆對此感到難過）后的3月8日這天，他向弗朗西娜宣布：「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我的隨筆，我還沒有太反應過來，大腦一片空白，筋疲力盡。……現在你不用回信了，我馬上回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對我那些不得不做的事情，待在家裡會容易些。我已經寫完了，然而，卻沒有感到一點兒快樂。我曾經希望對我，還有那些支持我，讓我感覺自己與他們緊密相連的許多人來說，這本書將會是決定性的一步。這本書如果成功的話，本來可以以它的方式對這個時代有重大影響，並告訴世人我是一位多產的作家。你看，我的野心還不小。但是我非常懷疑它是不是成功了。我感到失望，有一種天賦我無法擁有。我總是向自己提出超出我能力的任務，這使我生活在持續不斷的努力中，也使我筋疲力盡。結果就是這樣。當一切明了的時候，我們會看到的。」呂西安·貝尼斯蒂去拜訪加繆，發現他特別疲憊，「在修道士的房間里像一位苦修士一樣地工作」。rｅaｄ.9９ｃｓw•cｏm

加繆進一步給《反抗者》潤色。他與讓·格勒尼耶在尚蓬和帕內利埃之間散步，沿著克萊斯河——這條河最後注入利尼翁河——行走，一路觀賞壯觀的金雀花。現在，在尚蓬地區，關於社會的、宗教的、哲學的研討會和會議接連不斷，這裏已經變成文化人的避暑聖地。大學教師、醫生、工程師在這裏聚會、沉思、討論。連救世軍都再次出現，並張貼他們的廣告：「上帝在尋找你。」

後來，在這位好老師面前，憂傷的加繆又回到了他的學生時代：

「常去僑民家裡是不可能的。而且我覺得阿拉伯人離我很遠。」

加繆剛到伽利馬時，正值戰爭期間，所有的人都高興地歡迎他。但就像所有的微型社會一樣，現在關係變得微妙了，對一些人溫柔，而對另一些人冷酷。在審讀委員會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格諾和波朗，年復一年，在任何時候，他們都與加繆關係融洽。加繆不會忘記他們是最早給他寫信談論《局外人》的人。格諾與他之間沒有友情，但顯然相互尊重。格諾比他大10歲，加繆看出格諾喜歡用大笑來掩飾羞澀，還發現他是一個知識豐富、類似百科全書的人。格諾口袋裡總是裝滿了筆記，平易近人，此外他還是一個很有特色的作家。簡單說來，格諾沒有加繆似的憂心忡忡，不過他感覺自己和加繆一樣親近受辱的窮人。

在伽利馬這個錯綜複雜的迷宮（本義和喻義兩方面，伽利馬都是迷宮）中，加繆還喜歡去見布呂克貝爾熱神父。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加繆厭惡陰謀詭計，不管是真的還是臆想出來的，他還反感那些假裝虔誠的人和偽君子的批評。他再次希望離開巴黎，這次不是只想在卡布里斯住上幾個月。他對讓·格勒尼耶抱怨說每天用於他自己的工作的時間只有四五個小時。他在門上貼了一張紙，上面寫著「禁止進入」。他後悔工作得不夠：

羅歇·馬丹·杜伽爾憑藉他的氣度、氣質和生活方式，獲得了加繆的完全尊重。他比加繆大32歲，兩人幾乎都毫無保留地欣賞托爾斯泰。馬丹·杜伽爾這個人藏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後面。他的風格樸實無華，既不古老也不前衛。他很早就決定生活在農村，遠離巴黎的混亂嘈雜，以便安心完成他的《蒂博一家》。這位巴黎憲章學院的學生有堅強的性格和謙遜的人品，他在克萊蒙、貝萊姆和索沃泰爾度過了20年。他只工作而不對別人說長道短。他就像加繆一樣，也是一位對自己有懷疑的作家。欣賞是相互的，例如，保護私生活和公眾生活的需要，加繆說：「羅歇·馬丹·杜伽爾贊同作家應該呈現給公眾的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個人。對於他的私人生活，他請求他的朋友盡量替他嚴守秘密，他自己也是這樣做的。」

加繆沒有太多描寫過同時代的作家。一篇文章是比交談時的一句話更有分量的證據。他被格諾的小說《我的朋友皮埃羅》所吸引，在紙上寫了好幾行字：「雷蒙·格諾的書是朦朧的仙境，在那裡，日常生活的場景與沒有年齡界限的憂傷交織在一起，儘管其中並不缺少苦澀，然而好像它們的作者一直拒絕得出結論，好像他服從於一種嚴肅的可怕的命運。」

「向我保證你永遠也不會進入那裡。」

伽利馬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規模大小的公司。加斯東一直是老闆——職員們希望漲工資。要參加總罷工嗎？一些幹部，例如迪奧尼·馬斯科洛，支持請願的人。怎樣可以既保護勞動者又不冒犯老闆呢？用什麼樣的語氣寫一份語氣溫和但態度堅決的請願書呢？怎麼樣說：「我們不想在我們親愛的出版社裡罷工，可是總罷工與我們休戚相關？」伽利馬出版社不是雷諾汽車公司。迪奧尼·馬斯科洛與勒尼一起精心起草了請願書，後者是米歇爾·伽利馬的妻妹，與馬斯科洛在一起工作。

「我選擇了一個與這個（新柏拉圖主義的）時代有關的主題作為我畢業論文的主題，這其實並不反常。我一直對這個問題感興趣。」

請願書從一個人手中傳到另一個人手中。員工代表，會計讓·普雷塔、商務部門經理愛德華·卡昂出現在5位伽利馬家族成員加斯東、克洛德、雷蒙、米歇爾和羅貝爾的辦公室里。代表們將請願書交給克洛德，克洛德很生氣，威脅說要解僱幾名職員。代表們退出了辦公室，很不高興。克洛德的反應讓米歇爾很惱火。雷蒙厭惡衝突，一言不發。加斯東很煩惱。羅貝爾不願夾在樹皮與樹榦、叔叔們與侄子之間。他想開溜。加斯東命令他留下。米歇爾解釋說，伽利馬不是一個反動工場。尖酸刻薄的克洛德覺得很奇怪，竟然是加繆——你的朋友，米歇爾！——馬斯科洛——你的朋友，米歇爾！——還有勒尼——你老婆的妹妹，米歇爾！——主使的這件事！伽利馬家的人開始互相謾罵。後來大家才平靜下來。

「這很https://read.99csw.com好，兒子！這些人和我們不是一路的。」埃萊娜·加繆嘆息道。

加繆厭惡別人把他想象成是一個為錢寫作的人。一位年輕的作家請他給一本銷量很小的雜誌寫篇文章。他希望加繆能夠諒解，因為他不能支付稿酬。在這位年輕作家看來，「大作家都認為」不付報酬「非常可惡」。加繆的回答很乾脆：「我不知道大作家（畢竟，我還不算其中一員）會因為沒有稿酬，就如此不舒服。在我看來，正相反，倒是年輕的作家會抱怨，不過，這是合情合理的觀點，也是世界運轉的方式。」加繆生硬地說：「按照克洛德非常有詩意的說法，我還沒有到要儲蓄的年齡。」他沒有「時間」，這就是答案。

加繆對路過尚蓬的讓·格勒尼耶說：「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轉折、這樣重大的改變。一種新的，與以往完全不同的傾向是怎樣出現的呢？就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傾向古希臘文化，但是，在基督教裏面，我又更傾向天主教而不是新教。我相當疏遠猶太教，因為它的反自然主義會使他們精神封閉。」

他負責的《希望》叢書於1946年推出，這套叢書包括24部作品。人們最開始建議叢書取名為《普羅米修斯》，加斯東沒有接受。書目中有薩特的朋友的作品，這些書都銷量可觀，書名充滿活力與希望：科萊特·奧德里的《賭輸了》（2750冊），雅克-洛朗·博斯特的《最後一種職業》（3300冊）。詩人勒內·夏爾的《伊普諾斯的書頁》令加繆讚嘆不已（剛開始印了3850冊，對詩集來說很可觀的數字），叢書中還有他的另一部作品《愛之信札》。讓·塞納克出版了他的《詩集》，由夏爾作序。加繆唯一發現的新穎的作品可能是讓-保羅·德·達岱爾森的詩歌，他受艾略特的影響，發明了一種法語無韻詩。達岱爾森1955年在《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了《秋天的巴赫》之後，才被別的雜誌認可。加繆編輯了一些小說，其中有讓·達尼埃爾的《錯誤》——他從中認識了自己，並得到樂趣。他還出版了幾篇法律紀事體小說，即羅歇·格勒尼耶的《被告的角色》。加繆與這位比他小六歲的前途無量的作家有聯繫。當他向加繆宣布他要與一位神職人員結婚時：岳母家意味著什麼，你是明白的……，加繆笑著回答：

與親近的人在一起，加繆也有狀態很差的時候。為了洛爾加作品全集的出版，加繆負責組織翻譯，羅貝爾則忙於行政和合約之類的事情。有一位翻譯很討厭。在他看來，提供的報酬不夠高。不可能再多給了，預算已經定了。這名翻譯有誤解。加繆勸解他。羅貝爾來到阿爾貝的辦公室。怎麼辦呢？加繆居高臨下地說：不管怎麼樣，我的小老弟，你就是負責雜事的。他公開擺出一副不要把抹布和餐巾、文化和商業混為一談，我是貴族，而對方是貧民的樣子。羅貝爾覺得受到了傷害。啊，阿爾貝，他竟然這麼想？就讓他自己去擺平吧。這件事也得到了解決。加繆像西班牙貴族那樣道了歉。作記者的時候，他非常喜歡排版，但是作為編輯，他不管圖書的出版印刷過程。在伽利馬出版社，他希望做一名和別人一樣的員工，當然，這是不可能的。身為作家，他的書——就像格諾或波朗的書一樣——是不會交給審讀委員會來評判的，馬爾羅或薩特的書都不一定能這樣。

在別人家或者在酒店，加繆都顯得要比在自己家——在她們家、弗爾家——幸福和放鬆，好像他不可能適應世俗婚姻的形式一樣：「我比較喜歡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而且我無所謂死在那裡）是酒店的房間……我從來都不能沉醉於別人所謂的內心生活（它往往與內心生活相反）中；所謂的資產階級式的幸福讓我苦惱和忙碌。」從拉爾博、法爾格到加繆，從克斯利到雷韋爾，這些法國作家都喜歡酒店：在酒店，我們享有所有的權利而幾乎沒有義務，對自己的義務除外。我們可以不必管別人的時間安排。年輕的時候，加繆不尊重金錢，但是尊重金錢象徵的工作。出於喜歡簡單，而不是節約，他總是取笑伽利馬出版社的提成，但從不抱怨出版社付給他的作者或叢書主編的酬勞的比例。馬爾羅像個貴族似的住在專門擺滿藝術品的酒店裡，而且在拉塞爾餐廳有自己專用的餐具。薩特過著老學生一樣的生活，根本不存在金錢問題。加繆既不吝嗇也不浪費。他很大方，他會定期寄支票給結核病療養院的閱覽室、西班牙流亡者聯合會、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成員……他在里茲酒店與布朗什·科諾坡夫會面，然而他自己不會選擇豪華或著名的酒店。在巴黎或者阿爾及爾，在特別富有的朋友家，奢侈讓加繆感到不舒服。加繆從來不是吝嗇鬼，也不是大手大腳的人。他與那些在他看來以吸別人的血為目的的機構爭論，如詞曲作家協會。他動用他的權利，拒不接受官僚主義專橫的決定。從全國作家協會時代開始，他對各種作家協會或者俱樂部，甚至連文人協會這樣無害的組織，就有些蔑視。他讓米雷耶·多里翁負責管理他的文學和戲劇作品的版權事務，自己則保持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