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覺得這樣顯得很出眾嗎？」

知識分子大批退黨的真正開始是在1956年，此外還有一些作家退黨：阿爾封斯·布達爾、艾梅·塞澤爾、讓-皮埃爾·夏布羅爾、多米尼克·德桑蒂、雅克-弗朗西斯·羅蘭、克洛德·魯瓦、羅歇·瓦揚、羅貝爾·梅爾、克洛德·摩根，後來還有若爾熱·桑普蘭……

「裙子和禮物。」

「喂，你倆懂規矩嗎？」父親問。

對於兼職父親的第四個工作，他做得很好。他給雙胞胎講故事，解釋說1913年他「出生在一輛流動馬車上」，當時他的母親正在去蒙杜爾的路上。他經常談起他的母親、雙胞胎的祖母。雙胞胎見到祖母的時間比見到費爾南德的時間要少，因為她住在阿爾及爾。就像大多數情況下，母親的家庭要比父親的家庭擁有更大的權力。聖誕節時，加繆的母親會寄來禮物，給卡特琳娜和讓的是成包的糖果，而給兒子的則是黑色的豬血腸。

為了上升到理論，加繆在論述時以自身的經歷為基礎（那是他的直接知識，即羅素所說的親知），但更主要的是以摹狀知識和書本知識為基礎。他的這部隨筆變成了沒有連貫性的精神自傳。他的革命經歷有限：作為阿共黨員，在面對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時，他看出了黨在玩弄詭計，當面一套背後一套。抵抗運動沒有變成一場革命，而加繆直到1944年還在渴望著這會發生。他的革命朋友拉扎雷維奇、羅斯邁爾——以及他認識的鮑里斯·蘇瓦利納——解釋了為什麼布爾什維克革命背叛了純粹的革命理想。他們向他推薦了一些見證者撰寫的書籍，這些人包括從蘇聯的古拉格和德國納粹集中營死裡逃生的瑪格麗特·布伯-紐曼，以及蘇聯「真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清醒見證人維克多·塞爾日。加繆做了一件值得欽佩而且很少有人會做的事情：幾年以來，他傾聽了一些對俄國革命持批評態度的見證人的看法——這些人為數並不少，但是彷彿因為偶然的原因，很少有人去傾聽他們——，此外他還閱讀一些往往被視為禁忌的書籍。他試圖幫助出版「第一位對共產主義醒悟的人」蘇瓦利納的一些著作，但是沒有成功。1950年6月他正在撰寫《反抗者》之時，被蘇聯封鎖的柏林召開了爭取文化自由大會，這次大會得到了40名知識分子的支持，包括法國的加繆、布盧姆、紀德、阿隆、魯塞、莫里亞克、雷米·魯爾，英國的凱斯特勒和羅素，美國的約翰·多斯·帕索斯、厄普頓·辛克萊、詹姆斯·伯恩海姆，義大利方面則首推西洛內。加繆沒有參加柏林會議，但是在一份「致自由人的宣言」上籤了名。宣言稱：「知識分子的自由首先意味著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尤其是在它們與領導人的思想言論出現對立的時候。」加繆在手記中還補充道：「一旦被剝奪了說『不』的權利，人就會變成奴隸。」從《反抗者》的第一頁開始加繆就寫道：「一個終生唯命是從的奴隸，現在突然意識到了難以再接受新的指令。」宣言中說：「同樣可以肯定的是，極權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一直是人類在歷史和文明進程中必須面對的最大威脅。」

世界各處有許多批評家都在關注馬克思主義及其帶來的結果，不論這些結果是不是馬克思本人所希望和預見到的。最終看來，奧威爾、波普和加繆的思想是有分量的，不過在上世紀50年代初的法國作家中，在世界範圍內被欣賞或被詆毀的阿爾貝·加繆，是唯一一個表達了如此鮮明立場的左翼人士。

「是不是過於像作家和大人寫的了？」

「你倆想要什麼就拿什麼吧。」

加繆欣賞這種好意，但不喜歡這種做法。同樣，當米歇爾·伽利馬毫無理由地送給孩子們金屬玩具、布娃娃、帶小球的迷宮時，加繆說：

「這是什麼意思？」讓問道。

讓說起話來反應敏捷，令所有人感到驚奇。一次和姐姐吵架時，他嚴肅地說：

加繆沉默無語。格勒尼耶提到加繆曾跟他說過的話：「弗朗西娜從來沒有快樂過。在奧蘭游過幾千次泳，只有一兩次是讓她滿意的。她需要宗教信仰。她無法接受生活中那些不幸的事情，總要問自己為什麼。而我則是個膚淺之人，雖然會去想同樣的事情，但是仍然可以享受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她卻做不到。我是一個粗人……」弗朗西娜似乎誠心誠意地更為親近寡言少語的神秘主義者讓·格勒尼耶而不是加繆，她甚至覺得格勒尼耶迷人的花體字寫得很漂亮。她從音樂中尋找慰藉，偶爾與西羅內調調情。

卡特琳娜和讓齊聲回答：

弗朗西娜是一位出色的母親，儘管時常會精神抑鬱，但從不抱怨。加繆覺得自己有罪，併為此感到憤慨。媽的！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地生活！他不想傷害任何人，他尊重別人，但是他卻傷害了弗朗西娜。他跟蓬塞提起瑪麗亞·卡薩雷斯。蓬塞想，這對一位妻子來講，要求太過了，可憐的弗朗西娜。

說到教育，加繆主張世俗類型的。雖然附近有幾家私立學校，如面向資產階級天主教徒的斯坦尼斯拉斯中學，新教徒常去的阿爾薩斯學校或波舒埃學校，但他不送卡特琳娜和讓去私立教育機構。加繆想馬上就替他的孩子在一家公立高中的一年級報名。可是名額已經滿了，每個班只有50個學生。他傾向公立高中，因為孩子們可以成為半寄宿生。在那裡，他們就能擺脫過於女性化的家庭氛圍。卡特琳娜和讓後來上了夫人街的幼兒園，隨後入讀距離加繆家公寓100米遠的一所很不錯的小學以及蒙田中學。再晚一些時候，讓去了由安德烈·貝尼舒創辦的馬塞爾·普魯斯特學校，還有路易·勒·格朗學校；而卡特琳娜上的是維克多·迪呂伊高中。

「如果每天你都要聽上6個小時的巴赫，你就不會這樣說了。」

他的書中有很多地方涉及到馬克思，有幾處涉及到列寧，斯大林則完全沒有被提到。加繆希望超越血腥的革命精神，超越荒誕事物所包含的那種荒誕性，因為它通向的是死路一條：「荒誕的事物能夠超越自身。」他在尋求一種能夠重新賦予行動以內在邏輯的純粹的反抗性。除此以外，《反抗者》這部隨筆還是對小說《鼠疫》所作的一種理論闡釋。《西西弗的神話》與《局外人》互為對照，《反抗者》和《鼠疫》同屬另一個系列，該系列還包括劇作《戒嚴》和《正義者》。在這部熱情洋溢的隨筆中，加繆向「志同道合者」解釋了當下的時代，並讓自己的思想內在一致起來。這部隨筆也是「為理解我所處的時代而做的一種努力」。他在影射《西西弗的神話》時說：「在否定的時代思考自殺問題可能是有意義的。」在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50年代，應該思考和反對的是基於政治理由的屠殺。

在他看來，空想理論家們，尤其是德國的空想理論家，他們是波普意義上的歷史決定論者，他們認為歷史是由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決定的。他們應該為20世紀的不寬容承擔責任，為催生出宗教裁判所的思想和政治上的絕對主義承擔責任。追根溯源，導致歷史決定論歧途的主要責任人是黑格爾。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都承襲了他的衣缽。與卡萊爾一樣，黑格爾最早描述了偉大人物所扮演的創造性角色。他從本質上擁護國家主義的部族制，贊成狂熱頌揚那種把一切競爭對手視為敵人的國家體制，也就是註定要通向戰爭的國家體制，他應該是Führerprinzip（德語：元首制）的始作俑者。黑格爾把歷史過程的階段性成功變成了一切集體行為的道德原則，而個體的行為又必須服從於集體行為。他將宣傳的謊言和對真理的扭曲變成了可以被接受的東西，戰爭與榮耀成了令人嚮往的目標。最後，黑格爾還把英雄人物的輝煌生命與平庸的小資產階級的生命對立起來，對戰爭和流血加以理想化。替最壞的事物尋找辯護方法的缺口就此打開了。九九藏書

這本書的副標題可以叫作《反對某種革命觀念的人》。對於加繆來說，這部關於政治和藝術理論的著作是自己想說的「心裡話」。通常他在筆記和私人信件中流露的思想比在一些經過推敲的作品里要多。他在信中告訴一位通信者：「我們這幾代人，除了革命沒有其他的信仰，這正是悲劇所在，因為革命即使在取得成功的時候，也仍然向我們展現出它恐怖的一面。……在150年的時間里，法國經歷了四次流血革命，還有一定數量的暴動。而在同一時期，英國沒有發生過一次暴動（加繆似乎忘記了憲章運動和19世紀大不列顛的工人暴動），卻和斯堪的納維亞人一道實現了一種無可辯駁的、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民主制度。因此，革命既不是目的，也不應該成為信仰的對象，它是服務於正義和真理的一種方式。如果革命沒有為其目的服務，正如當前顯而易見的那樣，那麼就應該承認並且說出來。」

「我不是有一位岳母，而是有三位。」加繆這樣表達對弗爾一家的惱火。在他生氣的時候，他把弗爾太太叫作「資產階級婦女」或「偽君子」。費爾南德一直把孩子們照顧得很好，雖然有時會打孩子們耳光。加繆認為岳母一家讓他的妻子感到壓抑，可是也就聽之任之了。旅行的時候，在火車車廂里，如果有人問能否抽煙，費爾南德的回答是：「是的，有人會咳嗽的。」加繆經常或旅行，或在農村、山間短暫居住，並不經常在家。弗朗西娜的姐妹和母親圍著她，都是深愛她的禁衛軍，她們讓加繆想要躲得遠遠的。在夫人街，加繆在他的辦公室里放了一個長沙發。去伽利馬出版社前，上午他就在那裡工作。加繆不在的時候，弗朗西娜彈鋼琴。蓬塞評價道，有一位出色的音樂家妻子，是一件多棒的事情啊。加繆嘟囔說：

後來，加繆基本上不住在夫人街了，只是每周四的中午才過來。吃罷晚飯，孩子們把自己的練習冊拿給他過目，父親的語氣平和，但是評價卻很嚴厲。

「今天我碰見一位先生，他對我說，他既謙虛又聰明。」說著，他用手指指腦袋表示那個人的可笑。

加繆還否定了文學史上的一些時髦人物。在他看來，薩德是在為極權社會唱讚歌：「薩德之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受歡迎，可以用一個夢想來做解釋，他與當代的政治傾向都擁有一個共同的夢想：要求絕對的自由，憑藉理智冷漠地實施非人性化。」薩德小說中的色情內容單調得可怕，不過加繆還是承認了這位侯爵的兩個優點：他憎恨死刑——這一點和加繆本人相似——，並且與某個俄國的恐怖分子一樣認為，政治殺人犯應該親自償還罪孽。加繆還抨擊了阿爾蒂爾·蘭波和自稱伯爵的洛特雷阿蒙。他沒有質疑作為詩人的蘭波，認為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但是對作為人的蘭波卻提出了質疑。在加繆看來，蘭波在其作品中是一位反抗的詩人，但在其結局悲慘的生活中卻不是一個反抗者。關於這一點加繆的評論較之以前更為精彩：「這位魔法師、通靈者，這位總是承受勞役卻從不妥協的苦役犯，這位生活在沒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國王般的平民，腰帶里永遠揣著八公斤金子，那腰帶不停敲打他的肚皮，讓他直抱怨因此患上了痢疾。難道，這就是我們推薦給那麼多年輕人的那位神話般的英雄嗎？那些年輕人不會像他一樣蔑視這個世界，但是一旦知道他身上的那條腰帶，也許會為他羞愧難當。」一個少年時代的叛逆天才，成年後也許會變得循規蹈矩，甚至變成一個殖民主義者。在加繆作出這番評論時，法國的文學教科書仍然墨守成規、膽小怕事，不敢批評作為人的蘭波。高中的教材《法國文學插圖史》由埃米爾·阿布利、保羅·克魯澤、夏爾·奧迪克編寫。他們都是專業教師，前兩位還擔任教育部總督學。這部教材向通靈者、詩律的解放者和「藉助于狂熱幻覺翅膀」的魔法師蘭波表達敬意，進一步鞏固了蘭波作品如《聖經》般的地位。他們對蘭波最終結局的概括沒有加繆描述的那麼悲慘：「他最後供職于亞當出口公司，成為該公司在阿比西尼亞的代理人。至於魏爾侖，他在《被詛咒的詩人》中寫的那些詩令唯美主義者讚嘆不已，後來跑到殖民地的荊棘叢林中從事非法食品交易，變成了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忘記了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幻想。」加繆希望一個人的生命、他的行為和思想能夠保持一致。在法國，人們往往強調應該把海德格爾對納粹的好感與他的著作分開看待，人們也總是輕易就把塞利納的作品和他對猶太人的狂熱仇視分割開來。

加繆潤色了手稿，於1951年7月12日將一份打字校對過的樣稿寄給了勒內·夏爾：

阿爾貝對米歇爾的慷慨總是持保留態度。他一再說：

「一個男孩子，由這些女人們來撫養，這絕不可能！」

「我想要討論人性的問題，尤其是在人性的範疇內。從否定到肯定。」

加繆的這部隨筆表達了對共產主義幻想有著最清醒覺悟的那批人士的精神狀態。1951年3月，為知識界交鋒而創辦的刊物《證據》問世，這份刊物在一定程度上受弗朗索瓦·邦迪的領導，後來接受過介入文化領域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的財政支持。但加繆和阿隆等人對此不知情。有人看到加繆為了徹底了解俄國恐怖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的歷史，曾經向拉扎雷維奇等朋友請教；此外，在與布呂克貝爾熱神父的多次交談中，他還為自己對神聖之物的執著思考汲取了營養。十年以來，他閱讀或重讀了柏拉圖、克爾凱郭爾、尼采、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舍斯托夫的著作。對於黑格爾，他似乎不再那麼苛求和學院式地尋章摘句，在給《精神現象學》作評註時，他也會引用其中的一些章節，或者是伊波利特和科熱夫等專家的研究成果。對於馬克思的著作，他的閱讀仍然還是片斷性的，往往藉助于亨利·勒費弗爾和馬克西米利安·呂貝爾編纂的文選。

儘管並非出自本意，加繆也和其他法國人一樣閉目塞聽。他沒有一直讀過卡爾·波普的著作，但我們能夠發現他們之間的一些共同點。在他們眼中，馬克思始終是值得尊敬的、寬厚大度的，他們沒有批判馬克思這個人本身，不像莫納特那樣因為反感這個讓女僕懷孕的天才，就對他不再感興趣。在波普和加繆看來，馬克思主義首先是不科學的。波普和阿隆一樣更為透徹地研究並且否定了剩餘價值理論，而加繆則跳過了這一部分。九-九-藏-書

加繆不責罵常常淘氣的女兒。她說她盼望第一次領聖體：

「我們肯定死在你前頭，你要用防腐香料保存我們的屍體。把我們倆人放在客廳里，每天晚上來和我們說話。」

「趁我還有力氣生氣的時候，放開我！」

卡特琳娜和讓也跟著父親大叫大嚷：

「米歇爾，他們會在這些無聊東西上浪費好多時間的。」

夏爾洛出版社破產後，從阿爾及爾來法國的蓬塞路過巴黎，在第一區博若萊街的一家小旅館里見到了加繆。從他的房間加繆能看到王宮花園。阿爾貝告訴夏爾他正在全力以赴從事一項很重要的研究，他「認真地」閱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但不是「所有的」著作。至少從1943年起，加繆就在醞釀有關「反抗」的概念，1945年，他寫了一篇15頁左右的文章，叫作《關於反抗的思考》。「什麼是反抗者？他首先是一個說『不』的人。然而，儘管他有所拒絕，卻不並放棄：他也是一個說『是』的人。讓我們來看看反抗的具體表現。」這幾乎和後來《反抗者》定稿第一章的開篇一字不差。

《反抗者》有五條基本線索，對此有的人覺得繁瑣，有的人則認為完備。加繆在勾勒出反抗者的輪廓后，研究了他所說的形而上的反抗，隨後談到了歷史的反抗和藝術的反抗，全書以「南方思想」作為結束，這一部分較少分析，更為抒情，更具加繆個人的風格：《婚禮集》的作者推崇地中海文明的平衡感，將其作為地中海以北喪失了平衡感的極權主義的對立面。他讚頌節制，就像1937年對阿爾及爾文化中心的聽眾曾經說過的那樣。自由與正義是對立的，必須找到一種使雙方不受損害的妥協狀態。加繆闡發了一個表面上是悖論的觀點：完全的自由導致正義缺失，完全的正義也會使自由失去意義。

他沒有再提到這件事。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候，加繆從來不會表現得像在公眾面前那樣刻板。他解釋說謊言扼殺了生活。卡特琳娜在一隻抽屜里發現父親的抵抗勳章。

從1950年到1951年，加繆對於夫人街家中的緊張氣氛非常不滿，對自己做丈夫的處境感到憤慨。他個人生活的中心一直是瑪麗亞·卡薩雷斯，她是他「生活的守護神」。他的艷遇不斷，對象常常是一些女演員，多得就像天上的流星。在孩子們面前，加繆表現得平和快樂，但是跟瑪麗亞在一起時就沒那麼平和快樂了，他會向她吐露自己的內心世界，就像在手記中所寫的那樣：「我總覺得好像是在大海上：身處巨大的幸福中心，卻又感覺受到威脅。」他還說：「沒有人比我更渴望和諧、從容、最終的平衡，但總要走過最崎嶇的道路，經過混亂、戰鬥，我才能得到這一切。」他常常不喜歡自己：「我腦袋裡整天冒出可怕的念頭。」

加繆扮演父親的角色時很嚴肅，可能是他自己沒有見過自己的父親。他溫柔而嚴格地愛著孩子們——希望和天真的象徵。不管是在夫人街還是在假期里，他都愉快地執行他的教育原則。他稱雙胞胎為「可怕的東西」、「鼠疫或霍亂」。

加繆開玩笑地教訓道：

父親教育孩子們要懂禮貌、尊重他人，還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如果讓的成績不好，加繆會說：

《反抗者》分析了當前的時代及其弊端。加繆試圖避免意識形態上的絕對主義，而不是觀念本身。他反對不寬容和仇恨的精神。在他看來，一切藝術家首先是反抗的創造者。該書構思過程非常艱難，不斷修改的提綱表明了這一點。在加繆看來，如今的「哲學……可以為一切服務，甚至可以把殺人犯變成法官」。這部表面看似簡單的隨筆其實具有精心修飾的形式和多重的視角，該書反對黑格爾式的對人類歷史的神化，但是仍然帶有一點兒黑格爾的風格，既想解釋好藝術又想解釋好歷史，以及藝術中的歷史和歷史中的藝術。此前不久，阿拉貢出版了《共產黨人》的第一卷，在這部文集中描述了「我們親眼目睹誕生的共產黨人」。加繆則在自己更為深入的書中刻畫了非共產主義的反抗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反抗者拒絕自己終有一死的命運，拒絕上帝創世說，然而對於自由和正義，他的拒絕則變成了肯定。通過反抗，人擺脫了個體的命運，重新創造了人類的統一。形而上的反抗是拒絕，是對這種拒絕的覺悟和對自我的覺悟：「我反抗，故我們存在。」擺脫了上帝之後，人進入了歷史，反抗變成了革命。然而歷史的反抗也會變成對形而上反抗的否定，並且為罪惡進行辯護。九九藏書

加繆還跟孩子們一起唱老歌：

卡特琳娜自然是很喜愛父親，她把他叫作「定心丸」。讓跟外祖母和克里絲蒂安娜阿姨都很親近，直到12歲，上街時他還會拉著她們的手。獨身的克里絲蒂安娜非常認真地履行自己當姨媽的角色。她帶著雙胞胎經過夫人街的一頭到老屋街的一個集市去，那裡有許多好玩的東西，她說：

在政治上問題他無法接受奉承討好的說辭，誰也不能讓他顛倒黑白。

在撰寫《反抗者》的前後，加繆向讓·格勒尼耶等一些人強調了上述觀點。40年代末期，巴黎的進步知識界以及《現代》雜誌圈子裡的人並未強調指出共產主義世界的某些真相——警察國家的制度、集中營世界——，以免讓普遍意義上的革命受到牽連。他們給革命的真相塗脂抹粉，自欺欺人地認為蘇聯制度的負面性質只是表象，他們要麼懷著誠意要麼懷著惡意把自己看作是「現實主義者」。加繆說：「有時候，我憎恨當今這個時代。我並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所憎恨的不是現實本身，儘管它們是那麼的卑鄙，那麼的殘酷。我憎恨的是縱容現實的那些謊言。（俄國）如今是一片奴隸的土地，遍布瞭望台。……這種集中營式的體制居然被尊奉為解放的工具和未來幸福的學校，我就是要與此鬥爭到底……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東西在我看來比正義更偉大，如果不是真理本身，那麼至少是為追求真理而付出的努力。我們不需要希望，我們只需要真理。」當然不是什麼「辯證的」真理。

他母親走過來說：

「12歲就穿39碼的鞋！你爸爸和我，我們的腳可都長得很漂亮的啊。」

「在無事可乾的地方什麼事也幹不了，這並不是件好玩的事。」讓反駁道。

「吃-飯-時-不-許-說-話。」

「您會給自己招來很多敵人。」格勒尼耶提醒他說。

這部著作的核心與靈魂，是對普遍意義上的革命，尤其是蘇聯和法國的革命提出了徹底與富於創見的質疑，這在當時是一次勇敢的行為，尤其對於加繆這樣一個被看作是左翼的作家而言。歷史老師曾教導中學和大學時代的青年加繆說，革命與民主是一回事，對革命行動的任何批評都是反動的，反對或批評法國革命，就是密謀反對自由、背叛法國以及法國所肩負的普世使命。在50年代那個時期，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編纂的關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文獻在大學里佔據統治地位，窒息了自由的討論。加繆既不是大學里的史學家也不是大學里的哲學家，卻站出來反抗官方的、經過刪改的歷史敘述，他的這一行動要遠遠早於後來大部分出自《年鑒》學派的法國新史學家對1789年和1917年革命的重新審視。無論在法國還是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的或偽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家都把布爾什維克說成是雅各賓派的繼承人。加繆基於直覺、推理和自己的研究，以相反的眼光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和蘇聯的恐怖聯繫起來。他指責法國國民教育部以及共產黨和非共產黨的左翼知識界編造了一整套的歷史神話。他將1917年的俄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聯繫起來，在不否認法國大革命的成就和代議制民主的價值的同時，描繪並揭露了法國大革命以及革命象徵體系中最血腥的一面。對於50年代來說，更為離經叛道的是他一反當時的潮流，將抨擊矛頭直指格雷萬蠟像館中那些大革命時代的名人，他們一直被看作體現了法蘭西共和國和抵抗運動的精神。索邦大學專門設有一門法國大革命的課程和一個教授職位，喬治·勒費弗、阿爾貝·馬蒂耶和阿爾貝·索布爾等權威的史學觀成了學術圈內和大學之外的「教義」，而加繆的思維方式卻獨樹一幟。法共的記者、幹部、史學家和領導人都戴著雅各賓時期的有色眼鏡來看待布爾什維克革命，加繆卻帶著與眾不同的天真和膽量，在布爾什維克主義里看到了雅各賓主義，對一些不可觸犯的歷史人物提出了指責。任何一個法國高中生，只要他的家庭不是極右翼的，都會對羅伯斯庇爾和聖-茹斯特懷有公開的或私下的敬意，然而反對聖像崇拜的加繆卻把聖-茹斯特批得體無完膚：「……他的語氣……總是一錘定音。一連串不容置辯的斷言，公理式的、說教式的演說風格，……格言和警句發出的轟鳴，彷彿代表著整個民族的智慧，……各種定義和冰冷乾脆的命令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原則應該是溫和的，法律應該是無情的，判決應該是不可更改的。這是典型的斷頭颱風格。」這番評論與公共教育機構的教科書和眾多教育者所介紹的那位雖然無情但是非常純潔的聖-茹斯特大相徑庭。加繆所識破的聖-茹斯特首先是一個狂熱分子，這個人置身其中的雅各賓革命試圖建立起一種道德的、犬儒主義的宗教。他代表著一段血腥的歷史時期的開端，卑鄙的手段在那個時期被用來為理想化的目的服務。加繆指出了那個時期更為嚴重的問題：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公立中學（私立教育機構則以另外一種方式誇大了大革命的災難），人們都毫不猶豫地相信，路易十六被處決也許是匆忙投票作出的決定，但作出這個決定是必要的。加繆在和平時期的1951年寫道：「這是一樁令人反感的醜聞：把一個軟弱和善良的人被公開謀殺說成是我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時刻。這次死刑判決還不算登峰造極，後來更離譜事還有的是。」我們在此無需評論加繆的上述觀點是否正確，他把路易十六的死看作是君權神授歷史的結束，但更為重要的是對處死國王以及弒君者的動機提出了質疑。九_九_藏_書

卡特琳娜給他看自己寫的作文時他會說：

「你們真的就無事可幹嗎？」

早上，他突然跑進孩子們的房間，嘴裏還一邊唱著：

工作仍是他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工作上他花的時間比在其他事情上要略少，但投入的才華卻同樣多。「生活的才能與創作的才能並非兩碼事，生活與創作需要的是同一種才能，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只能創作出矯揉造作作品的才能，也只能支撐一種淺薄的生活。」1951年的頭六個月主要用於完成《反抗者》。既要寫作，又要抽空做父親，還要應付女友，即使只是那位「獨一無二的女人」，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繆將巨大的創傷留給了自己，只是在日記中冷漠地寫道：「1951年6月11日。收到雷吉娜·于尼耶告訴我她要自殺的信。」雷吉娜在美國自殺了。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加繆心情沉重，由此聯想到了過去這一年：「1950年的男人：私通，讀報。」為了有更多的時間逃避夫人街，加繆也有一個很好的理由：撰寫他的哲學隨筆。他從來沒有把如此多的時間用在研究上。三年前，他就向編輯宣布他的「哲學隨筆」差不多「完成」了，還補充說：「近期沒有創作小說的計劃，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

「您的書與莫拉斯反對革命的觀點如出一轍。」格勒尼耶說。

讓在外形上像他的父親而內心則像母親。後來他也彈得一手好鋼琴。就像妻子一樣，加繆也因為讓對音樂敏感，覺得很驕傲。有人在讓面前說出「上帝」這個詞時：

「我們已經做了很大努力。想想吧，我們曾經有一千萬政治犯，現在已經少多了。」

「你在哪兒找到的？把它放回抽屜里。」

《反抗者》的結尾頌揚了不帶超現實主義色彩的分寸感，加繆以抒情筆調歌頌「南方思想」，用地中海精神反對北歐精神，用柏拉圖和聖奧古斯丁反對黑格爾和被馬克思主義者們扭曲了的馬克思。他的語氣莊重，時而還誇張地表達怒氣：「在遭此共同的苦難之時，古老的呼聲重新響起，面對歷史，大自然再次站立起來。……在當今這個卑鄙的歐洲，最高傲的種族因為被剝奪了美和友情而正在死去，我們這些地中海人儘管被拋擲到這裏，卻始終都生活在地中海的陽光之下。在歐洲的漫漫黑夜裡，陽光般的思想、兼具南方和北方雙重特徵的文明，正等待著黎明的到來，事實上它已經照亮了真正可靠的道路。」為了超越虛無主義，加繆藉助于修辭並常常採用誇張手法。此外，他的這部隨筆不是以論證結束，而是以形象化的誇張表達收尾：「在眼下這個時刻，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拉開弓箭再次顯露身手，在歷史的進程中，在反抗這一進程的同時，去征服我們每個人已經擁有的一切：從田野上收穫的微薄莊稼，以及這片大地上轉瞬即逝的愛。在眼下這個真正的人終於能夠誕生的時刻，應當讓當前的時代及其狂暴保持住青春的狀態。弓已經張開，木頭在咯吱作響，當弓張到最滿之時，會有一支筆直的箭疾射而出，那是一支最剛勁最自由的箭。」

「那也只好如此了，……想說的話必須得說出來……」加繆答道。

當時，加繆的家在夫人街29號。阿爾貝成了房子的主人。為了買下這套公寓，米歇爾·伽利馬和他成立了一家房產公司。後來加繆買下全部股份。這個家再也不用在借來的房子和租來的公寓之間來回漂泊了。夫人街很安靜，住戶中資產階級較多，距伽利馬出版社步行需要一刻鐘，並且離聖敘爾皮斯廣場的市政府咖啡館很近，在四主教噴泉附近的書報亭買過報紙后，加繆喜歡在咖啡館待上一會兒。北邊是聖日爾曼大街，還有咖啡館和啤酒店；南邊是盧森堡公園，加繆可以帶著孩子們在那裡散步，孩子們很喜歡那裡的旋轉木馬、木偶和驢子。

然後三個人又從頭開始，提高了一個八度：

喬治·奧威爾和加繆一樣，曾是一名左翼人士，很早就批評殖民主義、共產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在西班牙參戰的時候，他就見過與無政府主義者對立的共產黨人。奧威爾也是肺結核患者。加繆差點就和奧威爾、紀德、西羅內和科斯特勒一起參与撰寫《失敗的上帝》（指共產主義）一書的編寫。奧威爾死於1950年1月，死時47歲，加繆不認識奧威爾本人。

卡特琳娜的性格更平和一些，她精力過剩，喜歡畫畫，法語作文和體育很好。在她的眼鏡後面，長著一張嚴肅的小臉。加繆說她心態開放、性格果斷，在生活中不會遇到問題。他擔心的是更內向一些的讓的未來。加繆無法想象一個和自己不一樣的兒子。他強迫讓踢足球。讓後來喜歡上了國際象棋。加繆是個典型的阿爾及利亞人，希望把兒子培養成「一個男人」。他擔心孩子們的健康，尤其是讓。不過到了冬天，他會強制他鬆開襯衣的領子。加繆對岳母家的影響感到惱火：

「大概會吧，我的那些朋友不是太靠得住。」

雖然加繆對親近的人反覆說他不適合婚姻，但他從沒有說過：我不適合做父親。一位沒有父親或祖父做榜樣的父親在扮演這個角色時會有一些困難：他什麼都要靠自己發明。加繆從不會在孩子們面前表現出他以前——或現在——是病人。和米歇爾在一起、在雅尼娜或弗朗西娜面前、遠離雙胞胎的時候，他會邊開玩笑邊說起他的肺結核。阿爾貝和米歇爾談到對生命的信心時，笑著得出結論說因為肺的問題，他們不可能對生命有信心。他總是對雅尼娜說：

加繆在《反抗者》中致力於一次目標遠大的哲學練習，他想把自己的生活閱歷，以及自己對於社會、文學、哲學的了解和讀過的相關書籍都加以融會貫通。他在書中同時討論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和文學問題，投入到一場典型法國式的、有時甚至具有危險的哲學探險之中。幾年之前，他曾在手記中寫道：「我想如果論述中出現了矛盾，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的，我並不想成為一個哲學天才。」現在他成了名人，由於希望能夠發揮一點兒作用，所以他想把自己所贊同的進步思想中包含的種種矛盾理出一個頭緒來，他希望通過反抗的概念超越荒誕。然而當反抗想要具備革命色彩時，它就會給自己找出一些理由，這些理由又會將它推向一種新的荒誕——屠殺。真正的反抗者保持著自己的尊嚴，拒絕被侮辱。1917年以後（加繆認為還要早得多），屠殺已經變成了一種臨時的道德觀。掌權的革命者，無論屬於左翼還是右翼，都以未來人類幸福的名義為囚禁和屠殺辯解。現在加繆想要提出一種新型的人道主義。對於人類的苦難，他的憐憫不是偽裝的。他的人道主義情感，他對窮人，對被剝削者、被迫害者的同情，都出於一種非宗教的慈悲心。他提出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某些人是如何出於（演變為革命的）反抗名義，接受了集體性屠殺的？某些黨員（恰恰也就是反抗者），一旦轉變為職業革命者之後，是如何在20世紀創建了極權國家的？人類不再相信上帝，但是某些人，尤其是在西歐，卻把人類歷史神化了。

就像弗朗西娜一樣，他愛逗孩子。弗朗西娜曾看著卡特琳娜的鞋笑著說：

加繆從不以詩歌專家自居，但是在這部隨筆中，他堅持要設立一個判斷詩歌價值的正確尺度。洛特雷阿蒙的《馬爾多羅之歌》「是一個幾乎算得上天才的初中生的作品」，這「幾乎」一詞猶如死亡判決，而在上個世紀20年代，洛特雷阿蒙是受超現實主義者們崇拜的詩人，二戰之後依然是一位公認的重要人物，在謹慎的總督學阿布利和克魯澤看來，洛特雷阿蒙僅僅是帶有一點兒「怪誕的浪漫主義」特色而已。孤軍作戰的加繆甚至譴責了被浮夸的左翼意識形態奉為圖騰的那些詩人。接下來，他談到了超現實主義，用柔和的詞語跟布勒ｈtｔｐs://ｒeａｄ.９９ｃｓw.ｃｏm東和阿拉貢進行了清算。加繆對早年超現實主義者的布勒東比對共產黨人的布勒東較為和氣，他向「在卑鄙的時代選擇了愛的布勒東致敬。這一點不應該被忘記，他是唯一深刻討論過愛的人」。然而，布勒東引起轟動的那次宣言還是讓加繆無法接受，他是從字面上去理解的：最簡單的超現實主義行為，就是拿著手槍來到大街上，衝著人群隨意開火。加繆含蓄地認為布勒東應該為說出這樣的蠢話而後悔。

他於1951年夏天修改了《反抗者》的校樣。對於讀者來說，小說家比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會擁有更多的聽眾或者更大的影響嗎？

「安靜一分鐘！」

自《西西弗的神話》發表以後，加繆和超現實主義者之間的矛盾就公開化了，分歧在於對自殺的不同看法：「他們在談到自殺時，就像是在談論一種解決之道。克勒韋爾認為這『也許是最公正、最徹底的』解決之道，到頭來他和里戈、瓦榭一樣自殺了。阿拉貢後來譴責了那些喋喋不休談論自殺的人，然而讚美毀滅自己卻又壓根不和別人一起參与，這樣的做法不能為任何人帶來榮譽。」加繆再次傾向於那些宣言與行動相互一致的人。他補充說：「在這一點上，超現實主義仍然保留了它所憎恨的『文學』那種紙上談兵的最糟糕的做法。」

無論是和孩子們一起玩台式足球遊戲，還是描畫摩卡咖啡包裝盒上的人物，加繆都會不失時機地對他們進行公民素質教育：不應該亂花錢；卡特琳娜，你應該尊重樓里的勤雜工；你倆應該自己擦皮鞋；女佣人不負責伺候大家吃飯；讓，別剩東西在餐盤裡；每個人都該把自己的那份沙拉吃掉，是的，要吃幾片生菜葉。兒子讓加繆感到不滿：為什麼別人問他是否還要吃土豆時，要等兩分鐘才能聽到回答？吃飯時別把胳膊支在桌子上；小孩子不應該說粗話；你們倆別再打來打去；卡特琳娜，你為什麼像個男孩一樣？你倆去讀儒勒·凡爾納的書。

「米歇爾，你永遠不會明白，因為你沒有經歷過貧窮。」

在雙胞胎眼中，加繆有威信，會表現出嚴厲的一面。他會傾聽他們的訴說，並不把自己當成完人，聽得進批評意見，讓兩個孩子覺得他們的意見與大人的意見同樣重要。在卡特琳娜和讓面前，加繆不會自以為了不起：

「為什麼？因為你想要一條漂亮的裙子和禮物，還是你信仰上帝？」

在這部隨筆里，加繆想要獨自一人反抗他在法國所處的圈子，反抗他曾經屬於其中一員的法國左翼知識界的那些陳詞濫調，他的自我救贖體現為以作家之筆進行的藝術反抗。寫作，就是要以行動反抗歷史，反抗這段體現為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佛朗哥主義的歷史，這些意識形態所要達到的目的都建立在越來越非理性的罪行之上。讀者和評論者應該首先注意到，加繆在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進行批判時，已經感覺到了自己的離經叛道，即使他提到過的周圍其他人如羅歇·卡約瓦和于勒·莫內羅也曾攻擊過左翼的圖騰。加繆出版《反抗者》的時間比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要早四年，比讓-弗朗索瓦·勒維爾的《極權的誘惑》要早25年。

「我會把你送到修車廠去當學徒。」

雙胞胎噗嗤一聲笑出來，父親也笑了。不管是在夫人街還是在「雅米」家或別的朋友家，加繆不願意做「既然家裡有好幾個女人，我就可以做別的事情，讓她們管孩子好了」的那種男人。

在脫離主題以很長篇幅討論了黑格爾和馬克思（加繆尊重馬克思所作的分析，而不是其救世主降臨說。在他看來，馬克思是一位「啟發人心智的無與倫比之人」）和俄國虛無主義者之後，加繆認為左翼在50年代信奉的唯一價值觀就是革命。打著責任的旗號，革命者們為自己謀得了所有的權利。

加繆還斷言「超現實主義者……已經選擇了為他們那個時代的革命服務」，說到底，他們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雅各賓主義的同謀。加繆的這番話似乎不夠公正，因為到了50年代初，超現實主義者已經成為沒落的小團體，與二三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語了，他們不應該被指控為共產黨的同謀。從美國回來后，布勒東就表明了反對蘇聯體制的態度。儘管他繼續歌頌薩德、歌頌如兒童般幼稚的女性，以及客觀偶然性、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黑色幽默，但他卻只是一個沒有信徒，或者幾乎沒有信徒的預言家。他的幻覺既是非現實的，又是動人的，讀他詩歌的只有少數黨員，儘管莫里斯·納多寫出了那本精彩的超現實主義史。超現實主義者已經成為了歷史，至少是成了文學的歷史，他們已經不再從事文學。在經歷了德軍佔領和抵抗運動之後，繼續宣稱「唯有超現實主義使自己有資格探索各種力量，從而改變天平的平衡」諸如此類的聲明還能獲得什麼反響與意義呢？在《反抗者》出版之前三年，布勒東就已經遭到過法共同路人羅歇·瓦揚的猛烈攻擊。加繆雖然彬彬有禮，但是綿里藏針，他和瓦揚一樣強調了布勒東的那些非理性主義的嘗試。瓦揚利用自己信仰的共產主義來擺脫超現實主義，而加繆則恰恰利用超現實主義中他所反感的那些方面來進一步清除共產主義。瓦揚和加繆對布勒東相繼發起的攻擊似乎有些過分。加繆的態度之所以如此激烈，既是出於個人的厭惡感，也是基於嚴謹的論據支持。

1951年的加繆在左翼知識界中更加孤立了。當時已出版了兩部小說但還不怎麼有名的瑪格麗特·杜拉斯和作家讓·迪維尼奧於1949年退出了法共，兩年之後，埃德加·莫蘭公開效法他們二人，此前他已經有很長時間與法共拉開了距離。仍舊留在法共的有哲學家讓-杜桑·德桑蒂、亨利·勒費弗爾、羅歇·加羅蒂。50年代初的加繆很快就要年屆40了。他在蘇聯大使館聽到一位俄國官員這樣說：

雖然沒有孩子，但是米歇爾一直對他的繼女安娜很大方。他給她買照相機、手錶。阿爾貝取笑他這樣做。孩子們一過玩長毛狗熊玩具的年齡，加繆就主動送給他們一些「有用的」玩具——就像他的祖母桑德斯一樣——作為聖誕禮物：一件外套，書籍，唱片，這些是很「體面」的禮物。

加繆把他的隨筆拿給許多人看，但是沒有給薩特圈子裡的人。喬治·巴塔耶曾於1949年問他打算什麼時候寫完。加繆覺得離目標還遠著呢。他在一種質地優良的羊皮紙上寫下了第一稿，好像特意要寫在「貴重的」紙上，好像他是在為後代而寫。他將這部著作題獻給讓·格勒尼耶，因為後者對他的政治思想有著雙重影響：一方面，老師在戰前鼓勵他加入了法共；另一方面，受老師的影響，他寫的又是一部反正統觀念的論著，他在書中提及馬克思的一篇關於自然辯證法的文章時說：「今天我們正處在救世主降臨說的鼎盛時期：一種為所有的殺戮提供辯護的救世主降臨說。」在這部著作里，加繆想要仔細研究未公開身份的左翼人士所持的正統革命學說和天才的馬克思所宣揚的救世主降臨說。格勒尼耶和加繆見面了，地點是在老師定居的玫瑰豐特奈，離當年阿爾及爾另一位哲學教師勒內·普瓦利耶的別墅不遠。此時的格勒尼耶已經讀過《反抗者》的手稿，加繆向他介紹了自己書中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