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小汽艇」和「裝甲艦」
這樣的評論在加繆看來實屬滑稽。如果右派聲稱地球是圓的，是不是也得反駁他們？那些來自溫和右派的頌揚多半限於總結或者複述書中評論共產主義和馬克思的段落，它們並不讓加繆感到驚訝。
在讓松的眼中，加繆無法從形而上學的反抗轉換到歷史性的反抗。從其文章的第7頁開始，他猛烈地抨擊加繆那些離經叛道的言語。他怎麼敢帶著同情悲憫的情懷去談論路易十六，甚至，從這個人身上竟聯想到基督的受難？！讓松同樣不能接受的是，加繆竟然懷疑黑格爾特別是馬克思，儘管他也在兩位哲人身上區分了分析家和預言家的不同身份。這位隨筆作家居然「在革命萌芽的醞釀中，拒絕一切歷史和經濟因素的作用」。總而言之，加繆的意圖，就是把「革命」的概念化約為「人的神聖化」。讓松最後作出判語：「毫無疑問，加繆根本不承認經濟基礎的地位。」他認為，這場論爭的核心在於，「加繆企圖證明，馬克思的理論將合乎邏輯地通往斯大林體制，可到頭來他又不得不滿足於或巧妙或笨拙地向我們指出，造就斯大林體制的是斯大林本人。」讓松不接受加繆對革命的工聯主義或是對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的好感，他用一種批評的眼光檢視加繆的過往：嚴格地說，加繆是一個「本質先於存在」的人，在他身上總有一個被扭曲的自我的存在，也許，只有在法國被佔領期間這個短暫的時刻有過例外。「不管怎麼說，抵抗運動總是在這個體繫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少許幻象趁機而入。可解放的時刻一旦來臨，加繆又在歷史中找到了悠然自得的感覺，以至於他竟然想把歷史道德化。」而讓松則重新用哲學的視角來看待政治：「用我們這些無可救藥的資產者的眼光看來，資本主義的面目或許比斯大林體制更少幾分『扭曲的抽搐』；可是，對那些井底的礦工、被警察追捕的馬達加斯加人、因為參加罷工而遭到制裁的公務人員，還有那些被凝固汽油彈轟炸的越南人、被憲兵團圍剿的突尼西亞人來說，資本主義又是怎樣的一副面目呢？」
在1952年復活節的假日里，加繆在上盧瓦爾省的巴納列等待《現代》雜誌刊印，他向被他稱為「親愛的手心手背」的米歇爾和雅尼娜坦承了自己剛剛犯下的錯誤。一天他搞砸了于勒·羅曼在附近舉行的一個活動日。這位法蘭西學院院士就鄉村的人口流失問題做了一次講座。加繆打趣道：「我們這些文人的命運不也同樣如此嗎？」他嘲笑自己，也嘲笑了他的出生地：「在孟多維，人們大概要給我蓋一座亭子，我希望那是一座音樂亭。」在遠離巴黎的地方，加繆感到自己的狀態好多了。「眼下一切都很好，只是我進不了工作狀態，心緒不寧。我就像一隻在墨汁中游泳的烏賊，兩眼茫然，心如死灰。」
哲學家弗朗西斯·讓松是薩特思想的一位闡釋者。他的題為《阿爾貝·加繆或反抗的靈魂》的文章長達20頁，刊載於《現代》雜誌1952年5月的「專論」欄目中，其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讓松首先發難，把埃米爾·昂里約和讓·拉克魯瓦在《世界報》上以及布爾代在《法蘭西觀察家》上支持加繆的文章歸於作家本人的指使。他的理由是，一個人應當為關於自己的評論負責。讓松狡詐地聲稱：「如果我是加繆，不管怎樣，我會感到憂心忡忡……」從第二頁開始，他便開始了不加掩飾的攻擊：「這一在其筆下處處可見的自我陶醉，難道不是出於他那雜亂無章、毫無定見、因而詭異多變的思想？」加繆的思想表達了一種「含混的人道主義，而這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的抄單」。讓松沒有忘記稱讚加繆的文筆：「從嚴格的文學角度來看，這本書可謂接近完美。」可是說到底，文筆也脫離不了內容：「人們擔心，藝術在這裏已經邁出了通往異議的第一步。」讓松承認，在這一自我確信的藝術中，他並不喜歡那種「對節制的渴求」。接下來，他回到了加繆的作品本身。《鼠疫》並不像《現代》雜誌的其他撰稿人理解的那樣；讓松寫道，《鼠疫》是一個「先驗的敘事」。和更早的《局外人》不同——在加繆的前一本小說里，世界還是被一個「具體的主觀性」來觀照的，它正是在其它具體的主觀性的參照下才顯出其「局外」的特性——，《鼠疫》「居高臨下地，從一個脫離了具體境況的主觀性出發來敘述事件，這一主觀性並不體驗事件，而是限於靜觀它們」。讓松文章一半以上的言辭，都像粗糙的漿糊那樣揉在一起。他得出結論，《鼠疫》是一部「形而上學的小說」。諸如此類的形容語更為他貼在加繆身上的標籤增加了敵意的色彩。加繆的小說傳遞的是紅十字會的倫理，顯然，就薩特本想為加繆保留的敬意來說，一位批評家本該做得更好些。
《現代》雜誌經由薩特的秘書讓·科通知驚訝不已的加繆，雜誌當然將登載他的反駁文章。6月30日，加繆細細修飾之後完成了這篇文章，並最後發表在8月的那一期上。起初，加繆在初稿上直呼讓松之名，但後來他抹去了這個名字——在一場文學性的論爭中，他實踐了某些政壇人物如戴高樂慣於含沙射影，將對手之名隱去以藉機將其虛無化的謀略。加繆沿襲自己給報刊撰文的舊習，依然以「主編先生」開頭，這讓薩特很氣惱。在加繆眼裡，雜誌的主編應該為刊載的文章負起連帶責任。這位隨筆作家選擇了一種譏諷而有尊嚴的筆調。有哪些意見贊成《反抗者》？就此加繆寫道：「人們判斷一種思想的真理性，並不根據它是屬於左派抑或右派，尤其不根據左派或右派是如何對待這種思想。不然，笛卡爾就是斯大林主義者，而夏爾·佩璣則成了安托尼·比內的支持者。」在1952年，加繆還敢這樣表白：「如果真理在我眼中屬於右派陣營，我就加入右派。」他告訴《現代》雜誌的讀者，他被極右派的周刊《里瓦羅爾》所攻擊侮辱。在傳統的右派陣營里，克洛德·莫里亞克在《圓桌》上批判了他。加繆注意到，許多右派的報紙都「時常恭維《現代》雜誌作者們的書，從來不譴責這些作者們和維里耶先生（全國僱主協會主席）共進早餐。」備受傷害的加繆並不想任人宰割。提到讓松對《反抗者》的文體所作的讚美，他嘲諷地寫道：「信仰進步的作家們告訴我們，好的文體屬於右派，而左派作者由於其革命的德行，寫出來的文字都應該讓人不知所云。我看不出他們這麼說有什麼冒犯性可言。」加繆聲稱，他對自己在美學上的成功並不像讓松那樣肯定，「如果我的思想有欠連貫，那麼文筆好一些，能夠限制內容的損害也是不錯的。想一想，如果人們要通過令人沮喪的文體去閱讀混亂的思想，那滋味還不如流放呢！」令他感到遺憾的是，人們利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經典文本，把他的作品解讀成「反歷史的教材和棄權主義者的教理問答」。他還指出，《現代》雜誌現在拒絕承認，從《局外人》到《鼠疫》，他的作品其實表現出一種演進——這個詞指的是作品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參与。在《反抗者》一書中，加繆研究了革命的意識形態特性，並在20世紀的歷次革命中看到了一種把人神聖化的傾向。此刻他妙語連珠，說理時就像讓松一樣毫不妥協：「經濟成了我們的陳詞濫調……數以百計的出版物把極有耐心的公眾的注意力都轉移到歷史的經濟基礎，或者電力對哲學的影響上面。《現代》雜誌樂此不疲地加以論述的東西，我有何必要再去饒舌不止？重複之外總得有特別的發見才好。」
加繆急急忙忙趕回阿爾及爾，他的母親摔斷了一條腿。在致弗朗西娜的信中他這樣寫道：「我到家的時候正下著阿爾及利亞式的傾盆大雨，此刻大雨尚未停歇。媽媽已經進了診所，我一直守在她身邊，只離開了幾個小時去睡覺。今天早上她接受了手術，一切都還不錯……此刻她正在睡覺，總的身體情況相當好。長久以來她一直充滿勇氣和感性，我愛她……至於我自己，很疲乏，但我想一切都會好起來。必須得說，自從書出版以來，我就陷入了重重困境，而且一直到最近，情況都是越來越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繼續忍受這樣的職業，還有這些孤獨帶來的考驗。」九-九-藏-書
在11月24日出版的《費加羅報》的文學副刊中，蓋埃諾肯定加繆提出了一個偉大的主題，這個主題「來自他的純凈，來自他的真實的苦痛，來自於他對這個時代的卑下和偉大的深刻感知。」蓋埃諾在他的頌詞中把加繆和馬爾羅聯繫在一起：「從《人類的命運》到《反抗者》，貫穿其間而不斷推進的，是法蘭西理性精神的一幕戲劇。」加繆是一個人文主義者。蓋埃諾並不欣賞他的某些先驅如薩德和洛特阿蒙，但他斷定加繆本人「走在一條大道上」。至於馬爾羅，他在伽利馬出版的《寂靜的聲音》一書已經提出：「阿爾貝·加繆有理由廢黜布勒東，甚至蘭波的王座。」
然而他終究不能心慈手軟。歷史引領著人們，從他們的存在之上穿過。因此，薩特又一次將加繆置於唯心主義者的行列之中，因為據說他把罪惡都歸咎於歷史。薩特再一次為生者撰寫訃告，為可疑分子提前舉行葬禮：「只要有事件供給養料，您的人格就是真實的、活生生的，而現在它正變成幻影。在1944年，它曾代表著未來，到1952年，它已成了過去；而在您看來最令人憤慨的不公，就是這一切來自外部，而您絲毫未變。」接下來便是這樣的誅心之詞：「您只有一半生活在我們中間。」薩特很了解加繆，知道他的脆弱堪與布勒東相提並論，於是加了這麼一句：「如果您覺得我冷酷，請不要害怕；我很快就要說到我自己，而且將使用同一種口吻。」此時，薩特已經開始構思《詞語》一書。以下的供認並不僅僅屬於文人：「您令人完全不能忍受，但這是環境使然，您畢竟還是我的『鄰人』。」薩特從不唉聲嘆氣、多愁善感。在1952年的惡劣氛圍中，一個叫加繆的人的命運，他的思想或是他並不存在的思想的命運，都是無足輕重的。教師爺薩特決心將他眼中的最後真理強加給加繆這名頑冥不化的學生：「而馬克思從未說過歷史有一個目的……他只是談論過史前時期的目的。」薩特將加繆從歷史中驅逐了出去，因為「您只不過成了反抗者的抽象了」。如果加繆希望回擊薩特，他當然可以在《現代》雜誌上找到發表的園地。薩特宣稱他打算就此止步：「我說了您對我曾經是什麼，您對我現在是什麼；但無論您能夠對我說什麼和做什麼，我拒絕反駁您。」主編先生富有挑逗性的回擊以這樣一句話收尾：「我希望我們的沉默將使人忘卻這次論戰。」這真是絕妙的結語。可是讓松卻還不肯罷休，他又發表了一篇29頁的新的文章，並冠以一個中氣不足的題目：《向您道出一切》。鬥牛儀式似乎已經結束，而持矛的鬥士則重新回到競技場。讓松以一種滑稽的方式模仿薩特和加繆，他再次出言不遜，再度以薩特式的口吻指責加繆唱著「過分的高調」，以及「一種單調乏味的誇張和（在《反抗者》中表露無遺的）對偉大的追逐」：「您總是高高在上！可我並不習慣和什麼聖賢交談。」在讓松看來，加繆選擇的是一種心如鐵石的姿態，他同樣也相信，加繆真正在意的與其說是人，毋寧說是上帝。加繆試圖擺脫義人、虔信者、孤獨的隱士和虛偽的反抗者。讓松擺出薩特的腔調：「就這樣，您選擇從歷史中抽身而出，為的是更好地迎擊它。」
「雖然看上去不太像，我實際上是在做懺悔。」第二天，他在致馬梅納·科斯特勒的信中這樣說。他產生了旅行的慾望，首先想到的是去倫敦。馬梅納寄來一張題為「我的兩個小丑」的雙胞胎兄弟的照片，讓他開心不已。她告訴他，書里自己最喜歡的一章是「反抗和藝術」。加繆回答說，他也持同樣的看法。可是，和《反抗者》里的文學論述比較起來，媒體總是更關注其中的政治性內容。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時期，加繆曾經概述了自己的美學觀，尤其是在《鼠疫》發表以後，他清算了自己思想中的現實主義殘餘——在加繆眼中，現實主義根本不可能存在：「描寫如果要成為現實主義性質的，就得是無邊無際的……現實主義只能是對世界的沒完沒了的列舉。」
該書在銷售上的成功誠然無疑，加繆更關心的卻是究竟有多少買書人真的食髓知味。1952年2月的一天，加繆寫道：「《反抗者》賣得不錯，卻難說有多少人在閱讀它。書引起了一些並不明顯的漩渦湍流，就像一些轉瞬即逝的氣泡。」他接受了不少採訪，有些無關痛癢，有些則是有助於說明問題的。面對《文學小報》的記者，他宣稱：「至於我自己，我並不相信孤立的作品的存在。在某些作家那裡，他們的作品總是構成一個整體，每本書都依靠其它作品的光亮才被照明，每本書都處在其它作品的目光之中。」
為加繆本人所不知道的是，右派陣營里真正消息靈通的人士也不喜歡他的書。阿隆曾經是《戰鬥報》的社論作者，眼下則為《費加羅報》寫稿，他並不看好加繆：「……辯論的主線變得越來越鬆散，寫作的風格和道德家的調子都毫無哲學的嚴謹性可言。」在阿隆看來：「加繆的思想既是平庸的，也是合乎邏輯的，而這場爭論則是可笑的……無論薩特還是加繆，他們既非共產主義者，也非『大西洋主義者』……他們都承認在兩大陣營中都存在著極度的不平等。加繆試圖同時揭發雙方，而薩特……儘管並不否認事實本身，但他站在東方陣營一邊，只想揭發另一方。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策略，但它卻與一切哲學無關。」阿隆曾經是薩特的朋友，卻從未曾與加繆相交，他在評論中與後者保持著距離。這還是教職資格獲得者與學士學位獲得者、專家和業餘愛好者、受狄爾泰和馬克斯·韋伯啟示的社會學家與熱愛尼采、帕斯卡爾的作家之間的不同嗎？在日後的一篇文章里，阿隆更為細膩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加繆所怨恨的不僅是蘇維埃制度下的某些現實側面，整個共產主義制度在他看來就是完全的專制和極權，這種專制的合法性是由一種哲學來啟示和論證的。他譴責革命者無視一切永恆的價值，無視一切超越于階級鬥爭和時代差異之上的道德。他指責他們將活生生的生命祭獻給一種據說是絕對的善，祭獻給歷史的終極目的，這個目的的概念不僅充滿矛盾，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和存在主義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htｔpｓ://ｒｅａd.９9cｓw.ｃoｍ
在《反抗者》出版前數日，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和加繆在呂泰西亞旅館聚餐。分手之際，加繆對他說：
這幾個月來，薩特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正經歷著一場政治轉變，例如後來並未完成的《共產黨人和和平》一文就是如此。在7月、10月和11月，這些文章和加繆與《現代》雜誌之間的爭論相伴始終。在理論方面，三年以來，自他和加繆一起經歷革命民主聯盟的失敗以後，薩特一直試圖把存在主義融入馬克思主義的框架，或是相反。從這一年年初起，他就開始接近共產黨人。薩特，這個每天清晨醒來時都在反躬自問應該為哪位受難者發出不平之鳴的人，致書萬桑·奧里奧爾總統，呈請他關注亨利·馬爾丹的境遇。這位海員對印度支那戰爭深惡痛絕，因寫了抗議書而被判處5年的監禁。亨利·馬爾丹的遭遇對法國進步人士來說乃是一樁大事。加繆儘管也認為對馬爾丹的審判是一件醜聞，卻拒絕加入他們的集體行動。而薩特則不然，在他眼中，事無大小都必須放到美蘇全球對抗的背景下加以看待：「亨利·馬爾丹事件，即杜魯門和斯大林的對抗。」當《現代》雜誌發表第一篇與加繆有關的文章時，薩特正在義大利。此時在巴黎爆發了反對朝鮮戰爭中的美軍司令李奇微被任命為北約武裝部隊最高司令的遊行示威。一些巴黎的遊行者喊出了「鼠疫」的口號，因為威爾弗雷德·貝切特——這是一位同情共產黨的澳大利亞記者——宣稱，美軍在朝鮮使用了生物武器。在法國發動總罷工的企圖以流產告終。對薩特來說，不管法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專家是多麼愚蠢，其語言是多麼刻板，這個黨畢竟代表了工人階級。至於蘇聯，儘管斯大林主義令人不快，也仍然展示了社會主義的圖景。可對加繆來說則不然，極權主義的惡行必須毫不遲疑地被揭露，而且根本沒有任何辯護的餘地。薩特卻認為，自己是站到了長時段的歷史觀中，一切反共分子在他眼裡都是「走狗」。這段時間，加繆的事情在薩特心目中並非頭等大事。好幾個《現代》雜誌的合作者，特別是克洛德·勒弗、艾田伯和莫里斯·梅洛-龐蒂，都準備與薩特的政治立場保持距離。在1953年初斯大林臨死前宣布所謂「猶太醫生陰謀」之後，艾田伯特別指責他在這起反猶迫害中緘口不言。
無論就參与這場辯論的哪一方而言，辯論本身在形式上的意義其實都遠勝其實質的價值。除去人身攻擊和意氣用事，爭辯的核心集中在對共產主義，即所謂「真正的現實主義」的看法上面。在薩特看來，社會主義的明天能夠具有人道的面孔，儘管他並不擁護斯大林主義，也非法國共產黨的堅定支持者，但他無意與之決裂。他相信法國共產黨代表的事業就其終極目標而言具有革命性，而他本人與之並肩作戰，堅信自己是一個歷史性的、處於「境況」之中的人物，對共產主義來說他是一個異端而非變節者。薩特和加繆合二人之力，再度演繹了1789年和1917年革命大潮中的悲喜劇。前者是雅各賓黨人、布爾什維克，後者則近於吉倫特黨人和孟什維克。薩特用「資產者」這樣的言語對加繆大加攻擊。在他身上，對資產者的仇恨與其說是社會學意義上的，不如說是神學和心理學意義上的。而加繆很少使用這類詞語。儘管承認資產階級是文化的承負者——雖然它有其固有的弱點——但在50年代初期，他們兩人都不認為這個階級代表著現代社會的本質。薩特所傳揚的是關於資產階級的想象套語：撒謊者、惡棍、剝削者、暴發戶、粗鄙無文的人，儘管口頭上擁護人權，卻大行殖民掠奪之實。當他強迫自己接近法國共產黨時，薩特並不認為自己已經完全脫離了資產者的隊伍，但他至少與其保持了距離。當他把加繆視為資產者時，他就將其轉換為所有剝削者的同謀。讓松、薩特和加繆都和馬克思打著乒乓球，薩特指責加繆拿一堆揀來的二手知識當玩具，可薩特自己的知識是否就那麼可靠？雷蒙·阿隆這位馬克思的耐心的讀者一向認為，加繆和薩特在這方面同樣都是不足為訓的。
布爾代在《反抗者》中「看出了卓越的剖析工作」——此乃嘉語，也看到了「編撰的工夫」——此乃慎語，他認定加繆的分析中「字字閃耀著作者對此一問題的巨大激|情，它和他的一生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他的第二篇評論認為加繆「首先寫出了意識形態的反抗的歷史，這種反抗並沒有直接在集體行為中得到實現；其後他又論述了歷史性的反抗，在其中，理念和事件融為了一體。」加繆「精妙」地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矛盾，即它將假設和預言混為一談。布爾代不啻給加繆頒發了非共產主義派左翼知識分子的身份證。由他開具的這張世俗性的、堅持共和民主本位的思想證明看上去完美無缺。不過，布爾代和加繆在一個問題上出現了分歧，雖然這個問題和《反抗者》沒有什麼關係：對前者而言，儘管法國共產黨人屈服於蘇聯人，但非共產主義的左派仍舊有必要和他們一起工作，而加繆則拒絕這種政治立場。
薩特比讓松更明白這樣一回事：蘇聯集中營的存在對加繆來說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他告訴那位糟糕的學生，他，薩特，是反對集中營的：「是的，加繆，我像您一樣認為這些集中營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資產階級媒體』每天對此事的發揮也同樣是令人不能接受的。」薩特並不經常回到古拉格這個主題上來，這是他和加繆之間最主要的分界線。薩特並不偏袒東西方陣營中的任何一方：「我認為，集中營的醜聞牽連到我們大家，您和我，還有所有其他的人。鐵幕只是一面鏡子，世界的兩半各自反映著另一半：這兒螺帽動一圈，那邊螺絲就旋進一層，最後，這兒和那邊，我們既是擰者又是被擰者。」這就是薩特的辯證法：共產主義世界的罪惡，總是對應著資本主義同樣可恥的罪行。
這份月刊一向善待加繆，在小說《鼠疫》出版以後，曾經發表了兩篇長篇評論，都是出自重要的合作者的手筆。第一篇評論的作者是艾田伯，他針對《真理報》上一位評論者的攻擊捍衛了加繆。儘管有一些保留，他還是稱讚加繆「放棄了『現實主義』的資源」。艾田伯並不贊成《鼠疫》的全部結論，但他公開表達了自己「對作者的好感，對他的意圖、公正性和人道的熱忱的好感」。讓·布永則論述了加繆的樂觀主義：《鼠疫》是一個「完美的成功」。他還討論了加繆的第二部「小說-敘事」中的某些方面，不過他read.99csw.com主要是向作家的「文學才能」「致敬」——「致敬」一詞學究氣太重，不怎麼在《現代》雜誌上出現。在布永看來，《鼠疫》傳遞的「信息」是清晰的、符合人性的。他認為加繆肯定了「惡的外顯」，這就自然使其招來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對；布永還同時指出，加繆的作品對基督徒具有吸引力，「他們總是會相信，反抗將會演化為屈服，或者保留足夠的尖銳以便完成被稱作『美好靈魂』的天命；他們同樣相信，荒謬將在神學中找到一種說明。」這兩篇評論都不無保留，但兩位作者都表達了對加繆的正直的敬意，認為他是一個有才能的作家、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儘管人們不必接受他對世界和歷史的全部看法。無論如何，加繆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在薩特的勢力範圍中他將是一個被攻擊的對象。
布勒東和阿拉貢一樣，是加繆在《反抗者》中指責過的少數幾個在世的作家之一。通常說來，人們對他的責備要少於對他的崇敬。加繆的書中並無一字提到馬爾羅。他在私下解釋了此事。馬爾羅正如日中天，而布勒東幾乎已是明日黃花：「我在《反抗者》中沒有提到馬爾羅，因為我在引證範本時，只依靠那些業已完成的作品。唯一我考察過其思想態度的活著的作家是安德烈·布勒東，不過人們可以認為超現實主義已經屬於歷史……至於馬爾羅，他的創作還在進行之中。」
加繆仍然相信，某種有待確定的社會主義，某種近似社會民主主義的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或是英國工黨模式的社會主義仍然是可能的。就其漠視經濟因素這一點來說，加繆和薩特都是那個時代的法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他們都有同樣的願望去改造世界，他們都想要一個更加合乎人性的世界秩序。可他們的熱情卻並非一致。薩特帶有強烈的革命傾向，加繆則告別了革命階段：他是一個反抗者，完全拋棄了雅各賓黨人和共產黨人的普遍主義。
接下來他又談到了加繆作為作家的一面。薩特似乎忘記了他曾讚譽過《鼠疫》的成就，還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過兩篇用辭謹慎但立意正面的評論，這一次，他在積怒之下對加繆以前的小說展開了回溯性的攻擊，因為這些作品是「神秘化」的產物：《鼠疫》中的細菌，指的是德國人。薩特重讀了《婚禮集》中的某些篇章。不過在這些指責之外，他對加繆的小說倒也不無積極的感受，試圖去理解作者：「人們認為，是您的生活環境，甚至是最痛苦的環境，挑選出您來證明得救是每個個體都能得到的。」對《鼠疫》和《婚禮集》，以及據說在加繆小說中出現的對上帝的仇恨，《現代》雜誌的主編先生顯然還是心存好感的，儘管也頗多保留。即便考慮到薩特是一個一向用語誇張泛濫的人，也得承認，在他的圈子裡，除了保爾·尼贊，還沒有人能夠這樣打動他——不要忘記，在談論尼贊和加繆時，他都使用了「榜樣」一詞。
當然，用不著加繆來教他如何使用法語虛擬式。「我寧願看到，我們目前的爭執都是理念上的，其中不摻雜任何源自受傷的自尊心的怨恨……您決然把我拉入了事態，語氣是這樣決絕，以至於我無法再保持沉默，否則那和懦夫何異。」他宣稱，自結識加繆以來，他要第一次直截了當地說出對對方的看法。薩特埋怨了加繆的性格，例如他「陰暗的自滿」、「顧影自憐的脆弱」，還有他「沉悶的放縱」，而所有這些缺點，都讓薩特至今不能對加繆道出他內心的想法。薩特生性喜歡爭論，他就像一個執矛的鬥牛士，這次終於忍不住說了重話：「您實現了您的熱月政變。」和加繆的隱諱不同，薩特顯得咄咄逼人：「默爾索在哪裡，加繆？西西弗又在哪裡？今天這些真心實意鼓吹不斷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又在哪裡？他們如果不是在流放地，就是被謀殺了。」薩特當然很清楚，流放是加繆筆下的一個主題。主編先生繼續滔滔不絕地說道：「一種強|暴的、裝模作樣的獨裁在您身上建立了起來，它依靠的是一種抽象的官僚主義，企圖把道德法則扶上統治一切的王座。」加繆身上有牧師和教師的習性，這種習性首先反抗的是共產主義國家而不是他自己，對此薩特十分反感。他的答覆文章已經不再是論辯，而是化為一支利箭：在他看來，加繆的文章充滿了教師爺的口吻，曾有的從容氣度已經蕩然無存。而薩特自己則語帶恭維而不失平易，彷彿是一個大人居高臨下地對一個孩子講話：「告訴我，加繆，靠了怎樣的神跡，人們不剝奪它所申述的人類生存的理由，就無法討論您的作品？」加繆將他視為資產者，而加繆本人，此刻作為功成名就的作家，又是何種身份呢？「我不認為您是博洛尼亞失業的共產黨人的兄弟，或是那些在印度支那反對保大皇帝或殖民者的悲慘的長工的兄弟……也許您曾經貧窮過，可現在您已不窮了，您是個資產者，和讓松一樣，和我一樣。」「也許」一詞頗為惡毒，因為實際上薩特對加繆的貧寒出身知之甚詳。薩特還不會就此停住：「您遠遠不像聖凡尚·德·保羅或一個窮人的『姐妹』……您看，家長式的說教我聽得太多了，請容忍我不相信這種家長作風。苦難並沒有委託您什麼。」歸根到底，加繆和其他人一樣，沒有權利以無產階級代言人的身份自居。
加繆在等待著各種月刊對其作品的評論，也等待著《現代》雜誌編輯部必將會給予他的重視。後者在9月間就收到了《反抗者》的樣稿。11月和12月過去了，一篇評論文章都還沒有刊登出來，不過加繆並不擔心。這份雜誌的編輯、管理可謂一片混亂。薩特在這裡是「統而不治」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則小心謹慎，更願意扮演一個組織者和讀者的角色。就在這年8月號的開篇處，《現代》雜誌還刊登了加繆的《尼采和虛無主義》一文。
在法國，薩特被非共產主義左翼中的一部分人奉為旗手。法國的知識界並非左派的一統天下，但在《精神》和《現代》、《法蘭西觀察家》之類刊物的勢力範圍中，是他而非加繆扮演著領袖的角色。在這場長途跋涉的終點，加繆和薩特在他們最初相遇的地方分手。那位《阿爾及爾共和報》的年輕評論員曾高度評價《噁心》和《牆》，卻並不信奉小說作者的哲學。薩特也是如此，在《〈局外人〉之解釋》一文中他稱讚作品的藝術成就而貶抑了作者的思想。對加繆，薩特終歸懷著文人相輕的那種感覺，他曾對讓·科表露過這樣的話：加繆就像「一個小學教師，不是因為他的哲學學識，而是因為他那傲慢的道德家的口氣」，他是「思想的明星」。在這裏薩特使用的當然是雙關語，因為法語中「明星」一詞還有「小汽艇」之義。據讓·科所言，薩特把自己視為一艘永不沉沒的裝甲艦。
1952年的春夏，朝鮮戰爭給一切國內的和國際的政治爭論都蒙上了一層陰影，連巴黎文壇也不能置身事外。美國人不管相關的談判正在舉行，於6月間派遣500架轟炸機攻擊鴨綠江大壩，以迫使朝鮮人和中國人同意交換俘虜。在這個問題上，善惡二元論的思想是頗有吸引力的，而正邪不兩立也正是薩特的態度。他指責加繆不像他一樣積極介入、干預這些事件。當然，加繆在反對佛朗哥專制和法國殖民政策上的確盡了自己的責任，可他卻在印度支那問題上束手束腳：「如果要把您的原則付諸實施，那麼就意味著，越南人儘管是殖民者的奴隸，但由於他們是共產黨人，因此他們又是專制的暴君。」在這些句子的字裡行間，其實涉及到的是另一個宏大的歷史問題，而無論是薩特還是加繆都沒有真正回答這個問題。ｈｔtps://rｅad•99ｃsw•ｃｏm不過，後者保持了一種謹慎的、不輕信的態度：越南共產黨人究竟首先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共產主義者？他們是否準備犧牲其他支持印度支那獨立的人？薩特扮演了教師的角色：「為了配得上對鬥爭著的人們施加影響的權利，首先應該參加他們的戰鬥；如果想試圖改變一些東西，首先應該接受許多東西。」薩特沒有自欺，他不為羞恥心所累，他不像加繆那樣——在《現代》雜誌的主編看來，加繆發出的各種譴責的聲音是互相抵消的。薩特就像一位鬥牛士，刺出他最後的鋒利一劍：「您是自己迫使自己譴責西西弗的。」
左翼知識界中非共產主義的一派，也在由前《戰鬥報》成員克洛德·布爾代主編的《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了意見。這份小開本的周刊印刷簡樸，甚至沒有圖片，編輯風格模仿的是英國的《新興政治家和國家》雜誌。它雖然外觀不起眼，其意識形態卻在非共產主義的左翼文化人中頗具影響。布爾代於12月13日和20日接連發表了兩篇評論《反抗者》的長文，總的調子是友好積極的。可是加繆和他的一些朋友卻注意到《法蘭西觀察家》上的一個註釋，該註釋稱讚了共產黨人皮埃爾·埃爾韋在黨的刊物《新評論》上發表的一篇對加繆不夠友善的文章。敏感的加繆和他的支持者們顯然更看重這個註釋，而不是布爾代本人的那兩篇文章。
忽然，彷彿要顯出他和讓松的決絕不同，還要給事情留出些餘地，薩特放低了調子，好像他仍舊想挽留而不是取消這份友誼。他帶著恭維的語調，如同一個教師被以前曾在自己班級里讀書的昔日學生感動不已：「對我們來說您曾經是——也許明天您還可以是——人格、行動和作品的令人欽佩的結合。」這是怎樣的一種懷舊呵。「那是在1945年，人們發現了抵抗戰士加繆，如同人們發現了《局外人》的作者加繆一樣。當人們把地下《戰鬥報》的編輯和那個正直到拒絕說他愛母親、愛情婦，而被我們的社會處以死刑的默爾索拉到一起的時候，特別是當人們知道您既非前者亦非後者，進而發現這個表面的矛盾使我們加深了對自己、對世界的認識的時候，您幾乎是一個榜樣。」這裏說的「人們」指的正是薩特自己，他有一種為生者撰寫訃告的天賦：「因為您在您身上概括了時代的衝突，您通過熱烈地經歷這些衝突而戰勝了它們。您是一個人物，最為複雜、最為豐富——您是最後一位，也是來得最為及時的夏多布里昂的繼承人，一種社會事業的最堅定的捍衛者。」薩特的抒情性的筆調暗藏殺機：「您具有所有的運氣和所有的優點，因為您將對偉大的讚頌結合於對美的熱情，將生之歡樂結合於對死亡的感覺。」在肯定加繆作為思想者，內在於法國古典的、與笛卡爾一派相異的傳統之後，薩特又再次回到作為個人的加繆。他讓自己表現出憂鬱，以便更好地抨擊他的對手：「我們那時多麼愛您。我們那時也是剛剛投入歷史的新人，我們懷著厭惡的心情承受了它，並不明白1940年的戰爭正好和在此之前的歲月一樣，只是歷史性的一種模式而已。我們在您身上用了馬爾羅的一句話：『讓勝利歸於進行了戰爭而不愛它的人們。』」這真是對歷史的縮略變形：須知在二戰前，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都是平靜悠閑的旅人，靜觀著歷史風雲的起起伏伏，而加繆那時早已投身其中。
被捲入事態的薩特憤怒不已，自覺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他的19頁的答書用語尖刻，兼有個人的意氣和實質性的批判，其不留情面的攻擊比布勒東更為激烈，首先是針對加繆個人，然後話鋒一轉，開始更猛烈地抨擊他的作品。在文章的開頭，薩特還是比較溫和的。加繆將他稱為「主編先生」，他則回應道：「親愛的加繆，我們的友誼多艱，但一旦失去，我還是會為此惋惜神傷。」
讓松的第一篇文章在整個巴黎文壇和記者圈裡都掀起了軒然大|波，用巴爾扎克式的隱喻來說，簡直好像在一個罐子里放進了許多蜘蛛。讓松提到了這樣一個世界：「在我評論您的書的時候，我不僅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在我自己的內心裡發現了一種奇怪的抑制現象：一旦涉及到您，人們就喪失了在涉及其他人時通常具有的那種評論權。人們總是對您懷有一種特殊的尊敬。」讓松展示了一個無籍籍之名的評論者在面對一位負有盛名的作者時的那種志得意滿：「阿爾貝·加繆，一位絕對的道德佈道者……我覺得，評論您已經成為一種禁忌。不過，我並不喜歡禁忌，我厭惡自己內心裡有時企圖遵守禁忌的誘惑。」一種尖刻的批評所帶來的快|感無疑正在讓松的筆下滋生。
2月22日，仍然在西班牙「前線」的加繆和薩特都來到瓦格拉姆大廳，他們來此是為了聲援被佛朗哥的法庭判處死刑的西班牙工會運動領導者。儘管爆發過爭執，加繆還是建議，布勒東應該在他的朋友夏爾、吉尤和西洛納的陪同下出庭。加繆在大街上遇到了薩特，兩人一起喝了一杯。薩特為難地——用他對朋友們說的話說講是「很傷腦筋地」——通知加繆，《現代》雜誌的評論可能不會站在他一邊。薩特是在幾個月的沉寂之後才做出的決定，而評論《反抗者》的將是弗朗西斯·讓松。按照「海狸」的說法，薩特希望發表的是一篇立場堅定，然而不失禮節的文章。話說回來，薩特多年前寫的《論〈局外人〉》一文，也不儘是讚美之詞。3月，加繆給薩特寄去一份富蘭克林的手稿，此人是一家比利時月刊《揭穿謊言》的主編，但薩特向來對自己和他人的手稿都大而化之，竟將其遺失了。在這個世上，加繆並不形單影隻，他收到了不少私人的、令人感動的祝賀。漢娜·阿倫特寫信告訴他，「我已讀過《反抗者》，很喜歡。」波蘭作家維托爾德·貢布羅維茲在阿根廷有一種被窒息活埋的生存感覺，在讀完這本書後，托米沃什給加繆寄去他自己的作品，這猶如傳遞這樣的話語：「我們處在同一條戰壕中。」
1952年2月10日，讓·昂魯什向加繆寄去一封贊同和否定參半的信。加繆以一種迴避性的姿態回復說：「我想近期內再對你談這個問題。」他為自己辯護道：「發生在北非的事件讓我絕望不已，我難以擺脫這種情緒。」對印度支那的局勢他很少留意，相反，他十分關心北非問題，比如民族主義者的抗議、殖民當局對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梅薩利·哈吉發出的種種威脅等等。薩特則更關心越南東京灣的局勢和印度支那持續的游擊戰爭，法國的一般民意也是如此。
這場尖銳的論爭愈演愈烈。「教皇」在11月16日的《藝術》上和埃梅·帕特里展開喋喋不休的對話：「加繆拚命鼓吹，並且藏身其後的那個反抗的幽靈到底是什麼？是據說人們得講究『節制』的那種反抗嗎？」一周以後，人們讀到了被越發孤立的加繆的一篇耐心的回應文章：「布勒東那並不充分的哲學批評僅僅以馬克思主義為靶標……（他）希望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我們目前所處的這個頹敗的世界中，馬克思主義者得獨自承擔起所有的罪過，這就是為什麼他認為我的書有特別的價值，因為書中的確包含著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然而這並非我想說的話。虛無主義並無好壞之分，世上只有一場漫長、嚴酷的征程，我們所有的人都必須投身其中。」布勒東和他的信徒們並不打算就此收兵。知識界並不對這場交鋒感到驚異：布勒東一向是喜歡指點江山、臧否人物的。至於廣播和報紙，它們在一旁自然也不會袖手旁觀。read.99csw.com
在作家看來，讓松的文章企圖「再一次把他排除在外」。加繆想通過他的書證明，「純粹的反歷史主義，至少在今天我們所處的社會，就像純粹的歷史主義一樣讓人惱火。」他的作品並沒有否定歷史——這毫無意義。他只是想批判那種把歷史絕對化的態度。加繆並沒有放棄有效性的思想。讓松把「印度支那人、阿爾及利亞人、馬達加斯加人和井底的礦工們」都「劈頭蓋腦」地扔到他的臉上。實際上，讓松說的是「突尼西亞人」，加繆卻聽成了「阿爾及利亞人」——人們當然明白這是怎麼回事。「這些他每天都引以為談資的阿爾及利亞人，直到戰爭時期為止，都是我的同志，我們一起從事著艱苦的戰鬥。」在巴黎很少有人知道加繆曾經是共產黨員，也少有人知道他一度同情梅薩利的民族主義而反對「黨」。加繆提到了他的書中的一個註釋：「用我的原話說，馬克思在他的思想中『混合了最有效的批判性方法和最可商榷的烏托邦救世論』。」他提高了調子，開始抱怨薩特，當然並未直截了當地點出他的大名：「這些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想為自己的出身贖罪，哪怕由此帶來矛盾，以他們自己的才智為代價也在所不惜。」他的回復文章顯示出驚人的、毫無節制的自由。針對「主編先生」，他得出結論，自己已經「厭倦了」和「那些與這個時代的一切進行戰鬥的老戰士」一樣，「始終如一」地「從批評者那裡接受關於有效性的說教，這些批評者在擺放自己的座位時，總是順應歷史的方向」。這句話含義極其隱諱，或許千萬名讀者中也未必有一人能夠明白，他指的是在1944年法蘭西喜劇院的解放戰鬥中疲累得在椅子上睡著的薩特。
「這真讓人遺憾。您的書在右派那裡大受歡迎！」阿爾貝·貝甘對他說。
每周日下午，薩特總是在波拿巴街自己的辦公室里主持例行的編輯部工作會議。1951年的最後兩個月里，他在會上一再要求有志願者出來處理與《反抗者》有關的事務。出於友誼的緣故，人們不想抨擊加繆的作品；然而，又沒有人真的看好這本書。事情就這樣一直拖了下來。
「讓我們握握手吧！再過幾天，就沒有多少人願意向我伸出他們的手了。」
這份尖刻遠過友善的評論的結論是，當然加繆無需為無視馬達加斯加人、越南人和突尼西亞人苦難的冷漠負責，但他的作品說明，他的確負載了一種偽哲學、一種關於革命的偽歷史觀：「《反抗者》是一部偉大的失敗之作。」讓松的評論最後歸結到這樣的呼籲上：「在這裏我們要求加繆不要屈從於誘惑，要求他重新在自己身上找到個人化的聲音，唯其如此，他的文字才能成為無可替代之作。」
新著面世之日受到了歡迎。11月2日第一次印刷就刊印了16800冊，同月19日又印了11000冊，接下來在12月5日、1952年2月29日和7月9日又3次重印，僅頭4個月該書的銷量就高達60800冊之多。此後銷量有所減少，第5次重印要等到1954年2月16日，而且只印了5500冊。加繆受到了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媒體的攻擊，不過這似乎在他的意料之中。
加謬對自己「產出」、出版了這本書是滿意的，因為終於卸下了重負，他有理由感到快樂，可與此同時他卻對自己最近的前途感到憂心。他表達了一些他很在乎的理念，也有節制地談到了他自己。11月22日，他對瑪麗亞傾訴了自己的不安：「在我現在要說、要做的事情面前，我感到了幾分猶豫。好幾天以來，我寧願自己並沒有什麼要說、要做的事。或許，這是我在自己的使命面前體會到的一種恐懼吧。我從未有過這種恐懼，它也許和疲累有關；或許，還因為我忽然更清楚地意識到，那些讓我一路前行至此的任務原本是沒有窮盡的，它帶給我的唯有無邊的消耗和失落。可是，如果沒有這樣的任務，我就什麼都不是，我的作品更是無從談起。有時，一想到未來，我就精疲力竭、眩暈不止。」
薩特從加繆書信的方法中辨認出了某種要挾的成分。「我並不指責您的來信的浮夸之處，這在您是自然的，我指責的是您如此悠然自如地玩弄您的憤怒。」加繆的答覆在薩特眼中無疑過分雕琢了。薩特本人的回復不乏閃光之處，也並非草率而就，可他下筆縱橫捭闔，鋒芒過處，從加繆的人格、讓松的人品一直論到馬克思的理論：「您稱我為主編先生，而盡人皆知我們相交已有10年。我同意，這不過是一種手法，您對我說話，而您的話明明是反駁讓松，這是一種不正當的手法。您的目的不是要把您批評的對象變為一個物、一個死人嗎？您談到他，彷彿談到一個湯碗或一把曼陀鈴，但從不對他說話。這意味著他被置於人類之外。通過您的一己之身，抵抗分子、囚徒、鬥士和窮人們將他化為了一塊石頭。」讓松使加繆「非人化」，而薩特則反過來將其「物化」。和讓松一樣，他仍然向作為作家的加繆表達了敬意：「這與您的文學價值無關，您擅長寫，這關係不大。」這個聲明帶有一半的尊崇，彷彿一個職業拳手在向另一個拳手致意，然而也僅限於此，因為薩特接下來宣稱：「您擅長寫，他（讓松）擅長推論，或相反，這都關係不大。您自封的優越、給您權利不把讓松當成人的優越，該是一種種族的優越。」薩特的怒火漸旺：「如果您的書只是表明了您在哲學上是外行呢？如果您的書是用匆忙搜羅的第二手知識寫成的呢？……如果您推論得不很正確呢？如果您的思想模糊而平庸呢？」這位獲得過教職資格證書的前巴黎高師學生存心出言不遜，咄咄逼人：「至少，我還與黑格爾有相同之處，那就是您大概既沒讀過我，也沒讀過他的東西。但您不去追本溯源的習氣真是根深蒂固呵……我不敢勸您參考一下《存在和虛無》，讀這本書對您來說無用而艱難，您痛恨思想的艱深，您匆匆宣布沒什麼可理解的，以便事先逃避人家指責您沒有讀懂。」
1951年10月《反抗者》全書刊行了。在這之前，加繆先將其中的某些片斷交給了一些雜誌發表。《南方手冊》自法國被佔領以來，一直是他青睞的刊物，這次登載了書中論洛特阿蒙的章節，而頭一個被這些文字冒犯的便是安德烈·布勒東。當加繆在10月12日出版的文化周刊《藝術》上讀到布勒東的反擊文章時，他並不感到吃驚。在超現實主義的鬥士和教皇眼中，加繆是一個循規蹈矩、向現實屈服的人：他竟然指責「現代最傑出的作品」，即洛特阿蒙的詩作，這真是罪不容赦。文化周刊們對各種論爭向來是求之不得。一個星期之後，《藝術》刊登了加繆的回答。他聲稱自己並非向世界屈服的苟安之輩，「我所努力的重點，就是說明虛無主義——我們所有的人對它至少都部分地負有責任——正是造成屈服和卑躬屈膝的原因之所在，它和真正的反抗所給予我們的歷久而彌新的教誨是格格不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