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在玻璃球中」
加繆一直在思考他和弗朗西娜的關係以及後者的個性。「弗朗西娜喜歡鑽牛角尖。」他總是不厭其煩地提到預想中的康復：「如果她能康復，那當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我將為之盡我所能，奉獻我的精力，或者，在生命中某些特殊的場合，奉獻我的悲觀主義。」為什麼在加繆和弗朗西娜，這一對「兄妹」之間會出現不和呢？按照加繆的說法，是因為「我們兩人無疑都缺乏必要的成熟」。他時時產生負罪感：「我是第一個要擔負責任的人。我內心有一種傾向，本能地認定，人類的事情不必過於認真。就這樣，我傷害了自己身邊的不少人……說真的，每當我想到弗朗西娜可能延續她目前的狀態，我就不知道該如何擺脫困境。」
加繆的其他朋友們可不像羅貝爾·伽利馬這樣不偏不倚。安德烈·貝尼舒和于爾班·波爾熱一樣都不屬於巴黎文壇圈子。這個向來肯仗義執言的人總是關注著此事。貝尼舒是職業哲學家費迪南·阿爾吉埃的朋友，本人亦曾研修哲學，並曾指導加繆閱讀古希臘作家的作品。他並不站在薩特一邊，但卻向加繆直言，儘管他可以理解後者的立場，但卻並不喜歡《反抗者》一書，對它的寫作技巧尤其感到失望。一個人不贊同朋友的著作，在其出版后立即直率地表達這種不贊同，這種事情並不常見。讓·達尼埃爾此時的確有理由相信，薩特在這盤棋局中已經佔了先手。
弗朗西娜的癥狀雖有所減輕，但依然痛苦。加繆帶著同情心和她一起分擔。不管是在國外還是在法國，他都在尋找能夠對妻子有用的藥物，並不斷尋求勒芒大夫的幫助。有時，自責的他更能理解弗朗西娜。對後者的病，他本來可以置身事外，可她畢竟在他身邊。有時加繆簡單地記錄下了自己的反應。他和一位專家有過交談，「在他看來，照看弗朗西娜的責任使我生活在『一個玻璃球中』。他的建議是，我得享有更多的自由，為自己多考慮一些。這倒是個絕妙的藥方，而且，顯然還是最容易服用的藥方。」
在米歇爾、雅尼娜或是羅貝爾·伽利馬面前，就像面對馬梅納一樣，加繆常常抱怨自己缺乏靈感：「沒法工作，又缺錢，於是我答應了為一部根據《克萊芙王妃》改編的電影設計台詞。我為此花了不少時間，可也學會了一門以前不熟悉的手藝。在有空閑的時候，我出去觀看足球賽，在夏天炎熱多雨的巴黎散步。」
加繆想把他的雙胞胎帶在身邊，為此他在巴黎地區尋找租屋。那樣他就能與孩子們在一起，他們現在和熱拉爾與雅克·波爾熱在一起。讓從南方回到巴黎，7月，加繆和兩個孩子住在了索黑爾他的「雅米」家裡。加繆敘述了孩子們在「兩個爸爸」和「兩個媽媽」身邊的新發現：「讓很想念聖雷米，但卡特林娜整天和他待在一起，成功地轉移了他的注意力。男孩比他的姐姐更安靜、更聽話，我知道，這都是你們教育的結果。」更重要的事情是：「弗朗西娜更好一些了。她準備和她的姐姐克里絲蒂安娜去迪沃納。我希望在6個星期的治療之後，一切都可恢復正常。」至於工作，加繆承認自己「並無進展」。
加繆和到阿爾及利亞休養的弗朗西娜重逢了。1953年12月26日，在推遲了一次埃及之游后，他從奧蘭寫信給讓·格勒尼耶：「剛才，我懷著緊張的心情給您發去了一份電報，我知道它將帶給您深深的不安，但我別無選擇。弗朗西娜的狀況幾天來一直不穩定，我曾經企盼她能漸漸好起來，可她的病情在卡特琳娜一場突發的猩紅熱之後，卻突然惡化了。我現在無法告訴您太多的詳情，但事實上我們從此得時時守護在她身邊。她必須接受治療，但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們無法確定是否能在此地就醫，還是必須返回巴黎。」一位處於抑鬱狀態的病人和她的家人，無論如何不是判斷病情的最佳人選。12月28日——這是他和讓來奧蘭的第10天——，他寫信給「親愛的雅尼班」：「我曾經覺得，弗朗西娜的狀況比我離開巴黎時還要糟糕，然而接下來我覺得有些轉機。」他又致信格勒尼耶：「我非常抱歉向您求助，為的是免去弗朗西娜的出行，可我想這是最有效的辦法。現在我很擔憂。弗朗西娜的情況讓人不安，我曾經希望，回到故土能夠幫助她找回安寧，可我發現她的抑鬱卻反而加深了，轉化成神經衰弱，還帶著絕望和強迫症的表現。我非常擔憂，自責沒有對她早期的癥狀給予足夠的重視。事實上，如果有可能，我當初寧肯推遲埃及之旅。我不能把弗朗西娜獨自留在這裏，因為除了她的姐姐（克里絲蒂安娜），家庭里再也沒有一個成員能夠真正地幫助她，甚至理解她了。可眼下一切都太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儘快回來，盡量減少在那邊停留的時間。」
布里斯·巴蘭表達了他對加繆的同情和理解。布里斯維爾、吉尤和夏爾這些無條件的支持者星散飄零，並不都聚集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波朗用一些小紙條表達了他對加繆的支持，條子上最後的結束語正是後者所需要的：「滿懷熱忱。」加繆向不同的人提出同一個問題：薩特究竟是否有理？波朗試圖把他重新引回到一種有分寸的現實感中——畢竟，論爭不過是巴黎的一個茶杯里的風暴罷了。他強調了事件中被誇大了的、戲劇性的和過於瑣碎的一面。加繆表達了自己的謝意：「自從我成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您）所謂的作家以來，我的同行們時時刻刻都令我吃驚。有時，這種驚訝的確源於我的敬意。今天卻並非如此。不過，我總能察覺到自己的不足。」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收到了大量的郵件。來信者中有名人也有普通人，言辭或純樸或巧妙。一位名叫約瑟夫·查普斯基的波蘭畫家——此人也是作家，寫過關於蘇聯集中營的書——來信說：「在爆發對您的集中攻擊之後，我立刻就想告訴您為什麼我愛您，還想告訴您，您的朋友比您想象的更多。」加繆立刻想去參觀查普斯基的畫展。這不是一位現代藝術家，然而加繆表示：「您不在我們稱之為『運動』的思潮內部，這一點並不重要。這種運動如今已陷入停滯。」加繆繼續傾吐心聲，筆下時見怨憤：「如果說『左派』一詞如今已經失去了意義，那是因為左派知識分子——您可以通過《現代》雜誌的例子看出這一點——已經選擇成為自由的掘墓人。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必須面對面地和他們鬥爭，揭去蒙在他們身上神聖的面紗。」
弗朗西娜和阿爾貝被雙重疾病折磨著，一個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精神疾患，一個則是純粹身體上的問題。加繆表示：「骨盆摔傷、石膏固定、用青霉素降低體溫，這一切都無助於精神狀況的改善。現在我們面臨著用胰島素進行長期治療的可能性，但至少在6月以前無法指望什麼明顯的療效。」胰島素的使用對人的記憶力不利，還可能招致低血糖昏迷。加繆對此極感不安：「事情的嚴重性超出了我們的料想，我憂心如焚。」波爾熱一家人給在奧蘭的費爾南德·弗爾寫信，卻並沒有提到弗朗西娜受傷。人們可以向老太太隱瞞這件事。女婿顯然忘記了岳母的告誡。
接下來便是寫信人照例的親吻。卡特林娜在假期里比她的兄弟更喜歡鑽樹林，她補充說：「深深地親所有的人。」加繆為他的這一對雙胞胎感到自豪，讓的音樂天賦尤其讓他驕傲。
費爾南德·弗爾在巴黎住了下來。弗爾一家人現在都要求加繆離開夫人街，而他們並沒有徵求弗朗西娜本人的意見。通常，加繆都是親自作出真正重要的決定，但這個重要的離開——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希望的——卻是從外部強加給他的。他已經習慣了這樣一種想法：弗朗西娜的病情不是短期內能夠痊癒的。人們就這個問題諮詢了臨床醫生和其他一些專家，例如《世界報》的專欄編輯羅戈爾教授、作家和院士德雷教授，特別是貝爾塔尼教授的意見。所有的人都認為，弗朗西娜的問題主要是神經官能症而非精神病。弗朗西娜經受著可怕的折磨。在那個時代，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物是十分有限的，僅有的葯與其說能夠發揮真正的治療作用，不如說只是一些鎮靜劑。加繆一度想過求助於精神分析治療法，但不久他又放棄了這個念頭。
加繆的聲名已是如此顯赫，在他生前已經有許多人想為他立傳。羅歇·吉里約取得了他的信任，並給他送來研究提綱的手稿，題為《大海和監獄》。據加繆說，這份提綱「如此完備而又謹慎，我們可以期待它的完成」，但「我……去掉了和薩特有關的參考，理由很簡單，不同於您引用過的馬爾羅，他的書從來沒有影響過我。」對他來說，《反抗者》是最重要的作品：「這是一本有反響的書，它給我招來的敵人多於友人（至少敵人發出的聲音比朋友更大）。我和常人一樣，並不希望自己有敵人。然而，如果時間流轉，我仍舊會照原樣寫出這本書。在我的作品里，它是我最看重的一本。」九九藏書
在巴黎，人們有時會把西蒙娜·伊埃誤當成「加繆太太」。她嫁給了科當索大夫，住在聖米歇爾大街57號。自1947年以來，警方曾幾次因購買嗎啡和海洛因的劣跡而逮捕她，她用未出嫁時或是婚後的名字（例如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之後）在五位醫生那裡成功地通過開處方獲得了毒品。她曾在貝勒維診所接受靜脈注射。緝毒刑警在花神咖啡館傳訊了她，在她身上發現了多達6克的海洛因。被捕以後，她隨即在10月28日被送往弗雷納診所。在被處以5萬法郎的罰款后，她於11月3日獲得自由。西蒙娜的母親幾個月以來一直在尋求加繆的幫助，可他不知道該如何做：「我想過這個問題，可我的確不知道該對您說什麼。在17年以前，出於一種與年齡完全不相稱的直覺，我就明白了這樣的處境是沒有出路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斷然作出了決定，儘管這樣的痛苦比我對任何人傾訴的都要來得強烈。今天，我對西蒙娜，特別是對您，唯有抱著我滿腔的同情和理解之心。至於她的丈夫，雖然我不認識他，我也無須向您指出我是多麼能夠理解他此刻的感受……應該減少損失……首先是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讓她不至於因為瘋狂而招來進一步的司法後果。西蒙娜最好搬到阿爾及爾居住，在那裡託人找一家收費合理的療養院……不幸的是，我擔心自己和17年前一樣無能為力。」西蒙娜的母親住在阿爾及爾，她請求前女婿為西蒙娜找一個工作，一向對她懷有友好感情的加繆答覆說：「親愛的朋友……雖然這對您和您的健康而言不無艱辛、困難之處，但我相信，西蒙娜最好的選擇還是留在您的身邊……直面現實是最好的。我們不應當喪失治愈的希望，但也要考慮到情況重新惡化的可能性。我覺得把西蒙娜直接推薦給一位出版商而又不告訴他實情是困難的。」在又一次被捕之後，西蒙娜並未被審判，她在巴黎遊盪，在地鐵站台上邂逅了勒內·普瓦利耶教授，對他談了一些關於加繆的不三不四的話：他以前想把她當作試驗品。
「勒芒大夫對我說，我的感冒癥狀是結核病的先兆。我得服用一些抗菌素。」
他通知波朗，從此他將離開塞格耶街18號和夫人街29號。他四處打游擊，住過旅館和臨時借來的套間，最後搬到第7區夏納雷伊街4號的四樓，那裡，在附屬的樓梯旁有一套二居室的房子，是夏爾在他本人落腳的公寓樓里好不容易才為他找到的。有時他也經過夫人街。和卡特林娜及讓的分離總是讓人痛苦的。在致他喜歡的伽利馬兄弟的信中，加繆簡單地說道：「我很思念我的孩子。」在他離家的日子里，無論是旅行還是出走，只要想到孩子們在夫人街一切平安，並且他即便不和他們住在一起，也總能很快見到他們，加繆的痛苦就得到撫慰。他可以在電話里和他們交談，儘管他並不喜歡無休止地濫用這種通訊工具。可如今，讓在普羅旺斯，卡特琳娜在阿爾及爾，他們的遠離使父親黯然神傷。
9月，她在格拉斯小住了一陣子，隨即返回了夫人街。加繆此時又改變了主意，想繼續和她一起生活。他拒絕了朋友們的邀請，因為「我想每頓飯都在家裡吃」。上一年裡，加繆以自己和薩特的不和為借口，迴避了和許多人的接觸。此時他幾乎不見外人，專心致志地和弗朗西娜待在一起。
他再一次投入戲劇創作。他在演員們身上比在知識分子那裡感受到更多的善意，特別是當後者為政治所左右的時候。演員們對各種分歧更為寬容，也並不關心薩特和加繆之間的唇槍舌劍。瑪蒂蘭劇團的助理經理羅貝爾·塞雷索爾是業餘的劇作家，與加繆往來甚密，他並不像有些人總是帶著政治的有色眼鏡看待一切。加繆計劃在麥那河畔的昂熱城堡舉辦一場戲劇節，在被知識分子拋棄之後，他在戲劇人身上找到了久違的熱情、友誼和認同感。此時他並沒有創作大部頭作品的衝動。他改編了兩部劇本，瑪麗亞將在其中扮演角色，埃朗擔任導演。改編劇本總是比寫全新的作品容易，加繆於是投身到既有作品的再加工中，這樣他不必因面對一張白紙而感到陣陣眩暈。在戰前，他在阿爾及利亞曾經改編過皮埃爾·德·拉里韋的《精神》。瑪麗亞幫助他翻譯、打磨卡爾德隆的《對十字架的崇敬》。和在伽利馬出版社審稿委員會的工作相比，加繆還是覺得在舞台上或者在排演的過程里更自在。作為劇本的改編者，他為自己規定的是一個相對輕鬆的任務。
在《現代》雜誌發表的那篇回書中，薩特帶著一種蔑視性的殘忍譏諷加繆的「節制」。對此加繆反唇相譏道：「我想自己可以寫『節制』這個字眼。其實，我本也可以寫什麼『對抗』、『肉搏』，好符合我們這個文學圈子裡隨處可見的對戰鬥業績的渴望。」這樣的渴望當然不是天狼星上掉下來的，也並非一味沉浸在文學的永恆性中，因為現實就是如此：越南人的確正在反抗印度支那的法國軍隊，人們的確對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憂心忡忡。然而加繆繼續寫道：「我更喜歡『正義』一詞，在古希臘人的古典用法中，它就是『節制』的同義詞。是的，反抗就是革命的節制，反之亦然。」節制的對立面也是如此定義的，在這一點上加繆的說法顯得不那麼清晰：「我稱之為無節制的，是指一種盲目地越過了邊界的靈魂運動，在邊界的另一側，原本相反、對立之物轉變為一種狂熱的、普遍的贊同情緒，這方面的卑下的、殘酷的例子正在我們眼前層出不窮。」這篇文章反映了加繆的失望情緒：《反抗者》提出的既不是一種成形的道德，也非教義，它只是肯定某種道德是可能的，且代價高昂。在這篇文章而不是在《反抗者》中，備感苦澀的加繆發出了這樣的抱怨：「藝術家坐而論道的時代結束了。」這是不是又在影射薩特6年前在法蘭西喜劇院的座椅上「坐而論道」呢？「藝術家常常自以為是孤獨的，然而他並不能真的獨善其身，人們經常帶著卑鄙無恥的快樂向他發出喊叫。」這是個氣氛敗壞的時代，但藝術家必須鎮定自若：「也許，每個人感到孤獨，這一悲劇的根源有時正在於他無法真正地孤獨。不可否認，有一些時刻，即便只是短短的瞬間，人渴望和外面的人群脫離開來。」在浪潮的低谷里，加繆帶著同樣的厭惡把某些巴黎人看成這樣的「外面的人群」：「然而這是無濟於事的。歸根到底，我們需要他人，更甚於他人需要我們。」他總是不停地追問那些昔日的友人、今日公開的敵手的動機：「每一個對手，不管他是多麼令人厭惡，都是內在於我們自己，讓我們力圖消泯的一種聲音；但我們必須傾聽他們，以便改正、調整，或是重新肯定某些我們能以同樣的方式瞥見的真理。」加繆的內心是悲傷的，但他隨時準備作出反應，並以這句話作為全文的結語：「沒有什麼是無用的。」擁有讀者和購買者，這是讓人理解自己的方式嗎？
「這真讓人受夠了。我將就此停止爭論，免得又給他們打什麼廣告。」加繆這樣對路過巴黎的于爾班·波爾熱說。
在春天結束的時候，加繆得了一場感冒，弗朗西娜的狀況也沒有改善。「我的小病已經好了，但並沒有走出厄運。弗朗西娜病況依舊。」她的房間現在設在二樓，窗子總是打開著。是弗朗西娜自己開的窗嗎？不管是誰的責任，她從窗口跳了下去。克里絲蒂安娜認為她的妹妹企圖逃出診所，阿爾貝則擔心她想結束自己的生命。用精神病醫生的行話來講，她會不會是「癲狂」發作？這是指那種突如其來的爆發會讓病人徹底絕望，對自己或者他人做出什麼暴烈的事情來。弗朗西娜墜樓后摔折了骨盆。醫生給她打上了石膏，接下來她卧床的時間超過一個月，併為褥瘡所苦。
1952年12月12日到19日，薩特前往維也納出席保衛和平大會，此前剛剛發生了處決捷克共產黨領導人斯蘭斯基和克萊門蒂斯的事件。這位哲學家-作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兩艘「裝甲艦」伊利亞·愛倫堡和巴布羅·聶魯達一起，成為大會的風雲人物。對薩特來說，有三件事情「重新給了他希望」，即1936年的人民陣線、1944年的法國解放和這次大會！在維也納，他又一次提出了「鏡子理論」：「世界被分為兩半，每一半都畏懼對方……在這樣的視野中，人本身被抽象化了。每個人都是他者，即可能的敵人，人們互相不信任。」對這個強勁的大腦來說真理當然是自明的：「這次大會的創新和值得欽佩的地方，在於它使人團結起來。」在這個獻祭儀式上，薩特為了宣示他將和共產主義者（如果不是和共產主義本身的話）同行，特意撤回了正在維也納上演的《臟手》。以此方式，他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曾經多多少少反對過共產黨。加繆就此評論道：「在此平常的時刻前往維也納，就意味著投身冷戰。在11個有猶太人背景的受難者被絞死的時刻前往，又有何道德可言。我們所面臨的場面正如典型的教士們背叛的場面，而且是基於同樣的理由。右派分子是如何被希特勒的力量所吸引的，我們的左派就是如何屈從於被『有效性』一詞裝飾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加繆特意指出，在斯大林死前3個月，蘇聯當局「發現」了一個猶太醫生的「陰謀」，即所謂「白大褂事件」，並由此發起了一場反猶運動。自我祭獻的狂熱席捲整個所謂的人民民主國家。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部長格奧爾格·德爾丁格以間諜罪被捕。在整個東方陣營，人們一刻不停地玩著「零和遊戲」。加繆寫道：「對我來說，右派一直是壓迫和蒙昧主義的同義詞。」而現在，他竟敢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相提並論。共產主義比右派還壞，它「統治了東歐，還有我們那些想尋找家園的知識分子的心靈。他們唯一的、令人厭惡的工作就是仔細區分好的和壞的集中營，還有好的和壞的反猶主義。這簡直讓人噁心。」帶著樂觀的情緒，加繆對長遠的未來作出了預言：「我敢肯定，這樣的混淆決不會長久。」九*九*藏*書
12月，在回故鄉探視了母親之後，加繆發現了一個自己不認識的阿爾及利亞。他在首先發現阿爾及利亞油田的地理學家安德烈·羅斯費爾德的陪同下訪問了南方。「昨天晚上我從南方回來，被一路川流不息的車輛弄得昏頭昏腦，但滿腦子都是這些天的所見所聞。這些日子里清凈的獨處讓我很舒服。今天早晨我看見了自己的郵件，煩惱又開始了。」
加繆更喜歡向女人而不是男人傾訴他的「個人」問題，唯有4個人是例外：羅貝爾·若索、安德烈·貝尼舒、米歇爾·伽利馬和于爾班·波爾熱。阿爾貝在1954年3月28日寫信給健康狀況也不好的馬梅納：「不，弗朗西娜的情況沒有改善。在日常照料的醫生之外，她在診所里還請了一位專門的女性精神科大夫。她喜歡這位大夫，和她交談，可她的話越來越少。我有一種可怕的感覺，她正在日益遠去。可也許這個印象是錯誤的。我總是擔憂最可怕的事情發生，如果擔憂不幸成為現實，我會徹底絕望。」他不想讓弗朗西娜的疾病被弄得盡人皆知，也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本人的反應：「我沒有權利談論她的不幸，以及我自己的悲哀。」當這段婚姻正在經受最嚴酷的考驗的時刻，加繆只想清楚地注視自己：「不管對享受愛情還是對承受痛苦，我都沒有特別的才能。我四處徘徊，卻不知道目標何在。」
從出版社出來，他往往會遇到薩特真實的或者他想象的支持者，他總是避開聖日爾曼大街熱鬧的公眾場所——別忘了那還是咖啡館的黃金時代。他也總是在蒙帕納斯避開圓頂酒吧等薩特喜歡光顧的地方。對加繆來說，每一個熟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敵手。在他的「家庭」即非共產主義左翼陣營里，他淪為了不可接觸的賤民，感到自己受到眾人的圍攻。加繆對此非常悲傷。他在人前變得越來越封閉，並且再一次回到論爭的主題上來：「對《反抗者》的攻擊就像鋪天蓋地的粉蟲一樣。我在利特雷詞典上讀到這個詞的定義：1．喜歡愚昧無知狀態的人，2．一種鞘翅目昆蟲，其幼蟲生活在粉塵中。人們也管這些蟲子叫蟑螂。真是好笑。」他又說道：「巴黎就像叢林莽野，小老百姓就是其間的猛獸。」他難以遏制的怨憤在下面的言辭中表露無遺：「這些革命精神的新貴、暴發戶、道德正義上的偽善者。薩特，其人其心，都不是什麼至誠君子。」
1952年11月6日，莫里亞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幾天以後，夏爾-安德烈·于連發表了《前進中的北非》。書中分析了非洲民族主義的覺醒和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的獨立願望。該書並沒有深入剖析政治問題，但很快已成為大學里的一本經典讀物。12月，弗朗索瓦·菲吉托在巴黎出版了《人民民主的歷史》，這說明，如果願意，人們大可把這個話題引入到共產主義世界內部。
1954年六、七月間，弗朗西娜和克里絲蒂安娜在一位看護士的陪同下，在迪沃納休養。在市政廳的走廊里，她們邂逅了正在日內瓦與越南人、蘇聯人和中國人談判的內閣總理皮埃爾·孟戴斯·弗朗士。加繆此時在洛桑，他感到身體極度疲倦，出現了浮腫的跡象。勒芒醫生告訴他，他的呼吸系統功能已經十分衰弱。從迪沃納傳來的主要是好消息，只是克里絲蒂安娜告訴他，醫生對弗朗西娜的健康的看法有些「小小的反覆」。克里絲蒂安娜仍然在夜間照料弗朗西娜。
抑鬱，就像俄羅斯國土上的一道道山脈——首先是弗朗西娜難以翻越的山嶺，其次對加繆，對她的姐妹、母親來說也是如此。加繆必須花比平時更多的心力來照顧孩子。在和妻子分離，或者即將分離的日子里，他在自己的眼中算不上孩子們的好父親。母親生病，重任全落在父親身上，不管這個男人如何盡心竭力，父代母職也總是勉為其難。加繆留意著哪怕最微小的跡象。他表示他的妻子正在慢慢地走出這黑暗而漫長的隧道。弗朗西娜病後身體消瘦虛弱，整天和藥物為伴，體重只有45公斤，但加繆依然信心滿滿：「弗朗西娜的狀況好得多了。康復的過程可能比我們預想的要快。我的困難依然很多，但胸頭的重負自覺減輕了不少。我想5月底我們恐怕還不能在南方見面，不過，誰知道會不會有驚喜呢？」馬梅納生病了，加繆試圖寬慰她，讓她放鬆一些：「這些暫時的逆轉證明不了什麼，最多說明醫生在判斷你已經痊癒的時候稍微性急了一些。」經過幾個月的磨練，加繆懂得了時間和耐心的價值，因為他本人也在和疾病作鬥爭。他想象著馬梅納和弗朗西娜在普羅旺斯相會，一起在柏樹下休息的情景。在他的書信往來中，「疾病複發」此時成了一個常用的詞兒：「弗朗西娜正一天天好起來。如果趨勢沒有改變，不再有疾病複發，那麼我們就可以企盼痊癒的那一天了。」
昂熱城堡的戲劇節進行得很成功，但不幸的是，加繆的一位友人馬塞爾·埃朗先於另一個埃朗兩天去世。加繆悲哀而又疲憊地回到巴黎，他不知道自己在接下來的1953年的夏天能做點什麼。弗朗西娜和他們的雙胞胎正在度假，波爾熱則身在南方。加繆表示：「必須作出決定，可我對此卻深感無力。我唯一的願望是人們讓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可那顯得太孩子氣，而我們卻是大人。」7月，他在巴黎度過了一個憂傷的國慶日：「人們在雨傘下舞蹈，簡直不可思議。」
與此同時，他還忙於另外兩個輕重不等的工作，即將他在1948至1953年間撰寫的文章結集出版。伽利馬出版社的某些作者曾將散文和序言彙編成集，如瓦雷里出版過《文藝雜談》，薩特則有《境況種種》。在獻給夏爾的《時文集》第一輯中，加繆收入了自己在《戰鬥報》工作期間的文章。該書的一致性是內容略顯雜亂的第二輯所沒有的。現實離評論者太近了。文章的標題和副標題大都帶有「正義和仇恨」、「虐待者和犧牲者」、「偽裝正義」、「選擇抵抗」、「對仇恨的屈從」等字眼。加繆還沒有來得及消化《反抗者》所引發的事件，《時文集》第二輯中的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和這場論爭有關。他常常強調事件的一些細節，還以《反抗和奴役》為題發表了致《現代》雜誌的主編先生的信。加繆沒有忘記時代性，為了告訴世人他仍是左派中的一員，他收入了為其友人羅斯邁爾的《列寧旗幟下的莫斯科》一書作的序言，由此可以看出加繆的定位。對那些認為他已經成為反動分子或已經喪失希望的人，他的回答是：「像羅斯邁爾這樣的人能夠抵抗自己希望的崩潰。他們的抵抗是雙重的，其一是拒絕如許多革命人士那樣，把自己交付給據說是暫時的奴役狀態；其二，他們九-九-藏-書拒絕對反抗和解放的力量喪失信心，這種力量內在於我們每個人。」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加繆敢於作出這樣的預言：「真正的解放並非專為明天，但虛無主義的確已經屬於過去，即便我們的報刊上還回蕩著虛無的喧囂。」那些報刊的把持者乃是一群小人物，他們喜歡咬牙切齒地冷笑。加繆在一篇更為私密的筆記中寫道：「創造永遠是可能的，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歷史和藝術的矛盾不會在純粹邏輯性的綜合中得到解決，它唯有在活生生的創造中才能被克服。」
「不用老跟著我，」弗朗西娜說道，「我不會自殺的。」
在夏爾看來，《反抗者》是加繆寫得最好的一本書。吉尤是加繆熱忱的支持者，提出了他的建議：「你告訴我你不工作……幾乎只有在耐心中才能找到藥方……不要太僵硬，至少最好不要如此。」皮埃爾·布瓦德伏爾建議加繆和雷蒙·阿隆一起在法國天主教知識分子中心參加一場辯論，由蒂埃爾·莫尼埃代表右派，克洛德·布爾代和讓-瑪麗·多梅納克代表左派。加繆拒絕了這一建議：「這件事情還處在新聞熱點的階段……此後，我就此說的每一句話都會以一種事先就令我反感的方式被使用……因為，在這樣的情形下，我無法再以一種文質彬彬的語調講話。如果有人把我看作一個永遠保持風度，可以隨意侮辱的人，那他一定是弄錯了。我認為我在《現代》雜誌的反對者們是沒有信譽可言的，如果一定要我談論這件事情，那麼我將不得不聲明這一點。」
加繆以一種阿爾及利亞的方式向薩特發出了挑釁。連小報都在報道什麼「存在主義者的內訌」、「薩特反對加繆」，此類街頭物議倒讓《現代》雜誌銷量大增。
忠誠的弗朗西娜和瑪麗亞試圖讓加繆忘掉這場論爭。加繆很少對「獨一無二的她」提到這些事情。他來到沃吉拉爾街她的住處，不戴領帶，神情陰鬱，眼中含淚，彷彿剛剛經歷了幽閉恐懼症的折磨。瑪麗亞對他說，有些事情不必過於認真，可他做不到這點。在伽利馬出版社，許多人都在暗自冷笑：這些大作家們終於從聖殿上走下，當眾相互攻擊，這倒是一幕供人消遣的好戲，《現代》雜誌的那些文章也真是精彩紛呈！在左派一邊，人們為薩特的文章給出18分的好成績，而對加繆，則公正地給了個不高不低的分數。在薩特回書發表的第二天，加繆就在出版社的各個辦公室里奔走以尋求支持，可響應者寥寥無幾。加斯東好像對此有些心煩。他早已習慣了自己經手的那些大作家們之間的爭吵，此時何不樂得作壁上觀。克洛德，他的兒子，也對此感到好笑，因為這件事讓加繆的朋友米歇爾心煩意亂。克洛德和米歇爾之間關係緊張早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就連羅貝爾也想袖手旁觀，他簡單地告訴加繆：我，在伽利馬出版社是薩特的編輯。我知道在這場論辯中您想找人表明立場，這和您的處境有關。「讓我們都保持尊嚴吧，別再談論這件事了。」加繆回答道。此時他是一個分裂的人。他因脫離了薩特的支持者和研究者的包圍而感到高興，但另一方面，他顯得是一個自尊心、驕傲心和友誼都被傷害了的孤兒。
每個人都從自己的角度來看待未來。馬梅納就弗朗西娜的病情諮詢了一位醫生。這位英國大夫（隔著如此遙遠的距離）宣稱自己抱有樂觀的判斷。加繆立刻被他的話所吸引，儘管內心也著實不敢相信：「不管怎樣，你的那位醫生的話多少讓我好受了一些。此地的人們也對我說，病去如抽絲，情況總會慢慢好起來的。我沒有失去希望和耐心，為的是等待未來，更為的是幫助她。」他對自己也寄予了希望：「我總是有足夠的力量走出險境。我想弗朗西娜也終會獲得新生。最後，一切都將如一場噩夢進入我們的記憶，教會我們，必須把我們的生命建立在體面的基礎之上。這將是生活給予我們的財富。」什麼是「體面」呢？是明確的、公開的分手。
加繆本人也終於病倒了，他告訴克里絲蒂安娜：
在這幾個月艱難的日子里，加繆精心創作了若干藝術家的隨筆：他在準備《夏天》這本集子。在經歷了一連串需要發揮理智的抽象理論論爭之後，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調子，回到了阿爾及利亞，遠離了那些爭辯。克洛德·德·弗雷曼維爾在新聞界化名為克洛德·特里安，他對《夏天》的書名提出了自己的解釋：「這是為了借其黃金季節的意象來傳遞地中海精神嗎？可別忘記加繆始終對它情有獨鍾。或是這是為了描繪加繆生活中那將要來臨的季節？加繆熱愛象徵，也就是說，熱愛一種融具象和抽象於一體的詩學。」加繆在三年前寫的一篇名為「謎語」的短文抨擊了針對作家的各種各樣的誤解和詛咒。在那篇文章中，他把自己描繪成正在尋找有節制的希望的人：「當然，我不是一個輕易樂觀的人。我和同齡人一樣在一戰的戰鼓聲中長大，我們的歷史自此以後始終是謀殺、不義和暴力的淵藪。在這麼多殘酷和卑鄙的事實之上，怎能不滋生出真正的悲觀主義？」衰落的意義是非常主觀的：「在藝術家執拗的尋求中，唯一能夠幫助他的是那些愛他的人，或者是那些愛己、創造自己的人，他們在自己的激|情中找到了所有激|情的範本，並且懂得作出判斷。」當他講述自己深感失望卻又不無教益的提帕薩之行時，他不再是那個和薩特爭執拌嘴的人與思想家。就像《婚禮集》時期的那個加繆一樣，他又一次成為用散文體創作的詩人：「我們在無邊的海洋里航行，彷彿永遠看不到陸地。晝夜交替，日升月落。在大海上度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那麼相近，就好像幸福總是那麼相似……」
11月，加繆抱怨說寫作對他變得越來越艱難。他告訴讓娜·波爾熱：「我覺得自己的精力被耗幹了，就像掉在吸墨紙上的墨水一樣。弗朗西娜的狀況和您上次看到的差不多，有一點兒好轉，因為她已經開始照看孩子，情緒不錯的時候也更多了。一個月以前，她就該接受一種治療，這幾天還得接受另外一種綜合療法。如果採取這些措施之後，弗朗西娜還是走不出她潛伏的抑鬱，就只能聽天由命，讓時間去解決一切了。您知道，時間總是有耐心的。」弗朗西娜還要再接受23次電休克治療，結果，一聽到「電休克」這個詞，她就驚懼不安。這種療法會引發某種癲癇的癥狀。在那個時代，人們為了減輕電擊的痛苦，把它的影響控制在神經系統內部而不損傷肌肉，通常會使用箭毒。在麻醉狀態下進行電擊是後來才出現的方法。由於缺乏真正有效的抗抑鬱藥物，電擊的作用不過是減輕病人的苦痛，漫長的抑鬱症本身並不能得到治愈。人們也並不清楚，因為什麼機理電擊療法會有一些療效。加繆承認，治療的任務眼下是「第一位的」。作為藝術家，此時的加繆陷入了癱瘓狀態，但作為一個人，他卻昂首挺立。他坦承自己的癖性：「我一向是狂熱追逐幸福的。」每個人都承擔著自己的一份不幸，但重要的是體會存在本身的幸福。波爾熱一家人最為加繆所欣賞的品質，就是他們「生活的力量，幸福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他們經受得起任何風暴。
弗朗西娜在聖-芒德的一家療養院安頓了下來。加繆有時感到內疚，有時又感到憂心無措和憤懣。有時，他的憤怒心緒讓布里斯維爾這樣的朋友都感到吃驚。從診所回來，他講到弗朗西娜坐在床上，目光定定地看著前方，而他自己則坐在旁邊。這樣的病情主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醫生們的囑咐變化無常，難以信賴，不過通常涉及到抑鬱症的治療時都是如此。克里絲蒂安娜已經是奧蘭市的國民教育督導員，她每3個星期來看望妹妹一次。蘇茜已經結婚，住在巴黎，更經常過來探視。弗朗西娜在聖-芒德由蒙塔蘇大夫和一位叫科蘭的女醫生照料。醫生們的意見並不總是一致，至少弗朗西娜的家人的感受是如此。科蘭醫生宣稱病人「疾患纏身」，除了神經衰弱還有陣狂和判斷狂，克里絲蒂安娜則提出了異議：人不可能有這麼多病症！弗朗西娜時常哭泣、沉睡，常常提到瑪麗亞。克里絲蒂安娜堅信妹妹能夠好起來。蒙塔蘇大夫建議用碘輔助治療，但加繆和克里絲蒂安娜都表示反對。弗朗西娜的病情讓弗爾一家人都來到阿爾貝身邊，他們共同分擔著這樣的不幸。加繆擔心弗朗西娜的生命會走到盡頭。1954年1月30日，他寫道：「弗朗西娜的情況沒有變糟，但也沒有改善。醫生們的診斷難以讓人信服。我相信希望猶存，但康復的時間會超過原先的預期。現在我每天下午都去探視她，嘗試幫助她走出困境，但我時常感到自己無能為力。這是殘酷的現實。另外有些時候我卻能發現不少好兆頭，應該相信這些跡象。」加繆希望轉機和康復能早日來臨：「她喜愛旅行，如果能去南方短期出遊，當能改善她的健康，讓她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來。」ｈtｔpｓ://ｒｅad•99ｃｓw.ｃｏｍ
「你想讓我做什麼呢？讓我去揍他么？他太瘦小了！」
4月23日，加繆向馬梅納和波爾熱一家通報了病人健康有所改善的好消息。他告訴馬梅納：「弗朗西娜的情況更好了。治療好像產生了效果。我現在充滿了信心。」他對讓娜和于爾班說的話也帶有同樣的主題詞：希望。「弗朗西娜的情況變化不大，然而療效已經有所顯現。她就快有力氣站起來了，骨折的地方也快要愈合，整個人也開始有了生命力。我們還得等到6月治療周期結束的日子，但我心中已經充滿了希望和勇氣。」
米歇爾和雅尼娜前往西班牙伊比薩島航海度假。懷舊的加繆寫信給他「親愛的海盜」，提到了戰前他和西蒙娜·伊埃一起旅行的場景：「到島的另一端，聖安東尼去。過去，上帝在那裡給過我許多快樂的時光……憊懶的青春……但願上帝給你們帶去更好的天氣，可別像在巴黎，沒完沒了地下雨。我的時間變得十分瑣碎，一事無成。在《克萊芙王妃》上我花了一個月的力氣，可布雷松是個瘋狂的、有怪癖的、讓人厭煩的傢伙，最後我只好放棄。」電影製片人沒有給加繆寄來合同，他白忙活了。診所的花費很高，為了掙錢，他選擇了錄製他的作品：「……我的經濟狀況簡直糟透了。」至於弗朗西娜，「她的情況更好一些了，但我還不能高枕無憂。」
加繆生活在各種可能性、生活在一個個「如果」之中。「如果，再過半個月左右，情況沒有變化，弗朗西娜就可以動身去南方。這樣我們就可以結束第6個月的治療，在同等的情形下這樣的康復速度要算是快的。這也是我最大的心愿。」然而情況並沒有如預期的那樣順利。6月，弗朗西娜的健康狀況反而有一些倒退。加繆承認：「觀察期已經結束了……這些日子談不上病情複發，只不過有些小小的波動，需要我們更留意一些。出院的時間因此推遲了。」弗朗西娜面臨的，還是一個漫長的恢復期，遠離巴黎、遠離丈夫和孩子。
一些朋友以及弗朗西娜和瑪麗亞等人都建議加繆不要再繼續這場論辨。加繆回答他的妻子說：「我想你們都有道理。但我寧肯順其自然。我不知道我為何希望捍衛屬於自己的東西、捍衛我的生命。最簡單的辦法是讓其他人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無論做什麼都行。我已經受夠了。我能夠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保持沉默，塞住耳朵，埋頭工作……」
加繆有一種遭到不公正對待的感受：人們扭曲了他的思想。他完全信任於爾班·波爾熱，因為他與巴黎的圈子沒有聯繫。面對這個局外人，加繆在思索自己在這場事件中是否占理。每次分裂都會給他帶來一波接一波的痛苦，這在他身上已經成為定律。而薩特則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在決裂之後從不會表達遺憾之意。就在他快樂地、輕佻而悠閑地陶醉於自己的智性天賦，還帶著一點兒驕傲時，加繆卻在不停地反思自己的才能，質疑自己的論辯是否經得起考驗。加繆和薩特兩人的關係就這樣以兄弟鬩於牆的方式告終，或者說，標志著一場愛情的結束。說這句話的是羅貝爾·伽利馬，他是少有的幾個熟知並且同時欣賞薩特和加繆的人之一。在這個時代，羅貝爾覺得自己在理念上更接近薩特，但在感情上卻與加繆親近。
他想過回法國去，把他的兒子託付給波爾熱一家。聖誕節之後，弗朗西娜的健康進一步惡化。她走到面向阿爾澤大街的陽台上，是阿爾貝和克里絲蒂安娜拉住了她。這是自殺企圖的表現嗎？這個念頭在丈夫和姐姐的心中揮之不去。1954年1月4日，加繆寫信給波爾熱一家：「弗朗西娜正在一家診所接受觀察，我不得不放棄了阿爾及爾和埃及之行。」弗朗西娜在醫院度過了24個小時，又在加塞診所待了4天，在那裡由貝尼舒大夫（此人和安德烈·貝尼舒並非一家）照料她。加繆沒有去阿爾及爾探視他的母親，眼下的局面實在讓他抽不開身。至於弗朗西娜，「醫生們覺得她的情況並不很嚴重，但接受觀察和治療是必不可少的。」隨後，加繆和弗朗西娜在安德烈·貝尼舒的陪伴下乘飛機返回巴黎。克里絲蒂安娜把讓帶到了波爾熱家。阿爾貝對於爾班和讓娜講述了心中的不安：「我不知所措，只能首先求助你們。」抑鬱症彷彿一道不可翻越的高牆，幾乎把病人和她的親人們都逼到了絕境。
對他的一些密友，加繆也會傾訴自己內心的憤怒、苦痛和懷疑。當他回到夫人街時，他向讓娜·特拉齊尼談起了薩特，語氣中帶著激憤：
加繆更多地負責照料孩子們，還要求他們給長輩們寫信。這也是孩子們很高興做的事情。女孩的信寫得比男孩更簡短。讓·加繆這樣給讓娜·波爾熱寫道：「我很想你。我很高興來到這裏。卡特林娜的咽喉炎剛好，其實，那是她的牙在疼……我差不多每天都去釣魚，我還抓到了十幾條鰷魚呢。」
1953年1月，他從阿爾及利亞回到法國，「精神煥發，內心寧靜」。「這個國家和它的人民讓我找回了自我。」在此番修整之後，他對對手的精神狀況作了一番評論：「我不再相信薩特的誠實。此刻我說話很平靜，但我已經了解（和他的朋友們一樣）他是個善於撒謊和歪曲事實的人。」
加繆為了波爾熱一家，記載下了弗朗西娜病情發展的全過程。他們的雙胞胎8歲了，于爾班和讓娜提出可收養卡特林娜，不過加繆寧願把她託付給弗爾老太太照看。卡特琳娜喜歡奧蘭，而加繆也相信克里絲蒂安娜對孩子的教育方式，這種信任甚至超過他對費爾南德的信任。弗朗西娜的娘家越來越把她的抑鬱症歸咎為加繆的越軌不忠，特別是他和瑪麗亞的關係。人們也謹慎地懷疑，在遺傳上這可能和費爾南德的母親圖布爾和一位姨母的抑鬱傾向有關。種種討論僅止於此。沒有人尋思弗朗西娜的父親在她出生前就去世這一事實是否也影響到了她目前的健康狀況，當時，費爾南德是在懷孕的情況下為丈夫服喪的。弗朗西娜的父親在其死後成了一位英雄。在她的童年時期，弗朗西娜就和加繆一樣，在家裡見不到一個男人。就像阿爾貝，她是不是也一直在尋找一位父親？為什麼她選擇了嫁給另一位孤兒？……費爾南德、克里絲蒂安娜和蘇茜都對精神分析不感興趣，對她們來說，把責任歸於一個唯一的生者即加繆本人，進而要求他徹底離開夫人街的寓所顯然更加合理。他才是罪魁禍首。加繆對弗朗西娜發火說：「他們把我當作罪人來看。」弗朗西娜則覺得自己算不上賢妻良母。面對責難，工作成了加繆遮風避雨的港灣，然而對雅尼娜、米歇爾和克里絲蒂安娜，他還是承認：「我沒法寫作。」既然難有新的作品問世，眼下他只能考慮把以前創作的短篇小說結集。
儘管和弗朗西娜的關係緊張，1953的開局仍然是不錯的。馬梅納從倫敦給加繆寄來了一件巴寶莉牌雨衣，他穿上以後頗有漢弗萊·博加特的風度。「衣服上這些口袋、紐扣和皮帶滿足了我最為古老的鄉愁……我有一副十分『粗獷』的外表，你知道的，這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存在方式。」他產生了外出旅行的想法：「這是讓那些煩心事不了了之的好辦法。可勇氣、視野、美好的感情，這些東西讓我感到疲倦。」他知道逃避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然而，「在這個時刻，我寧肯順其自然，而不是主動控制生活。」
與薩特的爭論也在加繆的筆記里留下了許多痕迹：「任自己被文人或者黨的走狗侮辱卻一言不發，這倒是個體面的營生！在其它那些據說可恥的年代，人們受了欺凌至少還有要求決鬥的權利。決鬥當然是蠢事，可它至少能讓侮辱者不那麼好受。」加繆忍受這場爭辯已經很長時間了。他認為必須說明，他本人即便不是薩特的朋友，也曾經是一個夥伴，而後者則從不把他引為同類。他確信薩特從未對他產生過真正的影響。還在他們沒有散夥的時候他就這樣說過，如今兩人決裂了，他再次重複了這一點。在面對一位美國大學學者拿破崙·特朗布萊時，加繆表示：「我不是，也從來不是存在主義者。無神論的存在主義今天特有的理論基礎是，人沒有本性，但人在是『某物』之前已經先行存在。」加繆也認為存在先於本質，但這一點並未使其成為薩特主義者，而僅僅把他定義為非基督徒，這隻是他許多身份中的一個。他表述了這樣一個悖論：「我們不得不成為自由的，儘管沒有人強迫我們自由。」另一個悖論是：「『所有人都必須為他自己的命運負責，沒有人值得去憐憫，但構成人類大多數的窮人是個例外。』這樣一個光輝的邏輯在我看來能夠使人們接受任何形式的奴役。它的現實後果已經產生了。今天的存在主義者成了警察國家慷慨的律師。」薩特的政治蠢行不計其數，但加繆有時卻陷入一種絕對的善惡二元論，儘管這種理論不是沒有依據的。他在筆記中反覆思索存在主義：「根據我們那些存在主義者的意見，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存在的狀況負責。這解釋了為什麼在他們那群有攻擊欲的老人中早已絲毫不見同情心。然而他們又聲稱自己在為反抗社會的不公正而鬥爭。也就是說，還有一些人不能為自己的存在負責，就像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並非他們的錯誤一樣。殘疾人、醜陋的人、性格有缺陷的人，皆是如此。結論？同情心又回來了，不是嗎？」此前加繆在他的筆記中還從來沒有就存在主義者發表這麼多的看法：「存在主義。當他們自責時，我們可以肯定這是為了更強烈地指責他人。」他用「懺悔的法官」一語來概括形容那些人對他的侮辱。他同樣也指出，他在文學上從未受到薩特的影響。reａｄ•９９cｓｗ•cｏm
秋天，弗朗西娜的母親在巴黎扭傷，情況嚴重，照顧她的弗朗西娜十分疲憊。加繆寫道：「我感到自己好像住在醫院里。好在我精力旺盛，對付十個人也不成問題。」10月10日，他向「親愛的雅尼班」即波爾熱一家傾訴了心曲。讓此時正在聖雷米德普羅旺斯的家裡。「弗朗西娜總是在房間里休息。老媽媽伸著腿，讓人想到《聖事馬車》里的秘魯總督。卡特林娜奇迹般地成為一個沉默的大人。至於我，總在遊盪之中，因為我意識到了自己的無用。關於弗朗西娜的來信，我得向您承認，我並不為她感到擔心。在我看來她只不過有一些輕度的抑鬱（當然這畢竟不是好事），只要能得到連續的休整，她就不難複原。」加繆是一位關注兒子的嚴厲的父親，他指出讓最好改掉吃飯時把胳膊肘放在桌上的習慣，也不要養成說巴黎街頭粗口的毛病。
很多人並不關注這場思想論爭的本質，他們感到高興的只是，加繆終於遭遇了失敗。《局外人》、《鼠疫》和《卡利古拉》的作者，莊嚴而自豪的《戰鬥報》歌手過於成功了。迄今為止無懈可擊的生涯助長了他的傲氣，應該到此為止了！以前，在伽利馬出版社，加繆總是春風得意，在走廊里閑庭信步，而眼下他已是神色黯然、寡言少語，前所未有地顯現出他受傷的、帶著悲苦的驕傲。薩特總是對羅貝爾·伽利馬說：「加繆習慣於攻擊我。」可這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可以說，是他，薩特，狠狠打擊了加繆！這對薩特來說是段小插曲，對加繆來說卻是人生的大戲。
加繆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有這麼多知識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或之後，被極權主義和獨裁者所吸引？左派和右派的作家們都接受了警察國家的極端行為。薩特本人並非斯大林分子，但到頭來他讓斯大林主義在他身上佔了上風。加繆寫道：「《現代》雜誌引起的風波可用卑劣一詞來形容。他們唯一的借口是在這個可怕的時代不得不如此。他們身上的某些東西最終驅使他們嚮往奴役。他們曾經夢想通過一條堂堂正正的大道，帶著清醒的意識走向奴役。但是通往奴役之路並非大道，那裡只有欺騙、侮辱、對兄弟的告發。一句話，那裡瀰漫了猶大告發耶穌所獲的30個銀幣的氣味。」加繆特意寫下了「兄弟」一詞。
他在思考為回應薩特和讓松的批評而寫第二篇文章。可這篇構想中的長文將要發表在某份雜誌上嗎？哪份雜誌適合呢？答案是哪一份也不適合。左派的刊物現在對他表現出敵意。《圓桌》和《巴黎周刊》倒是能夠接受他的稿件，但加繆本人不願和右派有過多的牽扯。自己印刷小冊子怎麼樣？在致主編先生的信中，他已經顯示出他仍然具有譏諷的才能，就像《共和晚報》時代一樣。他寫了20來頁的東西，卻並未付梓。他把《捍衛〈反抗者〉》的手稿放在了抽屜里。他寫這篇文章時預設的讀者對象是他自己，而不是一個可能的公眾群體，他的調子是嚴肅的：「在每一部作品的源頭，都能找到一種深沉的、簡單的、被長久回味的情緒，即便不足以證明作品的價值，也可以解釋它。至於我自己，在40年代，如果我不是面對著我無法理解其價值觀和行為的人群，那麼我是不會寫《反抗者》的。簡單地說，我無法理解，人竟然可以折磨另一些人，而且還不停地注視著受害者……」加繆從來不用影射的方式談論他曾短期加入共產黨的那段歷史，他談論的是自己對兩種社會，即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在他看來二者都是剝削性的。他再次重複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維持，靠的不再是那些業已消失的德行，而是革命社會大規模罪行的反襯。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有必要針對那聲稱能解放勞動者的唯一的工具進行一種有理性的批判，以便讓這種解放不淪為長期的、令人絕望的蒙蔽。」
作為真正的朋友，若索和貝尼舒兩家人總是出現在加繆的身邊。他對自己的孩子們談到了波爾熱一家人：「應該雙倍地愛他們，因為他們既善良又聰明，而集善良和聰明於一身的人是很少的。」
1952年9月5日，加繆寫信給弗朗西娜：「當我回到巴黎時，這裏就像以往一樣讓我煩悶。《現代》雜誌發表了薩特和讓松的回復，各自有20和30頁。就在雜誌擺到書店裡之前，《觀察家》已經發表了其中的某些片斷。這件事兒做得乾淨利落，簡直算得上漂亮。至於兩封答書，一封不懷好意，另一封可謂愚蠢。除了薩特在一個點上的回應，我提出的問題都沒有得到回答。可是這50頁的答書蓄意對我進行攻擊。我被看作警察和喜劇演員，或者別的什麼角色，這讓我覺得好笑。總的來說，他們長篇大論地論證我的傲慢，正如你看到的，以此作為他們的殺手鐧。好多人都對此一哂了之。不管怎麼說，這本書讓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今天，我簡直對它產生了懷疑——也對我自己產生了懷疑，我和它畢竟太相似了。」同月17日，他又給弗朗西娜寫信：「這些日子以來，我幾乎是孤獨地體驗著一些陰鬱的、沉睡中的思想。我試圖盡我所能地找到出路，就像一個人躺在一張不舒適的床上輾轉反側一樣。可這並不容易。我能理解人們對我的書存在著爭議。事實上，第一個感到它的可爭議之處的人正是我自己，而且是在其本質之處。可是如果有人對我進行人身攻擊，我只能報以沉默，因為一切言論都會被理解為對我自己的辯護。最令人驚訝的是，一種長久被壓抑的敵對心理就此爆發了，這證明那些人從未真正成為我的朋友，我感到自己一直在激怒他們，使他們有受創之感。所有那些卑下的自我標榜、那些毫無寬容可言的態度都源自於此。對那些極度粗野的攻擊，我無法用其它言語去形容。但我將不會反擊，那將是不可能的。唯一需要做的事情，是在這片爛泥地中分清真偽，保持清明的理智，不動怒也不喪失尊嚴，既不要對有些事情視若罔聞，也不必過於認真俯身周旋。一句話，決裂（這是毫無疑問的）而不必心懷怨懟。完成這些姿態並非易事，但我別無選擇。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應對，而精力卻已不如以往。這場戰鬥的唯一的價值，是它終於澄清了以往那些曖昧不清的紛爭。那些先生們需要、呼喚甚至強加一種奴役。他們也許將會得到滿足，就此淪為奴隸。祝他們健康！」
馬梅納因患結核病不幸去世了。對傷感不已的加繆來說，她代表了一種人性的成就，集智慧和和勇氣於一身，能寬容地接受他的一切。8月，加繆幾乎確信，弗朗西娜已經渡過了最艱險的難關。或許是為了自我辯護，或許還帶有自私的情結，他覺得自己無法再繼續支持妻子：「弗朗西娜的情況好得多了。我希望秋天來臨的時候一切都可以結束。必須是這樣，因為我現在已經非常疲憊，無法再幫助她什麼了。」弗朗西娜乘火車返回巴黎，克里絲蒂安娜一路陪伴著她。
弗朗西娜終於垮掉了。她整天沉默寡言，或者就幾句話嘮叨不休。10月21日，加繆談到了她的情況：「她是讓我最擔心的事情……她的抑鬱癥狀更加嚴重，現在正在接受治療。」可過不了多久，他又認為她的情況有了改善：「雖然談不上百花盛開，但不可否認的是春天已悄悄地來了。她已經在談論去奧蘭的計劃，這是一個不錯的兆頭。」同一天，弗朗西娜也對此表達了贊同的意見：「一個月以來我都在和抑鬱症作鬥爭，這並不容易。可我想事情已經有了轉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