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講求活力，推崇效能，盛行技術至上理論，因而節奏迅捷明快，作風時尚的《快報》編輯部中，加繆並不感到自在。他研究過香榭麗舍大街91號的這塊領地，在這裏，他的熟人總是比朋友多。他對馬爾羅性格反叛的女兒弗洛朗絲懷有美好的感情，也尊重其他一些人。報社秘書長菲利普·格倫巴赫收到過加繆贈送給他的《戰爭與和平》，上面有作家的題詞：「……我讀過的最美的一本書。」塞爾萬-施雷貝爾一心要把法國和世界都扛在自己肩上，他企圖用自己的習慣、自己從美國人那裡學來的癖好去影響整個社會：在《快報》編輯部，人們用餐盤吃飯，在大廳里做體操，人們用「您」來稱呼自己的秘書，卻叫著他（她）的名而不是姓……這些做派在法國可是一種大躍進，因為這個國家在稱謂禮儀方面一向墨守陳規：按照法國習俗，人們在孟戴斯·弗朗士有生之年，都得稱呼他「總理先生」。在夜晚校稿已畢將要付梓印刷的時候，JJSS會拿出幾瓶維生素片分給皮埃爾·維昂松-蓬代或者達尼埃爾，嘴裏還急急地念叨著：

伽利馬出版社的簽約作家在評審委員會中佔有很大的優勢，有4人是委員會成員，他們是菲利甫·埃希阿、皮埃爾·馬克·奧爾朗、雷蒙·格諾和阿爾芒·薩拉克魯。此外，還有一些與伽利馬有臨時合作關係的作者，如亞歷山大·阿爾努（他在伽利馬出版社出版過4本書）、安德烈·比利和弗朗西斯·加爾科。主持評審委員會的羅蘭·多熱萊與伽利馬出版社沒有關係。熱拉爾·鮑爾青睞讓·勒維爾齊的傑作《轉變》（今天我們知道，這才是候選名單上最佳的作品）。委員會原來的成員高萊特新近去世，法蘭西學士院補充了讓·吉奧諾。而格諾和薩拉克魯原本指望的替補是雅克·普雷維爾。巴黎文壇之風雲莫測，由此也可見一斑。

在文學方面，亨利·貝隆得到了保守派媒體的吹捧：「整個右派都為你送上鮮花，這真讓人心煩。你告訴我說你對此無能為力，可即便如此，這仍然是讓人心煩的。」這樣的話與讓松責備《反抗者》受到右派的青睞無異。更重要的是，在小說中，亨利與一位女演員若塞特有染。而在巴黎，人人都知道加繆和卡薩雷斯的關係。為了討母親和情婦的歡心，亨利為一位士兵做了偽證，使他得到了不予起訴的處理。而貝隆-加繆也的確保護過一位附敵合作分子、蓋世太保的線人。加繆在解放時曾呼籲赦免布拉西亞克。現在，小說對現實的變形處理即便是合法的，至少在道德上也是誹謗性的、可鄙的。

塞爾萬-施雷貝爾曾經創辦過一份帶有傾向性的報紙，反對印度支那戰爭。現在，《快報》也同樣採取了反對阿爾及利亞「事件」的立場。JJSS有一個偏執的野心：他想當法國總統。對他來說新聞界只是晉身的階梯、一種政治手段，他因此常常蔑視記者。有時，他也露一點兒口風給他的合作者弗朗索瓦絲·吉魯，她也正在學習政治。吉魯的文章總是寫了又改，精益求精，她傳授的是新聞行業中的導演術。在《法蘭西觀察家》，一篇普通文章往往會變成一篇論述文；而在《快報》，新聞報道沒有導論、分析和結論，它要求的是攻擊性、敘述、人物和小說般的精彩結束。公文用語和行話在這裡是不受歡迎的，有聲有色的描繪哪怕有離題之嫌，也總是受到鼓勵。例如下面的文字就是一例：皮埃爾·孟戴斯·弗朗士系著深藍色的領帶，身著灰色的斜紋西裝，他早晨6點33分起床，在牛奶里加入4勺燕麥粉。7點09分，他給國防部長打電話。或者另外一則：在都昂餐廳，當宣布龔古爾文學獎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之後，記者們吃了350個千層一口酥、150個吐司（每個吐司都被切成8片）。加繆很尊重弗朗索瓦絲·吉魯的職業精神，但並不信任她。她從來不回應他的微笑，也許在她眼中這隻是機械的表情而已。在加繆看來，這是嚴重的失禮。而在吉魯看來，加繆敏感柔弱的心理也太誇張了一點兒。

加繆更加關注的是北非局勢，而他介入此事的途徑也不止於發表請願書和寫信。在通過蓬歇轉交的一封致德謝塞勒的信中，他為因「顛覆罪」而在卜利達受審的56位「民主自由勝利運動」成員提出了辯護。1954年3月22日，在奠邊府失陷前不久，他寫信給勒內·科蒂總統，為因謀殺3名警察而被判處死刑的7位突尼西亞民族主義者辯護。加繆希望當局寬大為懷，他自稱是「一位獨立作家，他關心北非問題是因為個人的出身，並在任何時候都希望就此毫無偏私地發表意見」。他告訴科蒂總統，「整個世界都被交付給國家的理性」。加繆同時還很關心奧爾良維爾的地震受害者，他和梅松瑟勒等人一起參加了為難民募捐的活動。

馬爾羅的觀點似乎也和加繆出現了差異。在《希望》的作者看來，要繼續保留殖民地是不可能的，即便法國人的確具有某些權利。馬爾羅覺得，加繆不肯妥協，拒絕協商的立場是過於僵硬了。

這一時期，傳媒領域的一個事件是，由前綜合工科學校畢業生、才智卓越而雄心勃勃的讓-雅克·塞爾萬-施雷貝爾和職業傳媒人弗朗索瓦絲·吉魯領導的一個記者團體創辦了《快報》。該報刊在政治上屬於自由中左，並不受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的支配。塞爾萬-施雷貝爾家族已經擁有《回聲》這份日報。起初，《快報》是《回聲》的周六增刊。它的第一期看上去像一份印刷簡樸的美國小報，標題套紅，出版於1953年5月16日。孟戴斯·弗朗士政府在1955年2月被議會推翻。在使法國退出「印度支那泥沼」之後，孟戴斯·弗朗士的政治生涯也走到了盡頭。在議會信任投票中，支持和反對者之比是273對319。在第四共和國內閣更迭頻繁的傳統中，他的政府只執政了7個月多一點兒的時間。1955年10月13日，《快報》成為日報，其目的是為了使孟戴斯·弗朗士重新上台。

「來點兒這個，讓，可不能懈怠呢，不能懈怠。」

「民族解放陣線」的綱領——儘管還不為大眾所知——是「重新建立阿爾及利亞國家」。人們將為此展開爭論，試圖弄清楚是否曾經存在過這樣一個國家。「民族解放陣線」心目中的國家是「主權獨立的、民主的和社會的，符合伊斯蘭的一般原則」。在這個組織的內部有不同的派別，這和陣線本身及其領導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的統一意志構成了直接的矛盾。在1954年，《反抗者》的作者儘管並不完全否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但他已經不再相信任何革命運動。就「民族解放陣線」而論，其反帝和反殖的話語已經在一種平等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體系中融為一體：加繆知道，在阿爾及利亞，歐洲人佔據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公務員、高級官員和技|師職位，而從事下等工作則是阿拉伯人和卡比爾人的「專利」。在穆斯林人口中，失業人口大約有100萬。他也清楚，共和國政府和殖民當局掠奪了眾多的土著民眾，佔領了原本屬於他們的未經開墾的公共土地；他同樣也了解，當地的選舉充滿了營私舞弊，絕大多數歐洲人都竭力抵抗被穆斯林人口同化。加繆長久以來都為此種種現象憂心不已。在法國本土，各種小道消息流行一時，對前途茫然無措的不安情緒十分普遍。R．特諾是《游擊隊員》雜誌的記者和《被縛的鴨子報》的撰稿人，屬於極端自由左派，他於11月24日致信加繆，約其寫稿，但加繆並未滿足他的請求。特諾寫道：「這些日子以來，每當慮及阿爾及利亞局勢，我就經常想到您。有一個時刻我已經不知所措……我無法接受恐怖主義和對無辜者的屠殺。然而，小學教師居伊·莫內羅的死和犧牲，並不能贖回制度的罪過。」特諾知道，只要有機會，加繆都會對居住在法國的馬格裡布群眾揭露種族主義每時每日犯下的罪行。九*九*藏*書

「我不是說，在上面簽名就錯了，也不是說組織抗議的人不對。我的意思是這樣做是危險的，你會承擔手上沾血的危險。」

談到這些事情，話題已經遠離了政治上的紛爭和哲學上的分歧——不過也很難說，科斯特勒就認為，許多政治行為中都暗藏著性|事方面的失意。加繆面對著《名士風流》一書引起的種種謠傳和誹謗，既感到憤怒，也感到苦澀：

「這太可怕了。在那邊並不是只有闊佬。」

在阿爾及利亞的最早「事件」之後幾個星期，加繆在一封信里首次明確表達了他的立場：「在馬賽或者巴黎的啤酒館里反對殖民主義總是輕鬆愜意的。」人們指責他和殖民主義划不清界限：「我很清楚這樣的指責來自何處。但阿拉伯人也知道誰才是他們真正的朋友。」他提到共產黨人「在1936年背叛了阿拉伯人」。「而與此同時，我卻始終和他們在一起。然而現在，人們也許還不知道，我是法蘭西-馬格裡布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正在發揮它的作用。」在私下裡，加繆還談到了他在戰前短期加入共產黨的那段歷史。他感到，自己雖然沒有遭到阿爾及利亞友人的指責，但的確和他們分隔開來了。在和讓娜·特拉齊尼聊天時，他承認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讓阿拉伯斗篷沾上了血」。

「你無法設想她的厚顏發展到了怎樣的地步。例如，她把薩特做過的不少相當可疑的事情轉移到小說的主人公亨利（他的原型是阿爾貝）頭上。小說里，亨利把一齣戲拿到一家劇院去上演，它的老闆娘在被佔領期間和德國人的關係不清不楚。可是，在戰爭中間給過波伏瓦劇本的人不是我，而是薩特。」

在這起爭論中，人們又一次發生了衝撞。對吉魯來說爭論主要涉及辦報的理念，對布爾代和馬丁內來說可就主要是個政治是非的問題——這是對待共產主義的兩種態度。加繆站在了塞爾萬-施雷貝爾一邊，反對法共及其戰術同盟。加繆對JJSS本人並無太多好感，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主要是觀念性的，而且細究之下也有很多差異。加繆氣質莊重，甚至顯得拘謹過頭，而塞爾萬-施雷貝爾的莊重似乎更多是強裝出來的。在公眾面前，他們總是表現出對對方的看重，JJSS主要是以技術預言家的身份出現，而加繆顯得是個政治倫理家。他們周圍的人都知道他們兩人唐璜式的做派。可對相距如此之近的兩個引誘者來說，世界顯得太小了。塞爾萬-施雷貝爾對文學一竅不通，他相信的是科學，是「效能」，這是他的口頭禪。他總是高揚著下巴，擺出一副強勢者的神情——他是「經理」、是「管理者」，這些詞如今和JJSS、PMF（皮埃爾·孟戴斯·弗朗士的姓名縮寫）、可口可樂以及信用卡一起，穿過大西洋來到法國，並很快風行一時。在談到塞爾萬-施雷貝爾時，孟戴斯·弗朗士表示他是個難以控制的人。即便對他崇拜有加的吉魯也承認，讓-雅克簡直連一絲一毫的幽默氣質也沒有。他比加繆還不愛笑。JJSS是個富家公子，是個天生的頭兒，傲氣十足卻頗能迷惑人。即便投身於反殖運動的老莫里亞克也給《快報》寫了張「便條」，他也對這個媒介大亨，特別是其弟讓-路易產生了偏愛。JJSS對自己的能量具有足夠的信心，但並不總有能量或者技巧去將這種信心轉化為勝利的果實。

加繆為《快報》撰稿是為了阿爾及利亞，在他的意識里，這是指為了所有的阿爾及利亞人。

他在準備為讓·格勒尼耶的《群島》的新版本寫序言，同時向《快報》寄去了第一篇文稿，內容是號召救助被地震摧毀了的沃洛斯。他在那裡遇到了許多建築師和考古學家，深覺這些人「遠離了我們這種錯誤的職業，遠離了我們的小小私憤、我們空虛且只有破壞性的團體以及毫無意義的殘破的孤獨……他們帶著創造性勞動的熱情，從事著真正屬於人類的工作。」沃洛斯讓他想起了奧爾良維爾。塞爾萬-施雷貝爾被作家的文字嚇壞了：誰會欣賞這樣的文章，哪怕它完成的速度倒是很及時？可達尼埃爾提醒他，報社已經向加繆允諾了言論自由，如果他不肯刊出這篇文章，他將失去加繆。於是言論自由就這樣開始了。JJSS致電加繆：絕妙好文。

龔古爾文學獎事件過去了，而阿爾及利亞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在伽利馬出版社所在的塞巴斯蒂安-博丹街周圍，聲援阿爾及利亞反抗運動的聲音此起彼伏。在這個問題上，加繆也受到了孤立。法國以薩特為首的某些進步主義者，其立場的激進程度遠遠超過了法國共產黨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他們一致決定支持阿爾及利亞的革命者。還有一些人成立了各種委員會，反對被他們命名為「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衝突繼續延伸，眼下，北非局勢倒真的當得起「戰爭」這個稱呼。法國政府和阿爾及利亞殖民當局宣稱，採取的一切措施都是為了維持秩序。不少作家如羅歇·馬丹·杜伽爾或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等人並非身屬左派，也支持反對戰爭的抗議行動。一向接近加繆的勒內·夏爾則拒絕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他認為它代表的並非解放運動，而是民族主義思潮。支持「民族解放陣線」的人如迪奧尼·馬斯科洛、瑪格麗特·杜拉斯、羅貝爾·昂特爾姆、埃德加·莫蘭等則試圖影響加繆。有些人認為加繆風格浮夸，有些人還覺得他過分敏感、自尊。有時，加繆感到自己被背叛了：羅貝爾·伽利馬擔任了「知識分子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委員會」的創始人和司庫，還負責徵求簽名，他甚至得到了一位不問政治的人物勒馬爾尚，以及米歇爾·伽利馬的簽名支持。米歇爾躺在家裡，印刷好的抗議文稿放在他面前，這時加繆出現了：

加繆對亞洲問題其實並無系統的了解，他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直覺。和「左派」人士不同，他拒絕接受善惡分明的二元論。在左派的神話中，對印度支那法國士兵的最好評價是野蠻人，最壞評價則是納粹、黨衛軍、蓋世太保，或者是外籍軍團的炮灰、為殖民主義者驅使的侏儒。下級軍官們都是一些狹隘無知的聖西爾軍校畢業生，高級將領則是一些從事非法勾當的野心家，在戰略方面極度拙劣——必須承認這些評價並非虛言，奠邊府的慘敗就是明證。許多阿爾及利亞的士兵和下級軍官從印度支那正在發生的一切學到了民族主義一詞的真諦，也由此萌生了對獨立的嚮往。加繆覺得，印度支那事件比《現代》雜誌的討論所揭示的要更為複雜。這些「不幸的人」也許並非只為捍衛「紅腳」、印度支那銀行、米其林輪胎和河內的有軌電車而戰鬥。在看待這段歷史時，加繆並不接受進步主義的視角。他認為，總理皮https://read.99csw.com埃爾·孟戴斯·弗朗士——這是少數幾個他抱有好感的政壇人物之一——決定干預是不得已而為之，為的是在北緯17度線以南地區保留一個多少還算自由的越南。

「人們不會和散發臭氣的陰溝去辯論什麼。」加繆回答說。

他進一步解釋了他和壞脾氣的「海狸」之間的關係：

「米歇爾，你在這上面簽名了嗎？」

一種不對稱的局面是，儘管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不滿本國（宗主國）當局的作為，但巴黎卻很能體會他們的所思所感。阿爾及利亞離法國畢竟太遠了。人們——首先是左派——忽略了一個事實：在阿爾及利亞的「富人」不超過兩萬，「黑腳」們的生活水準比法國本土居民低至少百分之二十。加繆很了解自己所屬的社會階層。他說道：「如果說法國人腹中空無一物，那麼我們則是頭腦中空無一物。」他很少和土著居民打交道，只是和土著居民當中的城市居民，特別是城市居民當中的知識分子有些來往。對民族主義運動的活躍分子和戰士，他知之甚少。由於作家與鄉村和山區的群眾並無聯繫，他能了解的主要是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和宗主國之間的關係：當這些歐洲人對巴黎不滿的時候，他們會憤怒地宣稱自己是阿爾及利亞人；但一旦他們和「土著人」之間的關係趨於緊張，就像眼下在1954年11月這樣，他們又會站在法國一邊。大多數居住於此的歐洲人都未能認識到一個社會學和人口學事實的重要性：他們的人數是98萬4千，而伊斯蘭人口的增長速度卻比他們要快得多。阿爾及利亞的「土著」人口現在是900萬，這是真實的力量對比。歐洲人越來越集中到城市。與此同時，穆斯林人口中的精英也在增多，但增長的速度並不足以讓某些人——例如謀殺事件的策劃者，不管他們是不是知識分子——滿意。阿爾及利亞的人口是突尼西亞的3倍，但184名突尼西亞律師對應的是78名阿爾及利亞律師，醫生之比是153對應75，藥劑師（費爾哈特·阿巴斯便是藥劑師）之比則是79對應36。在戰前，《阿爾及爾共和報》就已經指出了學校不足的事實。

「她很難忍受我和薩特之間一度有過的友誼。你知道，曾經有幾年，我們三人每周都會在固定的日子一起吃飯……」

在獲得了對合作條件的保證以後，加繆動身去了希臘，他將在那裡度過20天的假期。他看到了曾縈繞在自己夢境中的古老城邦和島嶼：邁錫尼、阿爾戈斯、德爾斐、雅典、米科諾斯、提洛島、奧林匹亞……他在希臘遇見了阿爾及利亞時的舊友弗蘭克·圖爾納，還為幾部短篇小說如《來客》、《叛教》以及長篇小說《第一人》搜集了不少素材。在貝拉米克，他在古代文明面前傾倒不已，忍不住談起在起伏的山丘間錯落呼應的一座座廟宇是如何出色地掌控著空間布局。

事件開始升級了。心懷怨懟的加繆在6月4日的《快報》上撰文：「我們都在看門人的家裡，她認為住在四樓的藝術家過分高傲了，這不會給他帶來幸福。」對《法蘭西觀察家》謹守教義的主持者來說，《快報》代表的是反共產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甚至是資產階級的左派。至於吉魯簡直就是巴黎時尚的代名詞。三年前，她發表了題為《巴黎大全》的一組寫實作品，《法蘭西觀察家》編輯部的全體成員簡直從中嗅到了她對成功甚至是對金錢的醜陋熱愛。布爾代和馬丁內在比較了《法蘭西星期天》與《快報》之後更是語出驚人。《法蘭西星期天》、《法蘭西晚報》和戰前的《巴黎晚報》一樣都是吹求轟動效應的媒體。它們追逐的是血、是眼淚，讀者喜歡感官刺|激，他們就投其所好，而絲毫不問對讀者心靈的陶冶。但這些評價並不適用於《快報》。這是一份通俗而不庸俗的報紙，它檢視分析所有的社會問題，充滿火力和現實感，比《法蘭西觀察家》的文風更加清晰，它希望爭取到大量的讀者群眾。《快報》開創了深度報道的先河，創設了經濟專欄，特別是創造性地用漫畫的形式來分析經濟問題。而在當時，即便是受人尊敬的、老牌的《世界報》也沒有常設經濟專欄。孟戴斯·弗朗士作為政治家的特異之處，就在於他首先是以經濟學家的眼光看待問題的，這一點與當時的大多數政壇人士和作家都不相同。在左派一方，人們主張的始終是某種形式的集體主義，希望以國有化的途徑來保障社會公正。某些接近孟戴斯·弗朗士的人士如法國財政稽核官西蒙·諾拉，一直在憑藉自己的知識和遠見，剷除那些早已不合時宜的舊觀念。

加繆和皮埃爾·維昂松-蓬代在一起倒能相互信任，他負責的是內政方面的報道。他和主管外國業務的達尼埃爾的關係也不錯，跟後者一起參加了幾次晚會，甚至有節制地逛過幾次酒吧、夜總會，那裡的女人們都管加繆叫「寫《鼠疫》的阿爾貝」。在連續發行5年之後，《卡利班》終於結束。讓·達尼埃爾在經濟上陷入了窘境。安德烈·貝尼舒向他推薦了一份教授的工作，但他還是選擇做一個全職記者。在他那間工作室里，加繆談起了阿爾及利亞。讓·達尼埃爾一向和《快報》幼稚而又狂熱的美國情結保持距離。深感困惑的加繆向他問起：這個塞爾萬-施雷貝爾，他到底是個怎樣的人？對他來說究竟是反對殖民主義重要，還是實現個人的野心更加迫切？說到底，JJSS是不是個廣告商，而不是真正的記者？在編輯部，加繆還重新遇到了那個急性子的羅貝爾·納米亞。

克洛德·布爾代和吉爾·馬丁內發表了兩頁長的回應文章。吉魯來自婦女周刊《她》，曾在那裡做過社論作者。《法蘭西觀察家》的負責人於是宣稱：「毫無疑問，我們對《法蘭西星期天》和《她》這種報紙的編輯理念並無好感……」加繆對拉扎雷夫團隊的欣賞並不超過布爾代或馬丁內，但他認為這個團隊中的某些編輯、記者還是值得尊敬的……《法蘭西觀察家》的文章繼續解釋說：「這樣看來，不同的新聞觀必然反映了不同的道德取向。在以商業經營為主的媒體中，所謂的『好記者、好編輯』，指的是那些對時尚的變動最為敏感，最能適應社會主流價值理念的人。這些理念如今主要來自美國，這一事實證明我們的許多同行業已輕易地接受了典型的美國精神……」美國媒體的風格同樣吸引著塞爾萬-施雷貝爾和拉扎雷夫，而《法蘭西觀察家》則不想接受一種旨在誘惑讀者的辦報理念。「如果把如今《快報》的言論和1944年至47年間加繆和彼亞為《戰鬥報》撰寫的稿件作https://read.99csw.com一番簡單的比較……就不難理解我們的驚訝。」這番話的言下之意是，加繆背叛了地下媒體的理想。人們開始質疑《法蘭西觀察家》的誠信度，而這正是加繆所希望的。他已經忘記了布爾代曾經為《反抗者》說過4頁紙的好話，現在布爾代和馬丁內不得不提醒他。

在小說的結尾，為了增加自己的分量，亨利用50年代巴黎左派知識分子特有的那種見風轉舵的本領，一搖身變為羅貝爾的女婿。這部小說集歷史敘述和評論為一身，對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倒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如果書和文章可以被視為行動本身的話，那麼它已將薩特和波伏瓦不光彩的立場和盤托出。同樣是對真人的小說處理，普魯斯特筆下的夏呂斯源自他對羅貝爾·德·孟德斯鳩的細膩的觀察，而《名士風流》則是處心積慮濫施誹謗的產物。文學是否有權做一切事情？在這部長河小說中最觸動人心、最讓人驚愕的是，薩特-杜布赫伊在安娜-西蒙娜面前表現得像個孩子。「海狸」和兒童的關係始終是不清楚的，這種含混性在也許是她最重要的著作《第二性》中表現得尤其明顯。

1954年5月7日，被圍困在奠邊府的法國軍隊在激烈的戰鬥之後繳械投降。4000人戰死或負傷，8000人被俘，損失的兵員占整個法國遠征軍的百分之五。這與其說是一場軍事潰敗，不如說是一場政治和外交的災難。5月8日，加繆在日記中寫道：「奠邊府之敗。就像40年一樣，這是驚懼和恥辱交加的時刻。在屠殺發生的夜晚，一切情況都十分清楚。右派政客將不幸的人置於無法防備的死地，與此同時，左派躲在背後向他們開槍。」

「海狸」的想象力並沒有混淆視聽。幾年前，一個名叫安托瓦內特·諾曼的女記者曾經想以家政人員的身份混入加繆家，但被亞歷山大·阿斯特呂克識破。女記者承認自己是想在一位大作家家裡進行摸底採訪，結果她被立刻趕出了門。西蒙娜·德·波伏瓦則在小說中把一個名叫瑪麗-昂熱·比才的女記者放到了安娜和羅貝爾·杜布赫伊的家裡。西蒙娜-安娜神奇地與讓-保羅-羅貝爾結婚：在她的書信里，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會把薩特稱為「我的丈夫」。薩特和波伏瓦了解弗朗西娜和加繆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前者的抑鬱症。在小說中，亨利有一位正在病中的妻子保拉，她非常仰慕自己的丈夫：「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東西，是他的生活與創作的成功完全融為了一體。這樣的成功是如此純粹和完美，簡直是世人的楷模。」另外一邊，安娜則說道：「我真感到不安，保拉如果對亨利這樣說話，他一定會煩死的。」亨利已經不再愛保拉：「我不想行事卑鄙，可我也無意做一個烈士。有時候我覺得情況就是這麼簡單。當人們不再相愛，那就讓他們不再相愛吧。可另外有些時候，不再愛保拉，似乎又顯得有點不夠公正。唉，這都是同一個保拉。」

「您別被他們嚇住，那不過是一群走狗。」

「這個……你聽我說，阿爾貝……」米歇爾嘟噥著。

「他們在背後對我說了無數污言穢語。」

從阿爾及爾時代以來，加繆對記者這一行一直懷有沉重的記憶。自離開《戰鬥報》以後，他多次拒絕了媒體要他加盟合作的提議。就像托爾斯泰一樣，他認為新聞界經常淪為「知識分子的妓院」。很快就被人們親熱地稱為JJSS的讓-雅克·塞爾萬-施雷貝爾和弗朗索瓦絲·吉魯都在設想創立一份可讀性強的、有質量的報紙。為此，他們需要得到一些「大人物的簽名」，例如莫里亞克、薩特、加繆等等。JJSS了解加繆對孟戴斯·弗朗士的好感。《快報》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讓·達尼埃爾和加繆有交情，他受託轉告作家，《快報》邀請他加盟，並允諾保證他的言論自由，希望他能夠經常為報紙提供稿件。儘管不無猶豫，加繆還是接受了這份誠意。他盼望結束《反抗者》帶給他的孤立狀態，同時又被阿爾及利亞問題弄得心煩意亂，在這種情況下，他告訴達尼埃爾：「我在這個時代是孤身一人。但您知道，我同時又是和這個時代結為一體的，非常緊密地結為一體。」結合和孤獨，這截然相悖的兩個詞正是加繆的兩個主題詞。他接著說：「新聞，對我來說總是實現介入的最佳渠道。」靠著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推動，加繆開始了他一生中第三次新聞生涯，他告訴達尼埃爾：「我願意盡自己的一份力，幫助孟戴斯·弗朗士重返政壇。」巴黎充斥著無數政客，政治家卻屈指可數。在後者中間，有些人能力出眾、富有效率，且依舊深懷人性。加繆看上了孟戴斯·弗朗士：「我覺得，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在國會，孟戴斯·弗朗士證明他確已解救了若干被監禁在摩洛哥的孩子。在談到這起事件時，他的口吻是真誠的，在加繆看來，這是一種「不可能帶有欺騙性」的真誠。深受感動的加繆後來在盧維埃孟戴斯·弗朗士的家裡見到了他。他們一起吃過幾頓飯。在政治家眼裡，加繆是許多知識分子中間的一位。他是否讀過作家的書？加繆，他是寶貴的。政治家帶著敬意這樣回答。

1955年初，孟戴斯·弗朗士任命人種學家、戴高樂派議員雅克·蘇斯泰爾為法國駐阿爾及利亞總督。從上年11月起，一波接一波的殺戮事件又引發了奧雷斯山區的恐怖主義行徑。殖民者反對提出改革方案和同化穆斯林政策的蘇斯泰爾，因而他得不到當地歐洲人的支持。更糟糕的是，他們侮辱性地視蘇斯泰爾為「土著猶太人」。軍人們也不支持他，因為他背後是出賣了印度支那的「賣國賊」孟戴斯·弗朗士。蘇斯泰爾上任伊始也變得猶豫不決：警察和軍隊的干預都無法阻止武裝反叛蔓延到卡比利亞和北君士坦丁地區。他試圖和溫和的民族主義者展開對話，但即便和費爾哈特·阿巴斯坐在一起，他也無法提出一個政治性的解決方案。於是，總督所能做的就是開展一些零敲碎打的改革，例如創辦若干社會服務中心、增設學校、增加穆斯林可擔任的公務員職位數量等等。漸漸地，他開始屈從於軍隊的壓力。在北非服役的職業軍人和新兵都有權享受額外的津貼。蘇斯泰爾還擴大了駐軍的編製。加上預備役軍人，他手頭能夠動用的兵力達到了10萬2千人。他還放任成立了特別軍分區（SAS），也即建立手持衝鋒槍的公安部隊，該部隊的任務是為基層社會提供安全保障。此外，當局還掌握著一支機動的鄉村警察隊伍，法國人在這方面還能得到阿爾及利亞本地人的協助。蘇斯泰爾還把原有的強制同化方法重新命名為「一體化政策」。人們眼下談論的，只是「忠實地」實施1947年通過的法規而已。

這段時間，為準備構想中的一本可能名為《第一人》的書，加繆做了很多筆記；此外，他還想寫另外一本書，其創作計劃更加不確定，但那將是他的《浮士德》。西蒙娜·波伏瓦宣稱她的得獎作品並非一部影射真人真事的小說，她討厭這種體裁。可很明顯，小說的主角之一亨利·貝隆就是按照加繆的形象塑造的，而羅貝爾·杜布赫伊的原型則是薩特。在薩特九九藏書與加繆之爭發生后兩年內創作的《名士風流》於是成了秋後算賬的產物。亨利主持的報紙很像《戰鬥報》，而《希望》這個名字令人聯想到加繆在伽利馬出版社負責的那套叢書以及馬爾羅的小說。亨利作為「海狸」眼中的加繆的代言人，說道：「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了解我是誰，可事實上我本人不是固定不變的。」小說中的女主角安娜——一位精神分析師——克隆了波伏瓦本人，她對亨利作出了判斷。薩特曾經在《現代》雜誌上評論加繆說，他的書「組織得過頭了」，風格顯得「刻意，以至於做作」。現在，輪到「海狸」來評論亨利-加繆這二位一體的人物了：「他的小說是過分地古典了。」從《名士風流》一開篇起，女小說家就把杜布赫伊塑造成一個太陽般的角色，而貝隆只是一棵小行星：「從20歲起，他就對杜布赫伊五體投地，深感自己必須模仿他，結果是，他總是昏昏欲睡，還吃藥丸。」薩特本人正是常常藉助興奮劑的效果來寫作的，特別是依靠右旋苯丙胺。作為一個無所不知的父親般的人物，杜布赫伊被塑造成所有人的，特別是亨利的導師。他用典型的薩特式語言評論小說《希望》：「如果說您的小說愉悅了所有的人，這是因為它不會讓任何人感到厭煩。它不攻擊、不禁止，它逃避所有的真實問題。人們用消遣的心態讀它，就像讀本地的小報一樣。」加繆曾經把自己的痛苦向波伏瓦傾訴，在小說里，亨利則向羅貝爾的妻子安娜訴說：「我將向您坦承一切：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或者說，我想說的東西可能一錢不值。」亨利·貝隆不會口頭表達，只會寫文章。

《現代》雜誌上的加繆形象曾經是一個反抗的靈魂。在《名士風流》中則有如下的描寫：「他只想滿足自己的虛榮心，結果一步步滑向了右派；因為在左派那邊，即便你是正面人物，也沒有多少仰慕者……羅貝爾說，亨利不喜歡人家指責他被共產黨嚇倒，他更想進入反共陣營。這樣一來，他就和我鬧翻了。」杜布赫伊自己並不無條件地支持共產黨，但他最後還是選擇和黨站在一起，就像薩特一樣。西蒙娜·德·波伏瓦讓他說出的話與薩特本人這些年來的言論如出一轍：「挑起反蘇的言論，這是我們應該避免的事情，特別在目前更是如此！」杜布赫伊-薩特還說過：「我知道蘇聯並非盡善盡美，如果真的那樣，倒是令人驚奇的！可不管怎樣，畢竟只有他們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皮埃爾·孟戴斯·弗朗士是一位民主主義者和激進的社會主義者，他宣稱：「我們的阿爾及利亞行省是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阿爾及利亞的局勢完全不同於印度支那、突尼西亞和摩洛哥，在這些地方，孟戴斯·弗朗士已經著手推動非殖民化的進程。內政部長弗朗索瓦·密特朗也宣稱：「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他在國會演說時強調了他的政策的兩個側面，即經濟和鎮壓的兩手：「軍事措施是有必要的，但僅此並不足以解決我們面對的所有問題……我們將採取一切措施，確保阿爾及利亞人民作為法國人民的一部分在我們中間能夠獲得家園一樣的感覺，就像我們每一個法國人一樣。」法國的共產主義者也和襲擊事件拉開了距離。法共的機關報《人道報》在11月2日發表文章，質疑「類似的反抗行為是否是破壞分子所為，目的是為了引起恐怖。」很快，法共政治局得出結論：「法國共產黨不能支持那些分散的、個體的反抗行動，因為它們即便不是殖民主義者自己策劃和挑唆的，也將在客觀上有利於殖民主義。」阿爾及利亞共產黨也同時採取了反對11月1日行動的立場，宣布必須「停止魯莽的、未經思考的和個體化的行動……因為它們不符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且必然和殖民主義者相互唱和。」

奠邊府失陷之後6個月，在1954年10月31日到11月1日的夜間，從子時到凌晨3點，阿爾及利亞的奧蘭省、阿爾及爾和君士坦丁省發生了數十起謀殺事件。這起嚴重的襲擊不像1945年的謝迪夫騷亂之後那樣完全是自發性質的。在阿爾及爾、莫里石油公司、阿爾及利亞電台和阿爾及利亞水電公司都發生了炸彈爆炸。憲兵隊和軍隊兵營都受到了襲擊。這些事件都是同時發生的。在比斯卡和阿里斯之間公路的75公里處，一位名叫居伊·莫內羅的小學教師被拖出客車，然後被人用衝鋒槍打死，實際上，他被誤當成穆斯林法官哈吉·薩多克，後者才是襲擊者真正的目標。莫內羅的妻子也在襲擊中受了傷。這起事件震動了加繆，小學教師居伊·莫內羅之死讓他想到了自己的恩師路易·熱爾曼的安危……在巴黎，很少有人關注這件事情。《世界報》上只有寥寥數語的報道：「在阿爾及利亞，同時發生了幾起針對警察局的襲擊事件，有數人死亡。」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和平素騷亂不止的摩洛哥、動蕩的突尼西亞，特別是與奠邊府的慘敗相比，7個阿爾及利亞人的死又算得上什麼轟動一時的新聞呢？此時，1954年11月1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擁有至少800名戰士和400件武器，反抗運動的中堅力量「民族解放陣線」（FLN）還擁有約1200名後勤保障人員。絕大多數阿爾及利亞人既不知道「民族解放軍」，也沒聽說過「民族解放陣線」，他們的影響力還主要局限在卡比利山區。在阿爾及爾，總督說了一句適用於任何情形的套話：「局勢是令人憂慮的，但並沒有到悲劇性的程度。」對統治當局來說，最重要的是當地的「土著」居民並未捲入抗爭事件。駐軍的司令官謝里埃爾將軍手頭畢竟還掌握著3500名士兵，這比仍然處於草創階段的「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要強大得多。

加繆於5月16日「心情緊張」地返回巴黎，從此一頭落進新聞界的天羅地網。他在《快報》上的第一篇文章刊出前兩天，《法蘭西觀察家》「文壇傳真」專欄的一篇簡明新聞——其副標題是「酒中摻水」——指責了加繆，語帶譏諷，可謂膽汁里調蜜：「文壇是一個大家庭，天色已晚時，它漫遊的浪子終於歸來了。阿爾貝·加繆先生對媒體的看法想必和弗朗索瓦絲·吉魯太太不盡相同，不過，他現在準備在《快報》上開設文學專欄了。」這短短几句話激起了加繆的長篇回復：「說到弗朗索瓦絲·吉魯太太——你們是準備把我和她對立起來的——，……我能夠毫無困難地接受她對媒體的理念。而且，我與《快報》合作，享有充分的自由，這是它自願給予我的。相反，為了一些全然相悖的理由，我不可能和《法蘭西觀察家》合作。因為我對一份時論周刊的功能以及對新聞的客觀性的看法，和這份雜誌的主持者們全然不同。」透過《法蘭西觀察家》，加繆看到的是虛偽和「挑撥離間的才能」。他告訴吉魯：

六位歷史人物憑藉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發動了一場真正的運動。在這個人口1000萬的國家，反殖民主義的政黨可能掌握著最多5萬名戰士，其中大部分都在城市和鄉鎮。新一代的反抗者開始進入歷史舞台。到此時為止，阿爾及利亞人不管是歐洲移民後裔還是本地土著，也不管是贊成還是厭棄梅薩利·哈吉和費爾哈特·阿巴斯，他們都沒有聽說過艾哈邁德·本·貝拉、海珊·阿義德·艾哈邁德、穆罕默德·卜迪亞夫、拉巴赫·比塔特、穆罕默德·基德、克里姆·貝爾·卡西姆這些「特別組織」（OS）的核心成員，該組織策劃了發生在11月1日的謀殺事件。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鬥爭的戰士和專門人士之外，政壇上很少有人知道，像梅薩利這樣的老一代已經被年輕的一代人超越，後者已經決定，反殖民大業不能故步自封，它必須吸引全世界，特別是阿爾及利亞本土精英們的認同和支持。這些新一代的戰士是「民族解放陣線」前身「團結和行動革命委員會」（CRUA）的成員。他們渴望喚起麻木不仁、沉睡中的穆斯林大眾。他們反對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一般的歐洲人。然而，獨立運動在鬥爭伊始卻釀下了大禍：居伊·莫內羅被殺害了。九-九-藏-書

大多數分析家都認為，是梅薩利一派首先挑起了反抗行動。梅薩利長期以來都主張阿爾及利亞獨立，對事態的發展負有責任。他不想讓別人奪走他革命旗手的地位。《世界報》則認為，「民主自由勝利運動」是幕後的策劃者：「對相關責任的推定是合情合理的。」這份報紙特別提到了「民主自由勝利運動」內部的分裂。不管怎樣，人們無法從這一系列「事件」——這個詞用來描述眼下難以描述的微妙局勢真是再合適不過了——中得到「阿爾及利亞能夠長治久安的保證」。「民族解放陣線」則想讓人民遺忘那些主張改革，擁護實現社會公正和文化雙語主義的溫和的伊斯蘭學者，轉而支持他們的綱領。阿爾及利亞警方的某些專家得出結論說，局勢正在逐漸失控。深感震驚的加繆在於爾班·波爾熱面前並不否定殖民主義的劣跡，但他強調：

在《名士風流》出版前幾個月，薩特發表了他的第三篇論述共產黨人與和平問題的文章。他在尋找工人階級遭受心理挫折的原因，進而試圖從哲學上、經濟學上展開有獨創性的、推演細膩而嚴密的建構——按照莫里斯·梅洛-龐蒂的說法，這是薩特的「超布爾什維克」時期。「海狸」-安娜對此陶醉不已：羅貝爾「幾年來埋頭研究經濟學、歷史學和哲學，沒完沒了。想想看，哪怕只是為了熟悉馬克思主義，這需要怎樣的努力！至於寫作是根本談不上了。」羅貝爾希望共產主義能夠取得勝利，但他也同樣知道，自己不可能在布爾什維克化的世界上生活。此外，小說還塑造了一個以科斯特勒為原型的人物斯克亞西納，此人說過：「你們正在把整個歐洲出賣給他們！你們都是同謀！你們感到害怕了，這就是事實的真相。你們是叛徒，因為你們感到害怕了。」

1954年12月6日，龔古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們齊聚都昂餐廳，對法國來說，此事的重要性雖不及阿爾及利亞騷亂，但也算得上是個公眾事件。在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歐內斯特·海明威之前4天，龔古爾文學獎被授予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因在伽利馬出版的巨型長篇小說《名士風流》而獲此榮譽的。評審委員會在第二輪投票才作出最終的決定，9名投票者中最後有7人支持波伏瓦，另外兩人則支持索邦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專家雷蒙·拉·維爾尼亞。

「有一天她到我的辦公室來找我，告訴我她的一個朋友希望和我上床。我回答說，關於這種事情，我總是習慣獨自決定。對像她這樣的女人來說，這樣的回答是一種羞辱。」

在這裏，加繆指的是《蒼蠅》，他在這齣戲里根本沒有看到什麼對抵抗的號召。加繆繼續對蓬塞說道：

在伽利馬出版社，微笑和冷笑相伴相隨。加斯東和此事保持著距離。加繆有他忠實的支持者：巴蘭、雅尼娜、米歇爾和羅貝爾。他們感到尷尬和為難的是，既要對加繆表達慰問之意，又不能讓後者覺得，他在眾人眼中是受到傷害的對象。定居在法國的米沃什詢問過加繆，為什麼他不對此事作出公開的回應。

在《快報》上，孟戴斯·弗朗士有他的「意見」要發表，莫里亞克有他的「便條」，密特朗有他的「政治看法」，經濟學家阿爾弗雷·索維則有他的「言論」。屬於解放那個年代的爭論被拋諸腦後了。加繆忽然意識到，莫里亞克對戰爭期間的附敵分子寬容是有道理的。兩位作家之間的接觸總是彬彬有禮的。有時候，莫里亞克會對加繆感到惱火，覺得他不太明白事情……還有點兒土氣。莫里亞克是否讀過《婚禮集》？當他得知加繆是女傭的兒子時，他的態度變得和緩了。他們之間從未發展出心心相印的感情。對加繆來說，莫里亞克根本不了解阿爾及利亞。

「那些革命者會把我們趕出去的。」讓娜說。

「海狸」接受了文學獎，卻拒絕一切採訪申請，只有《星期天人道報》是個例外。她指出：「左派知識分子應當和共產黨人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工作。」此時人在義大利，正因患流感而發燒的加繆在12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要竭盡全力恢復健康。我太需要充沛的精力。我並不希望生活過於容易，但如果生活是不輕鬆的，我的力量也要配得上它。」12月12日在羅馬，他又在日記里寫道：「手邊拿到一份報紙。又是一幕巴黎的喜劇，我都快忘記它了。龔古爾的笑劇，這回輪到了《名士風流》。看上去我倒是不在場的主角。實際上，小說里的主人公（一份出自抵抗時期的報紙的主編），還有其它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思想、感情，還有行為，無一例外。薩特生活里那些可疑的事件被慷慨地貼在了我的背上。除此之外都是垃圾。但這一切都非有意而為，倒是如呼吸一般自然。」加繆告訴蓬塞，波伏瓦利用了他和薩特之間的失和來為自己謀利。

從1955年5月14日到次年2月2日，加繆發表在《快報》上的35篇文章後來也收入了《時文集》。對政治局勢的關注訓練了藝術家加繆。偉大的藝術作品在孕育之中。風雨之後作家熱情依舊，他想向世人證明，除了左的和右的極端選擇以外，在阿爾及利亞還存在著其它的道路可以選擇。

他關注著自己的家鄉：除了幾千個大產業主和工業資本家，大多數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都是無產階級、工人、小職員。

「不。我們會找到解決辦法的。」加繆回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