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在緊張的氣氛中抵達「進步俱樂部」，和他一起來的還有他哥哥呂西安的兩個朋友。加繆笑著介紹他們：

加繆把他的辭職信通過氣壓傳送投到了聖神父街郵局的收信處。在發出之前，他有過瞬間的猶豫：「就這麼發出去了嗎？啊，是的，是該下決心的時候了。就得這麼做。現在我終於自由了。《快報》每篇文章付我3萬法郎。」「如果一周寫兩篇，那一個月就是24萬法郎。」格勒尼耶幫他計算，他對這些財務細節很在行。接下來，加繆談到準備去南方一趟，他想在那裡找個能夠消夏的地方，還打算給他母親買座新房子。

殖民當局是屬於法國人的，可實際操縱權柄的是巴黎。在作家看來，在法國的「民族解放陣線」成員們都忘記了一個事實：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所有解決方案都必須獲得住在那裡的法國人的同意。加繆自己是這個法國人群體中的一員。作為知識分子，他要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會為捍衛一個族群而去損害另一個。《反抗者》的作者再次出現了：

「他們已經下定了決心。如果你去注意當前席捲整個阿爾及利亞的『反猶主義』（這種『反猶主義』針對的不是猶太人，而是歐洲人），你會發現，最可笑的事情是他們居然崇拜以色列。他們說：『以色列人才知道怎麼正確地和阿拉伯人打交道！』」

「我把它貼在我的心上。請相信拉科斯特，他在這裏就像我本人在這裏一樣。」

沉默也可以是一種行動。這位內心分裂的人不再就阿爾及利亞問題發言，為的是「不再增加自己的不幸，也不再增加別人對他的愚蠢的評論」。他信奉兩大原則：他強烈譴責一切殺戮平民的罪惡行徑，可他理解「民族解放軍」的戰士——這不是指恐怖主義分子，那些人可能會殺害他的母親。和以莫里亞克和達尼埃爾為首的許多《快報》的撰稿人不同，他在情感上、理智上都不能接受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在他看來，獨立會讓許多窮苦的白人，比如他的母親、舅舅、兄弟，以及他的妻子的一家都在這片土地上變成外國人，或者是身份不完整的暫住者，可這片土地也是屬於他們的。納米亞說得對：在右派和「黑腳」們眼裡加繆是一個叛徒，因為他不稱頌屬於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對本土的左派來說他同樣是個叛徒，因為他不肯站在「民族解放陣線」一邊。對加繆而言，問題的核心與核心問題就在於這「獨立」二字。這是一個漫長的誤會，因為在加繆和塞爾萬-施雷貝爾及弗朗索瓦絲·吉魯之間從未就此問題有過開誠布公的討論。是加繆主動疏遠了《快報》，而不是相反。對報社來說，未能挽留住他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人們了解加繆敏感的個性，但大家，特別是弗朗索瓦絲·吉魯首先把他看成是一個卓越的記者。誰也沒有想到決裂會源自政治立場的分歧。在加繆看來，「獨立」更多的是一個預卜，而不是對事實的預言。臨別之際，一向自信的JJSS說道：

1955年8月20日到21日，71名歐洲人和52名穆斯林在菲利普城附近的北君士坦丁的行政部門所在地被屠殺。作為報復，1273名「敵人」或者「叛亂分子」被處死。歐洲人現在越來越分不清普通穆斯林和穆斯林民族解放運動戰士的不同，後者作為聖戰參加者，比烏合之眾的強盜要有組織，但是又算不上真正的軍隊。殖民當局動用軍警日益強化鎮壓。居住在巴黎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們關注著事件的發展，漸漸也出現了意見分歧。散文作家和詩人讓·阿姆魯什給於勒·魯瓦寫信說：「我讀了他（加繆）在快報上的那兩篇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正確的意見。可是我不相信他宣揚的最終解決方案。弊端比他說的要深得多……在當地人和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之間，沒有和解可言。……總而言之，我不再相信阿爾及利亞能夠繼續屬於法國。像我這樣的人以後將會被看成怪物，純粹是歷史錯誤的產物。未來的阿爾及利亞人是說阿拉伯語的，他們在伊斯蘭教中汲取思想的源頭，要不他們就一無所有。如果他們不這樣想問題，他們就會落後於時代。阿爾及利亞人也許弄錯了，可他們暗地裡希望的是，建立一個真正的國家，對這個國家所有的人民來說它都是一個自然的祖國，而不是一個僅供寄居的國度。」

有些巴黎人顯現出來的無知在加繆眼中極為可笑。作為一個「大男子主義者」，他把這些人稱為「女人氣的左派」。

對加繆來說，阿爾及利亞是「祖國」，而不是什麼「國家」。

「我們的確有和『民族解放陣線』聯繫的渠道。如果在您這一方，您能夠和某位政府人士進行一次談話，那麼就有成功的可能。」

加繆後來告訴米蓋爾：

「我覺得，」加繆說道，「你得鼓起勇氣，才能每天早上都反覆接觸這些問題。請盡量解釋得清楚一些，讓本土的法國人不要那樣自私。你得有多大的勇氣，才能高聲談論你的痛苦，我們大家的痛苦啊……你瞧，克洛德，和我相比你至少還有一條優勢，你有聽眾。」

貝尼斯蒂無言以對。參加會議的一些歐洲人暗自尋思，自己是不是落入了陷阱。加繆在停戰問題上的許多對話夥伴——以勒布賈維為首——很接近「民族解放陣線」的高層。「陣線」總是通過中間人介入，他們派遣了像烏茲迦納這樣的代表；可是既然他們預見到法國政府不會接受停戰，那麼前來參加會議的目的，是否只是為了把加繆的朋友們和其他的歐洲人分割開來？或者，倘若真的出現奇迹，法國政府居然同意停戰，那麼「陣線」是否會藉機要求對方承認自己的合法性和地位？隨著散會後人們的口耳相傳，聚集在政府廣場上的人很快就知道了加繆的發言內容。范妮·雷諾坐在人行道邊哭泣。她是心理學專業的大學生和大學區的僱員，能說古典的阿拉伯語和當地土話——同時掌握這兩種語言在「黑腳」們中間是很少見的——，在政治上，她屬於由基督徒和阿爾及利亞共產黨人組成的小團體，其男女成員大概有20來個，該團體還和「民族解放陣線」有聯繫：這是他們的選擇。范妮和皮埃爾·肖萊一起在大學生中間做過調查，發現其中穆斯林和歐洲人的比例是一比十，這恰恰是阿爾及利亞實際人口構成比例顛倒之後的數字。這個結果被公布在《馬格裡布意識》上面。范妮很清楚殖民當局高層的自欺想法，他們希望不通過本地人而給阿爾及利亞人帶來幸福。她與「民族解放陣線」有密切的溝通，主要是通過地下組織「阿爾及利亞工人聯合會」（UGTA）的創始人之一穆罕默德·達里尼的中介。現在，這位女戰士之所以哭泣，是因為她一直在等待加繆擔保、支持這個很小的親近「民族解放陣線」的歐洲人團體。他們認為，加繆一直在努力建立第三種勢力。而現在，他們認定加繆是一個「壞蛋」（還不僅僅是個「笨蛋」）。事實上，在參加鬥爭的精英中間，無論左派、中間派，甚至是右派，人人都在期待阿爾貝·加繆的支持：他在阿爾及爾的威望實在太高了。

「槍斃孟戴斯！」

在阿爾及爾，蓬塞經常與畫家和城市設計師梅松瑟勒、建築師羅蘭·西姆內和路易·米蓋爾在瑪爾莎咖啡館的后廳里聚會，話題常常是關於戲劇的，聽眾主要是穆盧·昂哈納、布阿朗·穆薩維和穆罕默德·勒布賈維這三位穆斯林商人。這家咖啡館是阿馬爾·烏茲迦納的妻子的產業，而烏茲迦納曾經參与過將加繆開除出共產黨的活動。在當地，以青年和體育處的教師科爾多夫婦為核心的劇社頗有影響，但參加這些「戲劇」聚會的人總希望超越狹隘的文學爭論。漸漸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羅布萊斯一起聚集到卡斯巴俱樂部。「瑪爾莎」小組創辦了一個爭取和平委員會。加繆在阿爾及爾停留時指出，重要的不是發動爭取和平的運動，而是爭取實現休戰。「和平」這個詞在他眼裡總帶有一種共產主義的意味，總是擺脫不了與莫斯科發起的「爭取和平運動」的瓜葛。加繆將要去阿爾及爾宣講他的主張。

有一天，他在「三桅戰艦」餐廳和讓·格勒尼耶吃飯，這個餐廳位於離伽利馬出版社不遠的伏爾泰河堤：

另一場會議在馬希迪納劇院舉行，在場的有受人尊敬的朗弗里神父、迪索修士，後者代表阿爾及爾總主教府，他是杜瓦爾紅衣主教在接到他呈交的報告後派來的。參加會議的有40多個人，穆斯林佔據微弱的多數，其中包括烏茲迦納、穆薩維、昂哈納，還有卡勒迪大夫、尚杜夫律師等人。新教方面的代表有博萊和卡皮厄牧師。羅布萊斯、加繆、梅松瑟勒、米蓋爾也在場，還有一位叫普拉克斯的預備役少尉，他剛剛被囚禁過，在布澤格扎被「民族解放軍」的一支部隊解救出來。在和游擊隊員一起生活的幾天里，他們的紀律性給普拉克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發言讓總督府很難堪。對圍繞在加繆身邊，懷有善良願望的人們來說，最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會議來證明，在阿爾及利亞的不同族群和階層之間建立兄弟般的合作關係是有可能的。迪索修士發言時指出，對話應該是「非政治化」的。猶太教大經師（在馬希迪納劇院里沒有以色列人）、大主教和牧師們都同意發表一個共同聲明。博萊解釋說：「伊斯蘭教學者們沒有同意。」穆斯林們表示，他們來這裏只是為了「觀看」。不過，儘管他們保持沉默，最後還是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勒布賈維再次提到了總的局勢：

加繆認為，這樣的觀點說明推卸責任和無知的狀態在法國已經達到了怎樣的程度。

阿姆魯什在卡比利亞山區住了兩個星期。當地阿拉伯化和伊斯蘭化進程之迅速讓他感到震驚。他擔心「聖戰」的前景，遂建議莫里亞克領頭，要求最高的道德和宗教權威們發表一個共同宣言：「請您相信我，摩洛哥的問題相對單純，而阿爾及利亞的危機才剛剛開始。」在阿爾及利亞活躍著兩個左派小團體。其中一個是「歐洲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派，以天主教徒皮埃爾·肖萊為核心，此人長期以來一直和皮埃爾·波比和皮埃爾·羅什一起，致力於促進與童子軍、「民主自由勝利運動」的青年成員以及與北非穆斯林大學生的聯合。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已經從法國共產黨中分離出來，它的某些成員則和「民族解放陣線」建立了聯繫。三位皮埃爾也經常拜訪在「民族解放陣線」中身居高位的薩拉·盧昂希和奧馬爾·拉伽。這些天主教徒和共產黨人作為堅定的獨立主義者，還團結了一些知識分子，例如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哈爾比、本·克達、本·雅夏，以及歐洲人喬治·哈賈德和達尼埃爾·蒂姆希。肖萊表示，就在四五年前，「宣稱阿爾及利亞有貧民區還是一件犯忌的事情；對一個資產者來說，有三個情婦比有一個阿拉伯朋友要有面子得多。」這些激進主義者團結在阿爾及利亞青年聯合會的旗幟下，鼓吹髮動穆斯林大學生起來參加社會運動。蓬塞和加繆一樣，都認為要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不能不重視「黑腳」們的特殊處境。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加繆這位最著名的阿爾及利亞作家宣布自己的立場。阿爾及利亞共產黨的領導階層並不信任「民族解放陣線」。蘇斯泰爾在禁止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活動以後，又勒令已經恢復了業務的《阿爾及爾共和報》停刊。法國共產黨一向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棒：《人道報》程式性地提及阿爾及利亞人民「公正的要求」，卻禁止入伍的黨員開小差。當一位被徵召入伍並深感迷惑的左派青年向加繆求助時，加繆告訴他，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士兵能夠在精神和肉體上保護當地的歐洲人，其中包括無產階級。但加繆反對法國移民自行成立所謂「自衛軍」。他寫信給蓬塞：「阿爾及利亞局勢讓我深感不安。這個國家的現狀讓我食不甘味、慮不及它。一想到……我就想再動筆寫點什麼……眼下，因為左派和右派的態度都讓我氣憤，我簡直寢食難安。」他請求蓬塞為他提供一些信息：「也許你能幫助我，讓我在這個問題上不說蠢話。」九*九*藏*書

羅斯費爾德告訴他，他的一些朋友為起初當他在「進步俱樂部」演說時反對他而感到懊悔。加繆回信說道：「我理解您的朋友們的不安。您可以轉告他們，如果是關係到我自己，那麼我連一秒鐘也沒有埋怨過他們。可這件事情應該引起他們的深思。目前的局勢，恐怖分子對平民和孩子的卑鄙殺戮對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來說應該是個慘烈的教訓。」他接著又說：「今天，我實在不忍心看到阿爾及利亞被交給塞里尼（極端派報紙《阿爾及爾回聲報》的所有者之一）之輩以及那些『左派』，他們不久前在互助會為武裝搶劫分子的旗幟鼓過掌。」和公開發表的文章相比，加繆在信件里更能敞開心扉：「此刻，我幾欲羞憤而死。如果我認為某項任務是可能的，即便它看上去很瘋狂，我也會為之竭盡全力……可我們正在邁向深淵，我們已經在深淵的邊上。法國輿論的變遷，我曾經儘力向那些懷有良好願望的（起碼是沒有抵觸思想）的阿拉伯人解釋過，卻沒有得到他們的信任。現在，這些輿論已經逐步接受了戰爭的想法。」加繆能夠理解羅斯費爾德的朋友們，但他為他們「總是受蘇斯泰爾的影響」而感到擔憂。蘇斯泰爾拋棄了原先的自由派立場，他被恐怖主義嚇壞了，扔掉了聯邦主義和一切被形容為「放棄」的政策。「在經過思考之後，我完全不信任蘇斯泰爾。您可以把我對您說的話轉告給您的朋友們。但願他們能夠理解，一個像我這樣，從未體驗過失望的滋味，也厭惡吹捧和沾沾自喜的人，對您說這樣的話決不是沒有理由的。我的內心處於分裂的境地，這是我的老實話。」

「如果法國放棄一切，」格勒尼耶問道，「該如何做呢？」

和以往一樣，雷蒙·阿隆總是習慣於對統治這個國家的精英階層講話。加繆講話的對象則是被統治者，他那富於說服力的筆調既和共產主義及非共產主義的左派媒體水火不容，又同時與右派針鋒相對：「讀某些媒體，人們腦子裡不免產生這樣的印象：阿爾及利亞上百萬的歐洲移民都手執馬鞭，口叼雪茄，坐著卡迪拉克汽車。」當他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描述卡比利亞山區的貧窮時，他分析了當地的物價和收入。在為《快報》寫的文章里他也使用了相同的方法，用具體的經濟材料說話：「在阿爾及利亞，百分之八十的法國人不是產業主，而是僱員和小商人。這些僱員的生活水平雖然比一般阿拉伯人要高，卻低於法國本土的居民。」「這裏跨行業的最低工資標準被確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上，甚至低於法國本土最不發達的地區。此外，在社會補助方面，一個有3個孩子的父親能夠獲得7200法郎，而在法國本土這個數字是19000法郎。這就是所謂的殖民地的得益者階層。」當然，加繆並不否認一般白人多少享有的特權和他們對阿拉伯人的偏見。在反抗運動爆發一周年之際，那些已經不被稱為「強盜」，而是「亡命之徒」、「恐怖分子」和「反賊」的人發動了一次大罷工，地點主要是在君士坦丁省，而不是奧蘭省。加繆給於爾班·波爾熱的印象經常是憂心忡忡，難掩悲觀情緒，但面對讀者他卻宣稱事猶有可為，不要放棄希望：「我呼籲雙方都同時作出公開的許諾，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傷害平民。在目前，這樣的許諾或許難以改變現狀，但它至少可以制止事態滑向無可挽救的境地，併為未來保留下那些無辜的生命。」不久他又再次提到了這個問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非常嚴肅地指出，法國媒體對兩位從屋頂失足摔下、性命垂危的工人，只吝嗇地給予微不足道的報道，卻連篇累牘地報道一位英國女士和她的求婚者彼得·湯森的種種不幸。「瑪格麗特公主的遭遇不管有多麼可怕，至少有一樣好處。」加繆開玩笑說。「關於她的痛苦的無休無止的報道——儘管它讓我個人感到精疲力竭，還不知道能不能恢復過來——至少能夠讓我們的六神無主的媒體暫時擺脫生活中平庸無聊的瑣事。」作家一向親近無政府主義者和非共產黨的極端左派，他把《快報》開闢成了自己的戰鬥園地：他揭露說，一位名叫皮埃爾·莫蘭的持極端自由派立場的年輕工人因為「就阿爾及利亞問題發表了不當觀點」而被監禁。在文章的末尾，加繆還透露了莫蘭後援委員會的地址。在《快報》的作者中，加繆差不多是唯一可以犯這樣的「錯誤」的人了。如果各種各樣委員會的地址都在報紙上公布，還不知道會鬧出什麼亂子來呢！《快報》此時每期的印數是135000份，由此來看，作家能夠對數十萬讀者施加他的影響。

「我不認為法國政府會接受這個提議，」勒布賈維說道，「對他們來說，對平民的鎮壓，是恢復秩序的前提。」

加繆答應去找同情「民族解放陣線」和穆斯林的人，卻拒絕與支持「陣線」的歐洲人來往。他理解阿爾及利亞人，不過他自己總歸是個歐洲人。因此，他不願去見安德烈·曼都茲教授，此人是研究聖奧古斯丁的專家，政治上很活躍，在他主辦的刊物《馬格裡布意識》上為「民族解放陣線」寫過一篇宣傳文章。

在巴黎，加繆採取了一些步驟，企圖讓政府相信休戰的主張並非不切實際的空想，可事實上當局空言塞責的種種蠢行已經杜絕了這種可能性。當米蓋爾和卡勒迪大夫來到巴黎時，後者向一位記者談起了這些事情，於是鬧得滿城風雨。憤怒的加繆從此不再見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加繆的朋友們和他本人一樣，從未得到「民族解放陣線」明確而積極的表態。唯一稍微可堪欣慰的是，伊夫·德謝塞勒給加繆帶來了梅薩利有條件的同意。休戰的可能性總歸還是喪失了。摩勒表示可以進行協商，但必須以實力為後盾。他的確相信能夠壓制住極端報社派和軍人。在他看來，休戰只是一種道德嘗試，只能破壞和阻礙他的計劃的實施。和許多西方政治家一樣，摩勒對第三世界並無詳細而系統的了解。1956年，不結盟運動的創始者們聚集在克羅埃西亞的布里俄尼島，納賽爾上校、尼赫魯和鐵托元帥共同表達了他們「對渴望獲得自由的阿爾及利亞人民的同情」。不過，他們也提到了「歐洲的因素」，並拒絕會見「民族解放陣線」派去的代表團。從君士坦丁到奧蘭，高呼「法國之阿爾及利亞」的口號，反對恐怖主義的歐洲移民和「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主義到處發生著衝撞。阿爾及利亞進入了「塑膠炸藥」的時期和「革命-鎮壓-暴力」的惡性循環。1955年，在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上開始實施緊急狀態，對新聞的審查制度也重新恢復了。

「是的，是左派的慕尼黑陰謀。」

「加繆和我們在一起！」

事實上，並非所有的阿爾及利亞人都需要持槍外出。到目前為止電影院還在正常ｈtｔpｓ://rｅaｄ.99cｓｗ•ｃom營業，只是為防止恐怖襲擊，在入場檢查之後要關閉柵欄門，散場之前也禁止任何人中途離席。局勢當然還是透著火藥味兒。

她不願意住在法國，他理解她。

「那邊的移民一定情緒高昂。他們肯定覺得自己被本土的法國人給拋棄了。」

2月8日，讓·格勒尼耶和加繆又在利普啤酒館吃飯。加繆告訴他，自己已經從《快報》辭職，因為他無法苟同塞爾萬-施雷貝爾本人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觀點。在加繆看來，孟戴斯·弗朗士根本不該參加這個把他作為人質的新政府，在裏面當一個無權無責的部長。摩勒已經向阿爾及爾的騷亂讓步，在這個情況下，只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才能負起責任來。

1月12日，作家在利普啤酒館一樓和讓·格勒尼耶吃飯。格勒尼耶有個習慣，總喜歡記下菜單，好為下一次光顧這裏做準備。這次他們吃的是鯡魚、羊腿、沙拉和水果。這一天，加繆情緒不佳，對休戰的前景也不抱什麼期望。

費爾哈特·阿巴斯來到了會場。加繆和他相互擁抱。作家呼籲持溫和立場的阿拉伯人站出來講話，就像那些自由派的法國人一樣，因為他們如果不這樣做，很快後者「就會閉口不言」。加繆最擔心的是這兩個族群——他從來不說「民族」——會最終徹底決裂。此刻，《反抗者》的作者正在透露心曲：

「那麼，」加繆回答道，「如果只是法國政府不接受，而『民族解放陣線』接受了這個提議，我將像一個朝聖者一樣走遍法國，四處揭露法國政府。這樣會引起反響的！可不管怎樣，『民族解放陣線』得接受提議才行。」

「本土的法國人有再次目睹慕尼黑陰謀之感。」

讓·格勒尼耶向加繆詢問，在阿爾及爾人們是不是還能安居樂業。

加繆神情嚴肅，一字一句地念著發言稿。他是來促進團結，而不是挑起不和的。作為一個人和一個作家，他把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獻給了阿爾及利亞，他同時面向這片土地上的兩個陣營講話。他的「號召位於一切政治之外」，可這究竟是不是過於理想化了？在阿爾及爾，一切都是政治的。加繆忠於自己，他既不樂觀，也不悲觀：「當事件越來越緊迫，各個人群之間的相互不信任正在日益增長，也許我心頭的懷疑將會超過我的信心。」20年來，他始終希望看到阿爾及利亞的「兩個族群」之間和睦相處。會場外面，某些集會者——他們數量不多，只是「一小撮」——要求加繆站到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完全屬於阿爾及利亞人的阿爾及利亞一邊。

對在那裡居住的大部分歐洲人來說，只有一個阿爾及利亞，它是法蘭西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他們接受一種最終通向分離或者獨立的行動和協商是根本不可能的。蘇斯泰爾的繼任者「駐節部長」（總督的正式頭銜不再是原先的「定居部長」，摩勒放棄了舊的稱呼）拉科斯特一再拒絕會見蓬塞、梅松瑟勒和米蓋爾。

在摩洛哥問題上，新任的政府總理埃德加·富爾和法國輿論一樣，都在準備作出讓步。富爾的名言是：「在相互依賴中的獨立。」然而這樣的思路並不適用於阿爾及利亞。他在廣播里呼籲：「法國的全部榮譽和它對人類負有的使命，絕對地、無保留地、毫不含糊地要求我們，保留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使它繼續留在法國的大家庭中間。」

「我們還在這裏用刀劍進行決鬥，而世界正在像超音速飛機一樣飛躍。此地的報紙在描繪這些可怕的、丟人現眼的爭吵，而其它的媒體正在報道歐洲原子能聯營的成立。明天，如果歐洲內部實現了和解，整個大陸的財富就會成倍地增長，波瀾所及，將會使我們的問題、我們的仇恨變得全然過時。」

「也許還不至於，」加繆答道，「不過每一方都會把自己壓箱底兒的貨色拿出來。不管怎麼說，眼下事態的發展，第一個後果就是讓人人都得摘下面紗。」

加繆確定了一個有限的目標：在他所設想的休戰期間，衝突雙方應該保證不攻擊平民、囚犯和所有手無寸鐵的人員。他還特彆強調，應該在「歐洲和阿拉伯」的不同宗教與政治流派之間展開對話。他不顧蓬塞的告誡，在口頭和書面發言中都堅持使用「法國人」、「阿拉伯人」這樣的字眼，而不是「阿爾及利亞人」。一些穆斯林指出，當務之急不是譴責或者贊成阿爾及利亞人民的鬥爭，而是使已經開始的戰爭人道化。加繆強調說，不應該貶低法國。有些人贊同他的觀點。有人又提出了「叛徒」的問題，「民族解放陣線」很難不處決這些人。加繆則說，他希望「民族解放陣線」能夠表示贊同，而且他的希望並非空想。又有一些與會者提議會議擴大討論的範圍。但加繆認為應當限於討論現有的問題。蓬塞在茹費里街一家名為「巴格達」的阿爾及利亞餐館組織了午餐會，席間梅薩利的律師、受邀從巴黎趕來的伊夫·德謝塞勒和烏茲迦納爭辯了起來。這個場面讓加繆感到不快，他覺得，在這個問題上，和他對話的穆斯林只信任「民族解放陣線」，而他自己和蓬塞一樣，並不想把真理都歸到「陣線」一邊。有些人希望承認「民族解放陣線」也是作戰的一方，而不要只把他們看作是兇手、罪犯。

「我們倆來這裏，也是為了進行我們的『聖戰』。」

「法國不會放棄一切的，」加繆答道，「因為法國不可能同意他們把120萬法國人扔進海里。」

「真遺憾啊，」格勒尼耶說道，「在土著和移民之間，沒有多少像您這樣，和您輩分差不多的人。不然，我們本可以幫助建立一個能生存下去的阿爾及利亞。」

加繆回應了富爾和那些含糊其辭的議員們。在一篇題為「失蹤者」的文章中，這位政論作者再次呼籲舉行真正的選舉：「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事實上，它連它自己也不是。這是一片不為人知的土地，被遠遠地隔絕在人類的視線之外。它的原住民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它的士兵被認為是在妨礙歷史的進程，生活在那裡的法國人被認為是異族，所有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沉浸在一片血霧之中。阿爾及利亞是一個失蹤者，對它的記憶、對它的拋棄讓有些人感到惆悵；另外一些人也還願意談論它，前提是它不要發出自己的聲音。」加繆並不想顯得超越一切高高在上，他只是希望考慮到方方面面的立場，包括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他喜歡用「阿拉伯人」來稱呼的原住民。對他來說，《法蘭西觀察家》、《快報》、《現代》等左派和自由派的媒體都採取了一種非善即惡的絕對二元論的態度。當然，右派報紙，特別是《費加羅報》、《曙光》以及外省的媒體也同樣如此。「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並非都是嗜血的野蠻人，阿拉伯人也不都是狂熱的劊子手。住在法國本土的，也不都是推卸責任的人、對殖民帝國充滿鄉愁的軍官和將軍。」1955年10月16日到18日，加繆在已改為日報的《快報》上再一次指出：「和人們帶著驚人的無意識所習慣重複的不同，阿爾及利亞不是法國。另一方面，它庇護了超過百萬的法國人，這一點人們卻經常遺忘。」

加繆的發言通往的是一條死胡同、是陷阱，引發的是各種各樣有意無意的誤解。羅斯費爾德認為，加繆所以很快離開俱樂部會場，不是因為他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是由於他擔心聚集在廣場上的數千名穆斯林和數百名「黑腳」會動起手來，引起流血衝突。「停戰請願」事件敲響了父愛制的阿爾及利亞的喪鐘，殖民體系和加繆一心想捍衛的以聯邦製為範本的一體化原則再也不能維持下去了。從此，在居伊·摩勒已經過時了的政策的推動下，局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鬥爭雙方也日益陣壘分明。

「這是肯定的。在需要的時候，他們會讓自己變成美國人。他們已經掌握了一種新玩意兒：四發左輪手槍。當坐著汽車從一個村莊到另一個村莊的時，他們會隨身帶著手槍。在那邊，人們管這玩意兒叫『法阿詞典』。如果他們看見哪個本地土著有一點點可疑，就向他放兩槍，第一槍沒打中，就要補第二槍。然後，他們再換一種武器，向對方的馬車再開兩槍……他們管那些白天在地里幹活，晚上出去搶劫的本地人叫『半個寄宿生』」。

「我的叔叔阿科每次看見有人想當議員或者部長，就會說：『瞧瞧，這個人野心倒不算大！』」

2月2日，加繆發表了一篇沒有時間標記的文章：「感謝莫扎特」。他找到了在「神聖的地獄火中死去」的唐璜，「莫扎特知道所有的藝術家從他自己的生活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無論作為人還是作為創作者，為了成長，他都必須了解自己的限度，並且依靠這種限度。超越界限就意味著毀滅。」加繆提到了「我們的抵抗和我們的希望。在如此接近我們的時空里，莫扎特曾經生活、創造過。因為他的存在，一下子，我們的生活和鬥爭就都找到了存在的價值。」這些話，是加繆留給《快報》的最後的文字。

「現在，」加繆對讓·達尼埃爾說道，「人們在對我們談論什麼『阿爾及利亞國家』，這一點讓我很惱火。『民族解放陣線』可以為創建這樣一個國家而戰鬥，那是他們的權利（甚至是他們的責任，對這一點我不知道什麼，我是說，至少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他們現在主張，早在殖民政府之前就存在著這樣一個國家，這不是又要挑起新的紛爭么？」

他錯了。加繆——後來他向維昂松-蓬代透露了這一點——甚至停止了閱讀這份報紙，這樣的決裂更帶有象徵意味。在加繆離去之後，薩特給過《快報》幾篇重要的文章。發生在布達佩斯的匈牙利事件沒有重新拉近加繆和《快報》的距離，因為他無法理解有人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看法和他不同。

1月27日，知識分子反對北非戰爭委員會在巴黎互助會大廳召開大會，薩特、曼都茲和埃梅·塞澤爾等人都出席了。薩特發言時強烈主張阿爾及利亞立即獨立，要求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一邊起來鬥爭。阿姆魯什列席了集會並試圖發言：「我來自卡比利亞，是基督徒……」可他的話立刻被淹沒在噓聲里。

「您知道，這跟『國家』根本沒有什麼關係！不管怎樣，現在在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上居住著兩種人，一種是穆斯林，另一種不是……兩個族群都有同樣的權利獲得正義，有同樣的權利保存他們的祖國。」

他知道孟戴斯屬於自由派，主張的是在阿爾及利亞實行同化政策，而不是實現它的獨立。在選舉之前，他在《快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人們可以注意到，到目前為止，我沒有參加任何選舉活動。我的理由很簡單。首先，參加這樣的活動讓我覺得不自在。其次，我不掌握某種說話方式。一個訓練有素（也可能是走樣的、歪曲的）的頭腦善於琢磨對手的理路，也因此必然會在競爭中體驗到難以克服的障礙。最後，還因為我素性不信任議會舞台上的種種把戲，這種懷疑心理至今也不能擺脫。」加繆宣揚法國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之間自由的、基於相互尊重的團結與融合。他區分了兩種解決方案，或者是真正的融合，或者「繼續……以前歷屆政府的政策，施行一些隔靴搔癢的改革來混淆視聽，彷彿給癌症患者吃阿司匹林。」而融合，在加繆看來，是共和陣線政綱的核心。該陣線在1956年1月2日的立法選舉中獲得了百分之三十二的選票，但這個勝利並不那麼堅實，因為共和陣線只是一個中左翼政治力量的聯盟，它由波爾多市長、戴高樂派的沙邦-戴爾馬發起創辦，其「圖騰」還有孟戴斯·弗朗士、摩勒和密特朗，後者當時還屬於小小的「共和左派聯盟」。選舉產生的混亂紛雜的議會包括13個黨派或小團體，其中有144名共產黨議員、95名社會黨人、83名無黨派議員、56名人民共和運動成員、52名布熱德分子、24名社會共和黨人（即戴高樂派），以及同樣數量的埃德加·富爾派的成員。九*九*藏*書

「『已經沒有再討論什麼的可能性了。』這句話使我們的未來，使我們的生活的機會都變得黯淡了。從此我們將陷入一場盲目的戰鬥。法國人決心漠視阿拉伯人，即便他們在其內心的一角知道，阿拉伯人要求尊嚴的呼聲是正義的；阿拉伯人也決心漠視法國人，即便他們在其內心的一角知道，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同樣有權在這片我們共同生活的土地上獲得安全和尊嚴。每一個人都被囚禁在怨恨和仇恨之中，再也不願意傾聽別人的聲音……」

在政府廣場上，在奧爾良公爵的塑像下面和周邊，在巴布-阿祖恩街和德·拉·里爾街之間，在總主教府附近和大教堂的前面，涌動著成千上萬的阿爾及利亞人，中間還混雜著不少「民族解放陣線」的負責人。在共和國保安警察組成的防線的另一側，另外的人群也十分混雜。這裡有懷念維希時代的人——代表極右派的凱爾特十字很快就會出現在阿爾及爾市建築的牆上——，有和布瓦耶·邦斯在一起的小土地主，有與咖啡店主奧爾提茲的布熱德分子混在一起的城市商人，有「萊茵-多瑙」軍團的老兵，有參加過抵抗運動的戴高樂派分子、「自由法國」運動成員，他們的首腦是阿夏里。此外，還有大量的大學生。

他已經開始了與《快報》的合作，與莫里亞克的距離拉得更遠了：「經過一番猶豫，我還是答應了為《快報》寫稿，因為有孟戴斯·弗朗士，他知道有理性的人該說什麼、做什麼。可是莫里亞克……他周圍全是年輕的阿拉伯人。現在是他寫《阿敏塔斯》的時候。」

帶著微笑，操著他那特有的、處於阿爾及利亞方言和巴黎腔之間的口音，阿爾貝·加繆喜歡這樣描述自己的外貌：「我是費爾南德、漢弗萊·博加特和日本武士的混合。」他懂得如何消遣自娛，喜歡和朋友們一起吃飯，和他的女人們一起聽音樂。他的趣味很簡單，喜歡《唐璜》和莫扎特所有的五重奏，還有貝多芬的四重奏和馬勒的《大地之歌》，最好還是卡特林·費里爾演唱的！在電影方面，他是個兼收並蓄的觀眾，沒有任性狂熱的偏好。他喜歡費里尼、馬科斯·奧菲爾斯、奧森·威爾斯和伯格曼的影片。英格麗德·圖林在《野玫瑰》中的表演是他所心儀的，博加特在霍克斯執導的《夜長夢多》中的演出也讓他著迷。他很少去歌劇院。但每當他在劇院、電影院度過一個夜晚，重新坐到收音機前時，政治問題就攥住了他。一旦有人提到阿爾及利亞，他那綠色的眸子就黯淡下來。

加繆總是覺得，孟戴斯·弗朗士在選舉之後，會重新成為總理。他盡量抽出時間寫作，但寫政論文總歸妨礙了他的藝術創作。他告訴蓬塞：「我的生活讓我不安……總是在方方面面都顯得落後……大概我得活上三輩子，才能打點好這些事情。」他總是盼望著在阿爾及利亞實現休戰。他表示自己「對在公眾場合拋頭露面有一種近乎病態的厭惡」，可是「不管怎樣，不能當逃兵」。他把希望寄托在孟戴斯的人格上面：「我不認為靠孟戴斯·弗朗士一個人就能解決一切問題。我看得見他的界限，不過我不屬於什麼政黨，也不參加什麼選舉。可我相信，也許他能幫助振興經濟，甚至提高這個國家的道德水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繼續前進。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除了他，沒人能夠推行一個合適的、兼顧阿拉伯人和法國人權利的政策。」當然，加繆仍然為自己保留了批評可能成立的孟戴斯·弗朗士政府的權利。

「這是我的保鏢。」

「看來，免不了要有一場實力的較量了。」格勒尼耶說道。

在細細探視了母親以後，加繆返回了巴黎。他在《快報》上發表了自己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最後一篇社論「向前的一步」。針對有人嘲笑他的阿爾及利亞之行，文章寫道：「我知道，這樣的行為在我們中間引起的嘲弄會超過對它的贊同。某種意義上，我們的確可以從中發現無知和無能的跡象。如果有人需要，承認這一點對我來說毫不費力。我堅信在阿爾及利亞實現法國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自由和解是可能的。我也相信，促進自由的、平等的人之間的聯合代表了最公正的解決之道。然而，提到實現這一目的的具體措施，在進行思考，並在長久地比較了現有的各種觀點之後，我必須坦率地承認自己的猶豫和彷徨。」顯然，這樣的筆調和大多數社論作者那種自信無所不知的風格相去甚遠。

這個判斷並不正確。《快報》和讓·達尼埃爾的文章傳遞了這樣一種觀念：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獨立之前不久，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終於也變得不可避免的了。讓·達尼埃爾被他密切關注的這場戰爭折磨著，他指出，在阿爾及利亞，軍警機構開始進行集體鎮壓活動。自《快報》改為每日出版以來，加繆對其新聞風格越來越有保留，覺得它太張揚，不甚合他自己的品味。可現在，問題涉及的不只是文筆，而是新聞報道的內容，是報紙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政治路線。「我想過退出，」他對蓬塞說，「可是在選舉前夕，這是不可能的，這會被看成是一種怯懦。」

在抵達阿爾及爾的前一天，《快報》上刊出了他寫的「為人民休戰」一文，內容是反對鼓吹全面戰爭。蓬塞和米蓋爾到機場接他。加繆微笑著介紹了《快報》的記者帕特里克·凱塞爾：

被感染的聽眾對他的發言報以掌聲，而加繆最後以抒情般的調子結尾：自由主義者的理念是「既拒絕施加恐怖，又拒絕讓恐怖落在自己的頭上。」換句話說，既不做劊子手，也不做犧牲者。在他之後，庫克神父、卡皮厄牧師、卡勒迪大夫和羅布萊斯先後發言，時間都不長，但一致呼籲人們在要求停戰的聲明上簽字。加繆向埃勒·奧克比教長致意，17年前，作家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捍衛過他。教長年事已高，是羅布萊斯往聖歐仁親自登門邀請后才來參加會議的。他來時躺在一副擔架上。散場時，與會者分散離去，以免遭遇聚集在外面的反對者。有幾個代表留了下來，待在後廳里。貝尼斯蒂在和烏茲迦納交談，他在設想建立一個法蘭西-阿爾及利亞的共同平台，促進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團結。

19日，另一場會議在「富足」運動的現場召開，參加者有20餘人，包括社會黨人、共產黨人，還有一些教師，如曾在《阿爾及爾共和報》工作過的洛朗·普雷齊沃齊。加繆在開會時始終站著。一個穆斯林說話的大意是：你們叫我們放棄恐怖主義，但我們只有在獲得獨立的預先保證之後才能這麼做。加繆一言不發，隨即離開了會場。

讓加繆和很多投票支持共和陣線的人感到失望的是，勒內·科蒂總統選擇了居伊·摩勒而不是孟戴斯·弗朗士來組織政府。後者擔任不管部部長一職，被排除在外交事務的決策圈之外，外交部交給了克里斯蒂安·比諾。31日，摩勒總理在一個授勛典禮的演說中宣布了他的阿爾及利亞政策。「政府的意志，是首先重建和平，把人們從驚懼惶恐中解脫出來。為了實現這一點，必須首先結束恐怖主義行徑和盲目的鎮壓行為……無論如何，阿爾及利亞的未來不能單方面地被決定。」摩勒宣布要進行選舉制度的改革，包括建立人民協商體系、設立單一的選舉團、進行自由選舉等等。這一天，加繆又見到了讓·格勒尼耶。據他回憶，加繆說：「阿拉伯人提出了瘋狂的要求：建立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國家。法國人從此將在那裡被視為外國人，除非他們改換國籍和信仰。戰爭無法避免了。」

在戰前，格勒尼耶曾經設想可以引導加繆從政，這個想法他一直沒有完全放棄。在1956年的眾議院選舉來臨之際，居伊·摩勒和孟戴斯·弗朗士名列共和陣線的候選人名單之首。

「唉！這裏沒有阿拉伯人。」她對自己的兒子說。

「我們過於輕易地向命運屈服了。我們過於輕易地相信，只有血才能推動歷史前進，強者只有踏著弱者的屍骨才能往前去……」

一連串的預備會議在激動而混亂的氣氛中召開了。羅斯費爾德相信，除了加繆以外，米蓋爾和其他一些人都知道「民族解放陣線」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他覺得，加繆一定藏在他的兄弟呂西安、羅布萊斯、他的夥伴德·貝勒古爾和他本人身後，以便和會議的其他組織者保持一定的批判的距離。在一次會議當中——當時的主持者是羅布萊斯，地點在都耶街——，一位阿爾及利亞小學教師忽然把矛頭指向了加繆：九-九-藏-書

「你的話有道理。」加繆回答道。

在通行的政治分類中，蓬塞、梅松瑟勒、米蓋爾、羅布萊斯、西穆內都屬於左派，而羅斯費爾德則偏右。加繆很清楚這一點，可他希望和所有「黑腳」們的代表都保持接觸，他在法國已經脫離了這個群體。在穆斯林中間，他認識像穆盧·費哈奧恩、穆罕默德·蒂博這樣的作家。和他的朋友們一樣，加繆也把為他提供信息的人進行分類。他對羅斯費爾德和讓·格勒尼耶解釋過他辭職的情由：「我離開《快報》……是因為兩個表面上相互矛盾的原因，可它們合起來能夠解釋我的立場：一是莫里亞克加入法蘇友協，二是摩勒在阿爾及利亞的表演……」對加繆而言，法蘇友協決非「一個文化組織，所有和共產主義有關的東西都不止是文化的」。他在「民族解放陣線」等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的行動、反抗和革命中，看到了莫斯科和開羅幕後操縱的那隻手臂。這一判斷使加繆和他的許多友人分道揚鑣，也無助於改善他與弗朗西娜，以及與他的內姊、岳母之間的關係。費爾南德覺得《快報》的手段很「卑鄙」。加繆常常談起他辭職的決定，在他下決心的過程里，理性和種種具體的糾葛各參其半。他再也找不到《阿爾及爾共和報》和《戰鬥報》時期那種熱情與友愛精神。他在《快報》的身份是臨時撰稿人，按稿件字數計酬。他很少去報社，也不分享每晚校稿完畢開印時的歡樂，相比之下莫里亞克倒是喜歡去編輯部，他在那個充滿高等街區品味和進步主義氣氛的環境里感到很自在。加繆對JJSS的廣告策略也十分反感。在報社成員中，他只和達尼埃爾有貼心的政治性|交談——但阿爾及利亞問題令他們漸行漸遠——，此外他在那裡的夥伴就只有皮埃爾·維昂松-蓬代了，他繼加繆之後不久也離開了報社。偶爾，他也在編輯部秘書處和納米亞聊天，納米亞希望加繆能成為總編輯。最後一點是，加繆雖然喜歡報社迅捷的行動風格，但他討厭看不到自己的思想，也不能保留自己的手稿。一篇發表在報上的文章，哪怕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也總是會把問題簡化。加繆既感到自己的無助，也體會到深深的孤獨。納米亞是國際縱隊和《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老人，加繆總是問他：「我們能為阿爾及利亞做些什麼？」

他不停地和朋友們澄清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可能存在的各種誤解。1955年7月1日，他和讓·格勒尼耶在馬休斯家裡吃午飯，席間對他說道：「看來，除非出現點兒什麼嚴重的事情，人們不會關心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者從來沒有內疚感，他們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加繆不會不提白人的種族主義，不管它有沒有父愛的外表，但是，他帶著既嚴肅又彷彿開玩笑的口吻補充說：「我們是法國的猶太人。」——他指的是，他們在法國本土受到了歧視。他為《快報》寫了兩篇文章來闡述自己對恐怖主義、鎮壓和阿爾及利亞未來的思考。這些文字在邏輯上承接了他17年前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上的言論。他提醒法國讀者注意到半途而廢的布盧姆-維奧萊特改革方案，以及阿爾及利亞總是充滿作弊的選舉。阿拉伯群眾「在絕望和屈辱」中生活。加繆並不寬恕罪惡，但他試圖去理解：「在阿爾及利亞，和在其它任何地方一樣，恐怖主義來源於希望的缺席。」加繆對他在阿爾及利亞人民黨和「民族解放陣線」的朋友們一視同仁，他認為民族主義運動「在理論上很貧弱，在勇氣上卻很充沛」。他也同樣重視來自兩個不同陣營的人的觀點。他一貫譴責阿爾及利亞的恐怖主義——顯然他指的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作為。當他面對《快報》主要持自由政治立場的讀者群，談到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主被當地人圍困在孤立的農莊里的時候，加繆特彆強調，在巴黎的人們沒有權利輕率地看待這場衝突悲劇。有人把「民族解放陣線」的反抗者和越南的獨立戰士或者法國二戰時期的抵抗者們相提並論。但對加繆來說，這樣的類比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阿爾及利亞實現雙方都能接受的和平不是不可能的。眼下的當務之急，是在巴黎組織召開有各方參加的會議，包括法國政府、殖民當局和阿拉伯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不知道是因為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還是材料收集不足，加繆列舉的阿拉伯政治組織是費爾哈特·阿巴斯領導的阿爾及利亞綱領民主聯盟和梅薩利·哈吉的民主自由勝利運動，他好像還停留在1937到38年的主觀視野和客觀事實中。他的談話對象不是在北非的窮鄉僻壤或者城堡王宮裡的阿拉伯人，不是聯合國，甚至也不是巴黎，他們只存在於他的主觀設想里。他建議解散現有的阿爾及利亞議會，重新組織公正的選舉：一個真正的阿爾及利亞議會將能夠解決其內政問題，而包括了阿爾及利亞代表的位於巴黎的聯邦議會則負責處理「法國-阿爾及利亞聯邦」的事務。加繆又重新找到了《阿爾及爾共和報》的調子和用詞：「如果說殖民主義能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找到某種託詞，那將只能建立在這樣一種可能性之上：被殖民的人民的確能夠從中獲得利益和發展。」他夢想著看到殖民體系變成一種有機的聯繫，在其中法國人帶去他們的技術，阿爾及利亞人帶來他們在人文方面的財富。

加繆在讓·格勒尼耶家裡和他再次談到了北非問題，後者讀到莫里亞克發表在《快報》上的一篇文章，吃驚不小。這位小說家認為摩洛哥的蘇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君主，應該重返王位。後來的歷史事實也的確如此。讓加繆特別感到驚訝的是，這位蘇丹從未譴責過同樣於8月20日發生在烏德-澤姆地區的殺害歐洲人的事件，這起事件及其嚴重性可與阿爾及利亞菲利普城的血案相提並論：

下午4點30分，二樓大廳里已經坐滿了人。大部分出席者是歐洲人，包括許多婦女。穆斯林婦女很少。有知識分子、資產者和小資產者。蓬塞注意到，來這裏的工人很少。歐洲人的政治立場已經從1936年人民陣線時期的左翼轉到了極端右翼。穆斯林群眾受教育程度很低，他們總是猶豫不決，等待著從鬥爭中產生一位勝利者。俱樂部外面聚集著上千名騷動不安的抗議者。他們叫喊著：

加繆遇到了克洛德·德·弗雷曼維爾，現在他改名為克洛德·特里安，作為政論作家在歐洲廣播一台有很大的名氣。他在節目中經常譴責掃蕩和酷刑。

一些石塊砸在會議廳的窗玻璃上。加繆臉色蒼白，加快了語速：

「我收到幾封談阿爾及利亞問題的信，還是有文化的讀者寫的，大概是波爾多的什麼教授吧！信里居然說：『就讓阿拉伯人和在北非的法國人自己想辦法好啦！』」

阿爾及利亞的政治和軍事氛圍日益惡化。幾天前，剛剛有95人死於衝突，包括軍人和平民。當地的法國人在阿爾及爾成立了一個行動和自衛委員會。朋友們陪同加繆前往聖喬治旅館下榻。他在日記中寫道：「在巴黎時，就阿爾及利亞問題糾纏我的不安、絕望情緒今天一掃而空了。在這裏人們至少在進行鬥爭，雖然鬥爭很艱辛——因為所有的輿論都反對我們。然而，我總是在鬥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安寧。坐而論道的知識分子，不管他們有什麼資源，特別當他們只能通過文字來介入公共事務的時候，總是生活得像一個懦夫。他們用高調闊論來彌補自己的無能。只有在鬥爭承擔風險才能論證思想。無論如何，沒有什麼比這個拒絕承擔責任、居心不良的法國更糟的了，它真像一個讓人喘不過氣來的大沼澤地。是的，我很高興地站了起來，這是幾個月以來的第一次。我又充滿了活力。」

在反抗事件爆發前幾個月，加繆參加了一個為法國海外領土的死刑犯爭取赦免的委員會的活動。他在發言中提到了法國殖民主義的矛盾和衰弱，指出：「（法國）左手拿著人權宣言，右手卻拿著木棒。」這一段時期，儘管他在《快報》上的文章涉及許多主題，諸如核武器問題、佛朗哥對西班牙的統治、僵化的共產主義思潮、工人艱苦的生活條件等等，但只有阿爾及利亞問題才是作家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

最高層次的大會來臨了。按計劃，它將於1月22日舉行。按照勒布賈維的提議，會場選在政府廣場和大教堂之間、宮殿附近的「進步俱樂部」，為此，會議組織者預備了上千個文件夾。加繆準備了35分鐘左右的大會發言，他在聖喬治旅館的房間里，向美國文化中心的秘書兼翻譯埃芙琳·肖萬口述發言稿，由她把文字列印出來。阿爾及爾的氣氛依然顯得波濤洶湧。在加繆抵達這裏前兩天，曾有人建議他不要住在聖喬治旅館。前不久夏爾·埃爾尼在這裏舉行過演講，會後一片騷亂，人們至今記憶猶新。入住之後，加繆通過電話和信件接到過幾次死亡威脅。他可能遭到綁架。但他執意要下榻於此。羅布萊斯的朋友、情報局的專員貢薩萊斯——他們曾經是師範學校的同學——警告加繆，自由派的敵人、咖啡店主奧爾提茲和布熱德分子古九九藏書塔耶的手下曾印刷了一批假邀請函。眼下他們又在這麼干。接到梅松瑟勒的通報后，警察局長表示他將親自指揮維持「進步俱樂部」門外廣場的秩序。勒布賈維也保證他將組織穆斯林前去維持秩序。在迪旺街的一間寓所，加繆遇到了烏茲迦納、勒布賈維和穆薩維，向他們提出了他心中最具本質性的問題：強迫法國政府和「民族解放陣線」保證平民的安全。可是誰能代表「民族解放陣線」做這個保證呢？加繆並不知道他的談話對象在「陣線」內部的政治和軍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

「如果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被殺，《快報》會幸災樂禍的。」

「我難以理解這一切，」加繆告訴格勒尼耶，「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不管怎樣，阿拉伯人和法國人必須找到一種共同生活的方式。」

「誰也不能帶著內心的分裂繼續生活。我是說，我們不能接受民族解放陣線的方法，可同樣也不能接受犧牲這個群體的任何做法。我們的團體是由阿爾及利亞的非穆斯林群眾組成的。人們不應該再把法國人、義大利人、西班牙人和猶太人分離開來對待。有穆斯林，有非穆斯林……」

「這真是一種要命的輕浮。有些人居然主張，被佔領的阿爾及利亞為了趕走佔領者，可以使用一切手段來爭取解放，換句話說，有權對非穆斯林進行報復。」

在「進步俱樂部」的會議結束后不久，一支「民族解放軍」分隊襲擊了布吉附近的一座燈塔。出乎人們意料的是，襲擊者放過了燈塔看守者及其家人。這就是會議帶來的結果嗎？加繆和他的朋友們彷彿被夾在歷史和道德之間、鎮壓和恐怖主義之間，成為了一切極端分子的共同理念的犧牲品，這種理念就是：「不是我們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加繆覺得自己的發言讓朋友們失望了。梅松瑟勒認為，休戰的想法很好，然而即便雙方能夠達成協議，休戰狀態也持續不了一個星期。盧亞爾則前往巴黎拜訪猶太人聯合會的秘書肖拉基，希望他能夠號召在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與加繆並肩行動。

「不能了，」加繆回答說，「晚上人們上街都得帶著槍才行。我母親嚇壞了。前兩天，在她住的街區，一個阿拉伯商人正在關店鋪的捲簾門，後面就有人捅了他一刀。」

加繆表示，他比一名巴黎的教授更能理解「民族解放陣線」的穆斯林。現在，許多教師都挺身而出反對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政策，他們談論獨立，並且，開始漸漸地繞開人民，談論起「阿爾及利亞國家」這個概念。

會後第二天，加繆即拜訪了杜瓦爾主教，他和主教已經有三年的交往。作家還見到了蘇斯泰爾總督，他自稱也對作家的事業很感興趣。沒有人質疑他的原則本身，可問題是，該如何實施呢？蘇斯泰爾又提到了「半個寄宿生」，他們白天是農民，夜裡就成了「民族解放軍」的士兵，換句話說，是盜賊。

2月6日，在阿爾及爾，對局勢大感驚恐的總理居伊·摩勒發現有些工人、小人物拒絕了他的政策，轉而支持極端派分子。他受到了扔西紅柿的「禮遇」。摩勒在當地歐洲人的壓力下屈服了。起初，他曾任命持自由派立場的卡特魯將軍為總督，現在卻要求對方「辭職」，代之以羅貝爾·拉科斯特。加繆告訴讓·達尼埃爾和羅歇·吉里約，他不贊成這項人事任命，並感到絕望。新上任的怯懦的殖民政府屈服於歐洲人的遊行示威，也喪失了穆斯林的信任。在阿爾及爾，梅松瑟勒和其他爭取休戰的人士（包括烏茲迦納在內）聯合向摩勒遞交了一份請願書。摩勒仍對那些西紅柿心有餘悸，他忙不迭地把請願書放進皮包，也不問問這些請願的人究竟是誰。

他的結論是：

「什麼也不能，」納米亞回答說，「除了保持沉默。不管我們說什麼，他們都會把我們當成叛徒的。」

「有文化和信念的人的任務不是……不是逃避歷史性的鬥爭，也不是為那些殘酷的、沒有人性的事業服務。他們的任務是堅持自己的立場，是幫助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在被壓迫者所處的命運中幫助他們實現自由。」

也有人在喊：

加繆打算為實現休戰而努力：行動是夢想的姊妹，而寫作是行動的兄弟。他在1956年1月10日的《快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人民休戰」的文章，同時向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民族解放陣線」的戰士發出呼籲。文章面世后兩天，他寫信給蓬塞：「必鬚髮表一個共同聲明，我可以和不同派別、不同信念的人一起發言。我不是這個搖搖欲墜的王國的預言家。」加繆對某種集體行動寄予希望，單純論述個人觀點已經不能令他感到滿足了。

在聖喬治旅館，加繆再次見到了石油工程師、水文測量專家安德烈·羅斯費爾德，加繆曾經與他一起訪問過阿爾及利亞南方。羅斯費爾德曾經是一位抵抗戰士，曾兩次差點被維希政權處死。在法國解放的戰役中，他還擔任過傘兵部隊的軍官。加繆告訴他，「民族解放陣線」想發動一場城市恐怖主義戰役，以便在平民和軍人中都製造混亂。現在，必須阻止這種恐怖和鎮壓之間的惡性循環。在羅斯費爾德看來，加繆來阿爾及爾不只是為了抗擊各種極端分子，這位作家還想和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的所有代表保持接觸，以便促使他們參加對話與和談。梅松瑟勒見到了阿爾及爾市長雅克·舍瓦列，市長許諾在市政府大廳為對話提供場所，但後來當局又改變了主意。當政府告訴大會的組織者，不能按原計劃向他們開放皮埃爾·博爾德大廳時，加繆想到了去租一個電影院。

為了找到通往「希望的共同體」之路，必須實現對話，而這就要首先實現休戰。加繆承認，鬥爭總是越演越烈，很難平息，因為人的熱情已經被點燃：

「加繆，我們還會再見到他的。」

法國的軍事機器正在運轉，越來越多的新兵被派往阿爾及利亞，就像以前被派往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一樣。士兵服役期也增加了幾個月。一些後備役軍人也被重新徵召入伍，以彌補現有兵員的不足。在政治家明言之前，軍人已經先行捲入了這場偷偷摸摸進行的戰爭。加繆每周到《快報》編輯部去兩次，修改要發表的社論。他經常和讓·達尼埃爾交談。和蓬塞一樣，達尼埃爾是他在政治問題上最好的交談者。在他面前，加繆總是顯得充滿熱情，並且不加掩飾地表達內心的衝突：

「我親愛的貝尼斯蒂，」烏茲迦納說道，「在領土收復主義盛行150年之後，經歷了那麼多的仇恨，我們現在要求建立一個完全自由的、獨立的阿爾及利亞。」

抗議人群中有極端狂熱分子約瑟夫·阿夏里。在巡警和共和國保安警察布成的防線之外，是上千名「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持者，有些人還帶著武器。在講台上主持會議的是羅布萊斯，因為蓬塞這時候不願意拋頭露面。在羅布萊斯身邊的是白人神父庫克，他是阿拉伯問題專家，此外還有卡勒迪大夫、卡皮厄牧師和梅松瑟勒。普拉克斯少尉本來也應該到場，但他被軍方阻擋住了。主席台上空著一把椅子，那是給費爾哈特·阿巴斯留的。沒有猶太教經師到場。台下前排坐著加繆的一些朋友，例如路易·貝尼斯蒂和弗蘭西斯大夫。呂西安·加繆差一點兒沒能到場，因為他沒有接到「新的」邀請函。

請願者失望地走了出去。拉科斯特讓他的秘書來接待梅松瑟勒。

「我在問自己，我這是幹嗎來了？真是糟透了！他們不想看到人們妥協退讓，是不是？」

「沒有理由放棄，也沒有理由去指望一個據說是正義的歷史。只有以正義為目標的鬥爭才是重要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法國對阿拉伯人的鎮壓是不義的，『民族解放陣線』的暴力方法也同樣如此。」

加繆的朋友、記者埃德蒙·布呂阿在《阿爾及爾日報》上報道了這次大會的情況。「阿爾貝·加繆昨天跳出一切政治立場之外，提出了感人的呼籲，希望衝突各方能保護無辜的平民……可以設想，那些當加繆在擠得爆滿的大廳里發言時，卻聚集在會場外發出敵意的喊叫的抗議者，如果能聽到加繆講話的內容，定會為他們的喊叫感到羞恥，他們還會為這位偉大的作家、他們的同鄉長久地鼓掌。」

「處死加繆！」

加繆在義大利度過了夏天的一段時光，忙著寫出短篇小說集《流亡與王國》的初稿。其中一篇已被初步命名為《墮落》的小說已經大致成文。回到巴黎之後，他立刻與《阿爾及爾每日電訊報》的記者埃德蒙·布呂阿取得聯繫：「藉此機會，我想告訴你我對阿爾及利亞局勢的擔憂以及本地媒體的調子。不管菲利普城的慘劇在我們心中製造的憤怒是多麼合情合理，我們這些更熟悉歷史和政治的成年法國人，都有責任比那些無知的、容易因衝動而變得殘忍的群眾保持更大的冷靜和克制。」加繆熟悉阿爾及利亞的輿論：「我知道，你對貴報的導向有影響力，因此我請求你發揮這種影響……努力促成和解的實現。」

他告訴格勒尼耶，梅內特利耶醫生正在用錳和銅為他治病。他還說，他的母親和艾蒂安舅舅一樣，不願意來法國定居，哪怕是在環境接近北非的南部也不行。每當埃萊娜來到法國，她都會站在位於寧靜的夫人街的那套寓所的窗前，看著街上的車流。阿爾及爾可比這熱鬧多了，難怪她思念有軌電車的喧囂和人潮湧動的景象。

「見它的鬼去吧，您鼓吹的休戰！我們需要的，是立刻、絕對，並且不帶任何條件的獨立。」

「在那邊的法國人不能讓這樣的事情落到自己頭上。」

「這些天來，」格勒尼耶說，「在《快報》上還是第一次談到了其他的、不是『封建勢力』的阿爾及利亞人：孩子。這麼寫的是達尼埃爾。他的文章總比其他人的要溫和、公正一些。」

他接著說道，如果加繆不是在1940年被迫遠走，他本可以留在阿爾及利亞的。格勒尼耶又談起讓·達尼埃爾在《快報》上發表的文章，覺得他在攻擊法國。

「您為什麼就沒有想過去參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