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卡特林娜（Catherine）

「我的主人公的確感到失落，」加繆回答說，「這就是為何他作為現代的虛無主義者，站出來鼓吹奴役。可是，我頌揚奴役了嗎？」

「你是在嘲笑我！這也讓人看出你的軟弱之處！」羅貝爾·伽利馬叫喊起來。

5月16日，由伽利馬出版的《墮落》上市了，首批印刷了16500冊。接下來，6月1日印了11000冊，8日又加印了同樣的數量。到11月，已經銷售了126500冊。弗朗西娜開玩笑說：

比起《局外人》中隱晦的宣言，那些熟悉書里書外的加繆的人，比如於爾班·波爾熱，更能從《墮落》的「算計好的懺悔」里認出他這個人來。在他們眼中，這本書虛構的外表並未遮掩住其自傳的真實源頭。讓·達尼埃爾高度評價此書，他從中讀出了「基督徒和戲劇家對自我鞭撻的需求」。克拉芒斯用他精心設計的鏡子遊戲引導著讀者，又同時令他們陷入迷惘。費爾南德·弗爾與其全家一樣，因為加繆和《快報》的合作而對他埋怨不止，可即便她也對克里絲蒂安娜說：

3月31日，他再次寫信給維韋特：「這本書很快就要出版，書名將是《叫喊》，是一部『敘事』。可現在我已經不再管它了。我充滿了工作的慾望，更準確地說，狂熱，就像剛剛出獄的囚徒想彌補這麼多年失去的光陰一樣。」

「是不是因為你覺得，世界本身是充滿微笑的？」加繆回答道。

一位精神分析師在談到《墮落》時分析了以下幾個人名或者姓名縮寫，特別是其中字母C的一再出現：

「你知道，整個巴黎都在議論，瑪麗亞跟菲利普這個蠢貨睡過覺！」

《墮落》不是一部自傳。在接受訪談時，加繆強調他不是小說的主人公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可加繆會不會是一個深刻、機敏的自傳作者，就像克拉芒斯透過他的面具表現出來的一樣？他的親友是不會弄錯的，他們懂得加繆，也認出了他。一位熟知內情的讀者——弗朗西娜——懂得她的丈夫（也是她的兄長）是想藉此擺脫他自己的一部分特性，就像他試圖擺脫那個讓他不自在的巴黎文人圈子一樣。她和其他一些人都明白小說中的某個帶有象徵意味的場景究系何指。那個從藝術橋上投入塞納河的年輕女人，正是1953年在奧蘭和在巴黎的弗朗西娜。

日常生活中的加繆是個奇特、嚴肅、好挖苦，還有點浮夸的傢伙。在《墮落》中，所有這些性格中的側面都出現了。克拉芒斯不抱幻想，特別是在他面對懺悔的時候，這就像薩特在他的戰爭筆記中所寫的那樣：「你們別太相信我的心慈手軟，也別太相信我的狂熱。它們都是做出來的。」克拉芒斯在自嘲中遠遠超越了他自己，也超越了加繆。

加繆聞訊後向《世界報》寄去一封長信，表達了自己的「憤怒和驚愕」。「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迄今為止我一直讓自己保持著沉默，因為我不想增加法國人民的不幸，更因為在此問題上左右兩派的言論都是我所不贊成的。」他認識讓·德·梅松瑟勒已經有20年了。這個人鍾情于建築和繪畫，除了這一次主張休戰以外，他從來不過問政治，並且他所主張的，「和任何協商，甚至和『停火』都毫無關係，僅僅是一些人道措施而已。」這時有媒體放話說，梅松瑟勒是某個顛覆組織的成員。顯然，這是當局在無法以「主張休戰」或者「主張建立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起訴他之後想出來的罪名。加繆把矛頭指向總理摩勒，要求他說清楚人民是否有權做一個自由派。「至於我，」加繆說道，「如果說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投降，那麼，我也同樣反對阿爾及利亞極端分子的主張，在我的眼中，他們所代表的同樣是對無限責任的推卸。」按照當局的邏輯，不僅加繆、紅十字會的代表，就連摩勒和拉科斯特也該鋃鐺入獄，因為他們也是了解休戰計劃的。令包括蓬塞在內的一些阿爾及利亞朋友感到吃驚的是，加繆進一步說道：「摩勒總理本人在一個月以前（也就是5月初左右），向我表示了對委員會行動的個人支持，他還聲稱這種支持是出自其內心的。」和平素一樣，加繆在感到震驚的時候喜歡諷刺挖苦：「這樣的表態，還將久久迴響在我那位被囚禁的朋友的獄室中。」被扔過西紅柿的摩勒在阿爾及利亞政策上更加極端化，戰爭的氣息日濃。加繆希望通過能接近內閣的社會黨人吉里約來干預此事。由於無法立即爭取到梅松瑟勒的獲釋，他在《世界報》上發表了第二篇文章。文章的標題就充滿了憤怒和蔑視之情：「統治吧！」。他譴責了政府的作為，並以一種威脅，甚至是最後通牒的口氣來結束此文：他「將要直接對人民講話……用各種方式促使人民走上街頭」。此外，他還要求國家賠償因為任意延長拘禁時間而給梅松瑟勒造成的損失。在這篇文章和呼籲中，加繆和摩勒徹底決裂了，他還指出，阿爾及利亞「駐節部長」拉科斯特——這個頭銜是摩勒改定的，他很注重這些細節——手下警察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了他本人劃定的框架：「讓·德·梅松瑟勒的朋友們（不包括他自己，加繆在內）不能滿足於私下裡向他作出的道歉。一個人的名譽和自由的損失不能以慰問的形式得到補償。這是關係到身體、關係到人的生死的大事。我要說，在國會的滔滔雄辯和一個人的榮譽之間，後者更為重要！」在加繆眼中，當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關係只能用「被官僚機構維繫的無政府狀態」來形容，而法國已經成為「一條蠕動著拚命尋找腦袋的蟲子」。在梅松瑟勒事件中，在摩勒2月6日對阿爾及爾的訪問所引起的後續反響中，加繆都譴責了共和陣線政府的政策。他曾經對之寄予希望，現在卻迅速地對其失望了：在拉科斯特的影響下，內閣已經完全倒向阿爾及利亞的極端保守分子一邊。「對某一方的偏向已經成為一種狂熱，這就是為什麼政策會誤入歧途。」

1954年10月，加繆曾在荷蘭小住過4天，其中有兩天待在阿姆斯特丹。他於1956年3月中旬寫完該書，把自己的姓名縮寫簽在書的封底。這段謹慎的「屏風」版的文字提出了一些問題，至於答案，得到書中去尋找：「在《墮落》中說話的那個人沉湎於一種事先算計好了的懺悔……他躲避在阿姆斯特丹，一個運河環抱，寒冷、光亮的城市裡，他在這裏扮演著隱居者和預言者的角色。這位前律師正在一家氣氛可疑的酒吧里等待著自鳴得意的聽眾。他有一顆現代人的心，也就是說，他無法容忍被他人審判。因此他急於自責，為的是更好地審判他人。他用來自照的那面鏡子，最後被他拿去照別人。懺悔始於何處？譴責又從何開始？在書里講話的這個人是在自責，還是在指責他所處的時代？他是一個特殊的人，還是這個時代的縮影？在這精心設計的鏡子遊戲中，唯一的真實是：痛苦，以及痛苦所允諾的東西。」看著這段話，接近加繆的人不禁目瞪口呆：

「我們的自由都是暫時的。」他微笑著說。

在阿姆斯特丹，前律師在自己的交談者面前很少提到遊獵；而在巴黎，作家則享有更多的閑暇：「有多少次，我站在人行道上和朋友們展開激烈的討論，忽然思緒被打斷，因為一個尤|物此時在我眼前穿越https://read.99csw.com街道？」又有多少位第6區的美女，在加繆的視線中變得赤身裸體？在羅貝爾·伽利馬面前，加繆談到美女時就雙眼放光、滔滔不絕，用三言兩語描述她的身姿妙態；這時他抬起雙手，用手勢比出她傲人的胸部，然而帶著狡黠的語氣問道：「她……是不是胸大無腦？」

阿爾貝·加繆（Camus）

加繆很清楚，在巴黎有些人在私下議論說，他投身抵抗運動不夠早，而薩特則心不夠誠。在小說里，小人物克拉芒斯在逃到南方非佔領區之後開始打聽抵抗運動的情況：「可是一旦到了安全區，掌握了情況，我就猶豫了。抵抗事業在我眼中太瘋狂了，甚至可以說，太羅曼蒂克了。」不用說，在這裏加繆又一次疏離、擺脫了他自己的經歷。

「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1942）和「一切都會做得這樣完美」（1956）。這些所配的曲調不同，但分明如咒語般一再重複的句子決不是偶然產生的。克拉芒斯讓人想到默爾索。在文學之鏡的兩邊，他們彼此都照映著對方。加繆改變了音調，但回到了他過去的作品上，重新找到他原有的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他自己被處決的情景。《局外人》和《墮落》中最後的喊叫聲蘊含著被他人認出、被主人公自己所拒絕而又同時承認的罪惡：默爾索將要被送上絞架，克拉芒斯則盼望著被處死。

克拉芒斯說過：「就算事實擺在那裡，我也很難想象，一個曾經跟過我的女人現在會屬於另外一個男人。」當加繆四處留情時，如果某位女士一意堅持，他會讓她明白，他的心還在別處。露水姻緣他從來不放在心上，但如果要離開真心喜歡的女人，他也會覺得難捨難分。這便是為什麼他一生欠下許多風流債的原因。克拉芒斯也說：「我在想，要徹底和一個女人分手還是很難的。這就是為何我總是同時有許多女人。」

「人們會說成是『加繆的墮落』的，小說帶有影射性嘛！」

作為小說家的一個發明，加繆把克拉芒斯塑造成巴黎左派以及薩特分子的一個代表。不管是以牙還牙還是無心插柳的結果，《墮落》都讓人想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風流》。在後者中，對現實的影射——當然是在作家創作自由的旗號下——圍繞著亨利和羅貝爾、加繆和薩特這兩組人物。在《墮落》中，克拉芒斯既是加繆的化身，也體現了薩特的某些方面。不過在《名士風流》的人物和《墮落》中的獨白者之間也存在著不同：前者是類型化的，陷入了絕對的善惡二元論，羅貝爾彷彿上帝天父，亨利是被釘上十字架的人子；相反，克拉芒斯在小說中佔據的是整個舞台，他的對話者只有幾句回聲般的話語。由於讓-巴蒂斯特存在於其全部複雜性中，由於他尋找著自我並對自我進行譴責，他得以逃過任何定型的標籤。作為藝人和藝術家，加繆革新了他的小說技術，越過《鼠疫》而在《局外人》和《墮落》之間架設了一座橋樑，因為，在《鼠疫》中，善和惡是涇渭分明的。這樣一來，作家就不僅僅重新發現了「我」這個貌似單純而實則飽含多重性的存在，也重新發現了敘述者這個「俄羅斯嵌套娃娃」所面臨的誘惑：加繆又和《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遙相呼應了。在《墮落》中他化身為克拉芒斯，但人們不可能像把蝴蝶固定在標本盒中那樣將他固定在這個人物上面。加繆的首部小說-敘事和其最後一部都是靈感突現的產物，體現出強烈的感染力和簡潔的高雅，而《鼠疫》則經過數年漫長的構思，更多地憑藉其建築的精巧而立於不敗之地。

加繆在廣播和報紙上都否認自己是克拉芒斯。可他並非基督徒，不是嗎？他「與這位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唯一的共同之處——人們總是執拗地想發掘出這些東西——」便是「想象力的缺乏」。這是小說出版3個月後作家在對《世界報》的談話中承認的。他為何否認與小說人物的聯繫？保護自己和親近的人的私生活是一個方面，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他個人的故事為塑造人物提供了材料，卻遠不能窮盡小說人物。加繆最多只能承認，他和克拉芒斯一樣，從來不把自己的汽車鎖起來，也和他一樣討厭資產階級婚姻。他試圖分析自己對誠實的信念以及生活中撒下的種種謊言。在這樣的懷舊情緒中，那位20歲的加繆又重新出現了。克拉芒斯說過：「我只有在運動時才是真誠而又熱情的，還有就是，當我們在部隊里參加演習的時候。」這裏他提到的軍事生涯間接地透露了加繆本人的想法。他還說過：「現在，只有當星期天的比賽日來臨，我待在座無虛席的體育場中，或是待在我曾經無比喜愛的戲劇舞台上，我才會覺得自己是純潔的。」「純潔」的反義詞有時是「負罪感」，更多的時候是「責任」——比如，加繆對弗朗西娜或者別的什麼人所負有的責任。弗朗西娜這時不和住在沙納雷伊街的加繆在一起，她讀懂了這本書。

克拉芒斯沒有救援的那個女人的喊叫，也就是弗朗西娜，以及其他女人沒有發出的喊叫——阿爾貝沒有去傾聽這樣的喊叫，也什麼都沒有聽到。吉里約忘不了那一天，當時他在夫人街的一間大屋子裡工作，加繆告訴他，自己無法與他共進午餐，至於原因，要改日才能說。後來加繆告訴他：「我妻子想自殺。」當然，《墮落》並不只是傳記性的。克拉芒斯沒有孩子。他說過：「很難在我講的話里分清楚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克拉芒斯-加繆的這句話是有道理的。如果小說里的人物想遮掩什麼，它的作者卻不會撒謊。藝術創造有虛構和想象的權利。《墮落》就像一顆黑色的鑽石，它的每一個平面都是清澈的，但誰也不能抵達它的核心。加繆不是聖奧古斯丁，然而他也奉獻出了聖加繆的懺悔的一些奇妙片斷，他集殉道者、喜劇演員於一身，既大覺大悟，又始終在摸索之中。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在他的名片上宣布他不僅僅是一個律師，還是個「喜劇演員」。他和眾人遊戲，他欺騙他人，欺瞞自己，同時又自我澄清。

當加繆帶著一種有理智的狂熱開始寫作《墮落》的時候，他並沒有預先把小說置於一個序列之中，就像當初他把《局外人》和《鼠疫》分別與「荒誕」、「反抗」相聯繫一樣。憑藉這部才智橫溢，而其產生又最具偶然性的作品，他總結、聚集並超越了自己的一生，彷彿于不經意間使他的生命獲得了完整的統一性。他從未像現在這樣被飛馳的靈感所支配，被一種風格所裹脅，這是一種與《局外人》中的「我」、《鼠疫》中的「他們」全然不同的敘述基調。帶著與高傲的寧靜相反而又相成的一份達于極致的快樂，加繆這位尼采和尚福的崇拜者彙集了種種箴言、警語、短小精悍的格言、帶有玄學色彩的沉思和被緊緊抑制的感情。例證？「當人沒有性格時，就應該發明一種方法。」什麼是現代人？回答是：「……現代人與人私通，還喜歡讀報。」這個觀點是加繆很得意的：他剛剛結束了自己第三次新聞生涯，而且是自覺自愿地結束的。他將對話藏於人物的獨白中，借小說「請予刊登」的插頁上的句子描繪出一幅1956年的現代人的肖像：「他有一顆現代的心，也就是說，他無法忍受被人審判。」這樣的現代人真的存在嗎？他是不是就是加繆自己？

「事件進行得怎麼樣了？」

在阿姆斯特丹避居的克拉芒斯用一個「四十多歲」男人的「精明目光」建立了一份檔案。在完成《墮落》時，加繆43歲。彷彿為了實現加繆本人的心愿，克拉芒斯離開了巴黎，一座「鬼影憧憧，有數百萬幽靈出沒的迷宮」。在加繆周圍，由於在蘇聯集中營問題上、在阿爾及利亞及其命運的問題上都出現了或明或暗的分歧，一些朋友變成了熟人，熟人九_九_藏_書又變成了街頭的路人和「幽靈」。夏爾仍然留在加繆這一邊，但馬斯科洛和其他人已經採取了不加分析地反對「黑腳」的立場。

在某種意義上，《墮落》是一部獻給女性的作品。克拉芒斯在女人面前總是很成功，並且「不用費什麼力氣」。加繆同樣是「成功」的——顯然我們用的還是婉辭。克拉芒斯-加繆常常琢磨自己對女人的吸引力。既然必須使用文學語言，加繆只好說「感性，也只有感性，在愛情生活中是至高無上的，」不過他沒有忘記加上一句：「幾乎所有我認識的女人，我覺得她們都比我本人好。」這話不錯，至少那些在他心上佔有一席之地的異性確實如此。在巴黎以及其它地方，加繆都留下了一些因他而受傷的女人。激|情熄滅之後，他依然能和他曾經愛過的女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墮落》中兼為審判者-懺悔者的敘述人在懺悔之前對自己下了這樣的判語：「為了一段10分鐘的戀情，我會不認父母親……要是能和一個漂亮的女戲子約會一次，我寧願捨棄10次和愛因斯坦談話的機會，今天我鼓起勇氣承認這一點。可當和她約會第10次時，我又該羡慕愛因斯坦和那些學識淵博的人了，這也是真的。」羅歇·吉里約和許多人都曾經發現，加繆為了去追逐一個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把一場嚴肅的談話和馬克思、巴枯寧都拋諸腦後。他的成功也惹來他在巴黎或者阿爾及爾的一些不那麼有天賦的同行的忌妒。感謝上帝，這個一貫情場得意的浪子，在寫出《反抗者》和介入阿爾及利亞問題后終於招致眾怒，他和左右兩派的關係也都每況愈下。克拉芒斯向來不遵循世俗的道德，可也有自己的原則，這就是加繆常常畏懼的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當我想做某件事的時候，我差不多總能如願以償。」有幾個作家——不管他們有沒有名氣——能夠如克拉芒斯一樣做到這一點呢？男男女女們經常會說，加繆看上去既溫柔又有魅力，有時卻又顯得可憎、高傲，他的微笑可以是自然的，也可能是裝出來的。說到底，魅力這玩意究竟是什麼呢，特別是加繆的魅力？克拉芒斯說過：「人們覺得我很有魅力，想想看！」阿爾貝-讓-巴蒂斯特是勾蜂引蝶的高手：「您知道什麼是魅力。那就是，您還沒有清楚地提出什麼問題，別人就對您回答『是』！」克拉芒斯一般不招惹朋友的老婆，如果他看上了誰，還得先結束與她的老公的友誼再行下手。而加繆很少有這樣的顧慮，他的一些朋友看見他向自己的妻子大獻殷勤，或是出於無奈忍氣吞聲，或者虛榮心得到滿足，也不會鬧出什麼風波來。

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Clamence）

雖然忙於給報紙寫文章，但在過去的18個月里，加繆還是在創作上取得了不少收穫。除開戲劇方面不談，他完成了7篇短篇小說，即《不貞的妻子》、《叛教者》、《來客》、《沉默的人》、《約拿》、《生長的石頭》，以及《墮落》。其中最後一篇不顧作者本人的意志，就像珍珠生長一樣發展成了篇幅較長的「敘事」。加繆寫作時並非總是充滿自信，但他還是堅持了下來。差不多在20年前，他寫下了這樣的感想：「有時，我需要寫一些不完全受我控制的東西，可它恰好說明，我身上的某些東西超越了我自己。」加繆最終決定在發表其它幾部小說之前，先行出版那篇「敘事」，為此他試過幾個別的標題，如《叫喊》、《示眾柱》、《當代清教徒》、《鏡子》、《議事日程》等等。最後確定的《墮落》是由羅歇·馬丹·杜伽爾建議的，不過貝拉米克不贊成這個選擇：

克拉芒斯身上的另一個側面也把兩位作家都捲入了進來：那位「虛榮得要命」的前律師自視「罕有人及」。薩特一向是自視甚高的。他拒絕和任何人就馬克思主義問題展開討論，即使是雷蒙·阿隆也不在他的眼裡。可薩特也經常說他和平常人沒有絲毫不同，就像克拉芒斯心平氣和地嘟噥的那樣：「正由於我是一個人，一個完整、純潔的人，所以我發現自己是一個超人。」加繆呢？儘管他身上落滿懷疑的目光，但他對自己的態度已經超越了驕傲：他把自己當作加繆。

他的案子陷入了停頓，被暫時擱置了起來。弗朗索瓦·密特朗對這件事情也不怎麼上心。梅松瑟勒把空閑時間都用來畫畫。在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面前，加繆覺得自己和一些阿爾及爾的朋友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積極地成為第三陣營的成員，堅持同時反對所有的恐怖主義和所有的殖民鎮壓已經變得日益困難了。那些不謹慎、背叛甚至同謀的行為，究竟始於何處呢？在安德烈·貝尼舒看來，《快報》——可是加繆早已脫離這份報紙了——、《世界報》和《法蘭西觀察家》是「民族解放陣線」在法國的3個代理人。和弗爾一家一樣，貝尼舒也不贊成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政治立場。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眼中，加繆的敘事被怨恨所左右，這就使他的文字喪失了尖銳所具有的力量。小說出版后薩特也收到了一本沒有題詞的樣書，他倒是很感興趣：這是一部傑作，差不多是加繆寫過的最好的一本書，因為他把自己整個身心都放了進去，同時又全然隱蔽了自己。不過薩特的支持者並不欣賞此書。一些文學專欄的編輯也不太看好它。有幾位評論權威，比如《費加羅報》的安德烈·比利、《世界報》的埃米爾·昂里約和《費加羅報》文學副刊的安德烈·盧梭向作家的文學才能表示尊敬，但他們毫不懷疑，加繆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投射進了作品，與其說他是自己的律師，不如說是對他本人提起訴訟的檢察官，他既是審判者，又是懺悔者。評論家們對加繆的一系列「敘事-小說」，如《局外人》、《鼠疫》和《墮落》之間筆調的演變看得很清楚。在作品的面具下面，加繆「是」又「不是」默爾索、里約或者克萊芒斯，他塑造、背叛而又超越了這些人。反過來，小說人物從他身上獲取外形、癖性、過失和美德的片鱗只爪，但也會超越他這個現實人物。更奇特的是，他們各自不同，卻能聚為一體。在《墮落》中加繆提到了童年的純真，這不正是默爾索的生活？年輕的作家曾把默爾索送上絞刑架，「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美，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而阿姆斯特丹的那位懺悔者對他的交談者所發的最後的獨白是：「您逮捕我好了，這倒是個不錯的開始。也許接下來他們還會窮追不捨，比如會砍我的頭；可我不怕死，我會因此得救的。當著圍在下面的人，您拿走我還鮮血淋漓的頭顱，好讓別人從我的臉上認出他們自己，也好讓我重新統治一切。一切都會做得這樣完美，在悄無聲息中我將完成自己作為虛假的預言家的生涯，此前，我一直在荒漠中喊叫，並且拒絕從中走出去。」

艾馬紐埃爾·貝爾和加繆關係很好，他在《死者的存在》中承認，德里厄·拉羅歇爾的自殺在他的心裏留下了負罪感的陰影。《墮落》讓彼亞感到惱火：「談到德里厄時，貝爾先生說的那些話，《墮落》里的克拉芒斯大概也會說的。眼下懺悔都成了風氣，加斯東·伽利馬先生的作者們會不會也都受了傳染？別忘了《死者的存在》就是獻給伽利馬先生的。」再沒有比這番話更能傷害加繆的了：彼亞，曾經的同路人和兄長，曾經與他那麼親近，現在，他成了戴高樂分子，竟然含沙射影地把加繆比作德里厄！須知加繆和彼亞一樣都是蔑視德里厄的。其他一些曾經，或者目前仍然與作家保持友誼的人，儘管不一定讀懂了這本書，還是對加繆表示了善意和支持。他的中學同學、耶穌會士喬治·迪迪耶對作家說：「我喜歡這本書的藝術，無窮無盡的獨白幾乎和句子的內容本身一樣，表現出一個人無法走出自我時的痛苦。我也很喜歡人物的靈魂。」這位神父覺得從書里讀出了一種柏拉圖式的對出神狀態的尋覓，並且還勾勒出了一些神學意味。迪迪耶向加繆解釋說，當他發現「對上帝的愛，對人的愛只有在改變方向時才能臻於完美」時，他的神職生涯也就發生了改變。迪迪耶這樣說，彷彿是要說服加繆接受一種信仰——當然他很清楚，他的朋友是不可能被說服的。有時候，信教者好像比不信教的人更能懂得加繆。莫里亞克在《墮落》中讀出了上帝的缺席：「加繆就差把他的生命放在這坩鍋里，我指的是上帝的審判，基督徒都會受到神的裁決的……通過加繆，我發現，最狂熱地自省和自我純凈的人，不一定都是我們這些基督徒。」ｈｔｔps://read.９９csｗ.ｃom

弗朗西娜的病情幾乎已經痊癒了。她恢復了正常人的生活，在「馬塞爾·普魯斯特」學院教授數學課程，每周上十幾個小時的課。當她又談起鋼琴，還有管風琴的時候，所有的人都相信她已經邁過了人生最艱難的時刻。加繆總是鼓勵她多彈琴。他希望弗朗西娜能夠充分發揮她音樂家的潛質。

8年前，1948年，加繆曾在他的筆記中寫道：「第一個階段。從我最早的作品（《婚禮集》）一直到《繩子》（這是作者起初給《正義者》設想的書名）和《反抗者》，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讓我自己非個人化（當然每次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在此之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名義講話了。」他還說過：「偉大的靈魂讓我深感興趣——也只有他們才能做到這一點。可我自己並不擁有一顆偉大的靈魂。」在小說中加繆折射為克拉芒斯，他為負罪感和謊言所糾纏，體現出一種雙重人格和犬儒主義，他自己的魅力既吸引又嘲弄著他。《墮落》的誕生需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在1948年，加繆就已經把讓-巴蒂斯特式的諷刺性的長篇大論和特定時空聯繫了起來，他當時已經在考慮寫「一篇短篇小說，故事將發生在一片桔色的霧裡。」

最近三年來，加繆和克拉芒斯一樣，發現生活中平添了許多敵人。他裝作能夠理解這些對手，內心的憤怒只能化為苦澀或者嘲笑。那位影射薩特，被加繆變形了的克拉芒斯自言自語地說道：「在哲學上和在政治上，我都支持那些否認人是純潔的理論，也支持那些把人當罪人看待的實踐……以前，我只把自由二字掛在嘴邊。我每天早餐時把它抹在麵包片上，我整日地嘴嚼它，我給全世界帶去自由的清風。」通過「哲學家的即興之作」，加繆讓薩特變得十分不堪，而《墮落》全書的調子也變得更嚴肅，更少幾分「同情」。「自由？」「我把這個詞強加給所有敢反駁我的人，我用這個詞來滿足我的慾望、證明我的權力。」

蓬塞告訴加繆，他認為這本既殘酷又明晰的作品是他寫得最好的書之一，只是其中的諷刺挖苦有點過頭了：

一年多來，加繆一直告訴他在伽利馬出版社的朋友，告訴貝拉米克、梅松瑟勒，以及弗朗西娜或者瑪麗亞，他已經「耗盡精力」。在他周圍，其他一些富有才能的人如勒馬爾尚、路易-勒內·德福雷等都陷入了寫作荒。薩特可不是這樣，他自信心高漲，工作起來像一台全速運轉的機器，茶、威士忌、含阿司匹林和安非他命的興奮劑都是機器的潤滑劑。

加繆相信，有些人始終被極權所誘惑，這些人被他視為不可與之妥協的對手。克拉芒斯問道：「我知道人們無法放棄統治的願望和被統治的命運。每個人都需要奴隸，就像他們需要純凈的空氣一樣。支配，就是呼吸。您同意這個觀點嗎？」從薩特一幫人的辯證法和詞語遊戲中，加繆發現了一種誤入歧途而又自鳴得意的思想。這種思想希望「通過詭計獲得奴役他人的快|感，哪怕是把奴役宣揚為自由也在所不惜」。作為自由的形而上學吹鼓手，薩特的所作所為不啻是現身說法告訴世人什麼是對自由的破壞。他一邊站在法共一邊，一邊又不時批評它，結果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顯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矛盾之處。在這年年初，他曾聲稱：「在歷史的驅動下，法共表現出了一種非同一般的客觀的智慧。它很少失誤，它能夠履行自己的責任，可是這種智慧——智慧必得和實踐結合在一起——並不總是能體現在它的知識分子身上。」加繆和他的朋友羅斯邁爾、拉扎雷維克一樣，對薩特的這些奇談怪論嗤之以鼻。在他看來，當面對阿爾及利亞問題和共產主義的血腥歷史時，薩特和他那一幫人屈服於神聖的暴力和所謂的歷史必然性。

一天，加繆對伽利馬家的人或者布里斯維爾說，一個男人不能把他的生命都奉獻給他的孩子們的利益，無論這種利益是真實的還是虛幻的。用加繆本人的標準來衡量，他是對得起弗朗西娜的。有時，他擺脫了自己的負罪感，接受了他的責任，但發現自己終究無法擺脫那聲「叫喊」……那是投入塞納河水的那位年輕女子的叫喊：「我明白了，哪裡只要有我受洗用的苦澀的水，那一聲來自水邊的叫喊就還等著我，在海邊、河畔……」

加繆一下子又重新成為當初那個在《快報》上每周發表時文的作者了。他脫離了新聞界，但新聞界不會放棄對他的關注。《快報》針對《反抗者》作者的最新觀點發表了兩頁紙的評論，這篇署名為托馬斯·勒魯瓦的文章帶有弗朗索瓦絲·吉魯的風格印記，頌揚和批評兼而有之。加繆曾指責過「斯大林式的偏誤」，《快報》則就薩特和他的關係評價說：「多麼艱難、嘈雜但又深厚的友誼災難性地破裂了，兩位作家本來曾在此友誼中相互補充、相互受益的。」總的來說，《快報》對加繆是友善的，如文中一個小標題所示，特別提到他「在34歲已享有大名」。當然，文章獻給加繆的是鮮花而非花冠：「他在希望悅人時，其眼神彷彿如晨曦之色，也還依然具有他在22到25歲之間時表現出來的那種喜劇才華……」作者設想加繆坐在弗朗索瓦絲·吉魯的對面，兩人正在共進工作午餐：「地中海式的姿態和簡潔的句式，在眼光中升起的太陽和雕刻出臉部線條的黑影，這一切彷彿是無休止的決鬥——一邊是熱情和天賦的才能，一邊是拒絕傾訴自己內心的矜持。」接下來，文章提出了一個「偽問題」：「在他帶著榮耀之光環的同時，還能不能抵制、不濫用自己所具有的那種普遍的誘惑力？」勒魯瓦還寫道：「加繆淪為榮耀的囚徒，他已經迅速地化為一尊塑像，也許他無法再走出這片回蕩著他的聲音的荒漠——我們說的是《反抗者》的聲音，一代人的聲音。」在法國剛被德國人佔領的時候，弗朗索瓦絲·吉魯在克萊蒙-費朗和里昂，服務於《巴黎晚報》。弗朗索瓦絲·勒魯瓦還記得「一位好諷刺挖苦的青年人，缺乏幽默感，帶著流亡者的深深的憂愁」。托馬斯·勒魯瓦對加繆現在的「道德家，甚至是道學家的氣質」感到惱火，但也承認拒絕一切宗教的加繆「在兩條戰線上戰鬥：他同時反對反動者和斯大林主義，同時反對殖民主義和阿拉伯人的狂熱，也同時反對宗教以及反教權主義。」托馬斯·吉魯最後的結論是，「在這個極度敏感的，好像九-九-藏-書任何時候肋部都插著箭的人面前，在這個既不想忍受你，也不願離開你，既不想行動又不想無所作為，既不想輕信又不想一無所信的人面前，我們想到了阿爾弗雷·維尼筆下的摩西，他高喊著：『主啊……讓我也有一個塵世的睡眠』。」

克拉芒斯談的是他的往事，這往事和加繆的現在重疊在一起；而且，完成時、未完成過去時和過去時還會翱翔在將來時中。在結束了和西蒙娜·伊埃的共同生活之後，加繆曾經發誓不再妒忌，可他未能做到這一點。克拉芒斯同樣如此。加繆作為法國人、地中海人，就瑪麗亞以前的感情而責怪她。克拉芒斯則說：「有時候，我甚至要逼著她們（他的女人們）發誓不再屬於哪個特定的男人。」以前，當卡薩雷斯和熱拉·菲利普上演亨利·皮舍特的劇目《三王來朝》時，兩個人在舞台上抱在一起打滾。導演發現了一個秘密：菲利普的手放在卡薩雷斯的私處。加繆當時就很惱火，對羅貝爾·伽利馬說：

加繆本來喜歡諷刺挖苦，現在他的筆下又重新出現了那種為布里斯維爾、迪米爾、達尼埃爾或者波爾熱所欣賞的玩笑和戲言。他這樣勾勒讓-巴蒂斯特的容貌：「造物主在塑造我的外貌時可謂慷慨，讓我輕而易舉就擁有了高貴的氣質。」讓·格勒尼耶和其他一些人曾經拿加繆身上的卡斯蒂利亞特性取樂。作為一個令人愉快的巧合，克拉芒斯這位體育愛好者和「專職知識分子」承認：「我的樣子看上去倒像個橄欖球運動員。」而加繆則希望自己有一副運動員的體格。不過克拉芒斯也說過：「如果人們從談話方式來判斷，他們會發現我身上的高雅之處的。」羅貝爾·若索於法國杯期間看見加繆在體育場上歡叫，也看到加繆在阿爾及爾大學俱樂部的老夥伴們在阿爾及爾為之舉行的宴會上的歡叫，這種不無曖昧的雙重形象都令他感到高興。契合之事還不止於此，克拉芒斯是一個「不知疲倦的舞者」，加繆則喜歡酒吧和夜總會夜夜笙歌的氣氛。他不找妓|女過夜，但對她們懷有敬意，甚至還曾經把一位妓|女介紹給弗朗西娜認識。

「她」指的當然是弗朗西娜。

加繆寫完《墮落》以後，對存在主義及其馬克思主義版本更加超脫。他對尼古拉·達尼洛夫、一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講述了自己一些較為平和的思想。戰後，加繆一直在抱怨人們把他當作存在主義者，現在他卻同意，的確曾有某種東西把他和薩特聯繫在一起：「我不是目前通行意義上的存在主義者，」他對達尼洛夫說，「薩特的存在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充滿矛盾、混亂和惡意的哲學……它根本無法解決自由和權威的問題，只能導致奴役。」而奴役，正是困擾克拉芒斯這個荒謬的、自由的人的東西。在加繆眼中，薩特式的存在主義者未能堅持自己的立場：「由於拒絕承認任何穩定的價值根基，現代的存在主義者事實上將歷史捧上了神龕。從那一刻起，這樣的改變就變得不可避免了。其結果是，他們只能根據已經發生的事實來建構一種哲學。對這一點我們已經看得十分清楚了。」律師出身的克拉芒斯還可以「高尚的事業」為借口進行自我欺瞞，加繆則禁止自己這樣做。他的自我嘲諷已近於鞭撻：「人們還以為正義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呢！」「正義者」攬鏡自照時，發現自己已經是被驅逐的流亡者，受到眾人的嘲笑。

加繆把書稿的一些片斷拿給她看。她告訴他：

1956年年初，加繆寄了一份列印手稿給他的朋友讓·布洛克-米歇爾的妻子維韋特·佩雷，她當時擔任《快報》外交政策部的總助理一職：「您有時間閱讀這120頁書嗎？在它面前我感到猶豫，甚至退縮。您會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如果讓也讀了它，您可以給我提些建議……這本書會傷害到弗朗西娜的……不管怎樣，我還是很高興做了這件事。」下文是典型的加繆式語言：「有一年時間，我真的相信自己再也做不成任何事情。」信件的附言中最後寫道：「書還沒有取名，要不就是《當代英雄》，可這名字已經有人用過了。《最後的審判》怎麼樣？或者《偽君子》？」

耶穌-施洗-基督（Christ）

蓬塞講了一些細節，特別是與摩洛哥信件有關的事情。加繆聽完后覺得，有幾個朋友做事不夠謹慎。梅松瑟勒總算暫時獲得了自由：

克拉芒斯和加繆一樣，喜歡使用虛擬式說話。「我承認自己偏好這種講話方式，對漂亮的言談我總是很感興趣。」他們兩人都顯露出一種「人人皆知的，並且無可挑剔的……禮節」。加繆極為講究禮儀，無論在商店、餐廳、銀行，還是對伽利馬出版社的職員，他都一貫表現出過分的尊敬。相反，對那些讓他厭煩的人，他卻常常出言不遜，米歇爾和羅貝爾·伽利馬都責備過他的這種粗暴態度。克拉芒斯為人慷慨大度，加繆在金錢上雖較為節制，但他也經常響應慈善組織的請求，特別是需要救助的是貧窮的病人、音樂家和作家時。他固然不會隨意施捨，卻也決不吝嗇。一本正經而又生性刻薄的阿姆斯特丹隱居者在杯中物下肚之後，會宣稱自己不信上帝。克拉芒斯和加繆一樣，借口神聖的事物總和宗教有關，而自己並不信教，有兩三次都拒絕接受頒發的榮譽勳章。

在《墮落》的最早兩稿中，加繆曾經非常直接地談到「我們的哲學家」。類似的稱呼不是第一回出現了，當初，他在回應讓松而寫的《致主編先生的信》的初稿中就使用過。不過《墮落》的最終改定稿取消了這些過於明顯的影射之詞，變得更純潔了。加繆選擇了使用「他們」這樣的無時間性的代詞，賦予人物以令人驚訝的普遍性。然後，帶著自我批評者的狂熱和真誠，他又開始說「我們」。克拉芒斯由此成為加繆、薩特和讓松，一句話，所有左派知識分子的混合物。《墮落》的作者通過他人，通過薩特分子看他的目光，提供了一幅自畫像。加繆獲得了解放，但他通過克拉芒斯之口說道：「我一下變得傷痕纍纍，一瞬間就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他甚至以一種中學生的方式開玩笑：那個與《存在與虛無》的作者具有若有若無的同一性的克拉芒斯，正在寫一篇題為《警察頌歌》的東西，剛剛開篇；另有一篇《鍘刀的輝煌》，它堪稱「虛無先生」的「哲學家的即興之作」。文學就這樣現實中掙脫了出來。加繆並沒有提到聖日爾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館、「兩個小矮人」咖啡館、圓頂酒吧等地方，他只泛泛地描寫了「那些我們的職業人文主義者喜歡聚會的專門咖啡館」和「我們那些小酒吧里的無神論者」。

《現代》雜誌又一次把加繆推到風頭浪尖上，讓「審判者」再次接受非共產黨左派人士的「審判」。此前當作家拒絕表態支持「民族解放陣線」時，他已經得到了這樣的待遇。在左派陣營中，加繆失去了他在《戰鬥報》時期積累起的合法性和道德權威性——雖然這種權威早已受到質疑。有小說中克拉芒斯之言為證：「我發現自己容易遭受攻擊和公眾的批判。我的友人不再像以前我習慣的那樣，尊敬地聽我講話。曾經圍繞著我的圈子已經破裂，現在他們站成一排列在我的對面，彷彿是在法庭上一樣。我忽然發現自己身上有某種有待審判的東西，自這一時刻起我就明白了，他們身上有不可遏制的審判別人的願望。」

「他並不比她快樂多少呢！」

「您的最後一個主人公隨身攜帶著那部他正在寫的書稿，」布里斯維爾說道，「他看上去不太有信心，這是不是寄寓著您自己目前的心態呢？」

這是巧合嗎？「克拉芒斯」，還會讓人想到「寬厚」（Clémence）、「喊叫」（clamer），還有「死」（clamecer）……

「這個，是你欠我的。」九*九*藏*書

加繆要求阿爾及利亞法院停止審理梅松瑟勒的案件，把卷宗移交給巴黎處理。蓬塞要前往魯昂參加一艘輪船的下水儀式。然後來巴黎。加繆在5月30日給他寫信說：「最近的事態讓我身不由己了。我盡我所能來幫助讓。6月8日我將在巴黎。你來巴黎后請立即給我打電話。」蓬塞抵達後去了一趟《快報》編輯部，見到了羅貝爾·納米亞和讓·達尼埃爾，隨後在伽利馬出版社見到了加繆。如果這時梅松瑟勒還沒有獲釋，加繆是準備發動一場遊行示威的。司法部長弗朗索瓦·密特朗干預了此事。加繆的朋友摩納特和羅斯邁爾——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主編，在產業工人工會和無政府主義者中間影響力頗大——也正準備幫助他發動工人罷工。當然，這些工會組織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法國工會總同盟（CGT）那樣的分量，但後者並不打算插手干預此事。加繆問蓬塞：

加繆還有最後一條理由來切斷他和薩特之間的文學橋樑。對於阿爾及利亞問題，薩特以自由和被殖民者的名義，堅拒任何非獨立的解決方案。正當加繆修改《墮落》的校樣之時，把殖民主義視為一個體系的薩特又發表了新的言論，他呼籲人們警惕新殖民主義的騙局。薩特的結論對加繆來說是過於嚴酷了：「我們唯一能夠而且應該嘗試的目標——今天這乃是當務之急——是和阿爾及利亞人民站在一起鬥爭，把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都從殖民主義的專制中解放出來。」加繆始終對他的母親、哥哥、舅舅、侄女的生命安全感到擔心，他也決不接受人們把他的家人和殖民者混為一談。對加繆來說，法國的左派和薩特事實上把所有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都視為了罪人。

遠離他的帕斯卡爾·彼亞嘲諷地說道：「我在想，我自己是不是也有一顆『現代的心』。也許曾經有過，但我應該已經丟失了它，因為，儘管今天我對自己並不比昨天更滿意，但我卻並不在意被誰審判。年老大概是這種心態的原因。大概，我的『智慧』應該冠以『倦怠』的別稱。實際上，我根本不相信加繆說的『現代的心』，它的反面——比如『古代的心』，我猜——我也不信。克拉芒斯白說了許多話，可我並不像他那樣覺得我們都是審判者。」

在《墮落》中重新出現的問題不是上帝是否存在，而是是否存在著某種命中注定的「神聖性」。在小說末尾，作家使得信徒、基督徒都不得不直面他們的「可怕的規則」。克拉芒斯表示自己將會下地獄或者煉獄。他散步時經過的迴環形的運河，還有他的那位對談者，都讓人想到但丁筆下地獄的景象。那位崇拜帕斯卡爾、研習聖奧古斯丁的大學生，如此輕易地和人談論原罪與得救的問題。他的神聖感體現在那幅被盜走的畫里，也體現在克拉芒斯的名字——讓-巴蒂斯特——上。批評家和讀者都會思索這樣的問題：「讓-巴蒂斯特·克拉芒斯的名字是按照福音書中的『施洗約翰』之名來取的么？『克拉芒斯』是否有『呼喊的人』之義？」一天，一個名叫馬爾維納·埃克奧特的人向加繆提問：「該怎樣理解這個人物？在漫長的演變過程里，他真的做到了對自己保持真誠嗎？他成為審判者-懺悔者，是不是僅僅為了減輕自己心靈的重負，為了通過用別人的苦難來壓倒他們，以便忘記他自己的不幸？或者，小說代表了精神分析的某種進步？最後，克拉芒斯既然知道了他今後苦難的根源，他會不會選擇自我超越，以便恢復他的健全人格？」加繆就像一隻向巴黎文壇公開噴射墨汁的烏賊，謹慎地回答這位大學生：「第一，如您所說，在克拉芒斯的名詞中的確有詞語遊戲，您猜得很准。第二，這個人物了解他自己的雙重人格，就此而言他對自己是真誠的，而我也贊成他；但當他拍打自己的胸口，以便有權利指責別人的時候，他就未能做到這一點。我反對後面一種在當代人中屢見不鮮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嘲諷中結束了自己漫長的獨白。不過，我還讓他把一部分真理保留在您引用的這個句子里：『哦，姑娘，但願你能再次投河……』」重新經歷一遍他們的生活，重新講述他們的故事，不管對普通人還是對作家來說，都是一種常見的誘惑。

「你總是在為別人的事業辯護。可是你聽見別人對你發出的喊叫了么？」

加繆已經離開了阿爾及利亞，可是除了那些可以躲開的謀殺和軍事衝突，阿爾及利亞卻沒有離開他。儘管他一再請求，他的母親還是拒絕搬到法國去住。另外一個突如其來的壞消息是，他的朋友、阿爾及爾城市規劃處的負責人讓·德·梅松瑟勒被逮捕，並被監禁在阿爾及爾民事監獄K24第3區第2813號囚室。5月28日他被正式起訴。由於梅松瑟勒手下有人告密，「國土保安局」（DST）的人搜查了他的辦公室。此前，他曾接待過一位來自摩洛哥的朋友，她托他向一位阿爾及利亞律師轉交一份同情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摩洛哥人的名單。梅松瑟勒決定不轉交這封信。米蓋爾將梅松瑟勒被捕的消息告訴了加繆：「他被捕的具體原因我們還一無所知。他給我們讀過一封信，寫信人是一位曾經在『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MNA）領導的游擊隊中待過的年輕婦女，信是寫給一個阿拉伯人的。這封信可能會給梅松瑟勒帶來包庇壞人、知情不報的罪名。」這裏提到的阿拉伯人是烏古阿格教長。曾因在抵抗運動戰爭中的貢獻而獲得勳章的女記者克洛德·熱拉爾在左派報紙《明天》上發表過一篇名為「我怎樣走近阿爾及利亞游擊隊」的文章。她在拉羅蓋特被監禁過一段時間以後又被轉移到阿爾及利亞。梅松瑟勒和熱拉爾、迪索修士和其他一些主張「平民休戰」的人一起，受到「國土保安局」的審訊。當庫克神父前去探望他的時候，梅松瑟勒還告訴他，自己在囚徒中遇到了一位喜歡加繆的流浪漢。警方扣留了不少休戰委員會的資料，最後，預審法官提起了25起司法囑託，不過梅松瑟勒並未以原定的危害國家內政安全的罪名被起訴。

在進步主義者和伽利馬出版社的圈子裡，大家都在議論，加繆已經墮落到反動分子的陣營里去了。他不僅成了帶頭的和跟班的反共分子——《反抗者》不是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么？——，而且現在他居然拒絕支持殖民地的獨立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