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繆眼中，「新左派」是一味偏袒「民族解放陣線」的。儘管如此，加繆還是首先謹慎地表示，準備幫助新左派的律師皮埃爾·斯蒂伯。此人正在為一群民族主義者打官司，其中包括本·薩多克，他和加繆一樣出生在波納地區，罪名是殺害了一名阿爾及利亞少女阿里·謝卡爾。加繆表示，如果斯蒂伯答應不在法庭上提到他的私下援助，他就將致信塞納省重罪法庭的庭長，尋求減輕刑罰的可能性。他如此要求斯蒂伯，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哪怕僅以發表對我本人毫無風險的聲明的方式，我也不願為那些愚蠢的狂熱分子辯護，他們可以在阿爾及爾向人群里開槍，而那裡住著我的母親和家人。」加繆還補充說：「這樣的理由在巴黎也許是可笑的，但對我而言，它擁有一種為理性所贊同的激|情力量。」加繆指望斯蒂伯能夠遵守這樣的條件。不過，如果法庭不接受這些條件，斯蒂伯能夠做的就只是援引加繆論死刑的那本書，因為該書寫作的目的，用作者的話說，就是「希望所有的律師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使用它」。加繆對不判處死刑並沒有什麼幻想：「如果作出了宣判死刑的決定，我還將站在您一邊直接干預此事，儘力避免執行這項判決。」在致重罪法庭庭長的信中，加繆特別說明：「我本人完全不能贊成本·薩多克的行為。」據《法蘭西觀察家》的披露，斯蒂伯未能遵守協議，在法庭上提到了加繆的干預。於是加繆撤回了他的信。此後，斯蒂伯又要求德謝塞勒出面，希望作家能夠改變決定重新介入此事，因為畢竟人頭割了不能再生。加繆不為所動。

作家最後一批救援行動之一是給阿爾及爾軍事法庭寫去的信，目的是為烏茲迦納申辯。加繆很清楚，烏茲迦納和他在「民族解放陣線」的朋友們欺騙過他，至少，他們沒有在那次要求休戰的鬥爭中說出全部實情。他對蓬塞不無心酸地說過：「他們耍了我們。」然而，這位積極的公民卻彷彿把他本可以具有的不插手的理由拋到了腦後。馬爾羅曾經說過，生命並不值什麼，可是，又有什麼值得上生命呢？加繆在他的信件中寫道：「（烏茲迦納）曾經努力實現停火，以挽救法國平民和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的生命……他已經盡其所能以達成此人道目標。」烏茲迦納是「民族解放陣線」領導階層的重要成員之一，他沒有反對過恐怖主義暴力，因為在他和許多法國的「進步主義者」看來這是無法避免的。加繆的種種援救努力有時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不少囚犯因此被釋放或者赦免了。

「第二次會見發生在處決囚犯之後。這時她才得知，那位首領是雅塞夫·薩阿迪，是阿爾及爾自治區域的負責人。兩個星期以後，這個人也被捕了。」

他不斷地請求母親搬到法國來，但她實在不喜歡巴黎的氣候和氣氛。她只能住在阿爾及爾。現在，她幾乎足不出戶。每次收音機或者報紙報道謀殺或者炸彈爆炸事件，他都會想到母親。在公開的場合，他承受著被逼迫表態的壓力。法國教師工會的秘書德尼·弗雷斯蒂耶請求他進行解釋。加繆同樣回復他說：「大部分在法國本土發表的聲明都是以人的犧牲為代價的，不管是法國人還是阿拉伯人。今天我的全家都在阿爾及利亞，他們不得不面臨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我個人不能去做任何可能為這樣的威脅開脫的事情，哪怕是遠距離的、間接的開脫也不行。」阿姆魯什寫信給一位女性朋友：「我發自內心地同情法國，特別是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他們註定將失去一切，註定有一天將被迫離開非洲的土地，而且還用不著別人來驅趕他們，因為他們不可能繼續生活在一個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可是到頭來，他們會發現法國也不是他們的祖國。」阿姆魯什和加繆一樣孤立無援，但兩人身屬不同陣營，他表示：「不，沒法和加繆一起做點什麼。他不願意屈身參加這樣的對話。他剛剛告訴我，他將單獨發表他的聲明。」

加繆忙著籌劃在昂熱戲劇會演上重新推出《卡利古拉》。接下來他也許會去南方，可能是科里烏爾，不過如果他感到疲憊，也可能會去卡布里斯休養。他想避開「藍色海岸」如潮的人群。說著說著，他和格勒尼耶的話題又轉回到阿爾及利亞。

加繆的母親和呂西安、弗爾一家人一樣，哪怕在電車上也時時面臨著生命危險。儘管一些法國知識分子發出了不服從政府命令的號召——這些人以薩特為首，包括不少不久前還和加繆親近的人——，真正拒服兵役的青年只有幾百人。他們出走到瑞士、德國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在那裡和其他一些逃兵會合。法國軍隊，包括職業軍人、打先鋒的外籍軍團，以及抽調的阿爾及利亞本地士兵，在這個國家步步為營，實行分區控制。在法國本土，在巴黎、魯昂，工人、職員、身著統一著裝的農民都集會抗議戰爭。在阿爾及利亞，不管心中還有多少信念，法國人依然在恪盡職責。民族主義者發動了一場城市恐怖戰，在阿爾及爾的咖啡館和酒吧安放炸彈。阿爾及爾市長協會主席阿梅德·弗羅熱遭暗殺身亡。傘兵部隊指揮官馬蘇將軍帶領他的強悍高效的部隊，開始負責維持治安：他們將逮捕阿爾及爾自治區域的領導人雅塞夫·薩阿迪，以及羅蘭·西姆內，因為他在被通緝的阿馬爾·烏茲迦納逃亡期間，還向他提供胰島素。在領導人拉爾比·本·馬西蒂未經審判就被處死以後，「民族解放陣線」的首腦們離開阿爾及爾，轉移到了突尼西亞。新的「阿爾及利亞革命運動全國委員會」在開羅召開會議，吸收了費爾哈特·阿巴斯進入其執行委員會。阿巴斯立場溫和，在加繆奔走呼籲停戰時曾支持過他，但幾個月前已經轉向了革命一邊。在巴黎，法國政壇也風雲突變。1957年5月摩勒政府垮台，布爾熱·莫努里和弗里克斯·蓋伊阿先後組閣，一時間，政府更迭彷彿成了體育遊戲。

「《快報》真是可惡，當法國人被屠殺的時候，他們卻在印行紀念勝利的冊子。」弗朗西娜說道。

在肯尼迪的言論發表前夕，加繆寫信給卡特林娜·塞萊斯：「我的身體還不錯，可我處於一種很奇怪的狀態……只能從事機械性的工作，一邊等待著元氣的恢復……日益悲觀，記憶衰退……正在失去信心……我還在等待，等待什麼？是曙光，是活力，還是快樂的力量？我難以寫作了。一句話，正在變成一個野蠻人。」8月7日，他又寫道：「仍然處在瘋狂之中，而且是無用的、貧瘠的瘋狂……下筆維艱，一行字也寫不成，寥寥幾個筆記，猶如沙漠中的綠洲。」同月10日：「一切都是負面的。兩天來（自從我重讀完《罪與罰》之後），有生以來我第一次想結束作家生涯。不寫作了，我還可以搞點戲劇，有時還可改編些劇本，我的內心還是自由的，又可免去這樣神思焦枯的痛九*九*藏*書苦。啊，我想真的可以結束了，而且應該說停就停。」到了9月，情況依然毫無改善：「做什麼事都不能硬充好漢，除非靈感降臨……我還是第一次陷入這樣的窘境，記憶衰退，文思枯竭，甚至無法感受到那顆無法擺脫的心髒的跳動。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寫作、如何行事、如何給予？如果到死都是這樣，那豈不是生不如死？我敢肯定這一點。」

莫里斯·克拉維爾是一位狂熱的左派基督教作家，他呼籲加繆關注因「謀殺罪」被判處死刑的莫克塔爾·德巴什的處境。在這起案件中，「受害者」的損失是有8天時間失去了工作能力。案件被加繆轉給了巴丹。巴黎的律師們都知道，只要他們不在自己的顧客被審判期間和之後發表挑逗性的政治聲明（那定然會招來不利的結果），那麼他們都可以指望得到加繆的幫助。當巴爾伯魯斯監獄處決了三名犯人——其中包括被控謀殺阿爾及爾市長阿梅德·弗羅熱之人——以後，伊夫·德謝塞勒寫信給加繆，說執行死刑的邏輯其實很清楚：「為了讓極端分子的憤怒喊叫不致打擾這些大人們的休息，必須要讓千百人頭顱落地……可是，上帝作證，你得發出你的喊叫。原諒我，竟把捍衛一些我已無力保衛的人的責任推卸到你的手中。」不過，加繆拒絕幫助德謝塞勒的合作人吉澤爾·哈里米。為了幫助等待援救的人，作家閱讀了厚重的卷宗，發現裏面充斥了經不起推敲的證詞、專斷任意的監禁和虐待。在伽利馬出版社的一個抽屜里，類似的卷宗堆積如山。為了有效地干預，加繆沒有使用通常的請願書。他寫了一封巧妙而誠摯的信給勒內·科蒂總統，為梅齊兄弟、布里克·阿瑪爾、哈爾福齊·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哈迪迪·穆罕默德、勒塔比·拉巴赫、阿哈比·拉巴赫、雅內斯·巴希爾、布赫納訥、卡布·阿布德哈瑪訥、本薩迪·賽義德等人辯護。他寫道：「這些呼籲赦免的請願書並不允許我過問案情的內容，但給了我追隨這些請願者的勇氣。」這裏，並沒有不問對象的殺戮；那裡，沒有造成人命的犧牲；或者，獲罪者依然年輕，有眾多的家人需要撫養……作家呼籲總統表現出憐憫和寬容之心，網開一面。他對科蒂說話的語氣與對里迪說話並無二致：重要的是「為阿爾及利亞保存它的未來，這是我們所有的人都一致希望的」。總統府表示收到了請願書。總統的顧問們表示，作家的要求將得到研究。不過經常會出現這樣的事情：加繆為之申辯的囚徒其實已經人頭落地，但他們尚不知曉。儘管加繆不信任摩勒，他還是盡量爭取後者的支持，同時又承認自己無能為力：「我好幾次要求總統干預此事，下達赦免令。但不幸的是幾乎所有相關的人仍然被處決。」不得已，加繆再次求助於摩勒，將信件寄往這位社會黨人在工人國際法國支部的辦公室。在摩勒面前，他運用的是實用主義的政治邏輯——必須立即停止鎮壓和恐怖主義之間的惡性循環：「在恐怖主義漸漸平息的時候……我擔心新一輪的處決將會使其死灰復燃。」同一天，他再次致信科蒂總統。總統辦公廳主任回復說，有關資料將被轉往法國最高司法會議裁處：「總統被您的來信中措辭之細膩高雅所打動。」加繆決定，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他將繼續在干預之路上前行。

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羅歇·斯特凡撰文指責加繆面對阿爾及利亞發生的殘酷鎮壓保持沉默。他的道德是「抽象」的。斯特凡和加繆的關係早就出現了危機，後者拒絕支持他，因為《法蘭西觀察家》早先曾泄露了加繆寫的一封申辯信的內容。加繆對布爾代本人抱怨了他的行事方式：「在您的圈子裡，您總是習慣於把您自己遇到的困難歸咎於我的高傲，可這是不合邏輯的。您應當放棄這樣的思維方式，它太荒唐了……我就斯特凡事件寫給馬丁內的私人信件，只有那些存心如此的人才會看不懂。我重讀這封信以後，覺得很難相信您的動機是良好的。此信允許您公開地使用我的名字以爭取斯特凡的獲釋，而且給人的感覺是，我是毫無保留地支持這麼做，因為信中的確是這麼寫的。可是，我的收信人知道（對他來說完全不存在公開發表此信的問題），這樣的保留的的確確是存在的。坦率地說，這才是我能夠找到的幫助斯特凡的方式。您選擇了公開這些保留，結果就是有可能給斯特凡帶來不利的影響，而且您故意抹去了那兩句明確表達了我和您的一致的句子。我非常肯定地說，類似這樣的例子，正是您身上令我不敢恭維苟同的地方。您經過種種算計，如此利用一封在您的建議下才寫出來的信，這樣的行為只能叫作不正派。然而在最後一種情況下得承認，您被蒙蔽了，使您的眼前什麼都看不到，只能看見那些和友誼、友愛背道而馳的東西。」這是典型的巴黎式的爭論嗎？非也。這封信至少說明了加繆慷慨助人的意願和他的干預技巧。

在北非採取的旨在維持秩序的行動，眼下已經被稱為「阿爾及利亞戰爭」，並且這場戰爭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主張獨立的民族主義者沒能在軍事上佔據上風，卻在外交和政治領域取得了進展。在巴黎，包括共產黨人在內的議員們投票同意授予摩勒政府專門的權力，這意味著法國將向北非大量派遣新兵。而阿爾及利亞的一些共產黨人則擁護獨立。隨著局勢的惡化，不少法國青年在軍中的服役期限將超過12個月，有些甚至超過兩年半。此外還有一些預備役軍人被重新徵召入現役。人們議論紛紛，甚至憤怒地喊道：「退役？去他媽的騙局！」加繆總是在為其處在威脅中的親友們擔心，不管他們是軍人還是平民。呂西安寫信告訴他：「媽媽的身體很好，當然腿腳是個例外。她的腳變形得越來越厲害，現在穿鞋都很困難了。」呂西安自己被召入了「本土保衛軍」的隊伍：

早在戰前，加繆就在阿爾及利亞共產黨內認識了里迪。路易·米蓋爾曾對他的女兒說過，他不認為加繆會站出來為一位共產黨員說話。阿爾及利亞共產黨最後殘存的黨員的境況令人震驚。這個黨是信奉列寧主義的。現在，大多數接近共產主義的人都脫離了政治。其中有些人帶著地中海式的熱情，主張法國繼續保留阿爾及利亞，另外一些人則倒向了「民族解放陣線」。加繆給里迪寫了回信。他表示自己將直接給國防、內政、司法等幾個部的部長寫信，呼籲他們關注這位被囚禁者的處境。作家同時也向里迪解釋了他本人的立場：「我對阿爾及利亞的命運感到絕望。這不僅僅是因為我們以前曾經犯下的那麼多錯誤，而且也因為目前『民族解放陣線』的態度。他們把獨立作為先決條件，同時發動盲目的、連婦女和兒童都不放過的恐怖主義襲擊，這隻能使局勢更全面地惡化，使法國人民陷入絕望，同時也使一切和平解決方案都變得不可能了，結果只剩下一條路：進行愚蠢的、必將繼續製造仇恨的戰爭。」加繆了解阿拉伯人的指責，這是法國罪有應得的，可是民族主義者一邊又提出了什麼呢？他覺得，「現在沒有一個阿拉伯戰士站出來說，對兒童和無辜者的殺戮根本不會幫助推動任何正義的、符合原則的行動與事業。」加繆表示，他相信一個老戰友能夠理解他：「我告訴你這些，是想讓你明白我的想法。這也是許多自由派的法國人的想法。而且，這樣的想法也符合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那些深刻的變革。」來自阿爾及利亞的風裡，漂浮著加繆許多的記憶：「鼓起勇氣來吧，」他最後說道，「不要懷疑你的阿爾貝·加繆的最美好的致意。」九九藏書

他在阿爾及爾的自由派友人們在了解到事實真相以後，都贊同他的做法。當然，更多的人還是認為，他的歷史觀過於反共了。理解和支持加繆的人為數寥寥。一些阿爾及爾的舊友（加繆還是很在乎他們的看法的）不斷指責加繆，認為他不肯表態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相比之下，左派雖然姍姍來遲，最後畢竟還是站到了他們這一邊。雷蒙·西戈戴是前共產黨員、勞動劇團的合作者，過去常常陪加繆周日到王子公園體育場去看足球賽，他也打電話到伽利馬出版社找到加繆。後者再一次向他解釋，他不能站到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一邊。西戈戴忍不住對他說：

加繆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之一羅貝爾·維尼翁是法屬蓋亞那和阿列省的前任省長，目前正在卡比利亞地區。有些左派人士喜歡起草各種呼籲「阿爾及利亞的和平」的聲明，卻從不為被監禁者、被審判的人說話，加繆對他們敬而遠之。在阿爾及利亞反抗運動出現之前他就認為，一個能夠抵抗時代潮流和多數派意見的作家，應該在世界的各個角落支持那些被專制所迫害的人。他曾為拯救一些希臘人和伊拉克人而挺身而出。對阿爾及利亞的局勢他總是保持著警惕。1953年7月14日，法國警察在巴黎民族廣場向一些阿爾及利亞遊行示威者開槍，當場打死7人，加繆是少數幾個表達了義憤的作家之一。

他舉了一個例子。一個到阿爾及爾去找工作的農民告訴呂西安，他在內地鄉村的生活已經毫無出路了：「強盜」們搶走他的雞，另外一邊，政府軍作為報復，又拿走了他的大麥。加繆認為，「民族解放陣線」那幫人根本不是什麼政治家，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他們自己的利益。

「那是因為你怕如果表了態，就得不到諾貝爾獎。」

「我很願意為正義而鬥爭。我生來不是要向歷史屈服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歷史能主宰一切；其次，還因為我的責任就是不相信歷史。做歷史的奴隸，那不是我的角色，也不能是知識分子的角色。所有被知識分子們拿來為穆斯林對無辜者的襲擊進行辯護的論據，都無不意味著相信那唯一的、正確的歷史。」

7月，讓·格勒尼耶再次前往伽利馬出版社拜訪加繆。他回憶說，加繆認為阿爾及利亞的情況和印度支那不同，如果抵抗一方不肯作出任何妥協，他們將無法取得勝利。不過事實和加繆的預計並不符合。越南人固然可以從中國取得軍火，阿爾及利亞人也能夠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人那裡得到援助。

加繆還是丟不開「切割」阿爾及利亞的話題。「雖然重新劃分土地不是法國希望看到的，但有個前景總比沒有好。」他貪戀地閱讀了蒙泰朗的《手記》。和《約拿》的作者一樣，蒙泰朗也針對那些阻止藝術家工作的人發出了不平之鳴。

加繆給各位部長寫信，給總理、法國總統、各個政黨的領導人寫信，還給一些外國領導人寫信。在呼籲實現休戰的聲明發表后不久，普拉克斯少尉就被逮捕和監禁。加繆隨即致信馬提翁大廈的顧問路易·福孔，要求他出面干預。談到個人政見，他並不贊同普拉克斯少尉對「民族解放軍」戰士的崇敬，但他仍然要求馬克斯·勒熱納部長接見普拉克斯少尉的父親勒內·普拉克斯：「這件事涉及到的是一個自由派的阿爾及利亞家庭，看到這樣的人陷入孤立無助的境地，我感到痛苦。」

1957年4月1日，加繆在王后鎮讓·格勒尼耶家裡吃飯。和以往一樣，阿爾及利亞的局勢總是他們談話的中心。他們談到，奧蘭省省長威脅一位中學校長說，如果他服從「民族解放陣線」的罷工號召，就會受到懲罰。校長違背當局之命行事以後，果然被處以48小時的監禁。在被關押期間，一位對自己乾的骯髒活兒感到厭惡的中尉對他講了些內情。加繆還向格勒尼耶描述了自己不久前在巴黎和一些無助的阿爾及利亞人見面的場景。

「10月1日。熱爾曼娜·蒂永來訪。她在動身回阿爾及利亞之前，趕來告訴我她所做的一切。那是一個月之前的事情。『民族解放陣線』的密使們找到了她，建議她會見他們的領導人，那些人有些問題要問她，是關於她的書的。她同意了。說是談話，其實是個圈套誘她入網。她在一座城堡里見到了兩個女人。然後兩個持械的男人走了進來。討論開始了。熱爾曼娜·蒂永向他們解釋了書的主題，什麼是她所說的『孤立』，還有阿爾及利亞每年能從法國本土獲得的經濟補貼，等等（她的意思是，獨立在政治上是正當的，但在經濟上對阿爾及利亞是不合算的）。這時兩個男人中一個首領模樣的開口了：『您把我們看作是殺人犯。』熱爾曼娜·蒂永回答說：『可你們的確是殺人犯。』（這次談話之前，剛剛發生過娛樂場襲擊事件。）說這話時，她雙眼充滿了淚水。『我希望看見那些炸彈都沉到海底去，這全看你們的選擇。』熱爾曼娜·蒂永這樣說道。他們又談到了酷刑。『這個問題上我是起訴人。』（她是集中營調查委員會的成員）他們達成了共識：取消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襲擊，另一方則取消處決囚徒。這幾乎是我的建議的翻版（可是下文……唉……）這時另一個人談到了封鎖問題：『責任在法國一邊。』『這話對你祖母講去吧！你騙不了我。都是你們的責任，這一點你很清楚。』這時首領模樣的人給另一個人打手勢，要他停止。後來她才知道，這個人就是『民族解放陣線』的阿里·拉·普恩特。在離開的時候她抓住他的領帶說：『別忘記我說的話。』他回答道：『不會忘的，夫人。』」

西戈戴和加繆的友誼破裂了。對作家來說每一次決裂都是一次傷害。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即使他的無產階級左派的同志們也不贊成他的立場。

1957年1月4日，讓·格勒尼耶在伽利馬出版社和加繆聊天，話題漸漸轉到了政治方面。這時弗朗西娜忽然走了進來，說她贊成法國繼續保留阿爾及利亞，這也是蘇斯泰爾的觀點。

「法國政府不應該和『民族解放陣線』談判，它現在正在招募婦女和兒童。應該明確地拒絕他們。」

加繆對一切評論都十分敏感，不管它們出自何人之手。在英國，一位名叫卡拉西沃羅的人在《遭遇》雜誌上抨擊了他的沉默。加繆立即致信雜誌的主編之一斯蒂芬·斯賓德，他表示，自己希望看到殖民體系的終結，希望立即召開不帶任何先決條件的圓桌會議，來討論「瑞士」式的自治政體的可能性，這一政體將能確保兩大族群的自由，並把他們聯合在一個聯邦框架之內。「作為法國人，」加繆寫道，「我無法參加阿拉伯游擊隊。作為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我不能同意針對平民的恐怖主義行徑，事實上死於恐怖主義的阿拉伯人民更多於受害的法國人。」同一天，加繆還寫了一封答覆F·勒布蘭——此人是工聯主義者，因此前加繆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而致書於他——的信，談到了自己在媒體上的沉默（更多的喧囂和議論因這一沉默而起）：「我沒有在一般的媒體上發言表態，是因為我不同意目前任何一派的觀點。這並不意味著我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從此躲進戲劇舞台安享太平……我仍將在我認為適宜的時機行動。我們面臨的唯一問題是，如何保持藝術創作（或者說職業）與履行責任之間的平衡。」加繆不無高傲地指責了「某種政治上的酗酒行為」。「我公開譴責了酷刑，不管它們發生在布達佩斯還是阿爾及爾。」他曾出席過在瓦格拉姆大廳召開的一場聲援匈牙利人的會議。「甚至在集體鎮壓行動還沒有以最新的形式出現之前，我就已經揭露了它們。或許我的揭露出現得不是時候，因為我的文章發表之日，還沒有足夠的屍體來喚醒人們對鎮壓的關注……」他並沒有因為阿爾及利亞而忘記匈牙利的不幸。「一個人，20年來一直在為同一項事業辯護；總有一日，在力所能及的時候，他將再次站出來講話，那時平庸的巴黎人已經忘記了阿爾及利亞的悲劇，就像他們如今已經遺忘了匈牙利事件一樣。這樣一個人，他親身經歷著阿爾及利亞的苦難，他的家人每日都生存在危險之中。請您想一想，你們是否有權利用這樣的口氣和他講話。」read.９9ｃsw•cｏm

熱爾曼娜·蒂永曾經在奧雷斯山區生活過三年，她在巴黎遇到了加繆。加繆很欣賞這個女人的勇氣，他為蒂永的書的英文版寫了序言。在他的筆記中，加繆這樣寫道：

加繆依然不改《反抗者》的立場。1957年和1956年一樣，他依然堅持同一個思想、同樣一種源於血肉的感情：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任何解決方案，不能繞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法國人。他始終拒絕支持兩大族群中的任何一方，因為這將導致對另外一方利益的損害。

這個夏天對加繆來說是殘酷的，對時事，對自己的工作，他都感到有心無力。在他本人和其家人的周圍，一個世界正在崩塌。哈比比·布爾吉巴成為突尼西亞總統，他在其國土上庇護了「民族解放軍」的後方基地。美國民主党參議員約翰·肯尼迪希望華盛頓干預北非問題，促成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赫魯曉夫聲稱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將趕上美國。在法國，有些人甚至相信蘇聯人將在這方面超過美國人。

皮埃爾·萊奧納爾東，一位被懷疑是共產黨員的阿爾及利亞人，被囚禁在集中營中。加繆得知這一消息后寫信給他的友人、女律師伊萊娜·達揚：「這樣的逮捕事件既愚蠢，也無助於解決任何問題。可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們能做什麼呢？」一些囚犯如皮埃爾·里迪等人寫信告訴加繆：「我想必須告訴你，125名小夥子像我一樣被關押在收容所里……地點是在梅代阿附近。這真是一座名副其實的集中營，四周圍著鐵絲網，有憲兵把守，囚徒的來往信件也要經過檢查，就連家屬探視也很難，有時候作為一種懲罰，還無緣無故地不許和家人會面……我們被集中關押的地方又簡陋又擁擠……1956年11月18日，我們就像小偷一樣，被戴上手銬押解到這裏，今天，我們仍然要質問：究竟為了什麼緣故，我們要蒙受如此極端不公正的對待？……須知，至今司法部門都沒有對我們以任何罪名提起控訴。」在阿爾及利亞，法制秩序正在瓦解——當然這是指涉及到阿拉伯人的時候——，取而代之的是警察和法國傘兵部隊隨心所欲的專權。里迪還提供了一份關於囚徒生活狀況的簡要的社會學報告：「在這裏被關押的有醫生、大學教授、小學教師，大部分是工會的積極分子，比如像我就是。有些人以前只不過在工會裡負一點點小小的責任，而且好幾年都沒有參加活動了，也被關了進來。我們中間有一位同志是退役軍人，身體完全報廢的了。有72歲的老人，有許多殘疾人和疾病纏身的人。」阿爾及利亞警方甚至延續了歷史上殘留下來的習慣和「本能」：「最後，我們中間還有一些人是在維希政府時期就進過集中營的。這簡直不可思議。」不是每個人都有梅松瑟勒那樣的好運氣和知名度。里迪接著寫道：「駐節部長拉科斯特一道通報下來，我們自監禁以來尚能保留的工資待遇都被取消了，而這是公然違反行政和民事法律的。這就使我們的家庭在物質上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公共部分中的職員就是如此，當然，我本人作為阿爾及利亞水電公司有25年工齡的職員也是如此。」

據讓·達尼埃爾和熱爾曼娜·蒂永的估計，加繆先後介入了超過150起案件。儘管他和達尼埃爾有些分歧，卻始終保持著與他的聯繫，在要求當局實行赦免的鬥爭中配合無間。他們沒有再見面，但兩人之間的交流仍然超越了那些分歧。加繆給保衛自由與個人權利委員會主席莫里斯·巴丹寄去一份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名單，內中有律師、醫生、商人、市議員、工會幹部、書商、伊斯蘭教經師等。簡而言之，名單薈萃了阿爾及利亞社會的精英，如果還有可能在這個國家實現和解，他們就是連接兩大族群的橋樑。眼下，名單上的人有些正被監禁在博須埃收容所，另外一些則被關在貝尼-梅蘇或者特菲舒中心。在為囚徒們申辯時，加繆並不追問他們被逮捕、監禁和審判的原因，都一視同仁。蒂永曾告訴他，「兩大族群之間謀殺罪的比例是，他們（『民族解放陣線』）殺一個人，我們通常會殺100個人」。在致莫里斯·巴丹的信中，加繆引用了這個數據，並且在上面加了著重號。支撐加繆人道救援行動的是這樣一個邏輯：在理論上他感到失望，但在實踐中，彷彿他內心的希望之火從未熄滅。

儘管決意不在公開場合講話，加繆並未停止對社會事務的介入，這首先源於他對死刑的憎恨：他要求釋放囚犯，或者把他們的案件轉移到法國本土審理。他不是在私下裡、羞怯地進行干預，而是用一種有成效的沉默來表達自己的心聲。他也希望來自不同方面的干預能夠促成對手之間的和解。問題是，如何才能既軟化「民族解放陣線」那僵硬的、絕對的民族主義立場，又改變那些支持殖民地現有政體的人的善惡觀？加繆終於明白，大部分穆斯林唾棄那個與橫徵暴斂和酷刑聯繫在一起的法國。「你們這些阿拉伯的民主人士，」他在致烏茲迦納的信中寫道，「應該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平息民眾對法國的敵對情緒。」一個傳說中的威脅也會讓加繆站出來。有一次，他聽說自由派作家穆盧·瑪麥里因為在《阿爾及利亞的希望》雜誌上發表（不是簽署）了一篇文章而被追捕，這令他動了感情。不過後來羅布萊斯告訴他，瑪麥里並無大礙。九_九_藏_書

在阿爾及利亞，每天都有屠殺和處決。加繆在新的《新法蘭西雜誌》上發表了「關於斷頭台的思考」一文的某些片斷。1957年3月26日，他照例和讓·格勒尼耶在利普啤酒館吃飯。加繆表示，「民族解放陣線」拒絕摩勒提出的舉行選舉的建議，而這個建議其實是有利於民族主義者的。在作家看來，共產黨現在減少了對摩勒政府的支持，是希望為了蘇聯的利益而削弱法國。他認為梅薩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倒是「和俄國人脫鉤了」。

讓和安德烈·德勒古爾從里昂給加繆寫信來，隨信附上了一位叫瑟里姆·梅努什的人從獄中寫來的信：「我（梅努什）于星期天的凌晨大約5點30分被捕……然後被送往聖·保羅。」梅努什將於近期被送到阿爾及爾，首罪是危害國家外部安全。在獄中，他的箱子里還擱著學校用的講稿：「我希望能被允許繼續研究……」加繆干預此事不止是為了梅努什一人，還為了大學生塔勒布·阿布德哈瑪納。在這個案件中，加繆相信「他……不是慘無人道的殺人者，而是一個孱弱的、被折磨的年輕人，極端的貧困和惡劣的環境驅使他做出了某些事情，但就內心而言，他並不接受這些行為的全部後果。」加繆還特彆強調，這個大學生已經表達了悔恨之意。

「別忘了，」加繆說道，「法國在越南遭受了軍事上的失敗，可在阿爾及利亞還沒有。勝負還沒有見分曉呢。我母親決意留在那邊了。」

「孟戴斯·弗朗士？」加繆說道，「他被孤立起來了，為此他很苦悶，幾乎算得上得了抑鬱症。埃德加·富爾？他準備好了出賣一切。這是個沒有良心的傢伙。戴高樂要回來了……」

這一時期，駐阿爾及利亞的法國傘兵部隊擊潰了民族主義者的武裝，一些俘虜受到了法軍的虐待。摩勒總理（當時尚未下台）建議加繆參加一個「維持自由委員會」，參与調查虐囚事件的真相。加繆拒絕了此一提議，並在致摩勒總理以及蓬塞等友人的信件中說明了拒絕的理由。在他看來，該委員會的職權沒有得到明確，政府沒有給予它任何獨立、高效地展開工作的保證，也沒有賦予它調查的特別授權。加繆決定從此不再談論阿爾及利亞問題，當然這僅限於公開場合，私下裡，他仍然在幾條戰線上繼續鬥爭。同為阿爾及利亞人的作家讓·塞納克在一本發行量很小的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義務」的文章，對加繆有所指責：「加繆，當他不久前還沒有否認《正義者》的不正義之時，曾經說過，寫作的人永遠達不到死去的人的高度。」加繆收到了匿名寄來的這篇文章。他用一封信作出了答覆，此外沒有別的回應。加繆沒有在他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觀點和他的戲劇之間發現任何矛盾之處：「（塞納克所說的）『還沒有』三字是多餘的。《正義者》的主題今天依然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意義，而我今天也依然沒有改變當初的觀點。《正義者》中的主人公拒絕投擲炸彈，因為他發現除了在自己同意去暗殺的大公之外，炸彈還可能奪去兩個孩子的生命。這一拒絕意味著，在謀殺和不義行為當中，仍然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對此，我在戲劇和《反抗者》中都給出了具體的例證。在我看來，只有遵守這一界限，反抗才可能帶有真理性和偉大性。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從未變化，如果說我可以理解和崇敬解放運動的戰士，在那些殺害婦孺的劊子手面前，我卻只感到厭惡。談到當前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民眾的事業，再沒有什麼比將要普遍發動的恐怖主義襲擊更能損害它的了。恐怖主義將會延遲，甚至是無可挽回地取消正義的解決方案得到實現的可能性。如果有的知識分子或者阿拉伯領袖不同意我的立場，假如他們聲稱，正是因為法國人也屠殺過無辜之人，採取過集體鎮壓的方式，因而從另外一邊發起的恐怖主義襲擊才無法制止，那麼他們的推理將是值得討論的。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至少，你們不能歪曲我的觀點，把我一向反對的東西說成是我贊成的（哪怕這一歪曲是針對我的過去）。我不僅從未改變自己的觀點，而且今天繼續毫無保留地譴責對無辜平民的屠殺。我還必須說明，您所說的『還沒有』不但不符合事實，甚至帶有侮辱性，因為它所針對的是這樣一個人——您知道的，20年前，他獨自一人在阿爾及利亞投入了捍衛阿拉伯人民的事業。」當年在《阿爾及爾共和報》，加繆並非孤身一人。他表示並不想給塞納克上課。「許多人……今天在阿爾及利亞死去，雙方都有死者。您是從事寫作的，在您出言反對我之前，在您接受《正義者》的不正義之前，請好好考慮一下吧。『不正義』一語從我們嘴裏說出毫無分量，但在阿爾及利亞，它是血淋淋的事實。」這封信自然成了兩人關係破裂的原因。塞納克給加繆寄去一張文辭動人的明信片，上面印著義大利費耶索萊鎮的風光：「儘管友情不再，儘管我的兄弟胸有怒火，儘管在那個夜晚血雨腥風，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會一起重新找到費耶索萊的寧靜，在我于《婚禮集》的開篇之處經歷它之前，我就已經深深愛上了這種寧靜。」

在初版20年後，加繆重新刊印了100本精裝版的《反與正》。讓-雅克·波維爾從夏爾洛出版社取得了該書的版權。在新版序言中，加繆承認作品的形式還顯得「笨拙」，但他「無意收回任何已經表達的東西」。布里斯·巴蘭則從中看到了加繆寫過的「更好的東西」。加繆的新版序緊湊、機敏而又充滿傷感，是對純潔的生活體驗的一曲不乏理智的頌歌。「為了改變天生的無動於衷，我曾被置於苦難和陽光之間。苦難使我不再相信陽光下和歷史上的一切都是好的，陽光則讓我懂得了歷史並不是一切。」加繆談起了他的「卡斯蒂利亞」式的性格，談到了他缺乏享受和財富方面的品味，「我貪戀這樣的自由，它會隨著財富的積累而瞬間消失。（過去）我能體驗到恐懼和絕望，卻從不知道什麼是苦澀和心酸。」

「我告訴那些陪同（安德烈）貝尼舒的阿爾及利亞人，如果他們覺得https://read.99csw.com法國人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漠不關心，甚至樂見其成功，那他們就錯了。在法國有很強大的反對獨立的潮流。也許會有那麼一天，就像3位激進派的議員（例如馬克·洛里奧爾）所建議的那樣，阿爾及利亞的土地和人口還會被重新分派。如果阿拉伯人抱怨說奧蘭、阿爾及爾和那些工業發達的地區被從他們手裡奪走了，法國人的回答將會很簡單，因為是法國開發了這些地方。」

這次會面的地點是在克洛茲里-德里拉斯。安德烈和保羅·貝尼舒參加了談話。在座的還有安德烈的一位做小學教師的阿爾及利亞朋友，以及另一位信任「民族解放陣線」的阿爾及利亞人。當貝尼舒一行人穿過盧森堡公園時，那位小學教師說了一句阿拉伯諺語：「在家千日好。」（至少保羅聽來是這個意思）——或許，他是在用這種方法表達自己的溫和立場。

加繆覺得自己與人種學家、前抵抗運動成員熱爾曼娜·蒂永的看法比較接近。在《1957年的阿爾及利亞》一書中，蒂永認為獨立將把阿爾及利亞推向災難，使其脫離國際社會。觀點不被加繆贊同的阿姆魯什在《基督徒的證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的文章，筆調之極端，以至於這份左派基督教周刊不得不在文章前面加上一個「編者按語」，以示保留。在阿姆魯什看來，「1957年的阿爾及利亞局勢是戲劇性的、令人絕望的，但釀成這一苦果的最主要的原因乃是127年來的殖民統治。」他認為蒂永在談到殖民者對當地人的侮辱時是過於輕描淡寫了，她沒有看到「殖民者把種種賤稱加在阿拉伯人身上，把他們看作是進化尚不完整的物種」。6月，加繆奧蘭和《戰鬥報》時期的朋友，一直和他保持親密關係的讓-保羅·德·達岱爾森死於腦瘤。在昏迷之前，達岱爾森寫道：

格勒尼耶和加繆在有一點上意見相同：法國政府本應明確宣布它的政治目標。應該明確阿拉伯人所希望得到的東西，引導民意。加繆說道：

「她向我出示了30個11到12歲的阿拉伯學生的作文，題目是他們的教師出的：『如果你們會隱身法，你們會做什麼？』答案全是會拿起武器去殺法國人、殺傘兵、殺政府的頭頭腦腦。看到這些，我對未來完全失去了信心。」

「民族解放陣線」的立場變得更加強硬了。該組織成員在梅盧扎殺害了374名阿爾及利亞本國人，因為疑心他們支持梅薩利的「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陣線」的領導機關被法國軍隊趕出了城市，處境艱難，但「民族解放軍」卻在邊境地帶以及突尼西亞不斷壯大，其原因在於，它既有農村基地（這是加繆知之甚少的）的補充，又有城市出生的幹部。留在阿爾及利亞本土的「民族解放軍」的力量固然遭到了削弱，其中一些部隊缺乏兵員和武器，內部還陸續出現分裂現象，然而阿爾及利亞民族武裝力量在軍事、政治兩方面的得失恰好是成反比的。普通的穆斯林群眾已經開始憎恨法國人。關於酷刑的種種傳言報道也讓法國本土的民眾不知所措。一些法國軍官認為，既然法國在印度支那已經被共產黨擊敗，那麼阿爾及利亞就變成了捍衛西方的前哨陣地。不過真實的情況並非如此。社會主義的「民族解放陣線」在表面是「非共產主義」的，實質上更是「反共產主義」的。至於加繆，他一向反對在開羅設立有領導機關的泛伊斯蘭運動。

在孤獨中，加繆還曾為匈牙利人講話，私下裡，他還回擊了那些指責他偏袒一方的人。在匈牙利事件中，作家羅貝爾·梅爾勒曾指責加繆談什麼「種族屠殺」。他對加繆沒有譴責英法聯合干預蘇伊士運河事件感到驚訝，要求作家解釋自己的立場：「我親愛的加繆，請不要模仿那些左右逢源，卻又褊狹固執的右派。」看到梅爾勒附和共產黨的觀點，加繆毫不氣餒：「這對我是司空見慣了的。以前就有許多人對我加以種種抨擊和侮辱，目的無非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俄國政府的極權政治。」加繆還和三位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人馬丹·杜伽爾、莫里亞克和英國人T·S·艾略特一起，簽署了聲援匈牙利反抗者的宣言。他還和艾略特、西洛納及卡爾·雅斯貝爾斯一起，為救援被判處了9年徒刑的蒂波爾·德里致書布達佩斯當局。為了提高抗議的成效，加繆還採取了雙重策略：同時訴諸于公開和私下的兩條渠道，在某些特定場合下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干預。有時，求助於法國外交部的官員也是他喜歡的方式之一。在匈牙利，除蒂波爾·德里之外還有其他一些作家受到審判，如於勒·哈伊、佐爾丹·澤爾克、蒂波爾·塔爾多斯，他們分別被判處6年、3年和一年半的監禁。一份匈牙利文學周刊刊登了一篇攻擊加繆的文章，題為「加繆和羅素：作家們的自由」。文中說道：「作家的職業並未賦予他們挑動叛亂和開槍的權利。很自然，人民有權把這些『瘋子』隔絕起來，不讓他們有傳染健康人的機會。」蒂波爾·德里參与了那場最終導致拉科西下台的思想運動，他勇於承擔自己責任的姿態使加繆深為感動。

在種種煩憂中，加繆迎來了他的1957年。他為阿爾及利亞問題感到擔憂，為家庭問題所困，內心矛盾重重，有時還受到孤立。他說過，阿爾及利亞是他的病灶，就像他的肺一樣。

加繆決非唯一一個惶恐不安的「黑腳」。在阿爾及爾，讓·達尼埃爾見到了持進步主義觀點的神父讓·斯科托，在神父看來，這位新聞記者是個「內心分裂」的人。然而和讓·達尼埃爾一樣，斯科托也看不到任何除獨立之外的出路。加繆曾經詳細地對達尼埃爾解釋過自己的立場。他想到了殖民時代以來的種種不義之舉，也想到了像薩特這樣想「糾正」不義的人，在他看來這些人都是「淺薄無聊」的，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如此：

阿爾及利亞戰爭燃燒到了塞納河左岸，引起了激烈而廣泛的爭論。在主張法國繼續保留阿爾及利亞的陣營里，有作家雅克·羅蘭、歷史學家勞爾·吉拉爾代、記者雷蒙·布爾吉納等人。在伽利馬出版社的迪沃尼·馬斯科洛，特別是在《快報》和《法蘭西觀察家》的影響圈裡，不少人則漸漸轉向支持「陣線」。弗朗西斯·讓松一向反對殖民主義，他在法國發起成立「民族解放陣線」的後援會，聲稱要為「陣線」「提箱子打雜」。即便是雷蒙·阿隆似乎也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儘管他這樣做的理由和薩特大相徑庭。由於無法在《費加羅報》上就此問題表態，阿隆乾脆出版了一本嚴謹的小冊子，名為《阿爾及利亞的悲劇》。他預見到「黑腳」將來的流亡命運，認為一體化政策已無法實現，繼續保留阿爾及利亞將使法國承擔昂貴的代價，因此這個國家的獨立將是無法避免的。阿隆和加繆一樣，認為針對平民的軍事衝突、游擊隊和政府軍之間的交火是殘酷的。然而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運動除了擁抱「以實力謀取獨立」這個理念以外，別無其它選擇。阿隆從不像薩特那樣企圖為恐怖主義辯護。以加繆的立場來看，如果法國人能夠繼續留在阿爾及利亞生活，那麼阿隆的主張是部分可以接受的，但他堅決反對有霸權傾向的「民族解放運動」。梅盧扎的慘案就是證據。在巴黎和里爾這時還出現了大規模的對抗，一派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人，一派是「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後者人數較少，「陣線」指責他們企圖和殖民主義者進行合作。這兩件事情加在一起，增加了加繆對「陣線」的惡感。

「阿爾及利亞的本地人對戰爭的持續感到厭煩了。」加繆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