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給我打電話是為了借錢嗎？」

「《人道報》批評了我。不過他們說得有理。」

「可憐的阿爾貝，你本來可以做個完美的反抗者的！」奧蒂勒說道。

提這個問題的是當地最大的自由派日報駐巴黎的通訊員的兒子。通訊員本人贊同《法蘭西觀察家》、《快報》和《世界報》的立場。他的兒子接著問：

「啊，我瞧出來了。」加繆回答道。

肖維爾·伽里耶羅對一位名叫瑪麗·埃爾伯的阿爾及爾婦女講了一樁趣聞：興高采烈的加繆在里昂街遇到了一位如今作管子工的舊時夥伴：

「阿爾貝讓我和他一起去參加頒獎儀式。我知道他這麼做是想讓我高興。可是我該去嗎？我害怕打擾他。」

「那麼，爸爸肯定還要接著搞文學了？」讓問。

「本該馬爾羅得這個獎的，馬爾羅，你知道的……」

「最要緊的，是別惹惱了馬爾羅。」

座談大廳里的氣氛為之一變。這時一位三十來歲的阿爾及利亞人在朋友的簇擁下走上講台，質問加繆：

「加繆得了諾貝爾獎。」讓·科答道。

「直到1940年為止，我都是個和平主義者。我尊敬為信念而拒服兵役的人，並且要求給予他們合法的權利。不過我的要求並未得到滿足……我覺得和平是最重要的資產之一，但並未重要到需要向奴役屈服的地步。」

有影響力的批評家科雷布·阿埃當斯也在《巴黎通訊》上宣稱：「有人能寫出更枯燥乏味，更死氣沉沉的語言嗎？……能裝出一副更加平庸且浮夸的神情來嗎？」彼亞也在同一家報紙上寫了一篇不冷不熱的文章：諾貝爾獎是「所有的文學獎金中數額最豐厚的，也是唯一具有世界性反響的」——獎金是42000美元，當時摺合18776583法郎。彼亞認為，加繆在獲得諾獎之後，便可償清他欠安德烈·馬爾羅的文學債務了。彼亞沒有忘記，加繆在《反抗者》中指責蘭波「把他所有的金子都拴在腰帶上」。「可是，」彼亞問莫里斯·納多，「他要蘭波把金子藏到哪裡？蘭波和加繆先生不同，他在銀行可沒有賬戶。」在他的文章里，彼亞表示他曾經喜歡加繆的文風，那種「極少在30歲以下的作家身上找到的」率性直接的語調。可如今，他不再欣賞這個「更像世俗的聖徒，而不是反抗者」的人。彼亞最後的「彈著點」是：「作為世界公民、和平主義者、慷慨激昂的請願書的簽署者、公開的死刑反對者，阿爾貝·加繆以其最近的作品和立場，不可能不獲得斯德哥爾摩的歡心。別忘了，當瑞典的鄰國芬蘭和挪威遭到入侵時，這個國家曾讓德國軍隊大搖大擺地通過，這足證這個國家對和平的執著熱愛遠勝一切。」對加繆的最苛刻的抨擊出自貝爾納·弗蘭克之手。此人是有經驗的專欄作家，善於對各種書籍評頭論足：「每次當評論界認為加繆要說話的時候，它都會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傾心等待。可加繆忽然噤不做聲，一片沉默。呵！在我們這個領域，加繆是個藝術家，懂得怎樣積累自己的影響力。幾年前，我們從來聽不到他的『沉默』，現如今他卻以此自矜。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吧！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發現，原來這是個什麼也沒有寫過的空頭文學家。」

「先生，叫我來選擇下一個作家，這讓我吃驚的程度，簡直比得上我獲得這樣榮譽時的榮幸程度了。」

聽眾們提出了和死刑及言論自由有關的問題。

稍晚一些時候，加繆的母親收到了兒子發來的一封電報，讓蓬塞給她念：「媽媽，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想你。」

「我本來就確信加繆會說蠢話的。」

他還說過：「我會招來的敵人在數量上將是前所未有的。」

「這就是我準備在斯德哥爾摩講的話。」加繆遞給他一份稿子。

讓有一天在發怒的時候曾經對父親喊道：

加繆無意開玩笑。他曾想過是否能拒絕這個獎項。可現在他改變了主意，想接受諾貝爾獎，但不親赴典禮儀式，僅以書面方式致意。但加斯東·伽利馬告訴他，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在瑪蒂蘭劇團，《對一位修女的追思》還在上演。劇院經理鮑爾太太沒有忘記貼出新的海報，聲明此劇是「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的合作結晶。在1949年得獎的福克納給加繆發來一條法語電報：「向時時追尋自我、叩問自我的心靈致敬。」一位雪鐵龍汽車銷售商也打來電話：

此人開始長篇大論地演講，也不管聽眾是否明白他講的話。最後他高呼：「阿爾及利亞將是自由的！」

加繆用惠特曼的話作答：沒有自由，就沒有生存。又有人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加繆的作品的影響。

「您支持民主嗎？」加繆開始有點厭煩了。

加繆對比他年輕22歲的新任女友密解釋說：

榮譽的頂峰終於來到了。12月10日，星期二，這是頒獎儀式舉行的日子。事前還有一場虛驚：加繆在出發前弄丟了自己秘而不宣的發言稿，還好，人們總算找到了它（文稿的瑞典語版是由布魯爾斯特羅姆翻譯的）。不到15點，大批民眾已經聚集在商業區那淡藍色的老音樂廳門前，頒獎典禮將要在這裏舉行。精美的立柱、玫瑰色的地毯、講壇下盛開的大麗菊，無處不顯出這座殿堂的高貴典雅。正如加布里埃·波諾大使所說，人們還可以用更嚴肅的眼光打量將要舉行的儀式。由於自1901年以來的諾獎典禮，斯德哥爾摩從一個小有魅力的僻遠城市一躍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至少在每年的那幾天內是如此。 波諾的一份電報里如此描寫：「再沒有什麼比至今已有超過半世紀歷史的諾獎典禮更一循陳規、更缺乏熱情和想象力了。」「帶著一種已經過時的現代主義趣味，形式主義且一本正經的瑞典人顯示出他們一絲不苟的秩序感和精確性。『音樂大廳』乃諾獎得主從國王手裡領取榮譽的地方，是一個陰鬱的、方形的花崗岩廳堂……廳堂內部之陳設亦乏善可陳。臨時布置成講壇的舞台、處處擺放著的綠色植物、阿爾弗雷·諾貝爾的桂冠胸像，加上放眼望去的那些古板的燕尾服，這的確是頒獎儀式特有的濫調俗規。諾獎得主們照例的致辭頌歌還會讓這裏整體的學院氣變得更加濃厚。按照豐特奈爾開創的風格，瑞典科學院的傑出成員們將向那些紳士淑女們普及科學的最高成就和最新發現，諸如原子的不對稱性、輔酶的結構、組胺的藥理學凍結等等，現在又加上了一部偉大的文學傑作的隱秘思想……這真是一場瘋狂的賭博！」

他接著反客為主：

《世界報》的特約通訊員多米尼克·伯爾曼記載道，此時現場的對話已經變成了一個「『民族解放陣線』代表」的狂熱獨白。這個年輕人不見得是「陣線」派來的，但他的朋友們很可能是，因為他在登台之前徵詢過這些人的意見。面對突襲，加繆處之泰然。一些年輕的瑞典聽眾開始發出噓聲。

「當然，」加繆答道，「壓力是存在的，可是出於因循守舊而產生的惰性更勝於當局施加的壓力。在我們國家，我們有時指責政府太弱，而不是太強大……」（笑聲）

按照傳統，加繆於12月10日，當頒獎典禮最後的宴會結束之後，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廳發表了演說。他以一種極為正式的稱謂——「國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女士們，先生們」——開頭，接下來的演講是一篇富有自傳色彩的陳述。他13次使用了「藝術」和「藝術家」的字眼，並且不斷回到自身的感想和經驗，整個演說時而遵循常規，時而言簡意賅。他表示剛剛得到的嘉獎超出了他個人的成就。此言或許兼有做作的成分和真誠的謙遜。加繆還談到，他對自己充滿了懷疑，而其大量的創作計劃也尚未完成。在總體的自我定位方面，他認為自己屬於那些「不屈從於創造歷史的人」的當代作家之列。加繆在現場演說（後來公開發表的題獻給路易·熱爾曼的演講詞作了少許修改）中提到，藝術必須「取代」囚徒們的沉默。用筆戰鬥的人必須批評權貴而不是向他們屈服，他通過拒絕撒謊和抵抗壓迫的方式來介入社會事務。加繆還談到了自己的人生歷程：他和許多同齡人一樣，「在20歲的時候目睹了希特勒政權的建立和第一批以革命名義進行的審判，隨即又目睹了這兩大勢力之間的對抗；他們在西班牙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遍地集中營的時代和布滿酷刑與監獄的歐洲完成了自己的學業」。布達佩斯、古拉格和阿爾及利亞的沉重此時也瀰漫在斯德哥爾摩的上空。當加繆談及生活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時，他那嚴肅、洪亮的嗓音開始顫抖，流露出難以抑制的感傷。九九藏書

「當然，我支持民主！」

「有諾貝爾雜技獎么？」12歲的卡特林娜問道。

「您怎麼看婦女在當今社會裡的作用？」有人問道。

莫里亞克則在《費加羅報》上用11行美妙動聽的文字——篇幅太少乃報紙版面所限——表態道：「通常，諾貝爾獎乃是對一種創造行為，也是對一個生命的褒獎。」接下來的話是模稜兩可的：「我想，是這個年輕的，令整整一代人都隨之回應的聲音征服了諾貝爾評獎委員會。」讓·格勒尼耶也在同一期的《費加羅報》文學副刊上撰文說：「他的偉大來自他的超脫，而他的超脫只不過是他的偉大的自然流露。」以前，在蒙帕納斯大道「女王磨坊」餐館的一次飯局上（據格勒尼耶回憶，他們吃的是牡蠣、紅酒洋蔥燒小野豬肉，「美味之極」），加繆曾告誡自己的老師說：「千萬別說我在這一代人面前填補了什麼空白。我只是試圖去填補罷了。」

伯爾曼隨身帶了台錄音機，他作出了肯定的答覆。

1957年10月16日，加繆正和帕特麗西亞·布雷克在馬里於斯餐廳的二樓吃飯。從前一天起，巴黎就流傳著從斯德哥爾摩傳來的小道消息。這時，一個伽利馬出版社派來的年輕人急匆匆地趕來，遣開侍者並告訴加繆，他將獲得本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加繆「激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對帕特麗西亞不停地念叨著：

加繆平生有兩次口不擇言，斯德哥爾摩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將獎金支票存入一家銀行，又捐出700克朗給新教教會，還訪問了一所學校，向當地法國學校的校長沙多先生許諾捐贈書籍。最後，他還光顧了幾家餐廳，品嘗了當地的特色菜肉丸子和煎鯡魚。

加繆走上講壇的身姿是矯健的。這讓人想到了那個在阿爾及爾的帕多瓦尼大浴室和巴黎的夜總會裡跳舞的年輕人。西蒙娜·伽利馬向他投去一瞥。她看見在他的眼神里有一抹孩子氣的憂慮的光亮：這個年輕的獲獎者似乎不確信自己配得上如此榮譽，但他帶著快樂的心情前來品味這樣的幸福。在斯德哥爾摩，平時和加繆不太熟的西蒙娜懂得了他廣為人知的魅力究竟何在。典儀開始。人們開始稱頌阿爾弗雷·諾貝爾，他不僅發明了炸藥，也捐資設立了後來在挪威頒發的和平獎。接下來是對獲獎者的致意：皇家科學院的秘書安德·奧斯特林和埃米爾·昂里約（一個同名同姓者）在致辭中不合時宜地將加繆形容為存在主義者。再接下來，在金色大廳中頒發證書、勳章和銀行支票。最後是長袍盛裝的舞會，由大學生合唱團助興。

波爾「總有一種感覺，他像加繆一樣想問題，但不太理解」自己的所想。

勒巴泰的確寫過這樣的文字：「（諾貝爾獎）通常是授予七十多歲的老人的，但如今授予加繆卻並不算早。自打他那隱喻性的《鼠疫》以來，加繆的風格已經患上了動脈硬化症。」

「廣播里說，在法國，作家們不敢自由發表他們的見解。在阿爾及利亞，還有一些作家坐了牢。曼都茲教授也在被司法機構追查。」

一位女學生接著這個話題，問阿爾及利亞的大學里是否有種族對抗：

「這是因為大部分阿拉伯人都生活貧苦，他們無力完成學業。」加繆回答道。

本年的諾貝爾物理獎授給了移居美國的中國人楊振寧和李政道；化學獎授予亞歷山大·托德爵士；醫學獎授予在瑞士出生、法國長大、眼下寄居義大利的波韋教授。至於在公眾中最具反響的文學獎，根據阿爾弗雷·諾貝爾的願望，必須被授給一位「具有卓越的理想主義色彩」的作家：加繆。

「我不是存在主義者，」加繆回答道，「批評家們不得不對人進行分類。可我是從古希臘人那裡獲取最初的哲學靈感，而不是從19世紀的德國人那裡，後者才是目前法國存在主義的哲學基礎。」

「這倒不算他竊來的。」薩特來了這麼一句。

加繆回答說，在他認識的新一代法國女作家裡，薩岡差不多是最有魅力和親和力的一位。可是成功的危險在於它總是與挫折相伴；如果一個人太年輕，那麼贏得的聲名將是一項艱苦的考驗。不過他認為薩岡有能力去承負這一切。即便她不是高萊特，她的才能也是無法否認的。至於其他的年輕法國作家，加繆友好地提到了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讓·布洛克-米歇爾，以及米歇爾·布托的名字。

「我想去斯德哥爾摩！」卡特林娜說道。「瑞典的冰刀真是太棒了！」

在位於大學街的伽利馬家，加繆在大廳中走來走去，看著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的母親。在場的勒內·伽利馬覺得，阿爾貝不想停住腳步，是為了不讓眼淚流出來。長期以來，加繆處在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中，一直很疲憊。沃爾福拉姆大夫用補充微量元素和鐵、銅、錳的方法來調養他的身體。他曾習練過瑜伽術，其中一項內容是嘗試只用一個鼻孔呼吸，眼下也中斷了。他成了記者、攝影師追逐的對象。在伽利馬家舉行的雞尾酒會上，吉魯和讓·格勒尼耶注意到加繆對媒體很友善。弗朗西娜和他們的一對雙胞胎也在場。

「一方面受到意識形態宣稱的影響，另一方面受到金錢的威脅……我很關注電影所做的一切，不過電影不怎麼關心我的想法……」

「你可沒告訴過我，你妹妹生來是做大使夫人的料！」

「您為什麼屬於自由派？」

吉爾登達爾出版社在哥本哈根為加繆舉行了一場雞尾酒會。12月9日，星期一，隨著他們抵達斯德哥爾摩，這場「鬥牛」儀式也揭開了序幕。法國駐瑞典大使加布里埃·波諾負責招待加繆一行。代表瑞典方面出面的是職業外交官漢斯·克林德，他曾作為使館一秘在巴黎住過兩年。外交部長特意批了他10天的假期，讓他來溫習關於加繆的知識，而在此之前他的業務是負責民航事務的談判。克林德陪同加繆等人前往王宮附近的旅館下榻。接下來是各種各樣的記者招待會、酒會，作家和一群大多不講法語的詩人、演員、小說家、散文家交流。很有教養的加繆並未像三年前光顧這裏的海明威那樣喝得酩酊大醉。記者們也心態各異，有些人與其說是在等待作家，倒不如說翹首以待一位政治導師。當地最大的自由派日報一開始就對皇家科學院授獎給加繆感到不解。該報認為加繆的思想既不豐富，也不深刻，甚至缺乏想象力；他寫的都是些二流的作品，當然《局外人》或許是個例外。一家保守派的報紙則認為，法國好歹保留了世界第一文學大國的位置。該報強調了加繆成功的作家生涯和艱辛的背景、法國文學的輝煌和自1940年以來法國經歷的艱難歲月之間的聯繫。

12月12日，星期四，加繆於17時30分來到斯德哥爾摩大學和學生們座談。一陣齊聲讚美之後，大家開始自由ｒｅａｄ.99cｓw•ｃom討論，和講座比較起來，這也正是加繆更喜歡的交流方式。在青年人面前，作家覺得自己已有足夠的閱歷，但又沒有老到無法溝通的地步。

「您對電影怎麼看？」

頭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西班牙人J·R·希梅內斯。法國人對此表現得很有風度。此前若干年內，羅歇·馬丹·杜伽爾在1937年，安德烈·紀德在1947年，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在1952年先後獲得過這個獎項。加繆獲獎之日，還差近一個月才滿44歲，歷史上只有吉卜林這一位諾獎得主比他更年輕。各家新聞通訊社、巴黎和外省的報紙以及電台都紛紛指出，法國是世界上擁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最多的國家。在加繆之前的還有敘利·普呂多姆、弗里德里克·米斯特拉爾、羅曼·羅蘭、阿納托爾·法朗士和亨利·柏格森等人。對一個中等大小的國家來說，這面光榮榜是個很了不起的記錄。在自然科學方面，法國人的成就要遜色一些，但法國作家們的社會和政治地位要高於他們的英美同行。勒內·科蒂總統發來了一封賀電（按規矩這是不能不發的）：「在您榮獲作家所能獲得的最高獎項，為您個人，併為祖國贏得了榮譽之時……」隨之而來，還有數不勝數的官方正式宴請。瑞典使館的宴會還邀請了雅克·德·拉克雷泰勒和莫里亞克作陪，加繆則在貝拉米克的陪同下前往。在吉里約面前，加繆顯得很不自在，彷彿有人要活埋他一樣。加繆總是說，馬爾羅要比他更配得上諾貝爾獎。幾天以前，馬爾羅曾和詩人讓·格羅讓在丹麥協會吃飯。據格羅讓的觀察，馬爾羅有時對獲獎充滿信心，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未能如願，只是因為戴高樂派的政治身份的限制，因為如果皇家科學院決定將諾獎頒發給他，法國政府定會通過瑞典政府施加壓力。然而這也不過是馬爾羅的推測罷了。加繆到處對人說：「我寧願看到馬爾羅獲獎」，「馬爾羅本應該獲獎」。馬爾羅也高姿態地給他寫了一張條子：

「弗朗西娜經歷過許多艱辛，應該讓她分享榮譽。」

得知對方的意圖后他立即道了歉。加繆整天忙上忙下，辨別敵友，但對自己真心喜歡的人，他敞開著心扉。路易·熱爾曼收到了他的來信：「倘若沒有您向我這個昔日貧苦無援的孩子伸出的友愛之手，沒有您的言傳和身教，這一切都是不會發生的。我無意得此榮譽，但它至少是一個機會，讓我得以告訴您，您在我心目中過去及永遠的地位。至少我可以告訴您，您的努力、耕耘和慷慨胸懷永遠留在您的一個小學生的心中。儘管年華已逝，但這位學生始終對您懷著無限感激之情。」加繆也努力保護自己。他告訴納米亞：「我對從紅色和白色兩種右派來的攻擊毫無興趣。可如果它們出自那些我熱愛和尊敬的人，就另當別論了。」他拒絕了瑪德萊娜·夏普薩爾為《快報》約請的文學採訪：「……我希望因獲得諾貝爾獎一事而引起的喧嘩趕緊平息，也想能清凈上一陣子。對您和我談到的關於某些文章的事情我十分感激。它們未能傷害到我——多年來，我已經具有免疫能力。人在他的同代人中間，要學會帶著微笑生活。可是您瞧，我們的知識分子圈子，不管是右派還是左派當道，總是心險而詐，不與人為善的。如果不是因為有一些例外的、熱情的心靈，這難道不就是一個頹廢墮落的時代嗎？」加繆當然也有他忠實的支持者。布呂克貝爾熱向他祝賀說：「儒安維爾曾對一個朋友說過：『塞內沙爾，讓這條狗叫去吧，我們在太太的房間里嘲笑它。』」心情複雜的加繆回答道：「法國不是這可憐的飼養棚，飼養棚里的雞鳴犬吠，我是一點兒都不去聽的。」不過不管他聽不聽，他總是聽到了。對他來說，諾貝爾這個獎太「大」了。

現在得為參加頒獎典禮做些準備了。在一家理髮店裡，弗朗西娜對勒內·伽利馬說：

他戲擬教會的調子說：「一切來自塵土，也將復歸泥土。」法國媒體總是在「消耗」加繆，眼下關於他的傳記文章陸續出台，有的還算得體，有的幾近例行公文。已經入選法蘭西學士院的埃米爾·昂里約在《世界報》上撰文稱頌他「高超的文學才智」，稱加繆為「純粹的藝術家」、「公眾良心的導師」。昂里約大概得了老花眼，或者在哲學上乾脆是個瞎子，居然在《鼠疫》中看出「對人類的抗爭的存在主義式的表現……只是後來，我們在他的倒數第二部作品《墮落》中，絕無僅有地看見他馬失前蹄，陷入盲目的悲觀主義，竟然將同一種罪加在所有人的頭上……崇敬加繆的人更喜歡他的義憤，而非他的冷嘲熱諷。」

雅克林娜·貝爾納為前《戰鬥報》的同仁們舉辦了一個酒會，羅歇·格勒尼耶也來了。

「一年零八個月來我保持了沉默，這並不意味著我停止了行動。我曾經並且始終支持建立一個公正的阿爾及利亞，在那裡兩大族群可以和平地、平等地生活。我說過，而且一再說過，要善待阿爾及利亞人民，為他們建立充分民主的政體，直到彼此的仇恨冰雪消融，也讓知識分子從此不必再進行干預，因為他們的宣言聲明根本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我相信最好的辦法就是等待團結而非分裂的那一刻的來臨。我可以肯定地告訴您，幸虧有了某些您不知道的行動，您的一些同志今天才能活在人世。我其實厭惡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如此行動的理由。我從來都譴責恐怖行為。我也要譴責那種在阿爾及爾大街上不問對象盲目進行的恐怖襲擊，也許某一天它們會傷及我的母親和家人。我相信正義，但在捍衛正義之前，我首先要保衛我的母親。」

「小作家，什麼都不算！」

「您也許會很高興買一輛DS汽車。」

「怎麼，你早先沒有看出來么？」

他頭上戴著一頂瑞典大學生喜歡的鴨舌帽，胸前斜披著人文主義協會的綬帶。討論在熱烈的掌聲中結束。走出會場時，弗朗西娜流出了眼淚，克洛德、米歇爾、西蒙娜和雅尼娜·伽利馬也是一臉氣憤的神色。有人告訴加繆，那位阿爾及利亞青年在抨擊他的時候，還在諮詢他的瑞典朋友們的意見。晚些時候，加繆向布魯爾斯特羅姆傾訴說，最令他感到痛苦的，莫過於以這樣的方式「在一個兄弟的臉上看見仇恨」。作家在斯德哥爾摩一再聲明，他希望看到在阿爾及利亞建立一個聯邦制的國家，阿拉伯人、卡比爾人和歐洲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奉行孤立主義和中立政策的瑞典，只有少數精英人士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和北非問題有興趣。同樣，在道德上一向熱心的瑞典人也還沒有開始關注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青年對加繆的攻擊並未博得當地媒體的好評。一家報紙上的標題是：「有魅力的加繆解除了好鬥的阿爾及利亞學生的武裝」。在伯爾曼的文章被《世界報》發表以後，法國大使向他索要錄音帶。伯爾曼擔心對方是想銷毀錄音，沒有答應。接下來各種節慶仍然不斷。星期五是聖露西節，漂亮的女孩們身著晚裝，頭頂點燃的蠟燭，將晚餐端到加繆一行人的房間里，令他們吃驚不已。原來，克林德忘了告訴他們當地的風俗。女孩子們唱了歌，隨即離開了客人的房間。九_九_藏_書

他不會忘記以往的傑作帶來的經濟受益。有一次，他用50000法郎的稿費為下比利牛斯省的一家療養院買了台電唱機……在他去斯德哥爾摩期間，讓娜·波爾熱將會為他照看一對雙胞胎。法國人不像盎格魯-撒克遜人或者瑞典人那樣習慣扮成「企鵝」，不過必要的禮儀還得遵守。加繆從布西街的「號角」服裝店租了一套出席典禮穿的禮服。瑪多·貝尼舒把她僅有的首飾借給弗朗西娜，是一件舊項鏈，上面鑲著磨光而沒有刻面的寶石。弗朗西娜·加繆又從一個年輕女人那裡借來一件白色水貂皮的披肩。動身的那一天，波爾和加繆共進午餐。加繆的第一句話是：

提到來自極右派的攻擊，加繆也有話要說：

「親愛的加繆，我剛剛讀完您的聲明。它同時給我們兩人都增添了榮譽，我為此感謝您。最友好的致意。」

兩個人都笑了起來。斯德哥爾摩一行不總是圓滿的。不過除了那句關於正義和母親的話——這句話不幸顯得笨拙，招致廣泛的質疑，但它的確出自內心——，瑞典之旅還算成功。加布里埃·波諾大使在致法國外交部的報告中寫道：「阿爾貝·加繆幾乎在瑞典發起了一場《艾那尼》之戰。他面臨的對手不見得都充滿敵意，但至少普遍顯得冷漠和頑固。」

「不，怎麼會呢？」勒內回答說。

加繆也被逗樂了。第59炮兵團的道爾尼克少校領銜給他發來這樣一封電文：「我們，駐紮在孟多維已近一年半的軍官們，謹向您表達最熱烈的祝賀。」加繆和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維韋特與讓-布洛克·米歇爾等人在圓頂酒吧聚餐，主人拿出了香檳酒：

功成名就之日，諾貝爾獎也給加繆帶來了許多壓力。他對羅貝爾·馬萊說：「諾貝爾獎讓我老了好多。」他感到自己正被「樹碑立傳」：國家圖書館像章保存室的主任向他要幾張佩戴獎章的「標準照」，加繆為難地說：「我不年輕了，可也還不老，我的作品還沒有完成……也許我們可以再等等。」瑞典阿爾及利亞人聯合會寫信告訴他，那位在演講會上當眾發難的年輕人只代表他自己，不屬於他們的組織，也不是任何民族主義團體的成員。12月17日，加繆給《世界報》的主編寫信，告知對方他對該報上登出的幾篇文章的看法：「被歸於我名下的幾次發言大體上是準確的，只有一處不確，我冒昧地想藉此機會更正。我從未說過政府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只犯下一些小錯誤；事實上我的看法恰恰相反。然而如果談到法國作家的言論自由問題，我的確說過這種自由是充分的。至於我們媒體的新聞自由是否受到限制，我的回答是，迄今為止一直深陷阿爾及利亞泥潭的各屆政府給媒體施加的限制都是微不足道的；當然，這麼說並不意味著我贊同哪怕最微小的限制。在此問題上我感到遺憾的是，新聞記者們沒有站出來捍衛這種自由，以及自由所必定帶來的責任和義務。」接下來加繆繼續說道：「關於那位質問過我的阿爾及利亞青年，我還想補充一點：我覺得自己更接近於他，而不是那些整天談論阿爾及利亞問題，卻對事實一無所知的法國人。他至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他的臉上的表情不是仇恨，而是失望和不幸。我分擔著這種不幸，他的臉孔也正是我的國家的臉孔。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當眾向這個阿爾及利亞人——也只是向他——說出我至今始終藏於心底的話。您的通訊員忠實地記錄了這些話。」加繆寫這封信的時候剛剛抵達巴黎，他是在15日星期天離開斯德哥爾摩的。到此刻為止，他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那番關於母親和正義的話引起的衝擊波。「您的通訊員忠實地記錄了這些話」，這句話恰恰說明，加繆只顧著檢查語言的形式了，他沒有去校正那些話的言外之旨。幾天以後，《世界報》的主編安德烈·謝內波努瓦給他寄來一封十分職業的回函：「您最近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持續引發著爭議。幾天以前，您十分客氣地給我們作出了澄清和說明。如果您能就阿爾及利亞問題進一步闡明您當前的立場，《世界報》將非常高興發表您的文章，或者是您與我們的記者之間的談話。我深信您的大作將擁有大批的讀者。」加繆婉言謝絕了《世界報》的提議，因為他正計劃將20年來所寫的關於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文字整理成書，並附上一篇闡明他當前立場的文章。加繆深覺自己被不友好的言論所包圍，他高傲地聲稱：「在這個居心不良，善於挑撥離間，而我們不幸又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知識分子圈裡，一位嚴肅的作家要表明自己的觀點也許只能通過寫書的方式，只有這樣，他才有可能部分擺脫無法避免的論辯氛圍對其觀點的歪曲。」

「您能指定下一位諾貝爾獎得主嗎？」

阿爾貝動身去了阿爾及爾。一位出租汽車司機聽見別人在談論加繆，隨口說道：

作家終於找到了插話的機會。

「我很高興。」

「為什麼在阿爾及利亞的大學里，法國學生的數量居然比阿爾及利亞學生還多？」

各種各樣的懇求也紛至沓來。西格里·昂德塞特的兒媳希望加繆參加前諾獎得主敘利·普呂多姆舊宅的拍賣會。許多上門借錢的人也出現了。當瑪多·若索請加繆去伽利馬家時，精疲力竭的加繆聽著他「你好，怎麼樣？」的問候聲，沒好氣地說：

人們一直在談論他得諾貝爾獎的可能性，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加繆已經在候選人名單上出現過。那些接近諾貝爾獎的人都有各自的消息渠道。不久前，瑞典博尼耶出版社法國分部的荷爾熱·阿雷尼烏斯曾經告訴加繆：「瑞典皇家科學院已經要求我研究您的作品。」

加繆夫婦帶著禮物回到了巴黎，瑞典冰刀是給孩子們的，手袋是給讓娜·波爾熱的……加繆用手指著弗朗西娜對克里絲蒂安娜說：

在獎項揭曉那天，瑞典駐法國大使拉尼亞爾·古姆林操著1900年的中學校長式的口吻對加繆說：

斯德哥爾摩的聽眾們還提出了其它一些問題。大學生們顯然比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秘書更敏銳，他們想弄清楚，加繆到底是支持還是反對存在主義？

加繆在巴黎北站登上了「北方快車」，這是醫生們禁止他乘飛機旅行的結果。同行者有米歇爾和雅尼、克洛德·伽利馬和他的妻子西蒙娜，還有他的美國出版商布朗什·克諾普夫，加繆與她往來不少。這位身材高大的女士的綠色指甲很引人矚目。幾個星期以前，她給加繆寄來一些在法國無法找到的唱片，如勛伯格的「華沙倖存者」、「拿破崙頌歌」。他也對她談過《第一人》的構想，克諾夫用英語回信說：「我希望這部小說能夠進展順利。」坐上這列火車的還有加繆的一位譯者卡爾-居斯塔夫·布魯爾斯特羅姆，一位狂熱喜歡並熟知法國文化，在巴黎生活的瑞典人，他剛剛完成一本關於加繆的書。作家發現克洛德·伽利馬躺在床上看書，什麼書呢？等克洛德放下書本，走出包廂時，加繆快速掃視了一眼，原來是《局外人》。這是不是他第一次讀這本書？作家忍不住尋思。read.99csw.com

這是一個很寬泛的問題，他也只能泛泛而答，大概希望聽眾能會心一笑。

12月14日，星期六，加繆來到瑞典最古老的大學之一烏普薩拉大學，在大階梯教室為學生們作了一場題為《藝術家和他的時代》的演講。烏普薩拉在斯德哥爾摩以北70公里。在發生過那戲劇性的衝突之後，克林德以個人名義給烏普薩拉大學學生會的主席打了電話，希望他有所準備。加繆在演講中一般性地提到了不少作家的際遇，而他本人的遭遇則為之作了具體性的註釋：「當他們開口講話，就會受到批評和攻擊。」《反抗者》便是再明顯不過的例證。但是，「如果他們變得中庸，乃至謹小慎微，人們又將指責他們的沉默。」阿爾及利亞戰爭的陰影無處不在，包括瑞典。加繆表示：「在我們這個社會，所有想出名的藝術家都該明白一個道理：出名的將不是他自己，而是借他的名字登場的一個他者，他將最終擺脫前者的控制，或許還有一天，會將那位真正的藝術家置於死地。」加繆比薩特更清晰地駁斥了20世紀形成的現實主義概念及其「私生子」——依然流行但已經氣息奄奄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如果現實世界本身不是社會主義的，那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又如何可能？」他當然並不肯定所有的聽眾都願意接受自己的邏輯、政治美學和美學政治：「右派的學院主義漠視被左派學院主義利用的苦難。」加繆一般性地談論藝術，但首先是談論他自己的藝術，這種藝術要求的是「不能整體拒絕，也不能整體贊同現存的一切。藝術在拒絕的同時有所肯定，這就是為什麼它陷入永恆的、不斷更新的分裂之中。」加繆向自己的導師們表達了敬意：「最高尚的藝術，就像存在於希臘悲劇中一樣，存在於梅爾維爾、托爾斯泰或者莫里哀的筆下。這樣的藝術平衡了現實以及人們對此一現實的拒絕，而無論是現實還是對它的拒絕都能使自己的對立面高高彈起，這種永不間斷的交互湧現就是生活本身的歡樂和分裂。」加繆的陳述被蒙上了一層面紗：「最後，我們也許在美和痛苦、對人的愛和創造的瘋狂、無法承負的孤獨和難以忍受的群體，以及在拒絕和贊同的永恆張力中，接觸到了藝術的偉大之處。」他還表達了對另一位導師的尊敬，不過意思顯得更加含混：「我總是贊同紀德說過的一句話，儘管它常常引起誤解：『藝術生於限制而死於自由。』」加繆拒絕「為藝術而藝術的遊戲」。創造文學作品是重要的，但同時應該看到：「離開我的藝術，我個人就無法生存，但我從未將這種藝術放到高於一切的地位上。」15年後，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表達了同樣的思想。索爾仁尼琴認為，在歷史的某些關頭，對作家而言更要緊，「更重要的，是關注他的國家的命運」（而不是關心他自己）；15年後他還指出，必須對整個社會發言，講出他所看到的一切，至少是不義的東西，把威脅展現給大家。在斯德哥爾摩，加繆拒絕了被他稱為「商品社會」的現實（如果不用「資本主義」這個詞的話），這個社會「專斷地、片面地使用『自由』一詞，將其視為權利而非責任；這個社會甚至敢讓自由的原則服務於事實上的壓迫。」烏普薩拉的聽眾沒有就薩岡和阿爾及利亞問題提問。有些學生讀過加繆的書。坐火車離開斯德哥爾摩之前，加繆參加了在市政廳舉行的一場招待會，會後興高采烈的克林德告訴加繆他是烏普薩拉人：

加繆在斯德哥爾摩多次說過，他的文學導師包括托爾斯泰、尼采和帕斯卡爾。有人問有沒有讓他感到親近的瑞典作家，他舉出拉格克維斯特的名字。

「嗨，阿爾貝，有什麼新聞嗎？現在你在做什麼？」

阿爾貝對弗朗西娜的情感是複雜的。在弗朗西娜的表妹尼科爾·夏普隆給他發來祝賀信后，他在回書中說，諾貝爾獎在他心中帶來的「是更多的懷疑而非信心。成功固然是一種撫慰，但只是轉瞬即逝的撫慰，而藝術家的不安卻是永存的，他終會在疑惑中死去。」加繆特彆強調，弗朗西娜的寬厚讓他極為感動，「我始終愛著她，儘管是以一種拙劣的方式」。在這封信里，加繆還提到弗朗西娜已經「原諒」了他。

「在阿爾及爾大學，是否存在著法國學生和阿拉伯學生之間的名額分配，或者說是否存在歧視？」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生活中的種種不便亦是如此。每當加繆外出用餐，總有越來越多的仰慕者和尋覓作家真跡的人上前和他搭話。在美國，在廣播里，總有人拿他的名字開心，故意把「加繆」念成「加慕」之類，正好和「令人仰慕」諧音。即便加繆一再拒絕別人在他的簽名后註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字樣，也無法消除頭上的光環。文風獨特的突尼西亞猶太裔作家阿爾貝·摩米表達了他對加繆的好感，也說明了他不能苟同加繆之處。摩米是少數幾個能以平常心待他的人，薩特和加繆都為此人的作品作序，他也懂得加繆身為阿爾及爾人的痛苦。摩米也在月刊《舟》上——這份刊物既無日報周報的發行量，也無《現代》雜誌的影響力——撰文，提到加繆這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加繆無法談論北非，因為那是他的出生地。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一切與之有關的話題都讓他無言以對……」摩米眼中的加繆是一位好心腸的殖民者：「應該看到，他的處境並不輕鬆。看到人們在道德上指責自己的親人，這無論就情感還是就理智而言都是沉重的。」加繆「不得不同時蒙受殖民地人民的懷疑、法國本土左派人士的憤怒和他的親友們的抱怨。」有些怒火和抱怨還相當猛烈。讓·塞納克又給加繆寫來書信：「我沒有參加游擊隊，那是因為他們三次拒絕了我的請求。」在11年前他寫給加繆的第一封信中，塞納克曾自稱是「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基督徒」。他在一篇打算公開發表的文章里寫道：「加繆日復一日地深化了自己的立場，不僅使其遠離了道德上的正當性，也讓他日益屈從於一種可疑的政治。」塞納克了解加繆和弗爾一家人的分歧：「表面上，加繆夫人（阿爾貝的母親）的敵人是那些恐怖主義者；表面上，是軍政機關和警察保障了加繆夫人的安全。」加繆回答他說：「如果您還打算繼續談論愛和友情，就別再給炸彈寫讚美詩，橫飛的彈片會殺死兒童和那些可憎的、『盲目』的成人……祝您好運。」

「啊，加繆，他是阿爾及爾大學賽馬俱樂部的。」

「就像高乃依式的人物一樣，您是抵抗運動的象徵……」

「您怎麼看弗朗索瓦絲·薩岡呢？」這回提問的是一個女學生。

「這種影響很可觀。」話音剛落，四下就是一片笑聲。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初，伯夫-梅里是支持保存帝國的；現在，他相信局勢的發展已經無葯可治。《世界報》轉而反對酷刑和政府在阿爾及利亞推行的政策。事實上，這份報紙反映、也表達了法國大部分公務員的意見，它所提供的信息旨在「廣泛地、正確地報道這個狹小的星球上的事件」。https://read.99csw.com

薩特的秘書讓·科把當天的新聞告訴自己的老闆。

母親，對像加繆這樣的阿爾及利亞人、地中海人來說，是最根本的依戀。而正義則不然，它隨時代而變，隨制度、政黨和法律而變。面對無理性的世界，加繆只想表達一種溫柔，而許多阿爾及利亞人和「進步主義者」卻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他的話：「我」選擇了那個生我的人，而不是千百萬阿爾及利亞人應該獲得的正義。還有些人從中讀出了一種優越感：千百萬阿爾及利亞人的分量和我母親一人相當。其實，加繆只想唾棄恐怖主義的正義。與其說母親和正義相對，毋寧說她是和不正義相對。

擁抱、照相機的閃光、擁擠的人群……朋友們都來了，有于勒·魯瓦、布洛克-米歇爾、勒馬爾尚……身材魁梧的菲利甫·埃希阿擠在人堆里，高出眾人一頭。劇團的全班人馬也來到了伽利馬家，包括瑪德萊娜·雷諾在內。不過出於避嫌的原因和弗朗西娜的堅持，瑪麗亞·卡薩雷斯和卡特林娜·塞萊斯沒有來。缺席者還包括新近出現在加繆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一個年輕的女性：密。

「您在許多關於東方國家的聲明上籤了名，可是三年來，您沒有為阿爾及利亞做任何事情！」

「原則上是沒有歧視的，但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衡，因為阿拉伯人更貧窮。」加繆答道。

這時，一位自由派學生聯盟的代表問道：

「生活簡直就是一部小說！」

「有什麼新鮮事？」

「可是你們的媒體是自由的嗎？」

「您支持出於信念拒服兵役的行為嗎？」

加繆的演講令在場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六世十分感動。國王是一位具有職業水準的考古學家，精通法語，對這位文學獎得主也很感興趣。國王和王室成員與各位諾獎得主的家人們都坐在前排。弗朗西娜打扮得非常迷人，臉上帶著微笑。演講之後又是各種社交活動、聚會和精心安排的招待會。弗朗西娜和阿爾貝很好地扮演了一對美滿夫妻的角色。對大眾媒體來說，加繆夫人是諾貝爾頒獎會的「頭號大牌明星」。在「鐵幕」和「竹幕」之後，加繆被歸入「冷戰的支持者」的行列。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們透露說，他們不能授獎給阿拉貢和艾呂雅，是和「政治因素」有關。意識形態的套語正日益根深蒂固。

《世界報》的通訊員是唯一在場的法國記者，他在記下這段稍顯冗長的陳詞之後寫道：「他的宣言受到了眾人的歡呼。」關於母親和正義的言論是巴黎和整個世界（多虧了《世界報》）對此問題的巧妙回擊——並將長久有效。事實上，加繆的話的確至今餘音未了。布魯爾斯特羅姆目睹加繆和那位年輕的阿爾及利亞人之間的交鋒，頗感意興闌珊。按他的理解，加繆話里話外的意思是說：如果這就是你們所講的正義，而我的母親卻待在阿爾及爾的電車裡，有人隨時可能往裡面扔炸彈，那麼我寧要母親，也不要這恐怖主義的正義。作家的話不管有沒有戲劇性的成分，都不能脫離上下文來解讀。無法預見其命運的加繆還在和學生的交流中說道：「通常，句子必須和它們的結尾聯繫起來，才能獲得意義。」其實還要補充一句：句子的意思要和此前的句子聯繫起來才行。加繆的話在邏輯上並非無懈可擊：我們是否能夠把一個抽象的概念，比如說正義，和一個具體的人比如說母親的命運進行比較？這樣的比較的真實含義毋寧是說，必須拒絕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這個意思，已經包含在《致一位德國友人的信》，以及《時文集》第一輯中的「不要劊子手也不要犧牲者」、「拯救身體」等文章中了。

「現在，加繆先生，為您的下一次得獎而乾杯！」

「要是您想知道卑鄙無恥可以達到什麼程度，您可以去讀讀《星期天晨報》上面勒巴泰的文章。他說我寧願去指揮一個行刑隊。不過他對我還算客氣的，參加過抵抗運動的作家只有3個能得到他的赦免，我是其中之一。」

《世界報》總編于貝爾·伯夫-梅里親自要求伯爾曼逐字核實加繆的話：

無論是在法國大使館的會談室里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加繆總是說，讓·格勒尼耶是他「最好的朋友」，勒內·夏爾則是阿波里奈爾以來最具革命性的法國詩人。他還總結了自己自創作之初起制定的寫作計劃。首先，他想表現「否定」的理念，為此藉助了三種形式：小說《局外人》、戲劇《卡利古拉》和《誤會》、意識形態（哲學）隨筆《西西弗的神話》。加繆表示，如果他沒有親身的感受，他便不能談論任何事情：「我毫無想象力。可（『否定』）對我來說……猶如笛卡爾的方法論的懷疑。」在完成第一階段之後，他認識到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否定」之中，因此接下來是「荒謬」和「反抗」階段。再往後，他計劃進入第三個以「愛」為中心的階段，也就是「我目前正在考慮的計劃」。他還在小範圍內悄悄談到了一部正在構思的、采傳統形式的小說，題目將是《第一人》。這部小說將包括上下兩部。此外，他還想寫一齣劇本，名字可能是《胡安大夫》或者《堂·浮士德》，其形式近似克洛岱爾的《緞子鞋》。加繆還想創作一部以古希臘神話中的復讎女神為題材的隨筆，以表現他對生活的渴望。「荒謬」和「反抗」之後是「理智」與「幸福」。女神的復讎不是盲目的，它要求有節制感。加繆在瑞典受到的接待也是媒體關注的話題。一家報紙上登出這樣的文章：「加繆不會向天主教低頭」。事情的由來是，一位記者問作家是否會皈依天主教，得到的回答是：「不，只有一個字，不。」至於拒絕的原因，作家沒有說，該由記者們自己去琢磨：加繆同情人類的苦難，為何面對基督和他的教導卻無動於衷？在歐洲，對知識有限性的體認和對神聖之物的尊崇總是被理解為生存的脆弱，而加繆卻斷然承負起它們。作家停留斯德哥爾摩期間，人們不斷跟他提到上帝與基督，但他只對基督的肉身有敬意，而且聲明並不相信耶穌的復活：「我有一些基督徒的關切，但本質上我不是信徒。」在古希臘人的懷抱里他更感到自在——不過不是在柏拉圖那裡，他喜歡的是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巴門尼德。他信仰一些古代的價值，哪怕它們遭到黑格爾的貶低。

無獨有偶，馬爾羅對讓·格勒尼耶也說過：「加繆做了最得體的表態。」他的女兒弗洛朗絲覺得，最好不要過多地在父親面前提起諾貝爾獎。加繆的話總是雲山霧罩，叫人摸不著頭腦：「馬爾羅本應該獲獎。」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他是不是說，馬爾羅比我更應該獲獎？或者是說，如果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說不定就該輪到他？兩位作家之間的關係是友好的，但並不對稱。加繆向來崇敬馬爾羅，他說過：「在我還是年輕作家的時候，能夠閱讀馬爾羅的作品，還能在生活中結識他，把他奉為良師益友，這是我的幸運之處。」反過來，馬爾羅也器重加繆，但主要把他視為「被保護者」而非朋友。不過話說回來，馬爾羅的眼裡究竟有沒有朋友，或者堪與他匹敵的人物呢？

外省媒體上的哀歌伴隨著巴黎報刊上的激烈抨擊。加繆對此評論說：

「我還沒有談我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看法，如果你們需要我講，我就講。」

弗朗西娜是在電話里聽到這個消息的。在夫人街，她的女兒，還有曾做過加繆秘書的奧蒂勒·德·拉勒納一起從樓上衝下去買香檳酒。加繆走了過來：

「加繆原話是這麼說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