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喪失信心和希望。」

「不過在和一些人談話之後，我改變了主意。」加繆接著說，「我覺得，這也許是一個開始，從它出發能夠找到合理的方案，以維護雙方的利益。」

「可是你忘了，」加繆反駁說，「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發展是最重要的。」

加繆繼續在伽利馬出版社工作，在那裡他被一群「民族解放陣線」的支持者包圍著。他對某些不太狂熱的人尚可訴說心曲。羅貝爾·馬萊在他的日記里記錄下了加繆的一番話：

他沉浸於這「雙重流亡」——同時遠離阿爾及利亞和法國——的計劃中。安德烈·貝尼舒支持將阿爾及利亞保留在法蘭西共和國的框架之內。他總是隨身帶著一台半導體收音機：

加繆是在1958年6月9日動身去的希臘。在遊覽了基克拉澤斯群島之後，雅尼娜和米歇爾與瑪麗亞、阿爾貝在羅德島會合，一起在島上度過了15天的時光。米歇爾租了一艘遊艇，同舟之人還有為伽利馬出版的書籍繪製插圖的畫家馬里沃·普拉西諾，以及米歇爾的妻子伊沃和女兒卡特林娜。阿爾貝和馬里沃曾經不和，但眼下已經和好。米歇爾希望自己所愛之人彼此間也能相親相愛。包括加繆在內，遊艇上的人們繪製了一份有插圖的、怪異且有色情內容的航海日誌。在米蒂亞尼島（即累斯沃斯島）上，加繆看到了錫格里遺址，還見到了身著方格牛仔服、由女友相伴的布呂克貝爾熱神父。「歡慶」號遊艇是由一艘小軍艦改裝而成的，有兩名水手，船長是個喜歡喝杜松子酒的英國人。瑪麗亞·卡薩雷斯離開了隊伍，她還得趕回巴黎去工作。瑪麗亞和阿爾貝自嘲說，15天的同居生活已經足夠。

「《快報》和《法蘭西觀察家》，我現在不讀它們。」他這樣對讓·格勒尼耶說。

在蓬塞看來，還是得和「民族解放陣線」打交道。加繆的神情變得陰鬱起來。

加繆和蓬塞之間的對談出現了緊張的氣氛，這是前所未有的。在阿爾及爾，一些像蓬塞這樣的人認為應該和「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加繆則或多或少贊成目前弗里克斯·蓋伊阿政府的阿爾及利亞政策，蓋伊阿推動制定了一部旨在建立單一選舉團的框架性法律。

可是他剛剛會見過兩個對這部法律寄託著希望的阿爾及利亞人。

加繆表示：「我寫過一篇短篇小說《沉默的人》，後來被收入《流亡與王國》，小說里講述了一場發生在阿爾及爾的制桶工人罷工事件。寫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感到很焦慮。我總是感到，要運用可以理解的語言去成功地描寫一場罷工，或者更準確地說罷工的後果，這是一件很微妙、很棘手的活兒。」

戴高樂將軍並未作出「正面」的決定。此時已出任文化部長的安德烈·馬爾羅（雖然有帕斯卡爾·彼亞的勸阻，他還是接受了該職務）要求法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里亞克、馬丹·杜伽爾和加繆組織一個委員會，為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存在進行道德辯護。馬爾羅尤其看重加繆，認為他將是「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法國良心的一位常任大使」。與之相比，馬丹·杜伽爾已是病重之身，而莫里亞克對此問題持有極大的懷疑。此時身在雅典的加繆非正式地拒絕了這個提議。對局勢他還要進一步觀察。

加繆告訴弗朗西娜，他問戴高樂，阿爾及利亞平民百姓的前途何在。

離開希臘之後，他再次回到阿爾及利亞。這一次他又變得不那麼悲觀，寫信給蓬塞：「告訴我，關於目前的局勢，人們都在想些什麼，希望些什麼。」和包括戴高樂身邊的人在內的所有法國人一樣，加繆和他的朋友們都在琢磨將軍的意圖。此時的戴高樂是否已經形成了對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明確意見？在和蓬塞交換完看法之後，加繆原本稍微增加的樂觀情緒又低落了下來，這在他8月4日致格勒尼耶的信中看得十分清楚：「和您一樣，我也認為要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也許為時已晚。我在我的書中並未表達這一點……因為，歷史總還有它的偶然性，也還因為，我們寫東西時無法斷言一切都不可挽救。我們能做的唯有沉默。對此我已做好了準備。」加繆變得搖擺不定。8月，他和蓬塞在「小鋪路石」餐廳吃飯。蓬塞注意到服務人員對加繆十分殷勤，加繆本人也很看重這份敬意。和「小人物」在一起他顯得很自在，彷彿找到了貧困的童年時代的淳樸和自然。加繆寄希望于阿拉伯人和「黑腳」們的團結。當話題轉到最近正在發生的遊行示威時，蓬塞表示，這是有組織的行為。加繆的神色變得黯淡了：

加繆被這個犬儒主義的回答驚呆了。他提到賦予全體阿爾及利亞人以公民權的問題。戴高樂回答說：

如果有必要，他還會站出來反對空降到巴黎的軍人的。然而不管他怎麼解釋，蓬塞還是為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感到遺憾。

吉里約應該理解他：

「我剛到的時候，也並不相信這部法律。」加繆告訴蓬塞。

在法國本土發生的一切也影響了阿爾及利亞的局勢。靠著一場被多數政治精英認可的合法政變，戴高樂將軍重新走進了權力的中心，他的反對者只有法共和幾個小黨，以及孟戴斯·弗朗士和密特朗。5月13日，阿爾及爾的歐洲人衝進了總督府，當場成立了所謂的「公安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頭頭之一薩朗將軍兩天後在總督府陽台上喊出了「戴高樂萬歲」的口號。而戴高樂將軍本人則在法國宣布：「我已經做好準備，隨時接管共和國的權力。」17日，巴黎市議會通過了在首都實行為期3個月的緊急狀態的法令。20日，國民議會決定延長授予普范蘭總理特別權力的期限。在阿爾及爾，叛亂的將軍們正準備實施代號為「復活」的計劃，企圖憑藉駐圖盧茲和巴約訥的傘兵部隊干預本土政局。5月27日，戴高樂發表了如下公報：「我希望駐阿爾及利亞的陸海空三軍部隊模範地遵守他們長官的命令。」有些人開始相信，或者裝作相信「土著」和「黑腳」之間的「兄弟友愛」。加繆時時都在收聽廣播，但他在29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的工作是寫書，同時，在我的家人和人民的自由受到威脅時挺身而出。僅此而已。」戴高樂於6月1日成為總理，4日，他前往阿爾及爾。

「目前我們的全部指望，就是看到一個自治的、與法國結成聯盟的阿爾及利亞，再也無法要求更多了。」

「你瞧，」加繆說，「從這方面來看，也沒什麼希望了。」

1958年，阿爾及利亞選舉產生了66個議員。如果「阿拉伯佬」都能投票，那read.99csw.com麼這個數字將比戴高樂將軍說的要多得多。阿爾及利亞的3個省選出了26名「共和國統一全國聯盟」的議員，「新國家團結聯盟」則有25人，這51個議員基本上都是戴高樂派分子。「獨立及社會行動農民聯盟」只當選3人，與「民主和解聯盟」一樣（這兩派代表的是傳統右翼）。有7個當選者不屬於任何黨派。左派一邊只剩下兩名社會黨人當選，「人民陣線」和「解放」組織則交了白卷。「黑腳」們的阿爾及利亞現在是右派的天下了。

在這些支持革命的社會主義，卻不贊成共產主義的左派聽眾面前，加繆忍不住談起了新聞界和他的敵人的事兒——儘管他從來不想樹敵：

「兩邊都不把我當作自己人。一邊覺得我不夠愛國，另外一邊又覺得我愛國愛過了頭。我並不以一個軍人或者殖民者的方式去愛阿爾及利亞，可是，我能夠以法國人之外的身份去愛它嗎？太多的阿拉伯人所不理解的是，我正是以一個對阿拉伯人滿懷友愛之心的法國人的身份去愛它的。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在阿爾及利亞找到家園之感，而不致在這片土地上淪為外國人。」

在他的日記中，加繆寫道：「3月5日。和戴高樂見了面。我談到如果丟失阿爾及利亞將會引起的震蕩，也談到了在阿爾及利亞法國人的憤怒情緒。戴高樂說：『法國的憤怒？』我67歲了，還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法國人殺另外的法國人。除了我自己。」

心煩意亂的安德烈甚至抱怨伊萊娜和喬治·達揚，他來巴黎時就住在他們家裡：

不過就在這一天，他又寫信給勒內·夏爾：「我感覺好些了。別為我擔心。看過醫生之後，我會採取些措施，以恢復輕鬆和愉快的狀態。」3個月以後，加繆又寫道：

加繆對幾乎被歷史遺忘的西班牙共和派懷有堅定的好感。他為受到所謂「反殖民主義」威脅的以色列辯護，也支持不知疲倦地為拒服兵役者辯護的路易·勒庫安。有一位年輕人問他，自己是否應該到阿爾及利亞去服兵役，加繆的回答是，有必要在阿爾及利亞保持新兵和職業軍人組成的武裝力量。加繆也向戴高樂將軍寄去一份聲援阿爾及利亞囚徒的材料。在戴高樂重新執政之後，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尚未被處決。作家直接向新總理髮出呼籲，為勒庫安的朋友們辯護。將軍則回復了一封客氣且語氣疏遠的信：

「如果這些小孩子有道理就好了！」

3月26日，加繆動身前往阿爾及利亞，他計劃在那裡待上3個星期。

「我覺得，」蓬塞答道，「你這樣信任那些來拜訪你的人是個錯誤。他們只代表很少一部分阿爾及利亞人的意見。這部法律只不過徒有聯邦主義的外表。可是你知道，就算有一種真正的聯邦體制，我們也不敢肯定『民族解放陣線』會接受它。即使出現奇迹——當然我不相信奇迹——，這部法律能夠帶來和平，它也會像1947年的憲章那樣遭到破壞。」

他們聊起了皮埃羅·德拉·弗朗切斯卡，這是他們兩人都很欣賞的畫家，然後一起去跳了舞。接著，加繆這位高明的「戰術家」用車把夥伴們送回了家，好單獨和密在一起。密來自丹麥，為了做繪畫教師，她曾在哥本哈根的美術學校學習，然後又來到巴黎，在「大茅屋」畫院繼續學習素描和油畫。現在她是這所畫院的公積金司庫，職責是監督畫室、挑選模特、指導他們擺姿勢。靠做這些工作，她獲得了免費上學的權利。不過她同時還在其它地方勤工儉學，如在雅克·法特的時裝店中擔任模特。眼下，她正打算參加布薩克牌布料的全國推銷展，這比只在時裝店幹活兒更能掙錢。隨後的日子里，加繆陪她走過了聖奧梅爾、納博訥、佩皮尼昂、貝齊埃等地。羅貝爾、米歇爾和雅尼娜·伽利馬都說，加繆又煥發了青春。這一對情侶並不隱瞞自己的行蹤：人們看見他們出雙入對，在利普啤酒館，在「小鋪路石」餐廳，在「雲」夜總會，都有人看到了他們的儷影。密也去沙納雷伊街。她對勒內·夏爾似乎不太感興趣。密還是很少幾個陪加繆一起看足球比賽的女人之一。他們一起談論梅爾維爾、陀思妥耶夫斯基，還有尼采：「他談他自己就像在談上帝一樣，」加繆說，「可他總是很可憐。這可不像上帝。」他崇拜尼采「對身體疾患的長期鬥爭」。加繆還評論道：「這不總是貴族身份的要求，事實上，經常是義務造就了一個貴族。」密欣賞加繆的幽默，加繆也被她深深打動。他們倆待在一起，感覺就像在「一個無窮無盡的時間泡」里。密常常拖著加繆去維萊納游泳池，他喜歡她身上的青春活力和熱情。這個女孩把加繆當同齡人來看待，這一點也讓作家感到輕鬆愜意。

「這邊和那一邊的人都應該保持理智……我覺得人們應當找到相互理解的空間。」

「對我來說這簡直是個沒法擺脫的煩惱，因為我們眼下待在這充滿敵意、謊言和污衊滿天飛的本土法國。我們總是生活在可憎的陰謀氛圍中，它毒化了這個國家的空氣，使它變得難以呼吸。」

「好吧，那就讓我們保持這樣的希望吧。」

安德烈·貝尼舒是反種族主義者、反法西斯主義者、支持人民陣線的自由主義戰士，為奧蘭的資產階級殖民者所不喜的改良主義者。他相信，一旦阿爾及利亞的歐洲人被排擠甚至驅逐，這個國家必將面臨經濟崩潰和政治災難。絕大部分「黑腳」都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覺得戴高樂蔑視他們，本土的法國人也不理解他們。安德烈·貝尼舒的觀點和激烈的情緒，在阿爾及利亞的中下層白人乃至部分精英人士中有很強的代表性。

「不，在目前的形勢下和『陣線』談判，就等於承認了它的代表性。再說，它後面還有埃及，它們夢想的是復興阿拉伯帝國，而阿拉伯帝國就等於引發世界大戰。」

加繆的新女友密一直幫助著他。他們是10個月以前在花神咖啡館相識的。那天，加繆正和安德烈·貝尼舒的兒子皮埃爾一起喝酒，在座的還有阿爾貝·科塞。密正在一樓，面對著咖啡館的大門寫作。加繆雙眼緊盯著這個年輕而美麗的女人。她認出了他。同伴們邀請密和他們一起聊天。她是做什麼的？

「沒錯，」蓬塞回答說，「現在我們進口各種各樣的東西，水泥、鋼鐵、管子，我們狹窄的九_九_藏_書碼頭都快裝不下，卸不了貨了。可是，這都是靠了油田的發現，這樣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後勁的，持續不了幾年。」

在這個秋天和冬日，加繆在阿爾及爾和巴黎都感到自己成了外國人。12月21日，夏爾·戴高樂以78.5％的支持率當選為法國總統，在大部分法國人心中，戴高樂是天降的救星。加繆不這麼看，可有的時候他也覺得，這位非同尋常的軍人能夠拯救阿爾及利亞的第二族群，即中下層的白人。

「如果有一天，我在阿爾及利亞，我自己的國土上變成了外國人，我會離開法國……」

「很明顯，」他說，「知識分子都陷入了沉默，他們和工人運動沒有任何接觸，要是這些運動存在的話……不過話說回來，目前並沒有任何像樣的工人運動，我們又怎麼能參加並不存在的運動呢？」

對格勒尼耶，加繆懷著不可動搖的感激之情，甚至是一種過分講究的客氣，即便這位老師經常拿學生開心，或者用他特有的「節約」將學生逗樂。現在，格勒尼耶給加繆提供了一些建議，例如關於小說的建議是這樣的：

「我會第一個聽到戴高樂被謀殺或者死亡的消息的。」

這時一位聽眾說道：「可是馬戲場和音樂廳的價格也很貴，還是經常爆滿，而且也能吸引很多工人家庭……」

「這麼說，沒希望了。」

「你們都是賣國賊。」

「兩個身體從此分開，這倒是件好事，能避免更糟的結果。我的第一個妻子西蒙娜·伊埃，我和她一起總算想明白了，那個想要她毀滅的人究竟是怎麼回事。她很漂亮，強壯，又聰明，可她從來擺脫不了吸毒的老習慣。在伊德阿公園，她常常晚上出去，就扔下一句話：『我要自殺。』我當然不信她的話，也不敢激她。可夜裡我出去，常常發現她在溝壑里。結婚以前我從來沒有料到她有抽嗎啡的毛病。我帶她出去旅遊……在林茨，我打開了一個箱子，結果發現了一堆藥瓶，裝滿了整個箱子。她回到旅館，看見我正在解鞋帶，一隻腳踏在凳子上。她問：『您在幹什麼？』（在我的女人裏面她是唯一一個用『您』稱呼我的）。我回答說：『離開。』」

《巴黎競賽》周刊宣稱，科蒂總統就某些赦免請求徵詢了加繆的意見。可作家否認有此事。他的確呼籲過赦免一些囚徒，但那是以個人名義進行的。

「得和『民族解放陣線』開戰。」

「他們可以要求得到很多賠償。」戴高樂答道。

「從1月到3月。最大的危機已經過去了。只是常常還暗中感到焦慮。」

「得首先砍去一半！然後看上去有點像部劇本了，結構更緊湊、更鮮明。這樣人們才無話可說！」

加繆拒絕命定論和以歷史進步的名義下達的敕令，他再次說道：

在加繆去斯德哥爾摩之前，格勒尼耶向學生宣布，他將把一本書獻給他。

索格勒夫人還常常給加繆寫信。從她那裡加繆得知，西蒙娜經常犯病。加繆已經無法再為她做點什麼了。他在巴黎見過她，西蒙娜更加消瘦，臉龐浮腫。她接受過精神分析，也在瑞士嘗試過一種新的解毒療法。加繆念及此處，忍不住對格勒尼耶一般性地談起了婚姻問題：

「我決不會因此對工人們有任何責怪，」加繆、箍桶工艾蒂安·桑德斯的外甥回答道，「他們辛苦了一個禮拜，到了周末有權去找樂子。」

他不再像幾個月以前那樣指望戴高樂了。將軍不會去構建他夢想中的聯合體——法國版的「英聯邦」的。

「就是像你們這樣的人才把我們斷送了……」

蓬塞贊成加繆出版這本書，但仍然不理解加繆為何要支持洛里奧爾版的抽象的聯邦主義。「民族解放陣線」目前影響日增，且已在國際關係領域獲得了相當的發言權。

加繆本人在戰前就和瑪格麗特·多布萊納、讓娜·西卡爾、夏爾·蓬塞一起在阿爾及爾主持過類似的調查研究小組。

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別的地方，人們都在敦促加繆公開其政治立場。有些擁有阿爾及利亞背景的人對他感到失望、傷心。1958年1月11日，《世界報》用一整版的篇幅登載了一篇文章，這是阿姆魯什被《快報》退回的稿子：「作為神話和現實的法國——論若干苦澀的真理」。在文章作者看來，法國人希望這個國家具有普世性的使命感，但他們遺忘了殖民體系，而這恰恰是那個神話般的、普世主義的法國的致命弱點。有鑒於此，根本不可能繼續在「口頭上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和實際上的種族主義、殖民主義之間保持那種傳統的曖昧」。左派和右派都必須為現狀負責。左派是「佔據多數地位的、沙文主義的右派的一張面具，也是它存在的借口」。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群眾現在「把自由的法國和帝國主義的法國混合在一起」。阿姆魯什認為殖民主義的法國是「種族主義的、貪婪的、不人道和破壞性的」，它以「民眾的啟蒙者、基督教會的頭生女和世間各國的耶穌自居」。他還斷定，除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別無它途可以結束當前的危機。阿姆魯什從前的朋友雅克·厄爾貢在《世界報》上回應了他的文章，指責他誇大其詞。加繆贊同厄爾貢的觀點：「我完全同意您針對阿姆魯什所寫的東西。不要這個人，也不要他的觀點——每次我讀他的文章，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加繆覺得，像他和厄爾貢這樣「帶著執著的希望」真正熱愛阿爾及利亞的人少而又少。他告訴正為這場筆戰感到傷心的于勒·魯瓦，阿姆魯什是個危險的詭辯家。

加繆在他位於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辦公室里接見了幾位年輕的阿爾及利亞人，這些人是大學生聯誼會的，其中包括學醫的艾哈邁德·伊布拉希姆·塔勒布，此人和讓·塞納克一起主辦一本地下刊物。這兩個人都坐在椅子上。加繆對其他人說：

「照這樣下去，」加繆對吉里約說道，「獨立是不可避免的了。我要離開法國，到加拿大去。」

作為事實上的和自我想象中的被孤立者，加繆同時活躍在幾條戰線上，和他並肩作戰的還有其他少數派、來自國內和國外的「被流放者」。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他會見了一些校對員工會下屬的研究小組的成員。對方希望加繆更深入地闡述作家和「書籍工人」進行接觸的必要性，執筆的手和無產者的手相握也是薩特所主張的。拉扎雷維克、莫里斯·普瓦等人參加了會見。與會的還有與「書籍」和媒體相關的各個部門的代表。友善而熱情的拉扎雷維克這樣介紹加繆：「他是少數拒絕被腐蝕的作家之一。」

在普羅旺斯和索爾格河畔的利斯勒，加繆重新找回了內心的安寧：「這裏的風景滋潤著我，賞心又悅目。」在康福馬蒂厄的家裡，加繆和波爾熱一家待在一起，也感到十分輕鬆。他和夏爾在read.99csw.com呂布隆山嶺的公路上、柏樹林中散步，就像在希臘一樣，這裏的陽光和寬闊的視野都讓他心曠神怡。他甚至產生了在附近購置一座房屋的念頭。

蓬塞覺得，加繆在這個夏天已經「站到了悲觀厭世的邊緣」。他自認受到「虐待」。非共產主義的左翼認定他是個反共分子（或者是自發地反共，或者跟隨別人），還是個殖民主義者，因為他拒絕「民族解放陣線」的獨立綱領。在法國，媒體和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對他的看法都很一致：無論左派和希望「收編」他的右派都覺得，加繆最多不過是個滿懷理想主義的火星人。最具災難性的預言出自一向最謹言慎行的保守派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他新近出版了第二本論阿爾及利亞的小書：《阿爾及利亞和共和國》。該書詳細地援引若干經濟材料，力圖說明，儘管合作仍舊是必要的，但完全的一體化卻無法做到。阿隆從整個歐洲的視角來看待阿爾及利亞問題。他認為法國背上的這個包袱過於沉重，超過了它能夠帶來的收益。阿隆沉痛地說道：「失敗，莫過於喪失了和民族主義者和解的希望。放棄，則意味著排除與勢必獨立的國家進行合作。」而對加繆來說，法國人從此在阿爾及利亞的土地上受到排擠才是最大的隱痛。當蓬塞再一次提到他的沉默時，加繆皺緊了眉頭。他不想參加「簽署宣言之類的化妝舞會」，而寧願選擇更為有效的行動方式。事實上，他不是為不少被判處極刑的阿爾及利亞人爭取到了赦免嗎？他思忖著，救人一命，勝過「輕率地簽署那些毫無結果的宣言」。

他仍然為伽利馬出版社的審稿事宜忙碌，仍然在指導排演《對一位修女的追思》，這齣戲在比利時演出過，他還想把它介紹到尼斯去。他告訴格勒尼耶，自己最近會見過戴高樂，這位將軍即將結束他已經超過10年的政治真空期。

加繆還是退出了公眾事務，埋頭搞他的戲劇和小說。

作家進一步補充道：「小說發表以後我沒有收到哪怕一封工人來信，也沒有任何工會刊物要求准予轉載這篇小說。至於作品本身，我們發現沒有什麼工人會掏錢買它，也許這是因為書的價格太貴的緣故吧……」

「也不一定，」蓬塞回答說，「也許戴高樂會很強硬，用靈活的手腕逼迫『民族解放陣線』進行談判，以維護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的利益。」

「是的，以後我們的國會裡會有50個阿拉伯佬。」

作為一名關注社會問題的作家，加繆分析了自己的工作。首先得避免有「為工人做主」的心態，不要陷入伊利亞·愛倫堡式的陳詞濫調，或者以童子軍式的方式參与社會事務。作家必須直接面向最大多數的人，同時時刻不忘以藝術為本位。

加繆無奈地抬起手臂：

6月4日，戴高樂面對大批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模稜兩可地說道：「我理解你們。」加繆欣賞的演員皮埃爾·布朗夏爾寫信告訴他：6月6日在莫斯塔伽南，「前來聽戴高樂講話的群眾中有八成是穆斯林。這是一個被核實了的數字。」誰核實的？當地法國人舉辦的調查機構。《時文集》第三輯《阿爾及利亞紀事1939—1958》在6月16日以後上市，但銷售狀況不佳。6周以後，《世界報》登載了一篇讓·拉庫蒂爾的文章，該文除了評論加繆還討論了喬治·比多和塞爾日·布隆貝爾熱的新書。拉庫蒂爾對加繆尊敬有加，但也提出了批評，認為他「看待今日阿爾及利亞的方式不如他戰前看待阿爾及利亞的方式勇敢」。讓拉庫蒂爾感到惱火的，是加繆希望在「這場荒誕無稽的、介於麻痹和癲癇之間的對話」中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作家曾有勇氣「不躲避政治結論中的暗礁。我們得承認這些結論未能滿足我們的期望。……令人失望的是加繆提出來用以反對『阿爾及利亞國家』的理由。他曾在1955年寫道：『阿拉伯人民保存了他們的民族性，即與我們所不同的特徵。』因此，談論『阿爾及利亞國家』及其歷史根據，談論未來可能的獨立將引起的經濟上和人文上的後果是很有必要的。但『正義者』的作者卻自相矛盾地說：『談到阿爾及利亞，它的獨立完全是一個心血來潮的想法。阿爾及利亞民族（國家）根本還不存在。猶太人、突厥人、希臘人、義大利人和柏柏爾人都有權利要求領導這個可能存在的國度。』」拉庫蒂爾承認「《時文集》第三輯值得尊重和重視。」可事實上加繆兩樣都沒有得到。針對他的批評，他寫信告訴弗朗西娜：「他們催促我表態並非是為了阿爾及利亞的利益，而僅僅是為了將我置於不義之地。難道不是這樣嗎？這隻能讓我更清晰地表達我過去思考過的東西。怎麼對待我的敵人？要愛他們。阿門。」根據統計，《時文集》第三輯出版后10年只賣出32621冊，對加繆來說，這是一個可憐的數字。

這些大學生覺得加繆拿他們當小孩子。塞納克甚至很討厭他，覺得他是個懦夫。可等他們走後，蘇珊娜·阿涅利發現加繆雙手托腮，眼含著淚水呢喃自語：

他也對那些建議他離開奧蘭的人發火，嚷著說：

「目前，」他對蓬塞說道，「我們所有的基本自由都沒有受到威脅。假如有一天威脅真的來臨，相信我，我不會僅僅滿足於簽署宣言的，我一定會走上街頭，和工人們並肩作戰來捍衛我們的自由。」

加繆總是不斷地從希望走向絕望。他告訴馬萊，他已經不再相信自己是有用之人。

加繆的立場變得十分強硬。蓬塞覺得，馬克·洛里奧爾議員個人倡議，加繆附議的「聯邦主義」根本是個荒唐可笑的想法，它和現實的脫節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加繆的其他朋友如梅松瑟勒、夏爾洛、米蓋爾、貝尼斯蒂等人也憂心忡忡，他們覺得加繆已經不怎麼像阿爾及利亞人了。在哥哥呂西安面前，阿爾貝還說，他對戴高樂將軍存有某種期待。

「阿爾及爾……風中，士兵們蝟集在橋上，縮成一團，包著頭巾，軍容不整。」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駐軍將會達到50萬人。「人們不再耀武揚威，甘於苟且的日子來到了。這就是歷史。」

在他的第五次希臘之旅中，加繆重新找到了他夢想的神話的和現實的國度。他參加了當地的婚禮，享受著熱浪和大海的氣息，白色和藍色的房屋以及紅土地也讓他賞心悅目。可是他的身體發出了警報：「唉，我沒法繼續游泳了。我甚至不能像以前那樣呼吸了，不管多麼不舍，我還是離開了海灘，那裡曾讓我如此歡樂。」他想起了阿爾及利亞的海岸，在此時此刻中品味著往事。九-九-藏-書

「穆斯林在他們的國土裡不應該像外國人一樣活著，為實現此目標我進行了長久的鬥爭。可有誰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呢？所有的制度，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有他們的責任，無論是本土還是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都是如此。災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我堅信這一點……」

「畫畫的。」

加繆身上「政治人」的一面拒絕荒謬的阿爾及利亞局勢，也不顧一切，不顧任何人的非議，堅定地反對極端主義。在和蓬塞的這場談話中，他同時談到了希望，還有與之並存的絕望。

「就像在家裡一樣，咱們就坐地上吧。」

「是一個中間人讓我們會面的。戴高樂說非洲已經完了。法國人進入了一個沮喪失望、缺乏自信的時期。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我得站在一旁，也許我的榜樣能夠為兩三代以後的法國人提供點兒幫助。」

「當我們的兩個兄弟反目成仇的時候，」加繆說，「去挑逗其中任何一個人，這難道不是一種瘋狂的罪惡？一邊是明智的沉默，一邊是聲嘶力竭的瘋狂，我寧願選擇沉默。是的，如果一個人的言語能夠決定另一個人的生存，那麼沉默就並非全然消極的態度。」

加繆的《時文集》第三輯《阿爾及利亞紀事》中收入了一篇論聯邦制之可能性的文章，1958年4月17日，作家將該文的手稿捐贈給伽利馬出版社。差不多兩年來，加繆沒有在法國公開談論過阿爾及利亞問題，他的政治介入僅限於所寫的文章。或許，諾貝爾獎得主的身份將增加他說話的分量。他把過去20年來在《阿爾及爾共和報》、《戰鬥報》和《快報》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停戰呼籲」的全文盡皆收入這部文集。加繆堅信阿爾及利亞的兩大族群必須和平共存。5月8日，費爾哈特·阿巴斯放出風來，說談判的大門並未關閉。9日，勞爾·薩朗將軍致電科蒂總統，抗議任何可能放棄法屬阿爾及利亞的解決方案。同一天，加繆參加了讓·德·梅松瑟勒在藝術橋畫廊舉辦的畫展的開幕式。他為梅松瑟勒寫了這樣一段題詞：「如果我們可以談論純粹的繪畫，那它只能在這樣的作品中去尋覓：在那裡，濃淡明暗的變化、布局的考量、內容以及題材的統一性都能夠取得高度的和諧。然而這樣的技巧並不以表現它本身的魅力為目的。技巧的運用必得服從於表現非洲自然的需要，是自然為畫面提供了岩石、黏土、乾旱的土地，還有那大片濕潤的雲霧陰影，以及圍繞著白色的方形時空瀰漫的純粹的光線。」在畫廊里，加繆對記者們冷眼相向，這讓梅松瑟勒感到驚詫。

「捍衛勞動的權利，就是捍衛知識分子自身的權利。」加繆說道，「除了工會組織，哪裡還有讓勞動者相互結識的場所？然而目前產業工人的工會都被政治化了，至於作家工會，它根本就不存在。如何建立這樣的工會呢？答案是，得像你們今天所做的一樣，號召知識分子和某些研究小組一起參加辯論，創辦『人民大學』。」

加繆也向蓬塞轉述了自己和戴高樂的談話。他發現戴高樂成了悲觀主義者，他或許會贊同聯邦制的解決方案。戴高樂只會通過合法方式重新執政，問題是，這「該死的政黨制度」卻是塊絆腳石。

他提到了經濟起飛，建築業的蓬勃發展，還有石油的重要性。

這位貝爾古之子其實並不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受到孤立。9月，《證據》雜誌發表了一封一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寫給加繆的信：「大作《時文集》第三輯出版后沒有引起任何反響（這種沉默最後絞殺了這本書），對此我或許並不像您本人一樣感到驚訝……事實上這一切並不出人意料……您不僅道出了您對所謂阿爾及利亞問題的看法，而且必須承認，這種看法是公正的，您的表述也十分正確……這就是為什麼，先生，我從處於苦難中的、為您所深愛的阿爾及利亞向您致以友好的敬意，我仰慕您明智的頭腦和大無畏的勇氣。」甚至《法蘭西觀察家》也登載了一篇為加繆被放逐一事鳴冤叫屈的讀者來信：「我對貴刊沒有評論阿爾貝·加繆最近的三部作品《流亡與王國》、《反與正》和《時文集》第三輯深感詫異。對最後一本書的漠視尤其讓人不解，因為它涉及的是阿爾及利亞，你們的讀者每周都密切地關注著這個話題。該書的很多觀點都是我所不能苟同的，但無論如何，它的確值得一讀。」羅歇·吉里約在一篇小範圍內傳播的文章里悄悄承認了《時文集》第三輯的重要性。他寫道，加繆「以一種罕見的真誠、罕見的說服力，討論了這個讓他魂牽夢縈的國家……他的言論帶著內斂的激|情，也決不缺乏節制感和客觀性；他公正地傾聽雙方的理由，毫無偏私之心。」正是面對吉里約，為民生之多艱憂心不已的加繆慨然說道：

「那你說該怎麼辦？」

加繆依然住在聖喬治旅館。他每天都去看望母親。他又見到了羅布萊斯，還和穆盧·費哈奧恩談了話，這是他喜歡的作家之一。

進步主義媒體的立場讓加繆煩亂不已。他認為，長期以來《世界報》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態度都有欠公正。該報總編于貝爾·伯夫-梅里「支持放棄（阿爾及利亞）」。而蓬塞琢磨的是另外一回事：加繆，這位從前在《阿爾及爾共和報》和《戰鬥報》上公開捍衛穆斯林的權利的人，如今的立場卻為何自相矛盾？可加繆卻認為，左派有整整20年對「土著」居民蒙受的不公正視而不見，如今，他們又遺忘了位居少數派的「黑腳」，支持放棄政策。蓬塞覺得，加繆所以和左派拉開距離，一是因為他沒有左派那種「負罪情結」，更由於他念茲在茲的是法裔居民被排擠的處境，是「他身屬的族群的犧牲」，而這種犧牲是阿隆、布爾代，還有戴高樂都可以接受的。獨立的想法在加繆看來是現實的，但在倫ｈｔtｐs://ｒｅaｄ.９9ｃｓw•ｃom理和情感上又是不可接受的。蓬塞認為，儘管就長遠看加繆的想法比很多人都更清楚，但此時，在1958年，他看待阿爾及利亞的方式卻是「近視」的。加繆首先想到的是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和白人兩大族群，他們都該享有自己的權利。其實這再自然不過了：他怎麼可能擺脫在小學和中學課堂上學到的法國本土的「文明作品」帶給他的印跡和信念呢？還記得嗎，路易·熱爾曼先生給學生們展示過地圖，那上面用彩色標註出，阿爾及利亞也和法國本土一樣，有塞納-瓦茲省、羅訥河口省……

對加繆來說，1958年的開頭和上一年一樣糟糕。一天，平時向來準時的他沒有及時赴與羅布萊斯的約會。羅布萊斯擔心之餘，給蘇珊娜·阿涅利打了電話。最後加繆終於出現了。原來，他在計程車上突然呼吸困難，隨即中途轉往診所吸氧。後來一位醫生診斷說，他處於半窒息狀態。加繆又開始接受運動治療。弗朗西娜、卡特林娜、瑪麗亞和密都見證了他的不適。精神狀態陷入低谷的加繆看了精神科大夫，待在沙納雷伊街的寓所閉門不出，甚至一度想到自殺。呼吸困難、幽閉恐怖症也折磨著他。他在日記中寫道，自己「已被某種瘋狂所左右」。這段時間的日記也寫得乾巴巴的，僅限於列舉事實，就像一本航海日誌：

孟戴斯·弗朗士無法原諒戴高樂用議會政治的程序來包裝他的「政變」。但加繆在這個問題上不盡同意他的觀點。戴高樂迷住了他。儘管他不信任某些戴派元老如米歇爾·德布雷的作為（此人具有的蠱惑力十分可疑），但他並不認為戴高樂本人是個潛在的獨裁者。加繆和讓·達尼埃爾各執一詞，但他們都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性：非正統右派的代表戴高樂將會引導法國掙脫阿爾及利亞的泥沼。加繆沒有參加從巴士底一路走到民族廣場的反戴高樂遊行，他認為「法西斯主義不會借屍還魂的」。

即使問題和阿爾及利亞無關，他也有被多數派孤立之感。所以他告訴格勒尼耶：「我的敵人太多了。」

在編完《時文集》第三輯之後，加繆寫了這樣幾句「導言」：「在阿爾及利亞的才智之士的心中，近些日子可謂風起雲湧；新近發生的種種事態帶來了希望，同樣也引起了廣泛的擔心。但無論如何，事實本身並未改變，我們必須從此出發，走向那唯一可接受的前途：無條件建立在自由之根基上的法蘭西，應該不帶任何歧視、任何偏見地平等對待阿爾及利亞的所有族群。」這些文字寫于戴高樂將軍重返政壇前夕，它表達了加繆希望參与「消除毒害」的意願。作家自願遠離了「公眾的遊戲」，並且不無驕傲地聲稱是自己身上的某些弱點才導致了這種引退：「我缺乏那種決斷一切的自信心。」因此他甘心局限於一種理智的立場：「在保護自己免受攻擊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對手的道理。」他指責衝突各方說：「無論是針對平民百姓的報復行動還是對囚徒濫施酷刑，我們每個人都和這些罪行脫不了干係。」當然，法國政府的鎮壓也同樣如此。加繆也把矛頭轉向「民族解放軍」：「為了有益於世道，且能體現公正，我們必須同樣地、毫不留情地譴責『民族解放陣線』，他們對法國平民，以及在更大的程度上對阿拉伯平民發動了殘忍可恥的恐怖主義襲擊。」法國的「進步主義者」也沒有逃過加繆的譴責：「真相是什麼呢？真相是，我們的某些輿論竟然暗示說，阿拉伯人在某種程度上有割人喉管、殘害肢體的權利；而我們的另一些輿論則接受了對種種暴行的合法化。」他的批評姿態忽「右」忽「左」：「真正的左派知識分子，如果他們尊重自己的原則，就應該讓阿拉伯人明白他們的某些行為是可恥的。然而左派們沒有這麼做。至於右派，他們經常以維護法國榮譽的名義將很多恰恰有損於這種榮譽的事合法化。」加繆提醒某些左派要注意「廉恥」。他還想到了他的父親：「當一位支持『民族解放陣線』的法國人（他指的是像阿姆魯什這樣的人，不過他沒有點任何人的名）竟會表示，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一貫視法國為等待接客的妓|女，那麼就必須提醒這個毫無責任感的人：他所談論的那些人的祖父輩在1871年選擇的是法國，他們背井離鄉，從德國佔領的阿爾薩斯移居阿爾及利亞。40年後，他們的父輩在法國東部成千上萬地戰死。至於他們自己這一代，和無數北非穆斯林一起，在最近的這場大戰中，在各條戰線上為法國這個『妓|女』而戰鬥。」加繆從未忘記，他那於1914年戰死的父親真是原籍阿爾薩斯。

「可是我並未沉默，」加繆反駁道，「你是讀過我的《阿爾及利亞紀事》的。你也看到了被左派把持的媒體是怎麼絞殺這本書的。」

加繆興緻高漲。大家赤身裸體塗著橄欖油，在日光下沐浴。交談的話題不涉及政治，但加繆告訴雅尼娜，戴高樂的魁偉外表和氣質很有吸引力。作家並不知道，相當一部分在法國南方、巴利阿里和托斯卡納度假的巴黎知識分子都會指責他不顧正在巴黎和阿爾及爾上演的歷史風雲，在希臘的世外桃源中悠哉游哉。

他躲開了各種雞尾酒會和禮儀場合，不過答應以特邀嘉賓的身份出席法裔阿爾及利亞人組織的一次晚餐會。和「黑腳」們在一起讓他感到溫暖，雖然其中有些官員（如巴黎警察局長莫里斯·巴邦）、商人、作家和藝術家（如皮埃爾·布朗夏爾）以他法屬阿爾及利亞式口味看來，立場顯得過於極端，似乎世間非善即惡。一位退役的上校提到了加繆呼籲停戰的聲明，認為這是友愛政治的具體體現。同胞們始終在加繆的心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不幸的是，他在戰前結識的朋友們，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都已經疏遠了他。瑪格麗特·多布萊納、讓娜·西卡爾、雅克·厄爾貢都主張阿爾及利亞繼續屬於法國；而蓬塞、梅松瑟勒、貝尼斯蒂或者西姆內則認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是無法避免的。安德烈·羅斯費爾德的書《阿爾及利亞的藍圖》其時正在當地廣泛傳播，該書主張法國保留阿爾及利亞，並寄希望于「黑腳」和穆斯林之間的友愛：如能實現，這將是一場革命，一個人間奇迹——在後來的某個時刻，羅斯費爾德將會廣為人知，因為他在騷亂和政變期間領導了廣播電台。在那本書的開頭和末尾，羅斯費爾德插入了「致一位巴黎友人的來信」，這個「友人」曾拒絕支持「黑腳」們的反抗，並且自5月13日以來一直沒有發表任何言論。至於羅斯費爾德本人，他主張建立一個「多族群、跨歐非兩洲」，包括法國和阿爾及利亞在內的國家。可是，他已經做好了流亡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