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巴黎都在私下傳說，馬爾羅會把「法蘭西喜劇院」交給加繆，他將被任命為該劇院的經理。可這並非事實。馬爾羅並未陷在他「想象的博物館」以及手中或真實或虛幻的權力中，從而失去現實感：加繆的確已經證明了他作為作家和導演的才能，可說到管理者，那是另外一回事。

羅藏曾有這樣的想法：「既然我們期待彼得·布魯克同意讓這齣戲在百老匯上演，那您為什麼不想藉此良機革新巴黎戲劇界的舞台布景風格呢？如果一齣戲在巴黎和在紐約上演的時候，道具背景都一成不變，那不是太單調了嗎？對彼得來說，在這邊完成的工作，到了那邊就會打折扣的。」演戲就像調製蛋黃醬，不管味道好不好，時間久了配料總得有所變化，才能吸引顧客。

加繆非常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主題，同時，打劇本一開始，就向他的敵人和友人們發出種種眼色。全劇一開始，強烈的聚光燈就對準了敘述人（他的角色相當於莎士比亞戲劇中念出序曲的旁白敘述者）。敘述人把帽子拿在手上，站在幕前——加繆特彆強調，他彬彬有禮、語帶反諷，同時又無動於衷——開始描述斯特潘·特羅菲莫維奇·韋爾霍文斯基教授，此人「很有尊嚴，在流亡和苦難中不失思想家的風度，只是，每年有三四次，他會陷入抑鬱的狀態。」獲得諾貝爾獎不到一年的時間，敘述人安東·格里高利耶的話「一個人不能既愛他的妻子，又愛正義」會讓人想到什麼呢？《西西弗的神話》的作者大概也會像基里洛夫在第三場里那樣講話：「對那些使人們不敢自殺的理由，我很感興趣。」斯塔夫羅金自我分析道：「我已經結婚了，所以不可能再娶另外的女人，或者向另外的女人求愛。」斯塔夫羅金沒有離婚，而加繆卻老有離婚的念頭，還和弗朗西娜的姐姐克里絲蒂安娜談過此事。克里絲蒂安娜對加繆的計劃毫無熱情，因此，他不再寫小說也就不足為怪了。

《群魔》上演的收益無法充抵排演的支出。在綵排之前，劇團經理西蒙娜·貝里沃就很憂慮：「我們做得很成功，可是這齣戲的長度也許會把事情搞砸的。」為了彌補虧欠，眾人要求文化部門出面斡旋，希望財政部能夠減免賦稅，可財政部的人很難打交道。50年代的法國戲劇界就是如此寒酸。不管怎樣，《群魔》還是開始了自己的巡迴演出。從4月開始，為勞動劇團的朋友們所鄙視的演藝主持人馬塞爾·卡爾森蒂就對劇組發出了邀請。他自稱30年來走遍了法國、瑞士、盧森堡、比利時、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在和加繆共進午餐時，卡爾森蒂帶來了馬爾羅的建議，馬爾羅希望推動戲劇革新，推出一批實驗電影和實驗劇。加繆很清楚「實驗劇」一語的「威懾力」和精英性質：如果實驗時「只做不說」豈不更好嗎？相比之下，他更喜歡「新戲劇」一詞，因為後者「能夠包容一切，而不會把事情搞砸」。羅藏和加繆為了尋找屬於國家的演出場所四下奔走，疲累不堪。馬爾羅的顧問、作家皮埃爾·莫瓦諾以及負責戲劇事務的官員喬治·埃勒戈奇要求羅藏提交他們的方案。可加繆有點不耐煩了，他一向不喜歡別人對他的選擇指手畫腳。他寫信給羅藏：「提到埃爾科齊，我覺得他在嘲笑我。他睜著眼睛說瞎話，還沒有弄清楚戲劇是怎麼回事，就推薦貝爾加曼的作品，可這個人的法文譯本根本無法改編為可以上演的劇本——這麼做難道就是他的抒情風格？再說我敢肯定，他根本沒有和『赫爾伯特』劇院商量過。」怎麼才能讓加繆的計劃被安排進國家的預算呢？莫瓦諾加緊做馬爾羅的工作。加繆本人希望得到雷卡米耶劇場作為演出場所，但未能如願。馬爾羅其時正在重新安排對戲劇界的資助計劃，他將一個劇場批給了讓·維拉爾，這件事激怒了布洛克-米歇爾等加繆的友人：既然維拉爾已經有一個國家資助的劇場，為什麼馬爾羅還要另外給他安排一個，讓他來搞什麼實驗劇？相反，加繆手中明明連一個劇場也沒有，馬爾羅卻只給他一個空頭許諾。事實上，加繆需要的是堅定可靠的資助。在他看來，戲劇得到國家的支持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不久，他和擁有「中學」劇場租約的格拉蒙夫人展開了談判。九_九_藏_書

加繆酷愛戲劇。他甚至常常去看大吉尼奧爾，那兒經常一連上演三四部滑稽短劇，情節恐怖，還帶著挑逗性和血腥味兒。

排演過程還算順利。加繆很喜歡看著一齣戲慢慢成形的那種感覺。日子久了，漸漸他也感到疲憊，儘管沒有明顯地表現出來：「排演過程讓我煩悶。老實說，我不喜歡重複。」但他還是很快克服了消極情緒，恢復了工作狀態。排演是在1958年11月末開始的。根據工作流程，首先是「桌邊的閱讀」，然後才是「動作」。加繆對皮埃爾·布朗夏爾等演員說：

皮埃爾·馬爾卡布呂在《藝術》周刊上表達了自己的失望。海報上沒有說錯，這是加繆的戲，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哪裡呢？他被遠遠地擠到後面去了。事實上，這位敏銳的批評家既沒有在戲里發現俄羅斯作家，也沒有看到法國作者的身影。「《群魔》很有激|情，有良好的願望和青春般的真誠，它讓我們想到一位年輕的大學教師，他花了兩年的光陰，執著而熱忱地將自己喜愛的小說分割成不同的場景，好給自己的學生提供一幅簡潔而完整的作品圖景，讓即便最懶惰的學生也能理解原著。這是一次由演員來演繹的文學原著通俗版。」馬克斯·法瓦雷里給晚報《巴黎通訊》——該報喜歡引導觀眾到劇院訂座，但影響力有限——寫了一篇四平八穩的評論，稱讚《群魔》人物塑造出色、編導很有勇氣、布景簡潔適度、演員陣容強大，「可是不管怎樣，這些俄國人讓我們精疲力竭。」居伊·勒克萊爾在《人道報》上的文章站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觀點上，同時指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加繆，只是稱讚了演員和舞台效果。在《解放報》這份由法共資助、艾馬紐埃爾·達斯蒂耶主編的日報上，保羅·莫雷爾從政治上展開了抨擊：「目前，西方文學界有一股借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反對馬克思的潮流。義大利小說家莫拉維亞在他剛剛出版的《蘇聯一月紀事》中直截了當地說：『在俄國，過去90年來，我們一直目擊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馬克思之間的較量。』」莫雷爾接著談到了戲本身：「在《群魔》的戲劇版中，阿爾貝·加繆用那慣有的、為他贏得國際聲譽的拘謹而含混的風格，充分地向我們證明了這一點。」讓莫雷爾不滿的是，加繆的演出計劃「暗諷左派正在失去它們的力量，特別是法國的左派」。莫雷爾憤怒地指責道：「對一個曾經是……並且現在仍然像披著左派的外衣的人來說，這樣做是不厚道的。」他好像在呼籲《解放報》的讀者：千萬別忘了《反抗者》。對法國共產黨人來說，意識形態鬥爭真是無處不在，即便報上的一個戲劇專欄也不能逃脫它的天羅地網。正統的共產黨人此時正在品味1958年剛剛頒給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諾貝爾文學獎。帕斯捷爾納克感謝了諾貝爾評獎委員會，但在蘇聯政府的壓力下，拒絕接受獎金。畢竟，《日瓦戈醫生》並非共產主義的辯護詞。

在新的劇團中，加繆希望管理層能夠保持團結。「未來被確定上演的劇目最好是『裸劇』，意思是說，被指定的導演可以為這齣戲組建他的管理和執導班子。」對企圖租下一個劇場的人來說，大權獨攬、萬事不要劇場原主人插手，這可是一個苛刻的要求：加繆不是正和格拉蒙夫人談判嗎？那他最好建議對方出外度假。可是如何為新劇團組建一個穩定的核心團隊呢？長期上演一齣戲，這要求編導和演員陣容不能輕易變化，當然，這並不排斥必要時外聘一些人員。在硬體方面，加繆還想擁有面積較大的舞台，配備中等規模的吊空布景，以便上演《奧賽羅》這樣的劇目。劇場最好有700個座位。加繆想到了「赫爾伯特」、「文藝復興」、「曖昧」、「巴黎滑稽歌劇」，以及「王宮」等劇院。《群魔》在安東尼劇院上演時很賣座，加上巡迴演出，總共上演了超過600場。一出具有實驗色彩的戲將會在左岸獲得更大的成功機會。reａd.９9ｃｓｗ•coｍ

加繆和羅藏為尋求資助，也為尋找合適的劇團和演員而四處奔走。不過這並非易事：法國的劇團一般很少能得到經濟補助，只有少數演出場所例外。根據估算，《群魔》的開支會在2000到2800萬法郎之間，這筆錢最後好歹有了著落。米歇爾·伽利馬參与了此事。本來，有可能邀請一位名叫拉爾斯·施密特的瑞典裔美國人來擔任財務經理，但加繆拒絕了此項動議：「我不喜歡用我的名頭打廣告，也不想讓法國的戲劇舞台變成人家的殖民地，靠美元和瑞典人的光環過日子。」有十幾家劇團，包括「曖昧」、「王宮」、「文藝復興」和「赫爾伯特」在內都不肯和加繆合作。于連推薦了薩拉·伯恩哈德，並且毛遂自薦願承擔演出重任。可接下來又遇到了新的問題：作家相中的幾位演員都沒有合適的檔期。加繆一無所有，只有所謂的名氣（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如此），於是他只好獨自扛起重任。……作為一名現實主義者，羅藏認為這齣戲勉強可以「運作」，但她的預期並非都是樂觀的。劇本的長度首先就讓她感到不安。讓-路易·巴洛特對這齣戲表示了興趣。於是大家準備了一份風險協定，規定不管演出的結果如何，有收益五五分成，出現虧損也各負其半。 可事到臨頭巴洛特又打了退堂鼓。加繆最後和安東尼劇院的女經理西蒙娜·貝里沃簽訂了合約。在演員人選方面，他仍然有自己的偏好。根據默契，瑪麗亞·卡薩雷斯已經不在加繆的戲里扮演任何角色，為的是不刺|激弗朗西娜。加繆選定皮埃爾·布朗夏爾飾演斯特潘·韋爾霍文斯基，米歇爾·布蓋演韋爾霍文斯基的兒子，皮埃爾·瓦內克飾演斯塔夫羅金。此外，瓦爾瓦拉·彼特洛夫娜·斯塔夫羅金的扮演者是塔尼婭·巴拉肖娃，卡特林娜·塞萊斯扮演瑪麗亞·特羅菲耶芙娜·勒皮阿基納。海報終於登了出來，演員名單赫然在目，全劇定為3幕22場。在列印稿的劇本準備就緒以後，米歇爾·布蓋有幸先睹為快，作品打動了他，但他也對加繆分配給他的角色提了一點意見：他本來是想演韋爾霍文斯基一角的。不過他並未固執己見。這齣戲中也有一些不那麼有名的演員，如夏爾·德內、羅歇·布蘭、尼科爾·凱塞爾等。羅藏還推薦了達尼埃爾·伊夫內爾、瓦倫丁娜·戴西耶，以及弗朗索瓦絲·羅塞。

加繆在舞台後面給演員們打氣。他遞給布朗夏爾一張插在上衣口袋裡的俄羅斯手絹，好讓他的服裝增添一點色彩。20點10分，演出正式開始。姍姍來遲的人很多，包括巴黎警察局長巴邦，他到場就座的時候，正趕上舞台上的一位苦役犯在喊：「我需要一本護照！」全劇上演的時間是3小時25分鐘，中間有兩次較長的幕間休息，觀眾們可以喝伏特加或者威士忌。等到劇終幕落，已是午夜時分。

1959年1月30日，《群魔》首次上演。作為一項特別的禮遇，前戴高樂將軍辦公室主任喬治·蓬皮杜和負責文化事務的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參加了最後的綵排，並且禮貌地表達了對這齣戲的興趣。正式演出那天，路易九*九*藏*書·阿拉貢和愛爾莎·特里奧萊坐在前排正中，四周都是巴黎名流。

馬約將布景安排得井井有條。加繆喜歡有風格的裝飾、道具和服裝，就像當年在勞動劇團時一樣。作為導演的加繆不只是一位重操舊業的作家，還是一位運用新語言的創造者。他注視著人物身體的動作，鼓勵演員在身體姿態方面下工夫，而在這個年代，其他導演主要關注的還是台詞念白。加繆從不把什麼教條奉為絕對的律令，也不用同樣的模子去套不同的演員。在很多演員面前，他都顯得十分寬容、隨和。

《群魔》正式演出之後，加繆依然經常到場。這是導演們的責任，事實上有些導演會一場不落，觀看所有的演出。在劇終之後，他會找到卡特林娜·塞萊斯。作家沒有演員們的那些小迷信，可他有他們的幽默感和氣質。在《群魔》的第100場演出里，他把水偷偷地換成伏特加酒。專心演戲的布蓋毫無察覺地喝了進去，結果倒霉的是「斯特潘諾維奇」，他醉得一塌糊塗，語無倫次。加繆很了解演員的心理，知道他們需要安全感；於是，他有十多天時間沒有來劇場，寫了10張「條子」，讓舞台監督貝勒蘭張貼出去，從此，每天晚上演員們都能收到加繆的簡訊：「鼓起勇氣，堅持到底！……」

巴黎媒體的反應各不相同，但都對這齣戲表達了敬意。《費加羅報》的主筆讓-雅克·戈蒂耶是有影響的保守派人士，他尋思的是，自己的文章的基調應該是表達讚美，抑或沮喪？他稱讚《群魔》是一部生氣勃勃的劇作，布景豐富多變，具有探索精神。但他認為這主要是一種「奇怪的文學和戲劇經驗」。至於初演之夜的成功，主要應歸功於布朗夏爾。戈蒂耶尖酸刻薄地說：「我驚訝地發現，卡特林娜·塞萊斯小姐竟然放棄出演《緞子鞋》中間的普埃茲而屈尊扮演瑪麗亞，這樣的選擇很難用她在表演藝術上的雄心來解釋——想想如果一位悲劇演員不去演俄底浦斯王而選擇卡西莫多會引起多少猜測吧！」這番話讓加繆勃然大怒，幾乎想和戈蒂耶進行決鬥。

從此，作家滿足於觀察和傾聽，不再主動干預。讓布朗夏爾感到滿意的是，他終於明白了，演員不經意間摸索出的一個動作、一個聲調，常常比導演機械的指令要更加有效。加繆相信劇本不是用來禁錮人的，他放任演員們去自由發揮。某些導演會預先在筆記上規定好一切細枝末節，可靠了布朗夏爾，加繆在排演中並不指定語調之類的細節。在需要討論的時候，他更多的是去找卡特林娜·塞萊斯，後者也喜歡徵詢他的意見。儘管有時精疲力竭，但自《輕蔑的時代》以來，他還從未像指導排演《群魔》時這樣像一個地道的導演。在每天開工之前或者休息的時候，他總是在電唱機上放幾段俄羅斯民間小調，營造歡快輕鬆的氣氛。

加繆想到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俄國，想到了俄國人和法國人的心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寫道，「此人既不喜歡社會主義，也不喜歡一般意義上的人文主義。作為將《群魔》改編為劇本的人，我在發現這一點之後獲益不少。不過他在日記中提出了一種福音式的共產主義，這種思想，我們可以把它歸入最寬泛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因為它不同於自由主義，而是植根于『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這樣的理念。而這也正是我想表達的東西。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對馬克思，因為後者提出的是一種傲慢的社會主義，中間沒有包含愛、罪等不可缺少的概念……很明顯，他心目中的答案並非是耶穌加馬克思，而是耶穌加俄國人民。」

戲劇是多維度的活動，涉及到純粹文學和藝術，也與技術和資金有關。加繆把自己的改編本提交給一些職業人士，聽取他們的意見，當然主意還是他自己拿。在加繆的戲劇團隊中，由瑪麗亞介紹給他的米什里娜·羅藏是最先讀到《群魔》劇本的人之一。加繆很信任她，向她徵求意見。「我讀了您的劇本，很受吸引。」羅藏這樣對他說。接著她坦率地補充道：「很慚愧，我沒有讀過小說原著。」不過，在一定會到現場觀看演出（如果加繆本人登台的話）的人中間，她並非唯一一位沒有讀過小說的。從某種程度上講無知也是有益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就能直接面向劇本。它的節奏的密集度恰到好處，很睿智，令人感動。從技巧的角度來看，我覺得這齣戲的難度很高。您滿懷激|情地投入了進去……我曾經琢磨過，它會不會htｔｐｓ://rｅad•99csｗ•cｏm缺少某種『尖刻』的元素。」

加繆對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小說進行了大量的發揮。可發揮是忠於原作者之意圖的，因為正是陀氏本人在其筆記中寫道：「激|情、強烈的衝動。毫無冷靜可言，也沒有任何在拜倫之後流行的東西。渴望無節制的感官享受，渴望經歷狂熱不可遏制的生活。感官和精神的極大滿足。……偷竊、做強盜的快|感，自殺的快|感。」

在通俗喜劇方面，加繆最喜歡的便是大吉尼奧爾和埃迪特·彼亞夫在波比諾歌廳的演出。自1953年10月以來，他一直致力於自己最雄心勃勃的戲劇改編計劃，即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群魔》搬上舞台。加繆為此作了很多筆記。第一個版本將是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演出，當然這比克洛岱爾的《緞子鞋》還是要短一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加繆心中的分量幾乎和托爾斯泰一樣重：「《群魔》是我最看重的四五部文學作品之一。可以說，我在不止一個方面受益於這部小說，它幫助我形成了自己的風格。差不多20年前……我就在舞台上看見它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計劃中，加繆想把「這部諷刺喜劇改編為正劇，最後再改為悲劇」。陀思妥耶夫斯基創造的人物「既不怪異，也不荒誕，他們和我們類似，與我們有同樣的心靈。如果說《群魔》是一本預言書，這不僅僅是因為它預告了我們的虛無主義，還因為它展示了分裂的、僵死的靈魂。」在加繆看來，劇本的中心是靈魂的冒險，即薩托夫的被害和斯塔夫羅金的死。後者是一位「當代英雄」，而《群魔》則是一部「有現實性的作品」。加繆告訴卡特林娜·塞萊斯：「極端的氣候，無論是嚴寒還是酷暑，都是導致越界和過度的自然氛圍。」

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羅貝爾·康普的言論抵消了《費加羅報》的謬論。康普毫不遮掩自己的興奮，他在《世界報》上的文章一開頭就熱情洋溢地表示：「我們可以肯定，這個戲劇季節決不會慘淡收場，因為我們有了《群魔》，這部美妙、令人震驚的演出！……阿爾貝·加繆先生令人生畏的事業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一切擔心和不著邊際的議論都被證明是多此一舉。」

新的劇團將擁有一批保留劇目。加繆打算安排三出全年周而復始上演的戲，其中至少一出是現代戲，每年上演210場。加繆表示，「如果有可能在一年裡找到三出這樣的現代戲，那麼就不再安排古典劇目」。羅布萊斯會不會有自己的作品？也許，因為他正在寫《為一位反抗者的辯護》，這個劇本是根據在阿爾及爾被處決的共產黨員伊夫東的故事創作的。加繆催促羅布萊斯儘快完成他的作品。

「你們覺得該動就動，覺得該坐下就坐下。按照劇本給你們的靈感去做就好了。」

《群魔》的舞台改編版就這樣捲入了東西方冷戰的漩渦。一切事物都得通過政治的有色眼鏡來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對俄國的前景感到恐慌，加繆則在蘇維埃帝國的警察社會面前驚懼不已。

為了打磨新的文本，加繆使用了鮑里斯·德·施雷澤長達900頁的小說譯本，還特別借鑒了斯塔夫羅金的懺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手記。其實，改編的過程也是加繆在事隔多年以後對自己早期經歷的一番回顧：《西西弗的神話》中有整整一章是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基里洛夫及其「邏輯自殺」理論的分析；而紀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書，他在年輕時也曾瀏覽過。從1958年4月起，加繆正式開始改編《群魔》。為了順利地進行寫作，他考慮在南方購買一座宅子，而劇團的資金問題也不斷困擾著他，正如他在致劇團經理米什里娜·羅藏的信中所說，「我想這些計劃不可能都得到圓滿的實現。」劇本本身當然是基礎，加繆在第一稿的基礎上繼續刪減，演出時間被縮短到4個小時，包括7場，全劇共有23個人物；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手術——須知陀氏小說中有44個有名有姓的人物，甚至第一稿劇本中也還有28個。加繆取消了若干次要的插曲，也隱去了總督和作家卡爾馬茲諾夫等角色。要在舞台上表現暴亂的場面是很難的。加繆就像寫作《亨利五世》時的莎士比亞一樣，要求觀眾原諒他無法在舞台上再現戰爭場景，而要求他們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從而免去演員「揮舞四五把銹跡斑斑的鐵劍」的無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本身就是「分鏡頭」的，這正是加繆尋找的「戲劇體小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就斯塔夫羅金這個人物說過：「我是在場景、動作，而不是在推理中表現他的性格的。」hｔｔｐｓ://rｅａｄ.9９cｓw•coｍ

蘇珊娜·阿涅利發出了這樣的嘆息：「加繆，要麼我們就看不見這個人，要麼就看見他大聲抱怨文學帶給他的痛苦……我覺得一切和文學有關的事情都讓他煩惱，於是我故意讓其它一些事情也拖拖拉拉的，好分散他的注意力。」這位秘書憂心忡忡：「這樣下去可不妙……試驗劇會讓他完全離開文學。這樣一來我們就該分手了。說真的，我覺得那一天離我們不遠了。」「母鹿」（這是阿涅利的外號）的確擔心，如果一味沉迷於改編劇本，那他就不再（是永久，還是暫時？）是一位原創性的作家了。

「這才是戲劇呢，」加繆說道，「我們剛剛看到了埃斯庫羅斯和普勞圖斯，要是有一天再出現一個莎士比亞，我不會感到驚訝的。他會用取消幕間的方式來上演劇目。」

加繆列印了一份5頁紙的「新戲劇理論方案」。這樣的篇幅足以顯示他的誠意和認真精神了，但要滿足官僚機構的要求卻還不夠。他想建立一個專門上演經典作品的劇團。新劇團將把各個時代的偉大劇目搬上舞台，包括古希臘的悲劇，西班牙黃金時代、英國伊麗莎白時代以及法國古典主義和新古典主義時代的戲劇。1958年的加繆，彷彿又回到了1938年。作為劇團的經理，加繆還想倚重國外近些年來新出現的作品，他想邀請一些「出於各種顧慮，或是因律己過嚴而遠離戲劇的作家」來寫劇本，他會向被邀請者保證，「他們的作品會受到認真的閱讀，可能的情況下將以理想的方式被搬上舞台」。他對皮埃爾·莫瓦諾談到了他的「巴黎戲劇」，這主要指的是「閣樓劇」。在設想中的劇團中，那些與加繆一起工作的年輕導演們必須為唯一的劇本工作，演員們也一樣。「劇本的語言質量將是決定劇本入選與否的第一條標準。」加繆想反抗「那種在我國流行的得過且過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