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目中的左派，是代表正義、自由和尊嚴的力量。至於那些連篇累牘的套話、毫無獨立性可言的意識形態紛爭，以及以新舊左派自居的各個政黨及其政治活動，一概與他無關。同時他也並不接受別人把他划入右派。

「你們要彼亞的地址做什麼？」

在塞巴斯蒂安-博丹街，阿涅利處理、篩選著來自各方的請求和提問，其中有些問題只能用荒謬二字來形容。12月16日，她收到這樣一封電報：「回電資費已代付。請回答第一個問題：元月1日前的10天時間您如何安排？第二個問題：您的下一個10天有何打算？」

在魯爾馬蘭的鄉間，加繆一路徜徉於平原和高地之間，他穿過山谷、石灰岩構成的懸崖和風化坍塌的岩石，走過亂石嶙峋的荊棘地。發現了許多坐落在山間高處的村落。在這個地區，除了醜陋的聖古爾的隱修之處，幾乎所有的村莊和紀念建築都富有魅力；如果走在連接魯爾馬蘭和波尼厄的斜谷中，人們甚至會有置身卡比利亞山區的感覺。密住在兩個村莊中間的一間農舍里。當他的岳母一家人來到時，加繆便離開外出「散步」，每次回家以後胃口都出奇的好。克里絲蒂安娜當然心知肚明這是怎麼回事。

「啊，加繆先生！您沒有說過您是名人，可我現在明白了，我看過您的電影。」

1月3日，加繆就他的信件的事打電話給他的秘書。他已經決定拒絕任何「多餘的要求」，請「母鹿」為此準備一封標準的謝絕回函。臨走時，他和以往一樣，將房子的鑰匙交給吉努太太，她正在感冒。

12月29日，加繆寫信給人在丹麥，正準備返回巴黎的密：「這次令人傷感的分離至少讓我們明白，我們彼此是多麼需要對方。我過去就知道，現在我更清楚這一點，我是多麼依賴你啊。我滿懷熱情地等著你，我親愛的、熱情的女孩，我的心上人！在你讀到我的信的時候，我們只剩下兩三天就可以團聚了。」

艾克斯-普羅旺斯的法國研究院請求加繆前去演講，對外國學生談談他的作家生涯，他接受了邀請，時間定在12月14日。不過他堅持說，他要談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什麼「靈感的啟示」。有人提了一個書面問題：您是左派知識分子嗎？加繆的回答是：

加繆：「我支持聯合起來的歐洲，也主張歐洲和拉丁美洲，稍後還要與亞洲和非洲實現聯合，不過前提是民族主義的病毒已經失去效應。」

「寫小說。」

「初領聖體一般是在什麼時候？」

11月20日晚上9點30分，加繆告訴密：「我幾乎整天都在工作，可說真的，孤獨太難熬了。我愛生活，我愛歡笑，我愛幸福，我還愛你，你代表了所有這一切，並且還不止這些！讓自己戴上鎖鏈，將自己囚禁封閉起來，這太違反我的天性，太違反我血管里流淌的力量了。但願，我看到自己正在工作，而且已經證明工作是唯一能治療我那可惡的散漫症的方法，就能從此心平氣和！可是我做不到。我心煩意亂，六神難安，咬牙切齒，非得用手拽住自己的脖頸，才能讓自己回到書桌前！昨天，因為在外面閑逛了半個小時，我高聲斥罵自己長達五分鐘。接著，我便老老實實、灰溜溜地重新開始埋頭工作了。

加繆寫信告訴卡特林娜·塞萊斯自己的苦悶：「孤獨的滋味真不好受。在冬日的孤村，田野里空空曠曠，除了午飯時分，我整天看不到一個人。對寫作來說這是一個理想的環境，我也的確工作得不錯。可煩惱總是無法擺脫，它永遠潛伏在那裡……我看著美麗的景色和面前雪白的紙頁，想到自己要走的路，不由得感到沮喪；然後我又鼓起勇氣，忘記剛才的膽怯，可要不了一會兒我又覺得自己寫的都是些徒勞無益的蠢話。我不顧一切地重新開始，在原地轉著圈，想著我要做的事情，可苦苦思索之後還是得不到答案。我仍然沒有放棄努力，有時，靈感忽至，一點點光亮透過迷霧，雖然無法照亮一切，但暫時趕走了那無休無止的痛苦，我不由得快活地喊叫起來。儘管絲毫不能讓自己滿意，但不管怎樣我還在前進。我前進的目的是為了證明我在前進，證明我做了這些事情，證明我依然在這裏努力，而不是為了證明我有什麼天才，因為我壓根兒不相信什麼天才，只相信時間的付出……為了工作，得懂得自我節制，不能在意享樂吃喝。不工作的日子是我無法忍受的……我繼續工作，但成效不大，說真的，我不該堅持這樣的節奏。長期的孤獨和緊張讓人精疲力竭，我唯有儘力支撐罷了。時間很緊張，可上帝創造世界也只用了5天……我不知道自己該幹什麼。我苦苦堅持。唉！藝術家的生活是艱難和不幸的，也是無法替代的……還有不到半個月，全家人就要到魯爾馬蘭來，我得好好利用之前的這段時間……我覺得，寫作的功能在我身上被過度開發，現在已經瀕臨枯竭。這是作家的失敗。已經有3天時間，我文思枯澀，毫無進展。不過我還是希望，在回巴黎之前，事情能有些轉機。」

「我正在寫一本關於我的家庭的書。我很滿意，自己的活兒幹得還不錯。」

加繆在隱退之前還有一本小說要寫，有第二個戲劇生涯需要完成，他還有一個新出現的女伴。作家另外的女人們早已習慣了他的風流。弗朗西娜的身體狀況不錯，她仍在馬塞爾·普魯斯特學校教數學。加繆曾試圖讓她置身事外，免受傷害，他也部分地做到了這一點。他的新生命將在46歲時重新開始。加繆對所有的女人傾訴著他對衰老的恐懼——當然，首先是他自己的衰老。

這一天，1月4日，馬爾羅的顧問皮埃爾·莫瓦諾從文化部寫信給作家：「親愛的加繆，我多麼高興地通知您……」加繆終於得到了他的劇場。他生前的要求有8個月時間都沒有得到批准，但最後的結果是積極的。那天下午，羅歇·格勒尼耶照例去雷奧米街的《法蘭西晚報》編輯部，他比平時到得晚些，在樓梯上正好撞上報社的一個秘書：

「要麼就這座，要麼就什麼都不買。」

加繆：「多奉獻。停止仇恨。」

30日，他又寫信給卡特林娜·塞萊斯：「天氣不錯，有點兒風。我希望風能吹走我的感冒。我關上了書頁。和全家人，還有沒完沒了的來訪者在一起，根本沒法工作。……一直到星期一，我都只好悠閑度日。我希望能在巴黎重新開始，要是不行，那我還得外出……」同一天，他還寫信給瑪麗亞·卡薩雷斯：「這是最後一封信，是想告訴你，我星期二到，坐汽車走，星期一伽利馬家的人和我同行（他們星期五來我這裏）。我一到巴黎就給你電話，可咱們也許現在就可以說好，星期二我們共進晚餐。當然，考慮到路上可能的耽擱，我還得在電話九_九_藏_書里和你確定晚餐的時間。我給你送去一箱子祝福，願你永葆青春，願你的小臉永遠美麗，這麼多年了，我是多麼愛它啊（我也愛看你臉上憂鬱的表情）。我把你的支票放在這信封里，願這封信帶給你我心頭所有的陽光般的激|情。

他們一行人途經康福時，停車看望了馬蒂厄一家。加繆再次表示，他過一個星期就會回來。看到法塞爾·維加汽車的強勁馬力，雅克·于爾班吃驚不小。

「兩個人一起干，活兒就輕鬆多了。」

弗朗西娜問加繆，他是不是準備繼續住在鄉下，聖誕節的假期，她能不能帶孩子們一起來這裏。加繆回答說：「是的，我想留在魯爾馬蘭，因為我一點兒也不想回巴黎，而且我也想儘力多寫點東西，沿著這已經開始的盲目的軌跡走得更遠些……來訪者們不會打擾我，可是他們的離去讓我高興。」他說的是密和羅貝爾·塞雷索爾，他們兩人在魯爾馬蘭待了幾天。「我很高興過幾天沒人說話的清靜日子，可以深入地寫作……這沒什麼複雜的，我很高興你們能來，而且我確信這不會幹擾我的工作。」

「我在田野里遛了一圈。」

加繆無意再成為約拿。不過，對那些嚴肅的問題，通常他還是會給予答覆。有人請求他和莫里亞克、薩特、伯特蘭·羅素及馬丁·布伯一起簽署一份致艾森豪威爾總統的請願書，內容是為莫爾頓·S·索伯爾聲辯，這位年輕的學者就像埃塞爾和朱利斯·羅森博格一樣，以蘇聯間諜的罪名被判處死刑。加繆對這個要求表現得很謹慎：「我很不了解索伯爾事件的來龍去脈，因此我無法公開宣布堅信他是無辜的，就像我無法確定他是有罪的一樣。」

加繆：「已經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也沒有純粹的共產主義。權力是可以共處的，因為它們相互畏懼。」

新的生活需要新的框架。加繆想搬離沙納雷伊街。朋友和熟人們都在幫他尋找新的住處，最好是三間大房，四間中等大小的也行。羅藏拿了一張街區表讓他填寫。他的回答是，優先選擇聖日爾曼地區，最好臨近國民議會，離沙納雷伊街不要太遠。然後依次是萬多姆廣場、聖路易島、蒙帕納斯、歌劇院、盧森堡公園、植物園等地……如果自己買房，加繆準備投入300到600萬法郎，「當然，最好不要花那麼多」。

這裏的葡萄園和魯伯隆山谷讓他想到阿爾及利亞的平原和山嶺。沃克呂茲省的魯爾馬蘭和君士坦丁的孟多維一樣，當地農人喜歡種紫葡萄。人們在餐桌上吃的則是白葡萄、子粒飽滿的黑葡萄以及美味的漢堡麝香葡萄。有了新房子，加繆想經常把母親接到法國來住。在這片土地上，「阿爾及利亞奶奶」（這是他們私下的稱呼，「奧蘭奶奶」是費爾南德·弗爾的綽號）是不會太有思鄉之苦的。長久以來，普羅旺斯一直吸引著《婚禮集》和《夏天》的作者。讓·格勒尼耶早就向他推薦了魯爾馬蘭。加繆曾在《謎語》中寫道：「從高天上墜落，波浪般的陽光瀰漫在田野上和我們的身邊。在這輕輕的爆裂聲中，四下一片肅寂，遠方高大的魯伯隆山靜靜地屹立著，我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山的聲音。」有時，加繆獨自一人，或者和夏爾、密一起，坐著他那輛雪鐵龍CV11汽車——以前被他叫作「苔死狄蒙娜」，現在叫作「珀涅羅珀」——，駛過沃克呂茲、波尼厄、拉科斯特、梅內爾伯以及戈爾德等地山前的村莊。夏爾向他談起旺度的叢林。在這遠離是非之地巴黎的鄉間，加繆能夠和家人待在一起，專心致志寫他的《第一人》。他在筆記中寫道：

「請您注意休息，」作家說道，「我只離開一個禮拜，還要回來做很多事情呢。」

「你不再寫東西了嗎？那你可錯了。」加繆說道。

在為小說《第一人》所寫的一篇20來頁的工作手記中，加繆寫道：「J同時有4個女人，過著一種『空虛』的生活。」J指的是《第一人》的主人公雅克，他很像加繆自己，彷彿是他的兄弟、朋友、他的一位審判者、一個敵人，或是和他一樣的懺悔者。事實上，令小說家自己愁腸百轉、悲欣交集的是，他的生命中也有4個女人：弗朗西娜、瑪麗亞、卡特林娜和密。「我半開玩笑半嚴肅地和密說起，年華易老，到紅顏不再之時，一切青春和熱情都會煙消雲散；密嗚咽起來：『我是多麼喜歡愛情啊！』」加繆另外還寫道：「密讓我的每一天都充滿美麗和溫柔。奇妙的是，長久地待在這溫柔鄉里，並沒有讓我遠離工作，反而增加了我對工作的熱情。」

在這個富有創作激|情的夏日，加繆尋找著自我，創造著他最後的小說主人公雅克·科爾梅里，他是克拉芒斯、默爾索、里厄和朗貝爾的兄弟。雅克·科爾梅里的姓名縮寫J和C對應著他的兩個孩子讓和米歇爾，也對應著耶穌基督。加繆心中構思這本書已經有6年之久了。早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前，他就告訴蓬塞，自己有雄心寫出如《戰爭與和平》那樣描繪當代世界的史詩性小說，而他想創造的幽默感是即便托爾斯泰的小說也缺乏的。今天，我們在《第一人》的殘稿中並不能看到多少幽默，作家似乎在創作的初始階段還沒有超越感動和溫情的心態，又彷彿《墮落》這部他生前出版的最後一部小說已經暫時耗盡了他的諷刺才能。《第一人》的創作計劃是雄心勃勃的，內容是傳記性的。1955年，加繆甚至想到可以從弗爾一家人以及其他家庭那裡汲取靈感：「弗朗西娜一家、沃爾弗拉姆一家……」在斯德哥爾摩，他對一位瑞典記者提到了戰前歲月：「我還從沒有寫過那段日子，也許我的下一部小說可以涉足那段歷史。」

「你就像我的妹妹，你很像我，可一個人不該娶自己的姐妹。」

《重建》雜誌：「您怎麼看人類的未來？怎樣才能通向一個更少壓迫，更多自由的世界？」rｅａd.９9ｃsｗ•ｃｏｍ

《重建》雜誌：「您認為，其它國家有可能在美蘇之間作一選擇嗎？有沒有第三種立場可以選擇？如果您認為有，那麼這三種立場究竟是什麼？」

8月13日。這一天，加繆心情平靜，在情感、作品和愛情中間保持著平衡。他在日記中寫道：「空無。令人痛苦的受挫感。可我的心還在跳動，我的心畢竟還在。冷漠並未戰勝一切。最深切地感謝密。」儘管時時受到憂鬱心情的折磨（這決非病理意義上的抑鬱症），加繆在這個月還是保持了平和的心境。魯爾馬蘭既是散心的好地方，又能讓他體驗到家鄉的溫情，在這裏寫作，效果決不亞於曾經給過他靈感的那些旅館房間。

這已經近似夏爾的風格了。末尾處作家寫道：

「我受夠了，」阿爾貝對吉努太太說道，「您給我做飯好了，這樣我才能清靜。」

加繆告訴夏爾的朋友，法國文學教授喬治·布蘭，他產生了一個堅定的想法，「要寫一本純粹的『教育』小說」。他也告訴布里斯維爾，自己將第一次在書里談到女人。他將闡明女性在他的成長中起到的作用，讚美她們，因為女性的確是極其重要的。用作家本人的話說，在他此前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主要是「神話性」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告訴布里斯維爾，下一部小說將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當然，到目前為止，他所做的工作還只是粗線條的，他參照了《戰爭與和平》，就像參照了弗朗西娜、瑪麗亞和密一樣。

於是從此吉努太太每天給加繆帶飯。加繆胃口不大，也不挑剔，他喜歡吉努太太做的蔬菜牛肉湯、加餡兒的西紅柿、洋蔥餡餅，尤其愛吃水果。他常常把菠蘿切成兩塊，分一半給吉努太太的兒子安德烈。天氣很好，一直到聖誕節，加繆每天都可以在向陽的露台上吃飯。

魯爾馬蘭的遊客們常常會認出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倒是有些本地居民渾然不覺。有人會把他和同名的電影藝術家弄混。

12月21日，加繆寫信給已經77歲的母親：「親愛的媽媽，我希望你永遠年輕和美麗，也希望你永遠保持你的心靈，因為它是人世間最善良的……你會很快收到我的節日小禮物的。你要記住給自己買點東西……我緊緊地擁抱你，全心全意地親吻你……又，向艾蒂安、呂西安和全家人轉達我最美好的祝願。」

回到巴黎的加繆偶然遇到了克洛德·特里安（德·弗雷曼維爾）。

吉努一家也住在這條街上，靠近教堂，他們手裡拿著新宅的鑰匙。加繆走訪了當地的古玩店，訂購了餐具，又為弗朗西娜從巴黎運來一架鋼琴。他在房間里掛上阿爾及利亞石版畫，又選購了一些西班牙式的黑木傢具以及若干陳設用的小雕像。加繆想把新宅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像一個「打好包的禮物」。

在加繆避居魯爾馬蘭之初，他常常在奧利耶餐館吃飯，在那裡遇到的熱心人常讓他不勝其煩。老闆娘於是叮囑告訴店夥計不要念出作家的名字，隨便找個什麼其它的稱呼好了。於是店夥計便向後堂喊道：

「怎麼？你還不知道？」

弗朗西娜和一對雙胞胎抵達了魯爾馬蘭。加繆對孩子們在學校的成績很滿意。他們上三年級了，正在學拉丁語、希臘語和數學。可是加繆說：「他們沒有路易·熱爾曼先生教他們拼寫，所以在這方面讓他們的父親感到失望。」

他不再是「全職」丈夫和父親。對他的侄女、呂西安新近來巴黎度蜜月的女兒保拉，他倒是十分關心。加繆對家庭抱有一種西班牙式，或者說阿爾及利亞式的觀念，他甚至把家的範圍擴大到米歇爾和雅尼娜·伽利馬身上。他幾乎成了被親切地稱為「阿努什卡」的安娜·伽利馬的另一個父親。當安娜來到正在上演《群魔》的威尼斯鳳凰歌劇院時，加繆鼓勵她說：「要對自己有信心，勇往直前。如果你對戲劇有興趣，那麼好好利用我今後幾年花在這上面的時間吧！你知道我有個去隱修的老計劃，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再次出現在排演現場。」加繆的話是自相矛盾嗎？非也。他總是習慣於做長久的計劃安排。他將為自己的「修道院」生活留出時間，那是他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的夢想。可是在此之前，他會先花幾年時間在戲劇舞台上，還想寫完自己的小說。

「我們很快就要重逢了，想到就要看到你，我是多麼高興啊，在寫信的時候都會忍不住微笑。我關上文件，不打算再工作了（家人太多，還有家人的朋友）。我有什麼理由不去赴你的約會呢？吻你，緊緊地擁抱你，直到我們相見的星期二，在那之後，我才能重新開始。」

加繆曾和朋友們說過，沒有什麼比孩子的死更可恥，也沒有什麼比死於車禍更荒誕的了。

「先生點的菜做好了嗎？加繆先生等得不耐煩了！」

他對吉努太太提起他的母親：

「你到哪裡去啦？大家在到處找你！想問你要彼亞的地址。」

他每天清晨例行的散步總是借道卡瓦永公路，經過石灰岩地區和魯爾馬蘭城堡，這條路線全長1公里左右，足以讓他從睡意中清醒過來。加繆工作時喜歡站在書桌前，或者坐在露台上，一邊抽著「高盧」牌香煙或者煙斗。有時他還和吉努太太一起整理他的床：

加繆在他的筆記中寫道：「9月30日（1958年）。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在沃克呂茲省旅行，還有找房。得了魯爾馬蘭的房子。然後去聖讓找密。一路幾百公里都是葡萄的氣息，令人心醉神迷。看到了泡沫翻滾的大海，心情就像這一排排涌動而來在岩石上撞得粉碎的長浪。」

「既然你無力去愛，那你怎麼能夠談論愛情？」弗朗西娜問阿爾貝。

加繆常常驅車遠行，也喜歡以步代車。一天，一個警察攔住了他。作家駕車執照上的職業一欄讓警察深感興趣。這個叫阿爾貝·加繆的人到底寫些什麼？

「夏爾是唯一不被排除在外的人。沒有什麼是和他相似的。可他和這個他從未停止對抗的時代相似。他堅不可摧地紮根於他的時代……」加繆在這段話里特彆強調：「服從於您與生俱來的那種力量吧！」九_九_藏_書

他們出發了。車上除了加繆，還有安娜、米歇爾和雅尼娜·伽利馬，以及他們的狗。作家隨身的小箱子里裝著《第一人》的手稿，已經寫到114頁，而且是很密集的字體，開頭68頁是寫在他的專用信紙上的，旁邊留著空白和塗改的字樣。

「4月28日。抵達魯爾馬蘭。天灰濛濛的。花園裡剛剛澆過水，玫瑰嬌艷欲滴，就像水果一樣好看。迷迭香也開花了。在院中漫步。傍晚，紫色的鳶尾花顏色變得更深了。感到很疲倦。」接下去他又寫道：「有幾年，我想讓所有的人都滿意。我強迫自己像眾人一樣生活。我為此說了許多不得不說的話，即便在自己感到被孤立的時候也是如此。可到頭來，還是一場災難。現在，我在廢墟中漫步，無拘無束，神遊四方，獨自一人並且完全接受了這孤獨的命運。我甘願承受自己的與眾不同之處，甘願承受自己的脆弱無助。當我在某種謊言中度過半生之後，現在我必須重建一種真實的生活。」

他喜歡愛撫他的母貓洛麗塔和從阿爾及利亞運來的雌驢帕米娜，與塞薩爾和勞爾·雷諾兄弟時相往來，他還到亨利·鮑馬的車庫和他聊天，看阿爾弗雷·朗蒂種玫瑰，甚至去看望當地的足球隊。就像當年的阿爾及爾大學俱樂部，後來的巴黎聖日爾曼隊一樣，魯爾馬蘭足球隊也身穿藍白相間的運動衫。加繆還不怎麼認識當地居民，可村裡人已經有了一些打算。加繆告訴于爾班，想到有人要推舉他擔任魯爾馬蘭的市長，他就忍俊不禁：在阿爾及爾時代之後20年，要他再去參加會議，對城鄉居民講話，這會是怎樣的場面呢？

加繆一度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但滿意只是暫時的。他向吉努太太宣布了一條好消息：

「她不是我以前用過的那種女傭，她是我的姐妹。」

原來他把馬塞爾·加繆和阿爾貝·加繆弄混了。

《重建》雜誌：「您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有可能和平共處嗎？」（「和平共處」如今是個時髦術語。）

「我並不確定自己是知識分子。（停頓）至於政治傾向方面，我支持左派，這不以我，也不以左派的意志為轉移。」

這時電話鈴響了。

在他第一階段充滿激|情的工作中，加繆對現實進行了變形，但有時也會忘記這樣做。聖保羅農莊在他筆下變成了「使徒」農莊。有時，一位年老的小學教師會叫「熱爾曼」。現實和歷史在初稿中相互交錯。戴高樂則讓人想到一位「阿爾及利亞的歷史人物」。1959年8月，戴高樂巡視阿爾及利亞，9月，他提出了阿爾及利亞自決的方針。但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將獨立作為任何談判的先決條件。加繆和瑪格麗特·多布萊納、讓娜·西卡爾等人一起吃飯。他的一位現任財政核查官的中學同學告訴他，法國要保留阿爾及利亞，代價過於沉重，除任其獨立外別無它途。加繆、讓娜，還有所有反對獨立的人，他們在尊重兩個族群的權利的前提下，又有什麼辦法去阻止這樣的結果呢？讓娜曾經是勒內·普利文的左膀右臂，曾數次出任部長之職，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里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如今她早已失去了政治影響力。至於普利文，已經退出了政府。

在約訥的香比尼和維勒納夫·拉古依阿之間，離桑斯24公里的5號國家公路上，法塞爾·維加車突然偏駛了，它筆直地沖離公路，撞上了一棵懸鈴木，又反彈到另一棵樹上，解體了。米歇爾受了重傷，雅尼娜和安娜安然無恙，他們的狗不知去向。阿爾貝·加繆當場身亡。在田野里，一塊路邊木牌上的時鐘正指向13點55分。

在加繆的計劃中，未來數年是獻給文學和戲劇的。至於在他的小說里，他想回溯到自己的生命之源。他並未整天埋頭寫書，但那部小說卻時時糾纏著他，彷彿一道暗流在他身上汩汩流淌。早在一年前，他就寫信告訴塞萊斯：「我仍然沒有開始工作，可是多虧了真理的啟示，我感到身上有一種沉默的動力……可是還得等待。」寫小說，也就是一種脫離運動，一次懷胎十月的妊娠。

《重建》雜誌的問題正是涉及眼下的政治局勢：「在您看來，美蘇兩國代表的會晤是否代表了某種超越冷戰，克服東西方世界分裂的可能性？」阿爾貝·加繆回答道：「不。權力會讓權力的享有者變得瘋狂。」

他準備花930萬法郎，從外科醫生奧利維·莫諾手裡買下這座位於沃克呂茲省艾克斯、阿維尼翁和阿普特三角地帶中心的房子。勒內·夏爾打趣說，諾貝爾獎金至少對買房還能有點用處。

情感的突破口一經打開，加繆-科爾梅里逐漸趨近父親，現在，「這個人（父親）彷彿比世間任何人離他都更近」。這位曾經視路易·熱爾曼和讓·格勒尼耶為父的作家現在聲明：「我不能給自己找到第二個父親。」在《第一人》里，維克托·馬朗是讓·格勒尼耶的化身，他告訴主人公：「向新天地走過去吧。你不再需要一位父親了。你是獨自成人的。從今以後你可以按照你理解的方式去愛他。」一直到主人公成長到29歲，加繆都在他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脆弱、痛苦、緊張、倔強，充滿夢想和勇氣，又有些玩世不恭。」

在《第一人》手稿的第一頁上，加繆將這本書題獻給他的母親：「送給永遠不能讀這本書的你。」

一家美國電視台希望希德尼·魯邁特與勞倫斯·奧利弗合作，執導一部根據加繆作品改編的電影。加繆對電影難以忘懷，電影界也沒有忽略他。他給羅藏寄去一篇名叫《瘋人院》的作品，但自覺並不有趣。相反，他倒是對做演員很有興趣：「說到電影，我倒是被彼得·布魯克的拍攝計劃吸引住了，他邀請我在其中扮演某個角色，雖然我拒絕了他的提議，但內心不無遺憾。不管怎麼說，畢竟我的理智還是佔了上風：我只有區區8個月的時間來寫我平生最重要的一本書，時間如此緊張，我怎麼能夠分心他顧呢？我已經告訴布魯克，如果他的電影不是在今年拍攝，那麼我願意在明年加入他的團隊。可惜他已確定從2月（1960年）開始行動，因此我只能對他還有讓娜·莫羅（多蒙您向她解釋了我退出的理由並代我致歉）表達我的祝願。」加繆很喜歡和女演員們來往。瑪格麗特·杜拉斯根據她本人的小說《如歌的中板》改編了一部劇本，她希望由作家豪爾赫·辛普森或者讓-雅克·塞爾萬-施雷貝爾，又抑或加繆來扮演其中的男主角，最後定下來的演員是讓-保羅·貝爾蒙多。這件事再次觸動了加繆：「我儘力工作，以便讓自己不再挂念布魯克和電影。」他始終想著他的劇團。馬爾羅身邊的官僚們讓他憤怒不已：「我總覺得這些人對我們的計劃心不在焉，和他們打交道是浪費時間。要辦成一件事，我得長年累月地上門、看臉色，可我根本不是這樣的人。瑪蒂蘭劇院那邊，我在1月4日或5日得給他們回復，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與此同時，加繆還向羅藏要200000法郎：「我們快到這個被稱為戲劇節的季度了（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稱呼）。」羅藏告訴作家，與格拉蒙夫人的「中學」劇場的合約沒有問題。九九藏書

加繆仍然經常去劇院。對「母鹿」來說，他去的次數甚至太多了一點。「加繆談戲劇的時候越來越多，我有點憂傷，因為快要失去他了；但對他自己來講正是好事，因為他喜歡這個。」加繆已經當仁不讓地把自己視作劇團的領袖，同時也是導演和演員。在根據米歇爾·德·聖皮埃爾的書《作家》改編的一齣戲里，他飾演了主角。他拒絕任何榮譽，甚至回絕了為法國杯足球賽開球的邀請。

「不，文學並不真是永恆的，新聞也同樣如此。再說，兩者是不可得兼的。」

「我在魯爾馬蘭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墓地，」他說，「我會在裏面好好待著的。」

全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飯。根據普羅旺斯的習俗，飯桌上有13道甜點：烤餅、橙子、桔子、無花果、巴旦杏……在弗朗西娜和雙胞胎來外省度假的這段日子，加繆對妻子說：

「誰讓你比我高呢？」

蘇珊娜·吉努覺得，加繆先生面對這堆積如山的書籍、信件和文件，卻總能收拾得井井有條。女主人弗朗西娜不在，房子里總是靜悄悄的，因為加繆獨處的時候不怎麼聽音樂。

「很好，人生來就是為了互相理解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愚蠢與粗俗，血管里流著同樣的血。可人們總要先打起來，自相殘殺，最後才學會把對方也當個人。國家就是這個樣子。您來杯茴香酒？」

「她過去很苦。」

《第一人》具有全景畫的氣勢。為了收集資料，加繆沿著他父親的足跡，於1959年春天來到阿爾及利亞的烏萊德-法耶地區。在這裏他一無所獲。在這趟阿爾及利亞之行中，加繆還前往新建的阿爾及爾國立圖書館研讀文獻，人們認出了他，投之以驚奇和仰慕的目光，特別是那些文科預科生，還有圖書管理員熱爾曼納·勒貝爾。現在，他終於可以向于爾班·波爾熱展示寫在羊皮紙上的關於他外祖父母的文件了，其中包括可以上溯到1845和1872年的婚姻文件。

12月6日，加繆通知帕特麗西亞·布雷克，他將無法前往紐約觀看《卡利古拉》的英語版演出。他在法國南部備感孤獨：「……這本書要耗去我幾個月的時間。再說你想想，《卡利古拉》和百老匯離我有多遠。我唯一挂念的就是你。13年來，你在我心目中就是紐約的全部。今後我會去那裡的。」加繆對完成小說信心十足：「當我正在寫的這本書出版英譯本的時候，我就會去」。《第一人》將屬於他創作計劃的第三階段。12月7日，他想去看卡特林娜·塞萊斯。在魯爾馬蘭，他還寫了一篇調子奇特的短文，是首「散文詩」：

「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並不滿意。有時，一想到要弄清的問題是何等龐雜繁複，我就心膽俱裂。我告訴自己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告訴自己我只能就此斷斷續續寫上幾句蠢話罷了。以前，我多少還有些才智，多虧了它，我還能幹成點兒事情，不至於像現在這樣陷入無休無止的煩悶之中。如今才智枯竭之後，我唯有哭泣而已——可是，為了走下去，我還得繼續努力。」

「是愛情小說，還是偵探小說呢？」

「都有吧，一半一半。」

12月31日，致卡特林娜·塞萊斯：「親愛的，這是我的最後一封信了，為的是向你祝賀新年，贈給你一頂溫柔和光榮的花冠……我要回來了，這是我所盼望的。我星期二到，可我現在就開始吻你，從心底里祝福你……只要這本可怕的書一天不完成，我就一天得不到安寧。」說到書的「可怕」，當初他也是這麼形容《鼠疫》的。

伽利馬家的人，米歇爾、雅尼娜，還有阿努什卡乘坐他們的法塞爾·維加牌汽車從格拉斯來了。大家慶祝了安娜·伽利馬的18歲生日。加繆送給她一本當代戲劇辭典。

「現在，只要我伸出手去，彷彿我就觸摸到了阿爾及利亞。」他對蘇珊娜·吉努說道。

《重建》雜誌：「您認為征服太空一事有積極作用嗎？（美蘇兩國正在太空領域展開競爭。蘇聯人已經發射了半噸重的人造衛星；而讓美國民眾欣慰的是，1958年2月，木星C號火箭也將一顆14公斤重的衛星送入了軌道。）有人認為，與其在空間領域耗費巨資，不如將它們花在地球上，比如用來解決許多地區仍然沒有擺脫的食品缺乏的問題。您怎麼看這樣的想法？」

他又想，不管怎樣，自己終歸能克服每天遭遇的困難，慢慢走向勝利的終點的。兩天後，他再次寫信給密：「我從未面對過如此厚重艱難的題材。今天下午，我忽然覺得，我的小說人物都獲得了某種厚重的特徵。自20年前開始艱苦的追尋和寫作以來，我還是第一次產生終於接近藝術真理的感覺。一道美麗的閃電撞入了我的心扉，可它是那樣短暫！閃電過後，一切復歸黑暗，我又陷入盲目和持續的自我懷疑之中。」他對《第一人》寄予很高的期望，也寄希望于更進一步的創作。他告訴讓·德·梅松瑟勒：「我僅僅寫出了三分之一的作品。這本書（《第一人》）才是我真正的起點。」

每天早晨，加繆都會穿著法蘭絨長褲和羊皮夾克衫去買報紙，併到郵箱取回信件。有一天，他琢磨著關於小說主人公雅克·科爾梅里的一個細節，隨口問吉努太太：

加繆早已不再認為，阿爾及利亞問題能夠以他認為可接受的方式獲得解決，但他仍然以小說的形式表達了一種古老的樂觀心愿。在他的描寫中，忽然湧現出混合著思鄉之情及信念的寫作的幸福感，這讓人想到《婚禮集》、《夏天》，還有《流亡與王國》，儘管其中的風格並不全然一致。在他的新作中，過去以一種交錯的方式照亮了現在，而小說主人公的成熟年紀則映襯著作者童年和少年時代的往昔歲月。

對加繆來說，掌握生活的藝術還意味著逃避盛名帶給他的各種不便之處。他的朋友瑪格麗特想翻譯熱爾曼娜·布萊的作品。到目前為止，已有四部研究加繆的著作問世，其中兩部的作者是羅歇·吉里約和讓-克洛德·布里斯維爾（由伽利馬出版社出版），一部是英國人菲利普·托狄所著，他的加繆研究雖有對作家的委婉批評，但基調是善意的；最後一部是美國人熱爾曼娜·布萊寫的，她是加繆一家人在奧蘭時期的老相識。加繆沒有附和瑪格麗特的提議，因為伽利馬出版社認為，短期內在法國推出第三本關於這位諾獎得主的書，未免過於性急，不妨過幾年再作計較。加繆告訴瑪格麗特：「我很難和伽利馬頂著干。」不過他同時表示，如果她能找到另一家出版商，如加爾芒-勒維、德諾埃爾、格拉塞等，他就願意幫助她：「毫無疑問，在那種情況下，我將向您提供所需的一切未發表手稿。」加繆興緻很高：「我換了髮型，恢復了當年在阿爾及爾逍遙自在時的造型，這樣做至少能讓我找回青春的心態！」read.99csw.com

這座美麗的建築曾是一個古老的養蠶場，空氣中依稀還有蠟的氣味兒和霉味兒。有些媒體用「宮殿」一詞來形容加繆的新宅子。新居的一樓有門廳、廚房、客廳、兩個孩子的房間，還有地窖，窗外較低的地方是一個小院子。花園一直延伸到一堵矮牆外，中間是一條小徑，專供加繆一家人和鄰居使用。加繆向房子舊主莫諾一家保證，他會照看好花園裡的橄欖樹。房子的二樓上有一個大房間和一間浴室。左邊是阿爾貝住的修道院風格的房間，裏面放著一張十分簡陋的木床、一張書桌和一個文具盒；右邊是弗朗西娜的房間，它很快被人稱為玫瑰房。夫妻兩人相敬如賓，是孩子們把他們聯繫在一起——弗朗西娜似乎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生活。三樓是間由穀倉改建的辦公室。加繆讓承包磚瓦工程的雷翁斯·吉努打掉了凹室內的一堵牆。鐵匠塞薩爾·雷諾也參加了房屋改建工程。雷翁斯的老婆40歲，為莫諾一家管理家務，也留下來接著為加繆一家服務。靠了她的幫助，弗朗西娜很快適應了新居的環境。她欣慰地說：

農場主回答說：

在這與世隔絕的、寧靜的避居地，加繆回答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份名為《重建》的刊物提出的問題。該刊物在政治上屬於極端自由派。作為冷戰歲月中難得的插曲，艾森豪威爾此時在戴維營會見了赫魯曉夫。蘇聯人在柏林問題上讓了步，美國總統則表示準備參加由蘇聯發起的大國峰會。不過，這短暫的和解氣氛不過是如鋸齒狀起伏的東西方對抗中的小小一幕罷了。

「從11月15日以來，我一直隱居在這裏工作，進展還不小。」這是加繆從魯爾馬蘭寫給讓·格勒尼耶的話。「這裏的工作環境孤獨、簡樸，對我來說就像修道院里的生活。除了簡樸這一點以外，其它的都不符合我的本性，彷彿我是在懲罰自己一樣。然而這是必要的。1月初我計劃回巴黎去，但待不了太長的時間又會回來。我想，這樣的交替工作方式是最有效的，它能協調我的優點和毛病，而說到底，這不就是生活的藝術嗎？」

「您會感到高興的，我要在這裏和全家人共度聖誕節。」

1月2日，大家在奧利耶飯店吃了一頓豐盛的午宴。卡特林娜在復活節的假期里乘坐過米歇爾和雅尼娜的遊艇「阿亞」號，她天真地問，下次什麼時候可以再坐這艘船？飯後，加繆陪弗朗西娜和一對雙胞胎去車站，他們將坐火車前往阿維尼翁。由於米歇爾的堅持，加繆決定和伽利馬一家人坐他們的汽車返回巴黎。夏爾也要回首都，但他拒絕讓汽車超載，再說，他和加繆一樣，已經買了火車票。夏爾經過教堂大街時，加繆匆匆走開幾分鐘，又返回詩人身邊，遞給他一張印有自己名字的簽頭信紙，皺巴巴的，上面還有塗改的痕迹：

重新找到靈感的加繆心情舒暢。在勃發的想象力面前，真正的作家會急不可待地投入創作。對加繆來說，離開他所熱愛的人們，整日無所事事，這樣的感覺真是度日如年：「我不知道自己何時能夠歸來，至少得先完成這篇大部頭小說的初稿才成，而我現在還差得遠呢。離開此地，我就無法工作。雖然，此地的孤獨讓人無法忍受，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可是人唯有在窒息中才能進入真正的工作狀態。在返回戲劇舞台之前，我還得堅持8個月以寫完這篇小說，僅僅8個月足矣。無論如何，我當儘力堅持。」這個地區最美的景緻是在11月。橡樹林里已是橙紅、褐、金黃的斑駁色彩，而松柏林里中還是一片蒼翠。白日陽光燦爛，夜晚清輝滿地。有時，人們可以聞到薰衣草馥郁的芬芳，甚至可能在林中奇遇野豬走獸。鷹在高天上翱翔，驚起群群烏鶇。遠方傳來村莊的聲響：羊群的咩咩叫聲、教堂的鐘聲，還有汽車進村的聲音讓人怡然自得。老人們在懸鈴木下閑逛休憩。在蒂巴薩度過春天的加繆，現在陶醉在魯爾馬蘭的深秋里了。

「阿拉伯人呢？」

加繆：「科學的進步兼有利弊，這一點是我們無能為力的。但至少，面對著那些在技術上堪稱奇迹，在政治上卻卑鄙無恥的事情，我們決不能洋洋得意，也不能隨聲附和。」

在《第一人》中，雅克·科爾梅里站在索爾菲里洛一邊和農場主談話，問了一個簡單的問題：

「不，先生，」阿爾貝拿起電話筒，「加繆先生不在，我是園丁。」

不是知識分子？他本該補充說，「不是法國式的知識分子」。其實15年前他就做過澄清：「我不是哲學家。我對理性的信仰不夠堅定，以至於無法信賴任何體系。我關心的問題是如何行動，特別是在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理性的情況下如何行動。」這一立場他至今未變。他並不是說他不會思考。在1959年，很多知識分子都相信這樣一種觀念：結果能夠論證手段正確與否。這次他們並沒有薩特出來指揮，卻依然喋喋不休。在20世紀中葉，那些漂亮精緻、浮夸而空虛的言辭堪稱法國的一項鮮明特徵，加繆向來逃不開這些語言的糾纏。就像當年他寫《反抗者》時一樣，以左派自視的加繆仍然認為，工業社會主義並未改變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條件，尤其是沒有改變他們的勞動方式。當然，他也並未讚揚市場及資本主義的功績。

5天以後，米歇爾·伽利馬死在醫院。1月4日當天，阿爾及爾的一位記者撥通了塞羅爾醫生的電話，醫生又把消息通知了呂西安·加繆。呂西安沒有勇氣去見母親，他讓自己的女兒保拉和呂西安娜到里昂街去。聽聞噩耗，卡特林娜·埃萊娜·加繆欲哭無淚。

在波爾熱一家、亨利·波涅等熟人，以及一位地產中介人的陪同下，阿爾貝和弗朗西娜·加繆看了二十來座帶有法國南部和瑞士風格的農舍。在魯爾馬蘭這座只有幾百居民的村莊，弗朗西娜看上了教堂大街的一座房子。有些房子很合她的心意（比如拉涅附近的一座農舍），可惜完全是在鄉下。波爾熱一家經常來附近的康福。于爾班在格拉斯工作。卡特林娜和讓仍然不喜歡在「城裡」度假。在否定了一所帶游泳池的宅子之後，加繆終於下了決心：

「太年輕了。」她說道。

加繆接到過很多新聞界的採訪請求，為何他優先選擇回答《重建》雜誌的問題？答案或許是，這是一家外國刊物，而且是自由派。他重新投入《第一人》的創作之中，每天5點起床。吉努太太大約在8點到達。作家總是對女管家說：

汽車轉上了7號國家公路。他們在奧朗日吃午飯，傍晚下榻在馬孔附近的「小麵包頭」旅館並在那裡用餐。第二天早晨他們重新出發，趕了300公里的路，在桑斯簡單吃了點東西。伽利馬一家人拿阿爾貝和他的女人們取樂，可加繆回答說，他能讓她們都幸福。米歇爾坐在駕駛員的座位上，阿爾貝坐在他旁邊，雅尼娜把這個位置讓給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