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既富有魅力又脆弱敏感，既真誠又不無做作，既謙遜又自視甚高，他無法容忍沒有人愛戀的感覺。事實上，他也的確經常得到別人的愛。當然，他希望被別人理解，卻至死未能如願。他經常談論幸福，以期望找到快樂安寧的心境。就像西西弗一樣，必須想象這個人也是不幸的。加繆的生活中充滿了內心分裂和分離的痛苦，可是沒有這些體驗，又怎麼會有小說《墮落》的誕生？至於文學教材中被神化、「無害化」了的作家形象，我們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阿爾貝·加繆無疑是一位危險的經典作家：人們在全世界講授他的作品，一切社會階層都在讀他的書。

在伽利馬出版社的佛羅倫薩式走廊里，加繆總是和立場偏右、同屬伽利馬簽約作家的羅歇·尼米埃（《藍色輕騎兵》的作者）相互迴避。尼米埃在加繆死後回憶說：「他和我們保持著距離，謝天謝地，我們對他也是一樣，也許態度還要生硬一些。可是這樣有意識的躲避並沒有讓我們變成彼此的敵人。」來自這樣一位有才能的右派人士的好評——當然好評並非來自尼米埃一人——顯然把加繆的思想軌跡弄得更加含混不清。於是有些企圖用墨水和膠固定住加繆形象的評論家只好得出結論：他是一個溫和的保守派。

弗朗西斯·讓松，這位永遠不老的、彬彬有禮的意識形態專家，承認他在《現代》雜誌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無疑是多餘的」。可是他也認為，自己當年的看法歸根結底是正確的，因為50年代初，反共潮流的確在法國「甚囂塵上」。對依然沉浸在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里的薩特主義者來說，反共思想與自稱民主國家的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發動的戰爭都是不可接受的，無怪乎加繆始終被看作維護阿爾及利亞現狀的殖民主義者。可是，怎麼能因為他沒有在抗議法國傘兵殺害莫里斯·奧丹的請願書上簽字，就斷定他支持酷刑？加繆拒絕沒有廉恥的政治，這一點讓左右兩派都竊笑不已。其實，知識分子根本就不該和食言而肥、整天在陰謀詭計中打滾的政客打交道。我們可以不喜歡加繆的作品，但任何人都無權忽視、簡化和扭曲他的立場，因為他在無數喪失了理性的介入作家中顯得是那樣卓爾不群。加繆提醒文人們，他們的工作是創作和批評，而政客的事業是進行權力統治，二者水火不容、涇渭分明。責怪加繆不懂政治，或者聲稱他應該為政治事務找到解決之道，這並沒有什麼意義；作家的價值在於他確認人身上值得崇敬的東西超過必須蔑視的東西。我們永遠無權蔑視加繆，相反，我們有無數的理由去尊敬他，包括他的力量和他的弱點。他那熱情的、給人以溫暖的善良——是的，我堅持用「善良」這個老舊的字眼——在人道層面和社會的層面都讓某些理論家感到尷尬羞愧。我們寫出這部著作，不是想為他樹碑立傳，也不是想挖掘什麼奇聞軼事，我並不只收集和顯現他的光輝一面。然而，畢竟還有那麼多生者和死者，加繆的對他們的關懷是無法磨滅的記憶：他曾經慷慨解囊，讓一位退休的演員在養老院中生活得體面些，匈牙利人也曾在1956年收到過他的資助……

和「介入的文學」相比，加繆更喜歡介入的人，他把後者稱為「義務兵役」。他所認同的身份是有立場的藝術家，而不是以筆為劍的戰士。

奧威爾以散文見長，加繆更以小說取勝。他們兩人都是結核病患者，在相同的年齡死去。兩人的生活都顯得封閉，不同的密友圈子也並不交叉。他們都有很大的名氣，孤獨，但又樂意與人溝通，用同樣的熱情去回復陌生讀者的來信。他們都是活生生的個體，擁有自由的靈魂，對偏左但決非正統的立場帶來的種種不便，他們欣然接受。加繆在巴黎嶄露頭角的速度比奧威爾在倫敦要快一些。他們頂著時代的諂媚之風，揭露了左或者右的集中營或警察社會的殘忍，也指出共產黨人是如何通過重寫歷史去闡釋事實的。在1944年成寫的一篇論科斯特勒的文章里，奧威爾分析了「幾乎所有的左派人士自1933年以來犯下的罪過，這些人希望反對法西斯主義，卻又支持極權主義」，他尖刻地說道：「一日為妓，終生為娼。」許多政治、文學和哲學上的娼妓都已經或體面，或丟臉地隱退了。對加繆和奧威爾來說，有太多的知識分子表現出近視、盲從以及對權勢的嗜欲，這些文人比無知的幫閑群眾更能充當極權主義的幫凶。他們兩個人都有自己尊敬的（當然決非崇拜）政治家：奧威爾喜歡安奈林·貝文，加繆則看重皮埃爾·孟戴斯·弗朗士。兩位作家都明確地區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他們出身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卻都信賴貧窮的被壓迫者、被侮辱者的純真本性。加繆所以不想被人利用，除了他常常回憶起自己的母親，還因為他始終懷有一個對美好社會的夢想，在那裡，不公正和不義將被自由所代替。加繆和奧威爾心目中的人民與蒙泰朗、伊夫林·沃設想的大相徑庭。無論在二戰之前、戰爭期間和戰後，加繆都一直介入社會事務，儘管他並不熱衷於此：「現代人不得不關心政治。我無可奈何地投入政治事務，事實上，我從未推卸任何社會義務，這與其說是優點，倒不如說是我的缺點。」他並不把政治當作自己的宗教。和奧威爾一樣，他的箴言其實是：不要馬克思，也不要《聖經》。就拿善於把自己的拒絕和批評理論化的法國左派人士——例如克洛德·勒弗、科爾訥里烏斯·卡斯托里阿蒂斯、埃德加·莫蘭、讓-弗朗索瓦·雷韋爾等人——來說，阿爾貝·加繆是他們中最知名者，是他在法國挽救了陷入極權主義泥潭的知識分子的聲譽。作為一個有強大的善良意志的人，加繆犯下了一樁罪過：面對共產主義的政治氣候，他聰明過頭了，掌握真理也太早了。

在加繆的自我懷疑和節制面前，那些閉口不言海德格爾和納粹的關係，或者熟視無睹福柯對霍梅尼的迷戀的人，是不是也該做點自我批評呢？九*九*藏*書

在紀念加繆之死的文章中，最廣為流傳的是薩特在《法蘭西觀察家》上發表的文字。「我們之間發生過爭執，」薩特的字裡行間透出他那詭異的辯證法：「爭執，這並沒有什麼 ——即使我們不再見面 ——它恰恰是我們在這個世界里繼續一起生活的一種方式。」這篇文章是一氣呵成的，手稿證明了這一點。對薩特來說，加繆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沉默顯得「過分謹慎」，可是作家「頂著歷史的潮流，作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當今的繼承者，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紀，須知正是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構成了也許是法國文學中最富有獨特性的部分。」薩特重新回到了當年的《〈局外人〉之解釋》。他接著寫道：「他以他那執拗狹隘而又純粹，嚴峻而又放蕩的人道主義，和這個充斥著醜惡和劣跡的時代展開了殊死的搏鬥。但是反過來，通過頑強的拒絕，他卻站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中心；他與馬基雅維利的信徒們和現實主義的崇拜者們背道而馳，並確證了道德行為的存在。」這篇文章固然流露出真情，但事情也並不那麼簡單。在米歇爾·貢塔的追問下，薩特承認自己寫得有點兒矯情，因為他覺得那樣的文字顯得更「漂亮」。在加繆死後10日，薩特告訴一位17歲的年輕人帕特里斯·庫爾諾：「說到底，他沒有對我做過什麼齷齪的事情，我也是一樣。」這句話是對死者的攻擊，是輕浮的表現，還是對真相的遺忘？與此同時，薩特表現出慷慨大度的一面，他要求羅貝爾·伽利馬為弗朗西娜·加繆和她的一對雙胞胎提供幫助。第二年，他在為法農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書所寫的熱烈，甚至是極為煽情的序言中談到了暴力，在他看來，遭受壓迫的殖民地人民殺死殖民者是有理的，這正能夠表現其人道的精神：「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者的臉上顯現出一團和氣，彷彿既沒有犧牲者，也沒有劊子手！」1965年，薩特在日本又一次談到了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家，許多偽知識分子在議論印度支那戰爭或阿爾及利亞戰爭時宣稱：『我們的殖民地政策並不好，海外領土上充斥著不平等的現實。可是我反對一切暴力運動，無論它來自何處。我既不想做犧牲者，也不想做殺人兇手，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贊成土著人起來反抗殖民者。』」薩特本人的思路與中庸無緣，他表示：「這種所謂的普遍主義立場無異於說：『殖民者對被壓迫者施加的慢性暴力，比如恐怖以及由此造成的剝削、失業、飢餓等等都是無關緊要的，不管怎樣，這些弊端總是會消失的。可是被壓迫者武裝反對殖民者，我卻堅決反對。』」薩特並沒有提到加繆的名字，可是他一再提及「沒有犧牲者，也沒有劊子手」等文章，其矛頭所向自是不言而喻的。

劇作家讓-盧·達巴蒂曾經寫過一篇小說，書中描述了某些在1960年20歲上下的年輕人對加繆的看法：「一個年輕人死了，沒有人真正理解他……人們把他的書交到我們這些哲學班學生的顫抖的手中。有些人大口吞咽著這精神的食糧，為這清澈的詞句陶醉不已，卻連荒謬和荒唐都分不清，他們屬於盲目的反抗者的行列。還有人被他的書感動，試圖在思想上擺脫樂觀的情緒，他們想象著西西弗是幸福的，隨即又感到厭倦……還有一些人很快就拋棄了加繆，他們看到作家呼籲孤獨的奮鬥，就將他拋下，讓他獨自面對挑戰。」星移斗轉，在1996年的今天，加繆已經不再如1940、1952和1957年那樣孤身穿越沙漠，他已經擁有數以百萬計的忠實的讀者。九*九*藏*書

加繆有成為戲劇家的雄心。在我看來，《卡利古拉》在舞台上是最有力量的傑作，超過他的其餘作品。加繆是不是一位好演員呢？我沒有親眼看過他的演出，因此無法就此作出任何判斷。或許，他在《唐璜》或者《群魔》（飾總督一角）里的表演是令人滿意的。相比之下，他在電視上的表現差強人意，似乎略顯誇張而不夠自然。

加繆一生曾三次登上新聞界的前台。有兩年半的時間，他以其獨到的風格和鮮明的價值觀，成為法國報界最傑出的社論作者。《戰鬥報》的編輯曾像流星一樣，標示出一個短暫而難忘的時代。在我看來，加繆記者生涯的頂峰是在《阿爾及爾共和報》。他很清楚新聞是一時的，文學則是永久的，因此他和報界漸行漸遠，甚至以理性為據持續地批判後者。他曾告訴讓·達尼埃爾等人，某些巴黎知識分子向來是不懷好意的，因此他必須在憤怒中保持狂喜，唯有不為他們所傷，才能報復那些小人。在作家生命的最後十年，自以為信念堅定，其實處處顯出殘酷的巴黎左派一直對他大加攻擊；這種攻擊甚至發展到惱羞成怒和不道德的地步，其下作的程度至少也可以用變態來形容。今天，我們肯定不能將這位「反共」作家與保守和反動劃上等號，或者不妨說，他的「反動」是正確的。

一直到1996年，加繆和某些左右兩派的法國知識分子的筆墨官司依然沒有了結。反對者們依然不了解加繆的一生、不了解他的介入方式和他的思想演變。那些敵視加繆的人格和作品的人，他們是否能暫時中斷自己傲慢獨斷的價值判斷，以一種謙遜真誠的態度和笛卡爾式的懷疑精神，「先作學生，再作先生」，或者放棄他們簡單化的理解和偏見？

阿爾及利亞問題則更加複雜。今天，依然有人（主要是在阿爾及利亞）指責加繆沒有在他的作品中塑造阿拉伯人的形象。和他的許多原籍歐洲的同鄉一樣，加繆對阿爾及利亞人、穆斯林和「土著」的了解的確不夠，問題是，不去描述自己所知不多的人和事，難道就成了一樁罪過？穆盧·費哈奧恩談論的是卡比爾人，而非阿拉伯人或法國人。在一本激烈批評法裔阿爾及利亞人的書中，皮埃爾·諾拉認定加繆「無意識地陷入了靜止的歷史觀」，因而他無法正視歐洲人和阿拉伯人的關係。諾拉在《局外人》中看出了「對歷史負罪感的帶著顫慄的承認，它的表現形式是對未來的悲觀預期」。可諾拉如今承認，「《法裔阿爾及利亞人》——在那個時代，僅僅這個書名本身就是挑釁性的，就像于勒·魯瓦的《阿爾及利亞戰爭》一樣——的寫作意圖是，既想成為一篇集體心理的報告，又想成為鼓吹阿爾及利亞獨立的檄文，事實上我至今都認為獨立是我們值得為之戰鬥的事業。至於加繆，他身上毫無『法國的阿爾及利亞』的特性（我指的是這個術語的政治含義，乃至它的恐怖主義色彩），但他與生俱來的背景決定了他只能反對極端的『放棄』政策。我理解他內心的分裂。我也理解，他為什麼帶著全部的熱情去呼籲和解和團結。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勇氣。」諾拉的書固然觀點偏執，文風至少還算清晰可讀，在他之後，許多評論者變本加厲、愈行愈遠，自以為筆下運用的每個名詞和新術語都揭示出事情的本質，在這些大言不慚的人眼中，加繆簡直就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加繆首先認為自己是藝術家，是「神話的創造者，儘管不一定十分成功，但註定這是個人唯一的命運。」作為小說家，他並未像司湯達、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梅爾維爾、福克納、格拉漢姆·格林、普里莫·萊維、三島由紀夫、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等人一樣創造一個宏大的想象性世界，不過他最好的兩部小說風格獨特而遒勁，的確堪稱文學史上的傑作。《局外人》和《墮落》兩本書都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的。儘管某些空頭理論家倡言「解構」和「互文性」，還有人搬用新興的手稿研究方法（指比較作家寫一本書時的不同底稿）來破除其神秘性，儘管人們對它們的解讀也並不一致，但無論如何，這兩部小說就和一切深邃的文學作品一樣，內中深藏著難以解釋的秘密。至於《鼠疫》，加繆的寫作速度更慢些，由於有自我審視的距離，它的風格更明確、更少隱晦，也更富教諭性，彷彿在說：這是好人，這是壞人，這是無神論者，這是基督徒。加繆曾對布里斯維爾說過：「我在進行音階練習。我築起了高高的堤壩。」在令人驚嘆的多元性背後，加繆的文學創作蘊含著令人困惑但難以忽視的統一性，而它歸根到底來自於和一系列正確思想的聯繫。

加繆是哲學家嗎？如果我們以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羅素、維特根斯坦、懷特海、波普和薩特等人作為標準（這是西方哲學的標準），那麼他顯然不夠格。加繆本人曾一再說他並非哲學家，尤其不是存在主義者，不過，或許是法國人文化性格中的賣俏心理作祟，他堅持這一點還不夠。在斯德哥爾摩法國大使館的那次談話中，他對此表示了悔恨。他知道薩特更「輝煌」。即使按照法國思想史的傳統標準來衡量，我們能否說加繆對哲學的推進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呢（除了反對任何成體系的思想這一點以外）？加繆的某些表述的確更像文人而非哲人的風格，例如他聲稱「真理就是所有正在延續的東西」。不過，不以哲學家自居，並不妨礙他做一個振聾發聵的思想者。事實上，在20世紀末，他的某些政治哲學思想遠比那些隨著共產世界的崩潰而煙消雲散的意識形態更珍貴。1957年，早於某些大大小小的走紅大師，加繆就已經指出：「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希望人們不要把宣傳和藝術創作混為一談：「我認為作家應該關注當下的一切現實，只要可能，他都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同時也應該時不時地和我們的歷史保持某種距離。」在差不多半個世紀前出版的《反抗者》中，他已經敢於說出這樣的話：「當無產階級將權力交付給一些軍人或某些將要成為軍人的知識分子，而後者將反過來奴役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失敗，甚至已經死亡。」read.99csw.com

1979年，讓-雅克·布羅歇再版了《和高中生談哲學家加繆》一書，這是一本長期以來頗有爭議的小冊子。1995年1月4日（如果加繆還活著，這一年已經84歲了），他寫信告訴我，「在一個較小的意義上，《局外人》和《墮落》是偉大的作品」。布羅歇在他的小書里曾經認為，「加繆或暗地裡，或公開地支持現存體制。」可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夠得出相反的結論。布羅歇認為加繆「沒有擾亂我們的資本主義和基督教文明中的任何事物」，「對憐憫的呼籲或許是這位作家身上最令人反感的東西」。這些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如果呼籲憐憫也是罪過，那麼，難道如今的人權事業、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興辦的慈善機構也要蒙受類似的罪名？布羅歇在給我的信中認為「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已經融入了加繆的血肉。此話何解？如果他的意思是指加繆主張把阿爾及利亞保留在法蘭西共和國的框架內，那麼這句話還算客觀；但「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一語在字面上不免讓人聯想到殖民主義、反恐怖主義和法國人成立的「秘密武裝組織」（OAS），如果據此來理解加繆的一生和他的思想，則顯然扭曲了事實。此外，布羅歇認為《第一人》帶有「『黑腳』們的小氣」，我卻相信這部未完成的小說是震撼人心的。

在薩特的心目中有三個加繆：夥伴、作家和政治家，反之也是一樣。兩人之間兄弟般的情誼未能善始善終，原因非止一端。在思想方面，他們最後在曾經相遇的地方分手。加繆始終保持著《阿爾及爾共和報》時代的評論家的姿態，他不信任作為思想家的薩特。而《詞語》的作者雖然讚賞作為小說家的加繆，但斷定他是個蹩腳的哲學家。從1939到1960年，他們之間的關係走完了一個封閉的圓圈，也許兩人的相互喜愛和欣賞一開始就伴隨著諸多保留的霧靄。用典型的薩特式的語言來說，加繆在政治上比薩特要「真實」——我並不是說更「真誠」——，而在人道的方面，我認為他也更「透明」或者更誠實。自兩人辭世以來，所有已經披露和尚未披露的文件都證明了這一點。

他並不認為自己是通常意義上的詩人，儘管他也有如《阿爾及利亞紀事》這樣的戲作。

1960年，加繆的同齡人理查德·尼克鬆在電視里和約翰·肯尼迪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不久後者當選為美國總統。同年，法國爆炸了第一枚核武器。共產主義世界的分裂也在此時發生了，中國和蘇聯從此分道揚鑣。聖-瓊·佩斯在這一年加冕諾貝爾桂冠，用加斯東·伽利馬的話說，這是「遲到」的榮譽。戴高樂在北非交替運用「捉迷藏」遊戲和鐵腕政策，他拒絕承認「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是阿爾及利亞國家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同時又宣布，「屬於阿爾及利亞民族的阿爾及利亞正在建立的過程之中」。

可有的時候，詞語的生命也會為許多世代的讀者停留。

按勒芒醫生的說法，加繆早年肺部受創太重，本來是難享天年的。

加繆的自我評價顯得既嚴肅又欣然自喜，他在生命結束前不久寫道：「我……避開了所有的人……在某種意義上，我也希望所有的人都避開我。」夏爾·蓬塞承認加繆曾經歷過真正的愛情，但也認為「性|愛在他的眼中，就像和不同的女人喝酒一樣隨便」。達岱爾森在他的一首詩中寫道：「所有對肉體的愛戀都是合法的。」加繆的思想距此不遠，因為他也說過：「在日常生活里，謊言和禮貌都是善意的表現形式。」一直到死，他都同時愛著幾個女人。儘管他並不忠實，卻並不喜歡受到別人的欺騙：「你告訴我的事情讓我痛苦。這是事實。可是你不該因我的難過而傷心……我知道，我儘力想讓你離開我。在我整個一生中，每當有人對我產生依戀感時，我都會盡量讓他退縮……」加繆交心的對象往往更多的是女性：他對自己的母親講話，但並不經常和她「交談」，他「瘋狂地尋找他從未有過的父親」。我認九九藏書為，父親形象難以忍受的缺失有助於我們理解阿爾貝·加繆和某些友人同志之間的關係，包括友誼的破裂。在《第一人》中，孤兒終於來到了父親的墓前，又悄然離去。也許只有精神病醫生或者精神分析師才能透過加繆的風流史和前後不一發現一種真正的忠誠。正如蓬塞所說，加繆「在公眾事務中是從不退縮的」。證據在手，誰能夠否認這一點呢？

從奧蘭到君士坦丁，就作家在阿爾及利亞的活動軌跡而言，我認為如今年輕一代的阿爾及利亞讀者理解加繆的方式已經比他們的先輩更為開放。1960年，孟多維的市議會將「苗圃街」改為「阿爾貝·加繆街」。1962年，在孟多維恢復德昂的舊城之後，這條幹道又一次改名為「費達奧維-馬薩烏德烈士街」。我想告訴阿爾及爾或者安納巴（它的舊稱是波尼）的市民，《婚禮集》的作者是阿爾及利亞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再過10年，也許100年，阿爾及爾必將再次擁有一條「阿爾貝·加繆大街」。新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或是如1994年被伊斯蘭極端勢力暗殺的精神病專家馬赫福德·布斯卜西（他是加繆的朋友）這樣的老一輩人士，都會接受這個想法。事實上，阿爾及利亞的新一代學院派批評家要比很多法國學者更敏銳。例如曾在安納巴大學執教，現居法國的朗里夏·舍度尼就嚴肅地討論過《局外人》、默爾索和加繆本人：「在這部小說中，阿拉伯人是匿名的、非個人化的、遭到貶低的，人們觀看他們時總是帶著種族主義的固定眼光。阿爾貝·加繆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則指出，在現實生活中也同樣是如此。在他整個一生里，作家都在為消除阿拉伯人在這片土地上蒙受的不公而鬥爭。他曾經多次發出警示的信號，希望掃除民族壓迫，改變旁觀者無動於衷的心態；他也譴責過『歐洲人瘋狂的傲慢』，目的是結束集體隔離與各種各樣的不平等現象。」朗里夏·舍度尼補充說：「他指出自己族群的罪責，揭示了在殖民社會中習以為常的對阿拉伯人的看法，他始終為阿拉伯人說話，幫助人們認清真相。」舍度尼看到加繆被孤立和排斥，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他同時抱有兩種忠誠，因此成為局外人和被孤立的人。阿爾貝·加繆是孕育他的社會矛盾的犧牲品。今天阿爾及利亞的阿拉伯人正是因為從反面經歷了類似的分裂體驗，才對他持有最大的敬意。」「加繆是一位阿爾及利亞作家。」這是傑出的穆罕默德·蒂博的原話。朽木難雕，對那些最後僅存的仍在攻擊加繆的人，我們已經不期望他們具有類似的眼光和心腸了。

加繆曾尋找生活的規則。在公眾事務中，他拒絕謊言、統治和專制。他嘗試著表達某些《福音書》的世俗版戒律。在他看來，一位作家「只能通過他的書來幫助這個社會，他不應該竊取神父的頭銜。這不是消極避世的表現，而是對自身局限性的體認。」

不過，加繆在《婚禮集》和《夏天》等散文中，讓讀者感受到了濃烈的詩意。我相信《局外人》和《墮落》經得起時間的汰選，《反與正》、《婚禮集》和《夏天》也同樣如此，因為它們超越了一時一地的政治爭論。自伽利馬出版社成立以來，銷量最好的一本書就是《局外人》。加繆的讀者群今天依然在不斷擴大，他們來自截然不同的階層。且不說可信度值得懷疑的民意調查，在那些更「封閉」的問卷中（諸如「下列作家中哪位……」之類的問題），加繆的名字總是和巴爾扎克、高乃依和莫里哀並列在一起。另有一些更「開放」的問卷，設計者通常要求讀者回答「在世的或已經死去的20世紀作家中，誰最讓你心動？」這樣即興式的問題，加繆在其中總是名列前茅，用民意調查的術語來說，他有4.5的高分，這比馬塞爾·巴尼奧爾的3分、弗里德里克·達爾的2.6分，還有薩特的0.8分都要高。

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加繆始終嚴守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儘管歷史和社會背景差異很大，他對這個國家的期望實際上與納丁·戈迪默等人今天對南非的期望並無二致，這包括權利平等、兩大族群在一個國家的和平共處，以及建立多民族的法治國家。固然，要想將阿爾及利亞挽留在法國，自1956年之後就喪失了最後的可能。加繆很清楚，他所屬的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和本土的法國人「儘管談論的是同一片土地，但卻不是在談論同一個阿爾及利亞。」（這是讓·貝雷格里的話）即使只考慮到人口比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也是不可避免的；更何況狹隘固執的殖民當局和卑劣的巴黎政客們一向漠視阿拉伯人與卡比爾人的權利，這就更加導致從精英到大眾的民族意識的覺醒，將阿爾及利亞人進一步推往和法國離心離德的方向。

從前，人們喜歡說，寧願跟著薩特錯，也勝過跟著阿隆對。在某些場合，我們可以把這句話里的阿隆換成加繆的名字。ｈtｔpｓ://ｒeａd.９9ｃｓｗ•cｏm

加繆有時也會不近情理，甚至粗暴，不招人喜歡，可在他身上，體貼、理解和人性的一面遠遠壓倒了驕傲和敏感的性格弱點。他生性脆弱，容易受傷，也有不少風流史，但始終忠於友誼和愛情。他光彩照人，奉獻多於索取。一個人，總是他公開的和私密的，為人所知和無人了解的行為的總和。在行將結束漫長的追蹤之時，我仍然無法解釋，為什麼一個酒窖管理員和一個沒有文化的女人的兒子會有如此卓越的才智：說到底，創作的神秘仍然隱藏在他的生命中，隱藏在無數相遇相識和命運的偶然之中，要造就這樣的靈魂，它們都是不可或缺的。對作品的評論並不能真正揭示出文學創作的秘密。加繆以其獨特的方式將他的藝術、生命和道德融為一體。「沒有任何偉大的作品……是真正建立在仇恨和鄙視的基礎之上的。在其內心的某個地方，在其歷史的某個瞬間，真正的創造者總能找到和解的力量。他在自己所處的奇怪的平庸中找到了公共的尺度……如果說藝術家無法拒絕現實，這是因為他負有在更高的層面上解釋現實的重任。然而，如果一開始就決心漠視現實，又怎麼能做到這一點呢？反過來，如果決定屈從於現實，又怎麼能改變它呢？」對加繆來說，每一張寫出的書頁都是帶著苦澀的勝利。或許是在回應卡特林娜·埃萊娜·加繆「太年輕了」的哀嘆，福克納說出了這樣的話：「人們會說他太年輕了，以至於沒有時間完成大業……可問題不在於生命持續的時間，甚至不在生命的品質，而在生命究竟經歷了什麼。」通過他的文學和政治話語，阿爾貝·加繆投入了一場真正的戰鬥，用T·S·艾略特的話來講，這是「與詞語進行的難以忍受的戰鬥」，而詞語總是「充滿張力，逐漸滑動和破碎，最後消失於無形。」

作為他那一代人中間的一個典型代表，加繆曾經心儀共產主義，也曾被和平主義吸引。無數知識分子聞著劊子手和屠夫身上散發的血腥味兒垂涎三尺，他卻對此深感厭惡。在這個意義上，加繆又不是典型性的，他屬於自由派，是奉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民族主義總是讓他憂心忡忡。在《反抗者》一書里，他說過：「要想解釋歷史，就必須像重視階級鬥爭一樣重視民族鬥爭的問題。」1957年，他有保留地談到了歐洲問題：「用某種漠視民族間差異的單一意識形態和技術宗教來完成歐洲的統一，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同樣，我也不願看到一個紛爭不已、各個民族相互敵對、整個社會陷入無政府狀態的歐洲。只要歐洲不毀於戰火，它就會獲得重生，最後，俄國也會帶著它的特性加入歐洲大家庭。」在法國，有誰比加繆更清楚、更深刻地表達過自己的觀點？毫無疑問，他的直覺比堆積如山的條約和無數流傳坊間的預言都更接近真理。至於社會主義——和喬治·奧威爾一樣，加繆也相信社會主義是可以改造的——，加繆相信，它的精髓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俗常的道德。我認為《反抗者》是一本在文體上不夠完美，但因其遠見卓識而光彩熠熠的書。與《現代》雜誌經院式的政治理論不同，作者只用50頁篇幅就說清了革命和革命者的問題。或許其不足之處在於，加繆在哲學和政治論證中混入了太多的文學，而這一點倒也符合法國人的特性。

「荒謬」是40年代最戲劇性、也最含混的精神坐標之一，到了50年代，「反抗」又流行一時。加繆準確地診斷出了某些時代的病灶，他表達了自己的焦慮，也拒絕了極權主義的誘惑和他本人心中的某些虛無主義傾向。他本來是有可能陷入犬儒主義的。作為思想家和醒世作家，他在那個奉行粗糙的馬克思主義的法國知識界中備受排擠。加繆堅拒一切狂熱，但並不拒絕戰鬥。他不信仰上帝，但上帝的理念仍然困擾著他，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有些信徒始終徒勞地想讓他皈依基督教。可以認為，在不信仰上帝的加繆身上，濃縮了法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在50年代遭遇的某些問題。用查爾斯·斯諾的術語來說，加繆和他的同代人內化了19世紀的社會和政治革命，卻相對忽視工業革命，更不用說20世紀的科技和經濟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