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賓派使永恆的道德原則變得冷酷，因為他們剛剛取消了直到那時支持這些原則的一切。他們是福音書的講授者，想要按照羅馬人的抽象權力建立友愛的世界。他們以自己認為是被民眾所承認的法律代替了神的指令，因為他們認為這法律是普遍意志的體現。這種法律以自然道德為依據，現在又說明自然道德的合理性。然而每當有一個亂黨出現時，這番道理便煙消雲散，人們發現，道德若不成為抽象的，則需要闡釋。同樣，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法學家以他們的原則粉碎了民眾正義的與生氣勃勃的征服，便準備了兩種當代的虛無主義：個人虛無主義與國家虛無主義。

1789年誕生的起義運動並不會到此為止。對雅各賓派來說，上帝並未完全死亡，對浪漫派人士也是一樣。他們保留了至高無上的「人」。「理性」在某種程度上依然是調解者。它意味著一種預先存在的秩序。但上帝至少再沒有化身，僅僅縮小為一種道德原則在理論上的存在。資產階級在整個十九世紀不過依靠這些抽象的原則才得以統治。不過它沒有聖茹斯特那樣高尚，僅僅把這些原則作為借口，利用一切機會推行相反的價值。由於資產階級根本上的腐敗與令人灰心喪氣的虛偽，從而最終使它所依靠的這些原則名譽掃地。它在這方面的罪行是無限的。永恆的原則與表面的道德同時受到懷疑，一切價值均失去信任，這時理性開始變化，僅僅依靠自己的成就。它想主宰社會，否定過去的一切，肯定將來的一切。它將來會變成征服者。俄國的共產主義激烈批評一切表面的道德，否定一切高等的原則，從而完成了十九世紀的反抗事業。二十世紀的消滅宗教替代了十九世紀的殺死國王，把反抗的邏輯貫徹到底，使地球成為以人為神明的王國。歷史的統治開始了，人把自己等同於他的歷史，不再忠於其真正的反抗，此後投身於二十世紀虛無主義的革命，這些革命否定一切道德，通過一系列的罪行與戰爭，毫無希望地追求人類的統一。雅各賓派的革命竭力創建道德的宗教，以實現人類的統一，這時取而代之的是犬儒主義的各種革命，不論它們來自右派還是左派，都力圖征服全世界，以最終創立人的宗教。以往屬於上帝的一切此後要交給愷撒。

法律可以主宰一切，只要它是普遍理性的法律。但它從來不是如此。如果人不是必然地善良的話，它便失去合理的依據。總有一天，意識形態與心理狀態相衝突，那時再無合法的權力，法律遂演變為與立法機構混而為一，成為一種新樂趣。那時會轉向何方？法律已感到茫然，失去了準確性，變得愈來愈不準確，甚至把一切都認作罪行。法律一直主宰著社會，但再無固定的界限。聖茹斯特曾預見到這種以沉默的人民的名義實行的專制。「巧妙的罪行成為某種宗教，騙子們充斥著神聖的殿堂。」但這是不可避免的。倘若偉大的原則沒有建立，而法律僅表現了暫時的條文，則法律不過是為制定而制定或者強加于眾。薩德或獨裁，個人恐怖或國家恐怖，這兩種情況都同樣是在缺少理由的情況下被論證的，當反抗與其根源相割裂，失去了一切具體的道德，它們便成為二十世紀的選擇之一。九*九*藏*書

我們切勿把聖茹斯特的雄偉身影與憂鬱的馬拉等同看待，哪怕一秒鐘也不行，米什萊正確地說馬拉是盧梭的模仿者。然而聖茹斯特的悲劇在於出於高尚的理由與更深刻的需要，他有時與馬拉唱一個調子，處決一批亂黨接著一批亂黨，一小撮又一小撮，最後難以肯定斷頭台是否在服務於大眾的意志。聖茹斯特直到最後都肯定它是為了全民意志而運作，因為這是為了道德。「像我們這樣的革命不是一次訴訟，而是壞人頭上的一次驚雷。」善在發出雷擊，純潔發出電閃，伸張正義的電閃。在他們看來，甚至吃喝玩樂的人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聖茹斯特說他提出的幸福概念在歐洲是新的。（說真的，尤其對於聖茹斯特來說是新的，他把歷史中止於布魯圖斯。）他發現有些人「對幸福的概念是可怕的，把幸福與享樂混為一談」。對這類人也必須嚴厲懲治。到了最後，已經談不上什麼大多數與一小撮。一直為人企盼的普遍純潔的天國遠離人們而去，不幸的大地上充滿了內戰與民族戰爭的廝殺聲，聖茹斯特違反自己的意願與原則，宣布祖國受到威脅時，大家都是有罪的。關於叛亂分子的一系列報告，牧月22日的法令，1794年4月15日關於需要設立警察的演說，標志著這種轉變的各個階段。這個如此權勢顯赫的人認為只要某個地方存在著主人與奴隸，放下武器就是可恥的行為，他就是同意把1793年憲法束之高閣並實施專制的那個人。他在為羅伯斯庇爾辯護而作的演說中，否定了名譽與死後的繼續存在，只提到九-九-藏-書抽象的天意。他同時承認，他所信奉的道德除歷史與現在外再無其他回報，道德應該不惜一切建立自己的統治。他不喜愛「殘酷與邪惡的」權力，他說，這種權力「若沒有規則便會走向壓迫」。但規則就是道德，它來自於民眾。民眾軟弱無力時，規則則趨於名存實亡，壓迫便猖獗起來。這樣，有罪的是民眾，而非權力，因為權力的原則是沒問題的。如此極端與血淋淋的矛盾只能由更加極端的邏輯加以解決，並在沉默與死亡中接受這些原則。至少聖茹斯特一直堅持這種要求。他最後就是在那裡找到了他的偉大之處及在各個世紀與九霄中的獨立生命，他曾如此充滿感情地談到這種生命。

聖茹斯特，薩德的同時代人，終於走向為罪惡辯解，儘管他是從不同的原則出發的。聖茹斯特肯定是反對薩德的。如果那位侯爵的公式可以表述為：「你應該打開監牢，否則便證明你是有道德的。」這位國民公會議員的公式則是：「證明你是有道德的，否則便進入監牢。」然而二人都認可了恐怖主義，對那位浪蕩公子來說是個人的恐怖行為，而對這位道德的傳教士來說則是國家的恐怖行為。不論是絕對的善還是絕對的惡，若按照必然的邏輯來推斷，二者均要求相同的狂暴行動。當然，聖茹斯特的主張中有含糊不清之處。他1792年寫給維蘭·多比尼的信中有些荒誕的言辭。這個既迫害人又受到迫害的人的這番信仰說教以辛酸的坦白結束：「布魯圖斯若不殺死其他人，他自己也會自殺的。」一個如此嚴肅的人，一個如此冰冷、有邏輯性與沉著的人，讓人難以想象他有什麼精神失常與狂悖的行為。聖茹斯特表現出格外嚴肅的言談舉止使最近兩個世紀的歷史成為一部令人厭煩的黑色|小|說。他說：「居於政府之首而開玩笑的人會趨向于專制。」這真是令人驚愕的警句，尤其是不妨想想對專制的控制會得到什麼，又是誰準備了學究式的愷撒時代。聖茹斯特做出了榜樣，他的語調本身就是決定性的。這種一連串的不容置疑的斷言，這種公理式的風格比真實的肖像能更好地描繪出他。警句在轟鳴，猶如是民族的智慧本身，構成科學的定義相繼湧現，猶如冰冷而明確的命令。「原則應該是恰當的，法律應該是無情的，懲罰不容變更。」這是斷頭台的風格。

邏輯上如此斬釘截鐵卻意味著深深的感情。在這裏像在他處一樣，我們又發現了對統一性的熱情。一切反抗皆以統一性為前提。1789年的反抗要求祖國的統一性。ｒeａd.99ｃｓw.coｍ聖茹斯特夢想一個理想的城市，那裡的風俗與法律相一致，使人的廉潔清白大放異彩，使人的本性與理性相一致。倘若亂黨分子阻礙了這個夢想，熱情便會誇大它的邏輯。人們於是想象不到，既然亂黨分子存在，原則也許有舛誤。亂黨分子將成為罪犯，因為原則始終是不可觸犯的。「現在是所有的人回歸道德而貴族經歷恐怖的時候了。」然而並不僅僅是貴族的亂黨分子，還應該把批評立法議會與國民公會的共和派及其他所有的人包括在內。這些人也是罪人，既然他們威脅到統一性。聖茹斯特於是宣布了二十世紀專制政治的重大原則：「愛國者是完全支持共和國的人，不論誰，若有反對共和國的一點兒行為，他便是叛徒。」凡批評者皆為叛徒，凡不公開支持共和國的人皆為可疑分子。當理性與個人的自由表達權利難以建立一致性，則必須用消滅異己分子的肉體的辦法來得到解決，於是鍘刀成了判斷是非的人，其職責就是反駁異端。「一個被法庭判處死刑的騙子竟說他要反抗壓迫，因為他要反抗斷頭台！」聖茹斯特的這種憤慨之詞難以為人理解，因為總的說來到他為止，斷頭台恰恰是壓迫的最明顯的象徵之一。在他大講道德之後，從這種混亂的邏輯就得出了斷頭台是自由的結論。他保證合理的統一性，城市的和諧。他要凈化共和國，凈化一詞可謂十分確切，他要清除與普遍意志及普遍理性相悖的錯誤言行。馬拉用另一種格調大聲說：「有人否定我的博愛者的稱號，唉！這是何等的不公正！有誰看不到我之所以割下極少數人的腦袋是為了拯救大多數人呢？」極少數人是亂黨嗎？無疑是如此，而且一切歷史行動都要以此為代價。馬拉作了最後的計算，他要求二十七萬三千個腦袋落地。他在屠殺時大喊：「用熱烙鐵給他們作個記號，剁掉他們的拇指，割去他們的舌頭。」從而損害了這次手術治療的外表。這位博愛者夜以繼日地以最單調的語言大書特書殺人的必要性，說這是為了創造。屠殺者們在我們監牢的院子中擺好觀眾的長凳，男人在右面，女人在左面，讓他們觀賞屠殺法國的貴族，以此作為博愛的優雅的範例。與此同時，馬拉在九月的這些夜晚，坐在他的小屋裡，對著燭光仍在奮筆疾書。

聖茹斯特說：「所有的石頭都是為了自由大廈而鑿出的。你們用同樣的石頭可以為它建一座廟堂或墳墓。」由《社會契約論》的原則主持修建的墳墓，由拿破崙·波拿巴來封閉。盧梭並不缺少明智，已經看到「契約」的社會僅僅適合於神明。他的繼承者們卻把它看得很認真，竭力要創立人的神化。紅旗在以往的制度下是戰爭法則和行政權的象徵，在1792年8月10日則成了革命的象徵。這種轉變很能說明問題，饒勒斯這樣加以評論：「我們民眾就是法律……我們現在不是反抗者，反抗者現在守在杜伊勒里王宮中。」然而變成神絕非輕而易舉之事。昔日的天神不會一受到打擊就死去，而十九世紀的革命應該完成對神的原則的清除。巴黎於是起義，把國王置於民眾的法律之下，阻止他恢復權力。1830年的起義者把那具行屍走肉拖著穿過杜伊勒里王宮的大廳，把他安置在王位上，給予他微不足道的榮譽，這件事沒有其他意義。國王在這個時代仍然可以是受尊敬的代辦，不過他的委託書現在來自於民族，他的行為準則是憲章。他再不是陛下。以往的制度在法國最終消失了。1848年以後，新制度仍然需要加以鞏固，從十九世紀伊始到1914年的歷史，是恢復民眾的統治權而打倒舊制度的君主專制的歷史，是民族原則的歷史。這種原則在1919年獲勝，歐洲一切舊制度的專制政體在這一年統統消失。民族的統治權在各處，都在法律與理智方面代替了王權。這時只有1789年的原則的後果可以湧現。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是最早可以對此作出清楚判斷的人。reａd•９9ｃｓｗ•cｏm

長久以來，他的確預感到他的要求意味著要完全無保留地奉獻出自己，並說，在世界上進行革命的人們，「那些做好事的人們」，只有在墳墓中才能酣睡。他深信他的原則只有在民眾的道德與幸福中才能圓滿地實現。他也許看出他在要求不可能的東西，於是預先斷絕了後路，公開宣布在他對民眾絕望的那一天，即自己刺死自己。他如今已絕望，因為他已懷疑恐怖。「革命已冷了下來，一切原則都已削弱，只剩下陰謀所戴的紅便帽。施行恐怖使罪惡麻木，猶如烈性酒使王宮醺醺然一樣。」道德自身「在無政府狀態時與罪惡結合在一起」。他曾說過，一切罪惡皆來自專制政治，他是一切罪惡中的第一個。由於罪惡堅持不懈地頑強地滋生，大革命本身也走向專制，變得有罪了。人們無法減少犯罪、叛亂分子與可怕的享樂精神，於是不得不對這種民眾失望並控制他們。然而人們也不能不搞詭計，以此進行治理，因而不得不容忍壞事或為之效勞，承認原則有差錯或民眾是有罪的。這時，聖茹斯特神秘莫測而英俊的面孔改變：「一個人的生命若必須成為壞事的同謀或無聲的證人，倒不如一死了之。」布魯圖斯若不能殺死其他人便要自殺，於是開始殺其他人，然而其他人數目太多，不可能全部殺光，於是必須死亡，並再次證明，反抗若陷入混亂而無規則，便會從消滅他人而走向自身的毀滅。這個任務是容易的，只要再次將邏輯貫徹到底。聖茹斯特在他被殺害前不久為羅伯斯庇爾所作的辯護演說中，重又肯定了他行動的偉大原則，這也正是將要判他死刑的那條原則：「我不屬於任何亂黨，我在對一切亂黨戰鬥。」他於是認識到而且是提前認識到普遍意志的即國民公會的決定。他為了對原則的愛與反對一切現實而同意走向死亡，因為在國民公會中亂黨的狂熱與蠱惑的言論已佔上風。當原則衰弱無力時，只有一種方式可以拯救它們與自己的信仰，就是為那些原則而死。在巴黎7月份令人窒息的炎熱中，聖茹斯特固執地拒絕面對現實與世界，坦陳他要把生命交給由那些原則做出的決定。他這樣說了之後，彷彿短暫地看出另一種真相，終於有節制地揭露皮佑·瓦雷納與科洛·德布瓦。「我希望他們證明自己無罪，而我們變得更聰明一些。」他的風格與斷頭台在這裏暫時收了起來。然而道德過於驕傲，並不是智慧。斷頭台的鍘刀即將落在這個英俊而如同道德一樣冷峻的腦袋上。從國民公會判他死刑到他把脖子伸到鍘刀下面，他一直沉默不語。這長久的沉默比死亡本身更為重要。他曾經指責王位四周一片沉默，因而特別想要講話。但最後，他由於蔑視專制政治與謎一般的民眾，因為他們的行為有悖于純粹的理性，自己也變得沉默起來。他的原則與現實中的一切不協調，事物並非是應該成為的那樣。這些原則於是成了孤零零的，沉寂無聲，了無生氣。投身於這些原則，唯有一死，這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愛的隕滅，這樣的愛正是愛的反面。聖茹斯特終於死去，一種新宗教的希望也隨他而隕滅。read.99cs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