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他身上可以看到黑格爾思想所傳輸的專橫的心理學的後果。然而黑格爾認為，道德與良心之間的彼此承認可以通過愛的對抗而實現。但他拒絕把這個「現象」作為其分析的主要問題，他提出，這種現象「沒有否定所有的力量、耐心與成果」。他選擇了用盲目的螃蟹的爭鬥來說明良心，螃蟹在海洋的沙灘上糊裡糊塗地摸索著，終於相互抓住對方，展開生死搏鬥。黑格爾自願地把同樣合理的另一種景象置諸一邊，這景象就是數座燈塔在黑夜彼此艱難地搜尋對方，進行調整，終於共同彙集為更強烈的光芒。彼此相愛的人，如朋友、情人，都知道愛不是一閃即逝的，而是為了最終的相互認識與和解而在黑暗中進行的長期而痛苦的鬥爭。如果說歷史上的美德由於表現出耐心而為人所認識，真正的愛情與仇恨有同樣的耐心。並非唯有對正義的要求在各個世紀中說明革命激|情為合理，這種激|情也依賴於對眾人友誼的痛苦要求，特別是在面對敵對的天空時。在任何時代為正義而死去的人們都互相稱為「兄弟」，對他們大家來說，暴力只用來對付敵人，而為被壓迫者的群體服務。然而，如果革命是唯一的價值，它仍然需要告密，因而需要朋友的犧牲。此後，暴力將指向所有的人，為一種抽象思想服務。必須由著魔的人來統治，從而可以說，革命自身超過它所想拯救的人，直至此時，使失敗改觀的友誼應該在勝利尚未在望的日子被犧牲。

既然如此，當發現我們的虛無主義者並未孜孜于謀取財富與地位，並未盡情地享受呈現給他們的一切時，人們不免為之驚訝。說真的，虛無主義者在社會中並不缺少好位置，但他們並未對其犬儒主義提出一套理論，而是利用一切機會無效果地推崇美德。他們在向社會進行的挑戰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其本身便肯定了一種價值。他們說自己是唯物主義者，其枕邊書是布希納的《力量與物質》。但他們之中的一人承認：「我們每個人都準備上絞架，為了摩萊肖特與達爾文而丟掉腦袋。」從而將所信仰的學說遠遠置於物質之上。這種學說到了這種程度就有了宗教的狂熱味道。在皮薩列夫看來，拉馬克是個叛徒，因為達爾文是正確的，在這個圈子裡，不論誰若熱衷於談論靈魂不死，就會被開除出去。伏拉基米爾·魏德爾把虛無主義確定為唯理論的蒙昧主義，不無道理。理性在他們身上奇怪地含有信仰的偏見。這些個人主義者最小的矛盾並不是選擇最通俗的唯科學主義作為理性的典型。他們否定一切，除了最引起爭議的價值，即奧邁先生的價值。

皮薩列夫否定不能使自己滿意的一切，向哲學、荒誕藝術、騙人的道德、宗教，甚至向習俗與禮節宣戰。他建立了智力上的恐怖主義理論，令人想到我們超現實主義者的恐怖主義。他在學說方面發動了挑釁，拉斯科爾尼科夫對其深度給予了恰當的說明。皮薩列夫在這種衝動達到頂點時竟然面容嚴肅地提出了是否可以殺死自己的母親這樣的問題。他並且回答：「為什麼不可以呢？只要我渴https://read.99csw.com望並覺得這是有用的。」

巴枯寧體現了同樣的矛盾，不過以另外一種驚人的方式。他在恐怖主義時代的前夕逝世。不過，他事先否認了個人的謀殺行為，並揭露了「他的時代的布魯圖斯之流」。然而他尊敬他們，因為赫爾岑曾公開批評卡拉科索夫於1866年向亞歷山大二世開槍但謀殺未遂的行為，而巴枯寧指責赫爾岑這樣做。這種尊敬自有其道理。巴枯寧以與別林斯基及虛無主義者同樣的方式，從個人反抗的角度衡量了那一系列的事件，但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東西：政治上犬儒主義的萌芽將出現在聶察也夫的學說中，將革命運動進行到底。

巴枯寧在讚揚絕對的「統一性」之後，投身於最基本的善惡二元論，他最後所追求的無疑是「有關自由的普遍而真正民主的宗教」。這就是他的宗教，他屬於他的時代。不過難以肯定，他在這方面的信仰是否是完全的。他在寫給尼古拉一世的《懺悔書》中說，他「只是用一種超自然的痛苦努力，窒息了對我訴說我的希望是荒誕的內心的聲音」，才相信最後的革命（這種聲音曾對我說我的希望是荒謬的）。他這樣寫時的心情似乎是真誠的。相反，他理論上的非道德主義要堅定得多。人們看到他始終像猛獸一樣快樂而從容自在地徜徉在這種學說中。歷史僅受兩個原則支配——國家與社會革命，革命與反革命，二者不可調和，在進行著殊死鬥爭。國家，就是罪惡。「即使是最小的最不傷害人的國家，就其夢想而言仍是罪惡的。」革命因而是善。這種鬥爭超越了政治，也是魔王的原則反對神的原則的鬥爭。巴枯寧在反抗行動中重又明確地引進了浪漫主義反抗的一個主題。普魯東已經宣布上帝即惡，並大喊：「愛平民與國王所誹謗的撒旦，過來吧！」巴枯寧讓人們也看到了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反抗的深度。惡，這是撒旦對神的權力的反抗，相反，我們從這種反抗中可看到人類一切解放行動的生機旺盛的萌芽。如同十四世紀的《放蕩不羈的人》中的弗拉蒂塞利一樣，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在今天聽到下面這句話就會知道對方是同志：「以被損害的人的名義。」

表面看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虛無主義開始於最激進的否定，拒絕一切不是純粹自私的行動。大家知道虛無主義一詞本身為屠格涅夫在其小說《父與子》中所創造，書中主角巴札洛夫就是這類人物典型的寫照。皮薩列夫在介紹這部小說后，宣稱虛無主義者承認巴札洛夫為他們的榜樣。「巴札洛夫說：我們唯一引以自負的就是心靈的空虛，直到在某種程度上認為萬物皆空。有人問他：這就是人們稱為虛無主義的東西嗎？他回答道：人們正是稱此為虛無主義。」皮薩列夫讚揚這個榜樣，為了說得更清楚，他為之作了這樣的概括：「我對現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局外人，決不參与其間。」唯一的價值就是合理的利己主義。

巴枯寧一脫離少年時代，就被黑格爾哲學所震撼，與過去的思想一刀兩斷，猶如受到一次神奇的震動。他夜以繼日地鑽研它，他說：「好似入迷了。」「我目中所見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只是黑格爾的範疇。」他懷著一種新教徒的狂熱而完成了這種https://read.99csw.com教義的傳授。「我個人的我已永遠被殺死，我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它在某種程度上已與絕對生命一樣。」他沒用多少時間就看出這種舒適的立場的危險。一個人若理解了現實而不起來對它造反，卻為之感到愉悅，這個人是因循守舊者。巴枯寧身上沒有任何東西會使他註定要服膺于這種看門犬的哲學。也許，他在德國旅行時聽到德國人令人不快的看法，使他難以像老黑格爾一樣認為普魯士王國是精神結束階段的體現者。他比沙皇本人更具有俄羅斯氣息，儘管懷有種種夢想，卻無論如何不能認同對普魯士的頌揚，因為它建立在相當專橫的邏輯上，進而斷言：「其他民族的意志沒有任何權力，因為統治世界的是代表這種意志的民族。」另一方面，巴枯寧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發現了法國的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遂傳播這種潮流。不管怎樣，巴枯寧堅決地拋棄了德國的意識形態。他以同樣的激|情走向絕對，如同會走向完全破壞一樣，懷著「得到一切，否則一無所得」的狂熱，這在他身上以純粹的狀態表現出來。

此時，在革命內部，的確一切都是被允許的，謀殺可定為一項原則。這一革命運動產生於宗教與道德的傾向，這傾向即出現在十二月黨人身上與拉甫洛夫與赫爾岑的社會主義中。1870年，隨著民粹主義的回潮，人們認為這個運動會遏制住向聶察也夫所闡述的政治上的犬儒主義發展。這一運動向「活的靈魂」發出號召，要求他們走到民眾中去，教育他們，讓他們依靠自己走向解放。「懊悔的紳士們」離開自己的家庭，穿上窮人的衣服，前往農村向農民宣傳，但農民持懷疑態度，保持沉默。等他們不沉默時，卻向憲兵揭發這些使徒。這些美好的靈魂的失敗，使運動又回到某個聶察也夫的犬儒主義，或者至少回到暴力。由於沙俄時代的知識界未能把民眾吸引到自己一面，他們重又感到在專制政權面前是孤立的。世界在他們看來重又分為老爺與奴隸。「人民意志」這個團體因而將個人恐怖主義定為原則，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謀殺，一直持續到1905年革命社會主義黨建立為止。恐怖主義者誕生於這個地方，背離了愛，奮起反對老爺們的罪惡，但孤立無望，面對著自身的矛盾只能由犧牲其清白無辜與生命來解決。

聶察也夫的形象不像巴枯寧那樣為人了解，但他更加神秘，對我們的話題來說也更有意義。他把虛無主義的觀點編織得極其嚴密，使這種思想幾乎沒有矛盾。他將近於1866年出現於革命的知識界，於1882年無聲無息地死去。在這段短暫的時間內，他不斷地誘惑著人，有他身邊的大學生們，巴枯寧本人，流亡國外的革命者，最後還有他牢房的看守，他竟成功地讓他們參与一種瘋狂的陰謀。當他出現時，已經對他所思考的事情持堅定態度。巴枯寧之所以對他如此著迷，甚至打算委託他一件想象中的任務，是因他從這個無情的人身上看到了他所希望的人，在某種程度上看到了他自己如果康復而可能成為的那種人。聶察也夫不僅滿足於說「必須與強盜的野蠻世界結合在一起，這是俄羅斯唯一真正的革命階層」，也不滿足於再一次同巴枯寧一樣寫出：以後政治即宗教htｔps://reaｄ.９９csｗ•ｃｏm，而宗教即政治。他讓自己成為一場無希望的革命的殘酷的傳教士，最明顯的夢想就是建立殺人的秩序，可以傳播他決心為之效力的黑色神性，並使之最後獲得勝利。

反對造物主的鬥爭是無情與不講道德的。唯一的獲救之途就是消滅。「對破壞的激|情就是對創造的激|情。」巴枯寧論述1848年革命的篇章洋溢著破壞的歡樂之情，令人震撼。他說：「這是既無開始也無結束的節日。」的確，對他來說，如同對於一切被壓迫者一樣，革命就是節日。就此詞神聖的意義來說，此處令人想到法國無政府主義者科爾得魯瓦。他在其著作《烏拉，或哥薩克的革命》中號召北方的遊牧部落摧毀一切。此人還想「把火把扔進父親的房屋」，並大喊他只有在人類的水災與混亂中才懷有希望。人們就是通過這些坦誠的表現來理解反抗的。這就是為何巴枯寧是他的時代唯一的人，以異常的深度批評學者們的統治。他為與他的反抗完全等同的人辯護，反對一切抽象的議論。他之所以讚揚強盜與農民起義的首領，他所推崇的榜樣之所以是斯唐卡·拉茲納與布加喬夫，就因為這些人為純自由的理想而戰鬥，儘管既無主義也無原則。巴枯寧把反抗不附加任何東西的原則引入革命的核心。「暴風雨與生命，這就是我們所需求的。這是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因而是自由的。」

然而，虛無主義者正是在選擇寫一篇有關信仰理性最短的文章時，給他們的繼承者樹立了一個榜樣。他們除理性與利益外什麼都不相信。他們選擇的不是懷疑主義而是使徒般的熱誠，並成為社會主義者。這正是他們的矛盾所在。如同所有年輕的才智之士一樣，他們同時懷有對信仰的懷疑與需要。他們個人的解決辦法就是使他們的否定具有不妥協性與信仰的激|情。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呢？魏德爾引用了哲學家索洛維也夫揭露這個矛盾時的一句輕蔑的話：「人類來自於猿猴，因而讓我們彼此相愛吧。」然而，皮薩列夫的真理就在這種分裂之中。倘若人是上帝的反映，那麼，他沒有人類的愛也無關緊要，將來總有一天他會滿足的。但是倘若他是盲目的人，在條件殘酷的與有限制的黑暗中躑躅，他便需要跟他相同的人以及他們易消失的愛。總之，如果仁慈不是躲藏在沒有上帝的世界又會在何處呢？在另一個世界，聖寵供給一切。否定一切的人們至少懂得否定是一種苦難。他們於是會經歷他人的苦難，並最後否定自己。皮薩列夫對於殺害母親之舉在思想上並不退卻，然而，他可以正確的態度談論不正義。他願意自私地享受生活，但他忍受了牢獄之災，以後成了瘋子。展現出的如此多的齷齪行為終於使他懂得了愛，遠離了那些行為並由於它們而痛苦，直到自殺。人們重新看到的不是他渴望塑造的國王般的個人，而是一個悲慘痛苦的老人，唯有他身上的崇高之處可以照耀歷史。

儘管這些漂亮的想法在今天大行其道，聶察也夫卻未能看到他的原則獲得勝利。當他殺害大學生伊萬諾夫時，至少曾試圖實踐這些原則。這次謀殺使當時富於想象力的人深為震驚，以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將此作為《著魔的人們》的主題之一。伊萬諾夫唯一的錯誤似乎就是對聶察也夫自命為其代表的中九_九_藏_書央委員會表示懷疑，他反對這種革命，因為他反對那個將自己等同於革命的人。他因而必須死。「我們有什麼權利奪取一個人的生命？聶察也夫的一個同志烏斯潘斯基這樣問道。回答是：這與權利不相干，消滅危害我們事業的一切，是我們的責任。」當革命是唯一的價值時，的確再無權利可言，而只有義務。然而，有人以這些責任為名，通過立即採取撲滅行動，便控制了所有的權利。聶察也夫沒有謀殺過任何暴君的性命，卻以革命事業的名義，在一次伏擊中殺害了伊萬諾夫。他隨後離開了俄國，去與巴枯寧相會。但巴枯寧與他分手，譴責這是一種「可憎的策略」。巴枯寧寫道：「他漸漸地說服自己，為了創建一個不可摧毀的社團，必須把馬基雅維利的策略作為基礎，採用耶穌會的手段：對身體施加暴力，對靈魂灌輸謊言。」這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如果革命如巴枯寧所期望的那樣是唯一的善，他能以什麼名義來斷定這是可憎的策略呢？聶察也夫真正是在為革命效勞，他不是為巴枯寧，而是為事業服務。他被引渡回國后，對法官未作任何讓步。在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后，他在監獄里仍發揮影響，將獄卒組織為秘密團體，圖謀暗殺沙皇，因而又受到審判。在他被監禁十二年之後，終於在一個要塞里結束了這個反抗者的生命，由他而開始出現了蔑視一切的革命大人物。

然而，一個沒有法律的世界就是一個自由的世界嗎？這正是一切反抗所提出的問題。若向巴枯寧詢問對此的答案，這個答案是明確的。他雖然在任何情況下都最清楚不過地反對專制的社會主義，而當他本人確定未來社會的性質時，所提出的社會模式依然是獨裁性質的，毫未考慮到其自相矛盾。他所擬定的國際友愛協會（1864—1867）的章程已規定，在採取行動時個人必須絕對服從中央委員會，在革命成功后同樣如此。他希望解放后的俄羅斯有個「強大的專制政權……此政權的四周是擁護者，它聽取他們的建議，由他們自由的合作而加強，但這個政權不會受到任何東西及任何人的限制」。巴枯寧同其敵人馬克思一樣，促進了列寧學說的形成。革命的斯拉夫帝國的夢想如同巴枯寧在沙皇面前所描述的那樣，恰恰為斯大林所實現，基本輪廓完全一樣。提出這些觀念的那個人曾說沙皇俄國的基本動力是恐懼並拒絕馬克思主義由黨專政的理論，因而這些觀念看起來是矛盾的。這種矛盾表明，專制學說的起源部分是虛無主義。皮薩列夫為巴枯寧辯護，後者肯定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是通過完全的破壞來尋求這種自由的。破壞一切，這無異於投身於沒有基礎的建設，然後必須用雙臂把牆扶立起來。一個人若拋棄全部過去，絲毫不保留可賦予革命活力的任何東西，他必然只能在未來得到證明，同時只能由警察使暫時的東西成為合法。巴枯寧宣布了專政，並不違反其破壞的願望，而是與之一致的。的確，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他在這條道路上停止下來，因為道德的價值在完全否定的火盆中也化為灰燼。他為了獲得釋放而寫給沙皇一封卑躬屈節的懺悔書，由此而在革命的政治中玩了一套驚人的兩面派把戲。有人推測他的《革命教程》是在瑞士與聶察也夫一道寫的。通過此書顯示reａd•９9csｗ.coｍ了政治上無恥的隨機應變態度，不斷地權衡革命運動的得失，雖然他以後對此加以否認，而聶察也夫本人卻以挑釁的方式對此加以闡述。

聶察也夫的獨特之處就是認為對兄弟們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他與巴枯寧一道把其主張的信條固定下來。然而，巴枯寧在精神迷茫時交給他一項任務，在俄羅斯代表歐洲的革命聯盟，其實這聯盟僅存在於他的想象中，聶察也夫果真贏得了俄羅斯，創立了他的「斧頭協會」，由他自己制定章程。從中可以看到，設立秘密的中央委員會，對一切軍事或政治行動來說無疑是必需的，所有的人都應該發誓絕對忠於這個委員會。聶察也夫認為領袖們為了領導部下，有權運用暴力與撒謊的手段，這樣他便不僅僅使革命軍事化。他說自己是這個尚不存在的中央委員會的代表，為了使猶疑未決的人員投入他考慮要開展的行動，他把中央委員會描繪為可支配無限的資源，這樣從一開始他便說謊。不僅如此，他還把革命者分成幾等，第一等（也就是領袖）享有權利，可把其他人視為「他們可以動用的資金」。歷史上的任何領袖可能都是這樣想的，但沒有公開說出來。直到聶察也夫時，尚無一個革命領袖敢於將此作為其行為原則。直到此時，沒有任何革命在法律上開宗明義地寫出人是工具。傳統上，革命號召參加人員要勇敢無畏，有犧牲精神。聶察也夫決定，可以對動搖不定分子採取要挾與恐怖手段，矇騙相信的人。甚至即使驅使他們去完成最危險的行動，想象中的革命者也應該效命。至於被壓迫者，既然最後會徹底拯救他們，人們便可以更多地壓迫他們。他們此時所失去的，未來的被壓迫者將會得到。聶察也夫作為原則提出，必須促使政府採取鎮壓措施，永遠不能觸動民眾最為憎恨的官方代表的統治，最後，秘密團體應該採取一切活動增加群眾的痛苦和苦難。

赫爾岑為虛無主義運動辯護，僅僅因為他從中看到，它與一切現成的思想相比意味著更大的解放。他寫道：「消滅舊事物，這就是未來的誕生。」他這時又運用別林斯基的語言。科特里亞列夫斯基談及人們稱為激進分子的那些人時，把他們說成是「認為必須完全捨棄過去而按另一種類型塑造人格」的使徒。隨著拋棄一切歷史與決定，根據國王般的個人而非歷史精神來塑造未來，施特納的思想再現於當時。然而國王般的個人不能單獨掌握權力，而需要其他人，於是陷入虛無主義的矛盾。皮薩列夫、巴枯寧與聶察也夫都竭力要解決這一矛盾，途徑是每人更加擴展一點兒破壞與否定的範圍，直到恐怖主義同時運用犧牲與殺人來消滅矛盾自身。

他不僅論述了破壞一切，其獨特之處還在於為那些獻身於革命的人們冷靜地要求得到「一切行為都是允許的」權利，並且允許自己做任何事情。「革命者是一個命中預先註定的人，他不能有感情強烈的交往者，自己心愛的人與物品，甚至要捨棄自己的姓名。他的整個身心都應該集中於一件心愿：革命。」如果歷史在一切原則之外的確只是屬於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鬥爭，那麼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完全獻身於這兩種價值中的一種，為之死亡或者從中得到新生。聶察也夫將此邏輯貫徹到底。根據他的理論，革命第一次明確地同愛情與友誼相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