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利亞波夫在自己殺人或指使他人殺人後，始終是孤獨的，因為這種罪行是他所不願意而又知道自己會接受的，如同李薩柯夫一樣。索菲婭·別羅夫斯卡婭在絞刑架下擁抱了她心愛的男子與另外兩個朋友，但臉背著李薩柯夫，他孤零零地作為新宗教的受苦的人而死去。熱利亞波夫覺得，在弟兄們中間死去恰恰說明他赴死是正當的。殺人者只有在同意繼續活下去或者為了活命而出賣弟兄們才是有罪的。相反，死亡勾銷了犯罪與罪惡。夏洛特·戈爾戴向弗基耶·丹維爾大聲說道：「噢，魔鬼，他竟然把我當做殺人犯！」正是對人的價值的令人心碎的短暫的發現，位於無罪與有罪、理性與非理性、歷史與永恆的中途。在發現它的那個時刻，也僅僅在此時刻，這些絕望的人得到了奇怪的安寧，是最終獲得勝利的安寧。波利瓦諾夫在牢房中說，死對於他是「容易而甜美的」。瓦那洛夫斯基寫信說他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我走上絞架時臉上的肌肉毫未顫動，也沒有說話……這不是對我自己施加的暴力，而是我一生所作所為的完全自然的結果。」很久以後，施米特中尉在被槍決前也寫道：「我的死亡使一切有個圓滿的了結。我的事業由於我被處死而成為無可指責與完美的。」卡利亞耶夫在法庭上起而進行控訴，被判處絞刑。他堅定地宣告：「我把我的死亡看做是對灑滿淚水與鮮血的世界的最有力的抗議。」他又寫道：「從我被關在柵欄後面以來，我不曾有一分鐘有過不論以任何方式活下去的願望。」他的心愿得到滿足。5月10日凌晨兩點，他走向他所認可的唯一結局。他走上絞架台時一身黑色服裝，沒有外套，頭戴氈帽。弗洛林神甫給他遞去十字架，這個死刑犯把頭轉過去不屑於看耶穌像，僅僅回答說：「我已經對你說過，我的生命即將完結，我已經為死亡作好準備。」是的，在虛無主義的盡頭，在絞刑架的腳下，往昔的價值又在這裏復活。它是我們在分析反抗精神時所提到的「我們存在」的反映，這次是歷史的反映。它同時是信念。多拉·勃瑞利昂想到了同伴既為自己又為始終不渝的友誼而死，是這種價值使她驚恐的面孔閃耀出視死如歸的光輝。她促使薩索諾夫在監牢中自殺以示抗議，並讓當局「尊重他的弟兄們」。當一個將軍要求聶察也夫揭發同志們時，他一個耳光將那個將軍打倒在地，多拉在那一天原諒了他。這些恐怖主義者通過她，在肯定人的世界的同時，使自己超越于這個世界之上，在我們的歷史上最後一次指出真正的反抗就是價值的創造者。

然而，他們很快便成為歷史人物。例如，卡利亞耶夫在1903年決定與薩萬科夫一起參与恐怖行動時，年方read.99csw.com二十六歲，兩年之後這位「詩人」（這是人們給他起的綽號）便被絞死，生命短暫。但對熱情地研究這段時期的歷史的人來說，卡利亞耶夫以其閃電般的生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最有意義的恐怖主義的人物形象。薩索諾夫、什維澤爾、波科提洛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大部分其他恐怖主義者都是這樣的出現在俄羅斯歷史與世界上，他們挺身而出，獻身於爆炸，成為越來越驚心動魄的反抗的曇花一現而又令人難以忘記的見證人。

然而現在談及的極端的心靈什麼都沒有忘記。從那時起，他們無力說明他們認為是必須的那些行動是正當的，便想出以獻身來為之辯護，以個人的犧牲來回答他們向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對於他們來說，如同對於他們之前的一切反抗者一樣，殺人與自殺是一回事。一個人的生命由另一個人的生命來償付，從這兩個祭品中便產生了對價值的許諾。卡利亞耶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其他人相信各個生命是等價的，沒有把任何思想置於人的生命之上，儘管他們是為思想而殺人。確切地說，他們生活在思想的雲端，最後以死來體現思想，從而表明這種思想是合理的。我們現在又面對一種反抗觀念，它即使不是宗教的，至少也是形而上學的。在他們之後又來了其他的人，他們為同樣蠱惑人的信仰所激勵，卻認為這些方法具有感情|色彩，拒絕認為任何一個生命與另一個生命等值。他們於是把一個抽象的思想置於人的生命之上，即使他們稱之為歷史。他們事先服從於這個思想，還專橫地決定讓其他人也服從於它。反抗問題不能由算術來解決，而要由概率論來解決。為了在未來實現這個思想，人的生命可以成為一切或者什麼也不是。概率論學者對實現它的信心越大，人的生命價值便越小。到了極限，它便一文不值了。

在這個時期，這些行刑者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不當回事，對他人的生命卻異常嚴肅地對待。第一次謀殺塞爾日大公爵之所以失敗，正是由於卡利亞耶夫雖得到所有同志的贊同，卻拒絕殺害與大公爵乘坐同一輛馬車的孩童。關於另一個女恐怖主義者拉歇爾·魯利耶，薩萬科夫寫道：「她崇奉恐怖行動，把參与這種行動視為幸福與責任，但流血使她同多拉一樣心慌不安。」這個薩萬科夫反對在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快車上謀害杜巴索夫海軍元帥：「若稍有不慎，炸彈便會在車廂中爆炸而殃及其他無辜的人。」他「以恐怖主義者良心的名義」憤怒地禁止讓一個十六歲的少年捲入一次謀殺行動。他在從沙皇的一座監獄逃走時，決心向阻止他逃跑的官員開槍，但最後寧肯自殺而不願把槍口轉向士兵。同樣，瓦那洛夫斯基，這read.99csw.com個殺人者承認從未打過獵，「覺得這是一項野蠻的行動」。他也曾聲明：「如果杜巴索夫由妻子相伴，我將來便不扔炸彈。」

這一群人數不多的男男女女隱身於俄羅斯的人海之中，相互依靠，選擇了行刑者的行當，其實他們絕非是註定要這樣做的。他們生活在違反常理的矛盾中，他們一方面很珍重人類生命，另一方面對他們自己的生命又毫不愛惜，從而發展到嚮往崇高的犧牲。對多拉·勃瑞利昂來說，行動綱領的種種問題算不了什麼。恐怖行動首先由於恐怖主義者為之作出的犧牲而變得壯麗。薩萬科夫說：「然而，恐懼，如同十字架一樣壓在我們身上。」卡利亞耶夫本人準備隨時犧牲自己的生命，「不僅如此，他熱切地渴望這種犧牲」。當準備謀殺普萊維時，他建議由他自己撲在馬匹下面而與這位部長一道死去。在瓦那洛夫斯基身上也是如此，對犧牲的興趣好似表明死亡有吸引力。他被捕后寫信給父母親說：「在我幼年時代，自殺的念頭便多次出現在我的心中……」

他們從事地下秘密活動，因而不得不生活于孤獨中，對於一切與廣大的人類團體有交往的行動家所享有的樂趣並無感受，除非以抽象的方式。但他們相互間的聯繫代替了他們對他人的一切感情。薩索諾夫如此寫道：「啊，騎士團！我們的騎士團深懷這樣一種精神，『弟兄』亦不足以清楚地表達我們相互間關係的本質。」同一個薩索諾夫在監牢中寫信對朋友們說：「對我來說，幸福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永遠保持我與你們完全團結一致的精神。」至於瓦那洛夫斯基，他在寫信給一個心愛的女子時承認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因為她不讓他離去：「假若我去同志們家遲到的話，我會責罵你的。」他承認這句話「有點是戲言」，但也表明了他的精神狀態。

同一年，「人民意志」一個成員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還死》的小冊子中把恐怖活動定為原則，其後果接踵而至。在歐洲，德國皇帝、義大利國王與西班牙國王均成為謀殺活動的遇害者。仍是在1878年，亞歷山大二世創造了國家恐怖主義最有效的武器。從這一年開始，在歐洲與西方的十九世紀便記載了許多次謀殺行動。1879年發生了一起針對西班牙國王的新謀殺活動以及對沙皇的未遂謀害。1881年，「人民意志」的恐怖主義者謀害沙皇，索菲婭·別羅夫斯卡婭、熱利亞波夫及其朋友們被絞死。1883年發生謀殺德國皇帝的行動，兇手被用斧頭處死。1887年，處決芝加哥的殉難者，而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瓦朗斯會議發出了恐怖主義的警告：「社會若不讓步，邪惡與罪行必須滅亡，即使我們與之一ｒead•９9csw•cｏｍ道死亡。」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法國，標志著被稱為以事實進行宣傳的活動達到頂峰。拉瓦肖爾、瓦揚與亨利的行為成為殺害卡爾諾的序幕。僅僅在1892年，爆炸謀殺案在歐洲即有一千多起，在美洲有近五百起。1898年謀殺奧地利伊麗莎白王后。1901年，美國總統麥金利被暗殺。在俄羅斯，針對沙皇政權次一級的代表人物的謀殺行為沒有停止過，革命社會主義黨的「戰鬥組織」於1903年誕生，聚集了俄羅斯恐怖主義最不尋常的人物。1905年，薩索諾夫暗殺普萊維與卡利亞耶夫謀殺塞爾日大公爵，標志著這用鮮血佈道的三十年的頂點，對革命的宗教來說結束了殉道者時代。

如此地完全忘掉自己，同時又深深地關懷他人的生命，令人想到這些心腸軟的殺人者在極端的矛盾中體驗著反抗的命運。可以認為，他們在接受暴力不可避免的性質時，也承認暴力是不正當的。是必須乾的卻又是不可原諒的，謀殺在他們看來就是這樣的。心靈平庸的人們面對這個可怕的問題，會忘掉恐怖行動的某種性質而心安理得。他們會以形式原則的名義，滿足於認為一切馬上發生的暴力是不可原諒的，而允許暴力在世界與歷史範圍內擴散。他們或者以歷史的名義而自我安慰，認為暴力是必須的，於是一次又一次地殺人，直到使歷史長久地破壞人身上抗議非正義的一切。這確定了當代虛無主義有資產階級的與革命的兩副面孔。

由於他們的行動，1905年成為革命豪情的頂峰，從那時起開始衰退。這些死難者沒有建立教會，他們是教會的水泥或者借口。隨之而來的是教士與篤信宗教的人。將要來的革命者不要求用生命交換。他們同意冒死亡的危險，但也認為為了革命併為它效力應儘可能保全自己。他們因而為了他們自己而接受全部的罪行。接受屈辱，這是二十世紀革命者的真正特點，他們把革命與人的教會置於他們自己之上。相反，卡利亞耶夫證明，革命作為必需的手段，並非一個令人滿足的結束。同樣，它使人升高而不是降低。正是卡利亞耶夫及其兄弟們，不論是俄國的還是德國的，在世界的歷史上真正地與黑格爾對立，他們最初認為包羅萬象的認識體系是必要的，以後又認為是不夠的。表象對它來說是不夠的。當全世界承認這個體系時，卡利亞耶夫仍心存懷疑，必須由他自己同意方可，眾人的一致贊同仍不足以平息這種懷疑，上百次的熱情歡呼已經使這種懷疑萌生於一切真正的人的頭腦。卡利亞耶夫直到最後仍在懷疑，但這並未阻止他行動。正由於此，他成為最純潔的反抗形象。一個人若同意去死，用一個生命去償付一個生命，不論他的否定是什麼，他同時便肯九-九-藏-書定了一種價值，這個價值超越了作為歷史的個人的他。卡利亞耶夫獻身於歷史，直到死亡，而在死去的時刻又使自己超越于歷史。肯定地說，他喜愛自己勝過歷史。但毫不猶豫殺死自己的他，與他所體現的並使之長存的價值，這二者之間他更喜愛何者呢？答案是肯定的，卡利亞耶夫與其兄弟們戰勝了虛無主義。

1878年是恐怖主義者在俄羅斯誕生的一年。一個非常年輕的女子維拉·查蘇利奇在1月24日審訊一百九十三名民粹派成員的次日，開槍射擊聖彼得堡總督特列波夫將軍。她被陪審團宣告無罪，以後又擺脫了沙皇警察。這一槍引發了一連串的鎮壓與謀殺，二者互為因果，人們估計只有到厭倦時才能結束這種局面。

他們幾乎都是無神論者。波利斯·瓦那洛夫斯基寫道：「我記得，甚至在上中學以前，我便向童年的一個夥伴宣傳無神論。只有一個問題使我窘困。這是從何而來的呢？因為我對永恆沒有絲毫概念。」他在向杜巴索夫海軍元帥投擲炸彈時身亡。卡利亞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薩萬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殺行動之前幾分鐘，人們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聖像前面，一隻手握著炸彈，另一隻手在畫十字。但他拋棄了教會，在處死前，他在牢房拒絕見神甫。

大學生卡利亞耶夫大聲問道：「如果不參与恐怖行動，有資格談論它嗎？」他的同志們從1903年聚集於革命社會主義黨的「戰鬥組織」之中，先由阿澤夫領導，以後由波利斯·薩萬科夫領導，都身體力行地信守這個偉大的字眼。他們本來是些苛求的人，作為反抗歷史中的最後一批人，卻對他們的狀況與悲慘結局絲毫不加以拒絕。如果說他們生活在恐懼活動中，「如果他們信任恐怖活動」（波科提洛夫），他們從來沒有一日不為之膽戰心驚。歷史上幾乎沒有提供既狂熱卻又在激烈的爭論中顧慮重重的人的事例，可以說明1905年這批人，他們始終心存懷疑。我們對他們所能表示的最大崇敬之情，就是說，我們在1950年向他們提出的問題，他們都向自己提出過，而且在活著時已經以一死來部分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我們將要研究這個極限，即哲學的劊子手與國家恐怖主義的時代。不過，1905年的反抗者在他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邊緣，在炸彈的轟響聲中告訴我們，反抗若不停止其反抗，是不會令人感到安慰與舒服的。他們唯一的表面勝利就是戰勝了孤獨與否定。在一個為他們所否定九_九_藏_書又拋棄他們的世界中，他們像一切偉大的心靈一樣，試圖前仆後繼地重新樹立博愛精神。他們相互對對方懷有的友愛之情成為他們的幸福，甚至是在凄涼的監牢中的幸福，這種愛延伸到他們廣大的受奴役而沉默的弟兄們，由此可看出他們的困境與希望。為了效力于這種愛，他們首先必須殺人，為了確保潔白籠罩人間，必須接受某些罪惡。對於他們來說，這種矛盾只有在最後時刻才能解決。唯有自由地接受死亡才能戰勝孤獨與騎士的情緒，孤苦無告與希望。熱利亞波夫於1881年組織謀殺亞歷山大二世的行動，在行動前四十八小時被捕，要求與謀殺的真正實施者同時被處死。他在寫給官方的信中說：「只有政府的怯懦才能解釋為何只豎起一個絞架而不是兩個。」當局豎立了五個絞架，其中一個是用來絞死他心愛的一個女子的。但熱利亞波夫就義時面帶笑容，而李薩柯夫在審訊時便支持不住，他被拖往絞架，由於驚恐而神志不清了。

虛無主義與一種受挫折的宗教運動緊密牽扯在一起，就這樣以恐怖主義而結束。這些年輕人在否定一切的天地中，竭力想用炸彈手槍與走向絞刑架時所懷有的勇敢走出矛盾，創造他們所缺少的價值。在他們以前，世人以自己所知道或自以為所知道的東西的名義而死去。從他們開始，人們習慣於為自己毫無所知的某個東西而犧牲。在此之前，將要死亡的人們信賴上帝去取得人的正義。然而當人們閱讀這個時期被處死的人們的聲明時，會震驚地看到，他們所有的人，無一例外地依賴尚待來臨的其他人的正義去對抗他們的法官。在缺少最高價值時，這些未來的人成為他們最後依賴的對象。未來是沒有上帝的世人唯一的超驗性。恐怖主義者無疑首先想破壞，在炸彈的衝擊下使專制政權動搖。他們的目標是以自己的死亡來重新創造一個公正與愛的社會，從而重新承擔為教會所背叛的使命。恐怖主義者其實想要創立一個有朝一日會湧現一個新上帝的宗教。這是否就是一切呢？他們自願地行兇犯法與慷慨赴死並未收到任何功效，只不過許諾一種有待實現的價值。而今日的歷史使我們可以斷定，無論如何在當前可以斷定，他們白白地送了命，並未因此而不再是虛無主義者。一種尚待降臨的價值依然是一種矛盾，因為只要它尚未形成，便既不能指導行動，也不能提供一種供選擇的原則。但1905年的民眾為矛盾所折磨，以其否定和死亡創造了一種以後變得專橫的價值，相信宣告了它的誕生。他們不加掩飾地將這個至高無上與痛苦的善置於他們的劊子手與他們自身之上，其實我們在反抗的起源中已經見到這種善。當反抗精神在歷史上最後一次遇到同情精神時，讓我們來研究這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