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終極目的的國家有什麼意義嗎？它一旦接受了宗教的公理，則僅僅在神的世界有意義。世界是創造出來的，將來會終結；亞當離開了伊甸園，人類還應該重返那裡。如果人們接受辯證法的命題，在歷史的世界中則無終結。正確運用的辯證法不能也不應該止步不前。歷史局勢對立的詞語可以彼此否定，然後在新的綜合中相互戰勝對方。然而沒有理由使這新的綜合優於最初的綜合。或者不如說，只有當人們為辯證法強加一個詞語，從而為其引入一個來自外部的價值判斷，這樣做才有理由。如果無階級社會使歷史終結，那麼資本主義社會則優於封建社會，因為它使這個無階級社會更早地到來。然而，人們若接受辯證法的命題，則必須完全接受它。猶如等級社會為無等級卻有階級的社會所接替，應該說，階級社會將為無階級社會所接替，但這個社會為新的對抗所推動。人們拒絕有開端的運動，它便也沒有終結。一個極端自由主義的評論家說：「如果社會在永恆地變化，其手段則是其目的。」確切地說，社會主義沒有目的，有的僅僅是手段。倘若這些手段不是由與變化不相干的價值所保證，那麼無任何東西會保證它們。從這個意義上說，可以正確地指出，辯證法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按照我們的觀點，它僅僅是虛無主義的，是旨在否定不是它自身的一切事物的純粹的運動。

到底該如何想象這種歷史結局呢？馬克思沒有重新採用黑格爾的詞句。他相當模糊地說，共產主義不過是人類未來所需要的一種形式，它並不是整個未來。這樣說來，共產主義或者不能結束矛盾與痛苦的歷史，那樣人們便看不到付出如此多的艱辛與犧牲的正當理由何在，或者它結束了這種歷史，那麼只能把歷史的繼續想象為走向這種完美社會的進程。於是在希望自己是科學的敘述中便引入了神秘的概念。馬克思與恩格斯所鍾愛的政治經濟學的最終消失意味著一切痛苦的終結。歷史的艱辛與不幸伴隨著經濟，它們將與經濟一道消失，我們於是進入了伊甸園。

黑格爾在1807年結束了歷史，聖西門主義者認為1830年與1848年的革命動亂是最後的，孔德於1857年去世，他那時曾準備登上講壇向終於從謬誤中回頭的人類宣講實證主義。後來又輪到了馬克思，他以同樣盲目的浪漫主義預言無階級的社會與歷史的神秘革命。不過他更加精明，沒有提出明確的日期。不幸的是，他的預言也描述了歷史進程，宣布了歷史事件的趨勢。而歷史事件與事實卻忘記加入他的概括之中，這已經說明必須用暴力把它們帶入其中。尤其是這些預言，從它們表述了千百萬民眾熱烈的希望的時刻起，便不能是遙遙無期而不造成不良後果的。由於失望而把耐心的希望變為憤怒的時刻來到了，這時，人們所執著肯定的同樣目的越發被強烈地追求，它於是不得不尋求其他手段。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革命運動如同最初的基督教教徒一樣，期待著世界末日與革命的基督重新降臨人間。人們知道，在最早的基督教徒的社會中，這種情感持久不衰。在四世紀末，古羅馬帝國統治的非洲有位主教計算出世界還會存在一百年，到那時上天的王國會降臨，必須毫不遲疑地使自己配得上它。這種情感在公元一世紀是普遍的，這就說明了最初的基督教徒何以對純粹的神學理論漠不關心。如果救世主不久將重降人世，那麼應該把一切獻給火熱的信仰，而不是著作與教條。在克萊芒與泰杜連之前的一個多世紀中，基督教文獻對神學問題漠不關心，對典籍不去鑽研。待福音書中講述的基督降臨說已遠離現實，他們便必須靠信仰而生活，也就是著書立說。這時便產生了虔誠的信仰與傳授教理，聖保羅於是構建宗教信條。教會使這種信仰成為具體的有形之物。其實，它不過純粹是對將要到來的王國的一種嚮往。必須在這個世紀安排好一切，甚至殉道者。其世俗的代表是僧侶組織，連佈道也要藉助宗教裁判所法官的道袍。

同樣的簡單化使馬克思在追求民族性的世紀忽略了民族現象。他認為，由於貿易與交換，由於無產階級化，民族間的樊籬已經坍塌，而正是這些樊籬使無產階級喪失理想。若要說明歷史，民族間的鬥爭至少同階級鬥爭是同等重要的。但民族不能用經濟予九-九-藏-書以全部說明，馬克思的體系無視這一點。

自命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怎麼會這樣與事實相抵牾呢？答案很簡單，它並不是科學的。其失敗即在於含糊不清的方法，想使自己同時成為決定論者與預言家、辯證法與教條主義。倘若思想是事物的反映，它便不能走在事物進程的前面，除非通過假說，因為未來還僅僅是可能。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不過是批判現在的社會，只能對未來的社會作出假設，這樣才算得上科學思想。難道不正是由於這樣，他的主要著作才稱為《資本論》而非革命論嗎？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者一味預言未來與共產主義，從而違背了他們的原則與科學方法。

僅僅由於馬克思所讚美的經濟力量的作用，無產階級便拋棄了馬克思交付給他們的歷史使命。人們會原諒馬克思的錯誤，因為面對領導階級的墮落，一個為文明憂慮的人本能地會尋找代替他們的優秀分子。然而這種要求僅就其本身來說，並不是創造性的。革命的資產階級1789年奪取了權力，因為他已經有了這種要求。正如米爾·莫納羅所說，在那個時代法律落後於事實。事實是資產階級已經支配著指揮的崗位與新的權力，即金錢。無產階級並非如此，他所擁有的只是貧困與希望，正是資產階級使他們陷入這種貧困。資產階級由於瘋狂追求生產率與物質力量而變得卑鄙。這種狂熱生產的組織不能創造優秀分子，對這種組織的批判與反抗意識的發展，相反可以鍛鍊出替代的優秀分子。唯有革命的工會運動及勃魯蒂耶與萊索爾投入這條道路，想通過文化與職業教育培養出被沒有榮譽的世界曾經召喚並依然在召喚的新幹部。這並非一日之功，而新主人已經登場，他們所感興趣的是立即利用勞苦大眾的不幸，而非儘可能地並刻不容緩地減輕千百萬民眾的可怕的痛苦。專制社會主義者認為歷史發展得太慢，為加速其進程，應該把無產階級的使命交給一小撮空論家。正由於這樣，他們成為第一批否定這個使命的人。然而，這種使命仍然存在著，但內涵已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那樣，而是如同一切人類群體的使命一樣，他們會為其辛勞與痛苦而感到驕傲與充實。為了讓這個使命得以表現，必須冒風險，信任工人的自由與自發性。相反，專制社會主義為了一種渺茫的理想的自由而取消了這種生機勃勃的自由，這樣一來，不管它是否願意，便加強了由工業資本主義所開始的奴役事業。由於這兩種因素的協同作用，在一百五十年間，除巴黎公社這個反抗者的革命的最後庇護所之外，無產階級沒有其他歷史使命，唯有被出賣而已。無產者曾經戰鬥，終於犧牲，結果是把權力交給軍人或知識分子，即未來的軍人，輪到他們來奴役無產者。然而，這場鬥爭是無產者的尊嚴所在，得到了願意分擔他們的不幸與希望的所有人們的承認。這尊嚴是從新舊主人那裡獲得的。在無產者敢於利用這尊嚴時，它否定了這些主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尊嚴預示著他們的黎明。

唯有虛無主義而不是反抗回答了這個問題。迄今為止，唯有它在講話，重新摭拾起浪漫的反抗者的方式：瘋狂。歷史的瘋狂稱做權力。權力意志接替了正義意志，首先裝出與後者是一回事的模樣，然後把它拋到一邊，直到大地上再沒有什麼需要統治。意識形態的結論戰勝了經濟的結論：俄國共產主義的歷史否定了其原則。我們在這漫長道路的盡頭又找到了形而上的反抗，它這次是在武器與口號的喧囂聲中前進，忘記了它真正的原則，把它的孤獨埋藏在武裝起來的人群內部，用固執的經院哲學掩蓋其否定。這種形而上的反抗依然指向未來，它以後成為其唯一的神，但此前尚有許多國家需要打倒，許多大陸需要征服，它為唯一的原則而行動，以人的統治作為借口，已經開始在歐洲的東部建造了有堡壘保護的營地，面對著其他有堡壘保護的營地。

最後，對農業經濟而言，資產集中的規律是絕對錯誤的。馬克思研究農業經濟時態度輕率。這一缺陷在這裏具有重要性。我們世紀的社會主義歷史從某個方面來說，可以看做是無產階級運動對農民階級的鬥爭。這個鬥爭繼續了十九世紀專制社會主義與極端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而後者的根源顯然是農民與手工業者。馬克思因而在意識形態方面有必要思考農民問題，但出於體系的要求把一切都簡單化了。這種簡單化使富農付出昂貴的代價，他們成為歷史規律方面的五百多萬個例外，立即遭遇到死亡和流ｒeaｄ•99ｃｓｗ•coｍ放。

馬克思在經濟方面的預言因而至少為現實所懷疑。他對經濟的見解的正確部分，就是一個社會的結構越來越由生產節奏確定。不過，他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都持這種觀點。資產階級對科學技術的進步所抱的幻想為專制社會主義者所分享。這些幻想產生了機器駕馭者的文明。由於競爭與控制，他們會分裂為敵對的集團，但在經濟領域仍受相同的規律所支配：資本的積累，不斷增長的合理化生產。涉及國家最高權力的政治分歧是相當大的，不過由於經濟的演變而可能縮小。唯有道德分歧，與歷史的犬儒主義相對立的品德分歧是牢固的。但生產壓倒一切的要求控制著這兩個領域，在經濟方面使之成為一個世界。

在這種時刻，伽利略會說什麼呢？為歷史本身所證明的這預言具有的錯誤是什麼呢？人們知道，當代世界的經濟發展駁斥了馬克思的某些論斷。如果說，在資本的無限集中與無產者的無限擴大這兩個平行的運動陷入困境時應該發生革命，革命卻沒有發生或不會發生。資本與無產者皆不忠於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工業化的英國所觀察到的趨勢在某些情況下被否定了，在其他情況下變得複雜起來。理應加速的經濟危機相反在拉長了時間距離。資本主義知道了計劃化的秘密，自身也在促進這頭刺蜥的生長。另一方面，由於股份公司的建立，資本非但沒有集中，反而產生了一批小資金擁有者，他們最為擔心的肯定是鼓勵罷工的行為。在很多情況下，小企業如馬克思所預見的那樣，被競爭所擠垮。但生產的複雜性使不少小工廠在大企業周圍迅速發展起來。1938年，福特宣布有五千二百個小工廠在為他幹活。這種趨勢在以後有所加強。也可以說，由於財力雄厚，福特掌握著這些企業。但重要的是，這些小工廠形成了一個中間社會階層，使馬克思構想的社會結構複雜化。

因而，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理由去想象歷史的終結。然而，歷史的終結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要求人類作出犧牲的唯一理由，但它僅僅以預期理由作為合理的依據。這預期理由在歷史這個人們希望是唯一而充足的王國中，引入了與歷史不相干的價值。由於此價值同時又與道德無關，因而恰當地說，它並不是人們可以據以調整其行為的價值。它是一種沒有依據的教條，人們在以孤獨與虛無主義窒息人思想的絕望的運動中把它當做自己的。它或者是從此教條中撈取利益的人強加給人類的。歷史的終結並非一個完善的價值和範例，它不過是一個任意的恐怖的原則。

馬克思承認在他之前的一切革命皆已失敗，但聲稱他所宣布的革命最終會成功。迄今為止的工人運動所賴以存在的論據不斷為事實所否定，現在到了心平氣和地揭穿這種謊言的時候了。隨著救世主降臨說的遠去，終極王國的斷言已削弱，僅僅成了一種信仰。馬克思主義世界的唯一價值與馬克思的論述相反，今後成了強加給意識形態世界的教條。終極目的的王國如同永恆的道德與神的王國一樣，被用來矇騙社會。艾利·阿萊雅聲稱自己難以說社會主義到底是走向推廣到全世界的瑞士共和國抑或歐洲的專制政治。我們以後會了解得更加清楚。尼採的預言至少在這點上證明是對的。馬克思主義在今後與其意願相反，將根據不可避免的邏輯表明自己在精神方面是專制的，我們後面將加以論述。馬克思主義是正義反對神寵的鬥爭的最後一位代表，擔負起了正義反對真理的鬥爭，但並非它想這樣做。沒有聖寵如何生活，這是籠罩十九世紀的問題。一切不願意接受絕對虛無主義的人們的回答是「依靠正義」。他們向已經對神的王國失去希望的民眾許諾人的王國。對人的城邦的宣傳甚囂塵上，直到十九世紀末，這種宣傳完全成了幻想，使對科學的信念服務於幻想。然而這個王國離現實愈來愈遠，驚人的戰爭蹂躪了最古老的土地，反抗者的鮮血染滿了城市的牆壁，但完全的正義並未完結。1905年的恐怖主義者已經死去，在二十世紀撕裂著當代世界的問題日漸明確，這就是，沒有聖寵與正義該如何生活？

從無產階級這方面來看，也與他的理論不相一致。馬克思的憂慮首先得到證實：改良主義與工會的行動獲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勞動條件的改善。這些實惠尚遠不足以構成社會問題的read.99csw.com公正規則。然而，馬克思時代英國紡織工人的悲慘狀況，非但沒有如他所想的那樣更加普遍，反而消失了。馬克思在今天不會對此抱怨的，他預言中的另一個錯誤使此事得到平衡。人們的確可以看到，最有效的革命行動與工會活動始終是由工人中的優秀分子進行的，飢餓並未使他們絕種。苦難與墮落依然如馬克思以前的年代一樣，他不希望這種狀況成為奴役的因素，而非革命的因素。1933年，德國三分之一的勞動人民陷入失業，資產階級社會不得不讓他們活下去，從而具備了馬克思所要求的進行革命的條件。未來的革命者們盼望著國家發麵包，這並非好現象。這種被迫養成的習慣帶來了其他習慣，這些習慣可不是被迫的，希特勒把它們歸納到他的主張中。

這種預言唯有不再具有絕對性才能成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不是科學的，它最多是唯科學主義的。科學的理性是研究、思索，甚至反抗的有力工具，而否定一切原則的德國意識形態發明了歷史的理性。馬克思主義消除了這二者的分離。歷史的理性從其功用來說，並不是一種評價世界的理性。它在自稱評價世界的同時，引導著它。這種理性陷入事件之中，卻指引著世界。它同時既是循循善誘的，又是強制性的。那些不可思議的描述掩蓋了最簡單的現實。如果把人完全歸之為歷史，他便沒有其他選擇，而只好陷入荒謬的歷史的狂暴喧囂之中，或者賦予這種歷史以人的理性的形式。當代虛無主義的歷史就是長久地進行努力，以人僅有的力量賦予沒有秩序的歷史以秩序。這種虛假的理性最終成為詭計與計謀，期盼在意識形態的帝國居於最高位置。科學在這裡有什麼作用呢？沒有什麼比理性更不具有徵服性。人們不能懷著科學的顧忌創造歷史。人們甚至責備自己未有在自命以科學家的客觀性走向歷史的時刻創造歷史。理性並不進行宣傳，它若進行宣傳，則不復為理性。因而歷史的理性是不合理的浪漫的理性，有時令人想到著魔的人的系統說教，其他時候令人想到神秘主義的斷言。

無論如何，如果經濟壓倒一切的要求是不能否定的，其後果則並非如馬克思所想象的那樣。就經濟而言，資本主義從積累的現象來看，它是壓迫者，按其現實情況來說，它在進行壓迫，為了自身的增長而積累，於是加重剝削，隨之而來的又是積累。為結束這種邪惡的循環，馬克思想到的就是革命。那時，少量的積累是必需的，以保證社會生活。然而，革命現在也工業化了，它發現，積累取決於技術本身，而非資本主義，機器最後在召喚機器。鬥爭中的一切集團都需要積累，而不是分散其收入。它為了自身壯大與擴大權力而積累。不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社會主義者，都把公正推到以後，以便有利於自己的勢力，但這種勢力與其他勢力相對立，於是裝備自己，武裝自己，因為其他勢力也在裝備與武裝自己。它無休止地積累，只有到了獨自主宰世界的那一天才停止。為此它必須藉助于戰爭。直到此時為止，無產階級僅僅收到勉強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東西。革命不得不犧牲人的利益，而以工業與資本主義為中介，這是它自己的體系所要求的。人的辛勞代替了年金。奴役於是普遍化，天國的大門始終關閉著。這就是以崇拜生產為主的世界的經濟規律，而現實與規律相比更是血淋淋的。革命的敵人資產階級和其擁護者虛無主義分子使它陷入死胡同，它處於受奴役的狀態，除非改變原則與道路，其出路只能是低聲下氣的反抗，被粉碎在血泊中，或者是可憎的自殺的希望。權力意志與爭取統治和政權的虛無主義之間的鬥爭遠遠不僅清除了馬克思主義的空想。這一空想而今成為歷史事實，註定與其他事實一樣被人利用。它想要主宰歷史，最後卻隕滅在歷史中。它要控制一切手段，最後落得被用來為最庸俗最血腥的目的服務。生產不間斷的發展並未為了革命利益而摧毀資本主義制度，它為了一個權力偶像的利益而同時在破壞著資產階級社會與革命社會。

馬克思主義唯一真正的科學方面在於預先拒絕了神話，把最直接的利益置於重要地位。然而就此而言，馬克思也不比拉羅什富科更科學，而且他一進行預言便拋棄了科學態度。為了使馬克思主義成為科學的，並保持在科學時代是有用的這種虛構，必須先通過恐怖手段使科學馬克思主義化，人們對此是不會感到驚詫的。從馬克思以來，科學的進展大致就在於以或然論代替了決定論與他那個時代粗俗的機械論。馬克思給恩格斯寫信說，達爾文的理論構成了他們理論的基礎。為了使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其正確性，則必須否定達爾文以後生物學的新發現。從伏里埃證實生物的變異以來，這些發現在生物學中引入偶然性的概念而否定決定論，於是便由李森科否定染色體學說，重新論證最基本的決定論。這是可笑的。為此，二十世紀還應該否定物理學中的不定性原則、狹義相對論、量子論以及當代科學中的總趨勢。馬克思主義只有在反對海森伯格、玻爾、愛因斯坦與這個時代最偉大的科學家時持神學態度，它才能在今天稱得上是科學的。總之，將科學的理性用來為預言服務，這一原則毫無神秘之處。它已經稱自己為權力原則。當教會想使真正的理性屈從於對死亡的信仰，使精神的自由屈從於世俗的權力時，正是這個原則指引著教會。https://read.99csw.com

有關無產階級使命的主張時至今日最終仍未能在歷史中體現出來。這就概括了馬克思預言的失敗。第二國際的分裂表明，無產階級除了其經濟狀況外還由其他東西所決定，他是有祖國的，這與那條著名的論斷是相反的。無產者的多數人同意或接受了戰爭，不論是否情願，與當時情緒激憤的民族主義分子站在一起。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在取得勝利之前會掌握司法與政治方面的能力。他的錯誤僅僅是認為，極度的貧困，尤其是工業帶來的苦難，會使工人走向政治上的成熟。可以肯定，在巴黎公社期間與以後，對極端自由主義革命的扼殺限制了工人群眾的革命能力。不管怎樣，馬克思主義者從1872年起輕而易舉地控制了工人運動，由於其自身的力量，同時也由於可以與之抗衡的唯一的社會主義傳統被淹沒在血泊之中。在1871年的起義者中間實際上沒有馬克思主義者。對革命的這種自動清洗由警察國家一直持續進行到當代。革命越來越一方面交到官僚主義者與空論家手中，另一方面交給了失去方向的衰弱的群眾。當革命的精英被處死而讓塔列朗活下來時，有誰會反對拿破崙·波拿巴呢？除這些歷史原因外，還有經濟方面的需要。應該閱讀一下西蒙娜·韋爾關於工人狀況的文章，即可了解勞動的合理化會造成何種程度的精神衰竭與無言的絕望。韋爾說得對，工人的條件已加倍地不人道，首先是一貧如洗，其次是失去尊嚴。一種人們感興趣的勞動，一種創造性勞動，即使報酬很低，也不會令生活沉淪。工業社會主義未給工人的條件做任何根本的事情，因為它未觸動生產與組織勞動的原則，相反卻對之頌揚。它可以向勞動者宣傳其歷史的合理性，猶如向受苦難折磨而死的人許以天堂的歡樂，二者具有同等的功效。它從未給勞動者以創造的樂趣。在此水平，成為問題的已不是社會的政治形式，而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均要依賴的技術文明的信條。任何思想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便幾乎不會觸及工人的苦難。

最後，馬克思的預言以後會與他的兩個原則經濟與科學相對立，所以它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熱情地宣布極其久遠以後的時期的事件。馬克思主義者唯一可求助的就是說實現的期限會更長久一些，必須期待著仍然遙遠而不可知的某一天的到來，那時的結果將證實預言的一切。換句話說，我們身處煉獄之中，但有人答應我們說，將來再不會有地獄。現在提出的問題屬於另一種範疇。倘若在經濟演進過程中，一兩代人的鬥爭足以導致無階級社會，對那些鬥士來說犧牲是可以理解的：未來對他們來說有副具體的面孔，比如說是為了兒孫輩。然而，如果幾代人的犧牲仍不足以實現這個目標，而我們現在便應該面臨無限期的造成上千倍破壞的全球性鬥爭，這樣必須有堅定的信仰才能接受死亡或製造死亡。不過這種新信仰如同往昔的信仰一樣，也九九藏書並非建立在純粹的理性之上。

最後，無產階級的人數並沒有無限增長。每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希望看到的工業生產條件的改進，卻使中產階級大量增加，甚至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即技術人員階層。列寧所珍視的建立一個工程師同時又是操作工的社會的理想與事實相抵觸。最主要的事實是技術如同科學一樣已大大複雜化，一個人不可能全部掌握其原理與應用。例如，一個當今的物理學家不可能對他時代的生物科學有全面了解。即使在物理學領域內部，他也不能自詡掌握了這個學科的各個分支。對技術來說亦復如此。資產階級與馬克思主義者把生產率看做是個好東西，從它飛速發展的時刻起，馬克思所認為可以避免的勞動分工成為不可阻止的。每個工人僅僅從事一種個別的勞動，無從了解其產品的生產全貌，而對工人的勞動進行調配的人員由於其職能本身而構成一個階層，其社會重要性是決定性的。

人們若聲稱所涉及的並非歷史的終結，而是向另一個歷史的飛躍，這也不能使問題得到解決。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歷史來想象這另一個歷史的情形。對人而言，這兩個歷史僅僅是一個。而且這另一個歷史提出了同樣的二難推理。它或者沒有解決矛盾，我們則仍在無任何價值地受苦、死亡與殺人；它或者解決了矛盾，從而實際上結束了我們的歷史。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階段只能由最後的國家來證明自己的合理性。

這是一個伯恩漢姆所宣布的技術官僚時代。應該正確地指出，西蒙娜·韋爾在十七年前已描述過這個時代，但未得出伯恩漢姆作出的不可接受的結論。人類已知道有兩種傳統的壓迫方式，即武器的與金錢的壓迫，韋爾又為之增添了第三種壓迫，即職能的壓迫。她寫道：「可以消除購買勞動者與出賣勞動者之間的對立，卻無法消除支配機器的人們與受機器支配的人們之間的對立。」馬克思消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對立的意願遇到了生產中必不可少的手段。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預見到，在資本高度集中時「經理」的重要性。然而他未曾想到，這種集中在廢除私有制后仍將存在。他說，勞動分工與私有制是同一類表現。歷史證明了相反的情況。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理想制度被定義為公平加電氣化，然而，最後卻只有電氣化而沒有公平。

從革命的基督再臨說的失敗產生了類似的運動。我們所引用的馬克思的話語令人對那時的革命思想的熱切希望有個正確的看法。這種信仰儘管遇到部分挫折，仍不斷增長，直到1917年面臨其幾乎實現的夢想。李卜克內西大喊：「我們為天國的大門而鬥爭。」革命世界在1917年認為自己真正到達了天國的門前。羅莎·盧森堡的預言正在實現。「革命在明天會洶湧澎湃地蓬勃高漲，號角齊鳴，令你們驚恐。它宣布：我過去存在，我現在發生了，我將會成功！」斯巴達克思運動認為已接近最後的革命，因為根據馬克思本人的說法，這場革命應從俄國革命開始，由西方革命完成。1917年的革命之後，一個蘇維埃的德意志將會打開天國的大門。然而斯巴達克思聯盟被粉碎，法國1920年的總罷工遭到失敗，義大利的革命運動被扼殺。李卜克內西於是承認革命尚未成熟。「革命的年代並沒有結束」。我們於是明白了失敗如何過度激起了受到壓制的信仰，直至激發宗教式的憂慮：「經濟崩潰的轟隆聲已隱約可聞，沉睡的無產者大軍將會醒來，猶如聽到最後審判的號角一樣，被屠殺的鬥士們的屍體將站立起來，向那些帶來厄運的人算賬。」就在此時，他本人與羅莎·盧森堡被殺害，德國又要陷入受奴役的狀態。俄國革命一直是孤立的，依靠它自己的制度而生存，離天國之門仍很遙遠，尚待組織最後的成功。基督再降臨說已遠離現實。信念未受到損害，但馬克思未曾預見到的一大堆問題與發現困擾著它。新的教會重又面對著伽利略：為了保持其信念，它只好否認太陽，使自由的人受到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