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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政評論一集(1950年) 道德與政治

時政評論一集(1950年)

道德與政治

(戰鬥報,1945.1.11)
讓我們明確說吧,我們早就希望教皇能在這些恥辱的年代中立場分明,譴責一切應該譴責的事情。很難想象,教廷不做此事,卻讓默默無聞,沒有它那樣威望的人來做這件事,而這些人中的一些人常常對前途已喪失了希望。因為教廷不曾必須考慮自己要存在下去或保全自己的問題。即使在受奴役時,教廷也沒有中止自己的存在。而相反,它還在受奴役中找到了一種我們今天根本不想承認的力量。
當然,我們懂得這種願望。穩妥的思想應有助於提高處理社會事務的能力,甚至有利於人類的幸福。但是,過多的細微差別,過多的謹小慎微,則會使溫和穩妥成了最令人厭惡的放肆下流的同義詞,即心靈的墮落。正是這種溫和穩妥才會接受社會的不平等地位,並讓不義一直延續下去。這種溫和的建議是一把雙刃劍。今天,它很可能會服務於那些想保住自己一切利益的人,這些人卻不懂得,有些事情必須要改變了。我們這個世界是不會給那些溫文爾雅的人留下位置的。這個世界只屬於那些有著滾燙心腸的人,只有他們才會給溫和派們設置應有的位置。不,最初幾個世紀的基督徒們都不屬於溫和派。而教廷在今天不應努力把自己同保守勢力混同在一起。
很清楚,我們今天談論的秩序是指社會秩序。但社會秩序僅僅指的是大街上的安寧嗎?這是不確切的。因為畢竟我們所有人的印象是,在這令人心肺欲裂的八月的日子里,秩序恰恰是與起義最初的槍炮聲一齊開始的。革命常常會帶著雜亂無章的內容將秩序的原則帶給人們。當革命是完全的革命時,這一原則將統治下去。但當革命流產或者半途而廢時,那麼一種重要而又單調的無秩序狀態就會建立起來並會延續多年。
最後,這種努力應是明智的有遠見的努力,而這種敏銳的警覺性使我們在處理社會事務時就會提醒我們要考慮到個人利益,每當個人的事務吸引了我們的注意時就又會提醒我們要考慮所有人的利益。要想保持穩定不變是十分困難的,道默森先生有理由認為,基督徒可以通過對鄰人的友愛而做到這一點。但其他不信教的人通過單純地對真理的追求同樣也可以達到這種境界,忘掉他們自身並具有人類偉大的品格。
但表示厭倦的並不是所有的人。人們驚奇地發現,很多參加抵抗運動的人並不是那些專職的愛國者。這首先是因為愛國主義並不是一種職業。愛國主義是一種熱愛國家,不願看到國家不義,不願只是把它放在嘴上說說而已的一種方式。而且還因為,愛國主義並不總是以使人們奮起投入到一場奇怪的鬥爭中去,還需要有內心厭惡任何妥協的這種微妙的感覺,那種有產者缺乏的自豪感,一句話,需要有說不的勇氣。
(戰鬥報,1945.6.27)
我們大家對目的的看法都一致,而對方法的看法則不同。請不要懷疑,我們大家對難以實現的所有人的幸福都抱有一種無私的熱情。但只是,我們中有些人認為為了得到這種幸福,人們可以藉助一切方法,而另一些人則不這樣認為。我們屬於後者。我們知道為達目的會怎樣迅速地採用各種方法,我們並不是什麼正義都接受的。這可能會引來現實主義者的譏諷,讓·蓋埃諾剛剛證實了這一點。不過,他是有道理的,我們確信他表面的瘋狂是今天唯一明智的做法。因為這事實上是在拯救人的靈魂。不是置身人間之外,而是要通過歷史本身去達到目的。重要的是應通過無愧於歷史的方法來提高人的尊嚴。人們需要對類似事業的困難和矛盾進行一番衡量。

這話可能不那麼順耳。我只希望莫里亞克先生會感覺到,這話並非那麼輕而易舉就能說出來。我已經在文章中明確說過,貝羅罪不當死,但我承認我缺乏想象力,不知道鐐銬是什麼樣子,而據莫里亞克先生說,因叛變而被判刑的人腳踝上都戴著鐐銬。但我們卻應有足夠的想象力去認識到,在四年期間曾有成千上萬的法國人,被那些人們想把他們當成烈士的記者每天指認出來去受各種酷刑。作為一個人,我也許會欣賞莫里亞克知道愛叛徒的做法,但作為公民,我會對此表示痛惜,因為這種愛恰恰會把我們變成一個充滿叛徒和庸人的國家,會把我們帶入一個要不得的社會之中去。
兩天前,讓·蓋埃諾在《費加羅報》上發表了一篇好文章。他的文章對所有關注人類前途的人頗有啟發,使我們不能不對此表示同情和尊敬。他談到了純潔問題:此專題是頗具難度的。
沒有精妙的哲學照樣能很好地實現社會正義。社會正義只要求有真正的良知和這些單純的東西,即遠見卓識、堅毅的品格和無私的精神。有了這些條件,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去創新,就是在為2000年而努力。而如果可能的話,很快在明天,我們社會的各種事情就應走上正軌,秩序井然。
我們今天要澄清幾個模稜兩可的問題。很明顯,第三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未能回答我們剛才提出的要求。這種社會主義現在有了進行改革的機會。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但我們還希望參加抵抗運動的人們和那些與他們有共同語言的法國人,不要觸及這些基本要求。理由是,假如傳統的社會主義要自我改造,它不會在從事這項事業時僅向已逐漸熟悉這一新理論的新型的人們發出呼籲的。它將從事這項事業,相信這一理論,並會全身心地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沒有所有人的承諾和忠誠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領悟的道理,也正是這點才具有新意。
既然天賜良機,我們就要說,我們雖然對信函表示滿意,但卻不無遺憾。很多年前,我們就期待本時代最高的宗教界權威,能以明確的語言譴責獨裁統治。我說話用的是明確的語言。因為這種譴責會導致教皇發出若干通諭,然後只需解釋清楚這些通諭。然而,譴責用的是慣常的語言,這是一種對廣大群眾來說永遠不明確的語言。
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一件這種不公正的事。同樣一個法庭,判處了阿爾貝蒂尼——法國志願軍團的徵召人五年苦役的刑罰,判處了和平主義者勒內·熱蘭去服八年苦役,因為他在戰爭期間主持了《作品》這一文學專欄。這既不符合邏輯也不公正,這是無法讓人接受的。我們並不贊成勒內·熱蘭。完全的和平主義是站不住腳的,我們知道只要時候一到,它就會不攻自破。我們同樣也不同意熱蘭在《作品》上關於文學專題所發表的觀點。
九-九-藏-書許單純對個人行為進行的考察能幫助我們解決這一問題。什麼時候人們會說某人生活安排得很有秩序呢?為此,此人必須會協調地生活並使自己的行為與其真實的感知相一致。為了自己信奉的思想滿懷豪情死去的起義者,事實上正是一位有條理、守秩序的人,因為他已使自己的任何行動都服從於他認為應當遵守的原則。但是我們卻永遠不能將一位享有特權,一生中每日都定時吃三餐,有穩定的收入,街上一有動靜就縮回家中的人,看做是一位有條理守秩序的人。他只不過是個膽小和節儉的人而已。而如果法國的秩序是謹小慎微心靈乾涸的人的秩序,那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出現最混亂的局面,因為大家都漠不關心,這種秩序很快會產生許多不公正的事情。

的確是,假如那位年輕的記者不在一篇聰明但卻不公正的文章中就道德的純潔性對他進行了指責,擔心他將道德的純潔與知識分子的冷漠攪在了一起,他很可能就不會談論這個問題了。讓·蓋埃諾十分正確地作了回答,為在行動中維持純潔性作了辯護。而當然,這使現實主義的問題又被提了出來,即是否所有的方法都是好的。
但是,必須尊重應有的判決尺度,按照每個人的實際情況進行判決。你不能對文學評論文章作出服苦役的判決,即使對佔領時期的報刊文章也是同樣的道理。此外,熱蘭的立場是一貫的,沒有改變。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的和平主義思想至少是一個人某種觀念的歸宿,只能受到尊重。一個社會,如果因其缺乏明確的思想標準而無法懲處真正的罪犯,卻把一個偶然與崇拜希特勒、不要和平的假和平主義者站到一起的人投入苦役犯監獄,那就應該對自己進行一番評判。而一個正希望和正要復興的社會,對這種明確的思想標準連起碼的關心都沒有,這難道可以允許嗎?
他的譴責之所以不正確,首先是因為這種指責過於泛泛而談了。誠然,每當涉及自己的問題時,法國人總喜歡把寶押在最壞的情況之上。而如果換了那些為自己的國家進行了頑強戰鬥並經受過很多痛苦的人,他們對一位富有政治經驗,又有思想而應持謙虛態度的精英就不會有同樣的寬容。
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要說,仁慈在這兒毫無用處。在這方面,我似乎感到,莫里亞克先生根本就沒有認真閱讀他所反駁的文章。我倒覺得,他更像是個富有幽默感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善於說理的作家。不過,我希望,當我們談論這類問題時還是不要摻進詼諧的調子為好。因為,假如他以為面對今天這樣一個世界我竟會笑得出來,那就表明他根本沒有讀懂我的文章。當我說仁慈只不過是給渴望正義的二十個國家的人民一錢不值的安慰時,我請我的反駁者相信,我是絕對不會微笑著講這句話的。
總之,這一審判應當予以修正。這不僅為了避免使一個人因其錯誤而將受到過度的處罰,還為了使正義能得到維持並使之至少可以使人們能對之肅然起敬。儘管勒內·熱蘭曾是與我們對立陣營中的一員,但我們似乎感到,在這一點上,所有抵抗運動方面的輿論都會同意我們的觀點,為的是果斷地拯救一切還能拯救的東西。
不論埃里奧先生多麼聰明、富有經驗,我們很多人都認為我們已不希望他教導我們什麼了。如果說他對我們還有用的話,那是因為考慮到他和他的黨的情況,並看到為了法國能獲得新生還將要冒驚人的風險,我們必須得說不可能存在一致的評論尺度,而法國的革新除了不慍不火的心情之外還要求有更多的東西。
教皇剛剛發出了一封致世界的信函,公開站在了民主的立場上。我們應當對此表示祝賀。不過我們認為,對這封頗具某種色彩的信函也應進行一番頗具色彩的評論。我們不能肯定這篇評論是否能代表我們《戰鬥報》所有同仁的意見,因為我們之中有些人是基督徒。但是我們敢肯定,本文反映了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思想感情。
在本文中所確認的民主,陰差陽錯地帶有某種激進社會主義的色彩,這並不使我們感到吃驚。此外,既然教皇已表達了他對建立一種溫和制度的願望,那麼這已經是把話說到底了。
其次,理論並不因其新穎而有效,而只有通過理論使人們產生堅韌不拔的精神和信奉理論的人們無私奉獻的精神,才會使之發揮作用。很難知道,社會主義的理論對第三共和國的社會黨人是否具有某種深刻含義的理論。而今天,這一理論對很多人來說卻像是某種灼傷而令人痛苦。因為這種理論只是讓人們渴求正義的焦急心情和對正義的火熱追求變得明顯起來。
還有,政治也以極其輕率的態度介入其中。那麼多人在呼喊著死刑,就好像判處苦役成了一種無足輕重的刑罰。而相反,當告密和恥辱使幾年來牢獄遍地時,又有多少人曾狂吼著要恐怖。不論什麼情況,我們都無能為力。而今天也許最能肯定的就是去做應做的事,以使那些過於不義之事,不至於更多毒化這讓法國人已經感到有些呼吸困難的空氣。
埃里奧先生剛剛發表了不恰當的言論。所謂不恰當是指這種言論發表得不是時候。埃里奧先生在一個不恰當的時間講話,而談論的又是一個可能會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問題。即使他說得有理,他也不是可以指責國家不道德和宣稱現今時代不能教訓戰前時代的人。
我們今天在全法國和各個級別上所應建立的正是這樣一個不妥協的、有尊嚴的政權。必須了解,任何平庸、任何自暴自棄和每次忍讓都無異於敵人刺向我們的刀槍。在經受了四年可怕的考驗之後,精疲力竭的法國已看清了這場悲劇的嚴重性,她再也沒有感到厭倦的權利了。這是我們重新站起來的首要條件,國家的希望就在於,這些過去敢於說不的人,明天會以同樣堅定的意志和無私的精神說是,他們最終也會懂得要積極發揚榮譽感的美德就像他們過去為了榮譽而敢於說不那樣。
(戰鬥報,1944.9.8)

(戰鬥報,1945.8.30)
(戰鬥報,1944.10.12)
至少現在有了這封信函。而現在,那些在共同的鬥爭中獻出了自己最美好的東西的天主教徒知道,他們是有道理的,他們曾站在善的一邊。民主的優越性得到了教皇的承認。而正是在這裏出現了細微的差別。因為這種民主是指廣義的民主。而教皇說民主可以同時包括共和國https://read•99csw.com和君主國。這種民主不相信大眾,教皇庇護十二世巧妙地將民主與人民區別開來。這種民主還承認社會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可以通過博愛的思想來減少這種不平等。
一種堅定的立場不應使人產生任何誤會。然而情況卻並非如此。因此,只有我們使用笨拙的用語或隱晦的言辭才行。於是,我們的任務就是不得不去弄明白這些誤會並分析這些誤會。對於本世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我們將永遠看不到人們會抱著足夠的真誠和明確的態度。
人們將諒解我們今天以盡人皆知的事作為開場白:可以肯定,今後法國的肅奸運動不僅會失敗,而且會威信掃地。清洗這個詞已相當難以啟口了。事情已變得令人厭惡。若不這樣,只有一種可能,即必須不帶復讎心理和不抱輕率的態度去認真處理此事。必須看到,在一方面是仇恨的喧囂聲、另一方面是昧著良心的辯護聲之中,要找到一條伸張正義的道路是不容易的。總之,這將是徹底的失敗。
我們了解這一點。確實,如果僅僅要回到那種社會主義理論可能並不算什麼事情,但還存在另一種社會主義,這是一種決心付出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還拒絕謊言和怯懦。這種社會主義對關於進步的問題不感興趣,卻堅信人的命運一直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它不相信絕對的、永遠正確的理論,而只相信人的命運的堅持不懈、充滿艱險曲折的進步。對它來說,正義不亞於一場革命。而如果實現正義對這種社會主義來說比對其他的社會主義更困難,那是由於這種社會主義重視人,且只要求作出必要的犧牲。如果了解這種心態是否能在實際中得到反映,這將是以後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現在人們正在大談秩序問題。這是因為秩序是一件好事,而我們過去是太缺乏秩序了。說實在的,我們這一代人從未經歷過什麼秩序,倒是對其有一種思念之情,而如果我們同時不能肯定秩序應與真理同時存在的話,這種懷念可能會使我們做出許多冒失的舉動來。這使得我們這一代人對於人們提出的秩序的樣板會有幾分不信任,並感到有點兒棘手。
法國過去在靠一種過時的智慧生活著,總是在告訴年輕的一代,生活就是這樣,必須得學會讓步,單靠熱情是難以持久的,在一個狡詐的人總是有理的世界上,必須得小心謹慎不能犯錯誤。我們確曾是這種情況。而當我們這一代人突然驚異地面對不義的現實時,人們又勸說我們,這種情況很快會過去。就這樣,八面玲瓏和看破紅塵的道德漸漸傳播開來。人們對要求法國委曲求全的這種消極失望可憐巴巴的聲音會產生什麼結果,怎樣評價也不為過。你只要對人談最容易的事,即喜歡安寧就總會勝出。而熱愛榮譽則對自己對別人都會有極高的要求——這當然會讓人厭煩。而在1940年,已有一些法國人早就對此表示厭倦了。
這封譴責佛朗哥的信函,我們早就希望它在1936年發出了,以使喬治·貝爾納諾無話可說,也無須詛咒。這一指示天主教徒們應採取什麼立場的聲音,是唯一在磨難和呼喊之中發出的聲音,是唯一能平靜勇敢地反對耀武揚威的裝甲部隊的聲音。
這句話說得很好。我們僅想建議道默森先生用更簡潔的言辭來說出他說過的話:需要我們所有的人能將正義與自由協調一致起來。讓每個人都享有自由和公正的生活,這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法國,在那些對此已付出努力、已不同程度取得成功,要麼強調自由勝於正義、要麼強調正義勝於自由的國家之中,應為在兩者之間尋求更高級的平衡而作出努力。
我們知道,事實上要拯救人的靈魂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我們要說這並不是停止進行這種試驗的一個理由,而我們更要說在還未曾好好做過一次、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之前,就不應當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這樣,我們已曾講過我們的信念:最後一次機會已降臨到我們面前。我們的確認為這是最後一次機會了。欺詐、暴力和人類盲目的犧牲,這些方法已經受了多少世紀的考驗。而考驗的結果則是痛苦的。現在只剩下一件事情可以嘗試了,那就是走不抱幻想的誠實坦率而又簡便的中間道路和堅持不懈地維護人的尊嚴。我們認為,理想主義是毫無意義的。不過,最終我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天那些願意行善的人能像那些作惡的人一樣的執著一樣的不知疲倦,那麼善的力量就一定會勝利——也許只是很短的時間,但畢竟會有一段時間,而這個勝利將具有無窮的含義。
法國兩種改革都需要,這樣才不至於使整個國家,受累于幾個無恥之徒獲得的醜惡的利益。在這裏我們一直在強調對道德的要求。但要是這些要求會服務於改變我們所需要的政治和機構改革,這將會是一場騙局。若想有好的臣民,就必須制定好的法律。我們唯一的希望是這些好的法律能在一個適當的時期內防止讓道德教師重新上台掌權,他們曾竭盡全力使議員們和政府發表的言辭在很長時間成了人們嘲諷的對象。
在我對莫里亞克先生表示尊敬的同時,我也有權拒絕接受他的觀點。為此,對他慷慨給予我的仁慈無須抱輕視的態度。相反,對我來說,大家各自的立場都是清楚的。莫里亞克先生並不想在仇恨上再添油加醋,而我在這方面很同意他的看法。不過,我不希望有人在謊言之上還要做文章,而正是在這方面我期待著他能對我表明態度。總之,我期待著他能公開說出今天正義是必要的這句話。
而正是這大多數人,這些年來一直在等待著能聽到一種聲音,一種像今天一樣明確說出惡來自何處的聲音。我們內心深處是希望,這種聲音早應在惡戰勝善和善的力量正受到壓制的時候就發出來。儘管在今天正當獨裁思想在世界上已處於風雨飄搖之勢時,我們才聽到了這種聲音,我們仍明確認為,應當為此而感到高興。但我們並不僅希望對此感到高興,我們還希望能表示信賴和讚賞。我們希望,在物質力量支持精神,支持精神的理由之前,精神就能經受住各種考驗。
最後,也許憑藉著一種弱化了的社會主義思想使人們會相信,到達那裡的目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對某種形式的這一理論,我們可能會比對專制政治更感到厭惡。這是那種建立在樂觀主義之上的理論,它假借熱愛人類卻不去服務於人類,假借不可避免的進步卻不提工資問題,假借世界和平卻迴避作必要的犧牲問題。這種社會主義是特別以別人的犧牲為代價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從未能使宣傳它的人信服。總之,這種社會主義懼怕一切,並懼怕革命。
我們的共產黨同志們會明白,那些不像他們曾對某種理論十分堅信的人,在這四年期間卻思考著很多問題。他們是冒著https://read.99csw.com巨大的危險在誠心誠意地做著這件事的。他們在廢墟之上,看到了多少紛亂的思想飄逝而去,多少純潔的面孔已不復存在。這時他們感到迫切需要一種理論,一種新的生活。對他們來說,隨著1940年6月而死去的是整整一個世界。
(戰鬥報,1944.11.24)
今天,他們仍然在以同樣的誠意、毫無獨斷排他的態度尋求這新的真理。同樣,人們也會明白,同樣是這些人,他們對失敗中最凄楚的失敗進行過反思,也同樣了解他們自身的弱點。他們認為,他們的國家是由於混亂而犯錯誤,而今後只有在目光遠大和更新變革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才會有光明的未來。
結論是,不應當為了強調秩序而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樣做就把問題弄顛倒了。不能僅僅為了好好地統治而要求有秩序,而應為了實現唯一有價值的秩序必須好好地統治。不是秩序能使正義得到加強,而是只有正義才能使秩序得到保證。
(戰鬥報,1944.10.29)
只要認真,並帶著人們對任何誠心誠意事業所抱的善意閱讀我們的文章,人們就會發現,我們經常會用一隻手更多地、似乎又將我們用另一隻手收回的東西送了出去。如果只看見我們所持的不同意見,那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誤解。但如果公平地既看到我們的歧見,又看到我們多次重申要團結一致的言論,那麼人們也就不難承認,我們一直在努力不向那些對人類無益的狂熱讓步,並一直在為政治史上最重要的運動之一討回公道。
埃里奧身邊的人有可能寧願要黑市上的兩小時,也不願為正常的工作干一個星期。而我們會向他保證,有幾百萬法國人正在工作並保持著沉默。你必須考慮他們的意見才能對整個國家發表評論。因此,我們認為比起政治改革,法國更需要道德改革;但不進行政治改革的觀點是同樣愚蠢的。
1944年3月26日,在阿爾及爾召開的《戰鬥報》大會申明,《戰鬥報》運動將下列觀點當做自己的觀點:「反共論是獨裁的開始。」我們認為重申這一看法是有益的並要加以補充。在我們需要就人們已看到的出現的誤會與我們的共產黨人同志進行解釋的時候,對上述觀點就更是不能作絲毫的改動。事實上我們認為,沒有光明磊落就不可能作出什麼好事來。而我們今天願意對我們的一個困難問題持一種理智而又人道的觀點。
我們一開始提出的原則並非是未加思考的結論——是最近二十五年來的經驗讓我們作出了這種毫不含糊的結論。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是共產黨人。基督教的信徒們也不是共產黨人,然而他們也同意了可以和共產黨人一致行動。而我們的立場和基督徒的立場一樣,即意味著:儘管我們不同意共產主義的哲學,也不同意其實際的道德觀念,但我們也斷然拒絕政治上的反共主義,因為我們了解那意味著什麼和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時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這一困難的方法的意義並不總是很明顯的。報業並不是培養完美學生的學校。需要有一百期報紙才能明確一種見解。而對這一見解,只要人們用提出它時採用的同樣客觀的態度去審議,就能有助於明確其他的見解,也有可能我們錯了,我們的方法是烏托邦式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我們認為在未做任何嘗試之前我們尚不能這麼說。這正是我們現在所做的實驗,以一種儘可能的誠實態度所做的實驗,因為我們關心的唯有誠實和正直。

人民正在尋求一種道德,這就是今天的現實。現在尚處在一個臨時時期。不過,人民表現出的忠誠和犧牲精神已有目共睹,有權要求曾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們不應以輕蔑的言辭談論他們。我們很清楚埃里奧先生看到人們拋棄戰前那種政治道德所感到的氣惱。不過,他必須順應潮流。法國人對中庸的道德已感到厭倦,他們現在知道,一場遍及全國的關於道德問題的爭論會帶來不幸和痛苦。大眾會脫離那些假精英,這不會令人驚奇,因為他們首先都是些平庸之輩。

世界就是這樣,微不足道。這是自昨天開始已家喻戶曉的事情,因為所有的廣播、報紙和通訊社都參与了這個大合唱,報道了原子彈爆炸的新聞。通過大量熱情的評論,實際上我們已知道,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不論怎樣都會被一枚如足球大小的炸彈徹底夷為平地。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各報用了大量華麗的辭藻,就原子彈的未來、歷史、發明者、價值、和平使命及對戰爭的影響、政治後果及其獨特的性能作了連篇累牘的評論。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一句話:機械文明剛剛達到了其野蠻程度的頂點。在一個不那麼長遠的未來,人們必須在要麼集體自殺、要麼理智地利用科學成果之間進行抉擇。
請注意我們的看法:如果在廣島被毀之後,由於此事所產生的威懾效果致使日本人投降,我們將為此而慶幸。但對這一如此重要的新聞,我們除了繼續堅定地為一個真正公正的國際社會辯護之外不會有另外的選擇。在這樣的國際社會中,大國沒有高出小國和中等國家的權利,而因人類智慧的作用成了最後禍害的戰爭,將再也不會由某個國家的野心或理論來決定了。
今天,我們已有了機會。這個國家貧窮,而我們也和國家一樣的貧窮。歐洲貧困不堪,它的貧困也是我們的貧困。沒有財富,也沒有物質遺產,這反倒可能將我們置身一種自由的境界,使我們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對這個叫做真理的狂熱的追求之中去。
這就是今天我們正試圖運用的方法。這就是我們希望人們承認我們有權利誠心誠意地進行試驗的那種方法。這一方法並不奢望去重塑一個國家的政治。它只想將一種十分有限的經驗引入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去,即通過簡單客觀的批評手段,而將道德納入到實施政治的過程之中。這就等於在同時說是和不是,等於以同樣嚴肅的口吻和同樣客觀的態度說是和不是。

對這些發明應當據實進行記錄、評論並告知世界,以使人們能對自己的命運有一個正確的看法。而若將這些可怕的發明創造罩上美麗的或詼諧的文學語言,則是令人無法忍受的。
沒有人像我們一樣希望能有這樣好的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在一個和平,自己掌握著自己命運的國家裡,每個人都有工作,都有閑暇娛樂的時間;在沒有痛苦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工作;藝術家在不會受到人間不幸折磨的情況下自由地創作;每個https://read.99csw.com人都能以平靜的心態思考著自己的命運。
人們越是深入思考,就越是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正在大部分政治輿論中逐漸成形並佔據了重要位置。我們僅在昨天才指出了這一點。因為,所有這一切均不屬於原來就有的事物。那些對此抱有惡感的人可能會感到驚奇,參加過抵抗運動的人們,還有許多法國人和他們一起為了達此目的,已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
這正是這個國家的悲劇。這一問題之所以難以解決,是因為它涉及人類所有的良知。因為這是一個必須斬釘截鐵回答是與不是的問題。
新聞部長於前天發表了一篇演說,我們對此表示完全同意。不過有一點需要我們探討一下,因為一位部長對其國家操著一種強有力的道德語言並強調人們對國家應盡的義務,這卻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秩序,至少意味著與政府一致嗎?當然,秩序不能離開與政府一致這個前提。德國政府做到了一致,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說這種一致使德國有了真正的秩序。
(戰鬥報,1944.11.4)
通過以上事實,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沒有平衡和協調一致就沒有秩序。就社會秩序而言,需要在政府和被統治的人們之間找到某種平衡。應當有一種至高無上的原則使這種協調一致得以實現。這個原則對我們而言就是正義。沒有正義就不會有秩序,而人民理想的秩序就是人民幸福的本身。
(戰鬥報,1945.8.8)
這個時代的偉大之處,另外又是其十分悲慘之處,就是要作的選擇已變得十分簡單,那就是對已成了最不可推卸的責任決不推卸,而妥協退讓的道德最後要受到懲罰。如果狡詐的人總是有理,那就必須允許人們犯錯誤。而如果恥辱、欺詐和暴政成了家常便飯,那就無異於去接受死亡。
不過首先,政治理論並不絕對是新的理論。政治(我們這裏不是說的行動)只是要做事而已。人類的事情就其詳情來說很複雜,但就其原則來說則很簡單。
應當放棄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的努力嗎?不,不應當放棄,而僅僅應當衡量一下這樣做的巨大困難,並將這一點告訴那些善良的看法過於簡單的人。
(戰鬥報,1944.12.26)
在昨天的《費加羅報》上,道默森先生對教皇的演說作了評論。這篇演說已經引起了很多注意。但是,道默森先生的評論至少值得人們十分明確地將歐洲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提出來。
其次,對各報向我們推薦的這種幻想小說,我們還有對此持其他保留態度的理由。當人們聽到路透社的外交編輯聲稱這種發明已使過去的條約失效,甚至連波茨坦的決議均已過時,並認為俄國人在科尼斯堡和土耳其人在達達尼爾海峽已無關緊要時,人們不得不對這一宣揚科學發明、慷慨奉獻的美麗大合唱的明顯意圖提出疑問。
事實上,我不相信他會這樣做:這是一種責任,他不會承擔。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可能是冷酷的莫里亞克先生,打算馬上要寫出兩個尚未說過的字:寬恕。我只想對他說,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有兩條通往死亡的道路(而有些生存的方式比死亡也好不了多少)。這兩條道路一條是仇恨之路,一條是寬恕之路。兩條道路依我看都是災難性的。我對仇恨毫無興趣。頭腦中只裝著敵人的想法,對我來說也似乎是世上最令人討厭的事,而我們,我的同事們和我必須作出極大的努力才能忍受這種思想。但寬恕,我也不認為這會好多少,今天,這倒更像是對人的一種侮辱。不管怎樣,我認為寬恕不屬於我們。如果說我對判刑感到厭惡,那隻關我的事。如果韋蘭的父母、萊諾的妻子對我說我能,我將會和莫里亞克先生一起公開表示寬恕——但在這之前不能,在這之前永遠不能——為了不至於僅因感情的流露使我背叛我一直熱愛和尊敬的這個世界上的東西,即使人高尚的東西:忠誠。
泰特讓先生分析了致使很多怯懦的法國人走上背叛道路的妥協退讓的機制。對敵人和對八面玲瓏作風的每次讓步都會引來下一次讓步。第二次讓步不比第一次讓步更大,但兩次加在一起就構成了卑怯可恥的行為,而兩次卑怯可恥的行為就會使人臉面喪盡。
(戰鬥報,1944.10.7)
因為秩序還是一個晦澀的概念。有好幾種不同的秩序。有仍在華沙占統治地位的秩序,有隱藏著的混亂的秩序,以及對歌德來說十分寶貴的,卻與正義針鋒相對的秩序。還有那種心靈的、覺醒了的叫做|愛的高級秩序,和那種人們否定自己並在仇恨中大行其道的血淋淋的秩序。我們非常希望能從中分辨出好的秩序來。
「需要,」他寫道,「將比以往更有必要更神聖的個人自由與因現代生活條件而變得不可避免的社會集體組織協調一致起來。」
這些,至少就是我們想要說的,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世界上一切有名有姓和有榮譽感的人們,都應當服務於自由和正義的事業。在這場鬥爭中,我們永遠不會是多餘的人。這是我們有保留意見的唯一理由。我們究竟是些什麼人,竟敢批評本世紀宗教界的最高權威呢?什麼人也不是,我們僅僅是思想的捍衛者,但我們感到必須對那些承擔著重要思想使命的人提出極高的要求。
我們對這個充滿暴力和噪音的世界並無什麼不可告人的特殊興趣。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中的優秀者正陷入精疲力竭毫無希望的爭鬥之中。不過,既然已經開局了,我們認為就應該一直堅持到看到結局時為止。我們因此而認為應當建立一種我們並不喜歡的秩序,因為這種秩序會使我們遠離自己的目標和給人們的希望畫上句號。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如此堅決協助建立一種最終是公正的秩序的同時,還應知道,我們同樣永遠堅決反對那位假偉人那句著名的話,並聲明我們將永遠寧願要無秩序而勝於不義。
每當涉及清洗問題時,我都談到了正義,而莫里亞克先生卻會談到仁慈。仁慈的美德是如此奇特,以至我在要求正義的時候卻好像是在為仇恨辯護似的。人們確實會認為,聽莫里亞克先生講話,我們在處理日常事物時,非得在兩方面作出選擇不可,要麼愛基督,要麼就仇恨人類。而我們則回答:不!我們是這樣一些人,既不接受來自某一方面發出的憎恨的吼聲,也不接受來自另一方面的令人同情的懇求。我們只在這二者之間尋求能給我們指明毫無恥辱的正確真理的聲音。為此我們亦不需要做到明察秋毫,九*九*藏*書而僅僅需要有明晰的目光,外加理智的熱情和心靈的機智,沒有這種目光,無論是莫里亞克先生還是我們都不可能做出什麼好事來。
在人類可怕的前景面前,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和平成了唯一值得我們為之奮鬥的事業。這不再是一種祈求,而成了一道必須使政府與人民協調一致的命令,一種最終必須在地獄和理智之間作出抉擇的命令。
我們僅僅希望我們的共產黨同志們也能像我們努力思索他們的不同觀點那樣思考這些問題。我們至少已從中獲益匪淺,每個人都能明確陳述我們的立場。至少對我們來說,能更清楚地看出我們事業存在的困難或機遇;至少正是因此而使我們堅持使用這種語言與他們對話。而如果我們之間互不信任支吾其詞,把我們引入連最優秀的法國人都認為無視生存崇尚孤獨是比爭論和不和還要好的政治環境之中,我們同樣擔心法國會被引向失敗。
熱蘭沒有告發任何人,他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敵人的活動。如果認為他與《作品》的合作應受到處罰,那麼應該做出處罰,但應當列入輕罪去處理。懲處過度會於事無補。這樣的處罰只能令人懷疑,這不是國家的審判,而是某個階級進行的審判。這樣的處罰侮辱了一個人,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這樣的處罰使政治毫無信譽,對所有的人都有害。
為什麼我們最後又回過頭來辯論這個問題,既然有那麼多更緊迫的實際問題?不過,我們從未退縮過不去談論那些實際問題,證據是,每當我們談論那些實際問題時,總是不能令所有的人都滿意。而從另一方面來看,確實應該回過頭來談談這個問題,因為事實上,這並不是什麼更為緊迫的問題。是的,為什麼要回過頭來辯論這個問題呢?為了有一天在一個已變得現實而又明智的世界上,當人類重又回到瘋狂和黑暗時,那些像蓋埃諾的人還會想起他們並不孤立,他們那時會知道,不管人們怎麼想,純潔將永遠不會是一片荒漠。

十一

最後,莫里亞克先生又把基督擺到了我的面前。我只想以相當嚴肅的口吻對他說:我相信我對基督教的偉大作用有正確的認識,但我們是這個受盡迫害的人群中間的這樣一些人,我們覺得,即使基督對某些人來說已經死了,但他對我們來說卻並沒有死去。就在這同一時期,我們並沒有對人表示絕望。雖無不切實際想拯救人的雄心壯志,但我們至少一直在服務於人。雖然我們不信上帝、不信希望,但我們卻不能輕易地不相信人。在這點上,我可以毫無顧忌地對莫里亞克先生說,我們將不會氣餒,直到最後一分鐘,我們也不會接受剝奪人們對正義要求的上帝的仁慈。
沒有任何理由允許人們可以去泛泛地進行指責,特別是指責整個國家。埃里奧先生應當知道,本時代並不想給上個時代上道德課。但經歷了可怕的動亂,它有權徹頭徹尾地拋棄曾把它引入災難的那種道德。可能並不是埃里奧先生及其激進的同事們的政治理念把我們引向了失敗。但是他們的這種沒有義務也沒有懲罰的道德,他們賞賜給我們的店主、煙草商和議會宴席上政客們的法蘭西,比大規模的腐敗現象對腐蝕我們的靈魂、瓦解我們的鬥志所起的惡劣作用更為甚之。總之,這樣的道德使埃里奧先生根本無權去指責1945年的法國人。

在一個備受折磨的世界上,人們已感到難以自由地呼吸了。現在,一種新的苦惱又降臨到人們頭上,這很可能將是人們所感受的最後的苦惱了。這也可能是人類最後的機遇了。總之,這也許就是出此特刊的借口,而本來這應是更能引起人們思索並使人們更會保持沉默的一個問題。
不應當對此進行隱瞞,要做到協調一致是很困難的。如果看看歷史人們就會知道,這種協調一致在過去曾是不可能實現的,就像這兩個概念本身就是互相對立那樣。怎樣才能使這種情況不繼續下去呢?如果給每個人以自由,同樣也得給銀行家或野心家以自由:這使不義又產生了。如果對所有人的正義,同時又需要個人對集體利益的服從,又怎能談得上絕對的自由呢?
因此,應當明確承認,可能出現的誤會產生於方法的差異。我們那些同志大部分的集體主義思想和社會綱領,他們對正義的理想、對金錢和特權主宰一切的厭惡,所有這一切均與我們的想法是一樣的。只是,我們那些同志公開承認這一點,他們從十分規律的歷史哲學中找到了論證政治實在論的結論,並以此作為實現很多法國人抱有的共同理想的方法。很明顯,正是在這點上,我們與他們是不同的。我們已經說過多次,我們不同意政治實在論觀點。我們的方法與其是不相同的。
在此期間,有人還膽敢認為,如此歡慶服務於人們許多世紀、一直從事的最可怕的毀滅活動的這種發明並不那麼恰當。在一個充滿暴力、無力進行任何控制、對正義和人類幸福漠不關心的世界上,讓科學服務於有組織的屠殺,可能除了不知悔改的理想主義者之外,任何人都將不會對此表示震驚。

至於別的,我們應當知道,這是今天這個世界上唯一值得我們去作的努力,唯一值得我們去為之奮鬥的事情。要同十分令人失望的命運抗爭,本世紀最艱巨、最神奇的任務,就是要在這個已變得最不正義的世界上建立正義和拯救那些從一開始就註定受奴役的靈魂並給它們以自由。如果我們失敗了,那麼人類將會回到漫漫的長夜之中。但是,至少我們將會努力地去嘗試。
而道默森先生的看法是,基督教已為此提出了答案。那麼,還是讓在該教之外,且尊重別人信仰的人告訴他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懷疑看法吧。基督教的教義基本上(這也正是它相互矛盾的偉大的地方)是一種不公正的理論。它是建立在無罪之人作出犧牲並接受這種犧牲的基礎之上的。而正義則恰恰相反,正如巴黎在火光衝天的夜晚舉行的起義所證實的那樣,是不會在沒有反抗的情況下從天而降的。
莫里亞克先生剛剛在《蔑視仁慈》上發表了一篇我認為是既不公正又不仁慈的文章。他第一次在使我們產生意見分歧的問題上採用了我不願堅持,且至少我現在也不會採用的語氣。假如形勢不迫使我遠離這些我們中的最優秀者和最卑劣者整日整月談論,卻對重要的問題得不出任何結果的日常討論的話,我是不會做出回答的。假如我不認為這種甚至涉及我們生命的討論正在變得越來越混亂時,我也不會做出回答的。而既然我個人已成了議論的對象,那麼為了結束這種討論,我願以個人的名義談論一下這個問題,並最後嘗試一次,對我過去想說的話作一些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