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踵而來的是1947年嚴酷的冬天，這是1880年以來最壞的天氣。運河冰封，道路接連幾個星期不能通行，結冰使整個鐵路系統癱瘓。剛剛出現曙光的戰後復甦又因難以承受災害而陷入停頓。煤仍然供應不足，無法滿足國內需求，而且想方設法也無法解決。工業生產下降了——鋼產量剛開始恢復，旋即又比前兩年下跌40%。雪融化時，歐洲許多地方被洪水淹沒。幾個月後，在1947年6月，歐洲大陸又經受了氣象記錄中最炎熱、最乾旱的夏天。顯然在一些地方會造成連續第三年的歉收：農業收成甚至比歉收的上一年還下跌1/3。從美國進口煤（1947年進口3 400萬噸）部分地緩解了缺煤現象。食品也可以向美國或英聯邦自治領購買。但所有這些進口都必須用硬通貨（通常是美元）支付。

西歐共產黨的最初政治影響力來自他們同各個社會黨的聯盟，這些政黨中的大多數在1947年以前不願意脫離在抵抗運動中重組的人民陣線式的同盟。在戰後最初的選舉中，法國和義大利的社會黨的得票數同共產黨差不多，而在比利時卻比共產黨高出許多。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社會民主黨的得票數遠遠超過其他政黨，在1945年到1948年的大選中，社會民主黨在丹麥、挪威和瑞典獲得38%至41%的選票。

這些差別反映了國家財政與會計的不同制度，但是它們對於基本的策略選擇是有意義的。從孤立的角度看，社會保險無論有多慷慨，在原則上都不是政治上的激進做法——我們可以看到，甚至連最保守的政府也都比較早地採納了這種制度。然而全面福利制度本質上就是再分配製度。它們的普遍特點和運作的規模都要求將資源——通常是通過稅收穫得的——從特權階級轉到生活貧困的階級。因此福利國家本身就擔負了一種激進的責任，而歐洲福利國家在1945年以後的不同情形，所反映的不僅是制度性的計劃，而且也是政治性的考慮。

馬歇爾計劃在法國相對比較可憐的形象，部分地反映出法國共產黨在公共關係方面的成功，或許對他們來說還是最大的成功。在奧地利，當地的共產黨人——受到仍佔據著奧地利東部地區的蘇聯軍隊的支持——並不注意美國人及其援助的聲望；後者讓人們口中有食，這才是最大的事情。希臘的情況更清晰。馬歇爾計劃於1948年4月擴展到希臘，在殘酷的內戰情形下，它在生存與毀滅之間劃出了界線。根據「歐洲復興計劃」，美國對希臘的6.49億美元幫助難民和飢餓者擺脫了飢餓和疾病：僅靠騾隊運輸，就使幾千戶農民家庭從生死線上活了下來。1950年，馬歇爾計劃的貸款為希臘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提供了幫助。

「歐洲復興計劃」並未落空。西歐能從美國的幫助中受益，是因為長期以來這個地區就確立了私有財產、市場經濟和（除近幾年例外的）穩定政策。但正是出於這樣的原因，西歐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決定，而且會絕對堅持這樣做。正如英國外交官奧利佛·弗蘭克斯所說的：「馬歇爾計劃就是將美元放在歐洲人手裡，去購買復甦的工具。」其餘的一切——可兌換的貨幣，良好的勞工關係，平衡的預算，自由化的貿易——就要依靠歐洲人自己了。

於是，由馬歇爾計劃資助的「生產力使命」使成千上萬名經理人、技|師和工會活動家到美國去，學習美國的企業方式——僅法國就在1948年至1952年間去了5 000名（占其總數的1/4）。1951年3月至7月間，有145個「生產力學習團」抵達美國——大多數團組的成員（很少有女性）都從未去過歐洲以外的地方。與此同時，歐洲經濟合作組織（作為「歐洲復興計劃」資金渠道而於1948年成立）里熱衷於「新政」的人敦促他們的歐洲夥伴，實施更自由的貿易、國際合作和國家之間的整合。

在德國，沒有流通的貨幣。黑市興起，香煙成為可接受的支付手段：在被迫流落異國者的安置營地里，教師們的工資是每星期5包香煙。在柏林，一條美國香煙的價值從60美元到165美元不等，這就給美國佔領軍士兵們提供了一個機會，他們大肆地從事香煙配給倒買倒賣活動：在盟軍佔領的最初4個月里，駐柏林的美國士兵寄回家的錢比他們領的工資多出1 100萬美元。在布倫瑞克，600支香煙可以買一輛自行車——自行車在德國像在義大利一樣是必需品，這在維托里奧·德·西卡於1948年拍攝的影片《偷自行車的人》中有令人難忘的描述。

從戰時的抵抗運動戰士們來看，戰後政治會是他們戰時鬥爭的延續，很自然地投射和擴展他們的秘密存在。很多在戰時投身於地下抵抗運動的青年男女不知有其他公共生活的形式：在1924年以後的義大利，在30年代初開始的德國、奧地利和東歐大多數國家，在1940年以後歐洲大陸上被佔領的每一個地方，不知有正常的政治。各種政黨都遭禁止，選舉制度受到嚴格控制或被廢除。要想反對威權，鼓吹社會變革甚至政治改革，就意味著違法。

希特勒失敗后，激進變革的主要障礙不是反動分子或法西斯分子，因為他們命中注定要同獨裁者一起被清除，而是合法的流亡政府，它們多數在倫敦坐觀戰爭，謀划回歸。它們認為自己同國內的抵抗組織之間的關係不是同盟者的關係，而是一個麻煩問題：需要將這些粗心的年輕人解除武裝，讓他們回到平民生活，將公共事務交到充分清除了合作者與叛國者的政治階級手裡。若不這樣做，就意味著無政府狀態——或者被盟軍無限期地佔領。

對比之下，挪威的情況相當差。半個國家的重要漁船和商船船隊都已在戰爭中失去。由於德國國防軍在撤退途中有意破壞，挪威1945年的工業生產只達到它在1938年水平的75%，國家的資本總額失去了將近1/5。在後來幾年裡，痛苦的挪威仍然對同瑞典的反差念念不忘。不過，連挪威也在1946年底修復了它的大部分鐵路和公路網路；而在1947年，西歐其餘國家和東歐大部分國家的經濟復甦不再受到燃料短缺和交通運輸能力不足的妨礙。

其次，出於相關原因，基督教民主黨主要得益於婦女們的投票——在1952年，大約2/3虔誠的法國天主教婦女投票給人民共和運動黨。毫無疑問，這是教堂佈道起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民主政黨對婦女產生的魅力大部分是由於它們的綱領。在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即便最當地化的言辭中，也還留有暴動起義的意味，相比之下，基督教民主黨的著名人物——法國的莫里斯·舒曼和喬治·比鐸，義大利的阿爾奇德·德·加斯佩利和聯邦德國的康拉德·阿登納——總是強調和解與穩定。

計劃與制訂計劃的時髦流行，早在1945年以前就開始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整個大蕭條時期，從匈牙利到大不列顛，支持各種計劃經濟的呼聲就已紛紛出現。所提出的某些思想（尤其在奧地利、在英國的費邊社成員中間）來自較早的社會主義傳統，但是更多的思想源自1914年前的自由派改良主義。這種思想認為，19世紀的「照管」型國家已經過時，因為它的注意範圍僅限於國家安全與維持治安。即使只為了深謀遠慮地防止政治動亂，國家也有必要介入經濟事務，調整不平衡現象，消除無效率現象，校正市場經濟的不平等和不公正。

瑞士所做的不僅是替德國洗錢，充當支付渠道，它本身就為希特勒的戰爭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1941年至1942年間，瑞士軍火工業的60%、光學工業的50%、機械產量的40%是替德國生產的，獲得的報酬是黃金。布爾-奧利康輕武器公司直到1945年4月還在出售衝鋒槍給納粹德國國防軍。人所共知，日耳曼帝國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儲存在瑞士的黃金相當於16.38億瑞士法郎。也正是瑞士當局，在戰爭爆發之前就要求德國在護照上標明持有者是否猶太人，以便限制不歡迎的人入境。

簡言之，「制訂計劃」的歷史十分複雜。許多鼓吹者最初獲得公務員和工商企業領導者的經驗，是在戰時的佔領政府里——在法國、比利時和捷克斯洛伐克，更不用說在德國和義大利了。英國未被佔領，但是戰爭引發並培養了當時相當抽象的政府「計劃」觀念。實際上也正是因為戰爭，首先使英國的政府處於經濟生活的中心。1940年5月的《緊急權力法》授權政府出於國家利益而監管任何人做任何事，控制任何財產，指令任何工廠完成它選定的任何一項國家目的。英國戰後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的傳記作者肯尼思·哈利斯說：「國家計劃和國家所有制在1945年至1951年那段時期，是工黨實施社會主義原則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國家組織戰時總動員的結果。」

到處瀰漫著這種失望感和災難臨頭的感覺。1947年3月，詹妮特·弗萊納從巴黎發出的報道說：「在過去的兩個月里，巴黎有一種十分明顯的、越來越嚴重的抑鬱氣氛，或許整個歐洲都是如此，彷彿法國人或者全體歐洲人都在期待發生什麼事，或者更不好的是，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正如她在幾個月前指出的，歐洲大陸正在慢慢地進入一個新的冰河時期。喬治·凱南會同意這種觀點。6個星期後，他在一份「政策制訂人員」的文件中提出：真正的問題不是共產主義，或者若要這麼說，那也只是間接的。歐洲抑鬱情緒的真正根源是戰爭的後果，凱南將此診斷為「身心活力的根本枯竭」。歐洲面對的障礙看來太大，戰後最初爆發出來的希望和重建的信心現在都消失了。對美國國會制訂外交政策產生巨大影響的《外交》雜誌主編漢密爾頓·費什在1947年7月對歐洲形勢有如下印象：

蘇聯人從戰略角度考慮，竭力支持解散抵抗運動組織，贊成在西歐（並且名義上也在東歐）恢複議會政府。法國的莫里斯·多列士和義大利的帕米羅·陶里亞蒂等共產黨領袖在使他們的（有時是茫然失措的）追隨者們走向和平合作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但是許多人願意相信，抵抗運動的能量和雄心到現在應該納入民族復興的政治目的了。

西歐各國或許可以慶幸，1947年春天的各國共產黨仍然在追求1944年所採取的溫和的、民主的道路。在法國，莫里斯·多列士仍然在敦促煤礦工人「加緊生產」。在義大利，英國大使形容陶里亞蒂用溫和姿態影響他那些「頭腦發熱」的社會主義盟友們。斯大林出於他自己的原因，還未鼓勵他在中歐和西歐的許多支持者利用民眾的憤怒和沮喪。但即便如此，內戰和革命幽靈已經離得不太遠了。在比利時，盟軍觀察家們將社會政治的緊張氣氛描述得很嚴重，並且將希臘和義大利等列為「不穩定」國家。

其結果是在義大利和聯邦德國，基督教民主黨（在美國的支持下）在之後很多年裡幾乎都控制了政治權力。在法國——由於兩次殖民戰爭的不利後果，隨後戴高樂於1958年重新掌權——人民共和運動黨運作得不大順利。但即便如此，它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是權力的決定者，在一些關鍵部門（例如外交部）里執掌實權。傾向於基督教民主黨的天主教黨派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國連續掌權超過一個世代，在奧地利掌權一直到1970年。

初看起來也許很奇怪，戰後歐洲復興的大部分工作是由幾十年前成熟並進入政界的人來完成的。丘吉爾進入議會是在1901年，他總是自稱「維多利亞時代之子」。克萊門特·艾德禮也是維多利亞時代人，生於1883年。但這畢竟不是十分讓人驚奇的。第一，這些老人在30年動亂中生活過來，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未受創傷，這是非同尋常的，他們的稀有價值增強了公眾對他們的政治信任。第二，他們都來自著名的歐洲社會改革那一代人，在1880年至1910年間成熟——無論是作為社會主義者（布魯姆、艾德禮）、自由派（貝弗利奇或後來的義大利總統、生於1874年的路易奇·埃諾第）或進步的天主教派（德·加斯佩利、阿登納）。他們的本性和興趣非常吻合戰後的時代情緒。

現有的各左翼政黨因其在戰時從事抵抗運動而斬獲頗豐：尤其在法國，共產黨將其戰時所得（有時頗為誇張）轉為政治資本，而且使冷漠的觀察家們甚至也相信他們獨特的道德立場——正如1944年12月詹妮特·弗萊納所形容的，他們是「抵抗運動的傑出英雄」。所以戰後歐洲各國政府的改革計劃應和並且重複了20世紀30年代的未竟事業，也就並無特別令人奇怪之處了。

首要的問題是食物供應，這個根本的困難還未克服。除了瑞典和瑞士，到處都缺少食物。奧地利只有依靠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1946年春天開始供應食品和物資，才在此後的12個月里免於飢餓。在德國的英佔區，卡路里供應的標準從1946年中期規定的成人每人每天1 500，到1947年初降為1 050。義大利在1945年和1946年連續兩年忍受飢餓，到1947年春天，食品供應的平均水平在整個西歐屬於最低。法國1946年的民意測驗中，「食物」、「麵包」、「肉類」連續不斷地超過其他一切，成為公眾最大的意見。

在法國，馬歇爾計劃大多是為「設計者們」的目標服務的。正像莫奈的同僚之一皮埃爾·烏利後來承認的：「我們用美國人來迫使法國政府做我們認定需要做的事，」不理睬美國人的自由化願望，但是積極地響應美國關於投資與現代化的建議。「歐洲復興計劃」的美元——1948至1949年度的130萬美元和此後3年追加的160萬美元——在馬歇爾計劃時代，根據莫奈的計劃，幾乎支撐了法國公共投資的50%，若沒有這些援助，法國就難以維持。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法國，馬歇爾計劃受到最多人的批評。在50年代中期，法國成年人只有1/3承認聽說過馬歇爾計劃，而其中竟有64%的人宣稱它對法國是「壞事」！

與此同時，在1945年12月4日，讓·莫奈向戴高樂總統提交了他的《工業設施現代化計劃》。一個月後，成立了以莫奈為首的「計劃總署」。在隨後的幾個月里，莫奈為各門工業（採礦、電力、運輸、建築材料、鋼鐵與農業機械，後來又增加了石油、化工、化肥、船運、合成纖維）設立了「現代化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又遞交了各種建議和部門計劃。僅在其創辦后的一年，到1947年1月，「計劃總署」的第一份國家計劃就由法國內閣毫無爭議地批准了。

義大利南部是一個難以解決問題的案例。而在法國和其他一些地方，佃農的法定權利使他們有動力在自己擁有的小塊土地上投資，而富有創新意義的貸款制度和農業銀行使他們有可能這樣做。國家補貼的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有助於扭轉幾十年來下跌的農產品價格，鼓勵農民儘可能擴大生產，並且以固定的最低價格來保證收購他們的產量。同時，戰後的城市裡前所未有的對勞動力的需求，從比較窮的農村地區吸收了剩餘的勞動力，使農業生產更有效率，從而使需要養活的人口數字大大減少。

大多數經選舉產生的政府心裏明白，所以不願意冒這種風險。1947年，西歐各國的聯合政府都被套牢了，而且他們也知道這一點。我們在事後看問題，就九-九-藏-書能清楚地看到，馬歇爾計劃「僅僅」打破了由於重新產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僵局，華盛頓的新方法克服了「暫時的」美元匱乏。然而在1947年，誰也無法知道46億美元的缺口是「暫時的」。在那時，誰又能夠保證那個僵局不會像咆哮的激流一樣橫掃脆弱的歐洲民主制度？即使「歐洲復興計劃」只不過是買到了時間，那也是一種關鍵性的貢獻，因為時間恰恰是歐洲顯得很缺乏的。馬歇爾計劃是一個經濟項目，但是它扭轉了政治危機。

回歸的各國政府都很願意在政策問題上妥協——尤其在社會改革和經濟改革方面，這在下文再談及。但是它們堅持的是戴高樂等人主張的「有序的轉型」。由於這也是東歐和西歐的同盟國佔領軍的選擇，所以抵抗運動的幻想不久就破滅了。在東歐（除南斯拉夫以外），由蘇聯人決定戰後政府的組建，一切行動都聽蘇聯人的指揮。在西歐，過渡政府掌權后就舉行了新的大選。在任何情況下，抵抗運動組織都被勸說並最後被迫交出武器，解散組織。

應該說，美國的這些驅動政策所取得的即時成功卻相當有限。歐洲大多數政治家和制訂計劃者還未準備好思考國際經濟整合的大項目。在這一方面，馬歇爾計劃的制訂者們的最大成績或許當推1949年12月提議並於一年後成立的「歐洲支付聯盟」。它的有限目標是在歐洲各國貨幣之間建立一種借方與貸方之間的結算機構，來促進歐洲貿易「多邊化」。它的設計思路是克服風險，即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可能試圖儲備亟需的美元，造成的結果是限制從其他歐洲國家進口，最終對每一方都沒有好處。

遭到明顯破壞的第二個方面是交通運輸——商船，鐵路，機車和車廂，道路，運河，電車軌道。從巴黎到入海口的塞納河上沒有橋，萊茵河上只剩下一座橋還可以通行。結果，煤礦和工廠即使生產出了必需的產品，也無法運輸——歐洲的許多煤礦從1945年12月起就恢復生產了，然而維也納仍然沒有煤。

英國的「福利國家」既完成了早先的一輪改革（根源於19世紀中期的「工廠法案」），又是一次真正徹底改革的開始。喬治·奧威爾的《通向威根碼頭之路》（1937年）中描寫的英國，同20年後保守黨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在回答詰問者時說的那句出名的話（「你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好過」）之間作對比，可謂是對「全國醫療衛生服務」和相伴隨的對社會保險、維持收入、就業的規定獻上了頌辭。今天回顧戰後最初的一批改革者們的錯誤判斷，要想貶低甚至否定他們的成就，那是太容易了。幾年之後，「全國醫療衛生服務」的許多普適性的規定證明了其開支難以維持；在這些年裡，提供的服務的質量未能保持；隨著時間推移，事情變得很明顯，某些根本性的關於保險的計算和假設，包括對永久性充分就業的樂觀預測，都是目光短淺的，甚至更糟。但是在戰後的英國長大的任何人（例如筆者）完全有理由感激這個福利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再次嘗試改革農業。在1945年3月的羅馬尼亞土地改革中，從「富農」和「戰爭罪犯」手裡沒收100萬公頃土地，分配給那時多達60萬名貧困或無土地的農民。在匈牙利，兩次大戰之間由霍爾西將軍主政的政府阻止任何實質性的土地重新分配。戰後根據聯合政府於1944年12月制訂的「塞格德計劃」，全國1/3的土地面積從先前的地主手裡剝奪出來。戰時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陣線」政府于同一年制訂了相似的計劃，在戰爭結束后的幾個月內，重新分配了大批土地——主要是從蘇台德地區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手裡奪來的農田。從1944年到1947年，東歐每一個國家都出現了一個人數眾多的小土地擁有者階級，他們的土地是新政府分給的。幾年後，仍然是這批小土地擁有者，輪到他們在共產黨政權的指令下加入合作化運動。但是與此同時，在波蘭、東普魯士、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土地貴族階級和大農場主階級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戰前，瑞士和瑞典都不算特別繁榮——它們實際上繁榮的只有鄉村地區。但是它們在戰爭過程中所走的路是能夠持久的：這兩個國家現今在歐洲位居前列，穩坐了40年。在其他地方，復甦的道路頗多崎嶇。然而，即使在東歐，經濟的基礎設施至少以顯著的速度得到了修補。儘管在納粹德國國防軍撤退和紅軍反攻時造成極大破壞，但是匈牙利、波蘭、南斯拉夫的橋樑、道路、鐵路和城市都已重建。到1947年，中歐的交通運輸網路和機車車輛都已達到或超過了它們的戰前水平。在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凡是受戰爭破壞較少的地方，這一復甦的過程比在南斯拉夫和波蘭時間短。然而，即使是在波蘭，經濟的恢復也相當迅速——部分原因是它新近從德國奪來的地方都是富庶之地，那裡有許多工業城鎮和工廠。

其結果是，1945年以前就已廣泛傳播各種不成熟的福利預案，儘管它們的水平和範圍都相當不同。德國是典型的最先進的國家，它早已於1883年至1889年間在俾斯麥領導下，將退休金和事故保險、醫療保險計劃制度化了。但是其他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也開始做到了。在20世紀的第一個10年裡，英國的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政府就引進了初步的國民保險和退休金制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英國（1919年）和法國（1920年）就立即設立了衛生部。

美國的一個專門小組——國防部與海軍部的協調委員會在1947年4月21日的報告中更完整地解釋了這個觀點：「重要的是使一些地區仍然保留在友好的手中，這些地區擁有或保護著金屬、石油等自然資源，含有戰略意義或佔有戰略地位，具有重大的工業潛力，擁有大量勞動力和有組織的軍事力量，或者出於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原因，能使美國在世界穩定、安全與和平方面產生更大的影響。」這就是馬歇爾計劃的更大背景，在這樣一個政治地位和安全程度都下降的地方，美國的利益同脆弱患病的歐洲次大陸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至於馬歇爾計劃的長期助益，就比較難評估了。一些觀察家感到很失望，因為美國未能成功地說服歐洲人按照他們最初的希望，圓滿地合作，完成他們的計劃。事實上，無論按照何種合作的慣例和制度，如果說歐洲人獲得了什麼的話，他們最終獲得的都只是間接地受益於美國的努力。但是考慮到歐洲的近期歷史情況，任何朝著這個方向的行動都代表著進步；而馬歇爾計劃的誘惑至少迫使互相猜忌的歐洲各國坐在一起，協調他們的反應，而最終得到更多的成果。《泰晤士報》說得大致差不多，它的1949年1月3日社論指出，「將去年的合作努力同兩次大戰之間經濟領域強烈的民族主義做比較，就完全可以認為，馬歇爾計劃在歐洲歷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充滿希望的時代」。

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治穩定與社會改革的前景，首先完全取決於歐洲大陸的經濟復甦。國家計劃和政治領導都不可能避開1945年歐洲人面對的極大任務。戰爭對經濟的最明顯衝擊是房屋設備。倫敦大都市地區有350萬幢房屋被毀，其破壞程度超過了1666年大火造成的災難。華沙90%的住房被毀。1945年的布達佩斯只有27%的住房建築可以居住。德國40%、英國30%、法國20%的住房消失了。義大利損毀了120萬戶住房，大多在5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在戰爭剛結束的時代，無家可歸的問題是最明顯的戰爭後果——在聯邦德國和英國，住房短缺一直持續到50年代中期。正如在戰後倫敦住房展覽會上的一位婦女所說：「我什麼都不要，只渴望有一幢房子。我最大的野心是有四堵牆和一個屋頂。」

對於這一代人而言，政治就是同抵抗有關——抵抗威權，抵抗社會或經濟結構狀態，抵抗過去。法國抵抗運動的活躍分子、戰後成為一家著名雜誌主編的作家克勞德·波爾岱在他的回憶錄《不確定的歷險》里準確地描繪了這種心態。他寫道：「抵抗運動將我們所有的人都變成了『戰鬥者』，具備這個詞所含的每一種意義，同人斗，也同社會制度斗。從抵抗法西斯主義，到抵抗戰後試圖倒退回30年代的錯誤，看來只是跨出了很自然的一步。從中產生了很奇怪的樂觀主義情緒，許多觀察者在剛剛解放時就做出了斷言。儘管到處陷入貧困——的確也是由於貧困——肯定會出現新的、更好的事物。1945年11月，義大利《社會》周刊的編輯們寫道：『我們誰也認不出自己的過去，似乎覺得它無法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受到一種麻木不仁意識的控制，憑直覺去尋求方向。事實使我們無能為力。」

回顧往事，值得注意的是，對這種制度復辟的現狀幾乎沒有任何抵制。在波蘭和蘇聯的一些西部地區，游擊隊武裝組織又生存了幾年，但它們都是民族主義的和反共產主義的特別組織。在挪威、比利時、法國和義大利，抵抗運動組織都和平地融入了戰後的政治黨派和聯盟，沒有出現公開的抗議。在比利時，1944年11月，命令戰時抵抗組織在兩個星期內交出武器。這引起了11月25日在布魯塞爾的大規模抗議集會，警察開了槍，傷及45人。但是這類事件並不多見。更為典型的是，20萬名法國抵抗運動戰士成功地合併進了正規軍，他們的組織「法蘭西國內武裝力量」未表達任何抗議便解散了。

戰時的各種抵抗組織在1944年至1945年組織起各種政治派別，它們對流亡政府的回歸持懷疑態度。在它們看來，政客們、官員們、大臣們逃離了被佔領的祖國，他們負有雙重責任：戰前的錯誤和戰時的逃跑。在法國和挪威，1930年選出的議員被他們自己在1940年的行為證明是不合格的。在比利時和荷蘭，議員們在那複雜的5年裡不在場，回歸的政府無法理解國內的苦難和在納粹佔領下公眾情緒發生的變化。在中歐和東歐，除了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重要的例外，其餘國家先前的政府都由於蘇聯紅軍的到達而變得無足輕重了（而它們有時卻遲鈍到感覺不到這一點）。

相反希臘人卻在1946年投票贊成保留他們的君主制。比利時人也保留了君主制，但是驅逐了在位的國王利奧波德三世，作為對他同納粹分子合作的懲罰。這一決定是在1950年處於壓力之下，違背略占多數的人口的意願而做出的，明顯地將這個國家按社群和語言分裂開來：講法語的瓦龍人投票贊成驅逐國王，而72%講荷蘭語的弗萊芒人表示寧可讓國王留下。法國沒有君王，不用將戰時的屈辱記憶歸罪於他，而只需要於1946年投票，用一個數字上的後繼者來取代名譽掃地的第三共和國。第四共和國的憲法像1949年的德國基本法一樣，意圖儘可能消除任何極權的或專制獨裁的風險——但是這種強烈的願望不可能獨自成功。

若不是馬歇爾計劃作為歐洲「美國化」藍圖而出現，就不可能有上述的好處。相反，戰後歐洲人由於意識到他們卑微地依靠美國人的援助和保護，所以來自這一方面的任何強烈壓力都必然在政治上引起反面結果。華盛頓允許歐洲各國政府根據國內的折中方案和自己的經驗來制訂政策，在復甦計劃中避免單一僵化方法，事實上至少是在一個短時期內，已經預先考慮了對西歐一體化的某些期望。

計劃經濟理論直接產生於20世紀30年代的教訓——戰後經濟復甦的成功策略應該防止回到經濟停滯、蕭條、貿易保護主義，而且首要的問題是防止失業。創建現代歐洲福利國家就是基於這些考慮。根據40年代的傳統智慧，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10年的政治兩極分化直接產生於經濟蕭條及其社會代價。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因社會普遍絕望、貧富差異巨大而興旺起來。若要恢復民主制度，就必須解決「人民的狀況」問題。用一百年前托馬斯·卡萊爾的話來說，「如果某件事沒有完成，那麼終有一天它會自行完成，而且行事方式讓誰都不愉快。」

但是無論在法國還是在別的地方，問題並非從1940年才開始。每一個地方的反法西斯抵抗者都看到，自己不光是在向戰時的佔領者及其當地代理人戰鬥，而且也在向整個政治與社會制度作戰，他們對祖國經受的災難負有直接責任。正是這些政界人士、銀行家、商人和士兵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將自己的祖國拖入了災難，他們背叛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犧牲者，夯實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礎。英國有一本小冊子痛斥保守黨在1940年之前鼓吹綏靖政策的行徑，責備這些人是「有罪之人」。為戰後變革而設計的戰時計劃就將這些人和他們的制度當作批評目標。

共產主義確實具有吸引力。雖然義大利、法國和比利時的共產黨（還有芬蘭和冰島的共產黨）在1947年5月以前仍然參加聯合政府，但是它們通過自己的工會組織和民眾集會，能夠鼓動人民的憤怒，從政府的失敗中獲取威信。共產黨在地方選舉中的成功，再加上紅軍戰無不勝的氛圍，使義大利（或法國、捷克）的「社會主義道路」顯得真實有理而且很吸引人。1947年，法國共產黨有90.7萬人。義大利共產黨有225萬人，遠遠超過波蘭甚至南斯拉夫。甚至在丹麥和挪威，每8名選民中就有1人受到共產主義的吸引。在德國的西方佔領區，盟軍當局害怕民眾對納粹主義好日子的懷舊，再加上對「去納粹化」計劃的反感、食品短缺、普遍發生犯罪現象，會使他們倒向新納粹，甚至倒向蘇聯。

但是，這種自私自利也是說得很明顯的。畢竟正如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所闡述的：「馬歇爾計劃的先決條件是，我們希望幫助恢復的歐洲，要能夠而且願意在世界市場上同我們競爭，正是為了這一條原因，它將有能力大量購買我們的產品。」在少數情況下會有即刻的好處：在美國國內，有組織的勞工支持馬歇爾計劃，他們得到的保證是，一切從美國運出的實際貨物都使用美國擁有的貨船，由美國「勞聯——產聯」的碼頭工人裝運。但這隻是直接的、即時的利益的偶然例子。杜勒斯所說的話大多是對的：馬歇爾計劃對美國有利的是，恢復了它的主要貿易夥伴，而不是將歐洲降格為帝國的附庸。

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留下的制度——它造成大部分經濟領域處於國家監管之下——在戰後大多未被觸動。變化的只是政黨的政治色彩，它們控制公司和國有機構，以權力為基礎，從工業、金融業中獲益。在聯邦德國，1948年後的經濟大部分保留在私人手中，但是在工廠管理、勞資關係、僱用和分配條件等方面都有詳盡的、共同協定的細則。在荷蘭，中央政府的計劃對於使用私有企業做出了各式各樣預先規定的法令。

歐洲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深知內情者，主要是貝文和法國外交部里地位對應的喬治·比鐸，他們對這一點都理解得相當透徹。但是「歐洲復興計劃」本身所包含的歐洲內部利益，當然也包括如何實施，在各國之間歧見甚大。在比利時，美國的援助或許是最不緊迫需要的，馬歇爾計劃甚至可能產生長期的不利影響，會使政府將投資放在傳統的工廠和政治上比較敏感的部門（例如煤礦），而不計其長期成本。

美國與法國之間於1946年5月在華盛頓談判的貸款條件，其苛刻程度只是略輕一些而已。法國除了勾銷一筆戰時22.5億的貸款外，還得到幾億美元的低息貸款。作為回報，巴黎答應放九九藏書棄保護性的進口份額制，允許美國和其他外國產品更自由地進入。就像英國的貸款一樣，簽訂這一協議的部分目的是推進美國的國際自由貿易計劃，實行公開的、穩定的貨幣兌換，使國際合作關係更緊密。然而在實際運作中，這筆錢在一年之內很快用完，唯一的中期結果是人們越來越厭惡（大多數是左派的意見）美國對法國經濟實力的盤剝。

在西歐，物質上的損毀也以最快的速度得到了修復——從總體上看，比利時恢復得最快，法國、義大利和挪威稍慢一些，最慢的是荷蘭，那裡破壞得最厲害的地方是農場、堤岸、道路、運河和人口，而且都是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發生的。比利時人受益於安特衛普的獨特地位，到戰爭結束時，它是歐洲唯一未經多大觸動的港口城市。再說盟國軍隊高度集結在比利時，經濟上源源不斷地穩步流進硬通貨，長期專門投入煤、水泥、金屬半成品，這些都是對重建工作至關重要的。

但是這些貸款都用於填補漏洞和應急。迄此時期，美國的援助還不是用於重建或長期投資，而是用於重要的物資供應、服務和修補漏洞。再者，貸款（尤其是向西歐各主要國家的貸款）都是附帶一系列條件的。日本一投降，杜魯門總統就立刻輕率地取消了戰時的「租借」協議，此舉引起梅納德·凱恩斯在1945年8月14日的備忘錄中提醒美國政府，說英國正面臨著一場「經濟上的敦克爾刻大撤退」。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凱恩斯成功地通過談判，同美國簽訂了實質性的貸款協議，美國向英國提供根據租借協議不再能得到的美元，以濟購買商品之急。然而美國的條件苛刻得脫離實際——特別是要英國放棄對海外自治領的帝國統治，放棄對貿易的控制，並且使英鎊完全可自由兌換。其結果正如凱恩斯等人預見的，造成了英鎊多次擠兌中的第一次擠兌，使英國的美元儲備迅速消失，甚至在下一年裡造成了更嚴重的危機。

然後，到1947年春，華盛頓的雙邊解決歐洲經濟困境的方法明顯地失敗了。1947年，歐洲對美國的貿易赤字達到47.42億美元，是1946年數字的兩倍多。若像後來的評論家們所說的那樣，是一種「增長過程中的打嗝」的話，那麼歐洲已經接近於噎住了。這就是為什麼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對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說做出反應時，形容它為「世界歷史上最傑出的演講之一」，當然他並沒有說錯。馬歇爾的建議明確地否定了過去的運作方式。首先，在某些框架性的條件之外，留給歐洲人的是選擇要不要得到美國援助，以及如何使用它，但是美國顧問們和專家們卻要在資金管理方面做主。其次，援助資金必須覆蓋多年，因此從一開始起就是一種戰略性的復興和發展計劃，而不是一種救災經費。

福利國家的代價並不低。對於那些尚未從30年代經濟蕭條和戰爭摧毀中恢復過來的國家，它們的代價更是非常可觀。法國在1938年時用於社會服務的成本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在1949年時要承擔8.2%，即增加了64%之多。在英國，1949年僅用於社會保障這一項（也就是說，不包括除社會保障以外的各種服務與設施的公共項目）就佔到全部公共開支的將近17%，比起1938年嚴格控制國家金融時的水平來，增加了50%。即使在義大利這個窮得多的國家裡，政府也努力避免社會保障的高成本，其方法是將服務與設施轉給私人經濟部門或工作單位，而政府在社會服務上的開銷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從1938年的3.3%上升到1949年的5.2%。

當然，好處還遠遠不止這一點。即使當時並非每一個人都明白，歐洲在1947年面臨一種選擇。這一選擇的一部分內容是復甦或衰敗，但是更深層的問題是，歐洲以及歐洲人是否會對自己的命運失去控制，歐洲內部30年血腥衝突是否仍然無法使它避免厄運，即落入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外部大國之手。蘇聯十分樂意等待看到這種前景——正如凱南在他的回憶錄里談到的，1947年的歐洲被恐懼籠罩著，準備讓它像成熟的果子一樣落進斯大林手中。但是，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認為，歐洲的脆弱是一個問題，而不是一種機會。中央情報局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對美國安全構成最大威脅的是西歐經濟有可能崩潰，結果使政權落到共產主義分子手裡。」

然而，在一件事情上，各方都達成了一致——無論抵抗者還是政客都一樣：「要制訂計劃」。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災難——1918年之後失去的機會；1929年股市崩潰后緊接著的大蕭條；失業造成的浪費；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造成的不平等、不公正、低效率，導致許多人傾向於極權主義；傲慢的統治階級精英無恥的冷漠；一個不成熟的政治階級的無能——一切看起來都像是完全無法將社會組織得更好。如果要實行民主，如果想恢復它的魅力，那麼就必須制訂計劃。

但是歐洲還有一個問題，使「歐洲復興計劃」既無法解決又無法迴避它，而其餘一切事情都取決於它的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德國問題」。若德國不能復甦，法國的計劃就等於零。例如，法國要用馬歇爾計劃中的對應資金在洛林建造新的大型鍊鋼廠，但是，若沒有德國供應的煤，這一計劃就毫無用處。馬歇爾計劃中的貸款用來購買德國的煤，這很好；但是，若德國沒有煤，那怎麼辦？1948年春天，德國的工業產量仍然只有1936年的一半。如果英國花費前所未有的巨款（僅在1947年就是3.17億美元），只是為了維持它在德國西北部的佔領區里孤立無援的德國民眾，那麼英國的經濟也就永遠不可能恢復。如果德國不購買荷蘭、盧森堡、比利時、丹麥的產品，那麼這幾個國家的貿易經濟就會垂死凋敝。

瑞士當局在為自己辯護時，聲稱有充分理由同納粹保持友好關係。雖然納粹德國國防軍最高司令推遲了1940年6月入侵瑞士的計劃，但它從未放棄過；比利時與荷蘭的經歷可怕地提醒了它，脆弱的中立國家凡是阻礙希特勒的，等待著它們的將是什麼命運。出於同樣的原因，瑞典人也同希特勒合作，因為他們歷來靠德國供應煤。多年來，瑞典一直向德國出售生鐵——即使在戰前，德國進口的生鐵有一半通過波羅的海運來，而瑞典出口的生鐵的3/4是給德國的。無論怎麼說，瑞典的中立一向是倒向德國的，因其出於恐懼俄國的野心。同納粹的合作——在巴巴羅莎行動開始時，允許納粹德國國防軍1.47萬士兵通過，以及德國士兵休假時取道挪威回家，同時推遲對瑞典鐵礦工人的徵兵，以保證正常運送生鐵到德國——可以說並非只出於慣例。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區別，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只提供貸款，不提供資助；而這些都幾乎總是通過私人投資市場來提供的，所以它們帶著價格標籤，通常還是短期貸款。當大蕭條時期開始時，美國人就收回貸款，由此加劇了災難性的後果。對這一方面做比較，是很有意義的——在1945年至1947年的最初搖擺之後，美國的政策制訂者們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先前（戰後初期時代）的錯誤。馬歇爾計劃的意義不僅在於它所做的一切，而且也在於它要小心迴避的方面。

雖然馬歇爾計劃的美國管理者們毫不掩飾他們的期望，但是他們讓歐洲人自己去負責決定援助的程度和其分配的方式。歐洲政客們在早先的雙邊貸款談判中對美國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早已習以為常，此番卻為之驚奇。他們被弄糊塗了，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就連美國人自己對馬歇爾計劃的目標也意見分歧。「新政」方式的理想主義者們（他們在戰後美國政府里人數不少）發現有機會按照美國的形象來重建歐洲，強調現代化、基礎設施投資、工業生產力、經濟增長、勞資合作。

法國1947年冬天的經濟困難早已導致民眾對戰後新的共和國表示失望。1947年7月1日的法國民意調查中，被調查者的92%認為法國的狀況「糟糕或相當糟糕」。英國勞工大臣休·達爾登針對戰後最初幾年的熱情泄氣情況，在日記里吐露說：「充滿信心的早晨決不會再來臨。」法國社會主義者、國民經濟部部長安德烈·菲利普在1947年4月的一次發言中，更誇張地表達了相同的觀點：「我們受到總體上的經濟與金融大災難的威脅。」

4天後，斯大林做了重新考慮。哥特瓦爾德被告知，要拒絕他的國家接受的參加巴黎會議的邀請。斯大林會見了包括馬薩里克在內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他對捷克斯洛伐克人說：「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一個關係到（捷克）同蘇聯之間友誼的根本問題。如果你去巴黎，你就表明想同一種旨在孤立蘇聯的行動合作。」次日，捷克斯洛伐克聯合政府明確宣布，它不派代表團去巴黎。「捷克斯洛伐克若去參加，就會構成一種直接針對蘇聯以及我們的其他盟國的行動。因此政府一致決定，不參加這次會議。」

有經驗的政黨政客在1945年之後毫不費力地排擠了戰時的積極分子，這是因為後者雖然共同反對法西斯，也都有普遍的改革願望，但是抵抗組織及其繼承人在具體問題上的目標相當模糊。義大利的「行動黨」意圖廢除君主制度，使大型資本和工業國有化，改革農業。法蘭西民族抵抗委員會的「行動綱領」中，雖然沒有國王可供打倒，但其勃勃雄心同樣沒有精確地落到實處。抵抗組織一向太專註于戰鬥，或者只為了生存，所以對戰後的立法都未做過詳細的計劃。

實際內容意義重大。它第一次將沒有個人醫療保險的無職業婦女也包括在內了。造成屈辱地位和社會依賴的舊的「貧民救濟法/財產測試」被廢除了——福利國家的公民很少有（根據推測的）時候會需要公共援助，而現在他們根據權利就有資格享受。醫療和牙醫服務是免費提供的，普遍實行養老金制度，採用了家庭津貼制度（從第二個孩子起，每星期補貼5-25英鎊）。為這些制度立法的議會主要法案於1946年11月得到國王同意，「國家醫療衛生服務法案」（即福利制度的核心部分）於1948年7月5日寫進了法律。

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範圍更廣的政治改革間接地面臨著農業問題的政治方面。其中有許多帶有憲法性質，需要再度完成1918年的未竟事業。在義大利、法國和比利時，婦女終於獲得了選舉權。1946年6月，義大利通過投票變為共和國，但是票數相差並不太大（1270萬人投票贊成廢除君主制，1070萬人贊成保留君主制），而這個國家歷史上的分裂，要說有什麼區別的話，卻由於這一結果而更加惡化：南部除了巴西利卡塔地區外，以壓倒多數將贊成票投給了國王（在那不勒斯是4∶1）。

有時候，有人會提出，這種對制訂計劃的信念（它像是歐洲戰後的一種政治宗教）來自蘇聯的榜樣：計劃經濟明顯地避免了資本主義歐洲的痼疾，挺住了納粹的進攻，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這完全是靠了一系列具體的五年計劃。這種觀點完全是錯誤的。在戰後的西歐和中歐，只有共產黨人相信蘇聯式的計劃（但他們對此所知甚少），他們甚至不懂這類計劃如何才能用於他們當地的環境。蘇聯人沉溺於數字目標、生產配額和中央指令，除了少數在當時的西歐鼓吹計劃的人之外，其餘的人對這一切都十分陌生。這些鼓吹者們——而且他們也是各式各樣的——依靠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信息來源。

觸目可見的破壞達到了最壞的程度：許多國家看上去好像都被搗毀砸爛得毫無希望修復。事實上幾乎在每一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國家裡，國民經濟即使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表現不佳的情況相比，也顯得停滯或萎縮了。但是戰爭並不全部是一種經濟災難——相反，在某些經濟部門，它反而可以成為對迅速增長的一種有力刺|激。由於發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崛起成為無可置疑的商業和技術領頭人，很像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時代的地位。

問題的一部分在於西歐不再像以往傳統方式那樣依賴東歐穀倉。因為東歐人也吃不飽。1945年，由於錯誤的土地改革措施，加上氣候惡劣，羅馬尼亞農業歉收。從瓦拉幾亞西部到摩爾達維亞，到烏克蘭西部和蘇聯的伏爾加地區中部，農業歉收和旱災導致1946年秋天接近飢荒的程度。救援機構描述說，一周歲的兒童體重只有3公斤，他們收回的報告稱有吃人肉現象。在阿爾巴尼亞的救助人員形容那裡的情況「不幸得可怕」。

國務活動家們的經驗可以超越紛擾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幾十年，回溯到1914年以前那個更平穩、更自信的時代，因此他們特別具有吸引力。憑著他們個人的延續經歷，他們能夠促成從以往過熱的政治向即將到來的社會迅速轉型的艱難過度。無論他們的政黨「標籤」是什麼，歐洲這些年長的國務活動家們在1945年時都是對可能的方法持懷疑態度的務實者。這種對兩次大戰之間過分自信的政治教條保持個人距離的態度，忠實地反映出他們的選民們的心態。一個「后意識形態」的時代正在開始。

有時候，在抵抗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聯繫還繼續存在著——例如，荷蘭社會在結束了幾百年來天主教與新教的教派分裂后，在戰時又開始了個人之間的聯繫。然而在戰後成立「抵抗運動黨」的計劃卻到處都失敗了。它在義大利最接近成功，1945年6月，費魯喬·帕利當上總理，他保證過，他的「行動黨」會追隨抵抗運動的精神和目標。然而帕利不是政客，當他在6個月後下台時，政權就明確無疑地落到了傳統黨派的手中。法國的戴高樂是一位比較出色的政治策略家，但是他也（在帕利下台後1個月）放棄了職位，不想將他在戰時的雄心納入議會的日常事務——因此無意在重建法蘭西共和國的延續性中追求自己個人的成功。

戰爭結束后，瑞士（而不是瑞典人）從一開始起就是國際上懷疑和厭惡的對象，因為它幫助德國發動戰爭。根據1946年5月的「華盛頓協議」，限它提供2.5億瑞士法郎，「自願」捐獻給歐洲重建工作，作為對與日耳曼帝國銀行從瑞士銀行轉賬相關的一切賠償要求的最後解決方案。但到那時，瑞士早已恢復了它那公正理財的名聲，成為繁榮之地：它的銀行贏利極大，它的農場和機械工業開始向需求極大的歐洲市場供應食品和機械製品。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有化與國家經濟計劃開始順利地推動了共產黨接管，並且表現出這是大多數選民真正的政策選擇——1949年2月，在共產黨執政僅一年後，「計劃委員會」經過調整，改名為「國家計劃辦公室」，職權範圍有了很大的不同。在東歐其他國家裡，大規模的國有化（例如1946年1月波蘭《國有化法》批准的）是由共產黨佔主導地位的聯合政府推行的。但在這一方面，也有共產黨執政前的根源：早在1936年，戰前波蘭共和國極權政府就在由中央指導制訂計劃的早期制度下，提出一項「四年投資計劃」。

第一個「莫奈計劃」在很大程度上是九九藏書一項針對法國戰後危機的應急措施。到後來它才擴展內容，以適應「馬歇爾計劃」的條款。但是從一開始起，它就顯示了戰後法國經濟戰略的基本框架。法國的計劃從未超出「指標式」：它向來只設定目標，卻不制定生產配額。在這一方面，它同蘇聯的計劃大不一樣，後者的本質特點（也是主要缺陷）是堅持按部門、按商品來武斷地、嚴格地規定產量數字。「莫奈計劃」只限於向政府提供戰略和平衡手段，以便積極地培養某些經批准的目標。在當時，這是一種特別具有原創性的做法。

但是，支撐國家資助的福利和社會服務的主要基礎，是普遍地意識到，這些福利要符合政府本身的任務。戰後的歐洲各國都是「社會的」國家，對它的公民福利暗負著（而在憲法上是明顯的）責任。它有責任不僅是造就一個嚴格規範的、安全的和繁榮的國家，而且還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條件，並且用範圍很廣的指標來衡量。至於事實上能否符合所有這些要求，那是另一回事。

美元危機很嚴重。1947年，英國的國債從1939年以來增加了4倍，由於進口的將近一半購自美國，致使現金迅速流出。法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進口國，每年對美國的支付赤字達到20.49億美元。其餘歐洲國家大多數甚至沒有可用於貿易的美元。羅馬尼亞的通貨膨脹在1947年8月達到最嚴重的地步。其鄰國匈牙利的通貨膨脹創了歷史紀錄，遠遠超過了1923年德國通貨膨脹，到最嚴重時，紙幣10萬彭格值1美元——這意味著當1946年8月用福林取代彭格時，匈牙利全國流通紙幣的幣值是1彭格相當於1美分的1/1000。

什麼是「計劃」？這個詞是誤導的。主張計劃的人都相信在社會事務和經濟事務中強化的國家作用。除此以外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了，它們通常都是國家政治傳統的產兒。在英國，事實上很少發生過「計劃」，而真正的問題在於通過國家所有製作為其本身的目標來實行「控制」——控制工業、社會服務與經濟服務。因此，國有化（主要是礦藏、鐵路、商品運輸和公用事業）和對醫療服務的規定是1945年之後工黨綱領的核心。簡言之，經濟的「統制高地」被接管了。但是僅此而已。

但是，「福利國家」——社會計劃——不止是一種預防政治動亂的措施。今天，我們對種族、優生學和「退化」等概念感到不安，卻因此忽視了它們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大眾思想中曾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嚴肅地對待這些事情的人不止是納粹分子。到1945年，歐洲兩代醫生、人類學家、公共衛生官員和政治評論家都投入了廣泛的爭論，他們辯論關於「人種健康」、人口增長、環境與職業福利、公共政策，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得到改進和保障。有一種普遍的共識，認為公民的身體狀況和道德狀況是一個共同利益的問題，所以也是國家職責的一個組成部分。

首先，這些政黨——尤其是聯邦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義大利的基督教民主黨和法國的人民共和運動黨——現在幾乎都控制了天主教的選票。在1945年的歐洲，這一點仍然事關重大：天主教的投票仍然非常保守，尤其是在天主教活動程度很高的地區里對社會問題的投票。義大利、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南部和西部的傳統的天主教選民很少投社會黨的票，也幾乎從來不投共產黨的票。然而作為戰後時代的獨特現象，保守的天主教徒們在許多國家裡往往不做其他選擇，只投票給基督教民主黨，而不計較後者的基督教民主政治家及其政策的改良主義傾向，因為傳統保守的各右翼政黨要麼是私底下活動，要麼就是公開遭禁。甚至連非天主教的各個保守派也都日益轉向基督教民主黨，以遏制「馬克思主義」左派。

戰後英國制訂社會法規的基礎是一份相當出色的報道，其作者是威廉·貝弗利奇爵士，出版於1942年11月，並且立即成為暢銷書。貝弗利奇生於1879年，父親是英國派駐印度的帝國法官。他具有英國愛德華王朝自由黨改良派的那種敏感與雄心。他的報告一度成為對英國社會在1939年以前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控訴，並且成為戰爭一旦結束后的徹底改革政策的模板。即使是保守黨也不敢反對該報告中的核心建議，因此它變成了戰後工黨綱領中那些最受歡迎、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內容的道德基礎。

捷克斯洛伐克人為何讓步？他們的鄰國波蘭和匈牙利早已被共產黨接管，蘇聯紅軍嚴密注視著，所以別無選擇地遵從蘇聯的「指導」。但是紅軍撤離捷克斯洛伐克已經很長時間，共產黨還未控制政權。然而斯大林一表示不悅，馬薩里克和他的同僚們就屈服了。假如共產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堅持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援助，他們就會得到公民中間佔壓倒多數的人（包括不少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的支持，使斯大林更難於強加他的意志。在慕尼黑會議之後的更大的政治背景下，捷克斯洛伐克決定投入蘇聯懷抱，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幾乎明確無疑地為7個月後共產黨在布拉格發動政變鋪平了道路。

馬歇爾制訂了「歐洲復興計劃」，接下來同他的顧問班子討論了幾個星期後，於1947年6月5日在哈佛大學的一次畢業典禮上作了著名的公開演講。他的這項重大計劃是獨一無二的。但它並非毫無根據。從戰爭結束到宣布馬歇爾計劃，美國早已向歐洲借出了幾十億美元的貸款。主要受益者是英國（得到44億美元貸款）和法國（得到19億美元貸款），但是沒有哪個國家會被排除在外——義大利到1947年中期，貸款已經超過5.13億美元，還有波蘭（2.51億美元）、丹麥（2.72億美元）、希臘（1.61億美元）等許多國家也都向美國借了債。

但是在大多數地方，馬歇爾計劃如願執行。在此計劃的第一年裡，對義大利的援助大部分用於急需進口的煤和穀物，還有像紡織業這樣在苦苦掙扎的部門。然而在此之後，義大利相應的資金中90%用於直接投資——工程技術、能源、農業和交通運輸網。實際上，在阿爾奇德·德·加斯佩里和基督教民主黨的領導下，義大利40年代末的經濟計劃很像東歐國家，故意不考慮消費品，食品消費維持在戰前的低水平，資源轉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這幾乎成了好事多磨：美國觀察家們變得神經緊張起來，徒勞無益地想說服義大利政府建立更先進的稅制，緩解它那種嚴酷的方式，降低貯備，以免引起衰退。在德國也同在義大利一樣，美國的馬歇爾計劃設計者想看到的是讓社會與經濟政策更加傾向於這個計劃的中心內容，而且必須擺脫那些傳統的主張通貨緊縮的政策。

當然，在某些國家裡，戰爭根本沒有造成損害。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保持中立。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同戰爭毫不相干。相反，歐洲的多數中立國都密切地（雖然是間接地）捲入了希特勒的戰爭。德國倚重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在戰時供應錳。葡萄牙殖民地出產的鎢經過里斯本運往德國。德國戰時所需要的生鐵，有40%由瑞典供應（用瑞典船運往德國港口）。這一切都是用黃金支付的，這些黃金都由德國偷自受害者而來，其支付渠道在瑞士。

明顯可證的是，像瑞典這樣富裕、單一民族、人口少的國家，比像義大利這樣的國家更容易實現「從搖籃到墳墓」社會福利的理想。然而貧困國家至少也像富裕國家一樣，相信國家——或許還更相信一些，因為在這些地方，只有國家才能向人民群眾提供希望，拯救他們。在經歷過大蕭條、被佔領和內戰之後，國家作為福利、安全和公正的代表，是使團體和社會得到凝聚和團結的至關重要的源泉。今天的許多評論家傾向於將國家所有制和依賴國家看作是歐洲的一個問題，認為從上到下的拯救是時代的幻想。但是對於1945年那一代人來說，政治自由和國家行政機構的理性的、公平的分配功能之間某種可行的平衡，應該是走出深淵的唯一一條有意義的道路。

即便如此，在英國和北歐國家之外，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老左派」也決難獨自掌權。在西歐，平衡總是由一頭新的動物——基督教民主黨——來掌握，它在許多情況下居控制地位。天主教政黨在歐洲也是熟面孔——它們在荷蘭和比利時早已興旺。威廉二世統治下的德國和魏瑪共和國時期都有一個「天主教中心黨」，而奧地利政治中的保守派早就同（天主教的）人民黨緊密相連。甚至連「基督教民主」本身也並不完全是一個新概念——它的根源在20世紀初期的天主教改良主義和天主教政治中心運動，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動蕩年代里試圖發展，但未成功。然而到1945年後，情況完全兩樣了，變得對它們有利。

真正的助益是在心理方面。事實上也可以說，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人對自己有了更好的感受。它幫助他們決然拋棄了沙文主義思想、精神沮喪和權威主義的解決方案。它使協調的經濟決策顯得正常，而不是異常。它使30年代的「向鄰居乞討」式的貿易和金融活動初看起來顯得很輕率，再看時感到毫無必要，最後覺得荒唐。

第三，數目的確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到1952年馬歇爾計劃結束時，美國一共貸出大約130億美元，比美國先前的海外援助總數還多。其中，就絕對數字而論，英國和法國得到的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貸款，然而，相對地說來，義大利和一些得到貸款較少的國家受到的衝擊更大：奧地利在「歐洲復興計劃」第一年（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里的全國收入的14%來自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這些數字在當時是十分巨大的：以現金而論，整個「歐洲復興計劃」按2004年的美元價值來算是1 000億美元左右，但是比照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當時佔1948年至1951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0.5%），按21世紀開始時的美元價值來算，馬歇爾計劃大約值2010億美元。

實際上盟國的調查研究者們很快就明白，抵抗希特勒的戰爭造成的經濟方面毀滅性的影響，從總體上看來完全不是最初所想的那樣，即便連德國本身也一樣。轟炸所付出的人員代價，對經濟造成的破壞，並不像鼓吹破壞結果的人所想的那麼大。直到1944年5月，德國被毀的工廠只有20%多一點兒；甚至在魯爾工業區這個盟軍轟炸最集中的地方，工廠和機器仍有2/3完好無損。其他地方，例如捷克，工業和農業在德國佔領期間繁榮起來，實質上未受損害，斯洛伐克像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區一樣，在戰爭期間加速了工業化，事實上情況比以前好得多。

在西歐，只有義大利南部的情況堪比東面發生的戲劇性變化。1950年，在巴西利卡塔、阿布魯齊、西西里的土地被奪取和佔領后，橫掃一切的改革法規宣布，在整個西西里和南方地區重新分配地產。但是大大地忙亂一通之後，幾乎什麼也沒有改變——重新分配的大部分舊日的大莊園土地缺水、缺路、缺房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西西里重新分配的7.4萬公頃土地中，95%是「邊緣」式貧瘠土地，不適宜耕種。分得土地的窮困農民既無錢，又無處貸款；他們對自己的新地產一籌莫展。義大利的土地改革失敗了。他們的莊嚴目標，解決「南方問題」，要到10年之後才解決，而在那時也只是部分解決：南方多餘的農民放棄了土地，在義大利「奇迹」年代到興旺發展的北方城市去尋找工作。

以政府開支或公共服務部門僱員人數來衡量，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公共部門發展得很迅速。但只有在法國，國家計劃的理論熱情才真正轉化為實際事物。像英國一樣，戰後法國政府推行國有化：航空運輸、銀行、32家保險公司、公用事業、礦產、軍火工業、飛機製造業、巨型的雷諾汽車集團公司（其收歸國有，是對其所有者曾在戰時為德國發動戰爭出力的懲罰）。法國總體生產能力的1/5在1946年5月屬國家所有。

其次，西歐的福利國家不會在政治上造成分裂。它們是總體意圖上的社會再分配（有些人的願望比其他人更強烈），但完全不是革命——它們並不「壓榨富人」。相反，雖然窮人感覺到最大的直接利益，但是真正長期的得益者是專業人士和商業中產階級。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先前並無資格享受同工作有關的健康保險、事業救濟或退休金，反而在戰前還需要從私人部門為這些服務和利益付錢。現在他們完全有資格免費或用低成本獲得這些利益。獲得國家提供給孩子們的免費的或補貼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這使工薪的專業人士和白領階級生活質量更好，有更多可供支配的收入。歐洲福利國家不會使各個社會階級相互分裂、敵對，相反地要使他們比以前任何時候更加緊密團結在一起，維護和保衛它的共同利益。

但是這些辦法（甚至包括納粹的辦法）都不代表全面的福利制度。它們都是逐步積累的專項改革，每一項措施都只涉及一個具體的社會問題，或是對先前制訂的計劃中顯示的缺點做改進。例如，英國推行的各式各樣的退休金制度和醫療保險制度，其福利程度極其有限，而且只適用於在工作的人（不包括妻子們和需要贍養的其他家庭成員）。兩次大戰之間英國失業救濟者的資格取決於一種「財力測試」（Means Test）。這種測試根據19世紀的「貧民救濟法」原則中的「最低資格」條件，要求申請公共援助的人證明他真實的赤貧狀況，以符合資格。沒有哪個地方認可國家有責任保證向所有的公民提供一整套服務，無論他們是男是女，就業或無業，年老或年幼。

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計劃委員會」成立於1946年6月，貝內斯總統用它來指導和協調大規模公共部門的國有化，它的某些特徵和目標同莫奈很相像。在1948年2月布拉格共產黨執政之前的一年裡，交通運輸部門的93%僱員和工業部門的78%僱員早已為國家工作。銀行、礦產、保險公司、主要的公用事業、鋼鐵廠和化工廠、食品加工業，以及所有的大型企業，都已經被政府接管：2119家企業的總產量佔全國製造業總產量的75%左右。

歐洲人為何願意在保險和其他長期福利項目上花這麼多錢，何況當時的生活仍然十分艱難，物資仍然到處短缺？其首要原因恰恰是由於時世確實艱難，戰後的福利制度對某些最低限度的公正或者公平是一種保障。這不是許多人在戰時抵抗運動中夢想的精神革命或社會革命，但是它為擺脫戰前幾年裡的絕望與玩世不恭態度而跨出了第一步。

第二個困難不是同德國而是同美國有關，儘管這兩個國家都有牽連。1938年，英國進口的機器以價值而論，44%從美國進口，25%從德國進口。1947年，65%從美國進口，而從德國進口的僅3%。在歐洲其他國家，情形也相仿。這就造成了對美國商品需求的極大上升，而具有諷刺意味地表明歐洲在增加經濟活動——而要買美國的產品或材料，則又需要用美元支付。歐洲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賣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是沒有硬通貨，他們就既無法買進食品來解除幾百萬人的飢餓，又無法進口原材料和機器來發展他們自己的生產。

緊接著馬歇爾的演講之後，根據貝文的提議，英國、法國、蘇聯的外交部長在巴黎會晤，考慮三國作何種反應。7月2日，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退出。兩天以後，英國和法國正式邀請22個歐洲國家的代表（西班牙和蘇聯除外）來討論馬歇爾的建議。7月12日，16個歐洲國家參与討論。這16個國家——英國、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盧森堡、荷蘭、丹麥、挪威、瑞典、瑞士、土耳其、愛爾蘭、冰島、奧地九九藏書利和葡萄牙——都將最終成為受益國。但是，儘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起初顯示過興趣外，並沒有任何一個共產黨國家最後加入「歐洲復興計劃」，也未曾從馬歇爾計劃中拿過1美元。

但是，抵抗者們顯得軟弱無能，首先是因為缺乏經驗。在眾多地下組織中，只有共產黨具備實際政治知識，而且除了在法國，其他地方的地下組織都還不夠成熟。但是共產黨特別不願意被具體計劃的內容束縛手腳，因為那些具體內容可能造成同未來戰略上的同盟者分道揚鑣。於是，抵抗組織除了宏觀內容的意向和泛泛的一般問題之外，對於戰後制訂的計劃並未留下多大意見——即便如此，正如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於1944年8月指出的，是「匆匆忙忙地寫出了異想天開的計劃」，儘管他在其他方面還都抱著同情態度。

然而從比較傳統的美國觀點來看，自由貿易及其參与者的利益本身就是「歐洲復興計劃」希望充分達到的目標和正當的理由。美國在30年代的貿易和出口衰落中受到特別沉重的打擊，未曾努力讓別人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恢復自由關稅體制和貨幣自由兌換的重要性。就像英國自由黨在1914年以前的時代熱心於自由貿易一樣，美國人呼籲不限制商品流通也並不完全是無私的。

法西斯主義與戰爭因此成了異端的、邊際化的、往往爭議很大的經濟計劃觀念同戰後主流經濟政策之間的橋樑。然而這種妥協的傳承很少衝擊對制訂計劃的籲求——無論它同極右派還是極左派、同佔領還是戰爭發生聯繫，計劃卻十分明顯地與兩次大戰之間名聲不佳的政治沒有聯繫，這一觀點得到了普遍贊同。計劃真正涉及的是對國家的信任問題。在許多國家裡，它反映出一種基礎深厚的意識由於戰爭的經歷而進一步強化，認為在缺乏任何一種調整與分配的機構時，只有國家處於個人需求與經濟匱乏之間。但是，當時提出國家干預的那種熱心主張，未能顧及絕望情緒和個人利益。1945年英國的戲劇性般混亂的大選中，工黨擊敗了丘吉爾的保守黨，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的許諾非常符合同時代人的情緒：現在所需要的是「良好計劃的、良好建設的城市、公園、運動場地、住房、學校、工廠、商店」。

然而根據當時觀察家們的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正是德國的復甦能力。這要歸功於當地的人們所做出的努力，他們的唯一目標是重建破碎的國家。希特勒死時，德國的鐵路只有10%還可以運行，整個國家真可謂是停滯不前了。一年後，在1946年6月，全德國鐵路的93%都已重新開通，還重建了800座橋樑。1945年5月，德國的煤產量只到1939年產量的1/10；一年之後，產量翻了5倍。1945年4月，隨美國軍隊進駐聯邦德國的心理學家索爾·K·帕多弗認為像亞琛這樣被夷為平地的城市肯定需要20年才能修復。但是幾個星期後，他已經記錄了這座城市的輪胎廠和紡織廠重新開張、經濟生活重又開始的情況。

歐洲遭災，其規模之大，反倒提供了許多新的機會。戰爭改變了一切。幾乎在所有的地方，想回到1939年前事物的方式，那是無稽之談。年輕人和激進派自然持這種觀點，老一輩睿智的觀察者們顯然也看到了這一點。夏爾·戴高樂出生在法國北部一個保守的天主教資產階級家庭，法國解放時他已經54歲，看問題異常精確：「在大災變中，承載著失敗的重壓，人們思想上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很多人將1940年的災難看成是統治階級及其制度在每一個領域都失敗了。」

簡而言之，「歐洲復興計劃」在復甦中做出的最大貢獻是美元信貸。貸款消除了貿易赤字，保障了大規模進口急需的原材料，因此使西歐度過了1947年中期的危機。1949年至1951年，歐洲人消費的小麥有4/5來自美元區國家。若沒有馬歇爾計劃的援助，就不知道燃料短缺、食品短缺、棉花短缺、其他各種商品稀缺等等能否以政治上可接受的代價得到克服。因為若沒有美國的援助，西歐經濟肯定也能繼續增長，但只能通過克制內需、砍掉新建立的社會服務、進一步降低當地的生活水準才能實現。

捷克斯洛伐克脫離馬歇爾援助計劃，對於這個國家而言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災難。同樣地，強加于這一地區其他國家的「選擇」也是如此，而且首先對於蘇聯本身或許也是不利的。斯大林決定置身於「歐洲復興計劃」之外，這是他最大的戰略錯誤。無論美國人的私心做何種計謀，既然他們許諾援助所有的國家，就別無選擇，只能將東歐包括在「歐洲復興計劃」之內，而其將來的結果會無法估量。相反地，援助若局限於西歐，則標志著歐洲大陸的兩半部分分道揚鑣。

但是，明顯可對比的不是美國人的希望和歐洲的實際情況，而是1945年同1918年對比。兩個戰後時代非同尋常地相像的方面之多，超過了我們現在能回憶的。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人早已鼓勵歐洲人採用美國的生產技術和勞工關係。在20年代，許多美國觀察家看到經濟一體化和資本投資拯救了歐洲。同樣也是在20年代，歐洲人眼光越過大西洋，尋求對他們自己的前途和目前實際援助的指導。

1947年是關鍵的一年，歐洲大陸的命運懸此一線。到了這個時候，歐洲人已經花費時間修補與重建，或者在長期的復甦過程中努力建設制度性的基礎。在盟軍取得勝利后的最初18個月里，整個歐洲大陸的情緒，從開始為可以展望和平前景和新的開端而感到輕鬆，轉變為面對仍然沉重的任務而冷漠地承受和越來越失望。在1947年開始的時候，很明顯地還沒有做出最艱難的決策，而它們又不能在時間上拖得太久。

「歐洲復興計劃」到底有多大成功？西歐明明白白地復甦了，而這恰恰發生在馬歇爾計劃時期（1948-1951）。到1949年，法國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都首次超過了1938年的水平。根據同樣標準，荷蘭於1948年、奧地利和義大利於1949年、希臘和聯邦德國於1950年也都達到了復甦。而在戰時被佔領的國家裡，只有比利時、丹麥和挪威迅速復甦（於1947年）。在1947年至1951年間，西歐的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了30%。

1945年以後的變革緊迫性遠遠超過了建立福利制度的迫切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是一個緊湊的改革時代，在此期間，許多長期以來感到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接二連三地被提了出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農業改革，當時的許多消息靈通人士都認為這是歐洲最迫切的難題。昔日的重負仍然沉重地壓在歐洲大陸的農業身上。只有英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丹麥、阿爾卑斯地區和法國的幾個地區才有可能承認農民是一個興旺的、獨立的階級。占歐洲主導地位的農村人口中，絕大部分人生活在貧困和債務之中。

基督教民主黨的領袖們（和英國的溫斯頓·丘吉爾一樣）都是上一個時代的人：康拉德·阿登納生於1876年，阿爾奇德·德·加斯佩利還要早5年出生，丘吉爾生於1874年。這既不是巧合，也不是傳記作家的少見多怪。在1945年時，歐洲大陸許多國家失去了兩代潛在的領導人：第一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傷亡，第二代或受法西斯主義誘惑，或死於納粹分子和他們的幫凶之手。人才短缺現象造成這些年裡的年輕一代政治家們普遍顯得資質平庸——只有帕米羅·陶里亞蒂是個例外（在此之前的20年裡，他大多數時間充當莫斯科的政治代表）。萊昂·布魯姆在被維希政府關押，又被囚禁在達豪集中營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后，重新回到公共生活，他的特殊魅力不僅是因為他的英雄行為，也因為他的年齡（他出生於1872年）。

貝弗利奇就戰後福利法規提出了4條設想，這4條為下一代人考慮的設想後來都成為英國政策的組成部分：應當有一種全國性的醫療服務，一份足夠的國家養老金，一份家庭補貼，以及盡量做到充分就業。最後一條本身是一種福利法規，但它支撐著其他一切，因為他確認在正常情況下，戰後的每一個健康的成年人應該有一份領薪水的正式工作。根據這條設想，可以為失業保險、養老金、家庭補貼、醫療保險以及其他各種服務制訂慷慨的法規，因為這些附麗的支付是依靠徵收所得稅，而且隨著總體就業人數的擴大，可以使稅收不斷增加。

所以並非出於偶然，奧斯瓦爾德·莫斯萊同英國工黨的一些成員在苦於無法應對大蕭條時，轉向了法西斯主義。比利時的漢德立克·德·曼也無法說服他的社會主義同事們相信他的「計劃」的可行性，就開始制訂了更極權化的解決方案。在法國，社會黨的一批最輝煌的年輕領袖對其政黨未能富有想象力地應對經濟危機而深感失望，遂分離出去組織新的派別。這類人中間有不少人最後成了法西斯主義者。

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大多數時間里，想要成為計劃者的人及其支持者們苦惱地徘徊在政治邊緣。老一輩的政客們對他們的呼籲裝聾作啞：保守的右派和中間派的許多人仍然認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令人厭惡的；而社會主義左派則普遍認為，只有革命后的社會才能合理地計劃它的經濟事務。只有到那種時候，資本主義才會自食惡果，最終由於自身的矛盾而崩潰。雙方都認為，那種以為有誰可以「計劃」資本主義經濟的想法純屬荒唐。計劃經濟的鼓吹者們受到挫折，於是常常被極右派和極權政黨所吸引，並且明顯地發現與這些政黨的道路更合拍。

但西歐的情況也差不多。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英國人不得不把「節衣縮食」的那些年看作經濟復興的代價。法國和義大利幾乎沒有長時間的私人資本市場，一切主要的投資都由公共資金投入——第一個「莫奈計劃」偏向于將資本投向主要的一些工業產業，犧牲國內消費、住房和公共服務，其原因就在此。這樣做的政治後果是可以預見的：到1947年，法國像義大利一樣，受到罷工、暴力遊行、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共產黨及其工會的威脅。刻意忽略消費品生產部門，將稀缺的國民生產資源投入少數重要的工業生產部門，這些都具有長遠的經濟意義，然而這是一種風險很大的策略。

歐洲1947年危機背後有兩種結構性的困難。其一是歐洲經濟中會因為缺少了德國而造成影響。戰前德國是中歐、東歐大部分國家（以及荷蘭、比利時和地中海地區）的主要市場（例如，直到1939年，德國購買了希臘38%的出口商品，並向希臘提供1/3左右的進口商品）。法國鋼鐵生產需要的煤主要來自德國。然而在政治前途未定之前，德國經濟（其復甦的全部潛力）仍然凍結著，結果阻礙了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復甦。

歐洲危機的嚴重程度沒有逃過美國人的眼睛。下文還將敘述，無論有無蘇聯的合作，這都是他們要提出一個解決德國問題方案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據消息靈通人士如總統顧問喬治·凱南等人的看法，1947年春天的歐洲處於搖搖欲墜的邊緣。西歐人原先指望能迅速復甦、回到正常的經濟狀況，這時都灰心喪氣，而失望的德國人和中歐各國人面對意料之外的生存危機，都只能訴諸共產主義，否則就有跌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

在此，值得停下來思考這件事的含義。貸款僅限於給西方國家（希臘和土耳其作為榮譽性質的歐洲人），這一事實無疑使杜魯門更容易保證在下一年裡讓國會通過「歐洲復興計劃」。但到那個時候，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國會十分願意相信，馬歇爾計劃能從經濟上阻礙蘇聯的擴張。在1947年6月，通過了新的馬歇爾計劃，即美國向所有的歐洲國家不加區別地提供援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當然懷疑美國的動機——馬歇爾提出的條件同封閉式的蘇聯經濟很不相容——但是他們的感受在當時還未形成集團的東歐其他地方並未被廣泛認同。

根據馬歇爾計劃的邏輯，要求解除一切對聯邦德國生產與產量的限制，以使聯邦德國可以再次對歐洲經濟做出關鍵性的貢獻。所以從一開始起，國務卿馬歇爾就清楚地說，他的計劃意味著終止法國對德國提出的戰爭賠償的希望——畢竟這一要點是使德國得到發展和整合，而不是使德國人成為依賴別人的賤民。但是，為了避免再次出現20世紀20年代的悲劇性|事件——回顧起來，徒勞無益地想從疲憊衰竭的德國獲得戰爭賠償，直接地導致了法國的不安全，導致希特勒的崛起——美國人和他們的朋友就很清楚，馬歇爾計劃僅僅是更大的政治解決方案的一部分，法國和德國從中都一樣地可以看到實際的、永久的利益。這一點不是什麼秘密——戰後解決「德國問題」，這對歐洲的未來是一個關鍵問題，無論莫斯科還是巴黎、倫敦或華盛頓都看得明明白白。然而這一解決方案應該是什麼樣子，那就是一件從整體上更加有爭議的事情了。

莫奈的計劃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一位非凡之人的作品。但這首先要歸因於一種政治文化，即早已形成的主張用政府法令來實行極權式決策和建立共識的傾向。在這種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法國成為第一個全心全意地將經濟增長和現代化當作公共政策的西方國家。「計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設想是法國獲得德國的原材料和市場，因此它的成功故事成為戰後10年法國闡釋其同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之間關係時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一個充滿了許多虛假起點、限制和挫折的故事。

1940年以前，法國和英國的墨索里尼啦啦隊員們欽羡地看著他通過國家領導的計劃，並且對所有各個經濟部門都建立了保護傘式的機制，成功地克服了義大利的經濟缺點。希特勒「新秩序」的執行者艾爾伯特·斯皮爾的經濟監管與調整計劃在國外受到很多人佩服。1943年9月，斯皮爾同維希政府工業生產部長讓·皮歇洛納一起，根據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計劃主義」的思想，制訂了一套降低關稅的制度，為後來幾年裡歐洲貿易關係和法德經濟合作做了準確的預案。1933年，一批敏銳地提出制訂政策新方向的年輕思想家和政治家成立了「青年歐洲」會社，其中有後來的比利時國務活動家、熱衷於歐洲事務的保爾-昂利·斯帕克，他與全歐洲思想相同的同時代人（包括後來在戰時成為在巴黎的納粹主政者奧托·阿貝茨）就加強國家作用的觀點交換了意見。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的非共產黨外交部長揚·馬薩里克接受了法國和英國於7月4日發出的聯合邀請。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袖、捷克斯洛伐克總理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被召到莫斯科，初次受指示去參加巴黎會議。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很清楚：利用他在巴黎露面的機會，表明「不能接受英、法計劃，防止達成一致決議，然後離開會議，並且儘可能多地帶走其他國家的會議代表」。

基督教民主黨避開以階級為基礎的主張，強調社會和道德改良。在具體問題上，它堅持家庭的重要性，這條基督教的教義連同它的重大政策細節能得到民眾的受擁護，是因為在當時，單親家庭、無家可歸者、赤貧家庭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因此，基督教民主政黨很理想地出來強調戰後現狀中每一個真正重要的方面：渴望穩定與安全，期待復興，不要傳統的右翼主張，對國家充滿希望——因為同上一代傳統的天主教政治家相比，基督教民九-九-藏-書主政黨的領袖們，以及比他們激進的年輕追隨者們，都想動用國家政權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基督教民主黨認為他們的主要對手不是主張集體主義的左派，而是主張自由市場的自由派，所以十分希望現代國家可以適應各種以仁慈來調停的非社會主義形式。

今天的學者們普遍認為，儘管當時充滿著抑鬱和沮喪氣氛，但是1945年至1947年的戰後最初復甦、改革和計劃畢竟為歐洲未來的福祉打下了基礎。毋庸置疑，西歐的1947年至少可謂是整個大陸復甦的轉折點。但在當時，這一點根本就不明顯。情況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前途未卜的戰後形勢，好像促使歐洲走到了衰落的終點。在康拉德·阿登納等許多人看來，歐洲大混亂的規模甚至比1918年更厲害。歐洲和美國的許多觀察家們的思想上還留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先例造成的最大錯覺，確實害怕最壞的事情會發生。若做最好的打算，他們估計歐洲要經受幾十年的貧困掙扎。美國佔領區的德國居民們預計他們的國家至少要過20年才能恢復元氣。1945年10月，夏爾·戴高樂用絕對的口氣對法國人說，法國若要復興，還需要25年「發瘋一樣地工作」。

因此，每一個地方的抵抗運動都明顯帶著革命性質。這一點天生符合邏輯。否定一個產生了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使人自然「夢想革命會從擦乾淨的地方開始」（伊泰羅·卡爾維諾語）。正如我們所見，在歐洲許多地方，這塊記事板的確已經擦乾淨了。但即便在西歐，也普遍地期待戲劇性的、迅速的社會轉型：說到底，究竟是誰在阻礙道路？

造成德國最初復甦的原因之一是，一旦重建了工人的住房，運輸網路回歸正常，工業就即刻開始生產出商品來。在大眾汽車公司，91%的機器設備躲過了戰時轟炸和戰後洗劫，到1948年，該廠已經有能力生產出全聯邦德國製造的一半汽車。德國的福特汽車分公司工廠大部分未受損失。由於戰時的投資，到1945年時，德國1/3的工業設備都只使用了不到5年，而1939年時，這樣的設備只有9%。戰時德國投資最多的一些工業——光學、化學、輕型機械、汽車、有色金屬——恰恰都是為50年代的繁榮打基礎的工業門類。到1947年初，阻礙德國經濟復甦的因素已經主要不是戰爭的破壞了，而是原材料等的缺乏——以及首要的因素是這個國家的政治前途還不確定。

1945年以後的福利國家之間的情況相當不同，這取決於它們能提供多少資源，以及獲得資金的途徑。但是可以指出它們的某些共同點。關於社會服務的規定涉及教育、住房、醫療，以及城市娛樂地點、國家補貼的公共交通、改革對藝術與文化的資助制度，還有國家介入的各種直接利益。社會保險主要是由國家提供保險——針對疾病、失業、意外事故和老年的保險。戰後每一個歐洲國家都提供或資助這些保險，有的國家做得比較好一些。

臨時會議或立憲會議宣布了這些戰後的政體，提出對有爭議的問題進行全民投票複決，對公共機構的改革舉行投票表決，這些都對左派有利。在義大利、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在戰後的表現都很出色。在1946年的義大利大選中，義大利共產黨獲得了19%選票；法國共產黨在那一年的第二次大選中獲得28.6%選票，這是從未有過的好成績。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的自由選舉中，共產黨獲得全國38%選票（在捷克地區是40%）。在其他地方的自由投票中，共產黨的得票情況沒這麼好，但是比他們先前的情況好，在比利時是13%，在英國是0.4%。

馬歇爾援助從一開始起就帶著自我節制的意圖。正如馬歇爾本人在哈佛演講中定下的調子，其目標是要「打破惡性循環，恢復歐洲人對自己國家的經濟前途、對歐洲作為一個整體的信心」。它不是單純地提供現金援助，而是提出，根據每一個加入國在4年計劃里制訂的每一年需求為基礎，向歐洲各國免費提供商品。這些商品在每一個國家售出后，會產生當地貨幣中所謂的「對等基金」，以供根據華盛頓和各國政府之間達成的雙邊協議之用。一些國家用這基金來購買更多的進口商品；另一些國家（如義大利）將其轉化為自己國家的儲備金，以期用於將來的外幣兌換之需。

歐洲大陸戰後制訂計劃的主要目的是公共投資。在當時，資本嚴重短缺，每一個部門都需要巨大的投資，政府計劃面臨著艱難的抉擇：國家的有限資源投放到哪裡？誰來花錢？在東歐，重點不可避免地放在基礎設施的開銷上——公路、鐵路、工廠、公用事業。但這樣一來，留給食品與住房方面就非常少了，而留給醫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務方面的就更少；留給非關鍵性的消費品的則是零。這種經費支出的格局本身不會討任何選民喜歡，尤其是在那些早已長期遭受物質被剝奪的國家裡，所以毫不奇怪，在可怕的短缺條件下，這種計劃或遲或早幾乎總是伴隨著極權統治和警察國家。

許多遭破壞情況的性質帶有戲劇化的偏向性，人和地方都可怕地遭了難，而工廠和產品卻逃過了劫難，1945年以後的幾個核心經濟部門出人意料的迅速復甦做出了貢獻。機械工業在戰爭期間繁榮起來。英國、蘇聯、法國、義大利、德國（以及日本和美國）全都比戰爭開始時生產出了更多的機床。義大利遭到破壞而嚴重受損的只有飛機製造業和船舶製造業。它的機械製造企業位於北部，因此遠離了在義大利發生的戰鬥，運行得相當好（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樣），它們的戰時產量和投資超過了對他們所受的任何損害的補償。至於造就了聯邦德國經濟繁榮的機床工業，其戰爭損毀的設備只有6.5%。

這些計劃在涉及如何支付新的公共經費方面存在著重要差別。有些國家通過收稅來提供免費的或高補貼的照顧和服務——這就是英國選擇的制度，它反映出當時對國家壟斷方式的選擇。另外一些國家根據社會共同決定的資格標準向公民發放現金福利，讓受益者自己選擇購買服務。在法國和一些較小的國家裡，希望公民們支付某些種類的醫療經費前期款，然後向國家領回他們付出的大部分錢。

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批重建西歐的老人代表了一種延續性。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尚是求新、求現代化。議會和民主被許多人（不僅是法西斯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看作是頹廢的、滯后的、腐敗的，在許多方面不足以擔當現代國家的任務。戰爭與佔領驅散了這類倘若不是知識分子的也必是選民們的幻想。在冷冰冰的和平之光下，立憲民主的笨拙妥協產生了一種新的魅力。1945年的大多數人渴望社會進步與復興，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他們又重新認可穩定而又熟悉的政治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是政治化、激進化的後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結果卻相反：內心深處渴望正常化。

正是戰爭改變了這一切。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促成了立法與社會規定（哪怕只是在戰爭年代過後解決寡婦、孤兒、殘疾人、失業者問題）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改變了現代國家的職責和民眾對它的期望。這種變化在英國最明顯，梅納德·凱恩斯正確地預見了戰後「渴望社會的和個人的保障」。但在每一個地方，（用歷史學家邁克爾·霍華德的話來說）「戰爭與福利牽手并行」。在一部分國家裡，關於營養與醫療的規定在戰爭期間確實得到了改進：動員男男女女投入戰爭總動員，意味著更多地發現他們的狀況，並且盡一切必要手段來保證他們提高生產力。

但是在此之前的很長時間里，按照悲觀主義者的觀點，歐洲大陸會重新陷入內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並存的局面。當美國國務卿喬治·C·馬歇爾於1947年4月28日從在莫斯科舉行的同盟國外交部長會議回來時，他對蘇聯不願意合作解決德國問題表示失望，並且為他目睹西歐的經濟狀況和心理狀況感到信心動搖，他自己腦子裡很清楚，應該做出一些重大事情，並且要快。而且從巴黎、羅馬、柏林等地方的那種屈從的、失敗的心態來判斷，這決定性的一步要華盛頓來走。

這種非同一般的提供援助的方式帶有創新含義。馬歇爾計劃要歐洲各國政府預先做計劃，計算未來的投資需求。它要求各國政府不僅同美國而且在相互之間也要談判和協商，因為計劃中所指的貿易與貨幣兌換旨在儘快地從雙邊走向多邊。它限定政府、企業、工會三方合作，制訂生產計劃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條件。而它首先要阻止的是回到阻礙兩次大戰之間經濟狀態的各種情形：生產力不足，造成相互破壞的貿易保護主義，終使貿易衰落。

1914年前，這類改良主義的計劃主要強調限制累進稅，保護勞工，有時還包括數目有限地壟斷自然資源的國家所有制。但是隨著國際經濟的崩潰和戰爭的逼近，對制訂計劃的要求顯得愈加迫切，而且顯得雄心勃勃。法國和德國的年輕的工程師、經濟學家和公務員中間廣泛流傳各種關於國家計劃的建議方案，主張國家應該積極介入對經濟領域的支持、阻止、援助，如果有必要，就監管主要的經濟部門。

人們極大地相信政府有能力（不僅僅是有責任）出於集體目的和目標，通過動員和指揮人民和資源，來解決一些大規模的問題。這種看待事物的方式，很明顯地對社會主義者特別有吸引力；然而關於「一種良好計劃的經濟意味著一個更富裕、更公平、更有規則的社會」的思想有非常廣泛的擁護者，其中包括當時在西歐各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黨派。英國歷史學家A·J·P·泰勒在1945年11月對英國廣播公司的聽眾們說：「在歐洲沒人相信美國生活方式亦即私有企業；或者說，相信美國生活方式的是一群失敗的人，他們的前途不會比1688年以後的英國激進分子們好到哪裡去。」泰勒一向誇大其辭，而從長遠來看，他想錯了，（然而誰又不是呢？）如果他知道當時佔領德國的美國當政者中有許多人都是「羅斯福新政支持者」（New Dealers），熱心主張計劃經濟，他可能會覺得驚奇。但在當時，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

強制性的失業保障首先於1911年在英國實行，並且在義大利（1919年）、奧地利（1920年）、愛爾蘭（1923年）、波蘭（1924年）、保加利亞（1925年）、德國和南斯拉夫（1927年）、挪威（1938年）形成制度。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意外事故保險和疾病保險計劃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生效了，東歐所有的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都建立了國民退休金制度。在增加生育率——1918年後，在戰爭中嚴重損失人口的國家特別關心的問題——的計劃中，家庭津貼成為關鍵因素，這一制度最先在比利時（1930年）推行，隨後是法國（1932年）、匈牙利和荷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

第一個目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通過一系列土地改革來嘗試使其實現了——值得注意的是在羅馬尼亞和義大利，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已經到處展開——它的目的是重新分配土地擁有權，降低「無效分租」的數字，使農民有更好的機會有效地生產更多的商品。但是這些改革都未達到目的——部分原因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災難性的經濟環境，農產品價格甚至比1914年以前下跌得更快，新近「獨立地」擁有土地的農民們事實上比以前更脆弱。

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大量最好的可耕地，尤其是牧場，仍然掌握在人數較少的富裕地主手裡，他們常常迴避或者在許多情況下固執地反對改善他們的土地、佃戶或工人的狀況。另一個因素是，相對於手工業產品價格而言，農產品價格長期下降，自從19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過程不斷惡化，其原因是從美國和英聯邦自治領進口廉價穀物和肉類。到20世紀30年代，歐洲農民整整三代人的生活狀況無止境地下滑。希臘、義大利南部、巴爾幹國家、中歐和東歐的許多人移民去美國和阿根廷等地方。留在家園的人們往往會相信民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蠱惑主張。因此在戰後，人們（尤其是左派）普遍相信法西斯主義尤其對絕望的農民有吸引力，法西斯主義的任何一次死灰復燃都會從農村開始。所以，農業問題帶有雙重意義：如何改進農民的經濟前途，由此來使他們擺脫極權政治的誘惑。

歐洲各國利用國際結算銀行作為代理人，來保證信貸途徑符合它們的貿易需求。於是，它們可以不必用光稀缺的美元，而能夠通過歐洲內部信貸轉讓來履行責任。一切的問題都不在於你同誰做生意，而在於用歐洲各國貨幣來達到借貸的全面平衡。到「歐洲支付聯盟」於1958年完成使命時，它不僅悄悄地為歐洲內部貿易的穩步擴展做出了貢獻，而且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達到了相互有利的合作——應該指出，其資金的籌措是靠了大量注入美元來填滿最初的信貸池塘。

雖說瑞典和挪威（而不是丹麥）在社會服務方面率先做到了比較廣的福利涵蓋面，聯邦德國也保留了從先前的政權繼承來的福利制度（包括納粹時代鼓勵高生育率的計劃），但是只有英國才付出了最雄心勃勃的努力，從一開始起就建設一個真正的「福利國家」。這一點，部分地反映了英國工黨的獨特立場，直接地促成了工黨在1945年7月大選中獲勝，而且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政府不一樣，能使它的整個競選綱領成為立法內容，而不受聯合執政夥伴的限制。不過，它也出自相當明顯的英國改良主義的傳統。

大多數歐洲人在戰爭剛結束時，不想受一個新的、抵抗者兄弟團體的統治，卻發現自己受到左翼和以中左翼政客們的聯合統治，這是他們在30年代的「人民陣線」中已經熟悉了的。這一點很有意思。在那幾年裡，戰前的政黨唯有在戰時建立了反法西斯信譽的，或者，在蘇聯佔領的東歐，唯有（至少暫時）能符合新政權對這種信譽的要求——才能繼續正常運作。在實際情況中，這意味著就是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和一小批自由派或激進派團體。這些政黨和團體同新崛起的基督教民主黨一起，組成了戰後最初幾年裡的參政黨派，它們帶來了「人民陣線」時代的許多政策和人員。

例如在東歐，1948年以後的共產黨政權從總體上一般並不贊同普遍福利制度——它們不需要這麼做，因為它們可以憑權力任意重新分配資源，而不用為公共服務花費稀缺的國有資金。例如，農民由於政治原因而經常被排除在社會保險和退休金安排之外。在西歐，只有6個國家——比利時、義大利、挪威、奧地利、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英國——在1945年以後採用強制性的、普遍的失業保險。對志願者計劃的補貼在荷蘭維持到1949年，在法國維持到1967年，在瑞士一直堅持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建立已久的地方和團體的失業保障可能超過了普遍實行的保險制度的發展，因為對保險制度的需求已經降低了。在兩次大戰之間失業問題特別嚴重的國家——英國或比利時——里，福利開支的一部分是為了維護完全就業或接近完全就業。在就業問題並不嚴重的地方——例如法國和義大利——福利開支反映出完全不同的對優先性項目如何平衡的考慮。

全歐洲大陸戰後一代人的情況也是如此，儘管除英國以外沒有一個地方始終將全面的社會保險覆蓋到如此慷慨的規模。由於實行了福利國家政策，歐洲人吃得更多而且（大多數人）吃得更好，活得更長久、更健康，住房和衣服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好。最重要的是他們比以前有了保障。當大多數歐洲人被問起他們對自己享受的公共服務的看法時，他們差不多總是首先談到國家在戰後向他們提供的保險與養老金規定的安全性，這並非偶然。即使在瑞士這個福利標準處於歐洲最低的國家，1948年12月的「聯邦老年與倖存者保障法案」也被許多公民認為是他們國家的最優秀政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