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一切都是在蘇聯的預謀下進行的。如果亞歷山大和他的大臣們假如能看到副外交人民委員伊凡·馬伊斯基1944年11月寫的政策備忘錄，肯定會覺得它無懈可擊：「對我們來說，最有利的狀況是戰後歐洲只有一種強大的大陸勢力——蘇聯；只有一種強大的海上勢力——英國。」當然，130年過去了，情況早就不同了：1945年的斯大林比亞歷山大更關注中亞和近東地區（雖然亞歷山大的繼任者們在那些地區也很活躍）；相反，蘇聯戰略家們並沒有像沙皇那樣，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君士坦丁堡、直布羅陀海峽和巴爾幹半島南部。但是政策的延續性遠遠超過了差異性。在沙祖諾夫（1914年戰爭爆發時的俄國外交大臣）的規劃中，它們似乎又被聯結到了一起，他設想未來東歐是一個眾多弱勢小國的組合體，名義上獨立，實際上卻依附於偉大的俄國。

在倫敦，外交部長們——莫洛托夫、貝文、馬歇爾和比鐸舉行了最後一次會議，從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6日。這是一次奇怪的聚會，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其實早已破裂。西方聯盟之間一直致力於西歐復興的獨立計劃；而早在兩個月之前，斯大林成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命令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在他們的國內事務中採取不調和路線，並且對那些加入了蘇聯統治集團的、由共產黨控制的國家實行嚴厲看管。這些部長們就像過去一樣，討論了要在西方聯盟的控制下籌建一個德國人政府的前景，並討論了可以達成最終和約的一些其他條款。但關於如何管理德國並未進一步達成一致意見，對德國的未來也沒有做任何規劃，這次會議就這樣結束了，並沒有預先安排下一次會議。

但是雅爾塔會議作用甚微。可以肯定的是，同盟國都簽署了《歐洲解放宣言》——「創造條件以確保自由了的人們可以行使其（民主）權利，三大同盟國將齊心協力幫助那些獲得自由的歐洲國家以及原附屬於軸心國的歐洲衛星小國的人民……」成立議會制政府，幫助這些國家實現自由選舉，等等。被禁錮國家的代言人義憤填膺地向西方哭訴的是蘇聯在對待上述承諾時玩世不恭的態度。雅爾塔會議上決定的一切其實早在德黑蘭和其他會議上就已經達成了一致。

顯然，斯大林是這些協議的受益者。但鑒於紅軍在參与對希特勒的戰鬥中越來越重要，這樣做還是有必要的。出於同樣原因，1944年10月丘吉爾在莫斯科和斯大林起草了臭名昭著的「份額協議」，他只是讓出了後者早晚會抓獲的利益。這份條約由丘吉爾倉促起草，傳給桌子對面的斯大林，斯大林「拿起藍色鉛筆，在上面打了個大大的勾」，英國和蘇聯就這樣達成了協議：共同享有對戰後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控制權（各50%）；蘇聯擁有對羅馬尼亞90%、對保加利亞75%的控制權，而英國則擁有對希臘90%的控制權。

戰時同盟國的首要考慮是相互保持一致。美國人和英國人日益擔心斯大林可能會和希特勒單獨媾和，尤其是蘇聯收復了1941年6月的失地以後。斯大林從他自己的角度考慮，認為西方同盟國延遲開闢（西線）第二戰場是一種戰略手段，目的是在開闢戰場前讓蘇聯做出更多犧牲以從中牟利。雙方都參照戰前的綏靖主義和有關盟約，認為對方不可信賴；他們只是因為有了一個共同的敵人才捆綁在一起。

現在已經消除了一切障礙，西方領導人和倫敦會議迅速同意將「馬歇爾計劃」擴展到聯邦德國，並制定規劃，要為聯邦德國建立一個最終的政府（這一計劃得到了法國代表的贊成，作為交換，他們暫時同意將薩爾從德國分離出來，並建議成立獨立的權力機構監管魯爾地區的工業）。這些計劃明顯違背了《波茨坦公告》的精神，無疑地遭到了駐柏林的盟軍管制委員會蘇聯代表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將軍的抗議（他忘記了蘇聯自己早就多次違背了那些同樣的精神）。

從此以後，事情迅速向前發展。雙方不再尋求或做出任何妥協：美國和英國長期以來一直害怕蘇聯和德國單方面簽訂和約，併為預先阻止這一切而同意延緩和妥協，但最後認為這種事情發生的可能性很小，因而決定不再把這一結果考慮在內。8月份，他們單方面提高了雙占區的產能（引起蘇聯和法國的一片批評聲）。參謀長聯席會議的那份報告JCS1067（即「摩根索計劃」）被JCS1779取代，它正式指出了美國的新目標：與德國西部地區實現經濟聯合，鼓勵德國政府自治。尤其對美國人來說，德國人已經不再是美國的敵人了。

總之，若不從思想意識的角度認真分析它的主張和雄心，就無法理解蘇聯的共產黨政權。但在有些時候，比如說1945-1947年，即使你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一無所知，只要參照以前沙皇們的政策，也能夠很好地理解蘇聯的外交政策。畢竟，是彼得大帝教會了俄國人如何通過「保護」鄰國來實現統治的戰略。凱瑟琳女皇又將帝國疆土向南部和西南部延伸。最重要的是，正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將帝國的勢力擴展到了歐洲大陸。

第三，也是決定性的一點，法國政客們和法國民眾的思想在1947年下半年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蘇聯對馬歇爾援助的拒絕以及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詳見下一章）的建立，使得強有力的法國共產黨從一個不顯眼的政府聯盟者變為對法國內外政策的激烈批評者：如此一來，在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在許多人看來，法國可能會走向內戰。在這段時間里，巴黎多少有點兒恐懼戰爭的爆發，又新愁舊慮不斷，既擔憂德國的復讎主義，又害怕蘇聯的隨時入侵。

和不列顛一樣，法國也是一大帝國，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在佔領進程中，法國漸漸失去了對它的殖民地的控制。無論如何，除了在非洲和東南亞擁有大量資產外，法國首先是並將仍然是一個歐洲的強國。和英國不同的是，法國現在被間接地捲入了蘇聯在亞洲的行動或即將到來的中東危機中。正由於法國現在在衰退，因而在它的視野中，歐洲就顯得突出了。巴黎也確實有理由關注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外交在東歐地區曾經非常活躍，但現在法國對東歐的影響結束了：1938年10月，那位被炮火嚇壞了的愛德華·貝內斯留下一句名言：他「在歷史面前犯的大錯……是忠於法國」，他的這種幻滅情緒在這個地區具有廣泛的普遍性。

此外，他們還真切地希望，通過國際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帶來的共同利益，將會克服各國之間的傳統差異和政治上的不信任。因而，當1946年初蘇聯斷然拒絕加入「布雷頓森林體系」時，美國財政部非常尷尬；為了解釋斯大林的真實動機，1946年2月22日夜裡，喬治·凱南從莫斯科發來了他那封著名的長電報，首次鄭重告知美國政府：美蘇之間即將產生對抗。

戰後初期，美國政策的另一部分是幫助籌備建立新的國際組織，並真誠地希望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聯合國，1945年10月24日頒布了《聯合國憲章》，1946年1月召開了首屆聯合國大會。但對當時的政策制訂者來說，更為重要的可能就是涉及金融和經濟組織與協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6周后，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埃佛萊爾·哈里曼向杜魯門總統遞交了一份備忘錄，對蘇聯在東歐的軍事行動做出了悲觀的、毫不掩飾地對抗的反應：「隨著蘇聯在東歐越來越進逼，我們必須想辦法阻止蘇聯的統治策略，除非我們願意接受20世紀的蠻族入侵歐洲……如果我們現在不正視這個問題，歷史將把下一代人經歷的時代描述為蘇聯時代。」

英國的觀點則迥然不同。1944年，內閣下設的一個委員會列出了與蘇聯談判中需要牢記的4個首要方面：（1）中東石油問題；（2）地中海地區；（3）「重要的海上交通」；（4）維持和保護英國的工業強勢。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沒有一條是直接涉及歐洲大陸的——除了第二條，它解釋了英國對希臘的保證。如果說英國領導人在對斯大林的交涉中抱有戒心，那其實是預見到了未來蘇聯向中亞和近東的進軍，而非害怕它對中歐的計劃。

那麼，斯大林想要什麼呢？他預測到了與西方的關係即將冷卻下來，他想充分利用手裡的資本和西方的弱勢，無疑這是對的。但卻無法表明除此之外，斯大林還有其他一些明確的戰略。研究蘇聯佔領后的戰後民主德國史的歷史學家諾曼·奈馬克總結說：「蘇聯人只是被該地區的具體事件所驅使，他們沒有預先的計劃或思想意識上的考慮。」這不僅適用於解釋民主德國事件，它也符合我們對斯大林總體思路的理解。

這種新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魅力建立在權利誘惑的基礎上。蘇聯確實強大：除卻德國入侵的最初6個月里的巨大損失外——當時紅軍損失了400萬兵力，8 000架戰鬥機和1.7萬輛坦克——1945年，蘇聯軍隊恢復到擁有歐洲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到1946年，僅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蘇聯的常規駐軍就達到了約160萬人。斯大林直接或間接（如在南斯拉夫）控制了歐洲東部和中歐的絕大部分地區。若不是被蒙哥馬利率領的英軍搶先一步，斯大林差點就長驅直入德國北部，進軍到丹麥邊境。

最重要的是，戰後法國政府強烈地意識到自己被排斥在同盟國最高層決策圈子之外。法國人認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不值得信賴（請記住，1920年美國撤離歐洲，1940年7月英國在米爾斯克比爾擊毀了法國艦隊）；但他們聯合起來則更不值得信賴——戴高樂的感傷尤其強烈，腦海里老是縈繞著戰時他客居倫敦期間的屈辱地位和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眼裡對他的輕蔑。法國清楚地認識到，華盛頓和倫敦可以對與其切身相關的事務作做出決定，而法國卻毫無能力施加影響。

對於蘇聯有可能控制東歐——到1944年末，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英國並不真正害怕，它擔心的是蘇聯可能會將衰落、怨憤的德國也納入它的範圍內，從此確立其在歐洲大陸的霸主地位。為阻止這一切的發生，1944年秋的英國參謀長會議得出結論，認為很有必要劃分德國，並佔領其西部。在此情況下，1945年3月英國財政部的一封機密報告總結說，解決德國問題的辦法之一是，不再通盤解決德國問題，而應當將西方佔領的德國地區完全納入西歐經濟。英國總參謀部長艾倫·布魯克在1944年7月27日的私人日記中寫道：「德國已不再是歐洲的霸主了。蘇聯才是……它……15年後必將成為主要威脅。因此，要栽培德國，將它培養成熟並納入西歐聯盟。不幸的是，所有這一切都必須在所謂蘇、英、美神聖同盟的面紗下進行。」

美國國會對他的講話很重視，但莫斯科方面卻沒有意識到。斯大林對土耳其和希臘——援助計劃的主要受益者——不是很感興趣。他十分明白自己的利益範圍不應該受到杜魯門嘩眾取寵表演的影響。相反，他繼續認為和西方陣營的分裂對未來是件好事，美國肯承擔以前英國在東地中海地區的責任就是個標誌和先兆。不管是什麼導致了斯大林對東歐的策略性思考，那肯定不是由美國國內政治說法的變化而引起的。導致德國和歐洲分裂的最直接的原因，其實httpｓ://rｅaｄ•9９cｓｗ•cｏｍ是這些年來斯大林自己的過錯。在中歐，他曾想選擇讓一個統一的德國保持衰弱和中立，但是在1945年和接下來的幾年裡，他在不肯妥協的僵持和衝突戰略中浪費了自己的優勢。假如斯大林的願望是想看著德國腐朽下去，並讓德國人怨恨而又無助地最後求助於他的話，那斯大林的算盤就完全打錯了——雖然在聯邦德國佔領區的同盟國政府曾經擔憂他有可能計謀得逞。由此看來，歐洲冷戰的不可避免是由蘇聯獨裁者的個人性格和他領導的體制所造成的必然結果。

即使已在削減對歐洲的軍事責任，美國外交官們還是在採取傾斜政策。還是那位原先對戰時協作和蘇聯的好心抱有信心的國務卿巴恩內斯，1946年9月6日在斯圖加特發表講話，試圖安撫他的德國聽眾：「只要德國需要佔領軍，美國軍隊就會加入進來。」這很難說是一項對歐洲防禦的明確承諾，但它可能是由杜魯門6月份的一封信引起的（「我受夠了對俄國佬的驕寵！」），反映了美國對與蘇聯共事過程中產生的困難越來越惱怒。

最終，法國放棄了這些幻想，在1947年回到了它和西方夥伴們的現實之中。原因有三：第一，法國的對德戰略失敗了，它既沒能肢解德國，也沒有得到賠償。法國無權實施它的德國計劃，也沒有其他人去採納它的方案。第二，1947年年中，法國陷入了可怕的經濟危機。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法國（正如我們所見）也急需美國的援助和德國的復甦。前者是間接的，但顯然得依賴於法國同意對後者的戰略。

相反，英、法、美三國卻繼續就德國的未來問題展開了三方會談，地點又一次設在倫敦，時間是1948年2月23日。正好也就在那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成功發動了政變，標志著斯大林明確放棄了他的早期戰略，開始認可與西方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受布拉格政變的影響，法國和英國將他們的《敦刻爾克條約》擴展成為3月27日的《布魯塞爾條約》，將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一起納入共同防衛體系。

在歐洲，由於德國的侵略，終於使美國第一次成為歐洲的一股強勢力量。即使那些被戰績顯赫的蘇聯紅軍所吸引的國家，也清楚地看到了美國所擁有的強大實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到1945年春，美國擁有了世界製造業1/2的生產能力，糧食過剩，國際金融儲備充裕。為對付德國及其盟國，美國投入了1 200萬人的兵力，到日本投降的時候，美國艦隊規模已經超過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艦隊加起來的總和。美國將如何使用她的軍事力量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華盛頓方面採取了不作為態度，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美國究竟想要什麼呢？

杜魯門要完成這項行動，受到的壓力很大。突然中止租借協議是削弱對歐洲經濟、軍事總體承諾的一部分。1945-1947年，美國國防預算縮減了5/6。歐洲戰事結束時，美國在那裡擁有陸軍97個師，到1947年中期，只剩下了12個，其中大部分師都是編製未滿並且只是執行行政任務。其餘都早就回國或複員了。這比較迎合美國選民的意志，1945年10月僅有7%的選民認為海外事務較國內事務嚴峻。但這卻對美國的歐洲同盟國造成了嚴重困難，他們十分害怕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孤立主義重新出現。他們只對了一半，英國知道，如果1945年蘇聯入侵西歐，美國的策略是立即撤回到邊緣地帶，如英國、西班牙和中東地區。

根據沙皇的歐洲外交政策的一貫宗旨，斯大林明顯補充了他自己的計劃。他切實希望看到歐洲經濟的崩潰——通過兩次大戰之間的先例和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推斷——面對萎縮的世界市場，英美兩大帝國成了主要的競爭者，他誇大他們之間「不可避免的」衝突。由此他不僅演繹出更加動蕩的時期即將來臨——因此蘇聯必有所獲——而且「分裂」西方聯盟也確實可行：尤其是中東問題，可能還藉助德國問題。這也是他不急於達成最後解決方案的原因之一，斯大林認為對他來說，時機有利。

不管是華萊士的講話還是《華爾街日報》的評論，丘吉爾對此都並不感到驚訝。早在1943年，他就仔細估量過羅斯福要清除大英帝國的夢想了——實際上有好幾次羅斯福似乎考慮過戰後削弱英國，容納蘇聯。1944-1947年間，美國的策略如下：與斯大林達成歐洲大陸協議；給英國施壓，迫使其放棄在海外的帝國控制權，擁護開放性貿易和英鎊自由通兌；儘快從歐洲撤軍。有關這些，只有第二條實現了，第三條由於第一條的不可行而隨之失敗了。

美國和英國可以擔保法國不受德國軍事復興的威脅，而美國的政策可以保證實現德國的經濟復甦。但這些都無法解決法國長久以來的尷尬處境——如何保證法國在德國早已享有的物質和資源方面的特權。如果這些目標通過武力或合併都無法實現的話，那就必須另闢蹊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法國人想出了一個辦法：將德國問題「歐洲化」。這就又像比鐸在1948年1月所說的那樣：「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里，必須將這作為一個目標……建議同盟國和德國人自己都要將德國納入歐洲整體……這是……唯一的辦法，可以為經濟上繁榮但在政治上邊緣化的德國注入延續和活力。」

是德國讓蘇聯和西方國家在1941年走到了一起，正如它在1914年以前的成功所為。然而這一聯盟早已命中注定。1918-1934年蘇聯關於中歐和西歐的策略——分裂左翼勢力，慫恿顛覆和暴動——導致形成了對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根本性排斥和敵意。雖然蘇聯國內當時發生了一些審訊和大屠殺事件，但四年來處於內部混亂和意見分歧的「人民陣線」聯盟對於消除這種印象起到了一些作用。然而，1939年8月簽訂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以及來年斯大林和希特勒合夥肢解了他們共同鄰國的武裝，嚴重損害了「人民陣線」聯盟期間輿論宣傳的影響。只是因為1941-1945年蘇聯紅軍和蘇聯人民表現出的英勇行為、納粹分子史無前例的滔天罪行，才幫助消除了這些早期的不良記憶。

但是，「摩根索計劃」從一開始起就受到了來自美國政府內部的激烈批評。如果使（受美國控制的）德國淪為前工業化狀態，對美國有什麼好處呢？戰前德國最富饒的土地大多數已經到了蘇聯手裡，其餘的又轉讓給了波蘭。此外，聯邦德國到處充斥著那些既無土地又無食物的難民。對城市和工業生產的限制可能會使德國衰竭，而德國將無法完成其自給和重建。這樣一副重擔將由那些勝利的佔領者來肩負！他們遲早會把這些責任推卸給德國人自己，屆時又不得不讓德國人重新發展經濟。

但實際情況是，德國就在斯大林的腳下，這一點他的敵人們都清楚：「問題是我們在玩火，卻又沒有工具去撲滅它」，1948年2月13日馬歇爾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做了如此描述。蘇聯要做的只是接受馬歇爾計劃，並讓大多數德國人相信莫斯科曾經本著良好的信念，尋求建立一個中立的、獨立的德國。在1947年，這有可能會迅速改變歐洲力量均衡中的優勢。無論馬歇爾、貝文和他們的顧問們對這一行動如何考慮對策，他們將無力阻止這一切。這一戰略計謀遠比斯大林無法讓西方信任這一點來得高超。就像迪恩·艾奇遜在另一場合所說的：「我們比對手們來得幸運！」

關於如何對付蘇聯，哈里曼和凱南意見完全相左，但他們對於斯大林的所作所為的描述卻是一致的。其他美國領導人的態度就樂觀多了，至少在1945年春是如此。另一位美國外交官查爾斯·波倫，也就是上文引用的凱南信件的收信者，認為戰後安定要依靠有原則的民族自決和強國合作。波倫認識到在解決德國問題上還應尋求蘇聯的合作，他和戰後的國務卿傑姆斯·巴恩內斯等人對同盟軍佔領原軸心國及其衛星國抱有信心，根據雅爾塔會議上的規定，這些國家享有自由選舉權。然而，在實際觀察中，他們看到蘇聯在盟軍管制委員會的名義下濫用職權，尤其是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因此，他們不得不承認上述目標的不可調和性，轉而贊同凱南的觀點：對這些分管地區應該採取強權政治。

如若情況好轉，英國也許會退回到不列顛群島，同時他們猜測美國也想撤兵回美洲，而將西歐的安全問題留給他們原來的保護者——法國。在1938年以前，英國戰略思考的基石是：作為歐洲大陸的最大軍事強國，法國值得依賴，它可以抗衡在中歐野心勃勃的德國和將來有可能對東歐造成威脅的蘇聯。法國的這一歐洲大國形象，在慕尼黑會議上發生了動搖，但出了東歐各國大使館的門，在一般人心目中它還沒有破裂。令整個歐洲大為震驚的是，1940年5月和6月，德國裝甲部隊跨過墨滋河，穿過皮卡迪，大肆殺戮，法國大軍不堪一擊，潰不成軍，結果完全出人意料。

總之，如果無法摧毀德國的話，那就將她融入歐洲體系，使她不再對別人造成軍事傷害，卻給經濟帶來好處。1948年以前，要是說法國領導人還沒有想到這個主意的話，那並不是因為沒有想象力，而是因為他們只將其作為權宜之計，是一個萬不得已才選擇的最佳方案。只有在最後放棄「法式」方案的情況下，才會選擇採取「歐洲」方案來解決德國問題。法國領導人花了3年時間才接受了這一方案。那3年裡，法國人實際上不得不和他們300年來的歷史做鬥爭和妥協。就結局而言，這可絕不是一項小成績。

蘇聯人並不打算在近期內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從1945年6月到1947年末，紅軍在編人數從1136.5萬減少到了287.4萬——削減的比例和美英兩國大致相當（雖然戰場上還保留了相當多裝備精良的摩托化師）。當然，蘇聯的預謀在其西方同時代人眼裡絕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那些認為斯大林是一個謹小慎微的實用主義者的人們也無法完全肯定。不管怎樣，莫洛托夫倒是陳述了一件事實，他在自傳里說，蘇聯傾向於利用有利形勢而非冒險去實施他們的計劃：「我們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可能的話，我們會採取進攻手段；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就等待。」

隱含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各種目標和機構中的，還有一項是要成立「世界銀行」：這也意味著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對各國的國家事務進行外部干預。此外，貨幣變得可以通兌，這是使以同美元的關係為基礎的國際商業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實際操作中出現了重重困難：英法兩國強烈抵制兌換權，英國是因為戰後經濟的衰弱以及想保護它的「英鎊區」，法國則是長久以來一直迷戀它那「堅挺的法郎」，期望對不同地區不同產品採用不同的匯率，這是一種已逝的輝煌年代的新柯爾貝爾式的做法。10年以後，法郎和英鎊分別於1958年和1959年加入了「布雷頓森林體系」，這才實現了貨幣的完全自由通兌（1959年5月德國馬克、1960年1月義大利里拉也先後加入了該體系）。

當然，「官方」的冷戰開始還有待時日，但從某些方面來說，早在1945年5月之前它就開始顯露了。只要德國這個敵人還存在，那麼關於蘇聯和它的戰時同盟者之間的深刻分歧和九九藏書敵意就容易淡忘些，但總歸還是存在著。4年來面對共同敵人的戰爭期間生死存亡的合作，並無法消除相互間幾近30年之久的宿仇和疑心。事實上，在歐洲，冷戰並非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開始了。

駐德國的美國軍政府政治顧問羅伯特·K·墨菲指出：「是1947年的莫斯科會議……真正拉下了鐵幕。」恩斯特·貝文甚至在抵達莫斯科以前就早已放棄了正式的希望，認為關於德國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但對馬歇爾（和比鐸）來說這是一個做出定義的時刻。無疑，這對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來說也一樣。到了下一次四國外交部長們在巴黎會晤時，從6月27日到7月2日，他們討論了馬歇爾突然提出的新計劃，美國和英國早就一致同意（5月23日）允許德國參加新的雙占區「經濟委員會」——這拉開了聯邦德國政府的籌備期序幕。

英國從德國最多得到了2 900萬美元的戰後賠償，但為了維持佔領區的供給，每年卻要支出8 000萬美元。這裏的差額只能由納稅人來承擔支付，英國政府甚至被迫在國內對麵包實行了配給制（這種權宜之計在整個戰爭期間都未被採用過）。英國財政大臣休·達爾登認為，英國是在「給予德國人賠償」。美國人沒有遭遇同樣的經濟困難，他們的佔領區遭受的戰爭損失不大，但是他們的情況看來也同樣荒唐——尤其是美國軍隊很不滿意，因為供養上百萬飢荒的德國人的開支要從他們的軍事預算中支付。喬治·凱南注意到：「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讓我們對德國的一部分獨立承擔起了責任，德國的這一地區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從來就沒有達到過經濟自給，由於戰爭以及德國戰敗被佔領后，這一地區要實現經濟自足的可能性更是渺小。在我們同意承擔此項責任的時候，我們對如何恢復這一被佔領區的經濟還沒有任何計劃，因此期望以後可以通過國際協約來解決這一問題。」

然而這些激勵措施反而引起了這一已經受屈辱的民族更大的羞辱感。法國最初的回應就表現得敏感而棘手。在同盟國對德管理委員會上，對於最後通過「三巨頭」在波茨坦會議上達成的決定，它不是堅決阻撓就是投反對票，理由是當時法國沒有參加。在處理被迫流落異國者問題時，法國各外省政府最初拒絕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同盟軍政府的合作，理由是法國難民和被迫流落異國者的安置和管理應當採取獨立的、完全法國式的方法。

因此，1947年1月，英國決定繼續其原子武器項目的研究。但是這一決策的重要性要到未來才能顯現。在戰後初期狀況下，英國最大的希望還是鼓勵美國繼續參与歐洲事務（這意味著通過談判來公開擁護美國的信念），同時在現實可行的情況下和蘇聯合作。只要對德國復讎主義的害怕處於首要位置，這項政策就會繼續下去。

不只是德國人需要安撫——英國人尤其想弄清楚美國為什麼擺明了想急於逃離歐洲這塊累贅之地。英國在華盛頓並非受到人人歡迎。1946年4月12日，副總統亨利·華萊士在講話中提醒他的聽眾：「除了語言和文學傳統上的共同之處外，大英帝國和共產主義蘇聯一樣，和我們之間毫無共性。」當然，華萊士以對共產黨「手軟」而著稱，但他對美國捲入英國和歐洲事務的厭惡卻在政界廣受歡迎。1946年3月，溫斯頓·丘吉爾在密蘇里州的富勒頓鎮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華爾街日報》刻薄地評論說：「公眾對溫斯頓·丘吉爾先生的富勒頓演說之反應強有力地證明，美國勿需任何聯盟，或和任何國家之間的任何類似聯盟的東西。」

在這樣的情境下，加上遭到了莫洛托夫的斷然拒絕，法國極不情願地轉向了西方。1947年4月，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問及美國是否「可以信賴法國」時，外交部長比鐸回答道：「可以」——但需要時間，並且條件是如果法國可以避免內戰的話。可以理解，馬歇爾當時對此並沒有太在意，11個月後，他描述說比鐸「驚恐不安」。馬歇爾認為法國對德國威脅的事先擔憂「背時而不切實際」。

在美國人看來，歐洲（和世界）危機的根源是由戰爭期間的經濟災難造成的。除非貨幣之間可以互相流通兌換，國家之間可以通過貿易的增長共同獲利，否則的話，將重蹈1931年9月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貨幣體制的崩潰而導致的經濟危機。1944年7月在新罕布希爾召開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其主要精神是梅納德·凱恩斯領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尋求替代戰前國際金融體系的方案：以某種相對靈活、緊縮的方式取代金本位，但它又必須比浮動匯率下的貨幣體制更堅挺可靠。凱恩斯強調，不管將來新的貨幣體制採取什麼模式，它可以效仿一家國際銀行，其作用相當於某個國家的中央銀行對於國內經濟的管理：在促進和簡化外匯交易的同時，保持匯率穩定。

除凱南外，其他美國外交決策者對此完全不知情。不僅僅是參議員埃斯蒂斯·凱弗威爾和沃爾特·李普曼，他們聽說蘇聯在東歐及其他地區的行動后，都覺得不可置信。至少在1946年下半年以前，許多美國領導人的言行表明，他們確實認為自己和蘇聯在戰時形成的合作關係還在繼續下去。甚至連羅馬尼亞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盧克萊修·帕特拉斯卡努（後來他成了本國政治公審中的犧牲品）也在1946年夏簽訂《巴黎和平公約》時，大為震驚地感嘆：那些「美國佬瘋了。他們給蘇聯人那麼多，甚至超過了他們自己的要求和期望」。但是，美國政策可不僅僅是無知而已。1945年以後，美國極力想儘早從歐洲抽身而出，因此它熱切地實施可以無需美國親臨或監控的可行方案，這也就能夠為人所理解了。今天對美國戰後這項想法知道並理解的人不多，但在當時，這一點對於美國的謀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解釋說，美國希望對德國（和歐洲）的佔領最多不超過兩年。

馬歇爾關於法國害怕德國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卻缺少對法國近期歷史的同情心。法國議會通過了1948年英美對聯邦德國的計劃，這件事情意義重大，雖然當時的投票情況勢均力敵，297票對289票險勝。法國實在別無選擇，但它心裏明白。如果他們要經濟復甦，並且得到英美在某種程度上的安全保護，來抵抗德國復興或蘇聯的擴張，那他們就必須贊同——尤其是現在的法國已經深深陷入了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里，損失慘重，急切需要美國支援。

真正的分裂是從1947年春開始的，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外交部長會議在莫斯科舉行（3月10日到4月24日），會上重提了尋求對德國和奧地利的和平協議。這次會上雙方的裂痕開始明顯了。美英兩國決定重建聯邦德國經濟，期望德國可以實現自給並有助於歐洲總體經濟的復甦。蘇聯代表想從德國西部地區獲得賠償，因此希望根據最初在波茨坦所設想的一樣（雖然比較模糊）建立一個統一的德國行政、經濟實體。但是，現在西方同盟國不再想尋求建立一個獨立的德國政府了，因為這樣一來，不僅可以解脫對德國西部的人口負擔——這同時本身也是出於政治考慮——只要當時的軍事力量是不對稱的，還可以將這個國家實際上轉交到蘇聯的勢力範圍內。

因此這種政治態勢就很明確了：戰時同盟並不齊心和接下來的歐洲分裂，並不是由於某種錯誤或某種赤|裸裸的自身私利和憎恨造成的。它們有著深層的歷史原因。「二戰」前，英美一方和蘇聯一方之間，一向關係緊張。所不同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任何一方能夠以絕對優勢來獨自掌控歐洲大陸。此外，法、德的存在也使雙方都未能遂願。隨著1940年法國的蒙羞和5年後德國的戰敗，情況發生了變化。在歐洲，接踵而來的冷戰雖然不是不可避免，但卻完全有可能繼續發生。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為了各自無法調和的目標和需求，最終導致了冷戰。

阿登納並沒有將德國的分裂當作他的政治目標，不管私底下他是多麼歡迎這一結果。在聯邦共和國的最初幾年裡，他的政敵是社會民主黨的庫爾特·舒馬赫，一位來自西普魯士的新教徒、一位孜孜不倦地主張德國統一的鼓吹者。與阿登納相反，舒馬赫寧願德國成為中立國，也不願意看到現在德國分裂的局面——這看起來是斯大林所許諾的。當時的舒馬赫在德國更受大眾歡迎，這成了阿登納不得不謹慎行事、並將德國分裂的責任推卸到佔領軍身上的原因所在。

如此一來，法國對待德國問題的最初立場就很明朗，它直接借鑒了1918-1924年的教訓：如此種種，在外人看來似乎是企圖沿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幾年的計劃，只是這次依賴的軍事對象不同而已。法國決策者想要徹底解除德國武裝並削弱德國經濟：禁止生產一切軍需產品和相關軍需設備，做出戰爭賠償（包括德國工人要在法國境內進行義務勞動），重新配置農產品、木材、煤炭，運走機械設備。魯爾區、薩爾州和部分萊茵河地區的礦區從德國劃分出來，其資源和產品均歸法國處置。

關於這項秘密「交易」，有三點值得關注。第一，關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百分比分割只是形式上的，其真正的爭議之點是巴爾幹半島。第二，正如我們所見，這項交易主要靠協議雙方共同遵守。第三，從條約中所涉及的那些國家來考慮，無論這份條約本身有多麼殘忍，但其實它並不是非常重要。同樣的情況發生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在中歐政治中，「雅爾塔」成了西方背信棄義的同義詞，因為當時的西方同盟國出賣了波蘭和另外一些位於蘇聯和德國之間的小國家。

然而，對蘇聯人來說，他們從未停止過對西方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17年之前。1917-1921年，西方軍隊介入了俄國內戰；在接下來的15年裡，國際機構排斥蘇聯，使它無法參与國際事務；蘇聯懷疑，若非萬不得已，大多數西方領導人寧可傾向於選擇法西斯主義，也會反對共產主義；他們憑直覺認為，假如蘇聯和納粹德國為了各自利益而發生毀滅性的衝突，尤其是英國和法國很可能會對此漠然，袖手旁觀——所有這些有根有據的懷疑，大大加劇了他們的憎恨。雖然戰時同盟已經建立，擊敗德國這一共同目標也已明確，但各方相互間不信任的程度還是令人相當震驚：據披露，戰爭期間東西方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涉及高度機密的情報交流。

最後，在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美軍率先進駐了離布拉格18英里的地方，解放了波希米亞西部的比爾森地區，但隨後不久又轉交給了蘇聯紅軍）劃定了分界線，這條分界線比原來在戰時預定的要略微偏西一些，它尚未將歐洲劃分為「東歐」和「西歐」。順便說一句：無論巴頓將軍還是蒙哥馬利元帥如何努力施壓，最後結局並沒有什麼重大變更。在南方，1945年5月2日，在的里亞斯特這座中歐最大城市，南斯拉夫國民解放軍和英國第八軍兩軍對峙，劃下了真htｔpｓ://reａｄ.9９cｓｗ.ｃoｍ正意義上的冷戰第一條分界線。

法國和蘇聯的關係略有不同。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法國和俄國或盟或友，在公眾心裏，法國人對俄國的感情比較特殊，戰後的民意測驗不斷地揭示，法國十分同情蘇聯。1945年2月，民意測驗顯示，被問及哪個國家最有可能幫助法國復興時，25%的法國人認為是蘇聯，另有24%的人認為是美國。德國戰敗后，法國外交家們曾指望，出於天然的共同利益，即害怕德國，懷疑英美，希望蘇聯能長久地支持法國實現外交目標。和丘吉爾一樣，戴高樂把蘇聯稱為「俄國」，這是有更大的歷史原因的：1944年12月，他前往莫斯科，商談一項意義不大的、防止德國侵略複發的《法蘇條約》。這位法國領導人高興地發現，他和斯大林的見面，可以媲美400年前弗朗索瓦一世與蘇萊曼大帝的會晤，差別只是「16世紀的法國還沒有穆斯林組織」。

這種互相之間的擔憂，很能說明戰爭期間三大同盟國之間達成的協議和諒解。1943年1月在卡薩布蘭卡，簽訂了確定只有德國無條件投降才能結束歐洲戰爭的協議。11個月以後，在德黑蘭，「三巨頭」（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原則上達成協議：戰後分割德國，恢復波蘭和蘇聯之間所謂的「寇松線」，承認鐵托對南斯拉夫的統治，承認蘇聯擁有通向波羅的海的原東普魯士港口哥尼斯堡。

然而，斯大林可沒有法國式的幻想。他對於作為一種對抗勢力來協助法國抵消英美的外交重壓不感興趣。但直到1947年4月，在同盟國外交部長們的莫斯科會議上，莫洛托夫拒絕支持喬治·比鐸分裂萊茵河地區、控制魯爾工業區的提議，法國才最終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然而法國政府還在夢想換一種方式來實現毫無可能的獨立政策。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關於煤炭、法國鋼鐵和農產品市場的談判也流產了。1947年末，法國國防部長還秘密建議法國可以採取國際中立的立場，與美國和蘇聯達成防範性的諒解或協議，以防止兩國中任意一方對法國挑起進攻。

現在法國的注意力放在了——事實上是集中在了——德國身上。這也情有可原：1814至1940年間，法國國土曾五次遭受德國入侵和佔領，最近的三次還記憶猶新。法國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國土流失，財富遭掠，人員傷亡，苦難重重。1918年以後，為未能建立起一種聯盟體制來控制並遏制德國的復興和復讎，法國外交部一直無法釋懷。因此，希特勒戰敗后，他們的首要考慮就是確保這樣的錯誤不再發生。

如果實施這一計劃，那麼多年後德國將被毀掉：還好這項目標只被認可了一半（在法國，那是一項很有政治吸引力的計劃）。但是這項計劃有利於法國恢復元氣，它佔有了德國的大量重要資源——實際上，莫內計劃尤其看中自由支配德國的煤炭資源，因為缺少了它，法國的鋼鐵業就無以為繼了。到1938年，法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進口國，約40%的煤和焦炭需要從國外購買。到了1944年，法國國內的煤炭產量下滑到只有1938年的一半都不到。整個國家越來越依賴於進口煤。到了1946年，雖然國內煤炭產量恢復到了1938年的水平，但法國1 000萬噸的煤炭進口量還是遠遠滿足不了實際需求。離開了德國的煤和焦炭，戰後法國的經濟復興計劃將註定夭折。

在這一地區的版圖擴大對蘇聯來說有著雙重意義。它結束了被人歧視的地位。對斯大林來說比較重要，他現在已經成了歐亞大陸一個龐大集團的領導人，蘇聯在新的聯合國安理會上堅持要求設立否決制，這標志著蘇聯獲得了新的權力。此外，土地代表的不僅僅是名聲，最重要的是它還意味著安全。從蘇聯角度考慮，在西部擁有一塊地帶，這一大片地區就可以有效地防範德國對俄羅斯的入侵，安全意義非同小可。在雅爾塔會議上，後來又在波茨坦會議上，斯大林非常明確地堅持要求，介於俄羅斯和德國之間的這些地區，如果不能全部併入蘇聯國土的話，也應該成為由「沒有法西斯分子和反動分子的」政府來統治。

簡而言之，關鍵是要避免再犯《凡爾賽條約》中的一個大錯：沒有讓德國人深刻體會到，正是他們的罪行程度之嚴重，才使復讎女神降臨。這一點可以從1945年政策制定者的回想中看出。美國介入德國問題的最初動機是解除德國武裝、粉碎納粹主義、削弱其工業化——剝奪德國的軍事、經濟資源，對民眾實行再教育。這項政策執行得不錯，至少部分如此：德國國防軍正式解散了（1946年8月20日）；如本書第二章所述，美軍在其佔領的德國區內實施了「去納粹化」計劃；對德國工業產能和產出都實行了嚴格限制，根據1946年3月實施的「戰後（德國）經濟平衡計劃」，鋼鐵生產受到嚴格限制。

不用再質問，通過上述敘述就可以明了「誰發動了冷戰？」就冷戰是因德國而起這一點來看，最終的結果可能會造成一個分裂的國家，所以各方都可能選擇讓德國統一。1945年5月，還沒有人會預料到事情會是這樣的結局，但卻很少有人對此深感不滿。一些德國政治家，最著名的是康拉德·阿登納，他的政治生涯甚至還得感激國家的分裂：假如德國繼續保持四國佔領局面或實現統一的話，一個來自邊遠西部天主教萊茵地區、名不見經傳的地方政客將不大可能在政壇上脫穎而出。

關於德國和波蘭之間的新邊界，一直沒有最後結論。甚至連實施民主化的共同基礎這一具體問題，在執行過程中也都遭遇了許多實際困難。結果，同盟國領袖們一致認可了差異的存在，並暫時延緩決定，指派他們的外交部長們稍後就此事另約時間再行會談。從而開始了所有同盟國外交部長們長達兩年時間的會談——分別代表蘇聯、美國、英國和後來加入的法國政府：第一次會談是在波茨坦會議后的兩個月，地點是倫敦；最後一次是在1947年的12月，地點也是在倫敦。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就戰後德國問題做出最後決議，併為同盟國和德國、奧地利之間簽訂《和平條約》做好準備。也正是在這些會談中——尤其明顯的是在1947年3月和4月的莫斯科會議上——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針對德國問題而產生的分歧變得更清晰了。

那就是布雷頓森林會議之協議的核心。（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是為了「便於擴展和平衡國際貿易」（協議第一條）。參照聯合國安理會形式而成立的最早的總理事會代表來自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和蘇聯。會上提議建立國際貿易組織，最後在1947年成立了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國同意相互之間減免關稅，規範貿易，制定解決違約和糾紛的程序。所有這些，與原來貿易中的「重商主義」方式截然不同，它旨在等待時機成熟時開闢一個嶄新的開放性貿易時代。

這些說法並無新意：斯大林又回到了1921年前，後來是從1927年到建立「人民陣線」之間，布爾什維克採取的「強硬」路線。布爾什維克政權一直不很穩固——畢竟，它生來就只是處於逆境中的少數派的政變，又處在極不受同情的大環境里——和所有的暴君一樣，斯大林需要在國內外製造威脅和敵人。此外，斯大林比其他任何人都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角斗：如果1941年德國再早一個月入侵蘇聯（按照希特勒的原先計劃），蘇聯很可能就垮掉了。和珍珠港事件后的美國一樣，但理由可能更充分些，蘇聯領導人一直受困於「突然襲擊」的多慮症，擔心他們新贏得的地位受到挑戰。俄國人（有甚於法國人）幾十年來不斷把德國看作是主要威脅。

從斯大林的角度來看，他在執行莫斯科談判的決議方面倒是很守信用的。他和他的同事們假設西方同盟理解蘇聯計劃佔領和控制「他們的」半個歐洲，他們傾向於把西方對蘇聯佔領區行為的抗議看作形式主義，或者說一次小小的民主宣傳。但是他們覺得在要求東歐的獨立和自治問題上，西方卻咬文嚼字地過於認真了，蘇聯領導層對此大光其火。這一點從1945年2月莫洛托夫評論西方干預波蘭前途的話里可以捕捉到：「我們不知道比利時、法國和希臘等國的政府是如何組建的。沒有人問過我們，然而我們要說，我們不喜歡這些政府的這種或那種模式。我們未加干預，只因為那是在英美兩國的軍事佔領區。」

那是私下裡說的話。面對公眾，戰後法國的國務活動家和政客們堅持要求，承認其作為同盟國成員而應享有的勝利者榮譽，作為世界大國應享有與其他大國同等的地位。這種幻想在某種程度上尚能維持，因為它比較符合其他大國之間的表面意願。蘇聯需要一個西方戰略盟友來和它共同抵制英美；英國希望復興后的法國可以取代它在歐洲的責任，從而減輕大不列顛在歐洲大陸的負擔；甚至美國也同意在高層領導方面給予巴黎一席之地，它看到了這樣做的一些好處——雖然不多。因此，法國獲得了新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加入了對越南和柏林的聯合軍事管理，（在英國的堅持下）還得以從原美國對德國西南部的佔領區里分得一杯羹，這塊法軍佔領地毗鄰法國邊境，並且正好在蘇聯前線的西邊。

但是，要實施法國對戰後德國的計劃，最重要的阻力是，法國根本沒有考慮到它的西方同盟者的利益，這在當時是一種大意的疏忽。法國同樣還得完全仰仗這些同盟者，才能保證安全，並得以恢復活力。在次要問題上——例如與德國的薩爾州之間的海關和貨幣聯盟，1947年法國曾提出自己的方式——西方同盟國可能會接受法國的要求。但是關於德國的未來這一核心問題，法國對於英美的決策卻絲毫沒有影響力。

這一點在波蘭表現得很明顯，在1920年，她就開始了與新蘇維埃政權的拚死一戰；在英國，丘吉爾的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威望部分地應該歸功於英國國內對於20年代早期的「紅色恐懼症」和他反布爾什維主義的主張；在法國，在1921年至1940年5月德國入侵前這段時間里，右翼黨派主要的國內議題就是強烈反對共產主義；在西班牙，斯大林和弗朗哥不約而同地鼓吹共產主義在西班牙內戰中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在蘇聯本國，斯大林的政治獨裁和針對黨內批評的大清洗，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的是指控西方及其在蘇聯的共謀者陰謀反蘇和反共。1941-1945年正好是國際鬥爭處於西方民主和蘇聯極權主義之間的間歇期，這場戰鬥雖然形式模糊，但從根本上來說並未改變，因雙方都受到歐洲大陸的中心由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的崛起而造成的威脅。

鑒於英國在東亞、印度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優勢，上述幾點就顯得有意義了。當涉及歐洲問題時，大英帝國的戰略幻想（不光是華盛頓的一些人早已有這種說法）就比它的同盟國美國講究實際得多了。倫敦方面認為，戰爭是為了擊敗德國，如果相應的代價是讓蘇聯得以霸佔東歐，那也是勢之所趨。英國依然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對待歐洲問題：引用外交部威廉·斯特蘭爵士的話來說，「由蘇聯來統治東歐比由德國來統治西歐強多了。」

就此事而言，杜魯門主義對蘇聯謀略幾乎沒有起到什麼明顯的影響作用。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在美國國會上宣布：「美國九*九*藏*書必須支持自由國家的人們反抗來自少數武裝分子或外部壓力的佔領企圖，這是美國的政策。」這也是對倫敦政府因1947年2月的英國經濟危機而無力再繼續援助希臘和土耳其一事的直接回應。美國將轉而扮演英國的角色。杜魯門因此尋求美國國會的批准，為其海外援助計劃增加40億美元的預算：為確保獲得這筆資金，他在申請中列舉了共產黨的活動引發的危機。

英、美的戰略部署一部分是出於政治上謹慎的考慮。如果在德國的西方佔領區里的德國人老是處於戰敗、貧困、並且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的話，他們遲早會重新投入納粹的懷抱——或者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所以在英美兩國軍隊佔領的德國地區內，工作重點早就轉向了重新構建民事和政治機構，並賦予德國人管理其國內事務的責任。這給了新的德國政治家們比較多的優勢，遠比他們在戰爭結束后預期的要多，因此他們立刻就開始充分利用它——宣稱除非問題得到改善，並且佔領者們要聽從他們的建議，否則他們將無法對德國未來在政治上是否效忠負責。

雖然當時一致同意將德國經濟當作一個單獨的單位，但也允許蘇聯有權從德國的蘇占區自由支配和獲取商品、服務和金融資產。通過從民主德國提供的糧食和原材料供給中，他們相當於從西方佔領區又獲得了10%的額外補償。但由於對德國東部和西部的資源採取了明顯的區別對待，這些協約也帶來了矛盾。關於賠償問題，一開始就引起了分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做的一樣）：俄國人（和法國人）想得到賠償，蘇聯政府從一開始起就毫不猶豫地拆除了德國兵工廠，並搬走了他們的設備，也不管是否獲得其他佔領國的認可。

然而到了1947年初，這項政策就開始瓦解了。雖然尚未明了蘇聯是否會成為一種真正的、事實上存在的危險（直到1947年12月，貝文仍然認為，比之將來複興的德國，蘇聯的威脅要小一些），但德國的窘境的確使他明顯感到非常痛苦：由於政治討論懸而未決，德國經濟停滯，英國在它的佔領區投入了巨大財力，今後恐怕維持不久了。不管蘇聯同意與否，德國經濟要復甦。於是，英國迫切希望對過去做一了結——自始至終，英國和德國兩次長期交戰，雖艱難獲勝，卻收穫甚微——並且尋求解決大陸危機的權宜之計，以便讓一切從新開始。

對最後這句話的解釋，可謂爭議頗多。但在1945年，英美兩國並不想就此問題和斯大林起爭執。在感覺上，蘇聯有優先權來解釋他們認為合適的安全保障，就像最初同意莫斯科有權從原軸心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芬蘭）獲得賠償、戰利品、勞力和其他物質資源一樣。現在回顧起來，對這些地區的佔領和經濟掠奪似乎是蘇聯對歐洲東部布爾什維克化的第一步，當然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但在當時，並非每一個人都明顯覺察——西方觀察者們甚至還覺得莫斯科最初採取的戰後姿態比較熟悉和傳統，可以讓人得到鼓舞。因為曾有先例。

雅爾塔會議充其量只是造成了更多的誤解：尤其是羅斯福，成了他自己錯覺的受害者。因為在當時，斯大林其實已經可以在東歐為所欲為，不再需要經過任何西方國家的允諾。這一點，英國倒是理解得非常準確。根據納粹和蘇聯在1939年和1940年間簽訂的秘密條約，那些割讓給蘇聯的東歐國家再次被牢牢地掌控在蘇聯手中：雅爾塔會議期間（1945年2月4日——11日），蘇聯用貨車帶向西行、準備接管戰後波蘭的波蘭共產黨「盧布林委員會」其實早在華沙會議上就已經被正式任命了。

但這一切並沒有使他覺得更安全。相反，蘇聯外交政策的一大特徵就是防衛並小心翼翼地心存懷疑，正如喬治·凱南在1946年所說的「克里姆林宮對世界局勢神經質」。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劇院發表了著名演說，宣稱蘇聯將恢復到戰前對工業化、戰備等的重視，提到了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再次明確地重申，今後只有當蘇聯需要的時候才會和西方合作。

「只有當你和比利時人、法國人或者俄國人交談過了，你才能夠真正理解歐洲人對於德國人的態度。對他們來說，只有那些死去了的德國人才是德國好人。」美國隨軍心理學家索爾·K·帕多弗1945年在他的日記里作了如此描述。他的這一觀察對於理解戰後歐洲分裂很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重點是要擊敗德國，因此在戰爭進行期間，其他要考慮的事情全都被擱置一邊。

3月10日，索科洛夫斯基譴責這項關於聯邦德國的計劃，認為那是資本主義強加于德國民眾的，完全否定了德國人表達自己選擇社會主義制度的願望和機會。他重申了蘇聯的看法，認為西方列強在干預德國東部問題時，濫用了他們在柏林的權力——該地區應該屬於蘇聯佔領區。10天以後，即3月20日，在同盟國管制委員會的柏林會議上，索科洛夫斯基痛斥西方聯盟的「單方面行為」，「欺騙了聯邦德國人民，損害了和平國家的利益，違背了熱愛和平的德國人民的意志——他們追求國家的和平、統一和民主」。隨後他憤然拂袖而去，其他蘇聯代表也跟著退出了會場。接下來的會議日期一直未定。同盟國之間對德國的共同佔領就此宣告結束：兩周不到，即4月1日，柏林的蘇聯軍政府開始干涉聯邦德國和西方聯盟在柏林佔領區之間的道路交通問題。歐洲大陸真正的冷戰開始了。

回顧過去，多少有點諷刺性的是，為了削弱德國在歐洲中心的過於強大的勢力，各方展開了一場死傷無數的大戰，戰後的勝利者們卻又對擊垮戰後德國這一巨人的安排意見不一，最終為了各自的利益只能在他們內部將其瓜分。很顯然，先是英國，接著是美國，然後是法國，最後是蘇聯，解決德國問題的唯一辦法只是不斷地爭論協議條款，然後公之於眾。這樣做雖然讓人感覺不佳但卻行之有效。用英國駐德國佔領區的情報官員諾爾·安南的話說：「為了遏制共產主義，自己卻和希特勒的自覺追隨者們沆瀣一氣，這想起來確實令人憎惡。但是對西方而言，最好的希望還是鼓勵德國人自己建立一個西方的民主國家。」

1944年末，蘇聯軍隊完全控制了巴爾幹半島北部，歐洲東南部的戰爭得以宣告結束。到1945年5月，在歐洲東部和中部，紅軍解放並再次佔領了匈牙利、波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地區。蘇聯軍隊穿過普魯士進入了薩克森。在西部，英美正分別在西北和西南對德激戰，艾森豪威爾完全可以先蘇聯一步抵達柏林，但卻被華盛頓方面阻止了。丘吉爾很希望西方國家能率先入駐柏林，但是羅斯福卻更明了：他手下的將軍們關注著士兵傷亡（前一個冬天在比利時阿登高地的巴齊戰役中，美軍士兵傷亡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傷亡總數的1/5），而斯大林正在對德國首都虎視眈眈。

原子彈雖然引起了蘇聯領導人的擔心，使斯大林比先前更加懷疑美國的動機，但並沒有因此而改變蘇聯的軍備計劃。這些計劃直接來自斯大林的政治規劃和目標，後來成為蘇聯和俄羅斯的長遠目標。這些目標中，首先是領土目標：斯大林想收復在1918年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以及兩年後和波蘭的戰爭中布爾什維克丟失的土地。通過1939年和1940年與希特勒的秘密會談及協約，他已經收復了一部分失地。至於其餘的失地，卻是希特勒決定於1941年6月入侵蘇聯時丟失的，而蘇聯紅軍在向柏林挺進的途中乘機重新佔領了這些有爭議的地區。蘇聯以這種方式佔領和并吞了比薩拉比亞地區（從羅馬尼亞手裡）、布科維納（從羅馬尼亞手裡）、下喀爾巴阡魯塞尼亞（從捷克斯洛伐克手裡）、西烏克蘭（從波蘭手裡）、芬蘭東部，而3個獨立的波羅的海共和國和東普魯士的柯尼斯堡/加里寧格勒的被并吞，與其說是與法西斯敵人之間令人作嘔的交易，還不如說是戰爭勝利一頁上的污點。

直到戰爭結束，這項目標仍然是一種首要的推動力。1945年4月，德國其實早已全面戰敗，只是名義上還未投降。在戰後處置德國的問題上，羅斯福還是宣稱，「我們的態度有待研究，最後決定尚需推延。」採取這種姿態，理由十足——敏銳的觀察者們早就注意到，尋求解決德國問題的途徑相當困難，有必要儘可能繼續保持戰時各方組織成立的反德聯盟。這樣的實際結果是，戰後歐洲的態勢，並沒有以已經簽訂的戰時協議和條約為首要依據，而是以德軍投降時各國佔領軍所佔領的地方來劃分勢力範圍。當莫洛托夫質疑用心良苦的《歐洲解放宣言》時，斯大林解釋說：「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重要的是軍隊之間的相互關係。」

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參与者們曾預計全球化的國際通兌要到20世紀40年代末才能完成，但他們沒有考慮到由於冷戰的到來（或者說，事實上由於馬歇爾計劃）而帶來的政治、經濟後果。換句話說，為了建立一個良好的國際制度而制定的這些合作計劃和組織被高度地理想化了，它假設了一個可以產生共贏的、安定的國際合作年代。一開始，對於「布雷頓森林體系」倡議的金融體制，蘇聯態度誠懇，它將成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三大籌資者。也許美國人（和一些英國人）都太天真了，認為蘇聯——或實際上法國——的決策者們會同意。他們沒有事先徵詢蘇聯、法國和其他國家的任何意見就草擬了這些計劃，因此碰到了障礙。

至於德國問題，那就完全不同了。尤其對蘇聯人來說，德國問題舉足輕重。戰爭是由德國引起的，和平問題也主要牽涉到德國。蘇聯人腦子裡縈繞著的德國復讎主義陰影並不比法國人少。斯大林、杜魯門、丘吉爾在波茨坦會晤時（1945年7月17到8月2日，期間在英國大選中，工黨獲勝后，艾德禮取代了丘吉爾），達成了共識，將德國從東歐分離出來，對德國的行政再分割是為了佔領的需要，以及實現「民主化」、「去納粹化」和「非卡特爾化」的目標。然而在這些總體上的共同意向之外，困難還是產生了。

但是，美國值得信賴嗎？英國外交官們並沒有忘記1937年的《中立條約》。他們當然也理解美國在海外問題上採取的模稜兩可的態度，這跟英國早年的態度沒什麼兩樣。從18世紀中葉到1914年英國向法國派遣遠征軍期間，英國就一直傾向於委託別人參戰，而自己不用維持正規軍隊，這樣可以避免長期介入大陸糾紛，所以在歐洲地區不常年駐軍。在過去的歐洲戰場上，海戰方面可以依靠西班牙、荷蘭、瑞士、瑞典、普魯士，當然還有俄羅斯作為盟友。但現在時代不同了。

接下來的6個星期令人痛苦難忘，歐洲內部各國之間的主要參照關係永遠改變了。法國的強權地位，甚至大國地位，從此消失了。雖然在後來幾十年裡，戴高樂一直竭力爭取，但還是一去不復返了。1940年6月的潰敗，導致了接下來4年裡忍辱含羞、低聲下氣的被佔領生活，貝當元帥的維希政權淪為德國的傀儡。無論他們在公眾場合如何表態，法國領導人和決策者們對他們的國家狀況心知肚明卻又束手無策。正如1944年巴黎解放一周后，法國內部的一份政策報告所指出的：「假如來一個第三次攻擊，下一代法國人又投降的話，那真是令人害怕……法國將會永遠屈服了！」

在此情形下，英國只擔心美國會退縮，而不擔憂蘇聯的攻擊，也就情有可原了——英國的政策基礎是估計蘇聯可能採取戰爭以外的其他形式進攻歐洲——而美國則會退卻。執政的英國工黨中還有一小部九九藏書分人對美國的退縮感到高興，他們寄希望于戰後成立中立性質的歐洲防務聯盟。但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可不這麼幻想，在給他的夥伴、工黨成員芬納·布羅克韋的信中，他解釋說：

然而，法國的計劃中有許多漏洞。首先，它與25年前凱恩斯對法國政策提出的異議相抵觸。如果德國的資源對法國自身的復興至關重要的話，那麼摧毀德國資源就沒什麼意思了。其次，根本就沒有辦法強迫德國人為法國效力，因為在德國國內，生活條件低劣而又看不到得以改善的希望。20世紀40年代，戰後德國反對外來壓迫的全民抵制情緒，比起20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斯大林本人以反對冒險而著稱，這也是為什麼當時以及後來的一些評論家對西方未能對其儘快並進一步實施「包容政策」感到遺憾的原因。但這些年來沒有人想要再打一場戰爭，而斯大林也很快被說服了放棄擾亂巴黎或羅馬的企圖（因為他在那些地方並無駐軍），人人都意識到蘇聯在東歐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了。在保加利亞或羅馬尼亞的盟軍管制委員會裡，蘇聯人毫不掩飾地拒不理睬英國和美國的意願，對當地人的意願更是不屑一顧。只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有點模稜兩可，蘇聯紅軍早就從此地撤軍了。

但明擺的情況是，四大佔領國並不想達成一致意見。1946年10月，紐倫堡審判主案結束后，《巴黎和約》的各條款也在11月定了下來，戰時結成的同盟國除了負有對德國的共同責任外，相互間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他們的矛盾最終上升為軍事力量的對比。1946年末，英美達成統一，將他們的佔領區經濟合併為一個所謂的「雙占區」；但這還並不意味著是對德國的劃分，更不是標志著要把「雙占區」納入西方範疇。相反，3個月後，即在1947年2月，法國和英國大張旗鼓地簽署了《敦刻爾克條約》，雙方約定共同抵抗未來德國的任何侵略行為。1947年初，美國國務卿馬歇爾仍然態度樂觀，認為不管採取哪種方法解決德國經濟難題，都沒必要分裂德國。至少在這一點上，東方和西方還是一致的。

華盛頓內部有一小圈人從一開始就看出，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利益的不可調和將會導致衝突，而若明確地劃分勢力範圍，這對解決戰後問題不失為一種明智的方案。這是喬治·凱南的觀點。1945年1月26日，他寫道：為什麼「我們不能（和蘇聯）做一個明白而又得體的妥協呢？——真實地按照勢力範圍來劃分歐洲——我們自己不去碰蘇聯的地盤，蘇聯也不要來碰我們的地盤？……不管留給我們的行動範圍有多大，至少我們可以……在一種安定、有尊嚴的基礎上，在戰後開始重新生活。」

西方將領們都清楚，如果斯大林下令的話，根本無法阻止紅軍直搗大西洋。可以肯定的是，美軍和英軍在戰略轟炸能力上佔有明顯優勢，並且美國擁有原子彈，這一點早在1945年7月波茨坦會議上杜魯門告訴斯大林之前，他就早已知道了。毫無疑問，斯大林也想蘇聯擁有原子彈——那就是為什麼他堅持要蘇聯控制德國東部的原因之一，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那裡擁有鈾礦。幾年後，20萬東歐人將在這些礦區為了蘇聯的原子彈計劃而勞作。

就德國而言——美國85%的兵力都是用來對付德國的——美國參戰的初衷是嚴峻的。羅斯福去世兩周后，1945年4月26日，參謀長聯席會議遞交給杜魯門總統一份編號為JCS1067的報告。根據美國財政部長亨利·摩根索和其他人的回憶，報告指明：

事實上，正因為事情實在太重要，而且太棘手，所以雅爾塔會議推脫了一項真正重要的議題——戰後德國的處置問題。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里，雖然經過了努力嘗試，但西方領袖們還是無法從斯大林那裡佔到更多的便宜。唯一的希望是，為答謝西方的好意，斯大林有可能會對波蘭和其他國家慷慨些。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打敗希特勒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是西方同盟國在尋求斯大林的協助，而非後者要答謝前者。當時必須讓蘇聯繼續與德國作戰（並且設想以後還要蘇聯同日本作戰），中歐的問題可以等到和平后再談。若非如此，1944年8月蘇聯紅軍在維斯瓦河對岸坐觀華沙那一場毫無希望的起義中德軍屠殺20萬波蘭民眾一事，將可能遭到羅斯福和丘吉爾更強烈的譴責。

斯大林說波蘭地下組織「保家軍」是「一幫貪權的冒險家和罪犯」，對此西方領袖們有可能不認同，但他們肯定不願意由此引起他們的主要軍事同盟者的敵意，這時距離諾曼底登陸的發起進攻日才過了六周。對當時的波蘭而言，這違背了戰爭的目的——畢竟，由於1939年德國入侵波蘭，英法已經對德宣戰了。但對西方同盟國來說，讓斯大林自由掌控東歐是不言而喻的事。戰爭的重點是擊敗德國。

斯特蘭寫這句話的時間是1943年。到了1945年，蘇聯的統治範圍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擴大，英國領導人和他們的美國同仁們一樣無法再樂觀了。1945年2月，蘇聯操縱了布加勒斯特政變，接著又對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施以高壓，很顯然，這些國家為蘇聯的霸權付出了高昂代價。但英國並不打算改善這些地區的狀況，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對美國國務卿巴恩內斯說：「在這些國家裡，我們必須準備好以欺詐對付欺詐。」

到了1948年，美利堅合眾國和大不列顛一樣，並非不樂意看到德國出現分裂，面積較大的德國西部現在主要控制在美國人手中。雖然有一些人曾經預測到了這一結局，如喬治·凱南（早在1945年，他就得出結論，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引導美佔德國區成為……一個繁榮、安全、優秀的獨立體，這樣就不會受到東部的威脅」），但他們還只是少數派。美國人和斯大林一樣，這些年來一直在臨時湊合，沒有計劃。有時候也有人認為，美國的有些重要決定和宣言，例如著名的1947年3月的杜魯門主義，加速並促成了斯大林從妥協到嚴厲的態度變化，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歐洲的分裂責任在於華盛頓政府的麻木不仁，或者更糟糕的是由於它那早已預謀好的不退讓政策。但事實並非如此。

斯大林也並不是沒有其他選擇。只是共產黨還從未考慮過，除了武力之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來實現對德國，甚至只是對蘇聯佔領區的統治。1946年10月20日柏林市的選舉顯示，共產黨候選人的得票遠遠落後于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黨。這樣一來，蘇聯的政策明顯地強硬起來。但在這一階段，西方佔領者自己也身陷困境。到1946年7月為止，為養活英軍佔領區（德國西北部的城市和工業區）的當地人口，通過向美國借貸的方式，英國已被迫進口了11.2萬噸小麥和5萬噸土豆。

面對如此尷尬境地，再加上德國對蘇聯拆運走工廠設備這一舉措怨恨日深，美國軍事長官克雷將軍注意到蘇聯政府並未對《波茨坦公告》中的有關協議踐約，於是在1946年5月單方面暫停了從美佔區向蘇聯（或其他地區）提供賠償。兩個月後，英國也開始效仿這一做法。這隻是標志著分裂的開始。法國也和蘇聯一樣，一直想得到戰後賠償，而所有四大同盟國仍然在遵循1946年簽訂的「產業規劃水平」協議，照此協議，德國的生活水準應該被壓制在歐洲（不包括英國和蘇聯在內）的平均標準線以下。此外，1946年5月的英國內閣會議考慮到歐洲安全問題，仍然不情願將德國正式劃分為東、西兩部分。

考慮到這些，原來的美國「強硬」派批評家又補充了一條：強制性地迫使德國人意識到他們的戰敗固然不錯，但還得讓他們看到一些美好未來的希望，否則的話，結果恐怕還是會重蹈覆轍：一個充滿怨恨、心懷恥辱的民族將會落入蠱惑人心的左翼或右翼手裡。1946年，美國前總統赫伯特·胡佛曾當面對杜魯門解釋說：「或者是報復，或者是和平，你只能選擇一樣。」如果說美國的對德政策隨著利益天平越來越倒向「和平」一面的話，那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美蘇關係的惡化引起的。

1815年的維也納議會——和1945年情況相仿——在打敗拿破崙一世以後，那些取得勝利的、相互猜忌的聯盟者匯聚一堂，商討重新構建歐洲大陸的平衡。當時亞歷山大的意圖十分明顯。各小國的利益完全讓步于各個大國。由於英國只對海外利益感興趣，而歐洲大陸又沒有可以和俄國抗爭的其他勢力，沙皇成了當時劃分戰後歐洲大陸的仲裁者。當地人民的反抗被看作是對此項安排的威脅並遭到了相關勢力的鎮壓。俄國的安全在沙皇統治下的各地區得到了保護——從此不讓任何西方軍隊隨意到達莫斯科——隨著這一條款的奏效，那些佔領軍被迫向新體制妥協。

最初的樂觀主義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上：大眾普遍認為斯大林沒有興趣去挑起爭端和戰爭。正如艾森豪威爾將軍在1946年6月親自對杜魯門總統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所說的：「我認為紅軍不會發動戰爭。現在的武力衝突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他們想要的幾乎都得到了。」艾森豪威爾的話有點道理：斯大林並不想和美國交戰（認為蘇聯想和以前的同盟國展開充分合作，雖然這一結論後來並沒有站住腳）。在那樣的情況下，作為世界上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美國對蘇聯實行開放交流，尋求解決共同問題，這對美國而言，其冒險性微乎其微。

1945年，蘇聯的情況正好和法國相反。20年來，蘇聯一直被排斥在歐洲事務之外，現在它開始重新露面了。蘇聯人口的恢復，紅軍取得的勝利，還要補充的是，納粹的佔領使得原本最反對蘇聯的國家也開始轉向了，這些都給斯大林帶來了聲譽和影響力，無論是在政界輿論中還是在街談巷議里。

對西方聯盟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柏林和民主德國地區的蘇聯佔領區內，共產黨的佔領政策還沒有想到要去贏得不滿的德國人的感情和選票。不管在滿懷仇恨的德國人眼裡，美國人、英國人和法國人有多麼不受歡迎，后一種選擇（投靠共產主義）只會更糟糕：如果斯大林真心誠意希望德國保持統一的話，就像他在戰後最初幾年裡對德國共產黨所要求的那樣，那麼蘇聯的策略實在是選擇得不怎麼樣。從一開始起，斯大林並未徵得同盟國的同意，就在他的佔領區內建立了一個事實上的共產黨領導的政府，大肆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的協議，盡其所能，無情地榨取德國資源、拆走他們所抓到的一切東西。

4年後發生的情況大致如此。在所有的同盟國大國中，只有英國猜對了甚至找到了對最終出現的問題的解決方案。但英國既無權力、又確實根本不願意把這樣的結果強加於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英國已明顯地不再是美國和蘇聯的對手了。在與德國的史詩般戰鬥中，英國已經筋疲力盡，連作為一個大國的起碼體面都無力維護了。從1945年歐洲勝利日到1947年春的這段時間里，英國兵力從巔峰時的男女總共550萬人服役削減到了僅110萬人。1947年秋，為了節約燃油，它甚至被迫取消了海軍演習。美國大使威廉·克萊頓充滿同情地說道：「英國人差點就堅持不下去了，他們指望通過我們的幫助或其他什麼來維持大英帝國的地位和統治。」

人人都盼望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能夠像上次那樣，簽訂一項包羅萬象的《和平條約》。事實上，1946年在巴黎確實簽署了5項單獨的條約。這些條約解決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芬蘭和義大利的領土等等問題，但是並沒有解決挪威問題，挪威從技術角度來說仍然同德國處於戰爭狀態，直到1951年。最後，那些大國為了避免自身的利益衝突而達成了一致意見，完全不顧對這些國家的民眾來說（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簽署了接受蘇聯統治的條約），這些條約有多麼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