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共產黨預計能繼續獲勝，因而他們一開始就對馬歇爾援助計劃表示歡迎，並招募新人為未來投票做準備——黨員人數從1945年5月的5萬人左右上升到1946年4月的122萬人，到1948年1月達到131萬人（全國人口只有1 200萬）。當然，不排除共產黨利用恩惠和壓力等手段來確保選票的可能性。並且和其他地方一樣，他們事先掌控了重要部門，並在警察局和其他部門的重要崗位上安排了自己人。預測到1948年的選舉結果后，在本國成長起來的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準備通過「捷克式的道路」上台執政，這一點與東歐其他國家相當不同。

英國仍然是一個差異很大、等級分明的階級社會——但也是一個福利社會，我們看到，首先得益的是「中等社會」。作為戰後立法的結果，對收入和財富確實進行了重新分配——佔總人口1%的最富有者對國有財富的佔有率從1938年的56%下降到了1954年的43%；有效消除失業的做法與戰前的黯淡情景相比起來，確實為社會提供了樂觀前景。1946-1948年，15萬英國人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並且還有更多的人正在打算追隨其後。但從1951年開始，似乎這種緊縮的年代快要結束了，國家正在樂觀地籌備「不列顛的節日」慶典，紀念阿爾伯特親王1851年勝利舉辦的萬國工業博覽會（「世博會」的前身）100周年。

為了執行新的方法，1947年9月下旬，斯大林在波蘭的斯特拉斯卡波雷巴召集了一次會議。除蘇聯外，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法國和義大利的共產黨都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公開目的是建立「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共產黨情報局接替共產國際負責「協調」國際間共產黨的活動，加強莫斯科和它的各衛星國共產黨之間的溝通。但這次會議以及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實際上只開過3次會，在1956年就解散了）的真正目標是重新建立蘇聯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控制。

在貝文的敦促下，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有英國、美國和加拿大代表參加的秘密會議，起草了一份北大西洋防衛條約。1948年7月6日，也就是開始柏林空運后的第十天，時值南斯拉夫剛被逐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這些會談內容對其他簽訂《布魯塞爾條約》的國家做了公開。其中，法國又一次對英美背著它私下裡安排世界局勢非常不滿。第二年的4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美國、加拿大和其他10個歐洲國家都簽名加入了該組織。

一旦簽署了和約，共產黨就意識到等待不會有結果，各種事件該發生的還是會按時間順序陸續發生。1947年6月5日，美國參議院不顧駐索非亞和布加勒斯特的美國外交官們的擔心，正式認可了《巴黎和約》關於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芬蘭和義大利的條款。就在第二天，保加利亞反共產黨的政客、農業黨領導人尼古拉·佩特科夫被逮捕了（由於不願意跟隨絕大多數識時務的農業黨人，他拒絕加入共產黨的祖國陣線）。對他的審判從8月5日持續到15日。9月15日《保加利亞和平條約》正式生效，4天後，美國對索非亞政府給予外交認可。96小時后執行了對佩特科夫的處決，對他的宣判一直等到美國官方表態后才公布。通過司法程序殺了佩特科夫后，保加利亞共產黨再也不懼怕任何絆腳石了。蘇聯將軍比留佐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談到紅軍支持保加利亞共產黨反對「資產階級」政黨時說道：「我們沒有權利不支持保加利亞人民努力消滅這個可憐蟲。」

和斯大林的大多數外交政策一樣，封鎖柏林也只是一項臨時決定，而根本沒有經過如何進逼的深思熟慮（雖然當時西方因對此一無所知而無可指摘）。斯大林並不想為了柏林而發動戰爭。相應地，由於封鎖失敗，蘇聯領導人改變了策略。1949年1月31日，他公開表示要解除封鎖，以換取延緩建立聯邦德國的計劃。西方盟國根本就無意讓步，但同意安排一次會議來討論該問題。因此5月12日，蘇聯取消了封鎖政策，但僅僅換來了一次定於5月23日召開的外交部長會議。

更糟糕的是，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經常表現得不像羅馬尼亞人，至少不符合羅馬尼亞的傳統標準。安娜·鮑克是猶太人，埃米爾·鮑德納拉斯是烏克蘭人，瓦西爾·盧卡有著特蘭西瓦尼亞日耳曼人的背景。其他領導人是匈牙利人或保加利亞人。由於老是被看作外來人員，羅馬尼亞共產黨完全得仰仗蘇聯軍隊。他們得以在本國內生存，不是依靠大選獲勝——這從來不是他們的實際目標——而是依靠他們神速地、高效地佔領這個國家，在自由派的中心分裂並消滅「歷史上的」敵對黨派。對這一任務，他們執行起來得心應手：早在1948年3月，他們的政府就在全國大選中贏得了414席中的405席。羅馬尼亞的情況和保加利亞（或阿爾巴尼亞，恩維爾·霍查的裝甲部隊平息了南部托斯克社群反抗北部蓋格區的種族壓迫的動亂）一樣，顛覆和暴力並不只是眾多手段中的一種方式——而是通向權力的唯一途徑。

但要保證這一結局的實現，就必須使東歐各國的政治制度和蘇聯一樣，這從一開始起也是斯大林的要求和意圖。他的目標看來非常直截了當：像羅馬尼亞或匈牙利這些國家裡的舊貴族早已名譽掃地，若想將他們清除掉，除舊布新，這並不太難。在許多地方，蘇聯佔領者起初是作為解放者、作為變革和改革的先鋒而受到歡迎的。

有必要在此插一句，對當時頗受關注的這一共同體的前途作一評論。1951年在條約上簽字的所有6個國家的外交部長，都是基督教民主黨成員。主要成員國的三位主要的國務活動家——阿爾奇德·德·加斯佩利、康拉德·阿登納、羅貝爾·舒曼——均來自於他們國家的邊緣地區：德·加斯佩利來自義大利東北部的特蘭提諾，阿登納來自萊茵區，舒曼來自洛林。在加斯佩利出生和成長的整個過程中，特蘭提諾屬於奧匈帝國，他本人在維也納接受教育。舒曼成長的洛林區曾併入德意志帝國。和阿登納一樣，他在年輕時加入了天主教社團——事實上10年前萊茵地區的人們仍還屬於這些同樣的社群。當他們碰頭的時候，三個人都用德語交談，那是他們的共同語言。

但是再往北去，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納維亞和英國的新教區（或是在一個德國北部新教徒如舒馬赫的眼裡），歐洲煤鋼共同體帶有一股權威主義氣息。對於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絕大多數的新共同體，1948-1968年擔任瑞典總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泰奇·厄蘭德就如實表述過他自己的為難。得悉舒曼計劃后的第五天，貝文的高級顧問凱尼斯·楊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記里寫道，雖然他總體上贊同歐洲經濟一體化，但這一新計劃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鞏固天主教『黑色國際』的一個步驟，我一直擔心這是一股背後操縱歐洲委員會的巨大力量」。在當時，這種觀點並不極端，也並不少見。

這還不算是最後決定，但是一旦做出決定，一切就都命中注定了。缺少了英國（以及在英國人看來還有斯堪的那維亞國家）勢力的加盟，西歐這個「小歐洲」最後錯誤地落到了法國手裡。法國人確實承擔起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原本英國應該承擔的責任，樹立起「歐洲」自己的形象，並最終仿照法國慣例的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的機構和政策。在一系列事件的進展過程中，歐洲大陸國家對英國未能加盟深表遺憾，但英國卻不覺得遺憾。歐洲許多政要都從內心深處非常希望英國能夠加盟。比利時的歐洲政治家保爾-昂利·斯帕克不無遺憾地回憶說：「這道義上的領袖地位——是你們的，只要你們開口。」莫奈後來回顧舊事時也在想，如果是在英國的權威地位尚未遭到挑戰時，如果它選擇加入的話，那麼情況又將會發生什麼變化。10年之後，英國確實會重新考慮這一問題。但在戰後的歐洲，10年是一段漫長的時期，屆時恐怕一切都早已成了定局。

共產黨在1947年及以後的大選中確實成績斐然。因此很典型的是，在後來的政府構成中，共產黨，或者說新組成的「工人」或「聯合」黨顯然佔據了統治地位：即使還有合作夥伴的話，也被降到了徒有虛名或架空的位置上。在這一從統一陣線到共產黨獨攬大權的轉變過程中，蘇聯的策略在1948和1949年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加強國家控制和集體化，摧毀中產階級，清洗並懲罰真正的和假想的對手。

這些對蘇聯最初接管東歐之情況的描述，展現了該地區所有國家的普遍進程。斯大林的策略並沒有將民族差異性考慮在內。共產黨想要通過合法或表面合法的手段來確保安全，這看起來是斯大林的意願，至少在1947年秋之前是如此，但重點卻是在權力而非合法性上。這就是共產黨的策略變得越來越具有對抗性、對司法和政治的顧慮卻越來越少的原因所在。一旦明白選舉的勝利會為其開脫后，它甚至不惜犧牲外部的同情。

甚至在西歐，一些有左傾思想的法國和義大利社會黨成員也被共產黨吸引，受邀請合併成一股單獨的政治力量。在東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股壓力難以抵抗。在蘇佔德國區首先開始了這一進程，（在1946年的莫斯科秘密會議上）共產黨決定聯合比他們大得多的社會黨「同盟者」。這次合併以兩個月後「社會統一黨」的誕生而初戰告捷（在這些新成立的聯合黨派中故意避免使用「共產黨」的名字，這是這些合併的特徵之一）。事實證明，在蘇佔德國區，相當一部分社會民主黨的前領導人對這次合併採取了順從的態度，在新黨派和後來成立的民主德國新政府中，他們被授予了極高的權位。那些抗議或反對成立新黨的社會黨成員遭到了譴責、驅逐，甚至其中一小部分人還被迫退出了公共生活或遭流放。

斯大林套用了20年前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處事方式，開始著手處罰和誹謗「右派」。在斯特拉斯卡波雷巴，法國和義大利代表不得不聽從教訓，批評南斯拉夫代表愛德華·卡德里奇和米洛萬·德熱拉斯的革命戰略，他們作為「左派」的代表被挑選出來，並受到了蘇聯代表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的表揚。西方各國的共產黨代表（由於會議的批評矛頭同樣也清楚地指向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的黨代表）對此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他們曾經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一直追求的和平共處政策走到了盡頭。「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陣營」（援引日丹諾夫的話）形成了，以後將按新的路線行事。從此，莫斯科希望各國共產黨密切關注蘇聯利益，並使本國利益服從蘇聯的利益。

還有英聯邦國家。1950年，英聯邦範圍擴大到了非洲、南亞和美洲的大片地區，它們大多數仍然掌控在英國手裡。從馬來半島到黃金海岸（迦納）的殖民地是搖錢樹，提供了大量金錢以維持倫敦政府，即臭名昭著的「英鎊平衡」。英聯邦也是主要的原材料和糧食來源，英聯邦（大多數人還是傾向於稱其為帝國）都認同英國的民族身份，或者說在當時至少看起來是這樣。在大多數決策者看來，讓英國成為歐洲大陸體制的一部分，而把它同從現存狀態的其他發展方向中剝離開來，這明顯太過無恥了——也太不切合實際了。

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並沒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條約行事。1950年春，華盛頓政府還一直在擔憂，不知如何對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啟口，解釋只有讓德國重整軍備才是防衛西歐安全的最實際的希望——這種想法會讓每個人都覺得不安，並極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難以預料的反應。無論如何，沒有人願意為重整軍備而花費大量寶貴資源。因而，德國和法國都傾向於中立，這是出於毫無防衛能力而又要避免衝突時採取的一種選擇。如果不是因為這時正好爆發了朝鮮戰爭的話（這隻是一種與事實相悖的假設而已，因為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近代歐洲歷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現在的面貌了。

第三，基於上述兩點，柏林危機直接使西方的軍事預算得到重新審視。如果西方想保護德國不受蘇聯侵犯，那麼它本身就必須有一定實力才行。柏林危機剛出現時，美國曾經在英國部署了攜帶原子彈的戰略轟炸機群，當時美國擁有56顆原子彈。但華盛頓政府對如何使用這些原子彈並沒有明確政策（杜魯門本人尤其不願意使用它們），而且萬一蘇聯領先的話，美國在歐洲戰略上仍然考慮從歐洲大陸撤兵。

當然，鐵托沒有被制服。但當時他和他的國家實際上比表象看起來還要弱。若沒有西方國家越來越多的支持，鐵托很有可能難以逃脫蘇聯對他的經濟制裁和蘇聯干預所構成的頗有實效性的威脅——1948年南斯拉夫46%的貿易都是和蘇聯集團之間進行的，一年後，這一數字降到了14%，南斯拉夫為了自己獨立自主的行動而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在接下來的兩年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對它的攻擊步步緊逼。在善於使用修飾詞的列寧式的辱罵語彙里，鐵托成了「猶大鐵托及其煽動者」、「泛塞爾維亞和整個南斯拉夫資產階級的新沙皇」。他的追隨者們被罵為「無恥的叛徒和帝國主義的狗腿子」，「戰爭與死亡營里的害人的先驅、陰險的戰爭販子、希特勒的孝子賢孫」。南斯拉夫共產黨被貶為「一幫間諜、煽動者和劊子手」，「一群啃著帝國主義的骨頭、為美國的資本而吠叫、受美國牽制的狗」。

當然，捷克斯洛伐克是個明顯的例外。許多捷克人歡迎蘇聯人來做解放者。由於慕尼黑條約，他們對西方勢力並不抱有什麼幻想。依賴倫敦的愛德華·貝內斯的流亡政府是唯一一個早在1945年以前就向莫斯科明確表態的政府。1943年12月，貝內斯對莫洛托夫如此解釋他的處境：「在重大問題上，（我們）……會在言行上都配合蘇聯政府代表。」雖然貝內斯不一定像他的導師、已故的總統托馬斯·馬薩利克那麼警惕投入俄羅斯人或者說是蘇聯人懷抱的危險性，但他也不是一個蠢人。布拉格和莫斯科交好的原因和1938年前它九*九*藏*書尋求和巴黎關係親近一樣：因為捷克斯洛伐克是一個身處中歐、易受攻擊的弱小國家，它需要保護者。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是向前跨進了一大步。直到1947年末，還鮮有人預測到美國會加入歐洲的軍事同盟。實際上，在美國國會內部，也有許多人十分不情願認同這項公約的第五條（規定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一成員國遭襲擊時，其他成員國須提供援助）。而且，由於它只是一個有關大西洋的公約，而非歐美之間的聯盟，因此經過長達3個月的討論后，這一公約僅得到了國會層面的通過。事實上，迪恩·艾奇遜在參議院代表政府發表意見時，小心翼翼地堅持認為，美國實質上不會向歐洲派遣地面部隊。

這也正是美國的意圖。如果說美國現在已經第一次捲入歐洲聯盟的話，那也是因為華盛頓的很多美國人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認識和對馬歇爾計劃的認識一樣：它有助於歐洲人對自己感覺好一些，並能料理自己的事務——這裏意味著他們的自我防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本身並沒有改變歐洲的軍事平衡：在駐紮西歐的14個師里，美國只有兩個師。西歐盟國仍以12∶2的優勢遙遙領先。1949年，美國三軍參謀長預測，最早也要到1957年才能建立起萊茵河地區的有效防衛體系。因此，1949年4月9日，在華盛頓憲政廳舉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簽約儀式時，樂隊奏響一曲《我什麼也沒得到》……這倒並非不對頭。

其實，鐵托和斯大林之間的裂痕最早公開是在1948年2月，由斯大林譴責巴爾幹聯邦這一想法引起，蘇聯由此取消了貿易談判，接著又在下一個月召回了蘇聯駐貝爾格萊德的軍事顧問和民事顧問。雖然接下來進行了一系列的正式溝通和指責，雙方都宣稱是出於最良好的意願，但是鐵托拒絕參加即將召開的第二次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導致矛盾激化到頂點。因此在1948年6月28日那次會議上，正式出現了分裂。會上做出正式決議，把南斯拉夫開除出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理由是它不承認紅軍和蘇聯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和社會主義體制轉型中所起的主要作用。貝爾格萊德被正式指責為實行了民族主義外交政策和不正確的國內政策。事實是，南斯拉夫代表了國際上堪與斯大林獨裁勢力抗衡的一股「左翼反對派」力量，因而難免造成衝突：斯大林需要通過制服鐵托來向鐵托的共產黨同伴們明確表示：莫斯科不容反對。

但即使擁有了重要的、不斷增加的美國兵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只有靠一種途徑來實現它的目標，即重新裝備聯邦德國的軍事力量。由於發生了朝鮮戰爭，讓美國人意識到有必要重提這一敏感問題（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長會議上，迪恩·艾奇遜首次正式提出了這一觀點），雖然最初杜魯門總統本人還是不大情願。一方面，在歐洲重獲自由后才過了5年，沒人願意將武器重新交到德國人手裡；另一方面，在「雙占區」經歷了前三年的經濟困難后，還沒有要求德國人做點貢獻，現在又要把幾十億美元花在德國人對蘇聯進攻的防衛上，這多少顯得不正常。萬一如有人預測的，德國變成了一個緩衝區和未來的戰場，那麼就不容忽視一種危險：德國人會變得由於缺少同情心而滋長中立情緒。

結果，共產黨轉向採用施加壓力的措施，伴隨著公開的恐怖和壓迫行為。在1946年和1947年的選舉中，那些競爭對手遭到了誣衊、威脅、毆打和被捕，遭遇了像針對「法西斯分子」和其「合作者」一樣的對待，被監禁甚至槍殺。「人民」民兵助長了一種恐懼和不安的氛圍，共產黨發言人將此歸咎於政治批評家們。那些弱小或不受歡迎的非共產黨候選人成了公眾辱罵的目標，為了避免同樣的厄運，他們的同伴忍受著這種辱罵。因此，在保加利亞，早在1946年夏，農業聯盟黨的22名常務委員中就有7人、80名委員中有35人被監禁。最典型的一次是指控農業黨記者庫內夫，控訴他在一篇文章中「以一種真正的罪犯的姿態稱保加利亞政府是政治和經濟的夢想狂」。

如果斯大林不辭辛勞地想在東歐滲入或再次滲入他的權力的話，那他將要付出相當代價，因為他正在失去在德國獲得的先機。1948年6月1日，西方同盟國在倫敦開會，宣布了建立一個獨立的聯邦德國國家的計劃。6月18日宣布發行一種新貨幣：德國馬克，三天後就開始流通（這些紙幣是在美國秘密印製后，再由美國軍隊護送運回法蘭克福）。同時開始回收舊的帝國馬克，允許居民按1∶1的比率兌換手裡40%的舊馬克，其餘的舊幣換新幣則要按10∶1的比率兌換。雖然新貨幣一開始不受歡迎（因為導致了儲蓄受損、物價上漲，這讓許多居民無法購買東西），但很快就得到了認可，因為商店裡擺滿了貨物，農民和商人願意按照一種可靠的兌換率，以固定價格售貨。

關於歐洲戰爭要爆發的危險被極度地誇大了，但也並非空穴來風。斯大林正在考慮有可能的話進攻南斯拉夫，而非聯邦德國——但由於面對西方的軍備重整而放棄了這一打算。和西方國家誤解斯大林在朝鮮問題上的目的一樣，斯大林也錯誤估計了美國，他的情報部門準確提供了美國軍事裝備迅速升級的信息，以為他們對他的東歐地盤有進攻計劃。但當時對這些假設和錯誤估計並不清楚，所以政客們和將軍們只好儘可能地依賴有限的情報和先例來做出判斷。

事實證明，英國人雖然被剝奪了權利，但他們特別能忍耐——這部分地是因為他們相信，至少，這對社區里每個人都很公平——雖然對配給和管制的惱怒在加劇，一些工黨的大臣們產生了一定的清教徒式的家長制情緒（主要是財政大臣斯坦福·克利普斯爵士），這導致了20世紀50年代保守黨在大選中重新上台。這種「別無選擇，而只有政府才知道」的態度，使得英國戰後那一代人變得「謹慎、謙遜，對小恩小惠心存感激，不再野心勃勃」，小說家戴維·洛奇在回憶他的青年時代生活時這樣描述，這和他們後來的一代人迥然不同。其實這些恩惠可不小。特勒姆礦區退休的工會領導人山姆·華生在回憶1950年的工黨年會時說：「消除了貧窮，解決了溫飽，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我們的孩子們成長在一片充滿機遇的樂土上。」

共產黨在1945年和1946年宣傳的目標是「完成」未完成的1848年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那些嚴重缺失財產、平等和民主的地方，重新分配財產、保障平等並加強民主權利。這些至少在表面上看來可實現的目標，吸引了該地區以及西歐國家的許多人，他們願意從善意的一面去考慮斯大林及其意圖。然而，發生在民主德國、奧地利和匈牙利的一系列的地方和國家選舉，一下子就降低了共產黨本身的魅力。非常明顯（以匈牙利為例，在1945年11月布達佩斯市的選舉中），無論他們如何積極成功地置身當地影響勢力中，共產黨人從來就沒有能夠通過投票箱來獲得公眾勢力。除卻軍事佔領和經濟庇護方面的優勢外，共產黨候選人總是不斷地被那些舊自由黨、社會民主黨、農業黨或小土地擁有者黨派的代表所擊敗。

斯大林雖然早在1945年1月就對「缺乏經驗的」鐵托很惱怒，但他並不是一下子就得出了這些結論。由於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鐵托正在超越自己，而且還把南斯拉夫本地的革命樹立為與蘇聯革命相抗爭的模式，斯大林和鐵托之間的不和隨著地區政策的實際問題而開始顯現上升。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開始孕育野心，其實這早就根植于巴爾幹的歷史中，想要吞併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希臘部分地區，將南斯拉夫擴大為一個新的「巴爾幹聯邦」。這一主意在南斯拉夫境外也頗有吸引力——在索非亞的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特萊科·科斯托夫眼裡，這對保加利亞的經濟很有意義，並覺得這將進一步擺脫小國的民族主義，而正是這些民族主義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阻礙了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

紅軍若是想抵達北海，他們所需配備的只是靴子而已。

或者毋寧說，這是在讓社會黨加入共產黨。這是共產黨令人肅然起敬的一項策略。1918-1921年間，列寧的最初策略是分裂歐洲的社會黨，將激進的左派全部重新吸收進新成立的共產黨，並譴責社會黨的殘餘部分為反革命，讓他們遭到歷史的淘汰。但當各國共產黨在接下來的20年裡處於少數派地位時，莫斯科改變了策略，轉向了同（占絕大多數的）社會黨組成左翼「聯盟」的計劃——當然還是在共產黨的監管下。在當時東歐已經獲得解放的氛圍下，這種建議在許多社會黨人眼裡看起來比較敏感。

溫斯頓·丘吉爾曾是早期很有影響力的倡導某種形式的歐洲合併的人。1942年10月21日，他寫信給安東尼·艾登：「我必須承認，我的主要考慮都放在歐洲方面，在恢復歐洲的榮耀上……如果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使得歐洲古老國家的文化和獨立都蒙暗的話，那將是一場無法估量的災難。雖然現在還很難說，但我相信歐洲國家會在『歐洲委員會』的名義下，像一個大家庭一樣聯合起來。」但戰後的政治環境對實現這樣的理想來說並不合宜。最好的期望也只不過是建立一個歐洲對話的論壇，這一建議在1948年5月在海牙召開的「歐洲統一體運動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由這一建議而產生的「歐洲委員會」於1949年5月在斯特拉斯堡宣告成立，並於當年8月召開首次會議，英國、愛爾蘭、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義大利、瑞典、丹麥和挪威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

1945年的英國瀕臨破產邊緣。英國是所有國家中動員兵力最多、歷時最久的一個：1945年，在2 150萬名能就業的成人中，有1 000萬名男女在編或服役，差點就耗盡了國家的有限資源。溫斯頓·丘吉爾又竭盡所能，向美國借債，並拍賣英國的海外資產，以維持貨幣和物資流通。戰時的財政大臣曾說，這些年眼看著「英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損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兩倍，它失去了1/4的國民財富。

西歐的軍事重整確實規模較大。在杜魯門總統宣布國家處於緊急狀態后，美國的國防預算從1950年8月的155億美元上升到了1951年12月的700億美元。1952-1953年度的美國國防開支已經佔了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7.8%，而1949年才只佔4.7%。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里的美國盟友們響應華盛頓政府的要求，也增加了他們的國防開支：自從1946年穩步削減以來，到了1951-1952年，英國的軍費開支也上升到了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10%，增長速度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幾年的重整軍備時期還要快。法國也相應地提高了國防開支。到了1951-1953年，每一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的國防開支都上升到了戰後最高峰。

1947年7月巴黎召開的馬歇爾計劃談判結束時，人人都同意「德國經濟應當納入歐洲經濟整體，這樣才能有助於提高總體生活水平」。問題是如何納入呢？聯邦德國即使在1949年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之後，它和歐洲大陸其他部分並無任何有機聯繫，除了馬歇爾計劃要求提供的機械生產和被盟軍佔領外——而這兩點也都是臨時性的——大多數西歐人仍然把德國看成是一種威脅，而非合作夥伴。荷蘭一直在經濟上依附於德國——1939年以前，荷蘭48%的「看不見的」收入都來自德國通過荷蘭港口和水路的貿易——德國的經濟復興對他們來說至關重要。但是到了1947年，只有29%的荷蘭人對德國人態度「友善」，荷蘭希望經濟復甦后的德國在政治和軍事上仍處於弱勢，這點對荷蘭很重要。這一想法也深得比利時人贊同。除非德國勢力受到大不列顛的介入而實行抗衡，否則這兩個國家都不願意與德國合作。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只是一個空架子。英國後來的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對絕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除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能阻止另一場戰爭的爆發，否則它將毫無意義。他們不希望再次發生戰爭。」公約的初衷並不在於要取得多大的成就，而是在於它所代表的是什麼：和馬歇爾計劃（以及作為它的基礎的《布魯塞爾條約》）一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表明了戰後歐洲（和美國）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化——一種分享信息並在國防、安全、貿易和貨幣制度及其他許多領域里合作的意願。畢竟，要在和平時期實現一個完全聯盟化的統治，在實踐中肯定是聞所未聞而脫離實際的。

歐洲煤鋼共同體不是一個「黑色國際」。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個特別有效的經濟槓桿，因為高管機構從未真正行使過莫奈所設想的權力。相反，和那幾年裡的其他許許多多國際機構改革一樣，歐洲煤鋼共同體只是在心理空間上為歐洲的發展提供恢復了的自我信心。正如阿登納在10年後對麥克米倫解釋時所言，歐洲煤鋼共同體根本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經濟組織（因而，在他眼裡，英國置身事外是正確的）。這不是一個歐洲一體化的計劃，儘管這是莫奈的夢想，但它在簽署的時候卻體現了西歐最低限度的共同利益。這是一輛在經濟偽裝下的政治大車，一項克服法德之間敵意的手段。

正如後來所示，那些期望其實也不算太糟糕。波蘭共產黨的「盧布林委員會」經蘇聯授權成立於1944年7月，這樣蘇聯就可以在抵達華沙時就擁有一個一切準備就緒的政府來掌控大權。但這個委員會根本就沒什麼群眾基礎，只得到了當地尤其是年輕人的些許支持，他們強調和蘇聯「友好」，會有一些實質性的利益：可以有效防範德國重新佔領他們的領土（在當時確實存在這種憂慮），可以實現民族交換政策，例如波蘭可以清除剩餘的烏克蘭少數民族，而東歐各地的波蘭裔人可以在新的疆土邊界內重新定居下來。這些想法有助於處於民族邊緣化的波蘭共產黨人（他們當中也有許多人是猶太裔的）獲得機會，融入波蘭民族甚至它的政治傳統中去。

因此，鐵托煽動和鼓勵希臘的叛亂，這件事激怒了斯大林——他的判斷非常正確；如果沒有南斯拉夫的介入，希臘錯綜複雜的局面早就會自己得到和平解決——而且鐵托本人也會由於受到排斥，而進一步被踢出巴爾幹地區的政治圈子。但是鐵托不光在南巴爾幹半島上使斯大林尷尬，他同時也激起了英美兩國的怒火。在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亞半島，南斯拉夫的地域野心成了同盟國簽訂《義大利和約》的障礙：1947年9月《和約》最後簽署時，的里雅斯特地區一直懸而未定，同盟國軍隊仍然駐防在該地區以防南斯拉夫接管。在緊鄰的卡林西亞，奧地利最南端，鐵托要求按照南斯拉夫的意願分得這一地區，但斯大林寧願維持這一地區的未定現狀（這樣蘇聯就可以享有明顯有利條件，得以在奧地利東部屯兵，當然也包括在匈牙利駐軍）。

此外，各國之間還存在著重大差異。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蘇聯出手很重——部分原因是這兩個國家在戰爭期間曾經是蘇聯的敵人，另一部九*九*藏*書分原因是當地共產黨勢力較弱，但最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和蘇聯在地理位置上關係明顯，正好處於蘇聯版圖的外圍。在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人（前第三國際的總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早在1946年10月就大胆宣布，誰要是在選舉中不投共產黨的票，誰就被認作是叛徒。即使這樣，在接下來的大選中，議會465個席位中，共產黨的對手們還是贏得了101席。但反對派早已註定要失敗——佔領區的紅軍及其當地同盟者公開消滅反對勢力的唯一障礙是，他們需要和西方同盟國合作簽訂關於保加利亞的和平條約，來確保英美認可共產黨領導的保加利亞政府在保加利亞的合法權威。

農業黨、自由黨和其他主流黨派輕而易舉地成了眾矢之的，蒙上了法西斯主義和反民族情緒之名，最後被驅逐出了政治舞台。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最大、最複雜的一項障礙是當地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一直參与了共產黨的改革。在中歐和東歐，很難指控說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主義」或其同謀——他們也曾經和共產黨一樣遭到了壓迫。在農村占絕對優勢的東歐，只要存在著工人階級，他們就在傳統上忠於社會黨而非共產黨。因而，當共產黨無法輕易打敗社會黨的時候，他們就採取了加入他們的方式。

很顯然，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已經跟不上形勢了。在日丹諾夫發信給多列士的幾周后，6月2日。莫斯科和它的東歐鄰國及其衛星國簽訂了商務協議，以此作為一致對抗馬歇爾計劃的行動的一部分，並且打擊在該地區的對蘇聯影響力的威脅。布拉格、巴黎、羅馬所追求的並且此時被斯大林默認的合作策略，很快被日丹諾夫所宣布的兩大「陣營」之間矛盾不可調和的理論所代替，轉而退向對抗戰略。

真正使得這些計劃具有魅力的原因在於，它們是以共享泛歐洲利益的形式提出來的，而不是出於某一國家的私利考慮。他們是「歐洲人」，不是德國人，也不是法國人。在戰爭時期，這些想法受到了那些在絕望中認為可以從納粹統治下獲得好處的國家的高度重視。實際上，納粹們也顯然對歐洲進行了技術層面的綜合處理——拆除邊界、沒收財產、整合交通網路，等等——使得這一想法更具有可行性。把歐洲從它的過去和敵意中解放出來，這一想法也得到了各個國家的歡迎。擊敗納粹后的第四年，即1949年10月，喬治·凱南對迪恩·艾奇遜坦白說，他能夠理解人們對於德國在西歐事務中影響力上升所產生的憂慮，「戰爭期間我在那裡居住，常常想到，希特勒的『新秩序』之所以是錯誤的，原因只在於那是希特勒個人的。」

由於上述原因，到了1947年夏，斯大林私底下對南斯拉夫的惱怒就激化了。雖然保加利亞首都火車站上貼滿了鐵托、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畫像，匈牙利共產黨也開始詬病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治國模式，甚至在1947年末的莫斯科會議上，奴顏婢膝、滿腔忠誠的拉科西還向斯大林彙報了鐵托對他的私人的讚揚之辭，但這一切都不能使斯大林滿意。鐵托已經不僅僅是給蘇聯和西方盟國之間的關係製造了外交尷尬，他還在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惹麻煩。

羅貝爾·舒曼在1950年5月9日宣布了他的這一「計劃」，在5月8日，他曾事先告知迪恩·艾奇遜。英國事先並不知情。法國外交部對此滿心喜悅：這是首次對英美拋開巴黎制定決策的小小報復之一。這些決策中最近發生的一件是：就在8個月前，英國單方面將英鎊貶值30%，事先只通知了美國，而使得歐洲國家被迫跟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這一重新開始的經濟私利和歐洲各國之間缺少溝通帶來的風險，促使莫奈等人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遜向舒曼呼籲，為了法國的利益，帶頭把新建的聯邦德國納入歐洲事務中。法國人很清楚應該做些什麼——後來讓·莫奈曾提醒喬治·比鐸，美國肯定會鼓勵新獨立的聯邦德國提高鋼鐵產量，這樣一來鋼鐵就會大量湧入市場，從而迫使法國保護自己的鋼鐵工業，並由此減弱貿易萎縮。在本書卷一第3章，我們談到過莫奈自己的計劃取決於能否成功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這一計劃可以使法國復興。

英國並不反對建立歐洲關稅同盟——至少他們很贊成讓其他各國的歐洲人建立這種形式。令他們感到不安的是高管機構這一組織要被賦予超國家的執行權，哪怕只是指導產品生產和兩種商品間的價格而已。倫敦政府對此早有體會——1948年，貝文和工黨內閣商討美國提出的在將來成立一個歐洲經濟合作組織的建議，他主要考慮的是「各國代表團必須擁有有效控制權……以防秘書長（或『獨立的』主席）自作主張採取行動……各成員國必須服從組織下達的指示，這應該不成問題」。

這些感想在漢弗萊·詹寧斯1951年拍攝的英國紀錄片《家庭寫照》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片名本身也揭示了這一國家的顯著特徵——法國、義大利、德國和比利時的記錄片製片人根本不會想到起這樣的名字。這部片子是對英國特性的禮讚，濃墨重彩地描繪了在近年的戰爭中再度的苦難與輝煌，在這樣一個特別的地方瀰漫著的一種淡淡的孤芳自賞的驕傲。該片主要側重科技與進步、構想與工作，並不涉及英國的鄰國和盟友。它所展現的1951年的英國和1940年的英國實際上如出一轍：形單影隻。

此外，1948年2月，共產黨在布拉格策動了一場政變，利用非共產黨部長們（就共產黨滲透進入警察機構這一雖小卻很重要的事件）的草率辭職，獲得了國家大權。布拉格政變意義深遠，因為它恰恰發生在一個多少有些民主的國家裡，並且這個國家看起來曾經和蘇聯又是那麼友好。這引起了西方聯盟的震驚，他們由此判斷共產主義正在西進。但這一事件卻很有可能救了芬蘭人：由於捷克政變給德國和其他一些地區惹了麻煩，斯大林被迫在1949年4月和赫爾辛基妥協，簽訂了《友好條約》（最初是想以東歐方式解決芬蘭問題，先分裂其社會民主黨，再迫使他們和共產黨合併成立「芬蘭人民防衛同盟」，最後再讓後者執政）。

在外人看來，共產主義是一個單一的政治「整體」，成形於蘇聯，並受莫斯科「中心」的指揮。但在斯大林眼裡，情況要複雜得多了。從2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期間，除了在中國以外，莫斯科確實成功地控制了世界上的共產主義運動。但是，戰爭改變了一切。在與德國人的對抗中，蘇聯被迫求助於愛國、自由、民主和其他許多「資產階級」的目標。共產主義失去了它的革命狹隘性，小心翼翼地變成了反法西斯廣泛聯盟的一部分。當然，這也是戰前「人民陣線」的戰略，但到了30年代，莫斯科已經能夠牢牢掌控住各國的共產黨組織了——通過經濟援助、私人干涉和恐怖的手段。

南斯拉夫公開支持和鼓勵希臘的叛亂，一次是在1944年，還有一次比較嚴重，是在三年後希臘內戰的戰火重燃之時。這次援助主要和鐵托的自戀情結有關，幫助希臘共產黨是為了褒揚他自己的勝利，當然也和南斯拉夫對有爭議的希臘馬其頓的「斯拉夫」區感興趣有關。但希臘是在西方勢力的興趣範圍內，丘吉爾以及後來的杜魯門都曾對此明確表態過。斯大林不想在希臘問題上和西方挑起爭執，希臘對他來說只是次要問題。希臘共產黨天真地以為他們的起義會得到蘇聯的幫助，甚至有可能讓蘇聯軍隊介入其中，但這根本就不可能。相反，斯大林認為他們是一批毫無紀律的冒險家，在尋求一場失敗的革命，有可能會引起美國的干涉。

因此，維希政府的高級官員、后被「自由法蘭西」組織處死的皮埃爾·普謝構想出一個戰後歐洲秩序，各國取消關稅壁壘，整個大陸的歐洲經濟一體化，統一貨幣。普謝的想法得到了艾爾伯特·斯皮爾等人的認可，代表了在希特勒支持下的一種拿破崙式的大陸體制的升級，從而吸引了年輕一代的大陸官僚階層和技術人員，他們曾經歷過20世紀30年代制定的經濟政策所帶來的困苦。

在如此艱難的困境下，英國唯一的解困辦法是自我節制，面對這前所未有的自願拮据生活——這種貧窮催生了這些年來廣為讚譽的美好品德：昔日不可一世、常勝不敗的大不列顛看起來比整個歐洲以往任何戰敗的、被侵略或掠奪過的國家都更拮据、更寒酸、更陰沉而又堅定。一切物資都實行配給制，受政府限制和控制。1947年4月，編輯、散文家西里爾·康諾利承認，當時大家心裏都籠罩著一股消極情緒，通過對英國和美國之間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為了從心理上提高歐洲人的信心，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主要充當了軍事援助的角色，憑藉看起來似乎取之不竭的美國經濟資源，利用美國及其盟國的人力、物力資源建設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平時代。艾森豪威爾將軍以盟軍最高司令官的身份重返歐洲，在比利時和法國建立了盟軍司令部和行政機構。此時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毫不含糊地成了一個聯盟。它的首要任務就是軍事策劃者們所說的「繼續捍衛」歐洲安全：也就是說，在德國中部同蘇聯紅軍對峙。為執行這一任務，1952年2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委員會在里斯本召開的會議上達成共識，決定在此後的兩年內，至少要新編96個師的兵力。

當然，莫斯科不會善待聯邦德國的軍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後，蘇聯的情緒已經不是主要關注對象了。英國別無選擇，不管有多麼不情願，也只好在聯盟的有力控制下，尋找方式來裝備德國。法國一向最強烈地反對把武器交到德國人手中。法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可不是為了看到這一組織成為德國重整軍備的保護傘。法國成功地阻止並延緩重整德國軍備的進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這以前很久，法國的政策就經歷了很大轉變，巴黎政府相對坦然地接受了德國有限復興的現實。出於對落到列強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惱怒，法國率先發起了著手建設新歐洲的事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波蘭人也命中注定落入了蘇聯的勢力範圍。這是因為在地理上他們位於柏林通向莫斯科的必經之途；在歷史上，長久以來他們一直是俄羅斯帝國向西面實現勃勃雄心的心腹大患；而在波蘭，親蘇的當地政府通過公眾選擇而自然上台的希望又是十分渺茫。然而，與巴爾幹半島各國不同的是，波蘭是希特勒而非其他軸心國的犧牲品；成千上萬的波蘭士兵曾與同盟國軍隊一起並肩作戰在東、西戰線；波蘭人對戰後前途充滿了希望。

這次會議如期召開並持續了一個月，但如前所料，卻並未達成任何共同意見。事實上，這次會議的召開，恰恰是在聯邦德國議會剛在波恩通過了一項關於建立聯邦德國政府的《基本法》之後；一周后，作為回應，斯大林宣布了完成建立民主德國政府的計劃，正式成立時間是10月7日。6月20日，會議中斷了，聯邦德國的軍政府轉由美國、英國和法國三國的高級專員組成。雖然西方盟國保留了一定的控制權，並在必要時可以恢復直接行使權力，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成立了。1949年9月15日，緊隨著基督民主黨在8月份大選中的勝利，康拉德·阿登納成了聯邦德國的第一位總理。

一方面是出於性格上的謹慎，另一方面是無論如何還要和西方列強保持合作夥伴關係，因此斯大林從30年代人們熟悉的「人民陣線」和西班牙內戰中共產黨的實際經驗中想出了最初的戰略：贊成他們成立「陣線」政府，結成共產黨、社會黨和其他「反法西斯」團體的聯合陣線，排除和懲罰舊政權及其支持者，謹慎地、「民主」地實行改革，而非實施革命。到戰爭結束或剛結束后不久，東歐每個國家都出現了這樣的一個聯合政府。

6月23日，蘇聯政府做出反應，也發行了新貨幣——民主德國馬克，並切斷了連接柏林和聯邦德國的鐵路線（三周后又關閉了運河通道）。第二天，柏林的西方軍事政府阻止了蘇聯向西柏林輸送民主德國新貨幣的企圖——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因為柏林城是處在四國力量的控制下，西柏林從此就一直沒有落入蘇聯控制的民主德國範圍。隨著蘇聯軍隊對進入柏林城的地面交通管制的加強，美國和英國政府決定利用空運為它們自己的佔領區保障供給。6月26日，第一架運輸機降落在西柏林的藤珀爾霍夫空軍基地。

但是經濟狀況不容樂觀。英國政府不得不動用福利等公共事業的開支來彌補國防需求，這一選擇使得執政的工黨內部分裂，導致它在1951年大選中的失敗。在西歐，由於政府部門開支過大激發了通貨膨脹，居民生活費用上漲——法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后的兩年裡，消費品物價上漲了40%。剛剛開始享受到馬歇爾援助而獲益的西歐人，肯定不願意長期支持戰爭經濟。1951年美國頒布的《共同安全法》認識到了這一點，它立即廢除了馬歇爾計劃，而開始轉向軍事援助計劃。到1951年末，美國總計向西歐提供軍事援助近50億美元。

鐵托將南斯拉夫的民族統一主張和游擊革命的狂熱相結合，這越來越使斯大林覺得尷尬。根據《英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史》所說，1945年5月之後，在西方軍事圈內普遍存在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即將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話，那就是發生在的里雅斯特地區。但斯大林並沒有興趣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根本瞧不上義大利東北端這一不起眼的角落。他只是不大樂意看到義大利共產黨被他們的共產黨鄰國不討人喜歡的區域野心所為難。

由於軍備投入突飛猛進的增長而帶來的經濟影響也同樣前所未有。尤其是大批機械、工具和汽車訂單湧入德國。此外，德國人還得生產大批只有聯邦德國才能精加工的其他產品，因為當時聯邦德國被禁止生產武器，所以只有他們才能集中精力生產好其他一切產品。僅鋼產量這一項，聯邦德國從1946年的250萬噸增長到了1949年的900萬噸，1953年則接近1500萬噸。由於美國在海外花費巨資用於軍隊裝備、武器儲備、軍事布署和部隊供給，聯邦德國對歐洲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美元負債在短短一年內就減少了65%。都靈的菲亞特集團拿到了美國的第一批合同，生產支持地面部隊的噴氣式飛機（出於政治原因，這批合同由美國駐羅馬大使館出面敦促華盛頓政府而得以完成）。

哥特瓦爾德確信不需要蘇聯幫助，就能保證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獲勝，這一點不知道蘇聯領導人是否清楚。至少直到1947年秋，斯大林都沒有插手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捷克人驅逐了蘇台德地區的德國人（這引起了德國人對他們的仇恨，遂使捷克斯洛伐克更加依賴蘇聯），戰後，貝內斯政府把重點放在了經濟規劃、國有化和努力工作上，這使得1947年5月至少有一名法國記者將這種精神和蘇聯早先的斯達漢諾夫運動聯想起來。早在共產黨組建自己的政府和獨攬大權以前，布拉格的告示欄里就一直張貼著斯大林的畫像，把他的畫像和貝內斯總統的畫像掛在一起。1947年夏天，在蘇聯的要求下，外交部部https://read.99csw.com長揚·馬薩里克和他的同事們就斷然拒絕了馬歇爾的援助計劃。總之，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斯大林沒有什麼可指摘的。

有必要提醒的是，這也表明了蘇聯紅軍勢力的無所不在。烏克蘭第三方面軍的第37軍系由1944年9月佔領羅馬尼亞的紅軍派遣，一直駐守在保加利亞，直到1947年《和平條約》的簽訂為止。蘇聯軍隊在匈牙利駐留到50年代中期（1956年以後又再次駐守），在羅馬尼亞駐留到1958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整整40年的統治一直是在蘇聯軍隊的佔領下，蘇聯軍隊還經常在波蘭境內通行自如。後來發生的事件表明，蘇聯並不想離開這片歐洲的土地，而這片土地上的國家也因此把它們的前途和蘇聯這一強國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了一起。

柏林危機導致了三方面的重要結果。第一，它直接導致成立了兩個德國，4年前沒有一個同盟國會料到是這一結局。對西方各大國來說，這成了一項吸引人而又很現實的目標；實際上，鑒於德國統一后可能產生的口惠而實不至，沒有人會急吼吼地盼望它發生。正如9年後英國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答覆夏爾·戴高樂總統關於德國統一問題有何想法時所說的：「只是理論上說說罷了。從理論上說，我們必須一貫支持重新統一。那樣說，就不會有任何風險。」對斯大林而言，一旦他認識到既無法在德國人的效忠問題上和西方同盟國競爭，又沒法強迫他們放棄他們的計劃，那麼，建立一個獨立的民主德國共產黨國家可能就是最好的結局了。

布拉格政變喚醒了西歐社會黨人對東歐政治生活現實的認識。1948年2月29日，年邁的萊昂·布魯姆在法國社會黨報紙《大眾報》發表了一篇引起廣泛反響的文章，批評西歐社會黨未能站出來對東歐同志們的遭遇大胆說話。多虧布拉格政變，它使得法國、義大利和其他地方的非共產黨的左翼中的重要部分能堅決站在西方陣營一邊，這一事態的發展限制了共產黨在這些國家的活動，從而也導致了蘇聯勢力範圍之外的各國共產黨變得孤立和越來越虛弱。

1828年，德國詩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過早已為人熟知的觀察：「在他們的議會辯論中，英國人很少對某一原則發言。他們只爭論這樣東西有用還是無用，並且用事實來表態贊成還是反對。」1950年，英國拒絕了舒曼的邀請，因為他們認為加入歐洲經濟計劃是沒用的，再說他們也厭倦了歐洲大陸的長期糾紛。但英國這一遠離歐洲煤鐵同盟的決定，還是太出於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這是英國近年來的經歷所造成的特殊結果。1952年1月，安東尼·艾登在紐約演講，他在對聽眾總結英國的這一決定時說道：「對這種事情，我們骨子裡很明白不該做。」

英國不願意把自己的命運和歐洲的命運連在一起，同時還堅持維持自己的帝國地位，這激怒和惹火了美國人。然而在1950年，維護倫敦政府要比帝國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讓·莫奈後來在他的回憶錄中表示，英國沒有被入侵或佔領過：「她沒有必要抹煞歷史。」英國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歷看作是一次民族調和與整合的契機，而不是像在海峽對岸的人們認為的那樣，是對國家和民族結構的一次有害腐蝕。在法國，戰爭揭示了國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錯誤；在英國，戰爭看起來證實了其國家制度和習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確。對大多數不列顛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德國和英國之間展開的，英國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並且是正義的一方。

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領導的捷克共產黨真心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舉的方式上台執政。戰爭爆發前的1935年那次選舉中，他們贏得了捷克斯洛伐克民眾的愛戴，獲得了84.9萬張選票（佔總數的10%）。他們並沒有依靠紅軍，1945年11月紅軍就撤離了捷克斯洛伐克（雖然蘇聯以外交機構的形式在布拉格還是保留了一些情報人員和秘密警察）。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大選在一種真正自由但心理上充滿憂慮的氣氛中舉行了，共產黨在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的捷克區贏得了40.2%的選票，在大部分農村和天主教斯洛伐克地區獲得了31%的選票。只是斯洛伐克的民主黨表現更佳，它獲得了占斯洛伐克人口1/3的民眾的歡迎。

凱南只是在私下裡表達了他的觀點。在公開場合，1945年以後，很少有人願意對戰時的「新秩序」說一句好話，凱南完全低估了它所產生的低效率和不誠信。歐洲內部的經濟合作當然還在繼續——比如，和1943年一樣，戰後的讓·莫奈仍然相信，要想享受「繁榮和社會進步……歐洲各國必須形成……一個『歐洲實體』，成為一個單一的整體」。許多熱心「歐洲統一體運動」的人們在丘吉爾的慫恿下，於1947年1月成立了「歐洲統一運動」。

法國因此歡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做出承諾，保護它不受德國復甦之害，這是它在前三年裡一直無法通過外交途徑解決的問題。荷蘭和比利時也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看到了對未來德國復讎主義的阻礙。義大利的加入是為了獲得對阿爾奇德·德·加斯佩利的大力支持，從而抵制共產黨的批評。英國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簽訂的公約看成是把美國拉入歐洲防禦體系的標誌性成果。而杜魯門政府則對國會和美國人民宣稱，這是為了建立起防止蘇聯入侵北大西洋的一道屏障。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一任秘書長的伊斯梅勛爵有句聞名遐邇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目的是「為了趕走蘇聯，拉進美國，壓制德國」。

與此同時，歐洲煤鋼共同體提出的那些問題開始得到了自我解決。在1949年第四季度，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工業產量重新達到了1936年的水準；到1950年末，就又取得了三分之一的增長。1949年聯邦德國和歐洲的貿易平衡基於原材料出口（主要是煤）。一年後，即1950年，出現了貿易逆差，因為聯邦德國國內消耗了大量的原材料來促進當地的工業生產。到了1951年又出現了貿易順差，並在後來保持了好多年，這得感謝聯邦德國成批生產的產品出口。到1951年末，聯邦德國的出口水平增長達到了1948年的6倍，聯邦德國的煤、成品和貿易促進了歐洲經濟的復興——實際上，到了50年代末，西歐已經飽受煤供應過剩之苦。在這當中，歐洲煤鋼共同體起了多大作用，這有點令人懷疑——使得聯邦德國工業機器高速運轉的是朝鮮，而非舒曼。但是說到底，這一點並不重要。

對柏林的空運一直延續到1949年5月12日。在那11個月的時間里，西方盟國共空運了約230萬噸食物，一共起飛了27.75萬架次飛機，犧牲了73名盟軍飛行員。斯大林封鎖柏林的目的是迫使西方或者放棄該城（利用《波茨坦公告》中無任何文字保證西方同盟國可使用地面通道的漏洞），或者放棄建立一個獨立的聯邦德國國家的計劃。這正是斯大林的真實希望——柏林一直是斯大林用來談判的籌碼——但最終他的兩個目標都落空了。

相反，東歐的共產黨並不急於要求獲得總統、總理或外交部長的職務，而通常把這些職務讓給同他們聯合的黨派，例如社會黨、農業黨或自由黨。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的政府性質——共產黨只在其中佔有少數地位——有助於安撫西方觀察者。當地百姓可並沒有被愚弄，他們預先小心防範——1945年底羅馬尼亞共產黨黨員人數上升到了80萬——但在許多方面共產黨的策略還是相當令人心安地溫和的。除了土地集體化外，共產黨一直在敦促給無土地者分配土地。除了將「法西斯分子」的財產充公外，共產黨並沒有強制實行資產公有制或國有化——它要求得並不多，甚至比同它聯合的黨派要求的還少。也幾乎沒有將「社會主義」說成是目標。

斯克拉斯卡波雷巴會議后，各地的共產黨都迅速轉向對抗戰術：出現了一系列反對馬歇爾計劃的罷工、示威遊行和各種活動——在東歐還上升到奪權。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47年10月29日到30日在巴黎開會，宣告正式開始針對他們先前的同盟者社會黨的詆毀運動。義大利共產黨的轉向稍微晚了點，但在1948年1月的全國代表大會上，義大利共產黨也採用了「新路線」，它的焦點是「為和平而戰」。結果西歐共產黨遭遇了重重災難——他們被推到了國內事務的邊緣。在義大利，損失更重。由於梵蒂岡和美國大使館站在反共這一方，大肆干預，義大利共產黨在1948年4月的全國大選中遭到失敗。但是沒有關係。在日丹諾夫的「兩大陣營」理論中，西方陣營里的共產黨人只是處於次要的、搞破壞者的地位。

戰後英國的國內政策主要考慮社會正義問題和必要的機構改革。這在很大程度上針對的是以前各屆政府逐步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圍繞著急需解決的公共事業開支再度展開辯論——健康、教育、交通、住房、養老金，等等。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對人們為國家近年來所做犧牲的最好補償，但它也表明英國大多數選民（還有許多英國議員）對國家的貧困狀況以及為贏得對德曠日持久的戰爭所付出的代價一無所知。

1948-1949年的國際事件打開了這一死結。隨著布拉格政變、同意成立聯邦德國、柏林遭封鎖、計劃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喬治·比鐸和羅貝爾·舒曼等法國國務活動家們都清晰地意識到，法國必須重新調整對德路線。應當成立一個把魯爾和萊茵地區包括在內的聯邦德國政治實體——只是把弱小的薩爾州暫時排斥在德國主體之外了，因為薩爾州出產的煤不適合煉焦炭。如何才能使得這一新成立的聯邦德國的資源既能納入、又能促進法國的利益呢？

和1920年代其他雄心勃勃的計劃一樣，《鋼鐵條約》也沒能躲過1929年的經濟危機和作為其結果的大蕭條。但它進一步證實了1919年法國鋼鐵大王們所看到的事實：法國的鋼鐵業，由於阿爾薩斯——洛林區的回歸而規模翻了一番，現在卻得完全依賴從德國進口的焦炭和煤，因此需要尋求長期合作的基礎。這一狀況在德國人眼裡也很明顯，1940年納粹佔領法國，和貝當就支付和運輸方式達成協議，但是雙方很少有人料到，當時德國以戰爭形式迫使法國向德國提供能源的這一法德「合作」體制，會成為新的「歐洲」經濟秩序的萌芽。

從表面上看來，南斯拉夫的激進主義和南斯拉夫共產黨對這一戰略要地的牢牢掌控，對蘇聯是大大有利的，而且莫斯科與貝爾格萊德之間的關係還很熱絡。蘇聯毫不吝惜對鐵托及其領導的共產黨的溢美之詞，並且懷著極大的熱情，將南斯拉夫樹立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作為回報，南斯拉夫領導人利用一切場合表達他們對蘇聯的敬重，他們自認為是把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和政府引進巴爾幹半島的典範。米洛萬·德熱拉斯回憶說：「我們人人都在精神上傾向於蘇聯。要不是由於它那種傲慢大國式的忠誠標準，每個人都會繼續忠於它。」

事實上，控制比政策來得更重要。在東歐的每一個聯合政府——「祖國戰線」、「聯合統一政府」、「反法西斯團體聯盟」——里，共產黨都尋求對一些重要部門的控制權：內務部，給予共產黨控制警力和國家安全力量、准印或取締報紙的權力；司法部，控制清洗、公斷、裁決審判的權力；農業部，實行土地改革或重新分配的權力，由此廣施恩惠，贏得成千上百萬農民的忠心。其實這些都不是偶然的機遇巧合。共產黨還進入了重要的「去納粹化」委員會、地區行政委員會和工會組織中。

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出現的歐洲聯盟，這一概念並不新穎。19世紀時，曾在中歐和西歐出現過各種形式的關稅聯盟，它們當中有些成功了，有些失敗了。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還偶爾有過一些理想化的討論，認為歐洲的未來在於各不同地區的統一聯合。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又加強了這種想法，而不是消弭這種樂觀的展望。正如法國國務活動家、歐洲條約及其藍圖的積極規劃者阿利斯蒂德·勃里昂所堅持認為的：克服宿怨，想歐洲人所想、說歐洲人所說、感歐洲人所感的時代已經來臨了。1924年，法國經濟學家夏爾勒·紀德聯合歐洲其他簽約者，成立了歐洲關稅同盟國際委員會。3年後，英國外交次大臣承認，蔓延整個大陸的「泛歐」觀念令他「大吃一驚」。

這引起了戰後英國周期性的貨幣危機，因為必須努力償付以美元為主的巨額債務，而國內收入又在銳減。那也是馬歇爾計劃在英國未對工業投資和現代化起作用的原因之一：97%的對等資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都被用來償還國家巨債了。換作任何一個歐洲其他的中等國家，處在戰後英國這種困境下，都將面對無法解決的難題；另外，由於英國還負有全球範圍內的帝國責任，因而問題就更顯嚴重了。

德國人最先認可舒曼計劃。接著是義大利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雖然荷蘭一開始並不願意脫離英國而加入。但英國拒絕了舒曼計劃的邀請，而英國若不加入的話，斯堪的納維亞各國的加入就成了問題。因此，到了1951年4月，在簽訂《巴黎條約》、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時，只有6個西歐國家簽署。

如果說斯大林在策動布拉格政變時未曾料想到這些後果的話，那麼錯誤並不在於他老是通過蘇聯集團來推行他的指令，也不是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在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舉足輕重。布拉格所發生的一切——同一時期的德國也發生了一些事情，使蘇聯的政策由原來的阻礙與反https://read.99csw.com對迅速地轉向了同它的前盟友之間的公開對抗——是斯大林回到了上一個時代的風格，轉變了策略。這一轉變，總的來說是表現了斯大林因無法如其所願地控制歐洲和德國而產生的焦慮，同時最重要的是表現了他對南斯拉夫與日俱增的惱怒。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於1950年6月25日向朝鮮南部進攻，這是他最嚴重的判斷錯誤。美國人和西歐人立刻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為朝鮮的事情要麼能扭轉局面，要麼就是一個序幕，下一步可能就會是德國了——這種推論又由於烏布利希的話而得到了進一步確認，因為沃爾特·烏布利希不負責任地吹噓說，接下來聯邦德國就要垮台了。8個月前，蘇聯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導致美國軍事專家誇大事實地認為蘇聯正在準備戰爭；但即便如此，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沒有通過第68號文件（提交於1950年4月7日）關於增加預算的請求，只是同意對朝鮮宣戰。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讓·莫奈建議法國外交部長實施了歷史上所稱的「舒曼計劃」。這引起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外交革命，雖然它歷時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實質很簡單。用舒曼的話來說：「法國政府建議把法、德兩國所產的全部煤和鐵都交由一個聯合的高管機構管理，這一機構具備組織的基本框架，並對歐洲其他國家開放，允許它們加入合作。」舒曼的建議遠遠不止是一個鋼和煤的卡特爾，它已差不多是歐洲一體化的藍圖，代表了一種實際解決問題的方法，而這一問題從1945年起就一直在困擾著法國。在舒曼的計劃中，高管機構有權鼓勵競爭、制定價格政策、引導投資、代表成員國操作買賣。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從純粹的德國土地上掌控魯爾和德國的其他重要資源。它以歐洲方式解決了一個——這一個——法國問題。

德國政府立即對莫奈的計劃表示歡迎，他們當然會這樣做：康拉德·阿登納高興地對舒曼說，「法國政府的這一計劃考慮到了我們兩國之間的關係，這一關係曾經因互不信任和猜忌而一度陷於癱瘓，現在的計劃對建設性的合作是一次新的推動。」或者，用他更直率地對助手們的話來說，「這是我們的突破點！」這是聯邦德國第一次在加入國際組織方面和其他獨立國家平起平坐——並且，如阿登納所願，從現在起就和西方聯盟綁在一起。

因此，雖然身處「東」歐國家，但它在許多方面卻最具有西歐特點——它在歷史上就具備多元政治文化，是重要的城市和工業區，在戰前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戰後則實行西方傾向的社會民主政治——捷克斯洛伐克也是這一地區在1945年以後蘇聯的最親密同盟，雖然由於蘇聯的土地「調整」使它喪失了最東部的下喀爾巴阡山區的魯塞尼亞。那也是貝內斯在東歐和東南歐眾多的戰時流亡政府總理中唯一得以班師回朝的原因所在——1945年4月，他重組班子，聯合了7名共產黨人和其他4個黨派的11位部長。

對於他們三人，同樣地對於來自講雙語的盧森堡的同事、來自雙語和二元文化並存的比利時的同事、還有荷蘭人來說，歐洲合作計劃具有經濟的和文化的意義：他們很自然地認為，這是對克服文明危機做出了一大貢獻，這種危機在他們青年時代曾將歐洲世界搞得搖搖欲墜。由於均來自本國的邊緣區域，他們在那裡的身份一向是多重的，國界也一直在變換，因而舒曼和他的同事們用不著費多大麻煩，就能坐在一起憧憬各民族的主權在某些方面的融合。新成立的歐洲煤鋼共同體6個成員國直到此時才發現，在戰爭和被佔領期間，它們的主權就遭到了輕視和踐踏，它們根本就沒剩下什麼主權好丟失的。作為基督教民主黨，他們共同關心的是社會團結和集體責任，這使他們對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跨國「高管機構」來行使權力這一理念感覺貼心。

然而，波蘭共產黨在選舉中始終處於毫不起眼的少數派地位。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領導的波蘭農業黨在1945年12月統計的黨員人數為60萬，是共產黨領導的波蘭工人黨（1948年12月波蘭聯合工人黨、吸收社會黨人後組建的）積極分子的10倍。但是米科拉伊奇克曾是戰時的波蘭流亡政府總理，最終被他的政黨既反納粹又反蘇聯這一典型的波蘭人的固執態度而葬送了前程。

但到了1947年夏，一切都變了。1947年5月，擔任部長職務的一批共產黨人被逐出了法國和義大利政府。這對他們來說多少有點突然，法國共產黨領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在寄希望於他領導的共產黨能重新加入聯合政府，在1947年6月斯特拉斯堡舉行的共產黨代表大會上，他還稱那些提倡反對派全部出局的人為「冒險家」。西歐的共產黨人不知道該對馬歇爾計劃採取何種態度，只好拖延時日，最後從斯大林的否定中得到一些線索。總之，莫斯科和西方各國共產黨之間溝通不夠。在法國共產黨脫離政府後，安德列依·日丹諾夫發給多列士一封密函（相當重要，另外抄印了一份，給捷克共產黨領袖哥特瓦爾德）：「許多人認為法國共產黨的行動和我們一致。你知道事實不是如此。你們所採取的行動使蘇共中央委員會大吃一驚。」

在它們北面的幾個小鄰國卻行動積極。早在大戰結束前，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的流亡政府就簽署了《比荷盧協定》，取消關稅壁壘，尋求三國之間勞力、資本和服務的最終自由流動。1948年1月1日實現了比利時、荷蘭、盧森堡關稅同盟，接著又在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三國和法國、義大利之間進行了多次漫談，商討擴大合作範圍的計劃。但很可惜，這些「小歐洲」制訂了一半的計劃一碰到德國問題就被擱淺了。

該委員會既無權力又無權威，也不具備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們」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資本就是它的存在這一事實本身，雖然在1950年11月，它頒布了《歐洲人權公約》，它將對以後幾十年產生更大的影響。正如丘吉爾自己所認識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蘇黎世的一次演講中，他說：「重建歐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讓法國和德國建立夥伴關係。」但是法國在戰後的最初幾年裡，正如我們所知，並不想和德國建立夥伴關係。

歐洲分裂該由誰負責這一問題引起了不斷的學術爭論，從這一角度來看，有可能需要強調的是，斯大林和他的地方代表們肯定早已確定了他們的長遠目標。聯合政府是使那些在歷史上處於劣勢的各國共產黨走上通向權力的途徑；它們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而已。正如民主德國共產黨領導沃爾特·烏布利希對他的追隨者們私下解釋的一樣，當他們對黨的政策表示困惑不解時，他說：「再明白不過了——表面上要民主，但我們必須控制住每一件事。」

如果歐洲煤鋼共同體確實比它所宣稱的作用小——如果說法國組建一個超國家的組織只是為了控制一個他們繼續懷疑的聯邦德國，如果說歐洲經濟繁榮和高管機構的行為之間關係不大，而它們對競爭、就業和價格的影響甚微——那麼，為什麼英國要拒絕加入呢？既然它很重視，為什麼又離得遠遠的？

1947年，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共產黨政府的地位很獨特。和歐洲其他各國共產黨不同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通過自己的力量上台執政，既沒有依靠當地同盟，也沒有藉助外來支援。當然，英國在1943年12月就停止了對契特尼游擊隊的資助，而轉向支持鐵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最初幾年裡，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對於南斯拉夫的金錢資助（4.15億美元）已遠遠超過了歐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其中72%的資金來自於美國。但對當時來說，最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唯一一個成功地抵抗了德國和義大利侵略者的黨派。

當時，英國是歐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範圍內講英語的帝國主義共同體的一部分。它和美國的關係又非同一般。英國人對美國態度矛盾——和他們自己的節儉生活相比，他們遠遠地稱其為「奢華消費者的天堂」（作家馬爾科姆·布拉德伯雷語），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懷怨恨。兩國政府不斷標榜所謂的「關係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種程度上，這緣起於戰爭時期英國出席「峰會」的地位，在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英國是三大強國之一，也是第三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1952年英國成功進行了原子彈爆炸試驗。同時，戰爭期間兩國之間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多少也得歸因於英國人對美國特有的優越感，後者是在大英帝國鼎盛時期分裂出去的。

東歐的社會民主黨處在一種兩難境地。西方的社會黨經常鼓勵它們與共產黨合併，這要麼是天真地認為，只要那樣做，便使人人可以得益，要麼寄希望于緩衝共產黨的行動。直到1947年，東歐那些獨立的社會黨（即拒絕和共產黨同志們合作的社會黨）才被阻止加入國際社會黨組織，因為它們對「進步」力量聯盟來說是一種障礙。同時，它們在國內又遭受著屈辱和暴力。即使他們投入了共產黨的懷抱，境況也未見好轉——1948年2月在羅馬尼亞兩個黨派「聯合」的議會上，共產黨領導人安娜·鮑克譴責她的前社會黨同事，說他們蓄意破壞體制，對反動政府奴顏婢膝，「惡意中傷」蘇維埃。

但在歐洲人眼裡，情況完全兩樣。美國人並沒有將重點放在軍事同盟上，但歐洲人卻認為「比起以前只是紙上承諾的一鱗半爪，這次確實更重要」，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對國務院政策規劃處的同事如是說。或許這一點並不令人驚奇——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別的話好說。至少，英國還是一個島國。但法國卻和其他國家一樣不堪一擊：既抵抗不了原來的德國人，又抵抗不了現在的蘇聯人。

在蘇聯集團的其他國家裡，這些共產黨——社會黨「聯盟」的結構都大致相同，只是成立的時間稍微晚一些，基本上都是在1948年：羅馬尼亞是在1948年的2月，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在6月份，保加利亞在8月份，波蘭在12月份。那時，社會黨已經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在它們消失之前，已經早就不是在本國政治領域內的有效力量了。就像在德國一樣，那些聽從共產黨指揮的原社會黨人獲得了一些空頭銜。原來的社會黨人阿爾帕德·薩卡西茨在1948年7月30日被任命為匈牙利共和國第一任國家元首。

蘇聯對於波蘭的政治鬥爭如此感興趣，導致波蘭人在戰時——雅爾塔會議前後——的幻想看來更加虛幻而不切實際。而匈牙利關於「走匈牙利式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信念倒並不完全是幻想。戰後莫斯科對匈牙利的主要興趣在於構建一條將來紅軍可以通向西方、進入奧地利（或者是後來意圖向南進入南斯拉夫）的安全通道。因此，一旦當地共產黨人需要廣泛支持，他們的蘇聯顧問們就會很樂意上演「民主」策略，並且樂此不疲。

斯大林自己一開始也並不反對談論巴爾幹聯邦。斯大林在第三國際的心腹、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號領導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8年1月還在公開談論這一前景。但是這項在共產黨領導下把東南歐納入共同聯邦的誘人計劃還存在著兩大問題：其一，斯大林對此早就心存懷疑，當地的各國共產黨之間共同合作的基礎剛有眉目，馬上就顯現出其中有人想以此求得地區霸權。斯大林很可能馬上會給鐵托扣上一頂帽子，說他有野心。其二，顯得非常嚴重的是，在西方，鐵托正在給斯大林製造麻煩。

但在斯大林看來，南斯拉夫對布爾什維主義的投入總是太過熱情了。我們前文已經說過，斯大林對權力的興趣比對革命的興趣更大：應該由莫斯科來決定共產黨的戰略，由莫斯科來決定何時採取穩健路線、何時採取激進方式。作為世界革命的發源地，蘇聯不應當只是一種革命的模式，而它本身就是模式。在合適的條件下，力量薄弱的各國共產黨會效仿蘇聯，但他們想要跳出蘇聯的掌心，就會遭到批評。這也正是斯大林眼中鐵托根深蒂固的弱點。在他樹立東南歐共產黨標準的雄心方面，這位前游擊隊將軍跑到了蘇聯戰略的前面。他滿腦子想的都是革命的勝利：他正變得比國王還像國王。

然而在戰爭期間，它失去了這種控制權——以1943年第三國際的解散為標誌。戰爭結束后的最初幾年裡，也一直沒有完全恢復：在歐洲，南斯拉夫共產黨是唯一一個不需要蘇聯扶植就上台執政的黨派，但是義大利和法國的共產黨雖然表示繼續對莫斯科效忠，卻是一天一天靠著自己逐步成長起來的，沒有得到任何外來的建議和指令。這些共產黨領導人對斯大林的意圖並不知情。就像捷克共產黨，他們從蘇聯得到的指導更少，他們追求的是自己所描述的法國或義大利式的「社會主義道路」，採取聯合執政方式，在處理民族問題和黨內目標時，並不覺得那是不可調和的問題。

然而，斯大林的觀點也很清晰——早在共產黨佔領東歐以前，他就告訴過德熱拉斯。蘇聯參戰的目的是擊敗德國，重振雄風，確保蘇聯在西部邊防的安全。無論將來德國會變成什麼樣，德國和蘇聯之間的地區不應該懸而未決。從芬蘭到南斯拉夫之間這塊南北縱向的地區上，那些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小國政府雖然不值一提，但對蘇聯是一致敵對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尤其是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一直對莫斯科政府很不友好，疑心蘇聯會對他們入侵。在斯大林看來，唯一可以接受的結局就是，在那些事先還未併入蘇聯範圍的地區建立起蘇聯可以信賴並且不會威脅蘇聯安全的政府。

1945年2月，當匈牙利共產黨領導人馬迪亞斯·拉科西從莫斯科返回布達佩斯的時候，他尚可以依賴大約4 000名匈牙利共產黨人。在羅馬尼亞，根據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安娜·鮑克的自述，近2 000萬民眾中只剩下了不到1 000名的共產黨員。保加利亞的情況也不見好：1944年9月只有大約8 000名共產黨。只有在波希米亞和南斯拉夫的工業區，在那裡共產黨作為勝利的游擊隊抵抗組織保存了下來，共產主義這才得以代表了基層大眾。

鐵托和他的同伴遭到攻擊時，正好是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達巔峰狀態的那幾年。接下來就發生了大清洗和公開審判，弄明白這一點非常重要，毋庸置疑，斯大林確實看出了鐵托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害怕他可能會對其他各國共產黨或他們的政權產生腐蝕作用。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報紙和刊物上都堅持強調「從資本主義向社會https://read.99csw.com主義轉型過程中階級鬥爭的重要性」，認為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正面臨危險，並且提醒人們，這些正是1945年以後南斯拉夫共產黨推行的政策。因此，必須強調要對蘇聯和斯大林效忠，反對一切「民族主義」或「特殊形式的」社會主義道路，要求保持「高度警惕」。斯大林主義的第二輪冰河時代開始了。

「這場戰爭與以往有所不同。無論是哪一方佔領了一塊領土，都會在該地區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軍隊所及之處。情況就是這樣。」米洛萬·德熱拉斯在他的《與斯大林談話錄》中所述說的約瑟夫·斯大林的這段名言早已不是它最初的原話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絕不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場以軍事結果來決定社會制度的戰爭：16世紀的宗教戰爭以1555年簽訂的《奧格斯堡和約》宣告結束，制定了「教由國定」的原則，承認各邦諸侯有權自由選擇其所轄區的宗教信仰；在拿破崙征服的早期階段，即19世紀初的歐洲，軍事上的成功很快就在當地演變成法國式的社會的、制度上的大革命。

這種使得英國能夠遭災、忍受並最終戰勝苦難的無言的優越感，使英國區別於歐洲大陸，同時也塑造了戰後英國的政治文化。在1945年大選中，工黨在其歷史上首次以明顯優勢贏得了議會多數席位，並且，如前所述，通過大範圍的國有化進程和社會改革，在憲法里明確英國為世界上第一個普遍福利國家。政府的大多數改革受到了歡迎——但在根深蒂固的民族習性和喜好上改進極少。在1949年7月的《新政治家》中，J·B·普里斯特利說道：「我們是社會主義的君主國，這才是自由主義真正的最後一座紀念碑。」

自從1939年以來，英國為維持大國地位而付出的代價就在劇烈上升中。1934-1938年間，英國在軍事和外交上的開支是每年600萬英鎊。而在1947年，僅軍費開支一項，政府預算就達2.09億英鎊。1950年7月，朝鮮戰爭爆發的前夕——也就是說，是在戰爭爆發后各國相應地提高國防開支之前——英國海軍艦隊就遍布了大西洋，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也各有一支艦隊，同時還在「中國基地」擁有常駐軍。在全球範圍內，英國擁有常備的120支皇家空軍中隊，在香港、馬來半島、波斯灣、北非、的里雅斯特、奧地利、聯邦德國和英國國內，都擁有部隊或供養著部分常駐軍。此外，英國的巨資還耗費在世界範圍內的外交、領事和情報機構以及殖民地的公務開支上，這本身就是一副官僚、行政的重擔，儘管新近印度的獨立已然減輕了英國的負擔。

南斯拉夫的高度革命論在當時成了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絆腳石，現在看來也許是一種財富。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會議上，南斯拉夫共產黨被樹為明星。尤其是南斯拉夫在斯克拉斯卡波雷巴會議上表現出的紆尊降貴的姿態，令法國、義大利和其他國家的代表對此耿耿於懷：隨著蘇聯和南斯拉夫關係的破裂，各地共產黨無不拍手稱快，譴責「鐵托黨的叛變」，無需蘇聯的任何鼓勵，他們就大肆辱罵和嘲諷那些失寵的巴爾幹同志們。

回顧往事，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1945年以後要實現東歐民主的希望是比較渺茫的。中歐和東歐並不具備與生俱來的民主或自由傳統。在歐洲的這些地區，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時期的各國政府一直充斥著腐敗、威權主義，甚至嗜好謀殺。舊的統治階層充滿腐朽氣息。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時期的當權階級極其官僚，正是這一社會群體的人又將被招募為共產黨國家的行政幹部。藉著「社會主義」的調子，從落後的威權主義政治轉向共產黨的「大眾民主」，其實只有一步之遙，輕而易舉。因此，歷史的重演毫不稀奇。

因此，在英國官員眼裡，如果加入這樣的經濟組織，其成員國的經濟前景又如此模糊，對英國來說可能會得不償失。在舒曼計劃出台的前一年，根據高級公務員的私下描述，英國的立場處於「對和歐洲長期經濟合作毫無興趣。那樣一來，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們的資源，而最差的話會嚴重損害我們的經濟」。此外，必須補充的一點是，工黨對加入某種形式的歐洲大陸組織十分焦慮，認為那會限制其追求國內「社會主義」政策的自由，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黨的老工業團體的共同利益密切相關：在1950年，（短暫地）討論是否接受舒曼計劃時，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對他的內閣解釋說：「它毫無用處，我們不能那樣做，達勒姆的礦工們不會答應的。」

軍事上的重新考慮是由捷克的政變引起的。捷克政變之後，歐洲進入了一個高度危險期，關於戰爭的議論很多。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甚至連克雷將軍都感受到了這種到處蔓延的恐懼：「幾個月來，根據邏輯分析，我原以為並且認定至少10年之內不會再發生戰爭。但最近幾周里，我感覺到蘇聯態度有了微妙的變化，雖然我一時之間無法描述，但我有一種感覺，可能會在突然之間發生劇烈變化。」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對馬歇爾計劃的立法，歐洲各盟國之間也於1948年3月17日簽署了《布魯塞爾條約》。《布魯塞爾條約》的簽訂，將英國、法國和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捆綁在一起達50年，「利用互相援助力量的合作措施，防止德國再度發動侵略」，因為當時歐洲政治家們明顯意識到了無法面對蘇聯的壓力。在這一方面，他們和以前一樣易受侵略：正如荷蘭外交部長德克·斯迪克在回憶時說的，「對於美國的支持，我們歐洲只是得到了杜魯門總統的口頭承諾而已。」

斯大林對「社會主義」在波蘭取得的勝利多少有些漠然，後來發生的事件都能揭示這一點。但他對波蘭政策的總體思路十分關注，尤其是波蘭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隨著德國的退出，波蘭成了他最關心的問題，至少在歐洲問題上是如此。相應地，農民黨的地位岌岌可危，被推向了邊緣：它的支持者們遭到了威脅，它的領導者們遭到了攻擊，它的信譽也遭到了懷疑和抨擊。在1947年1月，波蘭的議會選舉完全被|操縱了，共產黨領導的「民主派集團」獲得了80%的選票，農民黨只得到10%的選票。9個月後，米科拉伊奇克為保性命，逃離了波蘭。以後的幾年裡，戰時的「內衛軍」（Home Army）剩餘力量仍以游擊隊的形式來反對共產黨政權，但他們的行動已經於事無補，毫無希望。

但是在另一方面，除了在軍事上佔有壓倒性的優勢外，蘇聯對西方鄰國的內部事務幾乎毫無影響力。這個地區的大部分地方，在先前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里，共產黨人被禁止參与公共生活和合法的政治活動。即使在那些共產黨佔有合法地位的國家裡，他們對蘇聯的認可以及1927年後的大多數時間里受莫斯科方面僵硬、偏執的影響，將他們自身推到了東歐政治的邊緣。蘇聯後來的一些做法，他們對在莫斯科避難的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人的監禁和清洗政策，又加深了他們的弱勢——對波蘭領導人事件的處理，差點導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波蘭共產黨的滅亡。

老實說，令人奇怪的是，大戰反而使得法國和德國相互間更加依賴。隨著戰後分裂的瓦解，巴黎放棄了強制德國賠償的努力，在1926年9月，法國、德國、盧森堡、比利時和薩爾區（當時仍是自治區）簽署了國際《鋼鐵條約》，用來規範鋼鐵生產，防止生產能力過剩。雖然第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和匈牙利也加入了《鋼鐵條約》，但它只是一個傳統類型的卡特爾。但德國總理古斯塔夫·斯特萊斯曼當然從中看到了未來跨國聯動的雛形。在這一點上，他並不孤單。

第二，柏林危機使美國第一次在前途未卜的歐洲展示了它的強大軍事實力。這是英國外交部長歐內斯特·貝文的成就——正是貝文成功地敦促美國對柏林的空投。當時杜魯門被馬歇爾和克雷將軍（美軍駐柏林司令官）說動了，認為值得冒險一試。法國是所有捲入柏林危機的國家中最不積極的一個，因為從1948年7月18日到9月10日期間，它正面臨著國內的政治危機，在國民議會中各黨派的統治優勢均不明顯。

在勝利的鼓舞下，鐵托領導的共產黨人根本不想走東歐其他被解放國家的那種聯合政府之路，他們立刻消滅了所有的敵人。1945年11月，在戰後的第一次選舉中，選舉者們明確無疑地面對著一種選擇：或者是鐵托的「人民陣線」……或者是一隻公然貼著「反對派」標記的瓮。1946年1月，南斯拉夫共產黨引進了一套直接效仿蘇聯的政治體制。鐵托推行這套制度時變本加厲，他大肆逮捕、監禁和處死他的反對者，同時強制實行土地的集體化。而同時代的鄰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共產黨還在小心翼翼地樹立其更能被人接受的形象。看起來南斯拉夫正處於歐洲共產主義的強硬前沿。

因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受到了巴黎政府舉雙手歡迎：這將有助於把抵抗蘇聯的防禦線比目前更進一步向東推進——正如查爾斯·波倫早在北大西洋公約簽訂前的好幾個月里就說過的，「（法國人）的微薄信心只在於一個事實，即不管美國軍隊的數量是多少，他們畢竟擋在了法國和紅軍中間」。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也有助於在防止德國的復讎方面增強安全感。事實上也正是由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承諾保護，使內心深處還牢記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果的法國也同意聯邦德國建立國家。

在羅馬尼亞，共產黨的地位比在保加利亞還要低微。在保加利亞歷史上還曾有過親俄羅斯情結，使共產黨可以利用。雖然蘇聯人對羅馬尼亞保證過會歸還其特蘭西瓦尼亞北部地區（1940年在脅迫下割讓給了匈牙利），但斯大林根本就不想歸還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這兩塊地方早就併入了蘇聯，他也不願意歸還與保加利亞接壤的羅馬尼亞東南地區的南多布羅加。結果，在兩次大戰期間，羅馬尼亞共產黨被迫放棄了這一重要地區，完全受束縛于蘇聯提出的對當時還屬於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的土地要求。

西方盟國不僅繼續緊緊抓住柏林不放（連他們自己都覺得有些奇怪，而西柏林人在無限感激的同時也覺得奇怪），而且由於蘇聯的阻撓，接著是布拉格政變，反而更堅定了他們的決心，要繼續實施他們關於聯邦德國的計劃，他們使得分別設立德國的設想越來越得到德國人自己的認同。1949年4月，法國加入了「雙占區」，創立了一個獨立的聯邦德國經濟體，擁有4 900萬居民（而蘇占區只有1 700萬人口）。

英國不願交出任何國家權力，這與莫奈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的目的明顯地格格不入。英國認為歐洲煤鋼共同體是歐洲大陸想楔入英國事務的苗頭，因其含意不明而更具危險性。貝文對艾奇遜解釋英國拒絕加入的理由時說：「這樣重大的事情，風險也大，我們可不能盲目贊同。我確信換了美國處在這樣的境況，也會這樣考慮的。」或者，他用豐富多彩的語言跟他的助手們如此解釋對歐洲委員會的擔憂：「如果你打開那隻潘多拉盒子，你根本不知道會跳出什麼樣的特洛伊木馬來。」

英國的理由還有一部分涉及經濟方面。英國經濟，尤其是涉及貿易方面，看起來比它的歐洲大陸鄰國健康多了。1947年英國出口總值相當於法國、義大利、聯邦德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挪威和丹麥這些國家的出口總額。當時西歐各國的貿易主要在其內部進行，而英國則在全世界進行商品貿易——實際上，到了1950年英國對歐洲的貿易比1913年的還要少很多。

此外，羅馬尼亞、波蘭或匈牙利轉回1939年以前的政客和政策，也極大地削弱了反共產黨的力量，至少直到1949年以後他們才對蘇聯的恐怖勢力感到害怕。畢竟，像法國共產黨領導人雅克·杜格勞斯在共產黨日報《人道報》1948年7月1日的文章中狡黠地提出的：蘇聯的保護難道不是既防止了這些國家回到原來痛苦的老日子又阻礙了他們真正的民族獨立嗎？當時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這麼認為。丘吉爾注意到：「總有一天，德國人會要求歸還他們的土地，而波蘭人將無法阻止他們。」現在蘇聯自命為羅馬尼亞和波蘭新邊界的捍衛者，更不用說那些驅逐了德國人之後重新分配到這一整個地區的其他土地了。

英國首先向華盛頓提出新的方案。在1948年1月22日的議會發言中，貝文提出讓英國和它的大陸鄰國之間組成共同防禦戰略，成立一個「西歐聯盟」，這樣一來，英國的安全問題就不再脫離歐洲大陸國家了——這與英國原來的思路大相徑庭，意義重大。這一西歐聯盟根據《布魯塞爾條約》正式宣告成立，但貝文在3月11日給馬歇爾的口信中解釋說：只有把安全範圍擴大到將北大西洋作為整體統一考慮，這樣的組織才會確有實效——關於這一點，馬歇爾深表同意，因為當時斯大林正在對挪威大力施壓，要求它和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但是事實證明，在匈牙利，即使在布達佩斯，共產黨也一直影響不大。而「小農黨」（在匈牙利相當於其他地方的農業黨）儘管被看作是反動派甚至是法西斯黨，卻穩穩佔據了1945年11月全國大選的絕對優勢。後來在社會黨的支持下（其領導人安娜·凱斯里拒不相信共產黨會在選舉上弄虛作假），共產黨成功驅逐了議會裡小農黨的一些議員，並在1947年2月起訴他們陰謀造反，指控他們的領導人貝拉·科瓦茨是反對紅軍的間諜（科瓦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在1956年得以回國）。在1947年8月新一輪的選舉中，雖然共產黨人、內務部長拉茲羅·拉吉克厚顏無恥地暗中大做文章，但共產黨還是只保住了22%的選票，儘管小農黨也下跌到了只有15%的選票。在這樣的情況下，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道路迅速地和它的東歐鄰國匯聚到了一起。在接下來的1949年5月的選舉中，「人民陣線」贏得了95.6%的選票。

這是一個節衣縮食的年代。為了增加出口（由此獲得大量外匯收入），幾乎所有的東西要麼按配給供應，要麼根本就買不到：肉、糖、衣服、汽車、汽油、出國旅行，甚至糖果。1946年時，連麵包也實行了配給制，直到1948年7月才取消，這在戰爭期間都未發生過。1949年11月5日，英國政府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篝火晚會慶祝解除管制。但是到了朝鮮戰爭時期，不得不重新實施許多控制手段，老百姓再次勒緊了腰帶，直到1954年，英國才取消了基本食物的配給制——比歐洲其他國家晚了許多。英國戰後的街景倒是讓蘇聯集團各國的人民比較熟悉——一位英國主婦回憶說，那些年裡，「買什麼都要排隊，唉，甚至你都不知道在賣什麼……你就加入了排隊隊伍，因為你知道那裡肯定是有東西在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