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壓迫、審查甚至獨裁專制，這些手段在奉行斯大林主義之前對歐洲東半部來說並不陌生，雖然相比較而言，大家普遍更傾向於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時期匈牙利、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審訊和監禁做法，而非「大眾民主」的做法。1947年後共產黨國家所建立的統治和恐怖機構在斯大林手下人員的努力下變得更趨完善，但其實大部分根本沒有必要從東方照搬，它們早就存在了。尤根·圖爾卡努一手創建的皮特什蒂監獄為共產黨安全局服務，這並非出自偶然巧合，他早期曾是雅西大學學生運動積極分子，參与了羅馬尼亞內戰時期的法西斯組織「鐵軍」。

當共產黨接管東歐時，許多領導幹部都有猶太血統。在次級領導人中，這一比例更是明顯：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警察局長都是猶太人，還有經濟政策制定者、行政管理首長、著名記者和黨的理論家們。在匈牙利，黨的領袖（馬迪亞斯·拉科西）是猶太人；在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黨的領袖不是猶太人，但是他們的核心領導層里大部分都是猶太人。蘇聯集團的猶太裔共產黨人完全得感謝斯大林。通常在長期流放后，他們又回到了原來各自的國家，但是並不受歡迎：不管是作為共產黨人還是作為猶太人。戰爭和被佔領的經歷，使得當地人比以前更加討厭猶太人（戰爭剛一結束，海達·馬格里斯從奧斯維辛死亡之旅逃脫性命回家后，一個鄰居問她「你為什麼要回來呢？」；在聽命於斯大林這方面，東歐的猶太裔共產黨人也許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值得信賴。

出於各種原因，對納粹殘暴行為中明顯的種族主義性質輕描淡寫是符合蘇聯目的的：對巴比亞爾地區烏克蘭猶太人的大屠殺被官方記載為「對和平的蘇聯公民的謀殺」，就像戰後對奧斯維辛的回憶僅限於大體上談及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馬克思主義的詞彙里沒有種族主義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猶太人在身後又被同化到了他們生前深受嫌惡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這種假設的猶太人的世界性特徵——這是斯大林希望從德國發動進攻后的黑暗歲月里得益的國際關係——再一次被用來反對猶太人，在斯大林眼裡，它確定了冷戰的戰線，可能造成對戰時國際接觸和溝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在歐洲中部和東部則不存在這樣的先例。事實上，它只是沒有安全感的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其他小國家與民族的民族主義的一部分，他們自認為是遠離歐洲文明邊緣的先驅；但卻是受到低估了的歐洲重要遺產的捍衛者——就像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對自己的理解一樣，非常合理，他們居住在歐洲大陸的正中心。羅馬尼亞和波蘭知識分子在思想和藝術上追求巴黎時尚，正如哈布斯堡王朝後期那些講德語的知識分子一樣，從下喀爾巴阡山區的萊茵區到的里亞斯特，一直都以維也納為楷模。

相比之下，羅馬尼亞的起訴可能是最為嚴峻的，也是歷時最久的。100多萬人被關押在監獄、勞改營或充當多瑙河——黑海海峽這一工程的工奴——其中死了好幾萬人，這些數字中還不包括那些被流放到蘇聯的人在內。羅馬尼亞監獄和各種形式的「試驗」獄的條件之艱苦嚴苛是非常出名的，其中猶以皮特什蒂監獄最為著名，從1949年12月到1952年末的3年裡，被關押的犯人們被鼓勵通過折磨身心來接受「再教育」。被關押的受害者中大多數都是學生、「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非共產黨政治家。

僅限於一個外省城市的比爾森遊行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了。但是幾天以後，卻在北面幾十英裡外爆發了一場更大的抗議，反對大幅度提高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官方工作標準（但不給付報酬）。這些都是一個不受歡迎的政府強加的，這個政權早已（並非最後一次）變得比它在莫斯科的蘇聯主人還要嚴酷無情，蘇聯曾建議民主德國共產黨領導同意改革，並就向聯邦德國輸送熟練技術工人一事做出妥協，但民主德國政府對此不予理睬。6月16日，民主德國全國大約40萬工人舉行了大罷工，柏林也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在早期的公審中，審判情況令人震驚，除了那些確實和德國有染的人和那些罪行早就為人所知的以外，他們公開否認有罪或否認他們的「叛國」罪行。1947年8月，在那場明顯受操縱的對農民黨領導人尼古拉·佩特科夫及其「共犯」的索非亞公審中，受指控的每5人中有4個人雖遭到折磨和偽證，還是堅持宣稱自己無罪。

戰後這些地區對納粹合作者和叛徒的最初審判也同樣反映了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在1945年到1947年間，波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農民黨領導人都遭到了逮捕、審訊和槍斃，罪名或真或假，從戰時的法西斯同謀到西方間諜不等；但在每個案子中，起訴者都特別小心地以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人民」的身份詆毀那些人的愛國心和名譽。那些拒絕投入共產黨懷抱的社會黨人，如保加利亞的克拉斯廷·帕爾塔柯夫（1946年受審並被判入獄，3年後死於獄中），被單獨列為人民公敵受到處罰。

公審的主要被告們都是共產黨人。還有一些被清洗的共產黨人並沒有舉行公審，有的甚至根本就沒有經過任何司法程序。但是，在蘇聯及其衛星國里，那些斯大林的受害者中，絕大多數人並不全都是共產黨。在捷克斯洛伐克，從1948年到1954年，在占人口1%的那些被判入獄或工作勞教的人中，共產黨只佔了1/10，在死刑犯中只佔1/20。在民主德國，1950年2月8日，成立了「斯塔西」組織，監管和控制共產黨及其他所有社會組織。日常生活中，斯大林不僅懷疑那些和西方有過接觸或在西方生活過的共產黨人，還懷疑任何一位生活在蘇聯統治集團以外的人。

但是，隨著國內那些非共產黨員敵人的死亡、監禁或流放，蘇聯的專制又面臨著什麼樣的真正危險呢？知識分子或被收買，或被恐嚇。軍隊都被牢牢掌控在蘇聯佔領軍的手裡。大眾的示威抗議對共產黨的統治產生了重要的威脅，因為它會嚴重腐蝕「工農」國家的信譽。但在早些年裡，人民民主在他們宣稱代表的無產階級中間雖然一向聞所未聞。但是，消滅中產階級和驅逐弱小民族，倒是給那些鄉村農民、產業工人和他們的孩子們提供了一些往上爬的動力和希望。

在蘇聯人看來，波蘭的反抗令人惱怒，戰時成立的波蘭地下組織針對共產黨的統治展開了游擊戰，至少一直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末，但似乎也並不值得一提。戰後波蘭不是以東部6.9萬平方英里從蘇聯手裡換得了4萬平方英里的良田嗎？而且莫斯科不是波蘭抵制人人害怕發生的德國復興的（唯一的）保障嗎？還有，波蘭已經擺脫了戰前的國內少數民族：猶太人被德國人屠殺了，德國人和烏克蘭人又被蘇聯人驅逐出境了。此時的波蘭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波蘭都更「波蘭」，這可得多多感謝莫斯科。

在斯大林眼裡，任何在西方逗留過的共產黨人，只要是發生在脫離蘇聯控制的情況下，就值得懷疑——不管他或她在那裡做了些什麼。那些在30年代西班牙內戰時期積极參与的共產黨人——其中有許多來自東歐和德國——首先值得懷疑。而拉茲羅·拉吉克曾在西班牙服役（擔任「拉科斯營部」的政委）；奧托·斯林格也一樣，他是斯蘭斯基案中的共同被告之一。佛朗哥得勝后，許多西班牙老兵都逃到了法國，結果卻被關在法國人的戰犯拘留營里。在那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加入了法國抵抗運動，和來自德國及流亡法國避難的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一起組成隊伍。法國共產黨把這些男男女女們組織起來成為地下共產黨的分支，名為「移民工作隊」（MOI）。戰後傑出的共產黨人如阿圖爾·倫敦（另一位斯蘭斯基案的被告）在MOI組織的戰時工作中和西方有過很多接觸和聯繫，因此也就引起了斯大林的懷疑並在後來受到指控。

上面這種說法略帶嘲諷意味。歐洲各國的共產黨，尤其是中歐和東歐的共產黨組織里，他們的黨員人數大多靠猶太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猶太人是受壓迫和被厭惡的少數民族。年輕的世俗猶太人幾乎沒多少政治選擇：猶太復國主義、邦得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這是合法的）或共產主義。在這些派別中，毫不妥協地反民族主義的、最有抱負的共產主義顯然吸引力最大。不管過去有多少缺點，蘇聯為當時面對選擇「威權主義的過去」還是「法西斯主義的未來」的中歐和東歐國家提供了一次革命機會。

對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公開審判，相對東歐各國搜捕鐵托主義者並對他們實施秘密審判和裁決的事件而言，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受害最深的是與南斯拉夫接壤的「南鄰」共產黨國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僅在匈牙利——鑒於與南斯拉夫的近鄰關係，塞爾維亞的伏伊伏丁那區匈牙利少數民族眾多，以及在1947年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緊密同盟，斯大林對鐵托主義抬頭的害怕不無道理——大約有2 000名共產黨幹部被立即處決，更有15萬人被判有期徒刑，35萬人被開除黨籍（這就意味著失去工作、住房、特權和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負責執行審訊的安全部上校弗拉基米爾·科馬洛夫想擴大起訴範圍，將事情說成是揭露猶太人反蘇陰謀，指責他們是受到了美國和特拉維夫的指使。他曾對其中一位被捕者所羅門·羅佐夫斯基說道：「猶太人是低等、骯髒的民族，猶太人個個都是卑劣的雜種，所有的反黨活動都有猶太人的份，蘇聯的所有猶太人都在進行一場推翻蘇聯的秘密活動。猶太人想滅絕蘇聯人。」然而，這種公開的反猶主義即使在斯大林看來也多少有些感到難堪；最後，這15名被告（都是猶太人）於1952年夏被軍事法庭秘密審判。只有一人除外，其他都被處死；唯一的倖存者是麗娜·施特恩，她被判處10年監禁。

據估算，到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從民主德國、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剝削所得遠遠超出了它的佔領成本；在捷克斯洛伐克收支持平。1945年到1960年間，保加利亞和波蘭，尤其是後者，與它們對蘇聯的貿易和供給相比，得到了莫斯科更多的援助。這樣一種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錯綜複雜的經濟利益關係，對於殖民主義歷史學家來說並不陌生。由此看來，蘇聯和它佔領的西面國家之間是一種傳統的「帝國」關係（只是在蘇聯這個案例上，帝國中心比隸屬它的邊緣區更加貧窮落後）。

鮑克幸運得多了：由於受到莫斯科方面的保護（最初是斯大林，後來是莫洛托夫），她從未被直接攻擊為「猶太復國主義者」，1952年9月被開除出黨后，她就默默無聞地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一直活到1960年去世。相比東歐其他國家，羅馬尼亞共產黨勢力更小、也更孤立，老是發生內訌。對「右翼」帕特拉斯卡努和「左派」鮑克的勝利，對心存邪惡的獨裁者喬治烏-德治來說是一次重要的派系勝利，他的統治風格（和他的後繼者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一樣）是對過去巴爾幹半島各國專制統治的病態戀舊。

到了公審的第四天，布拉格共產黨日報《真理報》發表社訊說：「一見到這批冷酷無情的人，就會厭惡、憎恨得渾身發抖。猶大斯蘭斯基。」文章接著寫道：「這些外來力量，這批烏合之眾劣跡斑斑」。作者解釋說，沒有一位捷克人，會犯下這樣的罪行：「只有那些犬儒主義的猶太復國者們，沒有祖國……自作聰明的世界民族主義者，會在美元面前出賣自己。他們的犯罪動機是猶太復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猶太民族主義和種族沙文主義。」

很顯然，主要的敵人是指農民和資產階級。但實踐過程中知識分子卻成了最易被攻擊的靶子，正和納粹統治時期一樣。安德列依·日丹諾夫惡毒攻擊安娜·阿赫瑪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邊賣淫一邊樹貞節牌坊。阿赫瑪托娃的詩歌完全遠離了人民大眾」——反映了傳統的斯大林主義者反知識分子的主題所在：宗教、娼妓、脫離人民大眾。假如阿赫瑪托娃是個猶太人的話，就像中歐的許多知識分子一樣，這幅諷刺畫可能就會完成得更出色了。

當然南斯拉夫是另一個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鐵托決裂，在我們看來，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道路上的東歐國家中「最先進」的一個。鐵托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遠勝於斯大林，在蘇聯集團里，他的目標瞄準更高的工業化投資比率。早在其他衛星國開始集體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個集體農莊；戰後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過了莫斯科，htｔps://ｒeａd.９９csw•coｍ它的壓制機構無處不在。戰爭時代的游擊隊保衛機構擴大為全方位的警察網路，他們的任務，用鐵托的話說，就是「對那些不喜歡現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讓他們從心裏感到恐懼。」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宮把這次審判看成是後來蘇聯猶太人聚眾鬧事的序曲，並以此為借口接著把他們驅逐到比羅比茲罕（划派給猶太人的東部「家鄉」）和蘇聯統治的中亞地區，1939年到1941年間曾有許多波蘭籍猶太人被趕到那裡：MVD出版社刊印並準備發行100萬份宣傳冊來解釋「為什麼猶太人必須撤離該國工業區重新安家」。但斯大林本人卻在猶豫不決（伊利亞·愛倫堡警告他，對猶太醫生的公審有可能在西方造成災難性的影響）；無論如何，在他做出決定前，他就與世長辭了，時間是1953年3月5日。

但是，當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審判，尤其是1938年對尼古拉·布哈林的審判變成一種獨特的、戲劇性的創新時，所付出的令人震撼的代價就是，革命不僅僅犧牲了它的兒女們，更是犧牲了它的設計者。接下來幾十年裡的審判和清洗運動只是一些厚顏無恥的翻版，完全模仿過去的蘇聯實踐模式，看起來那些衛星國根本就不願意費心，只是生搬硬套而已。畢竟，經過一段長期的系列審判式的清洗后，他們確實達到了目的。

這些年裡，所有清洗和審判的主要先例，當然就是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恐怖清洗。而共產黨人自己成了主要受害者，目的是要清洗黨內「叛徒」，清除可能對政策和總書記造成挑戰的人。在20世紀30年代，這一假設的暴亂領袖就是列昂·托洛茨基——和鐵托一樣，他是一位不能為斯大林所容忍的真正的共產黨英雄，對共產黨的策略和實踐有著自己的見解。20世紀30年代的恐怖活動保護並闡釋了斯大林無邊的權力和權威，而戰後那些年裡的清洗活動又成為東歐國家效仿的目標。

最後，到了1952年9月，起訴書才得以完成。供詞的內容、訴狀、預判的徒刑和審判的卷宗都送到了莫斯科，讓斯大林本人閱批。而在布拉格，舉行了一場公審全過程的「綵排」——並且還錄了音。這是為了提供兩手準備，以免屆時在公審法庭上某個被告翻供，出現「現場播送」事件，就像科斯托夫一樣。但是實際上沒這個必要。

斯蘭斯基公審是一場面對公眾蒙上了犯罪假面具的司法謀殺案。和先前莫斯科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審判一樣，布拉格事件只是逮捕蘇聯猶太醫生前預先設計好了的一場序幕，1953年1月13日的《真理報》公布了他們的「計謀」。這些猶太醫生——「一幫猶太復國主義恐怖分子」被控謀殺了安德列依·日丹諾夫，陰謀聯合「英美資產階級」，在美國猶太人聯合資源配置委員會（及後來的「資產階級猶太民族主義者」所羅門·米柯埃爾斯）的默許下促進「猶太民族主義」——將在斯蘭斯基最後判決后的3個月里接受審判。

蘇聯這種非理性的，有時甚至超現實的經濟實踐在蘇聯集團的所有國家裡都被忠實地一一仿效。1948年9月30日，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蓋奧爾格·喬治烏-德治宣布，「我們要在農村以資本主義因素為代價來實現社會主義的積累」——這個國家的農村經濟中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資本主義的因素」。在斯洛伐克，1951年，甚至曾試過把城市職員和政府公務員都趕到農村去，所謂的「7萬人大生產運動」最終被證實為是個災難而很快被廢棄了。在離維也納東面僅50英里處，這一毛澤東主義的「時代先驅」實踐很好地說明了當時的心態。同時，在新蘇聯化了的波羅的海各國，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導致了長期的體制化匱乏，這些國家在此前還是糧食富足、價格低廉。

根據1946年的憲法，這些人中只有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黑山人和馬其頓人分別得到了認可，他們可以將自己同另外幾個民族一樣看作是「南斯拉夫人」。作為南斯拉夫人，他們的前途確實十分黯淡。20世紀40年代末，勞倫斯·杜勒爾從貝爾格萊德寫給希臘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這個國家「環境非常不好——好比戰爭中期，人口過剩，貧困潦倒。至於共產主義——我親愛的朋友西奧多，只要來這裏稍作觀察，就使人認定值得為資本主義而奮鬥。雖然資本主義是黑暗的，而且充滿血腥，但至少不會比現在這種惰性的、壓抑的警察國家更灰暗、乏味和沒有希望」。

按照一位學者比較得體的措辭來說，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後來變成了「地理上相鄰的複製品國家」。各國都仿效蘇聯模式建立政體（最早是1947年12月的保加利亞，最晚是1952年7月的波蘭）。每個國家都進行經濟「改革」並實施「五年計劃」，以保持在機制和實踐方面都和蘇聯一致。各個國家都按蘇聯的模式成了警察國家，並且它們都由一個共產黨機構執政，這個共產黨機構又都（或在表面上，或在實際上）聽命于莫斯科共產黨的領導。

緊隨阿爾巴尼亞審判之後，是保加利亞對它的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特萊科·科斯托夫的逮捕、審判和處死。科斯托夫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曾深受保加利亞統治者迫害而雙腿致殘，他以公開反對鐵托而出名，他批評鐵托想把保加利亞納入巴爾幹聯邦的計劃（鐵托討厭科斯托夫，雙方都對對方沒有好感）。但斯大林還是不信任他——科斯托夫曾莽撞地指責蘇聯和保加利亞簽訂的經濟協約對保加利亞不利——他是被用來有目的地描述為民族主義罪行的理想人選。

斯蘭斯基審判後來成了共產黨公審的經典。它經過3年的精心準備。首先被「審訊」的是一批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人，其中著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長弗拉多·克萊孟蒂斯，他於1950年被捕，被指控犯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還有很多人是捷克共產黨的中層幹部，被控勾結斯洛伐克人參與鐵托——托洛茨基的陰謀，程序和拉吉克案件相仿。但是1950年到1951年間，那些受牽連的或被捕入獄的人中還沒有一個有足夠高的資格充當斯大林所要求的公審傀儡或亂黨頭目。

公審——或曰公斷，按1936年維辛斯基在《蘇聯刑事犯罪調查錄》中所引用的詞彙——是為了明確地「調動無產階級大眾的思想」而進行的。1953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法庭組織法》糟糕地總結說，法庭的功能是「為了教育公民熱愛並忠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等等」。1948年布達佩斯公審中的被告之一羅伯特·弗格勒當時注意到：「從我們所寫的卷宗來判斷，認定我們的寓意身份比確定我們的『罪行』更為關鍵。在我們每個人的證詞中，我們都被迫為了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報紙、電台的利益而『揭露』自我真相。」

由於戰勝了希特勒，斯大林變得比以往更加強大，在國內外都沐浴在「他的」紅軍的偉大光環下。對蘇聯獨裁者的個人崇拜早在大戰之前就形成了，現在更是達到了巔峰。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蘇聯公開文件表明，斯大林單槍匹馬贏得了戰爭，他在軍事謀划和戰爭指揮中沒有啟用任何將軍。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辯證法到植物學，斯大林被宣布為無可匹敵的最高權威。蘇聯生物學家們被命令採納徒有虛名的李森科的理論，他對斯大林許諾，如果正式採用他的關於習得性特徵遺傳方面的理論，並廣泛應用於蘇聯的農場，那麼就可以實現夢想中的農業大豐收——結果可想而知，導致了災難性的大結局。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歲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輝形象被掛在氣球上，由探照燈光鎖定，照亮了整個克里姆林宮上方的夜空。詩人們爭先恐後地唱著對領袖的頌歌——以1951年拉脫維亞詩人V·盧克斯的兩句詩最有代表性：

在匈牙利，1948到1953年間，據估計約有100萬人（總人口還不到1 000萬人）經歷過被捕、起訴、監禁或流放。1/3的匈牙利家庭受到過直接影響。親戚們也遭遇了同樣的痛苦。弗麗齊·羅埃布爾，一位斯蘭斯基同謀犯的妻子，被監禁在布拉格城外的魯津監獄整整一年，還被俄羅斯裔的審訊官謾罵為「猶太臭婊子」。釋放后她被流放到波希米亞北部的一家工廠。那些被關押者和流放者的妻子們失去了工作、住房和個人財產。如果運氣夠好的話，最好的結局也只是被人們遺忘，就像約瑟芬·蘭格，她丈夫奧斯卡·蘭格是斯蘭斯基公審中的證人，後來在秘密審判中被判了22年有期徒刑。她和她的女兒們在一間地下室里生活了6年。

特萊科·科斯托夫在戰爭期間一直領導匈牙利共產黨各派直到被捕，戰後他任第二把手，僅次於新從莫斯科回來的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直到1949年他在戰爭時期的歷史使他受到指控。在波蘭，哥穆爾卡曾和馬里安·斯貝查爾斯基一起組織武裝力量反抗納粹統治。戰後斯大林欣賞的是貝魯特和其他以莫斯科為基礎的波蘭人。斯貝查爾斯基和哥穆爾卡後來都遭到了逮捕，正如你我所見，差點兒在對他們自己的公審中又成為明星。

公審從1952年11月20日一直持續到11月27日。一切都在按預先的計劃順利進行：被告們被起訴做了、說了一些實際上對他們來說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這些都出自被強迫的證人們以及一些被告的供詞）；他們因自身的所作所為而被起訴，但增加了新的內容（因此其中有3個被告被指控在貿易中優惠照顧了以色列的利益，而在當時，這其實是蘇聯的政策）；公訴人又起訴克萊孟蒂斯私下會晤鐵托（「南斯拉夫人民的劊子手、帝國主義的走狗鐵托」）——其實當時克萊孟蒂斯正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副部長，而鐵托還正在受蘇聯器重。

其次，共產黨國家對經濟決策也實行獨裁統治。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東歐國家的經濟狀況差異很大。有一些國家是現代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擁有規模龐大的工人階級隊伍；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則處於鄉村和貧窮狀態。波蘭和匈牙利在戰前就擁有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並且制定了保護自我、防止德國經濟滲透的戰略。其他一些國家，像捷克斯洛伐克，戰前的財產和商業絕大部分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國家和地區商業發達，另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則和蘇聯本身差不多。這個地區的大多數國家都飽受經濟大蕭條之苦，採取閉關自守的保護政策來對付大蕭條；但是，如前文所述，戰爭期間有些工業區，尤其是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地區，確實得益於德國對軍工生產的投資。

但在這個案件中，不用擔心這種危險的存在。拉吉克適時地開口說話，承認自己為了在匈牙利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而充當英美間諜。他告知法庭，說他的真名是賴希（因此他是德國人而非匈牙利人），並且在1946年被南斯拉夫情報部門招募，因為他們威脅「如果我不按照他們的全部意願行事的話」，就會把他在戰爭期間和匈牙利納粹合作的事公之於眾。法庭對拉吉克及其「同謀者」的審判過程，包括拉吉克自己在1949年9月16日的招供，都由布達佩斯廣播電台現場直播。9月24日宣布了事先擬好的判決書，拉吉克和另外兩個人被宣判死刑。read.99csw.com10月15日執行了絞刑。

在這些年裡，猶太人被清洗出了羅馬尼亞共產黨隊伍和政府部門，而民主德國和波蘭的情況也一樣，這兩個國家的黨內一派可以不顧該黨的「世界性」，煽動大眾的反猶情緒。民主德國的政治土壤更是肥沃。1953年1月，莫斯科一公布「醫生陰謀案」，一批著名的民主德國猶太人和猶太裔共產黨人就馬上逃向西方。民主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員之一漢斯·揚德雷斯基要求把猶太人作為「國家公敵」從公眾生活中驅逐出去。但是，出於幸運、時機或謹慎起見，這三個國家都沒有按照莫斯科的計劃舉行全面的反猶主義公審，只有布拉格照做了。

在波蘭和民主德國，雖然也有成千上萬的男女被捕入獄，但沒有舉行大型公審。波蘭倒是有這麼一位鐵托——科斯托夫——拉吉克式的候選人：瓦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他擔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總書記和波蘭部長會議副主席。哥穆爾卡公開批判波蘭的土地集體化計劃，公開談論要走波蘭社會主義的「民族化道路」。實際上，他遭到了波蘭黨內斯大林的忠實信徒們的批判，1948年8月，他的總書記一職被博萊斯拉夫·比埃魯特所取代。5個月後，他辭去了部長會議的職務，並於1949年11月被驅逐出黨。同年12月，比埃魯特公開批判哥穆爾卡及其「小集團」的民族主義和鐵托主義。

這一政策的明顯失誤在於，這些政府引進了蘇聯的法律模式，將「寄生蟲」、「投機倒把」和「顛覆活動」看成罪行。捷克斯洛伐克法官、國民大會委員茲丹卡·帕茨科娃博士在1952年3月27日對她的立法者同行們講話時說道：「刑法程序的首要任務是要揭露農村富人的真實面目……不完成和實現（農業）生產計劃必須按照破壞罪予以嚴懲。」這些對蘇聯20世紀30年代說法的忠實模仿，對農民的反感，以及成功地執行農業集體化，都是斯大林主義的主要實踐。

鑒於上述原因，「民族」共產黨總是難免成為戰後公審的主要受害者。只因拉吉克是位「民族」共產黨，而拉科西和格羅——主導其公審的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卻是「莫斯科人」（雖然格羅也曾活躍于西班牙）。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其他明顯的差異。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組織斯拉夫國人抵抗納粹統治的共產黨人（包括斯蘭斯基）自然而然就成了蘇聯懷疑的對象而成為受害者；斯大林可不願與人分享解放捷克斯洛伐克的功勞。克里姆林宮想要的是它所熟悉的那些可靠的、非英雄主義的、注重實際的「莫斯科人」：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式的人物。

當時的西方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威脅，需要不斷地被祛魔。當然，確實有過西方間諜：真有其人。20世紀50年代初，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華盛頓方面確實考慮過破壞東歐穩定的可能性，美國情報局做了一系列嘗試，企圖滲透進入蘇聯統治集團，但均以失敗告終，但根據那些據稱是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工作或為英國秘密部門充當間諜的共產黨人的供詞，認為表面看來有這種可能性。而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確實一直在期盼著一場戰爭；在1951年1月《真理報》的一篇採訪中，他解釋道，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現在這一矛盾日益劇烈。從1947年到1952年，蘇聯統治集團一直處在戰備狀態，準備打一場永遠的戰爭：1948年到1953年間，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生產翻了7倍，而蘇聯向民主德國派駐了大量的軍隊，制訂了準備戰略轟炸的計劃。

在蘇聯及其控制的東歐，農民的地位命中注定。戰後農村的最初改革是把小片土地分配到大批農民手裡。不管這一做法在政治上多受歡迎，這些改革只是加劇了這一地區長久以來的農業危機：對機械和肥料的投入太少，而失業的勞力卻越來越多，造成了連續50年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直到東歐共產黨穩穩地掌握了權力，它們才積極鼓勵毫無效率的土地再分配。但從1949年起，它們又開始越來越迫切地、咄咄逼人地摧毀「私營小企業主」和「單幹個體農民」。

這一轉型的副作用是模糊了許多人的記憶，這些人曾在共產黨轉型的最初時期產生過矛盾情緒。後來幾年裡，要忘記斯大林主義者在公開場合所講的反猶太的、多是陌生恐怖的語言就比較容易了，正和蘇聯本國一樣，東歐很多地區都能找到富有同感的聽眾。經濟民族主義在當地根深蒂固，因此，沒收財產、國有化、控制並制定工作方面的國家法規，對大家來說並不陌生。比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根據1946年實行的「兩年計劃」，可以把違抗命令不聽話的工人流放到勞改營（但實際上1946年到1948年間很多捷克法官都拒不採納此種處罰）。

和比爾森的示威群眾一樣，德國工人輕而易舉地被警察鎮壓了，但是為此付出了代價。蘇聯紅軍的坦克被召了進來，將近300人被殺，數千人遭逮捕，其中1400人被判長期監禁，200名「亂黨頭目」被槍斃。柏林動亂為貝托爾德·布萊希特唯一一次公開反對共產黨政府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素材，雖然他的表態多少還有些含糊：

斯大林要在他的衛星國里複製蘇聯社會，這一動機非常簡單。戰後東歐普遍渴望和平、土地、食物，渴望能有一個新的開端，這就使共產黨輕而易舉地走上了權力之路，但並不能保證當地人會支持蘇聯政策。他們不選擇納粹，而是選擇了共產黨，或某種形式的民主黨派，至於哪個黨派更受歡迎，這並不取決於是否堅持共產黨統治的實踐經驗。即使是蘇聯所說的防止德國復讎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吸引力也會黯淡消失。

在和斯大林分道揚鑣的時期，除了它的鄰國阿爾巴尼亞之外，南斯拉夫的人均收入是歐洲最低的；經過4年的被侵略和內戰，這片窮壤早已淪為赤貧。南斯拉夫的戰爭經歷所帶來的痛苦災難遠比它的種族差異來得複雜，它是歐洲最後一個真正的多民族國家：根據1946年的人口調查統計，南斯拉夫1 570萬人口中，有650萬塞爾維亞人，380萬克羅埃西亞人，140萬斯洛維尼亞人，80萬穆斯林（主要在波斯尼亞），80萬馬其頓人，75萬阿爾巴尼亞人，49.6萬匈牙利人，40萬黑山人，10萬瓦拉幾亞人，還有一些數目不詳的保加利亞人、捷克人、德意志人、義大利人、羅馬尼亞人、俄羅斯人、希臘人、土耳其人、猶太人和吉卜賽人。

被起訴者從假設的政治批評家和政敵降格到了一群無恥的陰謀家，他們貪慕金錢而背叛國家。龐大而笨拙的蘇聯帝國體制有時候掩蓋了這一目標——通過重提那些反對「批鬥富農」者的錯誤，需要設計什麼樣的冠冕之詞才能調動大都會布達佩斯公眾的思想呢？但這些「公眾」並沒有要求去信其所聞，他們只是被訓練得去重複一遍而已。

雖然我們認為可能只有一小幫華沙和布拉格的年輕人才會對共產黨統治的未來抱有極高希望而已，但事實上在早期階段，蘇聯對東歐的統治並非是我們現在回頭看到的一場單方面的、殘酷的變革。但是，正如1941-1942年從蘇聯手中「解放了」這些地區后，納粹的暴行使得當地人民對其毫無好感一樣，斯大林也很快就使這些衛星國失去了對他抱有的幻想和希望。

最初的一批受害者是戰時成立的「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那批猶太領導人。所羅門·米柯埃爾斯，該組織的發起人和俄羅斯意第緒劇院的重要人物，於1948年1月12日遭到了謀殺。1948年9月11日，以色列大使果爾達·梅厄抵達莫斯科，掀起了猶太運動的熱潮，在猶太新年和贖罪日的街道上擠滿了遊行者，他們在以色列大使館外高歌「明年相聚耶路撒冷」。對斯大林來說，這一事件在任何時候都具有挑釁性，並且是不可接受的。但他卻很快失去了對新建的以色列國的熱忱：不管它的社會主義傾向多麼模糊不清，很明顯它根本不願意成為該地區的蘇聯盟國；更糟糕的是，在敏感時期，以色列小心警覺地顯示自己的親美情感。當時對柏林的封鎖剛剛開始，蘇聯和鐵托的分裂正處於關鍵狀態。

起初，哥特瓦爾德不太情願逮捕斯蘭斯基——過去的3年裡他們兩位親密合作，清洗黨內的同事們，並且如果總書記被牽涉進去的話，那下一個目標可能就是哥特瓦爾德自己了。但是蘇聯人堅持這麼做，提供了關於斯蘭斯基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往來的偽證，哥特瓦爾德只好屈服。1951年11月23日，斯蘭斯基被捕；接下來的幾天里，那些尚身處自由的著名猶太裔共產黨人跟著他走進了監獄。現在安全部的那些人的任務就是要從那麼多的被關押者那裡獲得口供和「證據」，用來製造大案，起訴斯蘭斯基和他的同謀們。多虧了有相當一批受害者們（尤以總書記本人最為突出）即使面對酷刑也堅決否認，使這項任務耗費了安全部大半年時間。

斯大林是反猶太人的，而且歷來如此。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對猶太人的厭惡還是很心安理得地深嵌在他對其他不同派別人士的摧毀中，老布爾什維克、托洛茨基派、左傾和右傾分子、知識分子、資產階級等等，諸如此類，他們的猶太出身幾乎就確定了他們的命運。無論如何，這隻是共產主義的教條，和種族歧視或宗教歧視無關；一旦蘇聯革命事業和「反法西斯」這面大旗相關聯，從1935年到1939年8月間，之後又始於1941年6月，歐洲的猶太人恐怕再也找不到比約瑟夫·斯大林更偉大的朋友了。

蘇聯要求波蘭按照匈牙利的模式展開全國範圍內的政治迫害，但是，波蘭人能夠有效抵抗來自蘇聯的壓力。十多年前在莫斯科，斯大林對流亡后落入他手裡的波蘭共產黨人大肆消滅的做法，使得比埃魯特預感到一旦波蘭也捲入逮捕、清洗和審判的旋渦的話，他自己將來也會遭此厄運。波蘭人在時間上還是幸運的：他們推延了準備哥穆爾卡的卷宗——在審訊中他拒絕開口，不願在偽供上署名——這使得波蘭一直拖到斯大林死後、他的心腹貝利亞被處死，都沒有實行公開審判。最後，一些蘇聯領導人毫無疑問地認為，早些年裡在公眾面前分裂波蘭共產黨領導的做法是草率魯莽的。

在東歐，剝奪中產階級手中財富的現成途徑是貨幣改革。這種剝奪現金存款的做法對農民和商人來說都非常有效，這種巧取豪奪比國家強迫課稅更為先進。羅馬尼亞先後進行過兩次貨幣改革，一次在1947年8月（但是其合法目的是為了終止過高的通貨膨脹）；另一次是1952年1月，這次使農民們在此之前4年裡（他們很少有花錢的機會）的辛苦積蓄一下子就泡湯了。

但是，各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在蘇聯集團內部，並不取決於感恩與否。對莫斯科來說，波蘭的使用價值首先在於作為反抗德國或西方侵略的緩衝帶。波蘭成為社會主義國家，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波蘭保持穩定和可靠才是首要的。無論這樣看來是多麼低效，並且在意識形態方面不合拍，但為了保持波蘭國內的平靜，斯大林願意容忍自由農民階級的存在，也允許天主教在公開場合活躍，這些活動要是放在南面和東面，卻是不可想象的。波蘭的大學也都毫髮未損地保持原樣，這和鄰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家的高等學校教師被驅逐和受壓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他和他的「小團體」（「叛國間諜陰謀危害國家的特萊科·科斯托夫集團」）於1949年12月被判處下列罪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同保加利亞法西斯分子合作，從事間諜活動，為英國提供情報，參与鐵托的陰謀。經過連續不斷的折磨，科斯托夫最終不得不屈服，並在「坦白書」上簽字，但他拒絕在法庭上宣讀事先同意的文本，面對審訊者，他公開翻供，堅稱自己無罪，因而被拖出法庭。兩天後，即1949年12月16日，根據斯大林及其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在審判前的決定，科斯托夫被處以絞刑，而他的「同謀者們」則被判無期徒刑。科斯托夫案件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是東歐共產黨中唯一一個在公審中翻供並聲明自己無罪的人。這使保加利亞政府在國際上造成了小小的尷尬（廣播播放了科斯托夫的審判，西方國家廣為報道），馬上就被勒令以後要堅決制止，下不為例。但為時已晚。

在和斯大林決裂的最初幾個月里，鐵托確實變得更加激進，更加「布爾什維克」，似乎要證明他自己的言論是正統的，而蘇聯人對他的批評是錯誤的。但這一姿態並沒有能夠維持多久。由於缺少外來的援助，又面臨蘇聯入侵的危險，他轉向西方尋求資助。1949年9月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給貝爾格萊德2 000萬美元的貸款。10月，南斯拉夫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了300萬美元，同年12月，又和英國簽訂了一份貿易協議，得到了800萬美元的預支款。

儘管有這種種差異，共產黨執政后立即就在這整個地區內強制實現了同一種經濟體制。首先，和列寧主義重新解釋的「社會主義」概念一致，認為社會主義是一種所有制，而不是社會關係，國家沒收了服務業、商業和工業等行業中原本屬於私人擁有的大型企業。接著，國家對所有僱用人數超過50人的公司進行接管、課稅或排擠。在捷克斯洛伐克，到1948年12月，僱用員工超過20人的小公司幾乎絕跡。同一時期，匈牙利83%的工業歸國家所有，波蘭是84%，羅馬尼亞為85%，保加利亞更是高達98%。

從1948年到1952年，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數，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這個東歐城市化的國家，也下降了18%。在德國的蘇占區，純鋼的產量從1946年的12萬噸增長到了1953年的200萬噸。東歐一部分地區（波蘭西南部、布加勒斯特西北面的工業帶）幾乎一夜間就完成了工業化轉型read.99csw.com：建立了許多全新城市，如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市，給成千上萬生產鐵、鋼和機床的工人提供住房。蘇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建立的那些規模相對小一些的、半軍事化、單一的、第一代工業化城市出現在蘇聯集團各國。和蘇聯的共產黨一樣，東歐共產黨正在短期內加速重走19世紀西歐工業革命之路。

共產黨詞彙中所厚愛的軍事用語反映了當時所處的環境充滿了矛盾和衝突。軍事用語泛濫：階級鬥爭需要聯盟、要與廣大人民群眾建立聯絡、轉折性的運動、正面進攻。斯大林指出，實現社會主義以後要強調階級鬥爭，這點可以根據以下這一奇怪的事實得到引證：雖然各處選舉表明99%的人都支持共產黨的領導，但是敵人隊伍還是在擴大，還必須對他們進行更堅決的鬥爭，必須不遺餘力地在蘇聯統治集團里模仿、複製蘇聯國內歷史的模式。

斯大林想要求他的附屬鄰國對他忠貞不渝，他知道只有一種辦法。首先，共產黨必須保證大權獨攬。根據1949年8月的匈牙利憲法，應先取得並保持「領導地位」，消滅或吸收其他一切政治團體。共產黨是社會行動的唯一動力，是實施恩惠和公正分配的唯一來源——通過控製法庭來實現。由於和獨攬大權的機構密不可分，並直接受命于莫斯科的指示，當地共產黨和他們的國家安全機構成了蘇聯統治的最直接的槓桿。

戰後最初幾年，斯大林並沒有表現出對他的猶太下屬有任何敵意。在聯合國里，蘇聯是猶太復國計劃的積極支持者，贊成在中東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以阻止大英帝國的野心。在國內，斯大林很欣賞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所做的一些工作，它成立於戰爭期間，在蘇聯國內調動猶太人的積極性，（尤其）在國外，它支持蘇聯抗擊納粹。蘇聯的猶太人和莫斯科領導下的其他許多人一樣，欣喜地認為戰爭年代的這種大聯合精神（因為當時的斯大林尋求和接受一切可能的援助力量），必將把戰後的勝利轉變成一個更加容易相處的時代。

除了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這一奇特的顛倒外，帝國提供原材料，而殖民地卻出口成品，這種結構使我們回想起了歐洲的海外殖民地。而在東歐，像在非歐洲統治下的殖民地一樣：本土經濟遭遇了損傷，缺少發展。一些國家被禁止生產成品，還有些國家被責令過量生產某些產品（捷克斯洛伐克生產鞋子，匈牙利生產卡車）並賣給蘇聯。沒有人關注經濟上的比較優勢。

在捷克斯洛伐克，據估算，在20世紀50年代初，1 300萬人口中有10萬是政治犯，這一數字還不包括那些成千上萬被迫在號稱國家工礦里工作的勞動力。根據「行政清理」，未經過任何公示或審判，那些消失在監獄里的男女就被無聲無息地槍決了，這是另一種方式的懲罰。受害人的家庭往往要等到事隔一年之後才會得悉當事人的「失蹤」。3個月後，法律上開始假設這人已經死亡，但還是不會出具任何官方通知或證明。在捷克斯洛伐克恐怖最盛之時，每天的報紙上會刊登大概30到40份這樣的聲明。好幾萬人就這樣人間蒸發了，更有好幾十萬的人被剝奪了應當享有的權利、趕出了家園、失去了工作。

哥穆爾卡被降職擔任華沙社會保障局局長，最終於1951年7月被逮捕，直到1954年9月才被釋放。但他並沒有受到傷害，因為華沙方面並沒有對鐵托主義進行公審。波蘭也有過審判——其中有一次是在1951年哥穆爾卡被捕的當天開始的，起訴一幫官員企圖叛國。在莫斯科的情報機構的秘密計劃中，想把哥穆爾卡和拉吉克、鐵托等人聯繫到一起，通過一張錯綜複雜的、或真或假的聯絡網，說他主要和美國人、專門負責戰後歐洲善後救濟工作的「唯一神教」領導人諾爾·菲爾德接觸。以布達佩斯為據點、想象中的菲爾德的主要間諜們和鐵托主義者的諜報網路，早在起訴拉吉克等人的案子中就被使用過了，現在又成了批判哥穆爾卡的主要證據。

還有一些例外。羅馬尼亞的一位「民族」共產黨人喬治烏-德治，他一手導演把另一位「民族」共產黨人帕特拉斯卡努拉下了場，就像對付清白無辜的莫斯科人、斯大林主義者安娜·鮑克一樣。雖然科斯托夫曾在莫斯科度過早期的三十幾年歲月，參加過共產國際的巴爾幹談判。他也曾是經過合格檢驗的鐵托的批判者（雖然有他自己的理由：科斯托夫看到了鐵托想犧牲保加利亞來承管塞爾維亞地區的野心）。然而這些不但沒有能夠救他，反而加深了他的罪行——斯大林根本就對協議不感任何興趣甚至不贊同，他只想要絕對的服從。

但是，共產黨集團所做的公審並非出於公正的考慮。他們只是對公眾上演的一堂實例教學課。虛弱的共產黨政權（在蘇聯，這種形式的審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蘇聯模式的體制中樹立起權力機構的典範。他們告訴公眾是非之所在，他們甚至還編寫了一套在討論公眾事務中適用並得到認可的詞彙。在魯道夫·斯蘭斯基被捕后，他只是被指稱為「間諜斯蘭斯基」，這種形式的稱謂就是一種政治上的魔咒。

然而，捷克斯洛伐克可沒有受到任何阻力，在1952年11月，布拉格舉行了所有審判中最大的一場公審。緊隨著對拉吉克和科斯托夫的清洗，早在1950年捷克就開始策劃大的公審。但等到最後執行的時候，公審的重點卻發生了轉變。鐵托仍然是敵對的目標，主要指控他向西方提供諜報。但在對「陰謀叛國集團領導人」的審判中，14位被告里有11位是猶太人。在起訴書的第一頁上明明白白地指出這一點絕非巧合。更重要的是，這些「托洛茨基——鐵托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叛徒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敵人」首先也是「猶太復國主義分子」。

在處死科斯托夫前不久，匈牙利共產黨曾舉行過一場公審，針對他們黨內的可能成為「鐵托」式的人物——共產黨內務部長拉茲羅·拉吉克。這個案子和保加利亞的版本也差不多，只是受害者名字不同而已。指控、細節和招供都一模一樣，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這兩次審判都是由莫斯科一手策劃的。拉吉克本人並非無罪，作為共產黨內務部長，他曾經令其他很多人身陷囹圄，甚至更糟。但在對他的起訴書中，更強調的是他犯有「叛國活動」，受到「外國收買」。在匈牙利，蘇聯的佔領尤其不受歡迎，因此莫斯科不想冒險把拉吉克變成「民族共產主義」的英雄。

各個國家陷入了一場針對內部人民展開的未宣戰的長期鬥爭。像列寧一樣，斯大林也懂得敵人的必要性，並且這成了走斯大林路線國家的一種邏輯：要不斷發動針對敵人的鬥爭——永遠地進行下去，但主要限於國內的敵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長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會議上指出：

蘇聯戰時的猶太反法西斯委員會受命和西方聯絡並記錄納粹的暴行——正是這些活動後來成了指控他們罪行的依據。德國共產黨人有的像鮑爾·莫克是在墨西哥度過了戰爭年代；斯洛伐克共產黨人如後來的外交部長克萊孟蒂斯在倫敦工作過；任何一位在納粹佔領的歐洲待過的人：都會輕易受到指控，因為他們可能和西方特務接觸過或者是和非共產黨人在工作中交往過密。約瑟夫·弗蘭克，一位在布痕瓦爾德獄中躲過大劫的捷克共產黨人，在斯蘭斯基案中被指控利用待在集中營的時間結交了可疑人——「階級敵人」。

然而，共產黨領導的黨國和先前的獨裁專制之間的差異，並不僅僅在於它的壓迫機構辦事的效率之高，而是在於現在它調動了權力和資源，並濫用它們為外來勢力獲取幾乎歸其獨享的利益。繼納粹后，蘇聯的佔領在形式上破壞性很小，它把歐洲東半部穩穩地深深納入了蘇聯的軌道（對在納粹專制統治下生活了12年的民主德國公民來說，這種轉型是平靜而順當的）。這一進程及其帶來的結果——東歐的一切，從生產過程到學術頭銜都被「蘇聯化」或「俄國化」了——遲早就將導致那些非老派斯大林主義者的背棄。

對這一暴君的新拜占庭式的奴顏婢膝的阿諛奉承，他所擁有的幾乎魔法般的權力，揭示了一個專制、恐怖、黑暗的社會背景；在戰爭的最後那幾年裡，在俄羅斯民族主義的斗篷下，繼1941年伏爾加地區的日耳曼人被驅逐出境之後，斯大林驅逐了一些西部和西南邊境的小民族，將他們向東趕入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尤其是高加索地區：車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依人、納爾卡人、卡爾梅克人、克里米亞韃靼人和其他民族。這一驅逐少數民族的野蠻手法並不新穎——早在1939到1941年間，就有成千上萬的波蘭人和波羅的海各國人被驅逐到東部，20世紀30年代的烏克蘭人和其他民族也遭此厄運，最早可追溯到1921年。

到處充滿了機會，尤其對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和政府僱員來說，可以參加工作，租住享受房租補貼的公寓，工人階級的孩子可以在學校就讀，而「資產階級」的子女則被驅逐出校。政治上的可靠遠比能力來得重要，就業得到了保障，迅速發展中的共產黨官僚機構僱用了大批信得過的男女僱員，從事從街區組織者到警察局審訊員的各項職業。蘇聯統治下的大多數東歐國家，尤其是那些落後地區的人民，都毫無反抗地接受了這樣的命運安排，至少在這些年裡一直如此。

在某些方面，蘇聯對維也納以東地區的統治產生的影響力甚至要比在俄國本國還要顯著。畢竟，俄羅斯帝國並非完全的歐洲國家；彼得大帝統治后的俄國所具備的歐洲性在列寧領導的世紀變革中受到了質疑。為把蘇聯和歐洲歷史、文化一刀兩斷，布爾什維克對俄羅斯採取了大幅度的、持久的暴力措施。但是，他們對西方的懷疑和害怕受西方影響的心情卻並非史無前例；它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源，早在1917年前，就存在於有自我意識的親斯拉夫派的文章和實踐中。

作為補償，蘇聯得到了原希特勒的盟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戰爭賠償。這些賠償，和德國蘇占區一樣，實際上根本不足以補償蘇聯的損失，但它們代表了賠償國所做出的重大犧牲：到1948年，羅馬尼亞對蘇聯的賠償佔到國內總收入的15%；匈牙利是17%。對於那些並沒有和蘇聯作戰的國家，斯大林索取的也並不見少，只是採取了「兄弟般的」態度而非懲罰性的手段。

西方的援助使得南斯拉夫政權得以繼續偏重重工業和國防，維持1948年分裂前的狀態。但是隨著南斯拉夫共產黨繼續執政，他們放棄了戰後那些年來的極端布爾什維主義。到了1951年春，只剩下郵政業和鐵路、民航和水運還歸聯邦（也就是中央政府）控制。其他的服務業和所有的經濟單位都被掌控在各個獨立的共和國手中。到了1954年，80％的農田又回到了私人手裡，根據1953年3月30日頒布的法令，允許農民退出集體農莊，並收回他們自己的土地。7 000個集體農莊到最後只剩下了1 000個。

對共產黨人自己的審判也明顯劃分為兩組。第一次是始於1948年並貫穿整個20世紀50年代，源於對鐵托——斯大林分裂的直接反應。在阿爾巴尼亞，1949年5月到6月間，共產黨內務部長科奇·霍謝受到審判，於7月份被判有罪，並被處絞刑。被指控為鐵托主義者的霍謝，確實很明顯地支持鐵托的巴爾幹計劃，但當時這一切也曾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因此看來，他的案件就顯得稍稍有些與眾不同了，因為事實上他是被秘密審判的。

與先前的案例相比，這次的公審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公訴人和證人反覆強調絕大多數被告都是猶太人——「具有世界性意義的魯道夫·馬戈留斯」、「斯蘭斯基……共產黨內所有猶太人最大的希望」、「國際猶太復國主義的代表們」，等等。「猶太血統」（有時指「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根源」）被當作了罪惡、反共和背叛捷克的有力推斷。公訴人和捷克斯洛伐克廣播電台所使用的語言，其粗魯謾罵的程度，比起檢察官維辛斯基在莫斯科公審中的語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憎的叛國賊」、「走狗」、「惡狼」、「狡猾的希特勒的追隨者」等，一樣的語調風格。捷克的報紙上又把它們扼要地重述了一遍。

斯大林的偏見無須借口：俄國和東歐到處都盛行反猶太主義。斯大林的更大興趣在於清洗、起訴、供認和審判這整個的行動過程。最重要的是，為什麼蘇聯獨裁者還需要公審呢？莫斯科完全有權通過「行政管理的程序」來消滅蘇聯統治下的集團中任何一個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審判的結果看來有些適得其反：那些明顯出於偽造的證據和供詞、那些毫不知恥的對個人或社會團體的目標選擇，根本無法讓外國觀察家們對蘇聯司法程序的信譽產生信服。

這項對蘇聯和東歐公民的懲罰範圍之廣，在「二戰」后的10年裡具有歷史性意義——並且，在蘇聯以外的國家，那更是完全史無前例的。審判只是群島式壓迫顯露出的一小端而已：還有監禁、流放、強制勞動營。1952年，在斯大林恐怖統治的第二輪高峰期，蘇聯勞改營關押了170萬犯人rｅａd•９９csw.coｍ，還有80萬人在勞動區、275.3萬人關押在「特殊居地」。「一般的」古拉格刑期是25年，通常是在流放到西伯利亞和蘇聯中亞地區之後（如果還能僥倖存活的話）判處。在保加利亞，在略微不到50萬的工業勞動力中，2/9是奴隸勞工。

東歐和西歐之間一向存在著差異。但他們之間的差異並不影響歐洲大陸對自身的理解，也並沒有被看作是問題的關鍵所在。歐洲的地中海地區就和歐洲西北部之間迥然不同；從歷史上來看，在各國內部及各國之間，宗教遠比政治顯得突出和重要。「二戰」以前的歐洲，南北之間、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的差異要遠遠大於東西部之間的差異。

我在集中營里碰到許多人，他們總想把對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深刻感悟和對斯大林的宗教狂熱式的崇拜聯繫起來。

同樣世俗的是——作為詆毀個人名譽運動的一部分——對安娜·鮑克的起訴，她同時受到「右翼」和「左翼」分離分子的指控：首先，她批評過農村集體化，接著她不顧農民意願強迫他們加入集體化。拉吉克被指控在1947年解散了匈牙利警察內部的共產黨網路，實際上他這麼做（1947年大選前夕，在官方認可的前提下）是為解散更為強大的社會民主黨警察組織作掩蓋。後來他又秘密重建了共產黨網路而禁止其他黨派建立該網路。他的所作所為雖然在當時無可非議是正統的，但是一旦等到清除他的時機成熟他也就成了蘇聯利益的犧牲品。

蘇聯集團里有兩個國家的經濟模式存在著部分例外。波蘭和其他國家一樣，對最初的工業化進程也非常積極，但是他們沒有對土地實施集體化。斯大林看來是明白的，想迫使波蘭農民併入集體農莊這一點不切合實際，但是這種想法並不會使他猶豫半分。蘇聯在處理波蘭問題上的謹慎態度（以後我們還會有機會論述這一問題）只是手段。與其他東歐附屬國民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很多波蘭人對蘇聯統治的反抗和叛亂，對一代又一代俄國官僚來說並不陌生。在波蘭，蘇聯的統治明顯地遭到了其他地方所沒有的強烈反對。

但是，蘇聯為勝利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勝利者中——其實在所有參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中，無論勝負——蘇聯是唯一遭遇永久性經濟災難的國家。可估算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驚人，此後幾十年都會感受到它的影響。捷克共產黨員、1950年在莫斯科留學的茲德內克·姆萊納爾回憶說，當時的首都陷入了「貧窮和落後的困境……成了一座木頭房子的大村莊」。在遠離城市的鄉村，情況更糟糕。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西部，大部分地區的道路、橋樑和鐵路都遭到了蓄意破壞。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糧食產量還不到1929年的水平，也遠遠低於沙皇和平統治最後時期的水平。蘇聯的一些最肥沃的土地成了戰場，成千上萬的馬、牛、豬和其他牲畜遭到了屠殺。曾在20世紀30年代遭受人為嚴重飢荒的烏克蘭，還未來得及恢復元氣，卻又面臨著另一場——這次是天意——1946-1947年冬末春初的大飢荒。

臨時模仿的20世紀30年代的蘇聯模式，原本顯示出的是蘇聯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廣袤無垠的土地、豐饒的原材料資源，以及無窮無盡的廉價低技術含量的勞力。這對那些像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這樣缺少原材料、但又擁有熟練技術工人、長期擁有高附加值產品國際市場的小國家來說，根本就沒有意義。捷克的例子尤為明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捷克的波希米亞地區和摩拉維亞地區（在1914年以前早就是奧匈帝國的核心工業區），人均產量遠遠高於法國，擅長生產皮革產品、摩托車、高科技武器和大量種類的奢侈品。從工業技能水平、生產力、生活水準、國外市場份額來衡量，1938年以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堪與比利時媲美，並遠遠超過奧地利和義大利。

蘇聯想讓它鄰近的這些西部發達地區加速推行自己並不景氣的歷史經濟模式，這樣的結局顯而易見。共產黨管理者們唯一能夠不斷依賴的資源，就是已被壓迫到瀕臨破產邊緣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也是1948-1953年間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恐怖時期和20年前的蘇聯相似的原因所在：雙方都受到了強制工業化的束縛。中央計劃經濟在強迫礦工和工人獲取剩餘價值方面確實效果卓著，但也僅此而已。蘇聯統治集團的農業生產變得越來越落後了，到處是荒誕不經的浮夸風，毫無實效。以蘇聯為例，伏龍芝（現屬吉爾吉斯斯坦比茲凱克）的官僚機構在1960年竟然鼓勵當地農民通過買空當地商店的庫存來完成他們（專制而又無法實現的）黃油供應配額的指標……

納粹的侵略和蹂躪激起了當地人民的反抗，1941-1945年蘇聯發起的是一場偉大的衛國戰爭。為了共同的目標和民族利益，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大戰中，斯大林鼓勵俄羅斯人民自發表達他們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允許暫時將黨的利益擱置一邊。這一點也表明蘇聯強調自己植根於過去的俄羅斯帝國歷史，這使斯大林在戰後突然進入中歐。

東歐蘇聯化的結果是使他們離他們的另一半西歐大陸漸行漸遠。西歐國家即將經歷劇變轉型並步入前所未有的繁榮，而東歐各國卻陷入了停滯不前：進入了遲鈍和放棄不前的冬天，抗議示威運動和壓制后屈從的狀態不斷輪迴上演，大大削弱了國勢，這種狀態延續了將近40年。據大致正確的表面估算，正是在這些年裡，馬歇爾計劃為西歐經濟復興注入了約140億美元，而斯大林——通過戰爭賠償、強制派送和畸形貿易的方式——則從東歐國家攫取了大致相當的金錢。

在羅馬尼亞，1950年秋，成千上萬的農民被迫在集體農莊登記註冊，政府任意訴諸強迫手段，直到1962年。後來的總統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不無得意地宣布「比原計劃提前3年」完成了農村集體化。在保加利亞，在1949年開始的最初的兩個「五年計劃」進程中，剝奪了私人手裡的所有可耕地。在捷克，土地集體化開始得比較晚（到1956年，大多數可耕地還在私人手裡），接下來的10年裡政府接管了95%的農業用地，在斯洛伐克落後和偏僻的地區則沒有這麼多（85%）。但是，在匈牙利全國，自由農民的存在則是有名無實。針對他們採取的措施，再加上摧毀了市場分配的網路，使他們只能身處赤貧和毀滅的窘境。

戰爭年代，蘇聯人民過著一種半軍事化的生活。戰爭時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計劃，以及長期以來主要生產坦克、槍炮和飛機，使戰時的蘇聯變成了一架令人驚奇的高效的戰爭機器，無法關注人民生活和福利待遇，只能為全面戰爭作準備。戰爭年代滋生了一大批黨內官僚階級——勃列日涅夫一代——隨著國防工業的豐產，他們也功成名就。在接下來的40年裡，他們也就按照腦子裡固有的模式來管理這個國家。萬古長青的列寧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階級矛盾的比喻，現在在真槍實彈中得到了驗證，值得驕傲。蘇維埃政權又得到了一塊新的神聖豐碑：偉大的衛國戰爭。

因此，逮捕、清洗和審判是為了提醒公眾矛盾正在到來，是對蘇聯戰爭恐懼的一種辯護，是削弱列寧主義黨派併為戰鬥做準備的一種戰略考慮（與幾十年前很是相似）。1949年指控拉吉克里通英美、陰謀顛翻共產黨的起訴，讓許多共產黨人和西方同情者們信以為真。甚至與事實完全相反的對斯蘭斯基等人的公開起訴都引起了廣泛認同，使人誤認為在蘇聯統治集團里，捷克斯洛伐克是和西方聯繫最多的國家。但為什麼偏偏是拉吉克？是斯蘭斯基呢？這些替罪羔羊是如何被選中的呢？

強加于身的蘇聯方案而非德國模式，使得不堪一擊的歐洲東半部脫離了歐洲大陸的主體。但當時的西歐人本身還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重要性。當然，德國人除外，他們的國家直接受到歐洲分裂的影響但卻無權對此大聲抗議。大部分西歐人都對東歐的消失漠不關心。事實上，他們很快就對此習以為常，並且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國內的巨大變革中去，因此很自然，需要有一道貫穿巴爾幹半島到亞得里亞海岸的不容滲透的武裝防線。但對那些位於防線東部的人來說，似乎被向後推向了一個灰暗的被自己大陸所遺忘的角落，任由一個並不比他們好多少的半陌生的外來強國宰割，這個強國靠著剝奪他們日益減少的資源、衰退的歷史而過著寄生生活，自己也慢慢逐步走向停滯。

在這種統一化的模式中存在著兩個顯著的例外，都發生在這個集團的最城市化、最發達的角落：工業化的波希米亞和柏林的蘇占區街頭。1953年5月31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幣制改革」，明擺著是「對前資本家們的致命一擊」，導致工業界的工資下降了12％（由緊接著的物價上漲引起）。原來基於報酬豐厚的熟練工人基礎上的發達的工業經濟，現在隨著工作環境的不斷惡化，激起了大眾的遊行示威，在波希米亞西部主要工業中心比爾森的斯柯達汽車工廠，有2萬工人參加了示威。接著在1953年的6月1日，成千上萬的工人手捧貝內斯和戰前總統托馬斯·馬薩里克的畫像，向市政廳挺進。

除了可作為在裁定罪行時的理由外，供詞的另一優勢是可以鞏固共產黨的紀律。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沒有不同意見，只有異端邪說；沒有批評家，只有敵人；沒有錯誤，只有罪行。這些公審是用來展現斯大林的美德和揭露他的敵人的罪行；他們也同時揭示了斯大林偏執狂的一面和籠罩在他身邊的多疑的文化氛圍。其中部分是出於根深蒂固的對俄羅斯的焦慮，更多的則是出於一種「東方」低下的心態，一種害怕受西方影響同時又對西方富裕難抵誘惑的感覺。1950年在索非亞舉行的對「保加利亞的美國間諜」公審中，被告被指控散布觀點，認為「優等種族只存在於西方，而忽視了從地理上來說他們都來自於東方這一事實」。起訴書接著描述被告說他們因為展示了「嚴重的低估自貶情緒」而被西方間諜成功利用了。

我們在上文已經看到，斯大林在歐洲最最想得到的是安全。但他也想通過在西歐取勝來獲得經濟利益。中歐的各個小國，從波蘭到保加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長期生活在德國主宰的陰影下：尤其是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德國是他們主要的貿易夥伴及外國資本的來源。在戰爭期間，這種關係變成了赤|裸裸的主奴關係，德國通過戰爭竭盡其能地榨取一切可得的土地和人力資源。1945年以後，自然而然地輪到蘇聯來接管原來德國人佔領的地方，肆意剝削東歐的經濟資源。

經歷戰爭以後，蘇聯的吸引力更大了。1939年德國入侵蘇占波蘭，那裡的猶太人被迫不斷東遷，許多人死於疾病和苦難。但他們並沒有遭到系統的大屠殺。紅軍通過烏克蘭、白俄羅斯挺進到波羅的海各國、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和德國，拯救了這些地區的猶太人。正是紅軍解放了奧斯維辛。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斯大林並不是為了猶太人而戰；但一旦希特勒獲勝的話，如果德國人及其合作者繼續掌控他們所佔領的區域直到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話，將會有更多的猶太人罹難。

14名被告中有11名被判處死刑並被處死，還有3位被判無期徒刑。在一個月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的全國大會上，哥特瓦爾德發言對他過去的同志們做了如下描述：「一般來說，我們黨不接受銀行家、工業家、前富農加入。但如果他們有著猶太人血統或者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那麼我們就會不大在意他們的階級成分。這些事件的起因源於我們憎恨反猶太主義，尊重猶太人所遭遇的苦難。」

那些沒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選為起訴目標的共產黨人，都是那些長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宮監視下的人們。以下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覆考慮兩遍以上：多年來，他們一直在蘇聯政權的嚴密監管下，鮮有和外國接觸的機會；假如他們已從30年代的清洗運動中倖存下來的話（當時大多數波蘭、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流亡於此的共產黨領導人都遭到了滅亡），那他們肯定是唯蘇聯獨裁者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產黨，那些待在自己國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認定是不可信賴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過的同事們，他們在處理國內事務上更堅持抵制外來壓力，具有英雄氣概。但是那些承紅軍的好意戰後被歸送回國的莫斯科同志們，他們的形象反因此在當地更受歡迎。他們傾向於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建設一條當地或全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事實恰恰相反。我們看到，戰爭甚至還未最後結束，斯大林就開始把一些民族整體向東流放，並且毫無疑問地也對猶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歐，和蘇聯本土一樣：即使猶太人遭受的損失比誰都嚴重，人們還是習慣性地輕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災難歸咎於猶太人。戰爭時期俄羅斯人反民族主義的旗號，使蘇聯人的說法更接近舊時代俄羅斯反猶的斯拉夫主義排外言論；這對當局絕無不利。對斯大林本人而言，這意味著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盤，通過觀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眾的反猶活動，他的反猶本能進一步彰顯。

隨著1948年南斯拉夫危機的爆發，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作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種選擇，貝爾格萊德其實吸引了很多國家。和斯大林不同，鐵托不擺出帝國威脅的架勢（對當地的巴爾幹地區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國家並引導它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上，他並沒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幫助，南斯拉夫的領袖為東歐那些共產黨國家樹立了誘人的先例，他們也想出於民族主義的情感在當地發起革命運動。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怕有人威脅到他所擁有的獨裁權力；但那並不意味著他誤解或未看出鐵托或「鐵托主義」確實給他帶來的危險。所以從此以後，民族主義（「小國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不再是地方性的特點，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敵人。在1948年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召開的譴責南斯拉夫「叛變」的會議上，共產黨的辭藻中首次把「民族主rｅad.９9ｃsw•coｍ義」用作貶義詞。

斯大林的去世導致了羅馬尼亞共產黨領導人蓋奧爾格·喬治烏-德治公開審判鮑克等人的計劃流產了。取而代之的是，在1953年到1954年初，羅馬尼亞共產黨針對一些小人物進行了一系列秘密審判，指控這些猶太復國主義的間諜們出賣自己，充當「帝國間諜」。受害者中有些是真正的（右翼）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者，還有一些是被誣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猶太裔共產黨人，他們被指控與以色列非法往來，並在戰爭期間和納粹通敵合作。他們被判刑，刑期從10年到無期徒刑不等。最後，在身陷囹圄長達6年之後，1954年4月，帕特拉斯卡努本人也遭到了審判；他被指控替英國人當間諜，被判處死刑。

和其他帝國開創者甚至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堅持在他所控制的地區重建和蘇聯相同的政府和社會。1939年至1941年間，斯大林在波蘭東部，1940年及1945年在波羅的海各國（隨著他們從納粹手裡重新奪回佔領權），又重新開始著手按照蘇聯模式重塑東歐；在當時共產黨執政的每個小國家重寫蘇聯歷史，重建蘇聯體制並進行蘇聯模式的實踐。

除了戰後審判叛國者和對反共政治家進行政治審判外，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府還利用法庭處罰教會，並關閉了除波蘭之外的所有教堂。波蘭教會的倖免是因為，要是在波蘭和天主教公開抗爭的話，那就會註定涉險太深。1949年，保加利亞新教聯合會的領袖因陰謀「復辟資本主義」而遭到審判。在上一年，羅馬尼亞東儀天主教會就在新的共產黨政權下被迫併入了更顯圓滑順從的羅馬尼亞東正教。這一迫害傳統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沙皇統治時的18世紀。那些被挑選出來的天主教神父在布拉格分兩次受到審判，被指控充當梵蒂岡（和美國）的間諜，並被判處從有期徒刑10年到終身監禁；到20世紀50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獄中被關押的教士和修女已達8 000人。1949年1月，接替被監禁的紅衣主教曼恩德遜迪擔任匈牙利天主教會領袖的格羅斯主教被指控有罪，因為他參与了哈布斯堡王朝復辟運動，並同鐵托分子勾結，企圖武裝匈牙利法西斯分子。

在短期內，實現按照蘇聯制定的工業計劃並沒有帶來明顯的災難：一些控制經濟的因素髮揮了很好的作用。土地集體化和解散小企業釋放了大批男女勞動力進入工礦企業；共產黨單一地將投資重點放在重工業生產上，忽視了消費品和服務行業的生產，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產量增長。各個地方都採用「五年計劃」來制定宏偉目標。就總產量數字顯示，這些第一代工業化的增長率是驚人的，尤其是在像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這些工業化起點幾乎是零的國家。

到了1956年，共產黨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僅落後于奧地利、比利時和其他西歐國家，與20年前相比更是效率低下、經濟貧困。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均汽車擁有量與奧地利持平，到1960年他們之間的比率卻是1∶3。即便該國仍然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最著名的是小型武器生產，也不再能夠給捷克帶來任何的利益，因為他們被限制只能對他們的主人蘇聯出口。至於在奧斯塔拉伐建立的大型企業哥特瓦爾德鋼廠，它的模式和波蘭、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蘇聯的鋼廠一樣，這些對捷克而言，不是代表了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而是加速了它的落後（由於沒有考慮到捷克斯洛伐克的鐵礦資源非常有限，導致這些以鋼鐵生產為基礎的工業化項目很快破產）。在那些基礎工業領域，一開始確實出現了短期內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達到效益增長，這在每一個衛星國里，情況也都一樣。但到了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各國早已在逐步走向衰落，在「按計劃」地被淘汰。

蘇聯的威脅迫使鐵托增加了國防開支（作為南斯拉夫可憐的國民收入的一部分），從1948年的9.4％上升到1950年的16.7%；為安全起見，該國的軍工業全部搬到波斯尼亞的山區（這導致了20世紀90年代的戰爭）。1950年，美國國會認識到了南斯拉夫在全球冷戰中的可能意義，通過了《南斯拉夫緊急救援法案》，又為它提供了5 000萬美元的援助。接著在1951年11月又根據《共同安全法案》，同意給予南斯拉夫軍事援助。到了1953年，南斯拉夫的國內財政赤字全部由美國的援助所填平；從1949年到1955年，鐵托從西方得到的資金共計12億美元，後來只還了5 500萬美元。1945年5月，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的僵持，曾經導致它和義大利及西方的交惡，最後通過南斯拉夫和義大利、英國、美國在1954年10月5日簽訂《諒解備忘錄》而得到了解決。

1945年後，在西方觀察家眼裡，蘇聯咄咄逼人。紅軍徒步行軍，將武器和供給拋在牲口拉的大車上；禁止士兵請假，稍一猶豫，就毫不容情：僅1941年和1942年就有15 7593人因「懦弱」而被處決。稍作休整后，蘇聯就勝過和擊敗了納粹巨人，給了不可一世的德國軍事力量以重重一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見證了布爾什維克取得的成就，這對它的敵友都一樣。斯大林的政策被證明是正確的，他在戰前的行為大多被遺忘了。所謂成王敗寇，斯大林深諳此道。

1948年9月21日的《真理報》發表了一篇伊利亞·愛倫堡的文章，明確指出了猶太復國主義路線發生的變化。從1949年1月起，《真理報》刊登了許多文章，攻擊「沒有祖國的世界主義者們」、「沒有愛國心的劇評家團體」、「無根的世界主義者們」、「失去身份的人」和「沒有護照的流浪者」。猶太學校、劇院遭到封閉，猶太報紙被取締，猶太圖書館也被關閉。「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早在1948年11月20日遭到鎮壓。接下來的一個月里，那些殘留的領導人、藝術家、作家和政府官員們遭到逮捕，入獄達3年之久。在重重摺磨下，他們被迫承認陰謀「反蘇」的罪行，因此很有可能被安排公審。

1951年春，蘇聯警察總頭目貝利亞命令捷克人把審訊的重點從鐵托陰謀轉向猶太復國主義陰謀。從此刻起，整個事情都掌握在蘇聯秘密警察的手中——科馬洛夫上校等軍官被派到布拉格接管審訊工作，而捷克的安全警察和共產黨領導人需要聽命於他們。最後根據需要，蘇聯把受害者目標定在了捷克高層中僅次於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總統的第二把手身上：黨的總書記魯道夫·斯蘭斯基。哥特瓦爾德是一位可供使喚的傀儡，一心忠於共產黨，而斯蘭斯基則不同，雖然他是著名的斯大林主義者（和他之前的拉吉克一樣），但他是個猶太人。

隨著1949年1月經互會（經濟互助委員會）的成立，制定了共產黨國家之間的貿易法規。每個國家都要和蘇聯展開雙邊貿易（這是對納粹時代的需求的又一仿效，莫斯科再次取代了柏林），被指定在國際共產主義經濟中擔任不容商議的角色。因此，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向蘇聯提供工業成品（價格由莫斯科決定），而波蘭和羅馬尼亞專門從事食品和工業初級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作為回報，蘇聯將提供原材料和燃料。

最後，在選擇公審受害者並對他們起訴時，對個人的打分評判和世俗的工具主義也成為相當大的決定因素。在1952年12月17日召開的捷克共產黨全國會議上，卡羅爾·巴西萊克解釋說：「最後，誰有罪、誰清白的問題將在國家安全機構的協助下由黨來做出決斷。」在有些案件中，後者捏造事實和證據以誣陷被告人；還有一些案例中他們更是故意顛倒是非。因而，在斯蘭斯基的審判中有兩名被告被控在捷克產品貿易中哄抬物價敲詐莫斯科。通常，為滿足蘇聯的利益，那些衛星國所生產的產品價格都被壓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權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價」是蘇聯早已認可過的，檢察官們心裏也都一清二楚：這樣可以通過向布拉格注入現金而流到西方國家，用於諜報工作。

公審的一大用處是可以分辨出替罪羔羊。假如共產黨的經濟政策沒有實現預期的勝利，假如蘇聯的外交政策受阻或是被迫妥協了，那麼肯定要有人來接受指責。萬無一失的領袖將如何解釋他所犯下的過失呢？有很多候選人：斯蘭斯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內外都不受人歡迎；拉吉克擔任內政部長時曾是位無情的斯大林主義者。更主要的是，他們所推行的政策過去不受歡迎現在又以失敗告終，此外還有一些或者全體共產黨的領導人和部長們在排隊等候成為潛在的犧牲品。和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敗將被指控犯有叛國罪一樣，共產黨的部長們在他們所推行的政策失敗后也招供自己暗中蓄意破壞——通常實際上是——為了運送物品。

在農村集體化的早期階段，小地主——這時已鮮有大地主存在了——被罰以重稅（常常超過他們的收入），農產品價格和配額的差異都向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傾斜，他們必須依靠配額證生活，他們的子女也受到歧視，無法享受小學后的教育。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下，還是存活了一批數量驚人的個體農民，雖然大多數人是處於經濟的底層，僅擁有「微不足道」的兩公頃甚至更少的土地。

審判和清洗，伴隨著大量不切實際的長篇大論，貶損了東歐公眾中僅存的一些良知。政治和政府變成了腐敗和專制壓迫的代名詞，受操縱並服務於一批貪贓枉法之徒，他們內部之間又互相猜忌著、害怕著。但是，當時的暴政存在著一個顯著的世俗特點：竭力以平等和社會進步的讚歌形式來推行老式專制，這種假面具曾為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時期的寡頭統治集團及納粹侵略者們所不齒。並且，這又是一種為了某一外來勢力的單獨利益而採取的暴政形式，這使得蘇聯的統治在蘇聯以外的國家裡遭到怨恨。

就這點而言，1945年以後的東歐經濟歷史和同時期的西歐復興模式非常相似。在西歐，消費品和服務行業的優先性也為生產性投資和增長做了讓步，雖然馬歇爾計劃稍稍緩衝了一點由此種策略帶來的傷痛。西歐的某些工業部門和地區也是起點較低，20世紀50年代工業化進程在把農村轉變為城鎮中得到飛速發展，尤其是在義大利和法國。但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東歐和西歐之間的相似性消失了。共產黨統治的東歐經濟史的最顯著特徵是：除了煤、鋼、工廠和大批公寓區外，蘇聯模式的第一代工業化產生了奇怪的扭曲和矛盾，甚至比在蘇聯本國還要嚴重。

因此，毋庸諱言，那些年裡，東歐國家的所有人實際上都處在克里姆林宮的懷疑之下。戰後蘇聯國內的壓迫到處都是，日趨嚴密：由於認為1813-1815年西方對俄國的影響導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戰時的接觸會在他的統治時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過納粹迫害或從牢獄中存活下來的蘇聯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懷疑的對象。1949年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通過了一項法律，對犯有強|奸罪的士兵處以10-15年的勞動監禁，但禁止紅軍在民主德國和奧地利境內橫衝直撞並非主要動機。這一法律的真正動機是建立一種機制來對那些回國后恣意妄為的士兵進行懲戒。

那個統一的、世界主義的歐洲只存在於少數人之間——而且在1918年就消亡了。那些根據《凡爾賽條約》籌建的新興國家則從一開始就顯得根底虛弱、短暫易逝。因而，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間的幾十年反倒成了一個過渡間歇期，既不太平也無大戰，這時，帝國統治結束后的歐洲中部和東部國家多少有些前途未卜。最有可能出現的結局——復甦后的德國可能成為該地區舊帝國統治下的從斯德丁一直延伸到伊斯坦布爾地帶的實際繼承者——由於希特勒自身的錯誤而擦肩而過，未能實現。

同一時期，反猶的浪潮正在那些衛星國里集聚力量。在羅馬尼亞，那裡生活著相當多在戰爭中幸免於難的猶太人，1948年秋掀起了一場反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並在接下來的6年裡以不同程度的能力繼續著這場運動。但羅馬尼亞猶太人社群的規模及其與美國的關係，約束了對它的直接攻擊；實際上羅馬尼亞人有段時間曾考慮過讓他們的猶太人離開該國，只是並未當真而已——從1950年春開始，他們同意發放簽證申請，直到1952年4月才停止發放，屆時僅成功申請前往以色列的羅馬尼亞猶太人就已達到了9萬人。

羅馬尼亞計劃中的公審目標是（非猶太裔的）羅馬尼亞共產黨領袖盧克萊修·帕特拉斯卡努。帕特拉斯卡努曾公開對農村集體化表示懷疑，這使他自然地成了羅馬尼亞由於親鐵托主義而遭起訴的「拉吉克審判」式的最佳候選人，1948年4月他遭到了逮捕。但當他的審訊官打算對他審判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帕特拉斯卡努的案子又和安娜·鮑克的案子攪和在一起。鮑克是猶太人，來自摩爾達維亞，是猶太教割禮師的女兒，也是羅馬尼亞歷史上第一位猶太裔的政府部長（而且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外交部長）。她以推行強硬路線的理論和政策而著名，這使她成了竭力想討好當地人的羅馬尼亞領導層的懲戒靶子。

處在蘇聯帝國統治的西部邊緣工業區的工人產生了憤怒和不滿，這對宣揚共產主義非常不利，但他們並沒有對蘇聯的權力造成什麼威脅，並且比爾森和柏林的動亂都發生在斯大林去世之後，這並非巧合。在斯大林時代，真正帶有威脅性的挑戰看起來存在於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內部。這是南斯拉夫分裂行動的真正含意所在，這也直接造成了斯大林對「鐵托主義」的回應，他因時因地制宜，重新回到了早期的政策上。從1948年到1954年，共產黨世界經歷了第二代的逮捕、清洗，以及最為重要的是政治性「公開審判」系列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