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那些激進的知識分子來說，吸引他們離開「物質主義的」聯邦德國的原因，是民主德國自我表現出來的進步、平等和反納粹精神，其政治傾向和清醒程度也和聯邦共和國有所不同。後者似乎既表現出對歷史不願談論的沉重心情，同時又奇怪地感到輕鬆。他們缺乏政治根基，在文化上依賴西方盟國，尤其是促成建立聯邦德國的美國。聯邦共和國的早期知識生活缺少政治方向。那些傾向於兩種政治極端的激進觀點被公開排除在公眾生活之外，並且像伯爾這樣的年輕一代作家不願加入任何黨派政治（這跟他們之後的一代人截然不同）。

在法國人的想象里，這種對革命暴力的熟悉感，伴隨著對過去法俄結盟發黑了的記憶。早已命中注定的法國知識分子滿懷同情之心，傾聽著共產黨對蘇聯的暴行做出的辯護。當然，辯證法也起了作用。馬塞爾·佩居在薩特主編的《現代》雜誌里著文評論斯蘭斯基公審案時，提醒讀者說：一個人處死政敵並不算犯錯。布拉格搞糟的是「如果從共產黨的角度來看這些暴力是合法性的，那麼他們所採取的儀式（即公審）看起來卻有點兒像一幅諷刺畫。畢竟，這些指控並非顯得不合情理」。

這種害怕為反蘇聯利益集團所利用的擔心並不新奇。但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歐洲知識分子的爭論中主要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尤以法國為最。即使東歐公審最後使伊曼紐爾·莫尼埃和《精神》雜誌的許多成員都疏遠法國共產黨之後，他們還是特別注意不說出自己已經變成「反共產黨分子」——或者說更糟的是，他們已經不再「反對美國」。反對「反共產主義」本身正在走向一種政治、文化上的末路。

在東歐，戰前那些知識分子精英受極端保守主義、神秘民族主義的影響，甚至更糟糕的是，年輕人的社會地位上升更是顯著。切斯瓦夫·米沃什不可不謂一個典型人物，他那篇轟動一時的雜文《被禁錮的心靈》發表於1951年，當時他年僅40，正處於政治流亡中。傑爾齊·安德爾澤也夫斯基（他出現在米沃什的書中，但並不是為了恭維）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就出版了一部廣受好評的關於戰後波蘭的小說《灰燼與鑽石》。1922年出生的塔德茲·波洛斯基才二十幾歲，就出版了他的奧斯維辛回憶錄：《女士們、先生們，毒氣室請走這邊》。

當時的情況非同一般，所以產生上述現象。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對極右派的支持程度遠遠超過了大多數人後來的回憶。從布魯塞爾到布加勒斯特，20世紀30年代的報刊和文獻都對種族主義、反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教權主義和政治上的反動派展開了大量的激烈辯論。那些在戰前和戰爭時期從事法西斯活動或持徹底反動觀點的知識分子們、記者們和教師們，在1945年後找到了恰當的理由，大聲叫囂著支持他們新找到的密友，如革新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甚至還有一些臨時或永久退離公眾視線的人）。由於此刻大多數法西斯黨派和報刊、徹底保守的言論都受到了禁止（伊比利亞半島除外，那裡的情況恰好相反），公開表達政治觀點的僅限於中間派和左派。右翼思想和觀念在歐洲失勢了。

當時的歐洲文化是分裂的：一方是共產黨及其友人和辯護者——進步人士和「反法西斯主義者」；另一方的人數比前者多（在蘇聯集團之外），但也更顯得五花八門，他們是反共分子。反共分子的性質從托洛茨基派到新法西斯主義者都有，批評蘇聯的人往往發現自己和那些在其他政治方面很可惡的人在觀點和意見方面相同。這種非神聖的同盟成了為蘇聯辯護者的主攻目標，有時候很難說服那些反共的自由主義評論家們公開發表觀點，因為後者唯恐自己被塗上「反動派」的色彩。1948年在紐約的卡內基演講廳，阿瑟·凱斯特勒對大批聽眾解釋說：「如果理由不正當，你沒法幫助別人弄正確……這種惟恐站錯隊的心理，並非政治清白的表現；而是缺乏自信的表現。」

對法國知識分子來說，共產主義問題的重要性同時也是法國共產黨無處不在而產生的結果。法國共產黨雖然在人數上遠遠不如義大利共產黨（最多時達到80萬人），但是法國共產黨在戰後最初幾年的大選中一直是成功的，在1946年贏得了28%的選票。和義大利共產黨不同的是，法國共產黨無需面對一個聯合起來的中——右勢力的天主教黨。相反，法國社會黨出於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同共產黨的策略交往中積累的長期經驗，它在冷戰初期並未毫無異議地和共產黨聯合（雖然有少數成員希望如此）。因此，法國共產黨比起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來，顯得更加強大，同時也更加孤立。

但是，如果說義大利共產黨在西歐國家中顯得與眾不同的話，那當然還存在著其他一些非同尋常的原因。1943年徹底推翻了墨索里尼的統治，但卻並不能抹掉他20年來的統治對許多義大利知識分子產生的複雜影響。墨索里尼的極端民族主義首先導向反對外來文化和外來影響；法西斯主義公開支持「民族」知識分子，在文學和藝術上推行閉關自守的保護政策，鼓勵用本國同樣的作品來取代那些質量平平的舶來品。

因而，東歐大多數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熱情——即使是在表現得最強烈的捷克斯洛伐克——在斯大林死後就煙消雲散了，雖然還有一些以「修正」或「共產主義改革」的形式滯留了一些年月。共產黨國家裡的分裂不再只是發生在共產黨和它的對手之間。重要的分歧重又出現在那些執掌大權者——黨管國家、警察、官僚、議會知識分子——同其他所有人之間。

對西方來說，幸運的是，美國大眾文化擁有一種美國政治上的愚昧所無法玷污的魅力。共產黨處於嚴重的劣勢，他們正式詆毀美國爵士樂和美國電影為頹廢之作，成了約瑟夫·戈培爾觀點的應聲蟲。東歐共產黨國家禁止爵士樂，認為那是頹廢和異化的，而「自由歐洲之聲」卻在每個工作日的下午對東歐播放長達三小時的流行音樂，每小時插播10分鐘的新聞。電影作為當時另一種普遍使用的媒體，在共產黨控制的國家裡受到了管制；但在整個西歐，觀眾普遍被美國電影的魅力吸引。對此，蘇聯的宣傳根本無法匹敵，甚至連那些西方進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國音樂和電影的吸引，而不同情黨的路線。

雖然希特勒、墨索里尼及其追隨者的覆滅極大地改變了公共寫作和表演的內容，它們的基調卻沒有大的變化。法西斯分子世界末日式的緊迫感；他們所採用的暴力和「終極」手段，彷彿真正的變革必定需要經歷徹底的毀滅；討厭對自由派的「偽善」和妥協；熱衷於二元選擇（贊成或反對，革新或頹敗）：這些衝擊力同樣可以很好地服務於極左派，而在1945年後它們的確如此。

作為以前的軸心國之一的義大利，它在東西方之間都遭到了懷疑。直到鐵托和斯大林分裂，義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間未定的邊界線還一直是引起冷戰的不定因素和發生邊界戰爭的潛在危險。義大利和它的共產黨鄰國之間一直關係不和，其複雜原因還在於它又是除蘇聯集團之外擁有最多共產黨員的國家：1946年是435萬人（佔總數的19%），到1953年上升到了612.2萬人（佔總人口的23%）。也就是在同一年，義大利共產黨宣稱擁有交納黨費的黨員214.5萬名。共產黨在當地的影響力因其控制了某些地區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著名的是在波洛尼亞市附近的艾米利亞·羅馬涅地區），它可以依靠彼德羅·內尼領導的義大利社會黨的支持，而且它那思想精確而又深刻的領導人帕米羅·陶里亞蒂也廣受大眾歡迎。

雖然這一現象是歐洲範圍的，並且超越了共產黨的政治（在歐洲最為著名的這種擁護「工人主義」的知識分子是讓-保羅·薩特，他一生從未加入法國共產黨），但只有在東歐，這些感情才產生了實際效用。來自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區的學生、教師、作家和藝術家大批湧入（分裂前的）南斯拉夫，赤手空拳地幫助重建鐵路。1947年8月，伊泰洛·卡爾維諾熱情洋溢地描寫了來自義大利的志願者投身捷克斯洛伐克革命事業的相似狀況。對新事業的投入、對或真或幻的工人集體的嚮往以及對蘇聯（和它那無往不勝的紅軍）的傾慕，使戰後的青年一代從他們的社會根基和民族歷史中脫離了出去。

另一方面，在這場爭取西歐人民大眾同情心的鬥爭中，蘇聯人很快失去了地盤。從20世紀40年代末起，除義大利以外，其他國家的共產黨紛紛在大選中敗下陣來，如果民意測驗確實可信的話，即使那些投了共產黨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徵性的抗議，或者是表達一種階級感情，或者僅僅是為了團結一致。早在1956年大難臨頭以前，以大西洋為中心的大多數西歐人早就做出了決定，那些西歐知識分子的同情心來了個急轉彎，背離了蘇聯集團。

在戰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里，莫里亞克積極投身於公共事務（他定期為《費加羅報》撰稿直至80多歲——1970年他以85歲的高齡與世長辭），他的論據幾乎充滿了倫理道德性——首先是和阿爾貝·加繆辯論戰後清洗的正當與否，接著又和他的保守派同夥辯論阿爾及利亞戰爭——他反對這場戰爭——他反對共產黨，總是同共產黨人爭論。1949年10月24日，他對《費加羅報》的讀者解釋說，法國共產黨認可布達佩斯公審——當時正在進行中——的合理性，那是一種「下流思想」。但在這些年裡，莫里亞克對共產黨的行為在道德方面的清醒意識，也一直伴隨著他在道德方面對從美國社會來的「外國價值觀」的同樣不滿：和歐洲許多保守派人士一樣，他對冷戰要求他們和美國結盟這一點總是感到心裏不太舒服。

但是，它們已經不再屬於歐洲了，那就是問題的關鍵。斯大林成功地把他的軍事防衛圈滲透到中歐，這就打破了東歐國家的均衡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層次劇烈下降，波蘭人、捷克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總體上被排擠了。雖然共產主義的挑戰實際上一直是西歐辯論和爭論的核心，但對處在幾十英里之外的東歐「真實存在的共產主義」的實際經驗卻很少引起注意：對那些最最堅定的共產主義仰慕者來說，更是未引起絲毫注意。

時隔幾十年後，再去回顧和捕捉早年發生的這些強烈反差和冷戰言論，確實比較困難。斯大林還不是個令人尷尬的問題——恰恰相反。1948年7月莫里斯·多列士解釋說：「人們以為可以通過罵我們是『斯大林分子』就可以侮辱我們共產黨人了。其實，對我們來說，那樣的稱呼是一種榮耀，是我們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美譽。」而許多天才的非共產黨人也同樣不大願意譴責蘇聯領導人，千方百計開脫他們的罪行，或為他們找借口。對蘇聯統治美好希望的幻想伴隨著許多誤解，更糟糕的是還牽涉了美國。

文化自由大會最終在35個國家設立了辦公機構，但其工作重心還是在歐洲，歐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國、義大利和德國。它的目標是召集、激發並鼓動知識分子和學者加入反共產主義的鬥爭，主要途徑是通過出版和傳播文化期刊：英國的《文匯》、法國的《證據》、義大利的《當代》和德國的《月刊》。這些期刊沒有一本贏得過大批讀者——最成功的一本《文匯》據說在1958年發行量達到了16000冊；同年《證據》只有3000冊的發行量。但它們的內容很少有人讀，投稿者是戰後幾十年內一批最優秀的作家，他們形成了自己嚴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國，在由中立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共產黨同路人或完全由共產黨掌握的期刊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證據》只提供自由主義的、反共產黨的論壇。

巴黎本身還進行過兩次頗有影響的政治審判。1946年，一位在1944年4月叛逃美國的蘇聯中層官僚維克多·克拉夫欽科出版了九_九_藏_書他的回憶錄《我選擇了自由》。次年5月法國出版了它的法文版，其中關於蘇聯的大清洗、大屠殺，尤其是蘇聯古拉格集中營體制的描述，使該書在法國暢銷。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在波蘭召開會議，法國共產黨領導人因未能按照蘇聯新的強硬派路線行事而在會上遭到了指責。兩個月後，即1947年11月，共產黨的報紙《法蘭西文學》連續刊登了系列文章，指出克拉夫欽科的書乃一派謊言，純屬美國情報機構的捏造之作。報紙不斷宣傳並擴大這類指責，1948年4月，克拉夫欽科終於要求起訴這家報紙的誹謗罪。

當時英國的共產主義只是一種政治空想。但在倫敦知識界和大學里，它並不約束知識分子在理智上對馬克思主義的同情心。布爾什維主義從一開始就對英國費邊社的社會主義者如H·G·威爾斯有著相當的吸引力，他從列寧甚至斯大林的政策中看到了許多熟悉的事情並且懷有同感：可以通過上層那些對此最為了解的人來推動社會進步。英國的左派內務官員和外交部的同僚一樣，沒時間來關注這些介於德國和俄國之間的小國家的痛苦，他們一直認為這些事情不過是瑣事而已。

在法國，大戰結束時，讓-保羅·薩特40歲，西蒙娜·德·波伏瓦37歲，他們當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阿爾貝·加繆年僅32歲。在比他們年長的一代人中，只有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生於1885年）的影響力和他們相當，主要是因為他並沒有受到過去維希政府歷史的玷污。在義大利，只有那不勒斯哲學家貝內德托·克羅齊（生於1866年）保留了義大利上一代公眾人物的形象。法西斯倒台後，伊格納齊奧·西洛內（生於1900年）是較為年長的、有影響力的義大利知識分子之一，小說家、政治評論家阿爾貝托·莫拉維亞當時38歲，共產黨編輯、作家厄里奧·維托里尼更年輕一歲。在德國，對納粹的同情和戰爭影響了最大多數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作家，海因利希·伯爾——最有才華的、自我意識強烈的新生代作家之一，他們在希特勒戰敗后的兩年裡組建了「47社」——在戰爭結束時年僅28歲。

美國花費了幾億美元，試圖贏得歐洲人的好感，但結果出版的許多出版物和產品不是質量拙劣就是效果適得其反，只是證實了歐洲知識界早就心存的懷疑。在德國，美國過分關注共產黨的行為，反而被許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劃，想使人遺忘或聯想納粹所犯下的罪行。在義大利，梵蒂岡領導下的聳人聽聞的反對共產黨的運動削弱了對西洛內、維托里尼等人關於反斯大林派的爭論。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誕可笑只對藝術和文學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直接衝擊了畫家和詩人的領域，使得西方知識分子一致疏遠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們也還是保持著沉默，唯恐引起美國「宣傳」的敵意。

但是在法國，訴諸暴力手段並不僅僅代表著對近期經歷的控制。它也是重現了舊有的傳統。對同謀、背叛和叛國罪的起訴，要求嚴懲罪行，並且轉向一種需要一個全新開端的呼聲，這些都並不是在獲得解放后才開始的。這隻是古老的法國傳統的重現。自從1792年以來，法國公眾生活中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極分化擴大並且進一步使國家分成兩派：對君主制贊同與否，對革命贊同與否，對羅伯斯庇爾贊同與否，對1830年和1848年的《憲法》贊同與否，對巴黎公社贊同與否。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經歷如此漫長而不間斷的二元政治，傳統歷史學強調了這種全民族的革命迷思，又在其後的幾十年裡灌輸給了法國的孩子們。

這一方式獲得了獨特的成功。這條從克羅齊的自由派反法西斯主義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的道路，被義大利共產黨中最聰慧的一批年輕領導人採納：喬奇奧·阿曼多拉、盧齊奧·龍巴鐸·拉迪齊、彼德羅·英格拉奧、卡羅·卡索拉、埃米利奧·塞倫尼等等，這些共產黨人均來自哲學和文學界。1946年後，對行動黨的政策失去了幻想的人也都加入了共產黨的行列，因為這個黨未能實施戰時抵抗運動的想法，表明在義大利公眾生活中引入世俗的、激進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等種種希望的破滅。當時有位作家稱呼他們是「羞怯的克羅齊派」。

這樣看來，冷戰期間的分界線與其說處於東西方之間，不如說處於東歐和西歐內部。在東歐，共產黨及其機構和社會其他各部分之間處於未宣戰狀態，那些接近共產黨的熟人已經劃定了新的戰線：在那些共產黨給予了這種或那種形式的社會實際利益的人和那些因此而遭受歧視、失望和被壓迫的人中間。在西歐，分界線兩邊都能看到許多知識分子的身影，但對共產主義理論的熱情與對它的直接實踐經驗呈現出明顯的反比。

但是，另一場審判卻令人很難忘卻。1949年11月12日，在布達佩斯對拉茲羅·拉吉克執行處決的4周后，戴維·羅塞特在《費加羅文學報》上撰文呼籲那些曾被關押在納粹集中營中的人們，幫助他探尋蘇聯集中營的真相。他指出，根據蘇聯制定的勞動教養法，那些地方並非像官員們所說的是接受再教育的中心，而是為完善蘇聯經濟和刑法體制而建的集中營。一周后，《法蘭西文學》再次刊文，共產黨作家皮埃爾·達伊克斯和克勞德·摩根譴責他捏造事實，惡意誣衊蘇聯。羅塞特為自己名譽受損提出起訴。

由於上述原因，戰後義大利的知識生活被高度政治化了，並且和共產主義問題緊密相關。佔壓倒多數的義大利年輕知識分子們，甚至包括那些曾經受到過法西斯主義誘惑的人，一起形成了受貝內德托·克羅齊影響的團體。克羅齊明顯地深受黑格爾唯心主義哲學思想和19世紀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影響，他為知識分子中反法西斯的一代人提供了道德準則，但在戰後的環境里，僅靠這些還是明顯不夠的。義大利人實際上面臨的確切選擇似乎明擺著：要麼是政治化的教權主義——形成保守的梵蒂岡（在庇護十二世統治下）和美國支持下的基督教民主黨之間的聯盟——要麼是政治上的馬克思主義。

到了1950年，美國情報部門全面掌控了美國在歐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項目。在美國駐聯邦德國和奧地利的佔領軍政府（他們在這些國家的美國佔領區內享有絕對的媒體、文化控制權）情報分支機構的協同下，美國情報部門開始地位上升，可以對西歐的文化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力。到了1953年，在冷戰的高峰期，美國的海外文化項目（不包括秘密資助和私人基金會在內）僱用了1 3000人，耗資1.29億美元，大部分花費在對西歐知識分子精英的洗腦大戰上。

羅塞特的證人名單包括各種對蘇聯監獄制度掌握了第一手資料的、值得高度信賴的專家，尤以瑪格麗特·布伯-紐曼的證據最具戲劇性，她證實說自己不僅在蘇聯集中營里呆過，還住過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時間是在1940年斯大林把她轉交回納粹手裡后，這是根據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發生的小小變更。羅塞特贏得了這場官司。他甚至還在同時代人的良心和意識里烙下了一些印痕。在1950年1月的最後判決宣布以後，莫里斯·梅洛-龐蒂承認「要集中所有事實來質疑蘇聯體制的意義所在」。西蒙娜·德·波伏瓦感到完全有必要在她的影射小說《名士風流》中加入一段主人公們在聽到關於蘇聯集中營的消息后發生的系列痛苦爭論（但是出於溢美之目的，她重新修改了小說里的時間，使得薩特和他的朋友們看上去似乎早在1946年就意識到這類事情）。

在這些年裡，英國人也完全處於歐洲知識生活的邊緣，當然原因大不相同。英國對導致歐洲分裂的政治爭論也很清楚——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矛盾衝突勝過了和平主義，經濟大蕭條和西班牙內戰導致了工黨和知識分子左派的分裂，這些分裂在後來的歲月里一直沒有被遺忘。但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英國，法西斯和共產黨都沒有能夠成功地把社會不滿變為政治革命。法西斯主義者的活動範圍主要局限於倫敦的貧民區，20世紀30年代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那裡鼓動大眾反對猶太人；大不列顛共產黨除了早期在蘇格蘭造船業和一些礦區以及英格蘭中部的西區工廠里擁有強勢外，此外就一直沒有什麼支持力量。即使是在它曇花一現的選票達巔峰時期的1945年，也只獲得了10.2萬張選票（只佔全國選票的0.4%），因此只贏得了議會的兩個席位——而這兩個席位又都在1950年的大選中失去了。到了1951年的大選中，大不列顛共產黨在約4 900萬人口中只獲得了2.1萬張選票。

義大利共產黨和其他東、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相比，具有一個明顯的特點。從一開始，它就是由知識分子領導的。和安東尼奧·葛蘭西以及20年前的年輕的共產黨創始人一樣，陶里亞蒂比起歐洲其他國家共產黨領導人中的大多數來，確實才華非常出眾——智慧超群而受人尊重。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0年裡，該黨公開歡迎知識分子——加入黨的陣營，成為黨員或同盟者——並注意在黨的言辭中去掉那些可能會不利的話語。事實上，陶里亞蒂有意識地以他自己的方式來調整共產主義以迎合義大利知識分子：「一半克羅齊、一半斯大林。」

薩特那一代人宣稱從戰爭中還悟出了政治暴力的不可避免性——從而也符合了某種程度上的意願。這遠遠超出了法國對當時的經歷所做的解釋：到1945年，許多歐洲人生命中經歷了30年的軍事、政治暴力。整個大陸的年輕人在言行上已對公開的殘暴行為習以為常，而這隻會使他們的19世紀的先輩們感到震驚。而且現代政治詞彙還提供了一種「方言」以幫助喚起國內的暴力和衝突：《精神》雜誌的主編、基督教左翼有影響的人物伊曼紐爾·莫尼埃在1949年無疑地代表大眾發言時聲稱：在每天都上演對資本主義受害者實施「白色暴力」的時候，誰若反對暴力和階級鬥爭，誰就是虛偽的。

由於這個原因，巴黎知識分子的天性傾向成了我們最好的嚮導，可以用來透視冷戰時期歐洲信仰與觀點的錯誤路線。在巴黎不像在其他地方，各種知識分子派系都追隨國內外的政治線路。東歐國家的公審在巴黎引起了激烈的爭論，因為其中許多受害的共產黨人都曾在法國生活和工作過：拉茲羅·拉吉克在西班牙內戰後就一直被軟禁在法國；阿圖爾·倫敦參加過法國抵抗運動，並和一位傑出的法國共產黨員結了婚，後來又成了另一位法國共產黨員的岳父；「安德烈·西蒙」（即奧托·卡茨，斯蘭斯基案的另一位受害者）在30年代的巴黎記者圈內赫赫有名，工作表現出色；特萊科·科斯托夫從擔任保加利亞駐巴黎外交官時就早已為人熟知——事實上，他在索非亞被捕的照片上了加繆《戰鬥報》的封面。

正宗的左翼把反法西斯言語的核心歸結為簡單的政治忠誠二元觀：我們是和他們不同的人。他們（法西斯主義者、納粹分子、佛朗哥分子、民族主義者）是右翼，我們是左翼；他們是反革命的，我們是進步的；他們代表戰爭，我們代表和平；他們是惡勢力，我們站在善的一方。用克勞斯·曼1935年在巴黎時的話來說是：不管法西斯主義是什麼，我們可不是，並且我們反對它。由於大多數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敵人在給自己的政策下定義時，首先都標榜自己反對共產黨（這也是戰時納粹主義對那些遠在丹麥和羅馬尼亞等國的保守知識分子精英產生部分吸引力的原因所在），這種對稱有序的口號對共產黨的辯論大為有利。親共產主義，或者說反對反共產主義，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邏輯本質。

艾呂雅是共產黨員，但他的情緒感染了許多從未入黨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1948年捷克政變后，西蒙娜·德·波伏瓦確信共產黨將變得無往不勝：正如與她同時代的保爾·尼贊在許多年前所寫的那樣，革命的哲學家只有在他所選擇的階級肩負革命重任后才能發揮作用，而共產黨認為自己正是那個階級的代表。介入革命的知識分子有責任站在進步的歷史這一邊，無論有時候在道德方面發生什麼變化。ｒｅaｄ•99ｃｓw•ｃom

除了對歐洲大陸狀況的這種關心之外，英國的（尤其是英格蘭的）評論家們持一種旁觀態度，似乎歐洲問題和英國的問題雖然相關，但在關鍵方面還是有所不同。除了個別明顯的例外，英國知識分子在歐洲大陸的爭論中並沒有起到影響作用，他們只是在一邊袖手旁觀。大致說來，那些在歐洲屬於政治上緊迫的問題只引起了英國知識分子的一點點興趣；而那些知識分子關於歐洲問題的思考，即使能引起注意的話，通常也只局限於學術圈內。

美國的反應是建立「美國之家」。這種機構帶有圖書館和報紙閱覽室，舉辦講座，召開會議並開設英語課。到了1955年，歐洲建立了69所這樣的「美國之家」，在某些地區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在奧地利，馬歇爾計劃在該國發行了1.34億冊英語圖書，維也納和薩爾茨堡（前者處於四大國統治下，後者屬美國佔領區）的相當一部分居民前往當地的「美國之家」借閱圖書、閱讀報紙。英語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語言，成為奧地利高中生學習的首選外國語言。

當然，蘇聯對在戰後把注意力指引到反法西斯方面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在美國取代德國成為它的敵人之後。反法西斯的言語現在主要針對的目標是美國，首先是譴責它在保護試圖復讎的法西斯主義，然後擴展到將其描述為本身就是一種原法西斯主義的威脅力量。當然，使得共產黨的這種策略特別有效的原因，還是在於歐洲普遍存在著一種對法西斯主義復興的真正恐懼，或者至少是害怕那種對在廢墟上產生的新法西斯主義的同情。

加繆最初產生懷疑是在戰後法國清洗運動和公審時期，共產黨以抵抗運動黨的名義實行強硬路線，要求對幾千名真正的和假想中的通敵者實行驅逐、監禁和處死。接著，從1947年起，知識分子的政治忠誠道路開始變得艱難起來，加繆發現自己開始日益懷疑他的政治盟友是否有良好的信仰——剛開始時是出於習慣，以及為了維護統一，他想抑制這種懷疑。1947年6月，他上交了《戰鬥報》的領導權，比起3年前來，他不再那麼具有政治自信和樂觀精神了。在同年出版的他的主要作品小說《鼠疫》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加繆對他的政治夥伴所走的強硬路線這一政治現實感到不安。通過小說中的人物塔爾魯之口，他講出這麼一句話：「我已決定捨棄一切直接或間接地可以置人于死地或者可以用來評判他人死活的事物。」

作為這片停滯的土地上一種代表進步和現代的聲音，以及社會變革和政治改革實踐的最好希望，義大利共產黨在它周圍凝聚了一批思想相近的學者、作家，他們為黨和它的政治提供了一道敬意、智慧和普世教會主義的光環。但隨著歐洲的分裂，陶里亞蒂的策略受到的壓力越來越大。在1947年9月召開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來自蘇聯的對義大利共產黨的批評揭示了斯大林想把義大利共產黨（和法國一樣）牢牢控制在他手中的決心；他們的政治策略必須和莫斯科保持高度一致，他們不拘泥於宗教教條形式處理文化事務的方式，也必須改為日丹諾夫的毫不妥協的「兩種文化」論。此外，美國厚顏無恥的干涉但卻成功地支持基督民主黨獲得了1948年大選的勝利，戰後陶里亞蒂對自由民主黨的合作政策就開始顯得有些天真了。

德國自己已是滿目瘡痍。1933年以後，德國知識分子的移民潮中留下來的人，幾乎都不得不同當政者妥協。馬丁·海德格爾同納粹政府調情的臭名昭著的態度並非典型，只不過是在他那具有影響力的哲學著作中的蘊涵意義引起了爭議罷了；在中學和大學里、地方和中央政府里的官僚們、報紙和文化機構里，成千上萬名小海德格爾們也一樣，出於熱情而採取妥協態度，根據納粹的要求來寫作和行事。

帕維爾·科胡特，幾十年後作為不同政見者蜚聲國際的后共產主義時期的散文家、劇作家，最初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公眾視線時，對自己祖國的新政權絕對熱情。1969年，他回首1948年2月捷克政變，描述他在布拉格人潮擁擠的舊鎮廣場看到共產黨領袖克萊門特·哥特瓦爾德時的情景時，描述說他當時對此持「肯定態度」。「在那些想要尋求公正的人民大眾和在領導他們加入決定性鬥爭的這個人（哥特瓦爾德）身上」，20歲的科胡特看到了「誇美紐斯徒勞地尋找的核心保障」。4年後，科胡特一腔忠誠地寫下了「致我們自己的共產黨的頌歌」：

但這也是美國政策造成的直接結果。美國的勞聯——產聯、美國情報部門和國務院把溫和的、以工會組織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和勞工黨看作是阻礙共產黨發展的最佳障礙，尤其是在法國和比利時（義大利的政治格局有所不同，他們把希望和大量資金都押在了基督教民主黨身上）。直到1947年中期，這場賭博還未見勝負。但是在那一年春天，隨著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共產黨被逐出政府，尤其是1948年2月布拉格政變以後，西歐社會黨人就和共產黨分道揚鑣了。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工會之間、在共產黨領導的罷工者和社會黨的部長們召來的軍隊之間爆發了暴力衝突，這時又從東歐傳來了社會黨人被捕和監禁的消息，這就使西方許多社會民主黨變成了反對蘇聯集團的頑敵，轉而準備接受美國的金錢援助。

美國和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樣，也遭到了共產黨言論的激烈攻擊。這是一種機敏的戰略。美國在西歐並不廣受歡迎，雖然它在歐洲經濟復興上曾給予某些國家慷慨資助。1947年7月只有38%的法國成年人認為馬歇爾援助計劃不會給法國的獨立帶來嚴重威脅，1948年的戰爭創傷和兩年後朝鮮戰爭的爆發進一步激起了人們對美國動機的懷疑。共產黨指控美國軍隊在朝鮮使用了生物武器，很多人都是相信的。

陶里亞蒂曾在莫斯科度過了20世紀30年代，並在1937-1938年第三國際的西班牙行動中擔當過領導角色，他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考慮問題的。在共產黨內，人人都必須服從上級的命令，每一件事情都要從屬於政治。「文化」並不是一個受保護的領域，可以不受蘇聯的傳詔。維托里尼和他的同伴們必須接受黨關於文學、藝術和思想的路線，否則就得離黨。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義大利共產黨更接近於服從蘇聯權威的道路，使得維托里尼等一批知識分子同它正式疏遠了。但除了陶里亞蒂對莫斯科的絕對忠誠外，義大利共產黨並沒有從整體上失去一種非教條式的「光環」，因為只有義大利共產黨這個大黨還在包容著、甚至贊同知識分子的不滿和思想自主；這種好名聲將在以後幾十年裡對它大有好處。

為了反擊羅塞特那批人——並且留住「進步」的知識分子們——各國共產黨動用了「反法西斯主義」這根道德槓桿。這具有一定的親和力。許多歐洲人參與的第一次政治動員經歷可能就是參与反法西斯運動，即20世紀30年代的人民陣線組織。大多數人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反法西斯的勝利，戰後的法國和比利時也一直這樣在慶祝。「反法西斯主義」對於一個單純年代而言是一種普遍的安慰。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法西斯作家們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國家、墮落、犧牲和死亡這些概念有著先入之見。1945年後的左翼知識分子也成形於戰爭經歷，但是這一次他們關注水火不相容的道德選擇的衝突，排斥一切妥協的可能性：善與惡、自由和奴役、抵抗與合作。從納粹或法西斯佔領下獲得解放，以進行激進的政治和社會變革，這種做法受到了廣泛歡迎，被認為是一個變戰爭的破壞為革命的動力並創建一個嶄新開端的機會。而當這一機會看來受到挫折，又回歸到「常規」生活時，失望的情緒一下子就轉變為憤世嫉俗的冷嘲熱諷——或轉變成極左派說，世界再一次兩極分化，陷入了兩個不可調和的陣營。

還在歐洲法西斯和民主之間的鬥爭尚未結束時，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分裂：共產黨和反共產黨。對未來幾代人來說，其速度之快，可能會讓他們感到費解。對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進行監視，看他們是否支持蘇聯，這並不是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分裂而開始的，但是在戰後的這幾年裡，在1947年到1953年間，這條劃分東方和西方之間、左翼和右翼之間的分界線深深地刻入了歐洲的文化知識生活。

「文化自由大會」是在官方的贊助下成立起來的，參与者有伯特蘭·羅素、貝內德托·克羅齊、約翰·杜威、卡爾·雅斯貝斯、法國天主教哲學家雅克·馬利坦。這些老人們為這項新的冒險帶來了可敬性和權威性，但是隱藏其後的政治動力和智慧力量則來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產黨知識分子——阿瑟·凱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爾、瑪格麗特·布伯-紐曼、伊格納齊奧·西洛內、尼古拉·齊亞羅蒙特、悉尼·胡克。他們轉而又受到更年輕一代人（大多數是美國人）的協助，承擔起「文化自由大會」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務。

戰後最初10年裡，那些真正的反動知識分子根基很淺。即使像法國的雅克·洛朗特和羅熱·尼米耶這種毫不羞恥地公開宣稱自己為右翼的人物，也知道自己事業無望，只能抱著快樂心態，形成了一種新波希米亞式的對不光彩的過去的懷舊情結，炫耀自己與政治無關，並以此為榮。如果時機對左翼有利，歷史站在他們這一邊，那麼新一代右翼知識分子將以失敗的挑戰者自居，把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些真正墮落的、尋求死亡的唯我論作家（如德里厄·拉·羅歇葉和厄內斯特·榮格）轉變成了一種社交和服飾的風格——因而預示了撒切爾夫人執政時期英國的一幫「年輕的老頑固」。

帶著這樣一種天真的熱情，東歐的一些年輕人投向共產主義（「我一心想參加革命……」，作家魯德維克·瓦楚里克在加入捷克共產黨時對他的女朋友如此宣稱），但是莫斯科的目的是最終統治這些國家，因此導致後來人們對共產主義的熱情和幻想都消退了。那些稍稍年長些的共產黨人，如德熱拉斯（生於1911年）可能一直都比較明白，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操縱人們的狂熱情緒，正是為了束縛他們」。但是那些年輕的皈依者們，尤其是一些知識分子，在發現共產黨的嚴峻紀律和斯大林主義的權力現實后都大為震驚。

因此，戰後絕大部分義大利知識分子所表現出來的道德立場，反映出了整個國家在國際問題的立場上的模糊性，由於受到過去威權政治的不當影響過深，而無法參与戰後歐洲事務的核心。無論如何，義大利長期以來就處於歐洲現代文化的邊緣，也許部分原因和它自身歷史上的離心狀態和所屬位置有關：那不勒斯、佛羅倫薩、波洛尼亞、米蘭和都靈，各個城市都自成一個小世界，擁有自己的大學、報紙、學術圈和知識界。羅馬是權威之地，是恩惠的源泉和權力的中心，但它一直沒能控制過整個國家的文化生活。

但即便如此，在冷戰初期，要不是擔心自己的言行會幫了政敵的忙的話，西歐還是有許多人可能會公開批評斯大林、蘇聯共產黨，以及當地共產黨人。這也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遺產之一，堅持認為「左翼無敵人」（必須指出的是，斯大林自己對這一條規律都沒怎麼注意）。當試圖阻止弗朗索瓦·費吉托寫作有關拉吉克受審的題材時，進步人士艾比·波利埃解釋道：如果關注共產黨的罪行，那就是在「玩帝國主義者的遊戲」。

冷戰早期的文化競爭具有不相對稱性。在歐洲文化精英中，他們普遍懷有這樣一種情緒，認為即使跨越了意識形態的分裂，即使在鐵幕兩邊建構了橋樑，美國還是對共同文化產生了威脅。法國人尤其帶著這種觀點，這反映出他們在戰後初期想通過外交努力擺脫美國控制的國際政策。有跡象表明，駐柏林佔領區的法國文化委員會頭目菲利克斯·魯塞特和蘇聯同行（亞歷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歡，遠勝於他和該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們一樣，他夢想著恢復一條從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寧格勒的文化軸心。

這場審判從1949年1月24日延續到4月4日。在審判中，克拉夫欽科帶來了許多無名的證人來為自己作read.99csw.com證；但被告們卻拿出了一大堆出自法國非共產黨的主要知識分子的證詞：抵抗運動小說家韋爾科，物理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藝術評論家讓·卡索，抵抗運動英雄、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館長，還有其他許多人。這些都證明了法國共產黨抵抗運動的清白，蘇聯革命信心的無可非議，以及克拉夫欽科供詞的不可接受——即便那是事實。審判判給克拉夫欽科一個法郎作為象徵性的名譽傷害賠償費。

東歐各國共產黨領導人典型地都是一批年歲稍長的人，他們或是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政治犯生涯或是曾流亡蘇聯，也有些人兩者都經歷過。但是在他們領導下的那些年輕男女，都沉浸在蘇聯支持下的推翻政權的理想主義狀態中，這對他們獲取成功至關重要。在匈牙利，格沙·羅松齊差點在1956年匈牙利動亂后成為蘇聯鎮壓的犧牲品，二十幾歲的他和幾百位同他一樣的人把匈牙利共產黨推上了執政舞台。海達·科娃麗的丈夫魯道夫·馬戈留斯曾是1952年12月斯蘭斯基公審案的被告之一，他擔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政府部長職務時才35歲；公審案件中另一被告阿圖爾·倫敦更年輕，共產黨執政時他才33歲。倫敦曾在法國抵抗運動中接受了政治教育，他和其他許多地下共產黨員一樣，年紀輕輕就學會了如何行使政治、軍事職責。

為了控制住這種雖是萌芽狀態但卻四處蔓延的戰爭恐慌，並且懷疑美國在歐洲知識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腳，斯大林發起了世界範圍內的和平運動。從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蘇聯文化戰略的核心。和平運動的發起是在波蘭的弗羅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識分子大會」上。弗羅茨瓦夫會議后又召開了第一屆「和平會議」，時間是1949年4月，幾乎同時在巴黎、布拉格和紐約進行。作為一個典型的「陣線」組織，和平運動本身在名義上由傑出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約里奧-居里領導；但是共產黨控制了它的各個委員會，它的所有行動都與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緊密合作，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現在更名為《爭取人民民主，爭取持久和平》。

共產主義在知識分子中激起的興奮，是希特勒和（尤其是）自由民主所無法奢求比擬的。共產主義的產生及其規模，在地域上帶有異國情調，而且具有英雄主義色彩。1950年，雷蒙·阿隆評論說：「令人可笑和驚詫的是……歐洲左翼居然把一個金字塔建造者看成了它的上帝。」但真有這麼令人驚異嗎？讓-保羅·薩特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就是個恰恰在「金字塔建造者」發動其最後的瘋狂計劃時受共產黨吸引達最深狀態的人。關於蘇聯正在追求一項偉大事業的想法，它的勃勃雄心為其缺點找到了借口和辯護理由，這些都對那批理性主義的知識分子產生了特別的吸引力。法西斯主義與生俱來的罪行成了它集中攻擊的目標。但共產主義是為了實現它在全世界範圍內毋庸置疑的、超級偉大的目標。它所犯下的錯誤在那些非共產黨的觀察者眼裡，只是為了所謂創造歷史而付出的代價。

同時，一種陰險害人的美國產品正在歐洲大陸蔓延。1947到1949年間，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在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瑞典和義大利開設了瓶裝工廠。這家公司進入歐洲5年以來，在聯邦德國開設了96家分廠，並使它成為美國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場。在比利時和義大利只是出現了一些反對和抗議的聲音，但在法國，可口可樂公司卻引發了一場公眾風暴。《世界報》雜誌披露了該公司1950年要在法國銷售2.4億瓶可樂的市場目標，在共產黨的鼓勵（但並非精心組織）下，這引起了強烈的反對。共產黨在自己的圈子裡警告大家，可口可樂的銷貨渠道同時兼任著美國間諜網的任務。《世界報》1950年3月29日發表社論：「可口可樂是歐洲文化的但澤。」

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那些年來，只有一個地方成了適合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地方：這座城市是一個國家的首都，它的糾結和分化反映並界定了整個歐洲大陸的文化狀況。它的競爭者們都遭到了監禁，早已自我毀滅或者人云亦云了。自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歐洲各國先後淪入獨裁者之手，政治難民和流亡知識分子紛紛逃向法國。有些人在整個戰爭期間都在那裡，並加入了抵抗運動，許多人成了維希政府和納粹的犧牲品。有些人逃到了倫敦、紐約或拉丁美洲，但在解放后又回歸了。還有一些人，像切斯瓦夫·米沃什和匈牙利歷史學家、政治新聞記者弗朗索瓦·費吉托，他們並沒有移居海外，直到蘇聯在東歐搞政變，迫使他們逃離祖國——就這點來看，他們似乎很自然地就直奔巴黎。

因而，當激進黨的年邁政治家愛德華·埃利奧（他一直擔任「法國民族陣線」主席，直到1957年85歲時去世）在解放時宣布，除非「法國首先經過一場浴血奮戰」，否則就不會恢復正常的政治生活。他的話語對法國人來說並不顯得奇怪，反倒因出於一位來自政治中心的大腹便便的外省議員之口而顯得更有希望了。法國讀者和作家們一向熟悉這樣一種思想：歷史變革和血腥清洗形影相隨。薩特及其同代人堅持認為共產主義的暴力是一種「無產階級人道主義」，是「歷史的催生婆」，在這方面，他們遠比自己意識到的還要傳統。

戰後一代的學生在尋找領導人、行動方向和紀律，以及和「工人們」配合行動的前景，所以法國共產黨的異常嚴格性反而具有了一定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至少持續了好幾年：這點和它的捷克、波蘭同行們最初在東面幾個國家激起了同代人熱情的情況大致一樣。但是對那些更成熟的法國知識分子來說，法國共產黨內的文化委員們在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上，長篇累牘地大肆宣揚這種狂熱的正統性，這就在其他方面日益對他們的進步信念形成了挑戰。那些將自己的命運同法國共產黨綁在一起的作家或學者們像義大利的維托里尼和倫敦的共產黨歷史學家團體一樣，根本無法預料到會失去周轉的餘地。

因此到了1948年，出現了日丹諾夫的「兩種文化」論。他堅持認為，一切事情——從生物學到詩歌——都必須採取「正確的」立場，這使得盛行民主的東歐國家尤感詫異。凡是盲從的知識分子，都一直緊跟黨的路線，無論如何，這種採取壓迫手段和保持正統信仰的路線，是早在蘇聯成立之前就由來已久的傳統做法，但是對於那些剛從溫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轉型過來的國家而言，卻顯得比較艱難了。在19世紀的中歐，在知識分子和詩人中間形成了一種代表民族發言的習慣和責任。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以前他們代表的是抽象的「人民」，現在卻在更多時候成了（真實的）暴君的文化喉舌。更糟糕的是，他們即將成為被選中的犧牲品——作為世界主義者、「寄生蟲」或猶太人——成為暴君所犯過失的替罪羔羊。

和平運動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爾摩由「世界和平愛好者大會常委會」發起了一項呼籲，在西歐吸引了幾百萬人簽名（另外在蘇聯集團里還有幾千萬人簽名）。確實，徵集簽名是和平運動的主要活動，尤其是在法國得到了最強勁的支持。但是在和平運動的這把庇護傘下，其他陣線組織也深知：蘇聯是站在和平一邊的，而美國（及他們的南朝鮮、南斯拉夫和西歐各國政府那些朋友們）則是在戰爭一方。詹妮特·弗萊納對發表在1950年5月《紐約客》上一篇來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當時，共產黨的宣傳獲得了非同尋常的極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產黨人中間，而在法國更是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

對「可口可樂殖民主義」的抗議浪潮也有過輕緩的一面（曾有謠傳說該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標誌以霓虹燈廣告的形式掛在埃菲爾鐵塔上……），但其背後傷害的情感比較嚴重。美國文化的粗俗，從電影到飲料，包括美國在歐洲所表現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國主義野心，是歐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蘇聯有可能會對歐洲立刻造成威脅，但從長遠來說，引起更險惡的挑戰的是美國。朝鮮戰爭剛爆發，美國就開始向歐洲施壓，要求重整聯邦德國的軍備武裝，這就證實了這一觀點。共產黨現在可以把在波恩對「前納粹」的指責和對美國支持「法西斯復讎主義」的指控聯繫起來了。早在戰時被佔領時期，民族主義者就開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陣，如今這種敵意又重新抬頭並席捲了義大利、法國和比利時——而且在德國本國也出現了，主要表現在布萊希特等民主德國作家身上。

然而，它對知識分子也特別沒有同情心。與義大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法國共產黨一直由脾氣倔強而頭腦遲鈍的黨的官僚在領導，比如說礦工出身的莫里斯·多列士，他從1932年起一直擔任黨的領袖，直到1964年去世為止。斯大林認為，多列士的最重要品質是——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爾德一樣——他值得信賴，總是聽命行事而從不發問。並非巧合的是，自從在1939-1940年的虛假戰爭（phony war）中逃離法國軍隊后，多列士就在莫斯科度過了接下來的5年時光。因此法國共產黨是可靠的，雖然嚴格說來是衛星黨，卻是宣揚和執行斯大林路線的有效工具。

文化宣傳的途徑當然並不缺少：到了1948年，原來因缺少紙張而引起的報紙印刷短缺問題得到了解決，發行網路得以重建，在聯邦德國，約有200多份文學和政治期刊得以發行（但是後來其中很多刊物由於幣制改革而停刊了），並且新的聯邦共和國擁有大量高質量的報紙，其中尤以在漢堡出版的新周報《時代》最為著名。然而，聯邦德國對歐洲知識生活的主流來說還只是處在次要地位，並且在以後的許多年裡也一直如此。柏林一位聯邦德國新聞記者兼編輯梅爾文·拉斯基在描述1950年德國知識分子的狀況時寫道：「我認為，現代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會在靈感甚至智力上顯現出如此地枯竭和凄涼失落感。」

年紀輕時下定決心要加入共產黨（或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的情況下通常就意味著共產黨員）。因此，捷克人盧德克·帕奇曼說：「我1943年就成了馬克思主義者。我當時只有19歲，一想到我突然通曉一切、能夠解釋一切，還想到能夠同無產階級一起進軍全世界，先是反對希特勒，接著要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作鬥爭，我就著了迷。」即使是那些像切斯瓦夫·米沃什一樣並沒有被共產主義教條的魅力沖昏頭腦的人，也毫不含糊地歡迎共產黨的社會改革：「我很高興看到波蘭半封建社會最終被摧毀，大學向年輕的工人和農民敞開大門，農業改革正在實行，整個國家最終走上工業化道路。」正如鐵託身邊的米洛萬·德熱拉斯回憶所親身經歷的一切時，曾觀察到：「極權主義開始時是一種熱情和信念，只是後來才成了組織機構、政府權力和職業。」

而這對自由派現實主義者如雷蒙·阿隆來說就不成問題了。和歐洲政治中心的許多「冷戰勇士們」一樣，阿隆對美國抱著極其有限的認同感——他寫道，「在我看來，美國經濟，這一模式既不人性，也不適合西歐國家。」但阿隆對戰後歐洲政治的核心事實非常清楚：來自國內外的矛盾衝突都攪和到了一起。他在1947年7月寫道：「我們所處的時代對我們個人和國家來說，起決定作用的全球性問題，實際上是個地緣選擇的問題。要麼生活在自由國家裡，要麼處在蘇聯的強硬統治下。從現在起，每個法國人都應當表態做個選擇。」或者用他在另一場合的話來說：「這遠非善惡之爭，而是好惡之選。」

陶里亞蒂對非共產黨左派的批評卻一直無法改變國內外（尤其是國外）對義大利共產黨的廣泛看法，即它不同於他國的共產黨。後來伊格納齊奧·西洛內承認說，義大利社會黨人只能責怪他們自己。義大利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的親密關係至少一直維持到1948年，後來的非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者對蘇聯展開的不斷批評也並非自願，使得義大利政壇無法在共產主義之外出現另一種左傾政治力量。

美國在這場文化戰爭中只是個新手。蘇聯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對外文化關係協會」；早在1914年前，法國、德國和義大利也曾積極地資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國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才開始這項活動的預算；到了1946年，隨著富布賴特計劃的啟動，才開始認真介入這個領域；遲至1947年秋，美國對歐洲的文化教育項目才轉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時，反對共產黨才成了美國的主要戰略目標。

在文化方面，共read.99csw.com產黨根本沒必要搶佔先機。由於害怕受美國統治、失去國家自主權和機會，使各種政治派別和沒有政治派別的男男女女們投入了「進步」陣營。相比貧困而需要依賴的西歐，美國顯然是個經濟占強勢而文化蒙昧的國家：這是一種致命的組合。1949年10月——馬歇爾計劃實施的第二個年頭，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正在最後籌劃中——法國文化批評家皮埃爾·伊曼紐爾告知《世界報》的讀者們，美國賜給戰後歐洲的主要禮物就是……陽|具；即使在司湯達的土地上，「陽|具也正在變成上帝」。3年後，《精神》雜誌的基督教編輯們提醒讀者說：「我們從一開始就警告過大家：美國文化衝擊歐洲各民族之間的精神和道德的內聚力，危害我們的國家福祉。」

對於像法國的萊昂·布魯姆、德國的庫爾特·舒馬赫那樣的社會黨人來說，冷戰提供的政治機會至少在某一方面令人並不陌生：他們了解過去的共產黨，對人民陣線結盟之前那些黨內兄弟間互相殘殺、鬥爭不斷的陰暗年代一直未能忘記。年紀稍輕的一代人就沒有這樣舒心了。阿爾貝·加繆——他於20世紀30年代在阿爾及利亞短期加入共產黨后又很快退了出來——經過戰爭洗禮后，他和許多同時代人一樣，變成了一個在抵抗運動中堅信要和共產黨、社會黨及任何形式的激進改革者合作的人。1944年3月，他在阿爾及爾寫道：「反對共產主義，就是專制獨裁的開始。」

這一結局在當時具有諷刺意義。是歷史機遇在那些年裡將法國知識分子推到聚光燈下，而他們本身關注的事情和其他人並無大異。戰後法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一直忙於清算舊賬、物資短缺和政治不穩定等問題。法國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困擾來重新闡釋世界其他各國的政治，法國人對巴黎重要性的自戀情結生動地、不做自我批評地投射向整個世界。阿瑟·凱斯特勒回憶說，戰後法國知識分子（「這些草原上神聖日耳曼人的小馬屁精們」）是一幫「透過牆上的小洞來窺探歷史玷痕的偷窺者們」，但歷史顯然提供了他們一次有利時機。

但對親俄的知識分子來說，還遠不止這些。有必要回顧一下向東幾英里之外發生的一些事情。西方知識分子的共產主義熱情趨於高峰，時間並不在「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或「溫情脈脈的社會主義」時期，而是在它統治最嚴酷的時期：1935-1939年和1944-1956年。作家、教授、藝術家、教師和新聞記者們經常對斯大林頂禮膜拜，並不是沒有看到他的缺點，而是因他的缺點而更加尊重他。那是在斯大林大規模鎮壓、蘇聯共產主義對公審採用的手段達到極致的階段，那些處在斯大林統治範圍之外的男男女女們卻受到了這個人以及對他的崇拜的極大誘惑。言語與現實之間的荒誕距離卻對那些善意追尋事業的男男女女們有著不可抵抗的魔力。

因此，T·S·艾略特在他的《文化定義札記》（1948）中聲稱：「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時代正在衰退，文化的標準也比50年前更低，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部門都可以看到這一衰退的證據。」出於比較，1946年英國廣播公司開設了第三檔節目：特設了一檔旨在鼓勵和傳播深度思想、高雅文化的「優質」節目，由那些在歐洲大陸被認為是「知識分子」的人士編導；但是他們把古典音樂、主題演講和嚴肅話題的討論混在一起，儼然是英國人故意避免會造成分裂的或政治上敏感的話題的做法。

最終，許多義大利知識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輕人）屈服於法西斯政府，接受它的支持和津貼；而那些反對者或被流放海外，或者沉默。埃利奧·維托里尼本人就曾獲得過法西斯政府頒發的文學競賽獎。維托里奧·德·西卡在法西斯當政時代是著名的電影演員，後來成了戰後新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他的新現實主義夥伴、導演羅伯托·羅西里尼在其戰後導演的影片中明顯表現出在政治上同情共產黨，而僅僅在幾年前，在政府的支持下，他還拍攝了許多有關墨索里尼統治下的義大利的紀錄片和故事片，像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對幾百萬沒有經歷過和平統治年代的義大利成年人來說，1943年前墨索里尼的統治就是一種正常的秩序。

文化自由大會及其主要活動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公開支持，私下裡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買單——對這一點幾乎所有的參加者和投稿人都並不知情，直到許多年後才公之於眾。美國政府在歐洲秘密資助反共產黨的文化運動，其中的意味在當時看來也許無關緊要，並不如現在回顧起來那麼嚴重。當時的共產黨、「陣線」雜誌和所有的文化產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資助的，美國的支持也許不會令文化自由大會的某些作者們感到尷尬。阿瑟·凱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納齊奧·西洛內採取強硬路線反對共產主義，他們並不需要美國的鼓勵，也沒有任何根據表明他們對美國的批評有所減輕，或者說為了迎合華盛頓這位付費的主而降低調子。

戰後西歐國家的知識分子狀況，即使對剛過去的時代中的外人來說，也是很難看清的。講德語的中歐國家——20世紀的前30年裡一直是歐洲文化的核心發源地——不復存在了。早在1918年哈布斯堡王朝被推翻時，維也納就一直生活在自己過去的陰影里，如今也像柏林一樣被盟國四強瓜分了。它甚至無法為自己的國民提供足夠的衣食，更不用說對整個大陸做出什麼精神貢獻了。奧地利哲學家、經濟學家、數學家和科學家們，和他們匈牙利及原先奧匈帝國時期的同代人一樣，要麼流亡外國（到了法國、英國、英聯邦自治領或美國），要麼和當局妥協，否則就性命難保。

與德國早先在文化上的傑出表現相比，這也是導致國內外觀察者對新成立的共和國深思后產生失落的部分原因所在：不止雷蒙·阿隆一人在回憶中把早些年看作是「德國的世紀」。為了達到納粹的目的，德國的文化遺產遭受了許多腐蝕，喪失了它的品格，很難講清德國人現在將會對歐洲做出什麼樣的貢獻。可以理解，德國的作家和思想家們尤其受到了德國窘境的困擾。卡爾·雅斯貝斯——納粹統治前的知識界留存的唯一主要人物，重要的是他積极參与了1945年以後的爭論，也是最為著名的對德國內部爭論做出唯一貢獻的人：1946年他寫了文章，論述《德國的罪行問題》。但是西德（聯邦德國）知識分子刻意迴避談及政治意識形態，這曾在戰後最初10年裡對把他們邊緣化產生過最大的作用，當時西歐的公共話題都強烈地受到政治分化的影響。

「反法西斯主義」是抵抗運動和結盟的潛在內容，也和戰時久受歡迎的蘇聯形象有關，許多西歐人對庫爾斯克和斯大林格勒戰役取得的英勇勝利同樣感到歡欣。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回憶錄中以明顯一邊倒的讚許態度寫道：「我們對蘇聯的友誼是毫無保留的：蘇聯人民所做出的犧牲證實了它的領導人體現了他們的願望。」據埃德加·莫林說，斯大林格勒戰役掃清了一切懷疑和批評。它也有助於西方盟軍解放了巴黎，然而盟軍的罪行卻凸現在當地人的記憶之中。

這種進步的左派在「道義上的」勝利和東歐第一輪的主要公審很相似，而且對知識分子地位的確認取決於是否站在蘇聯一邊——正如薩特在前幾個月指出的，「誰都必須在蘇聯和英美集團之間做出選擇」。但對許多批評蘇聯的人來說，克拉夫欽科遠非一位理想的代言人。很長一段時期內，那些選擇流亡美國的蘇聯共產黨官員，對歐洲反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來說並沒有什麼吸引力，也許他們大多數人還是想既和華盛頓保持距離，同時也拒絕莫斯科對進步運動的獨斷控制。薩特和梅洛-龐蒂在1950年1月寫道，從這個人身上，我們對他沒有友好的感覺：他是「馬克思主義價值觀在俄羅斯本國」墮落的活生生的證明。

這次對抗的人物特別有意思。羅塞特並非克里姆林宮的叛徒。他是法國人，早就是社會黨人，有時又是個托洛茨基分子，是個抵抗運動的英雄人物，又是布痕瓦爾德和諾因加默集中營的倖存者，是薩特的朋友，也是1948年一場短命的政治運動「重建民主革命」的共同發起者。由這樣一個人去起訴蘇聯的集中營或勞改營，一下子就打破了當時傳統的政治組合力量。達伊克斯本人也曾因參加抵抗運動而被捕，並被驅逐到奧地利的茅特豪森。對兩位左翼前抵抗運動成員、集中營倖存者來說，這樣的衝突說明，過去的政治聯盟和政治效忠的程度現在只取決於對共產主義這個單獨問題的態度。

他們遷移的原因之一是，蘇聯佔領下的民主德國是東歐集團中唯一一個還保留著西方「幽靈」的國家，它的知識分子可以面向西方聽眾，而羅馬尼亞和波蘭的作家則做不到這一點。而且一旦審查太嚴或壓力太大而無法忍受的話，還可以有機會逃回西部，只要通過柏林關口就可以了，至少在1961年前柏林牆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貝托爾德·布萊希特選擇住在民主德國；年輕的作家們像克里絲塔·沃爾夫也留在了那裡；還有一些更年輕的作家們，像後來持不同政見的沃爾夫·比爾曼，實際上還移居到東部去讀書和寫作（比爾曼在1953年17歲時就移居民主德國。）

但是，當這些事情越過英吉利海峽引起激烈爭論時，共產主義再也不能按原來的樣子來鼓動或劃分英國的知識分子了。1947年，喬治·奧威爾注意到，「英國人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興趣還遠沒有達到對他們不能容忍的地步。」英國知識界和文化界的爭論（而在英國其他部分程度略低些）是集中在國內事務上：延續了幾十年之久的焦慮產生的最初徵兆是對國家「衰落」的擔憂。這也是戰後英國矛盾心態的一種表現，這個國家剛剛經過6年奮戰打敗了它的死敵，正在經歷著一場前所未有的資本主義福利實驗——而文化評論家們卻被失敗和衰退的先兆吸引住了。

儘管1940年法國慘敗后被德國佔領，忍辱含羞過了四年，貝當元帥領導的維希政府又道德觀念模糊（甚至更糟），戰後好些年裡，整個國家在國際外交上落入聽命於美英的尷尬境地，法國的文化再次成為國際矚目的中心：法國知識分子在充當時代代言人時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國際意義，而且法國政治理論的要旨又體現了世界範圍的各種意識形態。巴黎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成了歐洲之都。

和美國資助的廣播網一樣（朝鮮戰爭爆發一個月後，「自由歐洲之聲」電台在慕尼黑開播），「美國之家」項目有時候也會因華盛頓方面的粗暴宣傳命令而遭削弱。在麥克阿瑟統治巔峰時期那幾年裡，「美國之家」的負責人們把大量時間都花在了從書架上撤書。幾十位作家的作品註定不合時宜，這裏不僅包括那些明顯的懷疑對象——約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達西爾·哈邁特和厄普頓·辛克萊——還包括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托馬斯·曼、阿爾貝托·莫拉維亞、湯姆·潘恩和亨利·梭羅。在奧地利，至少在許多觀察者看來，在「書之戰」中，美國有時候就是自己的最強勁的敵人。

這裏也許隱含著一種對伊格納齊奧·西洛內講話的無意識的回應，兩年前，即1947年6月，在國際筆會的大會上，伊格納齊奧·西洛內就「智慧的尊嚴和知識分子的無恥」發表了講話——對自己和他的左翼知識分子同伴們的沉默表示公開懺悔：「就像坦克藏在了兵站里一樣，我們把人類的尊嚴以及一切自由主義原則都擺在了書架上。」就像西洛內還將繼續在理查德·克羅斯曼1950年的集子《上帝失敗了》里發表一篇好文章一樣，加繆由此成了一位攻擊「進步分子」假象的更尖刻的批評家，尤以1951年他的論文、譴責革命暴力的《造反的人》為巔峰之作，這篇文章造成了他和巴黎左翼知識分子朋友們的最後決裂。薩特認為，一個激進知識分子的首要責任就是不能背叛工人階級。對加繆和西洛內來說，最重要的則是不能背叛自己。文化冷戰的界線就此劃定。

眼看著建設中的共產主義，那些訪問過蘇聯集團的法國知識分子變得更加充滿田園詩般的熱情。因此，詩人、超現實主義者保爾·艾呂雅於1948年10月在布加勒斯特對那批（無疑很茫然的）聽眾說道：「我來自這樣一個國家，那裡的人已經沒了笑聲，也失去了歌聲。法國處在陰影中。但是，你們發現了幸福的陽光九-九-藏-書。」第二年，也正是這個艾呂雅在蘇聯佔領的匈牙利說：「一個民族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當家做主，這樣幾年之後，幸福才會成為最高法律，歡樂才會每天從地平線上升起。」

戰後歐洲的知識分子全都急吼吼地對妥協全無耐心。他們太年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犧牲了整整一代年輕人。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消失了一大群名聲敗壞的年長者。取而代之的是出現了一幫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政治活動家，他們太年輕了，根本不知道1914-1918年的戰爭，但他們卻急於彌補上一代所失去的歲月。他們的政治教育來自統一陣線和反法西斯運動的年代，當他們主要通過戰爭時期的表現來贏得公眾認可、獲得公眾影響時，根據歐洲傳統標準來衡量的話，他們確實是成名太早了。

義大利的情況則幾乎完全相反。在西歐所有國家裡，義大利是直接經受這場時代災難最多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受世界上第一個法西斯政權長達20年的統治；曾經被德國佔領，後來又被西方盟軍解放，在歷時近兩年的拖拖拉拉的戰爭中遭到消耗和破壞，範圍覆蓋了全國的3/4，使得大片土地荒蕪，人民幾乎淪為赤貧。此外，從1943年9月到1945年4月，整個義大利北部幾乎都捲入了全方位的內戰之中。

當時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無論是大陸派的阿隆和路易奇·愛因諾第，還是英國的以賽亞·伯林，比起那些由於歷史原因而和美國有關的大多數保守派人士來說，都明顯怡然自得多了。社會民主黨人也同樣如此，雖然這看上去有些令人奇怪。這部分是因為對F·D·羅斯福總統還記憶猶新，最近幾年裡和歐洲人打交道的許多美國外交官和決策者也都是些新政支持者，他們鼓勵這些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政策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而且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中間偏右的。

後來標誌法國知識分子團體特色的派別在當時尚未立時顯現出來。讓-保羅·薩特於1945年創辦《現代》雜誌時，編委會成員不僅包括了西蒙娜·德·波伏瓦、莫里斯·梅洛-龐蒂，還有雷蒙·阿隆，反映了左翼政治和「存在主義」哲學之間的廣泛共識。後者的標籤也貼給了阿爾貝·加繆（這令他非常不悅），當時他是薩特和德·波伏瓦的好朋友，並且從他寫的日報《戰鬥報》社論版專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戰後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

東歐和西歐的年輕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普遍熱切地嚮往共產主義的未來。但是這種熱情里也摻雜著一種明顯看不起無產階級、藍領工人階級的複雜情感。在戰爭結束后的最初幾年裡，熟練的技術工人非常稀缺——這和大蕭條年代形成了鮮明對照，在集體的回憶里記憶猶新。煤礦等著開採；公路、鐵路、樓房、電線都需要重建或整修；需要生產出工具來製造其他產品。所有這些工作都急缺熟練人手；和那些有家室的婦女或那些各種類別的「知識分子」相比，被迫移置者收容營里那些身體健全的年輕人很容易找到工作和避難所。

結果，自19世紀40年代卡爾·馬克思、海因里希·海涅、亞當·密茨凱維奇、居塞佩·馬志尼和亞歷山大·赫爾岑在巴黎度過流亡生涯以來，法國再次成為那些被剝奪了特權的知識分子在歐洲的自然家園，成了一處對歐洲現代思想和政治的清洗場所。因此，戰後巴黎知識分子的生活更具有雙重的世界性：來自歐洲各地的男男女女們都參与其中——正是在這個歐洲唯一的舞台上，各種觀點和爭論得以擴大，並傳向更廣的國際聽眾範圍。

共產黨對待群眾運動的態度是非常實際的——和平運動只是實行蘇聯政策的一種工具，那就是為什麼它在1951年突然採納了「和平共處」的主題，它是隨著斯大林的國際戰略發生轉變而改變的。私底下，共產黨，尤其是在東歐集團，對他們的路線追隨者們除了譏諷外並不抱有什麼幻想。在有組織地參觀人民民主生活時，和平運動的支持者們（特別是在法國、義大利和印度）由於他們的支持行動而受到了熱情款待、享受了極大的榮耀；然而在背後，他們卻被取笑為「鴿子」，是新一代列寧的「有用的白痴」。

共產黨媒體所號稱的「為和平而戰」，在文化「陣線」上開演為「書之戰」（注意該詞具有顯著的列寧主義語言的軍事化特徵）。第一次交鋒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國、比利時和義大利。著名的共產黨作家們——艾爾莎·特里奧萊、路易·阿拉貢——在外省許多城市巡迴演講，簽名售書，展示共產黨世界的文學作品。實際上這對提高共產黨的聲譽並無幫助，戰後法國兩本最暢銷的書是阿瑟·凱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間銷售達42萬冊）和維克多·克拉夫欽科的《我選擇了自由》（同一時段里賣了50.3萬冊）。但顯然這次活動的關鍵不是在賣書，而是提醒讀者和其他人士：共產黨人代表著文化，法國的文化。

共產黨至少在爭取許多西歐人有條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為他們贏得了那些懷疑美國的文化精英們的支持，引起了一幫西方知識分子遲來的但卻堅定的反響。西方擔心斯大林在這場文化戰中可能以退為進，於是開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陣線」。「文化自由大會」於1950年6月在柏林召開。這次大會旨在針對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運動做出回應，但正好碰上了朝鮮戰爭的爆發，這就更加顯示了它的重要性。決定在柏林而非巴黎開會可謂別有用心：從一開始起，這次大會就是一場針對蘇聯的文化戰爭。

因此，不管有多懷疑，陶里亞蒂別無選擇，只好抓住控制權，並實施斯大林的模式。這在一些黨內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公開不滿，他們覺得自己應該本著自由權利去區分黨的政治權力範圍——對此他們毫無疑問——和他們享有自主權的「文化」領域範圍。共產黨文化刊物的主編維托里尼在1947年1月的一封公開信中提醒陶里亞蒂：「文化」不可能從屬於政治，除非它以犧牲自己和真理為代價。

英國人並非對歐洲事務不感興趣。有關歐洲政治和文學的文章在周刊或定期刊物上發表，只要願意，英國讀者可以從中得到很好的了解。英國人也不是不知道歐洲剛剛經歷過的創痛。1945年9月，西利爾·康諾利在他自己主辦的雜誌《地平線》上發表了關於當時歐洲狀況的文章，他寫道：「從道義和經濟上來說，歐洲輸了這場戰爭。正是在歐洲文明之光的照耀下，我們得以成長起來，讀書寫字、戀愛、旅行，但是這頂文明的大帳篷垮了下來：邊繩受到了磨損，中間的支柱斷裂了，桌椅分崩離析，帳內空空蕩蕩，玫瑰正在花瓶里枯萎凋零……」

然而，加繆還是不願意在觀眾面前站出來，和他以前的朋友們決裂。在公開場合，他還是試圖將「對斯大林主義的真實批評」同「對美國種族主義及其在資本主義陣營里所犯下的罪行的批評」之間做出「客觀的」平衡。但是，對羅塞特的審判及東歐發生的系列公審破滅了他僅存的一些幻想。他在私人筆記本里透露：「我的一大遺憾是我太相信客觀性了。客觀性有時候是一種寬容。而今天真相已經大白，我們必須把一些事物——如果確有其事的話——稱作是『集中』，即使它是社會主義。就某種意義而言，我將不再彬彬有禮。」

與他們自己國家的小國狹隘性和法西斯對知識分子的暴政相比，一開始，東歐各國共產黨都奉承知識分子，這一點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對許多年輕知識分子來說，共產主義與其說是一種信仰，不如說是一種信念——如亞歷山大·瓦特（另一位波蘭前共產黨員）所見，那些世俗的波蘭知識分子對這種「精裝的教理」非常渴望。雖然東歐只有一小部分學生、詩人、劇作家、小說家、記者和教授們成了積極活躍的共產黨員，但他們往往是同代人中最有天賦、才華最出眾的人。

此外，比起西方其他民族國家來，法國的知識分子更推崇，甚至促使在公眾政治中實行武力手段。喬治·桑回憶1835年她和一位朋友在塞納河邊散步時，她的朋友極力主張無產階級的流血革命，並且解釋道：只有當塞納河的河水染紅了的時候，當整個巴黎都燃燒起來、窮人獲得合法地位的時候，才可能實現正義與和平。將近一個世紀后，英國散文家彼得·昆奈爾在《新政治家》中描述說：「這種幾近病態的對暴力的推崇似乎佔據了大批法國作家的心靈。」

戰後德國的場景因存在著兩個德國而更顯複雜，其中一個德國宣稱自己是唯一繼承過去「好」德國的傳統：反法西斯的、積極進步的、開明的。許多知識分子和藝術家受到誘惑，決心站在蘇聯佔領區和它的後繼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這一邊。和波恩的聯邦共和國不同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卻以堅持誠心地反對納粹而自豪，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則還沒有完全消除納粹主義，而且他們並不願意直面剛剛過去的德國歷史。共產黨政府鼓勵歷史學家、劇作家和電影製片人向觀眾揭露「另一個德國」的罪行——只要他們不觸犯某些「禁忌」。一些從魏瑪共和國統治下劫後餘生的傑出天才們紛紛移居民主德國。

更具代表性的是，至少在法國和英國，知識分子中的保守派對共產主義的厭惡幾乎30年來都沒有什麼改變。在這兩個國家，和在義大利一樣，那些活躍的天主教知識分子在反共產黨的激烈辯論中起了重要作用。伊維林·沃和格雷厄姆·格林以其聰明才智和悲觀的天主教傳統，繼希萊爾·貝洛克和G·K·契斯特頓之後在英國文化生活上佔據了一席之地。正當英國保守主義者們對現代生活的空虛乏味感到憤怒或想完全逃避現實生活的時候，法國天主教徒如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卻自然而然地在和左翼政治展開激烈辯論。

對當代東歐命運的普遍漠視，以及西歐對它越來越冷淡，成了令許多東歐人困惑、惱恨的根源。東歐知識分子和其他一些人遇到的問題不是他們的邊緣化情狀——這是他們早就必須屈從的命運。1948年後，令他們痛苦的是他們受到了雙重排擠：一方面由於蘇聯的存在，他們被剝奪了自己的歷史；另一方面是意識到自己受到了西方著名知識分子的冷落，那些人從未把他們的經歷和例子放在眼裡。在50年代初的東歐作品中，對西方的描述重複出現的主調感到受了傷害，同時也感到迷惑和奇怪，例如米沃什在《被禁錮的心靈》中所描述的「失望的愛」。流亡的羅馬尼亞人類學家米爾西亞·埃利亞德在1952年4月寫道，難道歐洲沒有意識到，她的軀體被肢解了一塊嗎？「因為……所有這些國家都位於歐洲，所有這些民族都是歐洲人。」

這樣一來，工業企業和工人的地位普遍提高了——這明顯是一種對宣稱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黨派的政治資產。那些因出身問題而感到尷尬的左傾的、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男女可以通過投奔共產主義而得以安慰。但即使是那些並沒有加入共產黨的藝術家和作家們，尤其是在義大利和法國，也都「拜倒在無產階級面前」（阿瑟·凱斯特勒），為「革命的工人階級」歌功頌德（根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觀念，典型地想象成堅定強壯的男性形象），使之幾近偶像地位。

這種忠誠在科胡特那代人當中十分普遍。米沃什也觀察到，共產主義實行的原則是，作家不需要思考，只需要懂得。但即使是「懂得」也沒有「贊同」來得重要，這正是東歐知識分子所要追求的。「戰爭年代我們還是孩子，」茲德內克·姆萊納爾（1946年他才15歲時就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寫道，「這代人並沒有真正和任何人作戰過，只是帶著戰時的思想就步入了戰後這幾年，這時為了某些事情而鬥爭的機會就擺在了我們面前。」姆萊納爾這代人只知道戰爭歲月和納粹的佔領，思想上「不是這一方就是那一方——沒有中間道路。因此我們獨特的經歷在我們腦海里灌輸了這樣一種概念：正確觀念的勝利意味著——很簡單——對另一方的清洗和消滅」。

他們全都抱著一定的「抵抗主義者的」態度（但是只有加繆曾積極投身抵抗運動——阿隆參加了在倫敦的「自由法國」組織，而其他人則在被德國佔領的那幾年裡多少只想著明哲保身）。用梅洛-龐蒂的話來說，在法國知識分子看來，戰爭年代的鬥爭克服了「存在還是行動」的兩難。因此，他們存在於歷史「中」並且必須儘可能地介入歷史。他們的處境再也不容這些知識分子享有拒絕政治選擇的權力，真正的自由意味著接受這一事實。薩特說：「自由並非為所欲為，而是盡其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