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希臘人的後代。我們本能地掌握了對一種道德方向感的需要：我們不需要熟悉蘇格拉底，就能夠感到，未經省察的生活沒有什麼價值。作為天然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我們設想，一個公平的社會是習慣性地施行公正的社會；一個好社會是人們表現良好的社會。但是，要這個暗含循環的論證有說服力，我們需要在「公正」或「良好」的定義上達成共識。

我們思維混亂的一個根源可能是法律和公正的區別變得模糊不清了。尤其是在美國，只要某項實踐不是非法的，我們發現就很難界定它的短處。我們不再明白「審慎」的概念：高盛公司從納稅人的慷慨中獲利之後不到一年就發放幾十億獎金是「不審慎」或者不適當的想法，對於蘇格蘭啟蒙主義者是顯而易見的，對古典哲學家也會是顯而易見的。這方面的「不審慎」本來應當和金融欺詐一樣受到譴責，尤其是它還使廣大市民面臨危險。

對亞里士多德和他的後繼者來說，公正或善的實質既是一種公約功能，也是一種定義。像色情一樣，這些特點可能read.99csw.com無法定義，但你看見它們時就知道了。「合理」程度的財富、「可以接受的」妥協、公正或好的解決方案，它們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避免極端本身就是一個美德，也是政治穩定的一個條件。但是，一代一代的道德家們那麼熟悉的中庸思想，在今天卻很難闡明。大並不總是更好，更多也並不總是更可取；但我們不被鼓勵去表達這種思想。

將古典的道德範疇焊接到世俗化的人類進步上，是啟蒙運動的一項傑出成就：在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人們不僅會生活得很好，而且還會生活得比過去更好。進步這一概念進入了倫理字典，並且在隨後的兩個世紀中起著支配作用。即使是今天，當美國人熱情地談及「重塑」自己時，我們也能夠聽到這種天真的樂觀主義的迴響。但是，除了硬科學之外，難道「進步」仍然是對我們居住的世界的可信描述嗎？

啟蒙主義的願景——不管是不是把上帝當作其先行者和道德仲裁者——都不再有說服力：我們需要理性來選擇其一項政策或某一read.99csw.com系列政策，而不是其他的政策。我們缺乏的是道德語言：一種內在一致的、以一種超越行動的方式為我們的行動賦予目標的敘述。但是，那種認為政治是一種可能的藝術，而道德，用英國前首相哈羅德·麥克米倫的話來說，最好留給大主教們的說法呢？如果認真計較的話，所有的規範性命題難道不都是潛在地不寬容？難道我們不應當從我們所擁有的而不是抽象的第一原則出發？

左翼未能有效地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以及過去30年中更廣泛的從國家向市場的轉向做出反應。由於無法申辯，社會民主主義者和他們的自由派與民主派夥伴們在這一代一直處於守勢，為他們自己的政策道歉，而輪到批判他們的對手的政策時，又顯得完全沒有說服力。即使在他們的方案深受歡迎的時候，當面臨預算失控或政府干預的指責時，他們也不容易為自己辯護。

那麼怎麼辦呢？左派能夠提出什麼樣的政治或道德框架來解釋自己的目的、捍衛自己的目標呢？老式的大師語言、一攬子全包的萬金油理論早就沒有立足之地了。我們也不能退回到宗教：不管我們怎麼看待關於上帝的意旨和他對人的期望，事實是，我們不能寄希望于重新發現信仰的王國。尤其是在發達國家，把宗教當作公共或個人行動的必要的或充分的動機的人越來越少。

反過來說，大多數西方人聽說公共政策建立在神學基礎上時會覺得困惑不解，這個不應當使我們拒不承認在人類事務中道德目的的重要性。關於戰爭、流產、優生學、酷刑的辯論，有關健康和教育的公共開支問題上的爭論，和在其他很多問題上一樣，都本能地化用了直接來源於傳統的宗教和哲學作品的概念，即使當代九*九*藏*書的評論家們對這些作品並不熟悉。

政治懷疑主義是我們很多困境的根源。即使自由市場如人們宣揚的那樣行之有效，我們也很難宣稱他們為一種良好的生活提供了足夠的基礎。那麼，我們認為毫無限制的金融資本主義，或者是18世紀的商業社會，所缺乏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我們認為目前的制度中缺乏些什麼，我們對此又有什麼對策？當我們面臨富人以其他所有人為代價進行的不受約束的遊說時，是什麼東西冒犯了我們的分寸感？我們失去了什麼？

集體目標有可能會包含互相衝突的目的。確實，任何真正開放的社會都會對它們兼容並包：自由和平等是最突出的，我們現在也都十分熟悉創造財富和環境保護之間的緊張關係。要認真對待我們所有的渴望，就必須有某種相互約束：這對任何協商一致的系統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對公共生活的退化影響深遠，以至在今天聽來顯得十分理想主義。

換個說法，即使我們承認生活沒有更高目的，我們仍然需要一種能夠超越行動的語言，為行動賦予意義。僅僅宣稱某件事物對我們的九九藏書物質利益有利或者不利，大部分時候不能使大多數人感到滿足。要說服他人相信某件事物是對的或是錯的，我們需要一種關於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語言。我們不需要相信我們的目標註定會成功，但我們卻需要能夠相信它們。

正是公共政策決策內在的倫理性和當代政治中的功利主義性之間的分歧，使人們對政治和政治家缺乏信任。自由派急於嘲弄宗教領袖乏味的道德秘方，拿它們和現代生活的複雜性和誘惑相比較。已故的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天主教教會內外的年輕人的非同尋常的吸引力，應當讓我們攬轡暫停：人們需要一種用來表達他們道德本能的語言。

理想主義和天真：誰現在還相信這種共同的理想？但是，總有人必須為雅恩·帕托什卡（Jan Patočka）所稱的「城市的靈魂」承擔責任。它不能永遠被一個無盡的經濟增長的故事替代。（丹尼爾·貝爾曾經觀察到）財富是美國為社會主義找到的替代品。但這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結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