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上，它們幾乎就是對20世紀30年代的莫斯科審判秀的如實模仿。1949年拉依克的審判也許是最為完美的翻版——國家公訴人久洛·奧洛皮（Gyula Alapi）在他的證詞中重複了1937年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所說過的話，然而即便斯蘭斯基的審判帶有過度的種族主義色彩和大木偶劇場的恐怖氛圍，卻也是依照莫斯科的模型精心打造和預先計劃的練習。這些審判，同蘇聯的原始模型一樣，並不是為了引起對審判本身的關注，而是對以「動員無產階級大眾的思想」為目的而設立的「法庭」的關注。因而，它們最終吸引了國內外公眾的眼球，這一點並不奇怪——它們就是為著這樣的目的而設立的。在所有主要的審判當中，只有斯蘭斯基及其同事的審判是不向記者和非共產黨員的外國觀察家開放的，只能藉助捷克媒體的全程實錄。他們的目標就是要塑造和塑形觀念。效果如何呢？

與受害者的私交並不必然會導向更深刻的洞見，也不會導致懷疑主義的明顯增加。但是與極權主義的驚人相似——事實就是，它正在維也納以東大約幾公里的地方發生——甚至讓那些避免得出顯而易見的結論的人，也覺得十分困擾。因而穆尼埃的回應無疑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看法：「極權體系正在西移，它的秘密在重複當中不斷顯露出來。它波及了那些人們所熟知的人，它對那些可以自己從經歷中評判的人提出了只在表面上可信的指控。」在某些領域，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尤其拉響了警報（雖然這也許僅僅是因為捷克的審判姍姍來遲）：克洛德·布爾代認為共產黨員將他們的技巧運用於捷克的案例中，是犯下了一個嚴重的判斷錯誤。他寫道，西方人認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因為相較於布達佩斯或索非亞，它的行事風格「幾乎是西方式的」。

然而，在這些審判背後，還有一個更複雜一些的有效目的。說指控的背後更多的是為了剷除異見是有一定道理的。換言之，以一種正統的觀點看，清除異見及異見分子的存在是一個合理的甚至是急迫的目標。差別就在於，蘇維埃當局沒法公開指出異見分子在思想上的真實偏差，因而不得不製造出一種複雜的替代性的罪名。戰後，歐洲共產黨中滿是具有獨立思想的男人和女人，他們通過戰時的抵抗運動參与到了運動中。不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還是在法國和義大利，這都是真實狀況。在服從本國黨中央的權威這一問題上，他們沒法得到無條件的信任，更不用說接受莫斯科的指示了。在斯大林的戰後策略中，他們過於傾向於擁護一種眼下的和劇烈的社會變革，並且他們也是首批在自己的國家當中對革命產生興趣的人。最糟糕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西方度過了戰時（甚至在那裡呆了更長的時間，如果他們曾在西班牙參与過鬥爭的話），雖然在納粹潰敗之後，他們自願且充滿熱情地回到了他們在蘇聯或者東歐的故鄉，他們已經沾染了各種可能的偏離——民族主義、世界大同主義以及最要命的，自主的判斷。

有必要對東歐審判秀的政治生態和病理進行單獨的研究。我們這裏所提供的一種簡單的說明只是為了給後續討論提供一個參照，並指出它在當時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這些事件同步于戰後巴黎激進知識分子的活躍期，同時也因為它們提醒人們關注其他來自蘇維埃陣營的消息，尤其是圍繞著維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1949年1月）和戴維·魯塞（1950年11月——1951年1月）的誹謗訴訟的討論，使得斯大林主義「集中營」真相逐漸清晰。為了理解它們的重要性及其對西方意識造成的特殊影響，有必要就這些審判的本質和目的多說幾句。

某種意義上說，審判秀真正起到了作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主要供述，同1970年捷克常態化以後的小規模供述，為的是通過直接威脅或是通過樹立榜樣，使得個體認同當前政權的政策。因而，保加利亞1949年的選舉被推延至科斯托夫被處死後的兩天舉行，就是為了保證投票有個好結果。1954年4月在布拉迪斯拉發進行的對胡薩克及其同僚的起訴，是對斯拉夫民族主義的追溯性的警告，這對於由兩個國家組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家而言，始終是個隱患。至於供詞的作用，即便我們將早幾個世紀的中世紀的和宗教裁判所的技巧排除在外，它仍然有著悠久的歷史。當德國軍官1943年在哈爾科夫被判定犯下了他們很有可能犯的戰爭罪，對於克林姆林宮而言，重要的是，他們依照事先寫好的供詞誦讀了他們的罪行，即便這些供詞的誇張和荒謬使得他們真實的罪行變得不太可能發生。按照約定的方式認罪並不是為了定罪，而是為了坐實檢控方對罪行的本質和犯罪動機所給出的解釋。以一種特殊的精準方式描繪出其對手的本質，因而激發起可以用來為其行動正名的道德權威性，審判所促成和維護的不是該政權司法上的，而是其意識形態和歷史上的合法性。read.99csw.com

正是在這樣一種對於令人不安的資料的複雜情緒當中，1936年至1938年間的莫斯科公審得到了長久的高度關注。甚至在阿瑟·庫斯勒的暢銷書《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面世之前，人們已經對那些令人不適和毛骨悚然的審判片段有所耳聞。它們中的大多數只是被西方知識分子當作一種特殊的、稍顯滑稽的集體鞭策的練習。荒謬的源源不斷的認罪［1937年的克列斯京斯基（Krestinsky）是個特例，作為蘇聯的犧牲品中的一個主要角色，他甚至撤回了被要求的供詞中的一部分］僅僅能夠說服那些最赤|裸裸的卑躬屈膝者。阿拉貢在1937年的《公社》（Commune）中寫道：「宣稱這些人是清白的就是在這些問題上採取了一種希特勒式的論點。」正常的反應應該像是馬爾羅那樣的，他並沒有試圖用司法的或者道德的理由為審判粉飾門面，儘管如此，他仍然強調說：「正如宗教法庭並沒有從根本上損害基督教的尊嚴，莫斯科公審基本上也不會降低共產黨的威嚴。」然而，也並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寬容：安德烈·布勒東公開指責莫斯科公審是一個騙局；埃馬紐埃爾·穆尼埃在《周五報》（Vendredi）上寫道，即便對於他這樣一個明確想要遠離任何政治體系的人而言，這也是一個不可原諒的恥辱。

魯塞事件是極為不同的。戴維·魯塞是左翼活躍分子，德國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是薩特的朋友，以及一個法國人。此外，他的指控無關乎蘇聯社會的一般特性，而針對的是具體可查明的細節。魯塞在1949年11月12日發行的《費加羅文學》中向之前曾被關押于集中營的人發出了調查蘇聯勞改營的號召。他以蘇聯的《集體勞動法》為依據，提出勞改營並不是為了消除體系的弊端，它更不是共產黨人所描繪的那種快樂的再教育中心。他寫道，勞改營其實是蘇聯的社會和經濟的結構和功能的一部分。一周之內，魯塞收到了同樣刊登在《法國文學》上的皮埃爾·戴的回應文章。戴利用其作為茅特豪森前居民的道德權威，指責魯塞在有關其信息來源的問題上欺騙和捏造事實，醜化了在蘇聯的經歷。魯塞隨後指控戴及其雜誌破壞名譽，並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提供了大量包括曾被分別關押于蘇維埃和納粹集中營的瑪加麗塔·布伯-諾伊曼（Margareta Buber-Neumann）在內的可信的證據，以及一些來自國內的，包括雷米·魯爾（Rémy Rource，一位《世界報》的記者）、讓·凱羅爾（Jean Cayrol）和路易·馬丁-肖菲耶的支持。

捷共直到1948年2月才奪取政權，這使得捷克斯洛伐克事實上成了該地區最後一個戰後政權落入共產黨之手的國家。自此之後，捷克人以一種延遲的和超現實的方式，經歷了跟他們的匈牙利及其他鄰居一樣的事情。數以百計的牧師和非共產黨的政治人物被審判、被關押，其中的一些被執行了死刑；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對米拉達·霍拉科娃（Milada Horáková）的審判，1950年死在審判秀之後的社會主義領袖，被指控是「陰謀叛國的領袖」之一。為了彌補錯失的時間，且想要擺脫蘇聯眼中其親西方的和溫和的面貌，捷克人在1950—1951年間大約對黨內接近20萬黨員進行了清洗，並緊接著在1951—1952年間接連逮捕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員。最後，是血腥的痙攣，捷共領導層和它的蘇維埃顧問在1952年11月謀劃了對魯道夫·斯蘭斯基（Rudolf Slánský）和其他13人的審判。審判以直播的方式進行，持續了僅僅一周，最終判決處決被告中的3人。捷克案例的特殊性在於其名聲顯赫的被告（斯蘭斯基直到審判前仍然是捷共的總書記），其對猶太人的明顯歧視——14人中的11人是猶太人，以及在之後幾年，捷克和斯洛伐克進行的大規模的和持續性的迫害運動。

這些都是重要的考量。1949年弗朗索瓦·費伊特提出了對拉依克案的批評，這導致他失去了許多朋友——在他的活動圈子內部，只有吉勒·馬蒂內（Gilles Martinet）、埃德加·莫蘭以及《精神》雜誌的那一群人還忠誠於他。這一點同樣適用於那些年同共產黨決裂的人，莫蘭首當其衝。如果我們不夠細心，就會忽略那些年的緊張氣氛以及人們之所以選擇留在左派陣營的複雜和多元的動機——因而，很多人都選擇站在了共產黨一邊，無論結局是多麼令人不自在。這一選擇足以促成一種病態的自我審查，為什麼男男女女會在證據面前自蒙雙眼。然而，我們所面對的是這樣一群人，他們為自己的效忠尋求辯護，為他們持續的信念尋求一整套論據和解釋；有時我們甚至會感覺到，這些解釋與其說是向他們的讀者做出的，不如說是他們的喃喃自語，因而，對他們的簡單否定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將把討論的重點放到這些議題上。

在這第二階段當中，東歐恐怖行動的重點在於那些受到了鐵托主義異端邪說影響的或者易於被影響的國家——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匈牙利。第三階段在斯大林死後又持續了大約一年時間，重點則轉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較小程度上地，羅馬尼亞、波蘭，雖然波蘭也遭遇了一些列國內的鎮壓運動，但是擺樣子公審卻從未發生，審判瓦九_九_藏_書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的計劃已經制訂，卻從未得到實施。從很多方面來看，波蘭的處境都是獨一無二的，那裡的政治迫害，即便已經夠惡劣的了，卻也沒有達到過蘇維埃陣營的其他國家那樣的規模和程度。與此相反，在捷克斯洛伐克，癲狂和恐怖的程度在蘇維埃籠罩下的歐洲無出其右。

而且，捷克的經歷凸顯了政治肅清和審判秀之間的差別。1945年之後，蘇聯試圖清除和威脅任何一個它想清除和威脅的對象。紅軍事實上有效掌控了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更不用說民主德國了，那裡也發生了同樣的事件）。從1948年開始，東歐各國的共產黨獨佔了該國的政治權力，並通過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機制以及克格勃和當地的安全機構之間的聯繫受到了莫斯科的操控。如果這隻是為了控制當地居民，改變國家的經濟結構和消除異己，審判就顯得冗餘。比如，到50年代中期，在羅馬尼亞或者捷克斯洛伐克，被送進監獄和勞改營的人數達到了數百萬之巨；同之前被送往西伯利亞勞改營的人們一樣，他們從未經過正式的審判，連擺樣子審判都沒有。這些審判只是冰山一角，它們的目的有著些許不同。

受害者的反應也是大相徑庭。東歐的共產黨領袖在公開審判中均表示認罪，承認起訴人針對他們指控的所有罪名，唯有一個例外。1949年12月受到審判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人特拉伊喬·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在其審判的最後一天，乾淨利落和令人絕望地公開撤回了他的供詞。近乎普遍的全盤認罪，是對30年代的莫斯科供認秀的直接而完美的模仿，符合這些表演的原始意圖，然而，對於那些試圖對這些現象做出理性分析的西方評論家而言，這卻成了主要難題之一。後者迅速接受了比如紅衣主教明森蒂、保加利亞的新教牧師（1949年3月受審）或者捷克的社會主義者的罪行，雖然他們不是申明自己的清白，就是承認事實但卻否認共產黨人對他們的歪曲的解釋。從我們現在的角度看，對公民和宗教自由的破壞、那些年對數以百計非共產黨領袖和數以千記的支持者的粗暴的監禁和處決，是更嚴重的罪行。畢竟，拉依克和斯蘭斯基，同科斯托夫和波克爾一樣（或者他們之前的布哈林和季諾維也夫）促成並建立了這些政權，並且本身就是堅定的共產黨官僚。然而，對於進步的知識分子而言，共產黨受害者的處理問題才構成了對他們信仰的最大挑戰，受害者的控訴才是最讓人苦惱的。

羅馬尼亞所發生的一切與捷克類似，到1954年也有一連串的對身處國外的共產黨領袖的審判；同年4月，盧克萊修·帕特拉斯加努（Lucretiu Patrascanu）被提起訴訟。然而與捷克不同的是，羅馬尼亞的受害者（雖然很多是猶太人）並不因其種族起源或者假想的猶太復國主義而受到迫害；他們中最出名的一些，比如前共產黨領袖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並未被處死。因而，儘管羅馬尼亞的審判仍然表現出旨在重新洗牌的國內鬥爭的嚴酷性，也不管法國傳統上對羅馬尼亞抱有多大的興趣，羅馬尼亞的事件由於缺少捷克大戲的新聞價值，因而並沒有在巴黎引起熱議。

西方知識分子，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因此在心理上並沒有對1947—1953年間發生在中歐和東歐的突然鎮壓的事件做好準備。雖然普通民眾的日常遭遇大部分並不為西方人所知，一系列公審和公訴證據確是醒目地佔據了那些年的世界新聞頭條。它由三個不同的階段組成。從1944年至保加利亞對尼古拉·佩特科夫的審判（1947年8月），共產黨人始終致力於奪權，即便他們在力量對比中明顯佔了上風。他們在波蘭報復那些非共產黨的抵抗運動，在肅清戰時通敵者的過程中承擔了異常突出的角色，並且騷擾和詆毀其他政治運動中的政治人物。對於大多數此類事件，西方並沒有做出回應，因為它似乎不僅看上去像是一場值得推崇的戰後社會變革中的一部分，而且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也跟那些年西方世界正在進行的肅清和重新洗牌頗為類似。直到佩特科夫被審判和處決（1947年9月23日），黨外的西方評論員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佩特科夫曾為保加利亞農民國家聯盟的領袖，他因同情左派、主張社會變革而著名。以反國家的「預謀犯罪」的罪名對其提起公訴和定罪是公開的犬儒主義，預示了共產黨策略的重要調整。

到20世紀40年代末，有關斯大林及其體制統治之下的生活狀況已經廣為人知。事實上，從30年代中期開始，關於蘇聯的新聞和揭密就持續不斷地傳來；到了戰後，鎮壓新歐洲衛星國的消息就變得愈發完整。私人回憶、報道和半官方的默認為勞改營、大規模驅逐和政治審判背後的真相提供了大量的細節。早在1935年，德尼·德·魯熱蒙曾在巴黎與親蘇維埃的文人交談，他就已經詫異於前者準備好承認蘇聯勞改營的存在，並以部分的「歷史辯證法」為借口為之開脫，要不然就將其視為對這樣一種「偉大和美妙的理念」所做的必要的犧牲。40年代末不斷被揭露的真相，甚至不用提更晚的一輩人所知道的真相，之所以在一些人眼中被當作是新聞，僅僅是因為他們第一次選擇去了解那段歷史。read.99csw.com

第二個階段是在佩特科夫死後不久就展開的東歐斯大林主義化的運動，以1947年9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成立、幾個月之後鐵托和斯大林的決裂為標誌性|事件，在1949年9月在布達佩斯對拉斯洛·拉依克（László Rajk）的政治審判中達到了高潮。重點不再是非共產黨人的政治人物，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被從辦公室甚至是從他們的祖國中驅逐出去了，而是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人自己，或者說那些被斯大林視為反對者的男人和女人們。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內進行了一系列的血腥清洗，以1949年的5月至6月間逮捕、審判到處決科奇·佐澤（Koci Xoxe）為起始。在匈牙利對拉依克的審判標志著政治審判強度的減弱，他是31名接連受審的人當中的第一例，對所有人的審判都是以非公開的形式進行的（對拉依克的審判是個例外，它被廣泛宣傳，並且向匈牙利民眾現場直播）。除此之外，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當局繼續起訴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在內的教會領袖，對他們實施了連續不斷的司法迫害，其中以1949年2月對紅衣主教明森蒂（Mindszenty）的審判最為有名。

還有一個地方性的理由能夠解釋為什麼法國會對東歐的迫害有特殊的興趣。在東歐的迫害達到高潮之時，上述的克拉夫琴科和魯塞的事件，將蘇維埃勞改營，更寬泛地說，是將圍繞共產主義本身展開的討論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它使得正反雙方都不得不加大砝碼，為蘇聯辯護的非共產黨員也更難去忽視那時發生的更小一些的審判。至少對於一些人而言，克拉夫琴科的案例是比較容易說得通的。他的著述《我選擇自由》初版在美國發行，這就已經使得他在很多人眼裡變得可疑。甚至加繆，也在1953年年末，指責他選擇成為了資本主義的「受益者」。他的證詞中所揭露出來的蘇聯的腐化、恐怖和揮金如土似乎有被懷疑的可能——他曾是體系的受益者，他因被告發而出逃，並且他的證詞中存在著細小的錯誤。然而即便是對那些相信他所說的人而言，也不認為他的證詞有何新奇之處：維克托·塞爾日分別在1936年的《精神》雜誌和《一場革命的命運》（Destin d'une Révolution）中談論過蘇聯勞改營，如果人們忽略了塞爾日，自然也會忽略克拉夫琴科。

然而，正是這些人現在掌握了當地的共產黨，而必須依靠他們，蘇聯才能控制其在歐洲的戰後帝國領土。鐵托脫黨之前，對這類人的鎮壓很大程度上都只限於蘇聯內部（以及它在波羅的海的領土）。但自此之後，鐵托的案例就成了一個預警，同時又意味著機會。一些出現在主要審判秀中的主角——科斯托夫、拉依克和克萊蒙蒂斯（Clementis，斯蘭斯基案的二號人物）——因為跟鐵托持有相同的目標，很容易就被扣上類似的罪名。然而，在另一些情況下，他們只是表達了早些年蘇維埃官方政策曾主張過的觀點。因而科斯托夫支持成立巴爾幹共產黨聯邦，或者拉依克作為內政部長的獨裁主義，同時在實踐上以匈牙利國家利益為中心，是符合共產黨的戰略的——直到南斯拉夫與蘇聯決裂之後，他們才成了（追溯性的）叛國者。將這樣的人物放上審判席，蘇聯可謂一舉多得。它懲罰並且清除了當地的顯赫人物，他們或許會像鐵托那樣成為另外一個權威中心。它在當地的共產黨中保證了比如像拉科西（Rákosi）或哥特瓦爾德（Gottwald）之流掌權，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完全依賴於蘇聯人。同時，它也擁有一個把那些在其他方面顯得可疑，又沒有犯說得過去的意識形態錯誤的男男女女投入監獄的極好機會。並且，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審判對於那些有意追隨鐵托路線的人也是一個警告，告誡他們，這樣做是極其危險的。

同樣值得關注的還有捷克政治迫害的特殊處境，這也使得它處於西方媒體的聚光燈下。捷克審判之前，人們已經掌握眾多關於此類事件的記錄，其運行機制和結構業已不再是個秘密。匈牙利和其他國家的審判在戰後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而捷克的審判卻姍姍來遲，到那時，對於戰時的那種認同感已經減弱了。此外，捷克政治迫害中不加掩飾的反猶主義傾向（東歐的所有共產黨都由猶太人主持，但只有在布拉格，這一因素才在迫害中異常顯現出來）——儘管假以反抗「猶太復國主義」的名義——加之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個戰前及戰後民主政體尚在運作的地區，這就導致了來自這個國家的消息變得異常觸動神經。布拉格審判的絕對殘酷和粗糙，對被告種族背景的強調，以及比起早先在其他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的莫斯科的精心策劃，都使得難以用通常的辯解邏輯為其開脫。https://read.99csw.com

因此，法國左翼關注的不只是斯大林主義時代的國內迫害，還有國際上的。而且，許多受審的被告是法國的政客和知識分子所熟悉的。匈牙利的拉依克在西班牙的共和黨人失敗之後，曾在法國居爾（Gurs）的集中營中被拘禁過一段時間，他在那裡的時光確實是後來對他的指控的重要部分。斯蘭斯基案的辯護人阿圖爾·倫敦，為許多參与法國抵抗運動的人所知，他也是被關入集中營的共產黨員之一，是一個法共主要領袖的妹夫，後來也成了另外一個領袖的岳父。安德烈·西蒙（André Simone），布拉格審判的另一位辯護人，曾是30年代激進的巴黎知識分子圈的著名記者。特拉伊喬·科斯托夫曾在巴黎工作，在法國交友廣泛；1949年4月6日，他被解職的消息上過《戰鬥報》的頭條；諸如此類。在莫斯科審判時，非共產黨的西方人士與其中的受害者並未有過太多的接觸，也沒有私人情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戰後東歐法庭的被告名單上充斥著為西方知識分子所熟知的人；有些是有所聽聞，另一些則是有過私交。甚至在那時以「現役的女斯大林」而出名的多米尼克·德桑蒂，也因為她與其中的一些被告熟識而聲稱對1952年的布拉格審判很是震驚。

捷克的案例使得早先案例中被隱藏的事實變得清晰——審判秀的動機及其根本上病態的本質。只有那些真正信仰者中最真誠的那部分人才能把之前審判的瘋狂邏輯再一次用到布拉格的事件中，這也是西方的反應之所以如此具有啟發性的原因。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七十壽宴上，對他的崇拜達到了頂峰，但這看似並不直接與風口浪尖上的捷克案例相關，因為斯蘭斯基並不像早年的鐵托那樣反對這種個人崇拜，如此，對斯蘭斯基案可怕的妖魔化就缺少了一個固有的前提。常用的論證方式仍然適用——一個錯誤演變成了一種罪，從這裏可以推導出其他罪行的意圖；後者可以進一步推導為所有被告在動機上都是有罪的，不管是現在還是在過去——只是這種流程的好處仍顯得不那麼清晰。在斯大林主義晚期，流程和操作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它們本身的合理性，捷克就是撞上槍口的、遭遇如此結果的倒霉蛋。

我們已經指出了兩種重要的區分，對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的迫害區別於在共產黨受害者階級內部的迫害，以及對那些不同意對鐵托主義進行肅清的人的迫害，亦不同於50年代早期對成為斯大林主義恐怖最後一次高潮的犧牲品的迫害。此外，我們還可以做出另外一種區分，即那些被視為觀念上的異端分子也區別於其他被控「民族主義者」的異見人士，如斯洛伐克的胡薩克（Husák）和諾沃邁斯基（Novomesky）。在實際操作中，這一區分並不十分明晰，但是這對於西方的非共產黨員左翼觀察家而言卻是有用的，他們或許並不會同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卻會更加認同拉依克及其共同被告的共產主義理念。鐵托主義的缺陷在於混淆了這些範疇，這也是它之所以會成為斯大林攻擊對象的原因之一。

這些問題在法國引起了高度關注。它們也在義大利、英國、美國及其他地方得到了廣泛的報道和討論。只是在巴黎，圍繞這一議題的爭論通常情況下是過激的和令人不快的，有一些特殊的理由可以解釋法國知識分子的這一不同。首先，法國在自由世界中擁有第二大的共產黨（在義大利之後），且後者是最斯大林化的共產黨之一。法共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它本國的歷史也透徹地反映了在莫斯科、布拉格和別的地方發生的事件。法共這些年所做的確實像是對前者的滑稽模仿。西班牙內戰的老兵，抵抗運動時期的領袖，那是一些被認為懷揣對人民陣線的同志之情抱有懷念，並容忍戰爭直到冷戰開始的人；因而他們也最先被邊緣化，然後被從權力的中心驅逐出去，最終被驅逐出共產黨。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指認犯下了同東歐的受害者類似的偏差（鐵托主義、民族主義、缺乏紀律等等），甚至在巴黎還發生過至少一次私下的「莫斯科審判」。跟捷克和匈牙利的共產黨一樣，法共的領袖多列士也是有名無實；通過犧牲他人，他才免於離經叛道（包括他自己所犯的）指控。

雖然魯塞同樣贏得了官司，他的勝訴同克拉夫琴科的一樣，並沒有為他們贏得道義上的勝利，他們公開蘇聯的罪行也沒有對法國知識分子的認識造成什麼影響。這無疑是部分正確的——自《集體勞動法》頒布和1936年印行以來，沒有人試圖了解它的內容，因而人們對它們的隱含意義一無所知。並且，甚至魯塞和戴之間的爭辯都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信仰展開的。戴和他的支持者不相信蘇聯存在什麼集中營，因為不這麼想簡直就不可想象；直到這一問題自我平息，即使再多的資料也不能改變他們的想法。然而並不是對於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如此。在魯塞的努力下，1950年1月《摩登時代》第一次提出了關於蘇聯勞改營的問題，並承認和援引了莫里斯·梅洛-龐蒂的原話，即所有的事實「都指向了蘇聯體制的意義問題」。他寫道，蘇聯體制下參与勞改人員的凈數目，儘管是出於生產資料國有化和結束私人剝削的目的，使得我們不禁追問「面對這些數字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說是在談論社會主義」。甚至西蒙·德·波伏瓦也不得不在《名士風流》（Les Mandarins）中穿插一系列杜布雷伊（Dubreuilh）與佩若（Perron）之間展開的有關蘇聯集中營新聞的痛苦論戰，只不過她成功變換了事情發生的年代，她讓這些論辯看起來似乎早在1946年就發生了。九*九*藏*書

認為這些對於知識分子的影響並不總是那麼深遠或持久，是完全正確的。1949年末，《摩登時代》與魯塞決裂，是因為後者的反共傾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因為魯塞想要在揭露蘇聯真相的過程中同反共主義者並肩合作，這至少證明了薩特並沒有從這一事件中學到什麼。到1952年，他在《回應加繆》一文中如此寫道：「我們也許會因為這些集中營的存在而感到憤慨和可怖；我們甚至會糾結於此，但是為什麼我們要因為它們的存在而感到尷尬呢？」克洛德·布爾代已經對其關於反對法國殖民戰爭的聖戰更感興趣，公開表明較之對蘇聯罪行的調查，他將給予前者更高的關注。加繆的立場自然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等到1950年，他才表明心跡。在1948年10月一次對埃馬紐埃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文章的激烈回應中，他稱其對手為「集中營的僕人」，並且宣稱，在他看來，集中營是蘇聯國家機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然而克拉夫琴科之所以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是因為他向《法國文學》提起的誹謗控訴，在那時，後者仍然是一份完全熱情地站在共產主義陣營的雜誌。它曾在1947年11月刊登過一篇文章，聲稱克拉夫琴科的自傳是徹頭徹尾的美國華盛頓的炮製物。在審判中，克拉夫琴科沉著地提供了一些對他有利但卻顯得不那麼清楚的證據，但是他的對手那方卻雲集了許多著名的親共知識分子的證詞：韋科爾、讓·加素、阿爾伯特·巴耶（Albert Bayet）、約里奧-居里（Joliot-Curie）及其他人。《法國文學》最終敗訴，還象徵性地付了一些賠償金，但是事實上，這一訴訟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卻是共產黨在道德上的勝利。抵抗運動知識分子證明了法共的完美信用狀，這反過來又為蘇共增添了榮耀，而後者恰恰又證明了克拉夫琴科所控訴的事情實際上不太可能是真的。

到1952年，蘇聯不再擔心鐵托的問題了。它更關注全球事務，並依據處理朝鮮問題的經驗和表面上極為可能的戰爭威脅來調整它的軍事和戰略目標。捷克斯洛伐克作為最富有並且也是最後一個蘇聯在歐洲的衛星國，它的國內黨派仍然帶有自主和自利的色彩，因而它自然就成了斯大林實現控制和專權的最終目標，這一目標也與當時莫斯科對猶太醫生的打擊遙相呼應。如此一來，舊有的那些罪名就被拋棄了——民族主義、鐵托主義、反革命陰謀——捷克的共產黨已經因為在戰前和戰時追求自主的路線而變得容易受到指控；現在，它們的罪名中又多了一項，它們似乎是出於猶太復國主義的同伴之情而支持以色列，實際上它們支持的卻是其背後的（美國）資本主義的利益。事實上，以色列建國以來，捷克一直被蘇聯人用來為其提供武器和援助，但是蘇維埃中東政策的改變要求必須有人出來承擔過去的政策失誤。因此，懲處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中層或是更高級別的官員是不夠的——那些領袖本人必須離開崗位。斯蘭斯基曾是斯大林的忠實和強悍的僕人這一點，不僅是事實，而且這也解釋了為何他既不堪一擊且又能夠成為一個完美的犧牲品。如果他不是穩妥的一步棋，那就沒有人是了。

即便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並沒有針對這些被揭示出來的真相給出直接的回應，但是來自蘇維埃陣營的新聞仍然在法國頗受關注。在戰後的10年當中，克拉夫琴科的著作在暢銷書榜上與庫斯勒的不相上下。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只是左派對「那裡」發生的事著迷。法國的右翼，同義大利的右翼一樣，將東歐發生的迫害視為攻擊國內左派的軍火儲備。他們甚至有時會欣喜于拉依克和其他人因被控的罪名獲罪——從此便可以推斷出，蘇聯的體制易於內部分裂，因而不得長久。在冷戰期間，左翼和右派都認為對於蘇聯集中營或者匈牙利審判的態度是判定在如今這個最大問題上的立場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對許多親共的知識分子來說，為在布拉格或者布達佩斯對當事人做出的指控正名，就是將個人緊緊系在不可逾越的障礙的好的一邊。稍許不那麼以為就會冒站錯隊的風險，那時個人將會孤立無援。在「另一邊」，當然有一批強有力的、具有清醒頭腦的思想者——雷蒙·阿隆有關蘇聯集中營的論述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然而，那個時代的特點就是，阿隆及其同好之人被如此多的知識分子視作是「另一邊」的，照此而言，根本沒法從後者那裡獲得贊同，並且後者對其根本就是避之唯恐不及。

在某種程度上，莫斯科所犯下的罪惡被西方知識分子有意掩蓋了，因為後者想要維繫30年代對抗法西斯主義行動的統一性。然後他們就忘掉了在那之後的戰爭和德佔時期的極度混亂。當1945年蘇聯以同盟國勝利者的身份出現，它過去的罪惡早被一筆勾銷了。那些之後被看作是共產黨制度缺陷的特點——恐怖、暴力等——在當時被寬容地視為建立新世界所要經歷的陣痛。無論如何，斯大林已經解散了第三國際，擊敗了希特勒，因而有理由以各地的共產黨組織為中介，在當地的國內抵抗運動中起到積極的作用。對於許多觀察家來說，斯大林主義的最壞年代似乎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