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雷蒙·阿隆、弗朗索瓦·莫里亞克或其後來者的立場，他們及時地停止了宣揚叛亂或法國的挫敗。但那些1960年在「121人請願書」上簽名、鼓勵士兵拒絕拿起武器對抗阿爾及利亞的民族主義者的人當中，我們發現的不僅有可以料到的薩特、德·波伏瓦、朗茲曼（Lanzmann）、克羅德·羅阿、瑪格麗特·杜拉斯和韋科爾，還有皮埃爾·維達-納凱（Pierre Vidal-Nacquet）和讓-弗朗索瓦·雷維爾（Jean-François Revel），更不用說迪奧尼·馬斯科羅和安德烈·布勒東了。阿爾及利亞的紛爭同樣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如果法國如今成了侵略者，以更高的法國利益為名義鎮壓本土民眾的合法權利和主張，那麼迄今為止與該民族相連的普遍價值還剩多少？1958年，作為一個法國的愛國者，就意味著同戰後法國自稱所代表的人類解放的目標為敵。

逃離歐洲是他們共同的主題，有些時候，這種逃離是字面上的。無論支持第三世界主義是否表達了一種同正在崛起的與非歐洲的世界相連的願望，或者更加激進地，表現了對歐洲價值的否定和對發生在中國或者哥倫比亞的反智恐怖的目標和實踐的有意識的採納（遠遠地），它同樣也反映了一種拒絕面對歐洲共產主義故事在法國或者別處被續寫的態度。至於它是否同樣在法國知識分子共同體內部導致了一種方向的變換則是另一回事了。第三世界主義要求知識分子對恐怖或者迫害視而不見，就這一點而言，很難說它同四五十年代的共產黨同路人所付出的代價有什麼差別；50年代早期的捷克斯洛伐克曾發生過一場「文化革命」，當時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被驅逐出他們在城市的家園，並被強制送往鄉村，在1970年，歷史將會重演。如果說兩者間有什麼差別的話：為了承受來自東歐的動蕩的消息，否認、操控和美化它就是必須的。然而，至於第三世界，許多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知識分子明確地自豪于來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有關暴力、迫害和貧困的消息；總的來說，為非歐洲人的痛苦辯護會少些掩飾和自欺。

對於歐洲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來說，法國長久以來就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儘管英國在19世紀是最安全的流放地，為從馬克思到科蘇特這些落敗的反叛者提供了安全的庇護，但法國仍然是流離失所的知識分子的天然家園。通過住在法國並向法國人民親述他們的經歷，海涅、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馬志尼（Mazzini）和赫爾岑（Herzen）那樣的文人讓他們的事業為更多人所知，並且藉由歐洲通用語言的中介，這些事業擁有了某種普遍的意義。法國大革命的特殊重要性賦予了法國中心地位——這是歐洲舊制度業已確定的特點——這是另一個維度，而閃閃發光的19世紀巴黎的雅緻，更頻添了它的光彩。

要理解1956年在法國政治文化中及在法國和歐洲其他知識分子的相互關係中的意義，也許更有益的，不是詢問發生改變的是什麼，而是去問一成不變的是什麼。首先，戰後知識分子不妥協的自信使得他們中的大多數安然度過了斯大林主義統治的那些年。若不是因為如此，蠻荒之地的第三世界主義和60年代中期阿爾都塞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任何交集。他們是人類的良心這一觀念背後的值得注意的道德自信，繼續體現於薩特及其朋友身上，甚至還波及到了阿爾及利亞那一代更為年輕的知識分子；對於後者而言，在當時，宣揚反法國的立場可以被看作是戰後那10年的反西方詞彙的變體和繼承；一般來說，對酷刑、阿拉伯人的權利或者殖民地人民的問題採取堅定的立場，就能夠以一種無須忍受良心譴責的事業為旗號，無所顧忌地反對法國。

阿爾及利亞的插曲和隨之而來的國內的憲法危機，同樣有助於強調法國知識分子圖景中的另一個長期存在的特點。那便是知識分子同政治文化和那些年國家所經歷的社會變革的徹底疏離。1956年或許因其在共產主義歷史上的象徵性地位而最為人所知，但它又恰逢法國所經歷過的最為徹底和快速的社會經濟轉型的當口。早幾年就已經開始的經濟現代化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從鄉村到城市的遷移正在全速進行；令人驚訝的人口劇增正考驗著各種教育機構，且很快將在大學階段得到引爆；法國的經濟，連同它的外交，即將不可遏制地同西歐的其他國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與此同時，法國的左翼知識分子不僅未能解釋或者預計到這些發展，還忽視了它們的存在。那些年眾多知識分子的與世隔絕與自我孤立引人矚目，他們繼續按照60年代甚至更早時候的方式生活，就好像國內外從未發生過什麼改變。弗朗索瓦·布里科極好地描述了這一現象。在描寫關於西蒙娜·德·波伏瓦及其對1956—1962年的回憶時，他評論道：

並非是他們過去的錯誤或者他們偶爾表現出的傲慢的優越感，而是如此多的法國知識分子難以形容的唯我論最終打碎了他們在歐洲想象中的形象。似乎只有他們沒有辦法抓住事件發生的進程。儘管他們有很好的意願，薩特、穆尼埃、梅洛-龐蒂以及他們的精神繼承者沒有自視為歷史舞台上的投影，而是將歷史還原至他們個體的智性軌跡的範疇和維度。由於他們在1957年至70年代晚期對歐洲東部那一半的疏忽和缺乏興趣，這些年，法國知識分子才意識到他們所發現的事實早在30年前在別人看來就已經不言自明了；類似地，當我們發現梅洛-龐蒂在《辯證法的冒險》中尖銳的自我批判指向的是他早年論辯中的一些缺陷，其批判就失掉了它的一些力量，因為這一點在外人看來，早已是明白無疑的了。按照阿隆的話來說：

不論後續如何，這種關注點的轉變所造成的結果便是，法國知識分子共同體的注意力從蘇聯及其東歐的衛星國轉向了殖民地危機。對於殖民地狀況的新興趣，實際上是在一個方便的時候，將視線從共產主義上挪開；指出這一點並不會削弱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意義，也不會影響對被捕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分子遭受酷刑而引起的道德危機的關注。1956年之後，任何關於共產主義意義的嚴肅論辯不僅必然會給那些曾經維護斯大林的行徑或為其正名的人帶來某些自我反省的麻煩，而且論辯本身也不得不面對作為一個政治理論和語彙的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以及法共政黨合法性的問題，而彼時，馬克思主義仍然代表了法國左翼政治的主導力量。然而，在第四共和國衰敗的那幾個月中，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過去的和現在的）被放到了一邊，取而代之的，是更為緊迫和顯然的內戰萌芽問題。

在這個https://read.99csw.com過程中流失的，是法國知識分子這一術語在歐洲大陸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意義。或許這樣的看法是對的，一旦德國或義大利的文化生活開始復甦，戰後法國思想家在備受摧殘的歐洲的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再也無法得到恢復。也許還可以加上一點，1940年前中歐知識分子往美國的大規模移居，在紐約和其他地方鍛造的思想和名聲，如今結出了果實，並重新傳回了他們的本民族地區。然而，法國知識分子共同體在完整和誠實地回應1956年事件時的失敗，對投身於一種嚴格的自我審查的拒絕——至少直到20世紀70年代晚期，尤其是它對令人尷尬的歐洲內部共產主義遺產的注意力迅速而毫不費力的轉移，所有這一切都協力動搖和削弱了人們對法國的偏愛以及對法國思想的信念，在此之前，後者一直都是歐洲異見知識分子的主樂調。

法國知識分子對於布拉格、布達佩斯或者華沙的同輩人所遭受的痛苦的普遍漠視是一種特殊疼痛的根源，這不僅是由於接踵而至的忽視和孤立感，而且因為，法國跟別處一樣，將一出地方戲搬上了世界性的登記簿，而中東歐的知識分子（共產黨員或者非共產黨員）自身才剛剛參与其中。這部分歐洲的知識圈形成於戰時，同法國知識分子一樣，他們有著類似的緊迫感和熱情。外國的佔領、抵抗運動和之後的光復都存在著模稜兩可性，這一點與捷克斯洛伐克或波蘭的情況並無二致，並且最初在道德和政治方面對於共產黨人的讓步，同樣也反映了在巴黎或羅馬發生的事實（即使不具什麼比較的價值）。畢竟，米沃什的「波斯皇帝」（ketman）是波蘭人。原諒那些不可原諒的，合理化那些無法解釋的，以及避開那些令人生厭的事物的能力，由於德國的佔領，已經在那部分的歐洲得到了充分的練習，並且在布拉格或者布達佩斯也有這樣一些人，在目睹了斯大林的受害者之後選擇了自我寬慰，還提出了如薩特、穆尼埃或者布爾代所熟悉的論據。然而，在共產主義國家，逮捕、監禁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更糟糕的是，還有一種被用作鎮痛劑的想法，用來幫助那些良心不安的人們撫慰他們的記憶。而對於巴黎那些犯下同樣錯誤的人們，這樣的借口卻無處可尋。

在1956年，發生改變的與其說是效忠的對象，不如說是氛圍。對共產主義的疑問並沒有得到關注，更不用說解決了：它只是被遺棄了。只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當非歐洲世界的革命訴求把它們自己弄得精疲力竭，知識分子才重新開始關注歐洲。在這種情況下，不可避免地，經久不衰的大陸另一邊的共產主義遺產又被擺在了人們的面前；直到那時，並且也只是部分地，人們重啟並著手1956年的議程。對農民革命的烏托邦的幡然醒悟，和以往激進圈子中的第一波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緊密聯繫說明了這一點。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需要抓住歐洲知識分子史的群體生態學中的某些關鍵部分。當來自波蘭或匈牙利的知識分子試圖向西方闡明為何文化的生存在他們的國家會如此重要，為何詩或音樂會如此重要以及為何知識分子會同時在其民族文化中如此生死攸關而又易受傷害時，只有在法國，他們才能找到或者有希望找到直接的同情和理解。因而，法國對於東歐知識分子的磁力超越了流亡、抵抗或者拉丁區的手足之情（以羅馬尼亞為例）；在巴黎，異見的思想家對周圍的環境感到熟悉。故而，很自然地，半個歐洲的知識圈都會受到巴黎文化生活這一發光體的吸引——並且，極為關注他們的發聲所得到的回應或者沉默。

殖民地問題的吸引力部分在於，相較於與共產主義相關的複雜難懂，它似乎是直截了當地提出了道德選擇的問題。激進政治、公共介入和心安理得，這一切都看似指向了一個殖民國家行為的對立面，儘管阿爾及利亞的特殊地位使得極端的解決方案——獨立——令在其他方面用心良苦的加繆不那麼愉快。回顧過去，浮出水面的模稜兩可性（民族主義者之間兩敗俱傷的口角、令人生疑的公開鼓吹軍事違抗的智慧，以及其他），賦予了1954年至1962年的鬥爭和結盟以一種它們從未有過的簡單和單方面的意義，而這卻被那時的許多人所忽略。此外，阿爾及利亞特殊的象徵性地位、國內政治迫近的危機和即將到來的去殖民化的鬥爭的先兆，成了介入的知識分子逃離共產主義的糾葛的一個理想出口。參与到法國在北非問題上的熱火朝天的討論中，就立刻將國家的關注點過渡到了一種全新的國際主義，這與眾不同而又令人滿意。

那些適用於專家的，也同樣適用於政客，尤其是那些極左人士。數以千計的年輕的中歐共產黨人在巴黎集結，要麼直接前往，要麼跟隨作戰的國際縱隊在西班牙短暫停留後再前往。安娜·洛松齊（Anna Losonczy）的父親（匈牙利1956年之後的鎮壓的犧牲品）在大戰前夕返回匈牙利前曾在貝桑松學習過一年。弗拉多·克萊門蒂斯（Vlado Clementis）在戰爭前夕是努瓦耶爾（靠近朗斯）的法國總工會的活躍分子；阿圖爾·倫敦，1952年斯蘭斯基案中受牽連的受害者，是數百位通過為西班牙服務參与法國的抵抗運動的捷克、德國和匈牙利共產黨人中的一個。拉佐·霍爾多什（Laco Holdos）從佛朗哥的監獄到了法國的拘留所，而後又作為被驅逐出境的反抗者從那裡到了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在那以後，他回到了他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共產黨的恐怖的犧牲品在那裡的監獄里度過了50年代。他的軌跡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但卻不是典型的。

從此之後，東歐的知識分子在談到法國或跟法國對話的時候，總是帶著怨恨、憤怒、悲傷的調子。其程度正如當年他們執著于努力獲得前者的注意那般。這些調調部分可歸因於對戰前的政治背叛的記憶——愛德華·貝奈斯（Edouard Beneš）在1938年10月就宣布了，「以歷史的觀點看，我最大的錯誤便在於對法國效忠」。但是從本質上，這大部分還是要歸因於米沃什早在1951年在《被禁錮的頭腦》中所說的：「受挫的愛」的併發症。正是由於西歐對它的東部鄰居的漠然，這種受傷感和痛心的訝異才會產生。米爾恰·伊利亞德在1952年這樣寫到，難道歐洲沒有意識到，她被鋸掉了一塊肉？「對於……所有這些在歐洲的國家而言，所有這些屬於歐洲共同體的人民而言。」這一申訴是說給「歐洲」聽的，但其預期的聽眾明白無疑地就是法國。許多年之後，米蘭·昆德拉表達了幾乎相同的看法：read.99csw.com

插在1945年至1956年間的親共產主義和標志著60年代的支持第三世界主義之間的阿爾及利亞插曲，對弗朗索瓦·傅勒對這一事件的考究的包裝提出了質疑：「生活的秘密不再被埋葬于比揚古，而需要到『憂鬱的熱帶』去尋找。」在靜靜地拋棄「工人階級的政黨」和不加批判地擁護第三世界農民的激進主義之間，存在著一個空間，被流逝的時光和法共未能與其知識分子支持者並駕齊驅的失敗所填充。阿爾及利亞插曲的一個重要的副作用，便是揭示了法共在面對動員的挑戰和引導在這一問題上的異議時的無能。共產黨人不願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採取一個清晰和激進的立場，這迫使那些之前贊同他們的知識分子去尋求替代性標準，將法共及其所代言的工人選民替換成世界上的土著和有色民族；對於他們而言，知識分子無須通過政黨便能為其發聲。這一過程可從1960年至1961年的《摩登時代》中一窺究竟，與此同時，薩特和德·波伏瓦在1960年春訪問古巴，此前的幾個月薩特還為法農的《大地的卑污》（Les Damnés de la terre））作了一個著名的序，那時還有很多的證據能證明這一點。需要解釋一下的是克洛德·羅阿對中國的興趣，他提到過，這是出於逃離斯大林主義的「惡臭」的願望。按照各自的順序，羅阿和比他更年輕一些的同代人從阿爾及利亞到了古巴，從那裡去了中國、維也納、哥倫比亞；在某些情況下，還到訪了巴勒斯坦。

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阿爾及利亞，遠未構成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反而有助於緩和從之前所青睞的「某種法國理念」的「普救說」過渡到別處的過程。解放和革命的語言，如今從民族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同一種最為異域的視角相結合，自由地得到運用。對所有人來說，這場鬧劇體現了法國知識分子的勝利；在阿爾及利亞的歷險之後，帶著一個全新的具有全球意義的關注點以及無須承認就已得到洗清的早年的罪惡，他們就能重返歷史競技場。這樣一來，作為復興和重生的對象，對異國土地所表現出的、能夠實現知識分子自身夢想的「讓步」（加繆語）就能被遺忘了。

也許有人會認為，法國的這一特殊地位會隨著德國的崛起、法國的相對衰落（1914年前後）以及歐洲大陸上舊有的帝國核心地帶上民族國家的建立而受到削弱。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的知識分子如今各有關切，他們不需要藉助巴黎這個舞台就能吸引世界的目光，並且，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視野也可以通過柏林和維也納得到極大的擴展，巴黎不再是首選之地。然而，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民主在大多數中歐和南歐國家的隕落，人們將關注的視角再一次投向了法國；在20世紀30年代，它再一次因為眾多歐洲的知識分子、政治流亡者和移居者的到來而沸騰起來。對於那些尚未被迫背井離鄉的歐洲人來說，法國的文化生活同樣明顯地充滿了誘惑：隨著1933年納粹奪取政權，以及一年以後維也納的天主教徒的政變，捷克的結構主義者、奧地利的邏輯學家以及德國的美學家很自然地就轉向了巴黎，巴黎顯然成了某種現代思想的交換所。

這裏，再一次出現了不對稱問題。東歐的知識分子早已熟知法國，就好像他們熟知德國、英國或義大利一樣。西歐的文化是一種歐洲的文化，西歐的政治史是歐洲大陸歷史的主幹，而其餘部分歐洲的文化和政治紀念物卻被遮蔽于視線之外。東歐的知識分子將伏爾泰、狄德羅、巴爾扎克、雨果和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更不用提羅伯斯庇爾、布朗基和克列孟梭）看作是他們自身的文化包裹中的一部分；但是反之卻從來不是如此，並且他們也知道這一點。其次，東歐在文化和民族上的邊緣地位是一個令人不快但可被接受的真相。只要來自維爾紐斯、里沃夫、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詩人、音樂家、小說家和哲學家能夠進入法國的世界，他們就能夠原諒巴黎的知識分子未能對他們做出類似回饋的行為。這正是對1945年之後狀況的精準描述，法國人關閉了知識分子的邊域之城。普遍的知識分子共同體被重新定義，驅逐了那些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包括贊同它的和九_九_藏_書反對它的。東歐的文人也能理解這一點——正如上述所說，他們自己最開始也禁不住做出了類似的區分。但是他們不能原諒和無法解釋的是，法國人並未看到他們——波蘭人、捷克人以及其他——現在所明白的一切。對於作為歐洲另一半的東部知識分子來說，他們遭到了雙重驅逐：被共產黨人剝奪了自身的民族文化，而後，其所信任的護衛者又禁止其進入歐洲的文化世界。

與「二戰」以後法國知識分子享有的特殊身份相伴而來的，是它的特殊責任。這一特權（或者重擔）為法國人和外來者所熟知，儘管在描述上會有細微的差別。對於巴黎的文人而言，這意味著一種責任和權利——為人類代言、對人類的狀況發表看法，以及即便是在明顯地討論地域性論題時，也能讓人理解。對於外來者，這意味著巴黎所做的選擇或是拒絕將會產生一種影響力，並且在遠方某處得到回應，它會被遠比其他共同體中的讀者更加偉大的受眾閱讀、引證，甚至是錯誤地引用。這些視角的不對稱產生出了一種奇怪的不協調：法國人既不受政治約束的限制，又不用顧忌文化的謙遜，這就催生了一整套獨特的混合了政治緊迫性和道德微妙性的詞彙。戰後10年法國的知識分子幾乎不需要為其行為付出什麼代價，他們讓人聯想起一個缺少歷史重力的共同體。但是對於他們的讀者，尤其是維也納以東的格外專註的讀者而言，他們的每一個詞都極有分量。

這一洞見發表于布達佩斯事件幾周之後，但大多數類似的看法都是私下表達的。有理由宣稱曾冒著生命危險而非僅僅承受了良心上的不安的豪爾赫·森普倫（Jorge Semprun），許多年之後承認了這一點：

因而，皮埃爾·埃馬紐埃爾在事件最激烈的時候做出的論斷錯了；他認為，1956年代表了「理想的人」的終結，以及「黃金時代的責任」的興起。所興起的，只是一片政治幻想的氤氳；而打造它們的假設，集體改善的醉人的願景，否定烏托邦計劃的益處，並未受到削弱。相信這樣的計劃能夠很快重新提上日程，這不但表明了1956年的事件所造成的有限的影響，而且也使得許多之前放棄共產主義的人們不僅沒有感到後悔，還有了最透徹的覺醒。在1946至1956年間受到欺騙的那些人，將會做出一些我們現在看來很勇敢的選擇：那些在冷戰期間為了選擇站在蘇維埃一邊而隱藏了他們的懷疑和疑慮的那些人，如今自薦成為一個難以忍受的境遇下的不情不願的英雄。他們對時代的罪惡所要承擔的責任現今成了勇氣的徽章，面對斯大林主義的挑戰時的忍耐力揭示了令人極為厭惡的恐怖的全貌。在1957年至1974年，有很多人會從皮埃爾·庫爾塔德（Pierre Courtade）對埃德加·莫蘭的免職中得到寬慰：「我曾經有理地犯錯，而你和你的同類卻是無理的正確。」

然而，在1956年之後，隨著斯大林名聲的敗壞以及對匈牙利的佔領，共產主義，連同馬克思主義語彙和範疇的公信力，在中歐知識分子圈的想象中都失去了吸引力。起初是英勇無畏，而後是毀滅，如今，它成了低效、腐敗和貧瘠的極權主義力量的壓抑的、慣常的形態。柯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那樣的修正主義知識分子放棄了從內部向政權建言的努力，讓政權的理論家聽天由命於他們自己的奧威爾式的工具。這一過程在各處以不同的速度展開著，波蘭是最為迅速的，捷克斯洛伐克則緩步進行；要解釋這一點，就需要考察每個國家最初的狂熱和恐怖的程度。隨著1968年8月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華沙條約》的訂立，共產主義以及社會主義理想本身都失去了在往昔的東歐左翼知識分子圈中的最後立足點；它留下的，是一片犬儒主義的不毛之地；後者最終會慢慢地被新一代的反對者所佔領，而他們的論證依據不再是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而是對人權和法治國家的訴求。

然而，在西方尤其是在法國，事情卻轉向了另一面。在那裡，共產主義同樣開始失去了對烏托邦想象的控制，它的吸引力遭到了赫魯曉夫的揭露以及在布達佩斯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坦克的破壞。但是在西方眼中，俄國共產主義魅力的減退，並沒有帶來馬克思主義地位的下降，也沒有使得戰後左派失去對承載其夢想的激進詞彙的偏好。東歐和西歐因而突然開始分道揚鑣，以杜布切克1968年的改革為轉折，「布拉格之春」受到了來自某一部分的法國左翼的不理解的甚至是敵視的回應。除此之外，法國或者西方知識分子也並未關注杜布切克失勢之後的「局勢正常化」；只是在1974年以後，出於自身與蘇維埃陣營的事件進程不太相干的原因，巴黎的知識分子共同體才再一次集體東望；這一次，如果不是帶著理解的話，就是帶著少許的同情。九-九-藏-書

切斯瓦夫·米沃什在1951年的抱怨與米蘭·昆德拉發表於1984年的哀嘆，在語氣和措辭上令人好奇的相似性，指向了一種法國知識分子和他們的東部同行間值得注意的關係上的連續性。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1956年之後，情況更糟了。直到那時，法國和其他西方知識分子基本上用同樣的詞彙來描述人民民主政權之下的異見者和流亡者，儘管他們也用這些詞彙表達著立場相反的觀點。兩邊（事實上是各方）都沉迷於解決共產主義的難題，並以此為依據討論著人類的未來。即便是反共產主義的團體也認真思量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報之以帶有批評分析的恭維。東歐被提上了每個人的議程，即便又是出於各自不同的理由。在有關斯大林主義、勞改營和審判秀的論辯中，歷史雖然讓他們處境各異，但它仍是連接法國和其他地方的知識分子的最普遍的交換意見的媒介。如果他們的道德訊息未能得到西方的理解，中東歐的知識分子至少還能夠因為處於其對手的意識中心而得到某種安慰。

即便如此，如果法共沒有如此愚蠢地拒絕所有的論辯，否認所有的包括蘇聯人自己揭露出來的證據，仍然會有一些人選擇留在遮蔽之中。所有懷有好意的男女在那些年都與信念斷絕了關係，義大利的例子破壞了這種令人欣慰的假象；通過承認和公開討論赫魯曉夫的揭露，義大利共產黨試圖維護一些它在國內的信任度以及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而法共則並未就恢復或者保留一些對它的群體的效忠而做出哪怕一點兒努力。它並不長於此道，這道出了法國共產主義的本質，它也因此失去了之前的追隨者和親共者的信任。

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無憂無慮顯然是將共產主義時刻拋在了腦後，這是以失掉後者在歐洲其他地方的公信力和名聲為代價的。前共產主義者轉向了他們的學術和職業生涯，知識分子期刊也找到了其他可以表達關注的競技場，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轉入了更加狹窄和專業的路徑，最終蛻變成了阿爾都塞式的沉默的黑洞。法國共產黨的人數和選票數平穩地下降，在1957年至1966年間失去了年輕一代的激進分子的支持，並從此一蹶不振。薩特繼續做著一連串的蠢事（尤其在其1965年8月到訪維爾紐斯之後），最後在1968年同共產黨人決裂；當時他所持的立場比法共更為激進，並擁有一些新選民的支持和諂媚。能夠引起法國知識分子關注的特別的主張，如今必須通過更加難懂的媒介來傳達，列維-斯特勞斯、巴特、拉康、福柯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取代了加繆和薩特那一代人。法國思想的聽眾明顯地從中東歐地區轉移到了英國和美國，在後兩個地方，戰後知識分子更早些時候的自覺政治參与並未引起過多少共鳴，可現如今在這兩個地方新一代的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話語中，人們能發現依然奇異和野心勃勃的巴黎式的語言，並且這一語言同英美高雅文化中的非政治傳統的結合也變得更加容易了。

這一長期無力在自傳和世界史中做出區分的狀況折磨著各處的知識分子。而法國文化對其國外的仰慕者而言的特殊魅力就在於，它能夠把地區性和普遍性的東西結合起來。然而在1945年至1956年間，法國的思想和文人的歐洲聽眾能夠自得於這樣的觀念：因為巴黎所關心的是同在別處一樣的困境和選擇，以特有的修辭形式出現的法國的自問就是重要的，並且，我們必須傾聽這些人或者尋求機會去傾聽他們。但是失落的愛是一回事，無情的拋棄則是另一回事。「二戰」以後10年的幻想和錯誤，對所有人而言是共同的，然而許多法國人在那之後幾年的軌跡卻是獨一無二的；它留下一段苦澀的痕迹，還丟失了所有的幻想，這對法國知識分子的聲望所造成的損害還有待全面評估。

同共產主義的決裂，對很多人來說僅僅意味著承認一種他們已經默認且已令他們窒息了一段時間的分離的狀態，而這幾乎沒有或者很少對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偏好造成影響；後者套用薩特的話來說，是「我們時代的終極哲學」。法國知識分子繼續取信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管斯大林時代的缺陷和罪惡的病理是否可歸諸這個人，政黨路線的錯誤是否可以避免，很少有人質問社會主義所承諾的高等教育和更公正有效的物資分配主張。這同樣也是一個批評性評價的禁區，因為馬克思主義預設了一種對未來的持續信仰，阻止了對烏托邦視角的完全和最終的放棄。因而，一些比如《論辯》（Arguments）那樣的新雜誌，還有一些像《社會主義或野蠻》（Socialisme ou barbarie）那樣的老雜誌，將它們對蘇聯的批判嚴格限定於或是唱衰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心神不寧地表達一種道德上的厭惡，這在邏輯上同批評家自身的分析性的歷史主義語言並不相稱。

因而，1956年至1974年這段時間代表了法國知識分子錯失的機會。從一個共同的前提出發——1956年11月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共產主義對一切激進想象的統領終結了——他們並沒有更加走近他們在東歐的讀者，反而漸行漸遠了，直至與其國際選區中的大部分信眾失去了聯繫。因此，1956年，法國知識分子本可以重申他們在東歐和西歐的領導地位時，他們和大多數歐洲餘下的知識分子共同體各奔了東西。到1963年，薩特到訪布拉格，並且向一些驚訝的、已準備著手助推1968年的改革的捷克學生和知識分子讚美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時候，這種斷裂就徹底完成了。

有時，有人會說，阿爾及利亞的危機確實是一個轉折（並且1956年至1958那幾年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它將未經受過德佔時期以及之後那些年的創傷的新一代帶入了歷史的舞台，因而後者能夠實現法國知識分子關注點的真正轉移。同許多最近的基於代際範疇的法國文化生活的人物研究一樣，這要麼是自明的——緊隨其後的追隨者很自然地就將一套新的關注和經歷推到了顯要處——要麼就是很難得到解釋。畢竟，阿爾及利亞那代人之前就已經有過幾代新人；50年代早期圍繞在羅歇·尼米耶周圍的「輕騎兵」通過訴諸一種非政治的虛無主義，懷疑所有的權威和承諾，以反對那時的佔主導的抵抗主義。為何同樣是關注新出現的卻更少意識形態色彩的議題，那時他們的做法卻不能被看作是變革？就其出現的時機及其事業的道德明澈性而言，「阿爾及利亞一代」也許是幸運的，但認為它是一個主要的轉折點就不免有些過了。同前一代的共產黨人和前共產黨人一樣，因為殖民危機而萌發政治意識的人們，感興趣于提出如下的主張，即1956年之後確實發生了一些什麼，但是接下來幾年的證據卻暗示了並非如此。至多，我們可以說，當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回想起他們自身的軌跡，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從這一年開始追溯他們自身的幻想或幻想的幻滅。但是，充分的理由並不總意味著好的歷史。https://read.99csw.com

要理解為何1956年至1974年代表了一個機會的錯失，我們必須更加細緻地考察法國進步知識分子同共產主義的承諾相決裂的方式，以及他們轉而朝向一個非歐洲的世界，朝向第三世界的原因。要說清究竟在哪個時刻共產主義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是不容易的。在個人選擇層面，這樣的幡然醒悟可橫跨1918年至1989年。但有一點是沒什麼疑問的，即在斯大林的逝世、柏林的起義、鐵托的再度崛起、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最終入侵匈牙利之間，歐洲知識分子的集體意識總體上有了一個質的轉變，尤其是法國知識分子。1955年，總是作為敏銳的觀察家出現的雷蒙·阿隆指出了極權主義的魅力的衰落——它或許還能對已被誘惑的人施加影響，但卻很難再找到新的共鳴者了。既然政治的或是其他方面的誘惑取決於其建立信念和吸引力的成功，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許就在於共產主義自己喪失了信心，這一點可追溯至斯大林的去世和納吉·伊姆雷的下台。在法國，這恰好在時間上又與一個新產生的、與之不相關的去殖民化的問題重合了。

即便是在西歐的民主重建完成、共產主義在東歐站穩腳跟之後，法國也沒有喪失其特殊地位。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的流亡人士，都想方設法來到巴黎，並選擇用法國和法國知識分子媒介來講述他們的故事、討論他們的處境。事實也的確如此，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持異見的以及被流放的東歐知識分子將會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刺|激和塑形法國對蘇聯地區的事件的反應。只是在四五十年代，他們的影響力無疑是暗淡的，只限於邊緣地帶，並且明顯地被當時的主流文化圈所忽略。這就引出了一個令人好奇的疑問。如果像米沃什、伊利亞德及其同代人那樣的文人如此難以就共產黨實驗的惡意影響問題說服或者影響他們的法國同代人，為何他們還要堅持這麼做呢？在英國或者美國，這些人總是不缺少潛在的、更加容易產生共鳴的讀者，正如法國的自由派的知識分子一樣。既然他們中很少有人會認真對待來自東歐的聲音，那麼，為何法國的知識分子總是能夠成為偏愛的關注點呢？

因而，並不令人奇怪的是，1956年的大眾記憶中，從共產主義那裡「解脫」出來之後，很少有人曾認真思考斯大林主義插曲的意義。與此相反——大多數人藉機遠離了共產主義，他們不是脫離了黨派，就是斷絕了對它的支持（對非黨員來說），他們只是輕舒了一口氣，然後就去忙別的事了。如果《精神》在其1956年12月刊發的社論是在號召，「我們應該重返舊地，並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源起和原則中找到其根源」，那麼，這個建議並未得到響應。同一個作者繼續評論道，波蘭和匈牙利的反叛者將我們從一個令人窒息的懷抱中解放了出來（原來如此）：「我們共同的囚禁走到了終點」；隨即波蘭和匈牙利人民需要自行尋找工具，剛剛被釋放出來的《精神》的讀者們需要望向新鮮的原野。

不亞於1/3個世紀以前的米沃什，昆德拉的宣告也是以「許多失望與一點兒剩餘的希望」為標誌的。

我們已經有機會指出，對北非三國及其他地方發展的關注早在1947年就在加繆和布爾代的《戰鬥報》中得到了表達。《摩登時代》自1950年起也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在那段時間，《精神》上也偶有零星的文章。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1953年發生在摩洛哥的血腥事件，以及緊隨其後的奠邊府戰役的災難才真正將法國的殖民地問題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舉例來說，弗朗索瓦·莫里亞克責怪自己早先過分執著于對共產黨和人民共和運動（MRP）的支持，而忽視了馬達加斯加的紛爭和非洲的發展。然而摩洛哥政變改變了這一切——「從那時起，我投身其中」。在這種情況下，北非的事態硬生生將莫里亞克的注意力從共產黨所面臨的危機那裡拉了過來；在此前的7年裡，後者幾乎佔據了他所有政治論述的主題。對於其他人而言，事情是以倒序的方式發生的：1956年，他們感到不再需要以法共和莫斯科為依據來界定他們的行動，他們將全部的注意力投向了阿爾及利亞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居伊·摩勒（Guy Mollet）在政策上的大轉變、蘇伊士的屈辱以及法國軍隊的行動所造成的道德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