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等多久，流弊馬上就能出現。還是漢武帝的那位大法官張湯，和大司農顏異一直不大對付，終於找到機會下了黑手：顏異有一次和門客聊天，門客說起當時的一項新政策存在弊端，這可是個敏感話題哦。顏大人政治覺悟高，聽完之後什麼都沒說。——的確什麼都沒說，只是嘴角微微動了一下。

某甲和某乙是父子倆，某乙（父親）和某丙起了爭執，動上手了。某丙是個狠角色，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某甲（兒子）一看爸爸危險，趕緊抄起棍子以雷霆萬鈞之勢直擊某丙，真氣鼓盪之處棍風颯然。說時遲，那時快，棍落處只聽得一聲悶哼，偌大身軀栽倒塵埃。

——李四和王五該怎麼應對這種質疑呢？

嗯，殺了又如何呀？怎麼殺的呀？為什麼要殺呀？前因呢？後果呢？你倒是說清楚了啊！——沒辦法，《春秋經》就是這麼寫的。這種敘述風格是《春秋經》的一貫做派，古人就曾經感慨過，說孔夫子這麼寫歷史，誰能看得懂啊！還好世上有「三傳」，可是，我們想想，一部脫離了教輔就無法讓人看懂的教科書究竟能有多大意義呢，更何況三本教輔之間還常鬧矛盾，更更何況教輔的解釋還常有牽強附會的嫌疑？

「原心定罪」好不好呢？聽上去倒也是相當可取的，但實行起來尺度如何把握，這就是個難題了。先看一個小案子：

要知道，一種思想，乃至一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不是看它聲稱自己「是什麼」，而是看它聲稱自己「不是什麼」。——因為一種思想，乃至一句話，常常可以有無限多的解釋，拿大家最熟悉的佛教來說，我們看歷史上的佛教，一開始說自己四大皆空，但在面對皇權的時候，他們也會從佛經里找出忠君思想，需要他們講愛國的時候，他們又會從佛經里找出愛國主義，所謂儒家思想在歷史上也是一樣，需要什麼思想，就可以從經典中找出什麼思想，或者把經典中的某些段落解釋成這個思想。但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只有在攻擊論敵的時候，正是和論敵在某個問題上的針鋒相對才會讓觀眾把雙方的意思看得清楚明白。比如《孟子》是百家爭鳴時代的產物，所以充滿了辯論內容，而且，他的論敵也有書流傳，互相參照之下就更容易看懂他們的意思。

——這不是跟康買得殺人案的情況差不多麼？本著「親親之道」來判不就結了？

我們這時候再來想想那個中國人是不是龍的傳人的問題，我們不妨把它作為一個假想的案件來審判一下。

「原心定罪」本來像是沒什麼問題，可「誰來原心」和「如何原心」卻都是不小的問題。而「《春秋》原心定罪」在沒有公正的執法程序保障的情況下，先是把《春秋》剝離了出去，然後就變形為「誅心之論」了。

理性問題往往又和善惡問題糾纏在一起。我們回憶一下：《孟子他說》講到性善還是性惡問題的時候，說過善惡在這裏其實是個假問題，因為善惡是人的社會屬性，是後天的，而趨利避害才是人的自然屬性，是先天的。用洛克的話說就是：「善惡僅僅相對於快樂和痛苦而言」，而洛克的同道人邊沁也有過類似的說法：「自然把人類置於『苦』與『樂』這兩位至高無上的主人的統治之下，他們兩個決定著我們做什麼和怎樣做。」申不害和韓非子他們正是為虎作倀地鼓吹君主用「苦」與「樂」這兩大法寶來操縱臣僚，用我們現代上班族容易理解的話來說，就是「獎金」和「罰款」。

所以，單純來講「《春秋》原心定罪」，即便真的是從《春秋》文本出發，還不是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那麼，結論又是怎麼來的呢？

心理學家米爾格萊姆以若干經典實驗告訴我們：權威的影響和群眾的影響是如何使一個當之無愧的理性人喪失了他原本的理性的——米爾格萊姆的實驗試圖探討的問題是：為什麼文明程度如此之高的德國會舉國瘋狂地在納粹的旗幟下展開暴行，而那些暴行的實施者們並不比我們一般人更缺乏理智，甚至比我們多數人的文化素養還要高上不少。

此事出於《漢書·食貨志》，原文說：「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皆諂諛取容。」這裏的「腹非」就是我們熟悉的「腹誹」，以腹誹為由攻擊政治對手早已有之，但顏異因腹誹罪被判處死刑這可給歷史開了先河。原文所謂的「比」，全名叫「決事比」，就是當某個案件的審理沒有現成的法律條文來作依據的時候，就以先前判過的類似案件來作依據。從這點上看，漢朝的法律思想倒是很先進的，這似乎就避免了「走在法律條文前邊的犯罪」只能以無罪結案的尷尬。不過，「決事比」其實也像「《春秋》原心定罪」一樣，在權大於法的時代里，在沒有公正程序的司法環境里，再好的法律思想也只能被人往壞了用。這個「腹誹罪」就以顏異案作了「決事比」，以後誰要敢動動嘴角什麼的，那可是要判死刑的！

https://read.99csw.com這是許國的事。許國大家可能不太熟悉，這是個小國，姜姓，受封于周武王，原本的地盤在現在的河南許昌附近（看來許昌這個地名來源很古哦），後來到許悼公的時候遷到了現在安徽亳縣附近的城父集。這位許悼公也就是《春秋經》這裏提到被太子止殺了「其君買」。

——這讓人在毛骨悚然中多少有些好奇：為什麼誹謗罪就還有特殊待遇呀？難道誹謗就比殺人放火更可恨嗎？

王五說：「樓主純屬誹謗，純屬造謠中傷！」

兩種意見爭議不下，奏請皇上裁決，結果「詔特從末減」，也算是個不錯的結局吧。

不是的，某甲那一棍子，力氣著實不小，可準頭實在太差，敵人沒打著，砸的是自己的爸爸。某丙拿著刀還納悶呢：好快的身手，我這一刀還沒刺下去呢，他這棍反倒后發先至，這不會就是傳說中的五郎八卦棍吧？

了解了這些之後，再來考慮那個「誰來原心」的問題，就有點兒不寒而慄的感覺了。人的理智和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這是一個大可懷疑的問題，那麼，如果這是人性的天生缺陷（或者說是特點）的話，那麼，能否克服呢，又該怎樣克服呢？是依靠個人修養的提高呢，還是依靠某種制度來作彌補，又或者這兩者需要結合起來？

「梟首」這個詞也是大家比較常見的，但很多人並不知道它的真正意思。「梟」字不是一個動詞，而是指貓頭鷹。貓頭鷹在古代被認為是一種猛禽，所以還衍生出了「梟雄」這個詞，那麼，「梟首」顧名思義就是貓頭鷹的腦袋。據說貓頭鷹媽媽給貓頭鷹娃娃覓食，非常辛苦，等到筋疲力盡、再也動彈不得的時候，娃娃們就一起來啄媽媽身上的肉——這真是個殘忍的傳說，我都不忍心說下去了——貓頭鷹媽媽無法躲避，只能悲哀地用嘴銜住樹枝，等到身上的肉被娃娃們啄盡了，便只剩下一顆頭顱高懸在樹枝之上，這就是「梟首」。

問你了：某甲應該怎麼判？

人命關天的時候董老還要講古？！不錯，但他的講古是很有現實意義的。董仲舒的意見是：本案可參照《春秋》「許止父病，進葯于其父而卒」辦理。

人類社會的梟首就是仿照貓頭鷹社會來的，把犯人的頭砍下來，高懸在木杆上，起到示眾的作用。這種刑罰至少從秦朝就有，直到遼代以後才不再載於法律正典。

還拿那個「龍的傳人案件」來說吧，同樣是「原心定罪」，咱們看看回帖，有人認為「犯罪嫌疑人」的動機是「因為他是漢奸」，有人認為他「拿了日本人的錢」，有人認為他「是個×××」，也有人認為他是「嘩眾取寵，想出名想瘋了」……同樣是「原心」，但不同的人就能原出不同的花樣來。那，到底誰原的對呢？

作為現代人，我們恐怕很難理解這所謂的「弒」字之貶和「葬」字之褒。就說那個「弒」吧，如果太子止不是存心給爸爸下毒，只是不小心端錯了葯，人家本來鬧肚子呢卻給端了碗巴豆湯，這確實逃不了輕忽之嫌；如果許悼公已經是「閻王命令五更死」，太子止恰巧在四更半的時候給爸爸喂葯，這可一點兒罪過都沒有啊。《公羊傳》看來是把太子止定性為後一種情況的，那為什麼還要苛責他呢？因為《公羊傳》搬出了孝順的楷模——曾子的高足樂正子春——來作為兒子為爸爸進孝的標竿。樂正子春是個超級大孝子，好像普天之下沒人比他更孝順了，所以，如果拿他來豎標竿，恐怕連神仙都達不了標，太子止就更加相形見絀了。《公羊傳》對太子止的批評是：做孝子就得做到人家樂正子春那樣，你比人家差得可不是一點半點，所以得用個「弒」字把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架上。（我們想想《孟子他說》里方孝孺是怎麼批評豫讓的。）https://read.99csw.com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故意使壞，這件事居然被舉報上去了。張湯秉承著一項優異的政治傳統——想整政治對手，必須一招致命——上奏說：「顏異身為朝廷高官，對政策有意見就應該直接提出來，可他倒好，嘴上不說，心裏卻暗中不滿，實在該判死罪。」

如果真是在漢朝，李四和王五的意見佔了上風，皇帝一點頭，樓主就得等死了。但皇帝這時候也許未必會輕易點頭，他應該還會允許反方申辯一下。反方很可能會對李四和王五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怎麼證明樓主是『居心叵測』，怎麼證明『誹謗』？達爾文還說人是猴子變的呢，樓主如果被你們判了梟首，達爾文還不得被五馬分屍？李四說樓主『提出這種荒謬言論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那麼請問，你是怎麼得出這個結論的，你把論證過程講給我聽，還有，你是否是在問過了『全體中國人』之後才下結論說這『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還是你有權代表『全體中國人』——如果真是這樣，那麼，你的『代表』是不是經過合法程序的？」

——不錯，是這個理，作為「原心定罪」依據的那個《春秋》怎麼說著說著就不見了呢？

沃拉斯所謂的「理性」也就是我在上文所謂的「理智」，如果沒有一種完善的程序來作制約，那麼，人類在天性上的弱點是很容易造成事情的失控的，或者說，是很容易被政治高手利用的。

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對顏異之死，老百姓會怎麼看呢？

「春秋大義」，把太子止批評了，隨即又原諒了，董仲舒所講的就是這個故事。所以，董仲舒認為，對某甲誤殺親爹案，應該參照《春秋經》和《公羊傳》對太子止的評議，不該治他毆父之罪，不該處以梟首之刑，「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無罪釋放好了。

「誰來原心」，「如何原心」，這在近現代社會尚且是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更何況在權大於法的時代呢。那些時代里，任何原則性的觀點都可以被隨意解釋，並且解釋得合情合理。——在董仲舒那個許世子判例的一千多年以後，明孝宗突然死了，大臣彈劾御醫誤用御葯，把御醫一干人等抓了下獄。當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對這件案子所參照的就是許世子判例：「侍奉君父如果有了閃失，誤傷等同於故意，對這些御醫適用《春秋》許世子判例，絕對不能輕饒！」——咦，很奇怪呀，怎麼和董仲舒的判法截然相反呢？

勒龐研究大眾心理，作過一句相當悲觀的結論：「說理與論證戰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這種現象尤其在群體的背景之下更顯得異乎尋常——這些詞語和套話「是和群體一起隆重上市的。只要一聽到它們，人人都會肅然起敬，俯首而立。許多人把它們當做自然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宏偉壯麗的幻象，也正是它們的含糊不清，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它們是藏在聖壇背後的神靈，信眾只能誠惶誠恐地來到它們面前。」我們真應該萬分小心：分析一個獨立的個人和分析處於群體背景下的這同一個人需要分別戴上不同的眼鏡才好——前輩社會學家們常有犯這個錯誤的，他們認為只要把個人行為解釋清楚了就可以把這些解釋推廣到群體當中去，當然，麻煩還不止這些。

董仲舒講的這個「古」，出自reａｄ•9９csw.coｍ《春秋·昭公十九年》，在《春秋經》里照例又只是短短的一句話：

要談原心，先得談談理性。現代經濟學上經常把「人」定義為「經濟人」，或者說是「理性人」，然後以此為出發點來分析人類社會的經濟運作。但「理性人」這個概念一定先要釐清一下才行，或者如達倫道夫所謂，「理性人」只是經濟學為了研究「人」作為消費者、並且只作為消費者的時候而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正如心理學設定了「心理學人」，社會學設定了「社會學人」一樣，都是為了特定領域的研究需要而設定出來的不完全的概念——如果我們把「理性人」的適用範圍稍稍擴大一些的話，那麼，所謂「理性」，應該僅僅是指人的行為基本上是基於趨利避害的天性的，用俗話來說，就是在一個人面臨選擇的時候，他會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用術語來說，他會自主或不自主地衡量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權衡，比如，「自由」本身就是個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它的弊病多如牛毛，可不知怎麼，依然有那麼多人追求自由，托克維爾便解釋說：「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看，人們並不是在追求「自由」的理想，而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同樣，墨索里尼擁有眾多的支持者，這在我們看來簡直不可理喻，可伯林評論說：「人們之所以擁護墨索里尼，是因為他們害怕無政府狀態」。

好像很難作出有力的反駁吧？

在人治的社會裡，這種荒誕的事情是從來不缺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笑話是：私塾先生喜歡學生張好好，討厭學生李壞壞，有一天上課，先生髮現李壞壞居然趴在桌子上睡覺，手裡還舉著本書擋著臉，於是痛罵他說：「你這臭小子，讀書的時候居然睡覺！」罵完之後一轉頭，看見張好好也在睡覺，一樣是舉著本書擋著臉，先生的臉色馬上和緩起來：「看看人家張好好，睡覺的時候還在讀書！」——拿這個笑話對照一下歷史：雍正朝有一次黃河水清，這可是天大的祥瑞，於是各地官員們紛紛寫表章歌功頌德，可是，歌功頌德也有出毛病的時候，這些馬屁表章當中有兩份在格式上不合規矩，被有關部門反映給了雍正皇帝。雍正一看，一份是鄂爾泰的，一份是楊名時的，於是發話：鄂爾泰是難得的大忠臣，不能因為小節有失就處分他，至於楊名時，這小子毫無親君愛國之心，比鄂爾泰差遠了，如今犯了這麼大的錯，可得好好罰罰他！

全國能有幾個董仲舒？官場上又有幾個秉公執法的傢伙？法官判案，秉承了「原心定罪」的辦法，至於《春秋》不《春秋》的，既懶得看，也無所謂。於是，「《春秋》原心定罪」就變成了「法官原心定罪」，法官想怎麼判你，就能怎麼判你，「原心定罪」是個很虛的標準，有著無限的發揮餘地。

顏異腹誹案真是個恐怖的案例，可是，讓我們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顏異是張湯的一黨，而有人向張湯這樣舉報顏異的話，張湯會怎麼判呢？

但這案子並未就這麼輕易了結，而是被很審慎地交到了董仲舒那裡。董仲舒看罷卷宗，提起筆來，寫道：「《春秋》說……」

同一類的案情可以用不同的《春秋》大義來判，同一則《春秋》故事也可以解釋出不同的微言大義，這可不是個別現象，而是經常發生的。單說許世子這個判例，歷代的經學家們就有不少爭論呢。所以，很多時候，雖說有一套《春秋》作為憲法在那兒擺著，可最要命的倒不是憲法的條文本身，而是憲法的解釋權落在誰的手裡，這是否也算一種有憲法而無憲政的情形呢？九九藏書

這案子該怎麼判？

看到這裏，有人可能發現疑點了：「不對呀，要照這麼辯論下去還有個頭兒呀！再說了，前文明明是講『《春秋》原心定罪』，可現在怎麼只有『原心定罪』，沒有《春秋》了？咱們得根據『春秋大義』來『原心定罪』呀，不能法官想怎麼『原心』就怎麼『原心』呀！」

所以，有一點似乎應該稍微強調一下：這裏所謂的「理性」絕對不等同於「理智」（如果硬要在字面上作一個區別的話），我們在「理性人」這個範疇里所謂的「理性」僅僅是說人的趨利避害的天性，而並不是說人的行為基本上是「理智」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歷史的話，會發現人雖然常常表現為「理性人」，但常常也是不「理智」的。我們再好好到歷史里看看那些政治高手，他們之所以在政治上能夠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他們掌握了這個道理，懂得了對人（尤其是對大眾）既要許之以利，又要動之以情，但絕對不可訴之以理智。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在讀史的時候、乃至在現實生活中去細心體會。

很簡單，照舊是遵循「原心定罪」的原則，認為顏異那嘴角的微微一動表達的是對那位議論朝政的門客的不滿，這正顯示了顏異的一顆赤膽忠心。——是生是死全在長官的一句話，全看你跟長官的關係如何。在這樣一個環境里，人如果不虛偽阿諛便無法自保。

呵呵，最好的辦法還是「原心」——他們可以對質疑者說：「你一定拿了樓主的錢了！你們一定是一夥的！」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上面這個我自己好不容易才想通的問題後來發現其實早就有不少專家作過細緻的研究了，比如英國的格雷厄姆·沃拉斯在上個世紀初就質疑過傳統政治理論中的「理性人」這個概念。沃拉斯是是一位冷靜的觀察者，他是從實際的倫敦民主競選過程來作研究的，我這裏只舉他書里一個關於「非理性的移情作用」的小例子：

——現在可以排除張三了，因為李四和王五的判決才屬於我們要討論的「原心定罪」。

不見了就對了！

就算十成功力的五郎八卦棍也敵不過國法，某甲這下可慘了，不但誤傷了爸爸，自己恐怕也保不住項上人頭。聖朝以孝道治天下，父子之親乃天下第一人倫，於是，法官的判決：某甲以毆父罪論，當處梟首。

數一數：第一步，刺字；第二步，割鼻子；第三步，砍腳；第四步，梟首；第五步，剁肉醬。一共五步走，完成了這一套殺人程序就叫「具五刑」，這類刑罰則被稱為「肉刑」，韓信和彭越他們當年被「夷三族」，全家老少就都是這麼死的。

無論如何，我們必然還是要看看教輔的。《公羊傳》是從《春秋經》里「許國太子止殺了他的國君爸爸」的下一句話「葬許悼公」開始分析的：

翻譯過來就是：許國太子止殺了他的國君爸爸。

——這個想法看似有理，實則未必。

誰來原心？——我們只要在論壇上多轉轉就足以對這個問題形成比較清晰的感覺了。比如有人發帖論證：中國人不是龍的傳人，你就看回帖好了，沒幾個人在意這位仁兄的論證是否證據確鑿、邏輯嚴密，多數人都在「原心」，所以這樣的話是非常多的：「樓主是漢奸！」「拿了日本人的錢了吧？」「你這個×××！」「嘩眾取寵，想出名想瘋了吧！」「拖出去殺了！」等等等等，大多還都是只看標題就回帖的。——如果我們哪天坐在被告席上，法官全是這副腔調，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如果是那個時候要整顏異，顏大人比那些遭受五刑大難兄難弟們還得多受一份罪——割舌頭。腹誹也是誹謗，對誹謗的人除了正常處罰之外，還要割舌頭的。

現在，某甲忤逆人倫，毆傷親爹，即將被處以梟首。——在秦、漢兩代，對謀反和大逆才用梟首，可見某甲被定罪之重。

從前文的《春秋》判例來看，兒子應該是情有可原的，可當時這位法官看來沒受過什麼「《春秋》決獄」的訓練，居然把兒子判了極刑，估計出發點是從兒子殺媽大逆不道九-九-藏-書這兒來的。就在這個緊要關頭，還好有個明白人出來說話，引的是《春秋·庄公元年》之事，論證出媽媽如果做了對不起爸爸的事，兒子是可以不認這個媽的，這是符合「禮」的，所以，就當下這個案子來講，兒子只不過是遵從父親之命而殺死了父親的仇人而已，判這樣一個好孩子以極刑豈不有違「春秋大義」？

別急，再好好想想……

好啦，我們再接著往下來想：如此針對人性特點的政治技巧（傳銷技巧）在一個比較成熟的民主體制里一般並不會產生太過強烈的危害，因為不同的聲音總會互相抵消一些，正所謂十個魔鬼的互相制衡勝過一個聖人的乾綱獨斷，可如果換到古代的專制社會，普天之下只有一種聲音，並且這種聲音還非常富於這類「既要許之以利，又要動之以情，但絕對不可訴之以理智」的政治技巧的時候，還能夠保持清醒的人恐怕就真是鳳毛麟角了。

有人可能感嘆了：「繁文苛法陷害人啊，要是都像劉邦當年只有一個『約法三章』那就好了！如果顏異不是生活在漢武帝時代，而是生在漢高帝劉邦時代，恐怕就死不了了。」

看來「《春秋》決獄」也不是個很有譜的事情。我們再來看看清朝發生在旗人家庭中的一起眼熟的謀殺案：這是一個三口之家——爸爸、后媽和兒子，后媽和鄰居某男私通，爸爸氣憤難平，對兒子說：「好孩子，去，把你媽和那誰誰給殺了！」兒子還真聽話，夜入鄰宅，殺了后媽和鄰居某男，隨後從從容容投案自首。

理性人的理性並不總是那麼可靠的，其實我們身邊就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我一直覺得傳銷組織是非常值得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去深入研究的，因為這樣的組織簡直就是極權政治的縮影，把一個傳銷組織作為個案來剖析清楚，或許有助於我們了解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誰也不是別人肚子里的蛔蟲，這個問題根本沒法回答。但是，如果這真是古代的一樁真實案件的話，答案就非常確定了：誰的官大誰「原」的就對。如果最高長官接受了犯罪嫌疑人的賄賂，他也可以「原心」說：「雖然該犯傷害了民族感情，但他的動機是要弘揚歷史文化，所以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李四說：「樓主居心叵測，提出這種荒謬言論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

《公羊傳》說的是：照《春秋經》的記事規矩，既然許悼公是被弒的，在兇手沒有伏法之前是不能寫「葬」的，可為什麼這裏卻壞了規矩呢？原因是：太子止所謂的「弒君」並不是故意的，他爸爸病重，他端了碗葯給爸爸喝，誰想到爸爸喝了以後就死翹翹了。所以，君子才會先用「弒」字給太子止定罪，然後又用「葬」字寬恕了太子止。

從這個案例來看，「原心」也算原得恰如其分，但這種方法並非沒有風險的，比如，我們可以向董仲舒追問一下：您董老德高望重，深明「春秋大義」，判案公正無私，這都不假，可是，如果不是您來親自判案，那麼，「誰來原心」和「如何原心」可就都成問題了。

我們還會發現，理智的敘述往往是政治語言中最為忌諱的東西。我們來拿日常生活的語言舉例子好了：一個女人聲淚俱下地說：「男人都不是好東西！」——這話顯然是不理智的、不正確的，卻有著足夠的情感震撼力，立刻便能夠得到其他女性的呼應。可如果這女人說的是：「有一些男人不是好東西。」——這話千真萬確、放之四海而皆準，但顯然不會得到任何共鳴。如果更進一步，這女人說的是：「要解答『男人到底是不是好東西』這個問題，我們先要確定一下討論的範疇，然後，還需要給『好東西』下一個準確的定義——它到底屬於『實證表述』（positive statements），還是屬於『規範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然後……」我就不說「然後」了，聽眾早都跑光了。

好好想想……

這一點史書無載，但在古代的專制社會裡，老百姓一般看到的事情總是這樣的：又一個大貪官被查處了，好啊，大快人心啊，皇帝聖明，清官努力！——但真實情況往往是：很少有官員真正是因為貪污腐敗而下馬的，不貪不媚的人是很容易被官場的競爭法則所淘汰的，所以，下馬的所謂貪官往往只是權力鬥爭的失敗者、犧牲者，把他們整下來的人未必就比他們清廉。我們讀讀歷史，朝廷可真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可歸根結底，大多數的政治鬥爭基本上都只是圍繞著同一個問題：站隊。

張三說：「這是一個學術問題，學術問題應該學術解決。即便樓主說錯了，這也只是一個學術錯誤。」

「約法三章」是盡人皆知的，前文也提到過漢朝初年法律並不完善。可是，大家別以為所謂「約法三章」就真的只是什麼「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那麼簡單。《漢書·刑法志》說：漢朝初年，雖然只有「約法三章」，法網非常疏闊，網眼之大連長鬚鯨都能鑽出去，可即便這樣，在大辟刑中還存有「夷三族」的法令，執行的時候不是直接砍頭，而是先用黥（qíng）刑，就是在臉上刺字；然後再上劓（yì）刑，就是割掉鼻子；然後再把兩隻腳給砍下來；然後再用竹板抽，直到把犯人抽死；死了還不算完，這時候才把犯人的頭砍下來，梟首示眾；這還不算完呢，最後一步是當著市集上的群眾，把犯人的屍身剁成肉醬。

看來我們要是在漢朝當法官，一定要把經書讀熟啊，至少得能看懂董老的批示是什麼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