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呀，為什麼同樣的一個人，獨處的時候表現為一種性格，身處於群體當中的時候卻突然展現出了一些卑劣的新性格呢？這道理好像講不通呀？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群眾的眼睛很少會是雪亮的，當然，使人民群眾相信他們自己有著雪亮的眼睛，這對統治者是大有好處的，人民群眾往往會在這種盲目的自信里用他們「雪亮的」眼睛追隨著聰明的統治者手指的方向，哪怕那個方向正通向懸崖峭壁。

漢昭帝即位之初，定年號為始元，意思是說：新皇帝上任啦，萬象從此更新。於是，世界從始元元年一直就走到了始元七年，在七月份上，出大事了：發生日蝕了。

——這話從何說起呢？就從皇帝的年號說起，《春秋》之精義也是蘊涵其中的。

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是成果頗多的，再如，塗爾干雖然不是一位心理學家，卻在研究圖騰的起源和功能性時深刻觸及了這個問題，如果管中窺豹一下的話：「一般來說，社會只要憑藉著它凌駕於人們之上的那種權力，就必然會在人們心中激起神聖的感覺，這是不成問題的；因為社會之於社會成員，就如同神之於它的崇拜者。……而社會也給我們永遠的依賴感。」「有些時候，社會這種賦予力量與生氣的作用格外明顯。在共同的激|情的鼓勵下，我們在集會上變得易於衝動，情緒激昂，而這是僅憑個人的力量所難以維繫的。等到集會解散，我們發現自己重又孑然一身，回落到平常的狀態，我們就能體會出我們曾經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自身了。」——塗爾干使我們隱約看到：宗教似乎是無處不在的，即便在那些否定宗教的地方也依然如此，而作為個體總和的社會卻像是一個活物，幻化成一個高踞于所有人之上的法力無邊的傢伙。任我行前輩說的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把這句話套用一下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宗教——哪怕沒有九九藏書一個人相信宗教」。

年號的變更或者其他一些類似事物在名號上的變更，其中蘊涵著不小的學問，用勒龐的話說，就是「當群體因為政治動蕩或信仰變化，對某些詞語喚起的形象深感厭惡時，假如事物因為與傳統結構緊密聯繫在一起而無法改變，那麼一個真正的政治家的當務之急，就是在不傷害事物本身的同時趕緊變換說法。」——這是改元之類手段的另外一層意義：新瓶裝舊酒，給大家一些萬象更新的美好聯想。勒龐說道：

我們只要留心一下就會發現：直到近現代，還有不少人在推崇帝國時代的好人政府，說現代民主政體的選舉制度眼光過於短淺，因為領導人的一屆任期無非短短几年，這種制度缺陷使他們很難做出十年、二十年乃至三五十年以上的長期規劃，無法對國民做出長遠承諾，而帝制則不然，長命百歲的好皇帝可以一統治就是好幾十年，所以便不會有上述問題的出現。——這個論調一直小有市場，可是，所謂「長遠規劃」的可能性暫且不論，如果我們仔細看看歷史，就會發現歷史並沒有為這種說法提供足夠的證據。就以漢朝為例吧，單是這些換來換去的年號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就拿這一年作個例子九九藏書吧：漢昭帝元鳳三年。還記得嗎，這就是前文剛剛說過的泰山巨石自立、上林苑枯柳復生的那年。現在我們要看的是：年號元鳳。為什麼要叫元鳳？

日蝕在當時意味著什麼，前文已經說得一清二楚，漢昭帝和霍光他們也不知道有什麼想法，但也許就像民間沖喜的心態似的，既然有了災異，那就拿個祥瑞來沖沖好了。但問題是，祥瑞可不是說有就有的。這個為難的時候，有聰明人追憶往事，想起始元三年曾經有鳳凰雲集東海，朝廷還派人去祭祀過的。咦，這不就是明擺著的祥瑞么！好了，那就拿鳳凰說事吧，朝廷於是詔告天下，始元的年號到此結束。可是，始元七年不是才過到七月份么，一年才到一半難道就改年號？——不錯，舊年號就用到七月了，不再往下用了，從八月算起就是元鳳元年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議定年號自然少不得儒家知識分子的工作，而且這工作絕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一個年號雖然一般只是寥寥兩個字，可你既要把握九_九_藏_書得住《春秋》理論，又要熟悉儒家典籍，更要揣摩得清政治風向。說到底，年號可絕不僅僅是紀年的一個標記，不是沒有價值蘊涵的簡單符號，而是政治手段之一，儒家之學、《春秋》之理、帝王之術，林林總總盡在其中。

弗洛伊德對此有過一個解釋——雖然勒龐大約要算是群體心理學的開山鼻祖，但弗洛伊德在他之後也曾關注過這個領域——他認為勒龐所謂的那些新性格其實並不是「新」的，而是因為人心的所有罪惡衝動都潛伏在人的潛意識裡，平日里總是被壓抑著，而群體的環境把「超我」的閥門打開了，這就如同打開了潘多拉的匣子……

如果以群體心理學的眼光來觀察歷史，連帶著會對未來也生出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當然，樂觀的看法也是有的，比如曼海姆就覺得勒龐把問題看得太單純了：「作為對勒龐（Le Bon）那樣作者的簡單化的大眾心理學的答覆，我們必須堅持認為，雖然聚集一團（亦即人群（crowd）或任何無差別無定形的聚集體）的人易於接受建議和受感染，但大多數人本身並不必然構成一團，進一步說，非理性並不必然瓦解社會……」其中緣由，有興趣的讀者就自己去曼海姆的書中去找吧。但是，曼海姆的攻擊目標可能有誤，因為非理性在被利用的時候，其目的往往並不在於「瓦解社會」。

改元有很多都是來自新的祥瑞，可究其根底，無外乎附會現實的政治需要。比如皇帝看看局面實在亂得不行，難以維持了，算了，改元吧！——這種時候往往會改作始元、更始、太始之類的年號，意思是：新時代開始啦，萬象從此更新，大家把過去的事都放一放，咱們重新打造好生活；暗含的意思是：以前的胡搞亂搞都揭過去，誰也別再提了。所以我們才會看到一個皇帝的任期內會出現好多年號，翻來覆去地「萬象更新」，這就像有些小學生寫日記一樣，一開始拿了個嶄新的日記本，高高興興寫了幾天，結果發現字也難看、句子也不通順，怎麼辦呢https://read.99csw.com，好辦，就把前邊寫完的那幾頁「呲啦」一撕，重新開始；等又寫了幾天之後，發現還是很差勁，那就再撕，再重新寫。如果單是一個日記本，遭受這種顛三倒四的命運倒也罷了，可如果是全國的老百姓，禁得起多少次這樣的折騰？皇帝倒也安心：反正撕下去的頁碼不許人提，誰翻舊賬就整治誰。官員們也越來越聰明，都知道禁忌之所在，乾脆美其名曰「放下歷史的包袱，輕裝整隊朝前看」。嗯，這還真不失為一個響亮的口號。倒霉的總是老百姓，誰知道自己哪一天就會變成那個牛鬼蛇神一般的「歷史的包袱」，而人家「朝前看」的堅毅目光便再也落不到自己身上了？

溫思坦萊的這番話反證了「改了改名稱」對於統治者來說是個多麼簡單而有效的管理手段，暗示了所謂「共和國」其實只是打著共和國旗號的「王國」而已，除了字面上的差異之外，和以前的王國並沒有多大的實質性不同。這時候我們再來回想一下董仲舒的那個看似非常形式主義的意見：「從《春秋》來看，政權交替的時候，新政權應該改變曆法，改變服裝和飾物的顏色，以此來表示接受了新一輪的天命」，嗯，好像別有一番感受了吧？

可是，肯定有人會出來質疑：「瞧你說得容易，老百姓就那麼好糊弄嗎？俗話說得好：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是的，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個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兩三個人也不那麼容易，但是，糊弄一群人可就容易多了。這個道理可以簡單地表述為：人數往往和理性成反比，也就是說，在人數越多的時候，理性也就越少，甚至還會出現這種情況：當一百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的腦瓜兒加起來反倒不如這一百人中的任何一個人的腦瓜兒更加靈活。我們還可以在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向大眾表達意見的reａｄ•９９csw•com時候，知識分子永遠會輸給義和團。

《春秋》之學被玩到這個地步，真讓人不知說什麼才好。那些天意呀，受命呀，該當真的時候它就是真的，該不當真的時候它就是假的，你如果該當真的時候說它假，或者該當假的時候說它真，那就犯了政治幼稚病了，殺身之禍就在眼前。那麼，假如你在漢朝為官，為了安全起見，肯定想找一個風向標之類的東西。其實風向標倒也好找，盯准皇帝的眼色也就是了，再要注意的就是：既要有好的記性，也要有好的忘性。

從這層意義上說，「健忘」或許是老百姓最為優秀的品格，真正喜歡舊事重提的往往是一些「別有用心」的傢伙。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看看英國著名的掘地派領袖溫思坦萊，他的文章曾被譽為「社會主義思想寶庫中的一份光輝遺產」。溫思坦萊在向克倫威爾諫言的《自由法》里辨析了「王國」和「共和國」在概念上的不同之處，他悲憤地點明：「人民說，如果看看訴訟程序就會發現事情同國王統治時期一模一樣，只是改了改名稱罷了」，「只要立法者把實現國王的意志和特權作為自己的目的，被壓迫的平民就不能享有共和國的自由」。

是呀，難道「文革」那一代人就真比我們更笨么？他們的腦容量很小嗎？他們的平均智商只在70以下嗎？他們在單個人與單個人打交道的時候不也表現出不亞於我們的精明嗎？——而且，我們還不要急著把勒龐的論斷歸結為他的反動的階級局限性在作祟，要知道，就連列寧的一些公開言論也能讓我們體會出相似的潛台詞：大眾是麻木、冷漠、懶惰、墨守成規的，必須需要精英政黨的領導。（出處就在老一輩人都很熟悉的一部著作：《共產主義的左派幼稚病》。）

我們還是有必要再來聽聽勒龐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