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街市村坊不許迎神賽會、百千成群。

這份《告諭》最著重的地方就是嚴禁奢靡，提倡節儉。我們看一部《二十四史》，同樣綱領的告諭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繁不勝繁，顯見得世人的逐利之心永遠「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統治者之所以總是將移風易俗當作一項核心政治目標，原因正是王守仁開宗明義所說的「風俗不美，亂所由興」，糟糕的社會風俗總會迅速敗壞世道人心，人一旦失去了淳善，就很容易為非作歹了。

凡上述所禁，都是奢靡無益的事情。倘若有人違反，十家牌法尚在，十家之內互相監督糾正；隱瞞不糾者，十家同罪。

4. 走親戚只要有誠意就好，不許為送禮設立各種名目。

3. 婚事不許計較彩禮、嫁妝，不許大擺筵席。

儒家推崇的是宗法親情模式，不喜歡冷冰冰的、毫無彈性的法律條文。儒家所謂「教之」，是如父母教育孩子那樣。平民百姓無知無識，是一種介於人類和禽獸之間的物種（小孩子其實正是這樣），只有通過教育才能使他們文明開化，才能使他們恥于作惡而一心向善；不教他們如何打官司，而教他們不去打官司。以實際情形言之，只有剿滅了他們的「read.99csw.com心中賊」，他們就算再怎麼忍飢挨餓受壓迫，也不會去做「山中賊」了。

如何養之、富之，這倒不如想象中那樣困難。儒、法兩家都相信百姓的生活福祉取決於統治者的管理水平，然而事實上，經濟發展往往不是統治者「管得好」的結果，而是「放任不管」的結果。道家早早看到了經濟規律的這一真諦，提出「無為而治」的政治綱領，政府不要干涉民間，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懲罰一下壞人壞事也就夠了。

在波德萊爾時代的知識階層，這非但不是嘩眾取寵的怪話，反而是一種很有代表性的觀點。事實上，人類文明史上最耀眼的那些遺產無不誕生於虛榮或貪婪。虛榮心和貪慾攜力，構成人類文明最強有力的推手。正是這兩點在道德上長久遭受鄙薄的人性，在相當九-九-藏-書程度上造就了我們這個世界今天的繁榮。那麼，它們難道真是我們必欲去之而後快的「人慾」？甚至可以說，它們分明更像是「天理」。

而儒家的原則是要干涉，要管理，但這一切都要有分寸才好。分寸究竟定在哪裡呢？統治者只要懷有仁愛之心，自然會找到正確的分寸，至少不會橫徵暴斂。王守仁班師途中有一首《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就是上述儒家精神的概括：

王守仁在南安、贛州一帶觀察到的社會怪相是，明明民生凋敝，大家卻還是飛蛾撲火一般爭豪鬥富，將大把財富浪費在虛榮、攀比的荒唐事上。人們為什麼會有這樣荒唐的行為呢，豈不知「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滿足基本的生存所需明明只需要很少的財富就夠？鷦鷯和鼴鼠的生活方式正是「存天理」，要想返回鷦鷯和鼴鼠的生活方式就必須「滅人慾」。所有那些貪婪、虛榮，都是「人慾」，都是「心中賊」，不遭滅亡便無法彰顯天理。

饒有趣味的是，為王守仁所嚴禁的這五項內容，直到今天依然是我們習見的社會現象，只在「破舊立新九*九*藏*書」的時代短暫地消隱過一陣罷了。設若王守仁復生，一定會再一次發出「破心中賊難」的感嘆。有學者將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發達」歸功於陽明心學，這絕不會是王守仁願意聽到的啊。

詩意是說，雖然打勝了仗，但贏得不夠光彩，所以愧對父老鄉親的厚愛。怎樣才能贏得光彩呢？那就是以德服人，不戰而屈人之兵。儒家聖人大舜做出過榜樣，手執盾牌和戰斧，舞蹈一番，就降服了叛亂的三苗。用軍隊解決叛亂絕不是好辦法，搞好內政才是最要緊的。我不願意為這點功勞而封侯受賞，只希望朝廷能夠減免百姓的負擔，不要再橫徵暴斂了吧！

1. 喪事不許用鼓樂、做道場。

辭官不果，王守仁以副右都御史銜繼續巡撫南、贛、汀、漳，而既然「山中賊」已破，接下來就展開一場剿滅「心中賊」的偉大事業了。當然，要剿滅的不是自己的「心中賊」，而是當地百姓的。儒家地方官既然是所謂「父母官」，便自然要承擔起「養不教，父之過」的責任，用孔子的說法，對平民百姓應當養之、富之、教之。

2. 醫病不許信邪術、事巫禱。

既然找到了癥結，就應當對症下藥。那麼，到底該怎樣剿滅「心中賊」呢？——https://read.99csw.com對知識分子可以開內省、慎獨之類的高端藥方，但對於愚夫愚婦，只能申飭簡單的戒律，告訴他們不要做什麼：

今天很少有人覺得這有任何不妥，至多會對那些揮霍祖產的紈絝子弟投去鄙夷的目光。即便是紈絝子弟一擲千金的風流，也得到過來自審美立場的衷心讚美。僅舉波德萊爾的觀點：「風流作風是英雄主義在頹廢之中的最後一道閃光……風流作風是一輪落日，猶如沉落的星辰，壯麗輝煌，然而沒有熱力，充滿了憂鬱。民主的洶湧浪潮漫卷一切，蕩平一切，日漸淹沒了這些人類驕傲的最後代表者……」（《美學珍玩》）

以政治的技術層面論，「破山中賊」為治標，「破心中賊」為治本，治本之道在於移風易俗、統一意識形態。王守仁頒布《告諭》，務求家喻戶曉：

法律的條文化和公開化始於春秋時代，當時引起過很嚴重的爭議，反對者相信世道人心的敗壞必從此始。（這是我在《治大國：古代中國的正義兩難》一書中九-九-藏-書詳加辨析過的話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朱元璋搞過法家這一套，這也是當時一些知識分子不願與明政府合作的原因之一。

如何教育百姓，儒家和法家各執一詞。法家提倡「以吏為師」，所謂吏，特指法官、法吏，他們肩負著普法教育的職責，要使每一位國家子民熟知法律條文，知曉觸犯某一條法律之後會遭到怎樣的懲罰。

事實上人類生活的絕大部分開支都屬於「不必要的」。以我們今天的生活為例，住宅內部的地板、壁紙、裝修項目里花錢最多的那些，沒有哪個是真正必要的；我們的穿著方面，百億規模的時裝產業並不使我們穿得比中山裝、軍大衣的時代更溫暖、更舒適……如果僅僅維持基本生存的話，低保標準即便算不得奢靡，至少也夠溫飽，而我們辛勤工作所換來的薪水當中竟然絕大部分都「浪費」在那些審美和虛榮的項目上。至於那些富商大賈，凡人標準的「浪費」早已不足以打動他們，只有成百上千萬一件的藝術品才會給他們帶來足夠的魅惑，而這些藝術品當然不會有半點實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