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復辟時期是個過渡階段，難於下定義，其間有疲憊、怨艾、物議、沉睡、喧擾，這僅僅表明一個偉大民族趕完一段路程。這類階段非常獨特，往往讓那些想從中漁利的政客上當。開頭，整個民族只有一種要求：休憩；大家只有一種渴望：安定；大家只有一種野心：當小百姓；換句話說，就是過安穩日子。大事件、大機遇、大冒險、大人物，謝天謝地，這些見得多了，已經煩透了。人們寧願捨棄愷撒，而要普呂西亞斯，寧願捨棄拿破崙，而要伊夫托國王。「那個小國王多好啊！」從天亮就趕路，艱難跋涉了一整天，一直走到天黑：頭一程跟隨米拉博，第二程跟隨羅伯斯庇爾，第三程跟隨波拿巴，人人疲憊不堪，都想要一張床。

到了19世紀，波旁王室便一副慪氣相了，每逢全民族興高采烈，它就怒形於色。我們在這裏用一個粗俗的字眼兒，即通俗而實在的字眼兒，它總呱嗒著臉。人民早就看出來了。

它垮得合情合理。然而應當指出，它並不是絕對敵視一切形式的進步。但是，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它卻袖手旁觀。

這種保證是時代的需要，非同意不可。這種保證，表面上由王公們「賜予」，而其實，乃是事物的力量所給予的。這一條富有教益的深刻真理，斯圖亞特王室在1660年渾然不覺，而波九*九*藏*書旁王室在1814年甚至一無所見。

人權和事實的這種鬥爭，從人類社會之初延續至今。結束決鬥，讓純潔思想和人類實際相融合，以和平方式讓人權和事實相互滲透，這就是賢哲的工作。

復辟王朝垮了。

緊接著七月革命的1831年和1832年這兩年，是歷史上最特殊也最驚人的一個時期。這兩年好似兩座高山，聳立在前前後後那數年之間，顯示革命的高峻，懸崖峭壁赫然可見。各種體制、狂熱信仰和理論風雲變幻，文明基礎的社會民眾、利害相關並依存的牢固群體、法蘭西古老結構的舊貌，在這期間隨時忽現忽隱。這類顯現和隱沒，都被稱為抗拒和運動。不過，時而也能看見真理閃光，看見人類靈魂的這顆太陽放射光芒。

王朝復辟時期，全國習慣了心平氣和地討論，這是共和時期所缺乏的；全國也習慣了在和平中求強盛，這也是帝國所缺乏的。自由而強盛的法蘭西，成為鼓舞歐洲各國人民的景象。在羅伯斯庇爾統治時期，革命有了發言權；在波拿巴統治時期，大炮有了發言權；在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統治時期，就輪到才智發言了。大風止息，火炬重又燃起；只見寧靜的頂峰上，閃爍著思想的純潔之光。那美妙的景象，又有益又迷人。這十五年間可以看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任人唯賢等，這些對思想家已十分陳舊、而對政治家卻極為新鮮的偉大原則，在和平環境並在公開場合發揮作用了。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1830年。波旁家族不過是文明的一個工具，在上天的手中折斷了。

七月革命是人權擊垮事實的勝利。這真是光輝燦爛的事物。

它自以為強大，只因帝國像舞ｒｅad•９９csw•cｏm台上一個布景，從它面前給搬走了，殊不知它本身也是那樣給搬來的。它沒有看到，它也握在搬開拿破崙的那隻手掌里。

對法蘭西而言，波旁家族只是它歷史上的血腥突出的節疤，已不是它命運的主要因素和它政治的必要基礎了。人們可以拋開波旁家族，而且拋開了二十二年，持續的問題已經解決，波旁家族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在熱月九日還想象路易十七當政，在馬倫戈大捷那天還想象路易十八在統治，怎麼可能意識到這一點呢？有史以來，王公們還從來沒有如此無視事實，無視事實所包含並頒布的那部分神聖權威。所謂國王權力的這種下界的妄念，還從來沒有如此否認上天的權力。

這就是七月敕令的臭名昭著法案的實質。

拿破崙垮台時，返回法國的那個命定的家族，不幸天真到極點，竟認為是他們家族賜予的，而且可以收回所賜予的東西；還認為波旁王室擁有神聖的權利，而法蘭西則一無所有；路易十八憲章中讓出的政治權利，不過是那神聖權利的一根枝杈，由波旁家族折下來，恩賜給人民，直到有朝一日，國王心血來潮就奪回去。按說，波旁王室在贈予時既感不快，就應當意識到這並不是它的贈予。

它是過去的東西，也就自認為有根基，其實不然；它是過去的一部分，而整個過去是法蘭西。法國社會的根須絕沒有深入波旁家族裡，而是長在民族當中。這些看不見而又生機勃勃的根須，絕不構成一個家族的權利，而構成一國人民的歷史。這些根須四處伸延，唯獨不到王座下面。

獻身精神已疲軟，英雄主義已衰老，野心饜足壯志已酬，富貴榮華已到手，那麼還尋求、索求、懇求、乞求什麼呢？一個安九_九_藏_書樂窩。這東西得到了，擁有了安定、寧靜和閑適，也就心滿意足了。然而，與此同時，有些事實又冒出頭，也開始敲門，要求得到公認。這些事實從革命和戰爭中產生出來，是活生生的存在，有權在社會上定位，而且在社會上安頓下來了；但這些事實通常是中士和先行官的角色，只為各種原則準備住處。

天大的謬誤，導致這個家族又伸手取回1814年「賜予」的保證，取回他們所稱之為的讓步。實在可悲！他們所說的他們的讓步，正是我們贏得的成果；他們所謂的我們的侵佔，也正是我們的權利。

於是，政治哲學家們面前就出現這種情況：

這是英國在護國公之後，對斯圖亞特王朝的要求，這也是法國在帝國之後，對波旁王朝的要求。

疲憊的人們要求休息，同時，既成事實也要求得到保證。保證之對於事實，正如休息之對於人民，可以說是一碼事。

波旁家族下台時氣度恢宏，但不是他們，而是人民表現出來的。他們離開寶座時神態嚴肅，但已喪失威望了。他們步入黑夜，並不是那種隆重的引退，而能給歷史留下巨大的傷懷，既不像查理一世那樣保持幽靈般平靜，也不像拿破崙那樣發出雄鷹般長嘯。他們離開了，僅此而已。他們放下王冠，也沒有保住光環。他們神氣十足，卻毫無威儀。在一定程度上，他們違背了遭逢厄運時所應有的莊嚴。查理十世在去瑟堡的途中，命人將一張圓桌改成方桌，看來，他特別關心別壞了禮儀，而不在乎要傾覆的君主制。這種萎縮退化，足令熱愛他們本人的那些效忠者傷心，也足令讚賞他們家族的嚴肅者傷心。人民，卻是值得欽佩的。忽然一天早晨，國民遭到王室叛亂的武裝襲擊，但國民感到無比強大，並沒有動怒。他們自衛，而且有節制，讓事物各歸其位，將政府置於法律的軌道，將波旁家族置於流放的路上，可惜呀！到此就止步了。他們把老王路易十世從遮蔽過路易十四的華蓋下拉出來，卻輕輕地放在地上。他們觸到王族成員的軀體小心翼翼，心中唯有悲凄。當年，在街壘巷戰那日之後，紀堯姆·德·維爾說：「那些慣於博得大人物歡心的人，那些像從一根樹枝跳到另一樹枝的鳥兒，從厄運跳到旺運的人，要顯示膽量，反對處於逆境中的君王，是非常容易的事；然而在我看來，君王的命運，尤其遭難的君王的命運，始終應當受到敬重。」憶起這番話並在全世界面前付諸實踐的，似乎不是一個人，也不是幾個人，而是法蘭西，整個法蘭西，勝利了並陶醉在勝利中的法蘭西。九*九*藏*書

人權擊垮事實。正因為如此，1830年革命放射光芒，也正因為如此，革命顯示了寬容。獲勝的人權，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

七月革命伊始，在全世界敵友就分明了。有些人歡欣鼓舞，前來投奔，另一些人則轉過身去，這要由各自的天性而定。在這一拂曉的最初時刻，歐洲的君主們又驚詫又傷了自尊心，好似貓頭鷹閉上眼睛；等再睜開便射出凶光了。驚懼可以理解，氣惱也情有九_九_藏_書可原。這場奇異的革命只引起輕微的震動，連視為敵人並使其流血的那份光榮，都沒有給予戰敗的王朝。專制政府總希望自由力量自我謗毀，認為七月革命不該來勢那麼猛，進行得又那麼溫和。況且，也沒有發生任何企圖破壞這場革命的事件。最不滿的人、最惱火的人、最害怕的人，最後也都歡迎這場革命。我們不管有多大私心和怨恨，在這場事變中也能感到，有個合作者在人之上效力，不能不油然而生一種神秘的敬意。

人權的特性，就是永褒美好和純潔。既成事實，如果極少包含或者根本不包含人權，那麼即使表面上最為需要，即使最為當代人所接受，隨著時間的延伸，也必定要變成畸形的、醜惡的，甚至怪誕的。要想一下子就驗證，既成事實能達到何等醜惡的程度，只需隔著幾世紀，看一看馬基雅弗利就夠了。馬基雅弗利絕不是個凶神惡煞，不是魔鬼，也不是無恥下流的作家，他僅僅是個事實而已。不僅僅是義大利的事實，還是歐洲的事實，16世紀的事實。他似乎十分可憎，以19世紀的道德觀念來看的確如此。

人權，就是正義和真理。

這個令人矚目的階段相當短，過去已有一段時間，現在我們再回顧反思，就能抓住主要脈絡了。

我們試論之。

復辟王朝自以為戰勝了波拿巴，在全國有根基，也就是說自認為力量強大，根深蒂固，覺得時機一到，就突然打定主意，孤注一擲了。一天早晨，它挺立在法蘭西面前，提高嗓門，否認集體的名分和個人的名分，否認人民的主權和公民的自由。換句話說，它否認了人民之所以為人民，公民之所以為公民的本原。

波旁家族帶走了尊敬而不是惋惜。正如剛才講的，他們的不幸大於他們本身。他們在地平線上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