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體上了解美國軍事生產，需要注意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軍沖入低地國家和阿登高原時，發動的閃電戰動用了3034架飛機、2580輛坦克、10000門大炮以及4000輛卡車。但在法國淪陷之後的5年裡，美國製造出：

如果羅斯福在演說中提到他的寵物狗法拉，使杜威頗為惱火。那麼，杜威嘲諷羅斯福年老體弱，暗示羅斯福的身體狀況無法勝任總統一職，不僅讓羅斯福很心痛，而且這種感覺久久不能消退。每次在公開場合露面，他總要刻意表現得生氣勃勃、精神飽滿。當年，他回到首都華盛頓，就像愷撒大帝凱旋一樣，華盛頓又下著瓢潑大雨。說來奇怪，不管他到哪個城市，那裡總是會下雨。10年前，羅斯福每次訪問都能帶來傾盆大雨，農民們對此雀躍歡呼，而他的部下們也認為羅斯福就是有這樣的好運氣。但現在，對於像他這般年紀的人，雨水就算不上好運了，甚至可能是危險的。總統叫人們不用擔心，並命令把帕卡德汽車的篷頂放下來。到了聯邦廣場，3萬人被澆得濕淋淋，站在那裡等著看他。他坐在杜魯門和華萊士之間，拿天氣開玩笑。接著他的轎車緩慢地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行駛，公路兩旁30萬華盛頓居民夾道歡呼。羅斯福（包括杜魯門和華萊士）渾身都被雨水浸透了，但到了白宮，他還是容光煥發，甚至可以說是興高采烈，好像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健康過。

12月2日同天，有關技術問題的討論在三個街區外展開，討論地點就是芝加哥大學埃克特大樓的209房間。兩組人在同一個城市工作，卻互不知道對方的存在。遵照羅斯福總統的指示，保密措施非常嚴格。總統對曼哈頓計劃的態度有些矛盾，這與他的許多其他特質一樣，是美國國民性格的反映。他本能上信任他人，喜歡分享知識，希望美國為世界知識寶庫做出貢獻。可是當他一方面談四海之內皆兄弟，並且真正認為應該如此時，另一方面又喜歡保密。正如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所說：「羅斯福既是現實主義者，也是理想主義者；既是終結者，又是傳道者；既是王子，又是士兵。他之所以有這樣的性格，不僅是因為他自己的思想和背景，還因為他成長的社會及其傳統。美國人長期以來就有既講道德，又務現實的傳統。」

這些日裔美國人的事業應該是每個相信自由之人的事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將這稱為「美國史上最嚴重的群體性侵犯人權」事件。但當時大多數人不這麼認為。如果聯邦政府聽取加利福尼亞州的民意，安置點可能就成為永久性的了。那裡的種族主義者不想讓日裔美國人獲得自由，他們不管別人怎麼說，就連最高法院也只能靠邊站。

通常哈里·戈爾德會派人取格林格拉斯的情報，但他經常親自和福克斯見面。有一次，他同時見到這兩個人。他會見戴維·格林格拉斯和其懷有身孕的妻子露絲，人們因為覆盆子果凍盒蓋記住了這一事件，就像希斯-錢伯斯事件因為南瓜留在人們的記憶中一樣。朱利葉斯把果凍盒蓋撕成兩半，分給自己妹夫戴維了一半，然後對他說如果有人拿著盒蓋的另一半出現，戴維要告訴他所有已知情報，「為科學目的分享信息」。因此，當戈爾德來到格林格拉斯在阿爾布開克市北高街209號樓上的住處時，戈爾德說，「朱利葉斯派我來的」，然後拿出了另一半果凍盒蓋，他受到了戴維的歡迎。戴維拿出一摞紙，紙上都是他獲得的情報。情報價值很高，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最小的技術間里的戴維記錄下最高機密——引爆原子彈用的扁平透鏡模型實驗的圖解。這種透鏡與外行所了解的透鏡完全不同，它是用高爆炸藥混合而成的，就像玻璃透鏡聚焦光線一樣，它能聚集爆震波，從而引爆原子彈。蘇聯人獲得這張圖紙，就能省去昂貴且耗時的實驗階段。格林格拉斯將草圖交到哈里·戈爾德的手上時，他創造了歷史，同時也讓自己的妻子看透了他的行為。在那之前，他用模糊的解釋讓妻子相信，他是為了人類共同利益分享信息。但當戈爾德遞給他裝有500美元的信封時，他妻子如夢方醒。戈爾德走後，他妻子喊道：「我明白你在搞什麼名堂了，你出賣情報。為什麼這麼做？這分明就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洛斯阿拉莫斯與莫斯科的間諜網中，出現了薄弱環節。

在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的隨行人員（哈里曼、伯恩斯、海軍上將威廉·D·萊希、愛德華·斯退丁紐斯）都認為他能精明而有效地維護美國利益。在會議初期階段，羅斯福夜間經常咳嗽，但布魯恩為其檢查時還是顯示肺部狀況良好，心臟和血壓也正常。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蘭問題上爭吵以後），羅斯福的血壓出現異常。醫生為此擔心起來，於是調整了羅斯福接下來兩天的治療方案和日程安排，但之後這些病狀又消失了。這時，艾登對羅斯福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他覺得自己對羅斯福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錯誤無疑的。在艾登看來，儘管羅斯福面色不好、體重下降，但他在談判中展現出的精明果斷非同尋常。他不但在工作強度上和丘吉爾保持一致，而且還能找出時間，和斯大林舉行小型會議，就美蘇在亞洲的角色問題進行會談。

羊群跟隨牧羊人（美國諺語）。保險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國人的保單，牛奶工也拒絕給他們送牛奶，雜貨店拒絕賣給他們食物，沃倫凍結了他們的資產，銀行也拒絕兌現支票。1942年年初，加利福尼亞州白人的恐懼和猜疑與日俱增。州政府建議日裔美國人移居內陸，三個星期內，8000名日裔美國人聽從了建議。這顯示了他們所處的困境。

那個星期四，史汀生宣布軍隊接受「二代」志願者。立刻就有超過1200人報名，戰爭結束時，共有17600名日裔美國人蔘軍。他們在鐵絲網環繞的安置點里宣誓忠於美國軍隊。在義大利，他們所在的第100步兵團和第442步兵團表現突出。沒有一個日裔士兵逃跑。義大利戰場上，第442步兵團陣亡人數相當於剛組建時人數的三倍，並獲得3000枚紫心勳章、500枚銅橡葉章、810枚銅星勳章、342枚銀星勳章，47枚傑出服役十字勳章和17枚功績勳章。在歐洲戰場上，這些部隊成為傳奇。比爾·莫爾丁描述日裔美國人部隊，「就我所知，和其他無數人在戰場上見證的一樣，沒有哪一支部隊在忠心、努力、勇氣和犧牲方面可以超過來自海外的軍團。他們中的每個人基本上都有兩枚以上的勳章，他們的傷亡率也高得嚇人」。

《時代周刊》鼓吹道：「美國突然間富裕了起來——美國各地一夜暴富。」但並沒有多少美國人的財富有所積累。許多小企業被高效的大企業排擠，這是事實。然而，納稅申報表顯示，戰爭帶來經濟增長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們在「大蕭條」時期幾乎一無所獲。這並不是人為安排好的，發生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深藏於美國的國民性格之中。有「20世紀的托克維爾」之稱的D·W·布羅根，向歐洲同胞解釋說，他們的盟友從另一個角度看待這場戰爭：「對美國人來說，戰爭是生意，而不是藝術；他們不在意能否佔領道義的高地，只關心能否打贏戰爭……美國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公司，公司的股東都希望能盈利，該國的整個歷史都證明了這種期望。」

從在弗蘭克演出中第一個女孩暈倒那天算起，整整5周之前，約翰·麥克洛伊命令徵用洛斯阿拉莫斯農場學校的男孩，那裡正是羅伯特·奧本海默兒時受教育的地方。奧本海默之所以推薦洛斯阿拉莫斯是因為那裡幾乎與世隔絕，盟國科學家們一直認為他們必須保密，才有可能趕在納粹之前建造出原子彈，但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覺得這種可能性非常小。到了1942年年末，美國科學家和他們來逃難的歐洲同行都有些絕望。儘管羅斯福總統鼎力支持，原子彈的研製還是沒有取得什麼進展。艾倫·杜勒斯從瑞士發來報告：每星期都有大量鈾和重水進入納粹德國。德國擁有全世界最頂尖的原子物理學家。另外，美國的科學家們懷疑他們的計劃已經被泄露。那年秋天，在田納西州橡樹嶺附近的野山裡抓獲兩名德國間諜。他們如何到達的那裡，又受到了怎樣的處置，這些問題華盛頓至今仍三緘其口。但結合其他證據，科學家們的噩夢似乎更加真實，不久的將來，希特勒擁有了核武器，而盟國一無所有。

產生變化最明顯的原因就是緊縮的經濟被注入大量資金。1942年，華盛頓每天給美國市場注資3億美元。到1945年戰爭結束，據統計戰爭開支達2450億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預算之和還多，其間，美國還打過5場戰爭。1939年，國民生產總值（美國人民生產的產品和勞務的總值）為910億美元。1945年，則達到了2150億美元。這是史無前例的巨大飛躍。1940年，失業人口一度達到800萬。戰後，這一危害美國社會的頑固毒瘤消失了。就業人口從4500萬攀升到6600萬，其中包括500多萬女性。保羅·班揚回來了，整個國家的信心復甦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盤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潤就超過了1929年的。

6天後，司法部長比德爾要求謹慎處理，他告訴羅斯福：「軍方還沒有通知我他們關於此事的結論。」但這又是在與史汀生過不去，他是內閣的強勢人物，支持麥克洛伊和德威特。20年後，比德爾回憶道：「史汀生顯然認為日裔美國人全部疏散是沒有必要的，如果他立場堅定，總統會聽從他的建議。如果……我勸這位部長頂住下屬的壓力，結果可能會不同。但我是內閣新人，不願在老資格政治家面前堅持自己的看法。」

社評人們一片歡欣鼓舞。《時代周刊》寫道：「揭示死亡：10歲的新政在營養不良的長久病痛中，最終病逝。1932年選舉后，新政誕生，經過4年的健康成長，1937年開始在眼部出現黑色斑點，后因戰爭衝擊始終無法完全康復。上個星期，新政之父——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這樣做了嗎？羅斯福只是感興趣于將其轉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兩個重要法案，並準備提交國會審議。一個是《美國軍人權力法案》，為退伍軍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權利；另一個提案是允許每一位軍人投票。

圖裡湖營地根本沒發生暴亂。拘留期間，沒有一所營地發生過混亂。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日裔美國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愛國之心似乎沒受到絲毫影響。他們清心寡欲、逆來順受，默認了美國的雙重標準。舉例來說，一名白人實習醫生給病人進行常規檢查，做一個小手術，可以獲得500美元。而旁邊「一代」醫生，雖然醫術精湛，但完成同樣的任務只能得到19美元。儘管知道自己得不到報酬，一些日裔美國人還是會去植樹、做實驗研發人造橡膠、畫徵兵海報。讓安置點看守們疑惑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國人都會集合升星條旗，並敬禮，他們的童子軍打鼓吹號（每個營地只有一個）演奏美國國歌。在托帕茨營，3250名成年人選修了營地課程，最受歡迎的課程是英語和美國歷史。每個星期六晚上，他們都會唱《美麗的美利堅》。1943年1月28日，到了兵役年齡的人所做的就不僅僅是唱歌了。

銷量最好的是雜誌。美國境內所有流行期刊的銷量在戰時都有所增加。1944年的廣告投資比1942年多了1億美元。當時，埃里克·霍普金斯又一次準確描述了那時的情況：「非小說內容所佔比例……穩定增加，原因是1939年以後發生的事實超出了想象。」（這個勢頭還會一直延續下去，到了20世紀70年代，嚴肅小說已經完全過時。）女性雜誌銷量超乎尋常。對婦女讀者來說，戰爭這4年無聊到了極點。1941～1945年，應徵入伍的1600萬人中，只有25萬女性。軍隊中的男性數量始終保持在1200萬以上，他們是美國1.3億人中最健康的1200萬。美國國內性別比例失衡嚴重，很多女性找不到伴侶。

反應堆層層擴大，隨著反應堆的增大，中子計數器上面顯示的增殖速度值越來越大。1942年12月1～2日夜，第12層就位。那時，整個裝置重達12400磅，計數器不斷跳動，說明反應無誤。W·H·律恩後來告訴威廉·L·勞倫斯：「當時我們知道，只要拔出控制棒，反應堆就會爆炸。」第二天下午3點半，費米親臨現場，「敢死隊」也在反應堆上方就位，除了一條鎘金屬條，其他控制棒全部拔出。之後，最後一根鎘金屬條也被部分移出。中子計數器的跳動聲使人異常緊張，讓人想到牙醫使用的電鑽。K係數直線上升，從0.98、0.99、1.00一直升到1.07、1.08、1.09、1.10。他們成功了，新產生的中子數量總能超過上一代。科學理論已成為現實，鏈式反應已可不斷持續下去。現在將其轉化為可攜帶的炸彈，只是技術問題了。

同「二代」並肩作戰過的人，明白驅使日裔士兵奮勇作戰的背後原因。日裔士兵相信，當加利福尼亞州人聽說他們在戰爭中取得的功績以後，對他們家人的態度能有所好轉，同時希望「一代」能夠重獲戰前所擁有的財產，但這隻是奢望。日裔美國人的家園、農場、產業都被加利福尼亞州白人霸佔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赫斯特報系的支持下，把屬於日裔美國人的財產據為己有。「二代」回到美國后，儘管身著制服，還是被飯館和理髮店拒之門外。《舊金山考察者報》頭版頭條寫道：「小日本的後裔竟被允許在海岸遊盪」。之後，一名在歐洲戰場上失去一條腿的「二代」遭到公然毆打。這種做法，即使頑固分子也覺得太過分了，於是公開的暴行才告一段落。

毫無疑問，雅爾塔會議加速了總統的死亡。1944年，他與一個強硬的共和黨對手競選，並且要保持旺盛的精力，擔任三軍總司令，指揮戰事。這兩個因素同樣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人們將來會懷念雅爾塔會議，因為總統在那裡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此外，他再沒犧牲過其他。

托馬斯·E·杜威是共和黨中最有希望成為總統的候選人。他智慧、勇敢，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他可以成為一位優秀的總統。但此時民主黨實力太過強大。國家經濟已經開始復甦，民眾仍然將共和黨與胡佛聯繫在一起，軍方每日捷報頻傳，羅斯福也已成為美國歷史上迄今為止最有經驗的政治家。羅斯福曾經對《時代周刊》說：「我就是喜歡激烈競爭。」時間流逝，他對競爭的喜愛卻與日俱增。他所謂的「競爭」是和共和黨元老派對抗，而不去理會他真正的競爭對手。這一招成功地打擊了胡佛、蘭登和威爾基。在一次慶功演講中，羅斯福展現出了打擊競選對手更新、更致命的絕招——嘲笑對手。國會中有三個人總是阻撓政府通過法案，那就是喬·馬丁、布魯斯·巴頓和漢密爾頓·菲什。羅斯福在國會上為自己的成就辯護，並說：「大家都同意，除了馬丁……巴頓……和菲什。」「馬丁……巴頓……菲什」，當他第三次說起這句話時，聽眾已經耳熟得把握了它的節奏，並開始跟著他唱和：「馬丁……巴頓……菲什」。這很有趣，說實話，這也是一種有效的政治良方。更有力的是，他揪住一條關於共和黨的傳言：羅斯福把自己的蘇格蘭梗犬忘在了阿留申群島，後來居然派了一艘驅逐艦把那條狗接回來。對此，羅斯福通過廣播，面對卡車司機工會和全國人民，話中帶刃地諷刺道：「這些共和黨領導人從來都對攻擊我樂此不疲，這還不夠，他們還攻擊我的妻子、兒子，甚至不放過我家的小狗法拉……對我家小狗所遭受的誹謗言辭，想必我有權表示憤怒和反對！」

「搖擺世代」的時尚已經或者正在消亡。馬鞍鞋已被平底船鞋替代，寬鬆的套頭毛線衫代替了開衫毛衣，連帽風雪大衣代替了晴雨兩用大衣，還跟藍色牛仔褲（一種新潮流）一起穿。有一段時間，牛仔褲搭配白襯衫成為潮流（襯衣下擺鬆散地搭在褲外）。戰勝日本后，征戰海外的父兄們回到家中，卻發現衣櫥空了。啤酒夾克衫還有人穿，但上了年紀跳吉特巴舞的人已經認不出來，因為時髦女郎們已點綴上男朋友（真實的或想象中的）在部隊服役時得到的各種各樣的徽章。還有一個潮流是戴黑玉石戒指，象徵她們的男朋友在軍隊服役。放學以後，「短襪女孩」們聚在一起閑談，當時還沒有「閑扯」一詞，要是問她們在幹什麼，她們會回答說「瞎混混罷了」。

盟軍峰會將在這一年頻繁舉行。卡薩布蘭卡一役，羅斯福高估了艾森豪威爾的能力，在那之後，他提出了極具爭議的軸心國國家「無條件投降」的要求。這位盟軍總指揮在魁北克（又是和丘吉爾）、華盛頓（和丘吉爾以及盟軍將領）、開羅（和丘吉爾、蔣介石）、夏威夷（和尼米茲、麥克阿瑟）、德黑蘭（同丘吉爾和斯大林），然後又回到開羅（再次和丘吉爾），進行會談。那一年，戰爭領導權的火把已經從英國首相傳遞到了美國總統手裡，兩個人都心知肚明。領導權的轉移和個人能力沒有任何關係。美國在戰爭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美國的將領，尤其是艾森豪威爾，將會在偉大戰役到來的時候指揮聯合軍隊作戰。

想當年，國會議員像聆聽聖旨一樣聽他講話。然而現在，那樣的日子已經不再，他不得不被國會牽著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屆國會中，保守派勢力大增。儘管這樣，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經不再是問題了。參議員阿瑟·范登堡已經慢慢地發生歷史性的轉變，他支持成立一個世界性組織。只有加利福尼亞州的海勒姆·約翰遜仍舊執迷不悟地堅稱美國應該「單幹」，他與他的想法正逐漸消逝。1943年秋九九藏書，約翰遜最後一次發表鼓吹孤立主義的演講。在隨後的投票中，關於「參議院是否應該下定決心參与建立國際組織以維持世界和平」問題上，85票贊成、5票反對、6票棄權。另外，眾議院以360票贊成、29票反對通過一項由阿肯色州年輕議員傅爾布萊特提出的類似決議。這為華盛頓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掃清了障礙，這次會議擬訂了美國參加聯合國的初步草案。參議院以89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了該草案。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外交官們字斟句酌地擬訂出一個協議，準備建立一個國際銀行和世界基金，以維持貨幣穩定，併為受戰爭摧殘的國家提供重建資金。溫德爾·威爾基為其1943的新書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美國國內的人民閱讀量比以前大了。柯樂利調查公司和胡珀調查公司報告說，廣播仍然是美國主要的娛樂來源，以《費伯·麥吉和莫莉》和《空中市政會議》這兩個節目最受歡迎，但還是新聞時段收聽人數最多。廣播同書店和圖書館一樣，內容開始從小說向非小說轉換。五角大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僅1945年，它就印發了超過6000萬冊的軍用冊，內容包羅萬象。儘管它們出版書籍是雙欄格式，看起來很不舒服，但還是有人如饑似渴地閱讀，並經常將書寄回家。新書有馬里恩·哈格羅夫的《瞧這裏，二等兵哈格羅夫》、亞歷山大·德·塞維爾斯基少校的《空中制勝》、伊爾卡·蔡斯的《未完成的昔日》、埃利奧特·保羅的《魂斷巴黎》、威廉·L·懷特的《菲律賓浴血戰》、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的《孤島浴血戰》、約翰·赫西的《鍾歸阿達諾》、威爾基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爾的《這就是你的戰爭》和《勇敢的人》。戰後問題有兩本書提到，理查德·賴特的《黑男孩》和莉蓮·史密斯的《奇異的果實》，儘管銷量很好，但沒有引起社會學家們的注意。

政府官員發起了反「黃禍」的運動，再加上媒體煽風點火，這場仇恨運動愈演愈烈。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家報業集團專欄作家寫道：「為什麼要對日本佬這麼好？他們佔了停車位，他們在郵局排隊時站在你前面，他們在公交車和電車上有座位。讓他們受苦、挨餓吧，誰反抗，就讓誰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他主張把所有日裔美國人趕到美國內陸去——所有日裔美國人，包括嬰兒和老人，一個不留。他還說：「我說的內陸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們集中起來，統統趕到荒涼貧瘠的內陸地區。」韋斯特布魯克·佩格勒說，加利福尼亞州每個日本人都應該被監視，「管它什麼人身保護法，應該先消除隱患」。專欄作家達蒙·魯克恩和亨利·麥克利莫都表示贊同。

1942年，在戰爭最黑暗的日子里，軸心國摧毀了1664艘盟軍船隻，總排水量超過779萬噸。德國海軍上將鄧尼茨計算過，如果他的「狼群」戰術能夠平均每月擊沉70萬噸，那麼英國將物資枯竭。他的計算十分準確。起初的勝利讓他滿心歡喜，他想把所有的德國U型潛艇都派往美國海域。如果真是這樣，戰爭的走向將大不相同，其後果不堪設想，但希特勒束縛了鄧尼茨的手腳。希特勒憑直覺展開了另一個攻勢——挪威。他強調說，這個地區將決定戰爭的命運。挪威？鄧尼茨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話。他展開一幅地圖，給希特勒解釋，只有12艘潛艇埋伏在美國海域，但幾星期之內就擊沉了近50萬噸的貨輪，其中57%是油輪。希特勒一臉不屑，看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他又重複了一遍：「挪威。」就這樣，德軍剩餘的潛艇全都部署在了那裡，而這正是盟軍想看到的。

這個間諜網加上蘇聯另外兩個間諜莫頓·索貝爾和阿倫·納恩·梅為蘇聯提供的有價值的情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了蘇聯製造原子彈，即使是科學家們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能猜測。情報只是讓蘇聯縮短了製造原子彈的時間，蘇聯人有足夠的理論儲備以及技術人員，他們遲早會發現「偉大的K神」。或許格林格拉斯給蘇聯人的材料中其實並沒有什麼有價值的信息。製造原子彈只有一種方法，在洛斯阿拉莫斯早期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愛德華·泰勒這樣描述原子彈的基本原理：把兩個半球放在一起接觸，直至質量達到臨界點，就會爆炸。當然除此之外，還需要很多複雜的細節：需要多少鈾235、兩個半球有多大、它們需要以何種速度碰撞、散射角如何控制、鏈式反應發射出來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莉澤·邁特納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是這個任務的主管，在一次實驗事故中幾乎喪命，而另有兩名物理學家真的在事故中喪生了。

當然，盟軍並不知道德軍如何排兵布陣。大西洋的威脅遠沒有結束。德國每星期都有新製造的潛艇下水，盟軍被擊沉船隻的總量也在不斷攀升。英國處境艱難。美國告訴他們要堅定信心。如果說打贏大西洋戰爭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建造比潛艇更多的船隻。就在這一關鍵時刻，亨利·J·凱澤出現在了美國的歷史舞台上。年近60的他是一位非常有進取心的實業家。凱澤在建造博爾德大壩、大古力水壩、邦威水壩、沙斯塔大壩和舊金山-奧克蘭之間的海灣大橋工程中，都曾扮演關鍵角色。1942年3月，他收購了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的造船廠，正引進革新性技術，採用預先製造的模塊組裝生產船隻，這種方式可以在保障質量的前提下，大規模生產。

由於精密機械的複雜性，沒辦法預計下星期哪種民用物資會出現短缺。敢於領先瞬息萬變的市場而囤積貨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資金都很充裕的專業投機者。糖、黃油、酒、肉、香煙，這些物資出現短缺情有可原，戰場上的部隊和家鄉的人民都需要這些東西。但令人疑惑的是，為何這個星期剛有了香煙卻沒有了火柴，為何政府對汽車輪胎執行配給政策，開車的人進城買自行車時，卻發現自行車也開始執行配給政策，戰爭又為何會消耗捲髮夾、假髮、廚房用具、割草機、紙張、腰帶、茶葉、尿布、銅棺材、烤麵包電爐、烘烤模、打蛋器、小錫兵和玩具電車、蘆筍夾、啤酒杯、痰盂、雀籠、照相機、調酒器、爆米花機、進口皮草和龍蝦叉。任何疑問都會得到同樣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們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過……

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國總統向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布了第10次國情咨文。「軸心國知道如果不能在1942年取得戰爭勝利，他們最終將一敗塗地，」他說，「我不說大家也知道，我們的敵人沒有在1942年贏得戰爭。」星期六傍晚，首都一片寧靜，一隊豪華轎車從白宮南門駛出到第15街右轉，在鑄印局附近一條少有人煙的鐵道旁停下。總統專列已經在那裡等候。總統走進了自己的專屬車廂「斐迪南·麥哲倫」車廂，跟隨他一同進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羅斯·T·麥金太爾博士，還有幾名軍章閃爍的陸海軍高級將領。在邁阿密，泛美航空公司的「飛剪」號班機正在等候總統一行，準備帶他們飛過大西洋，到卡薩布蘭卡和溫斯頓·丘吉爾會見。

珍珠港事件三個星期後，農業部長克勞德·R·維夏德隨意給了美國人一個建議。他說，農民要忙著養活軍隊，喜愛新鮮蔬菜的居民們可以自己種植，他稱之為「勝利菜園」。數百萬連耙子和鏟子都分不清的城裡人，只知道「耙子」指埃羅爾·弗林（電影演員）那樣放蕩不羈的人，紛紛開始種地。豌豆、胡蘿蔔、菠菜、西紅柿、小蘿蔔、甜菜、萵苣、包心菜，什麼都種。只要是空地，不管是家裡的庭院，還是因為汽油要配給而空出來的停車場或運動場，甚至連芝加哥市的阿靈頓賽馬場、俄勒岡州波特蘭市動物園、埃利斯島和惡魔島，都種上了蔬菜。在農業部和種子公司的引導下，「勝利菜園」的農民們讓美國上下歡欣鼓舞。到1943年，美國「勝利菜園」的數量達到2000萬，其新鮮蔬菜產量佔美國總產量的1/3。

有關原子彈的問題，最高層領導們在華盛頓和倫敦分別進行過討論（但沒有在莫斯科進行，這情有可原，因為羅斯福和丘吉爾認為，斯大林大概也不會與他們分享蘇聯實驗室的最新發現）。1943年秋，一支特別情報小組將在諾曼底登陸，其代號為「阿爾索斯」，即希臘文的「小叢林」（也正是「格羅夫斯」一名的意思）。小組成員雖穿得像士兵，但作戰服上佩戴著識別徽章，徽章上有白色的希臘字母α和一條紅色叉狀閃電。他們的任務就是搜集納粹德國核武器研究進展情況的資料。小組的一位資深科學家會在現場翻譯並評估發現的文件。這位科學家就是荷蘭的塞繆爾·A·古德斯密特博士，他是一名傑出的實驗物理學家，業餘愛好則是研究刑事偵查方面的新進展。

但是……但是……

實驗室大多數科學家都在抱怨保密措施，尼爾斯·玻爾從來都不習慣他的代號「尼古拉斯·巴特勒」，總是想不起來。但福克斯知道其中的隱情，很少抱怨什麼。或者說，福克斯只知道一半內情。納粹德國尖端武器研究進展情況仍然是個謎。希特勒總是在談論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已經放出了三種秘密武器：噴氣式戰鬥機、裝有通氣管的潛艇和V-1導彈，也就是第一批噴射推進式導彈，人們也將它稱為「嗡鳴彈」。美國科學家們之前推斷希特勒要麼已經擁有原子彈，要麼馬上就能擁有。從德國傳來的情報中，沒有一項能推翻美國科學界的假設。他可能已擁有一武庫的原子彈，作為最後一道防線。希特勒這個人不擇手段。這位德國元首帶來的恐怖、憎恨和畏懼，今天已經不可能重現。但如果不想象當時人們所面臨的恐慌，就難以理解美國科學家們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製造原子彈的動機。

加利福尼亞州不斷施壓，要求聯邦政府行動。羅斯福厭倦了此事，又被戰場形勢搞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於是，他讓史汀生和後任戰爭部副部長麥克洛伊去處理，只要求他們處理時盡量理性和人道。史汀生正為地圖和戰局而忙碌，所以這件事最初交給了麥克洛伊，他成為主張重新安置的主要人物，積極奔走。在德威特將軍授意下，戰爭部僑民管理局局長卡爾·R·本德森少校已經擬定好了撤離方案。他在舊金山對方案進行最後修訂時，麥克洛伊於2月8日突然打來電話說：「總統已經給我們全權委託，我們想幹什麼都行。」德威特立即將已認可的本德森的方案寄往華盛頓。

醫生認為解釋過後，這種傳言可以平息，但羅斯福並不滿意。或許是因為自己患有麻痹症，總統對關於他身體狀況的傳言高度敏感。為了證明醫生沒有半點兒虛言，他甚至寧願選擇忍受身體上的折磨。第一次瓦解謠言的機會是紐約的一次競選活動，他要帶領車隊從布魯克林的艾必斯野場穿越皇後區到布朗克斯區，然後再去哈萊姆區和曼哈頓中心，經百老匯大街到炮台公園，全程長達4個小時，途經50英里。那天下著大雨，一場連綿不斷、冰冷刺骨的秋雨，讓所有人濕透衣衫，痛苦不已。這樣站在車上淋雨穿行，簡直是瘋了，然而此時羅斯福並未考慮結束，甚至未考慮過縮短行程。他只是短暫地停了兩次，一是在布魯克林的海岸警備隊車庫，二是在其妻子位於華盛頓廣場的公寓，他擦了擦身，換了套乾衣服。其餘時間，他都站在車上微笑，揮舞著他的軟呢帽，那場景的確讓人心疼。

好萊塢幫助人們在漫長的等待中消磨時光。主要面向美國大兵，好萊塢在戰爭年間共拍攝影片982部，34232個拷貝送到海外。電影同樣供平民觀賞，影院每晚場場爆滿。這個年代的優秀影片包括羅伯特·楊主演的《富家子的婚姻》，蒙蒂·伍利主演的《晚宴的約定》，凱瑟琳·赫本、斯賓塞·屈塞主演的《時代女人》，維克多·邁徹主演的《不是冤家不聚頭》，泰隆·鮑華、瓊·芳登主演的《高於一切》，珍妮弗·瓊斯主演的《聖女之歌》，賓·克勞斯貝、巴里·菲茨傑拉德主演的《與我同行》，弗萊德·麥克莫瑞、芭芭拉·斯坦威克和愛德華·G·羅賓遜主演的《雙重賠償》，簡·拉塞爾主演的《不法之徒》，賈萊·古柏和英格麗·褒曼主演的《戰地鐘聲》和《風塵雙俠》，雷·米蘭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不朽的《卡薩布蘭卡》，希區柯克導演的《辣手摧花》，還有《小鹿班比》。一如既往，演藝界也有不靠譜的時候，一個經紀人向媒體宣布狗演員萊西生了一窩小狗，後來一個獸醫揭露說萊西是只公狗。但影片質量始終很高，要知道許多觀眾不僅追求影片好看，還要求影片愛國，能同時滿足這兩點可算成就非凡。多蘿西·湯普森百般挑剔影片《救生艇》，因為她認為希區柯克讓納粹比其他乘客更有能力。《紐約時報》的波思利·克勞瑟也表示贊同，並說這部影片「是一部奇怪的不講民主的電影，即使在我們這種開明的社會，也不能原諒」。希區柯克抗議說他導演的是恐怖片，而不是宣傳片，但他的抗議被扔進了垃圾桶。《紐約客》影評人沃爾科特·吉布斯向來以職業和公正著稱，但他也說約翰·斯坦貝克所著的《月亮下去了》表現出「對德國人奇怪的溫柔」。觀眾們則更加寬容，他們來看電影不是為了批評。無數人離開家人，遠走他鄉，電影比以前更能夠為他們提供短暫的庇護和寧靜。

接著卻出現一個了巨大的裂痕。罪魁禍首是一名歌手，他身材瘦弱、面色蒼白、打著領結，耳朵一大一小，體重只有135磅，一臉飢餓相。他的名字是弗蘭克·辛納屈。本書上次提到他時，他還在跟著哈里·詹姆斯樂隊後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來，他很脆弱、單純，好像還是青少年。其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出生在霍博肯一間出租屋內，父親是西西里最輕量級職業拳擊手。他生性倔強、喜歡獨處，常常出言不遜。他相信自己有過人的天賦，將來必會成為明星。遇到任何對手，他都會咆哮：「不管哪一天，我都能把這個小兔崽子唱下台。」他實際年齡25歲，早就不是高中生了。他這樣解釋別人的誤讀：「我25歲，但面相看起來像19歲。大多數孩子覺得我是他們的同伴，好像隔壁鄰居。他們覺得認識我，我就喜歡這樣。那又能怎樣，他們都是好孩子。」

為什麼西海岸對日裔美國人的迫害尤其嚴重，這令人費解。在夏威夷，東方人佔總人口的比例要高得多，那裡的軍隊行動迅速而且合理。日裔領袖們跟軍事情報處和聯邦調查局緊密合作，只有幾個嫌疑犯受到審訊。沒人指責當局種族歧視，甚至連這方面的謠言都沒有。但在加利福尼亞州，雖然「一代」（第一代日裔美國人）和「二代」（一世的子女）只佔總人口的1%，但麻煩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就開始了。州長卡伯特·奧爾森和州檢察長厄爾·沃倫，同各地的警長和檢察官一起，樹立了極壞的榜樣。「一代」和「二代」被開除公職，他們的律師資格證和行醫證被吊銷，一些社區禁止他們進行任何形式的買賣，以捕魚為生的漁民被禁止其漁船出海。州檢察長沃倫繼續使用他令人費解的推理——說國內沒有日本人搞破壞，正說明日本人的陰謀是多麼險惡（這種方式在他當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後，被人們反過來利用對付他）。他進一步通知華盛頓：「本州司法官員一致認為，美國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僑民更危險。」

如果年長的人無法理解這種儀式，被辛納屈取代的軍人們倒是可以理解。戰爭結束以後，辛納屈成為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最恨的人，這種說法並不為過。和「短襪女孩」一樣，穿著軍裝的弗蘭克迷把「聲音」當作一種象徵，對她們來說，辛納屈就是平民男性的代表。弗蘭克只參加過一次在義大利舉辦的美國勞軍聯合會組織演出，還是在歐洲戰場取勝以後，那時軸心國的大炮已經被封存。演出結束后，他立即離開，還嘲笑說美國勞軍聯合會組織的演出都是些不入流的演員。《星條旗報》評論道：「老鼠也能讓女人昏過去。」經常在前線參加演出的瑪琳·黛德麗說：「你不能指望歐洲戰場的演出像在派拉蒙劇院一樣。」

羅斯福的私人醫生——麥金太爾醫生代表白宮對總統的健康問題做出回應，他本人對此負重責。他像總統的大多數私人醫生一樣，有海軍中將的軍銜，是一名優秀的眼科和耳鼻喉科醫生，成功治愈了羅斯福的鼻竇炎。對於羅斯福的健康問題，麥金太爾醫生對媒體說：

競選雖然勝利，但總統仍然對競選中遭受的種種卑劣手段耿耿於懷。他曾說過，杜威給對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這種行為「十分無恥」。凌晨3點，共和黨宣布競選失敗，當時總統還在紐約，他坐著輪椅到卧室去休息時，對身邊的哈西特說「我仍然認為他就是個狗娘養的」。當然，這種話總統不會在公開場合說。從一切表面跡象看來，美國平穩渡過了戰時的選舉難關，選舉過程也沒有留下傷痕。

溜溜球、睡衣派對、尺碼不合適的鞋和襪子、條紋棒球長襪，他們創造時尚的能力和20世紀30年代中產階級年輕人一樣大而無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國已經不同了。美國的長輩們更傾向於觀察年輕人，傾聽他們的想法，並且放任他們的行為。在某些問題上，各個年代的人意見統一。一個就是對工會組織的看法，他們對工會持反對態度。看看工會戰時的記錄，就會疑惑為何如此。陸軍後勤部長布里恩·薩默維爾將軍對參議院的一個委員會說：「不要搞錯了，沒人感到供應不足。凡是能運到前線的，任何東西，都已給前線士兵運到了。」但礦工聯合會不合時宜地要求加班費和漲工資，註定會損害工會的聲望。而音樂家工會頭頭詹姆斯·C·皮特里洛也是一樣不識時務，「短襪女孩」們尤其討厭皮特里洛。他要求廣播在播放樂隊和交響樂團音樂時，支付版稅，以致連續27個月，公眾都沒聽到流行音樂。對年輕人而言，這似乎是有意打擊流行音樂，其實真正的受害者還是那些著名的搖擺樂樂隊。受到皮特里洛的禁令、配給政策、公路旅行高昂成本和公眾品味改變等read.99csw.com因素的影響（「短襪女孩」們現在喜歡多愁善感的民謠歌曲），偉大的樂隊分崩離析，美國大兵們喜愛的搖擺樂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

總統從來沒去過那些荒涼的安置點，但他曾說那些地方是「集中營」。這個詞再準確不過了。一個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一個「公寓」，面積只有500平方英尺。房間沒有爐子，也沒有自來水。營房每個區共用一個洗衣房、食堂、廁所和露天淋浴室，婦女不得不在哨兵的注視下洗澡。「一代」和「二代」婦女繼承了先輩害羞的特點。但她們提出洗澡的問題后，看守告訴她們休想，還反問道：你們現在不是美國人嗎？

辛納屈的健康狀況達不到參軍標準，他有殘疾，耳鼓穿孔，他彌補自己的方式就是飆車。不過，他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名望。搖擺樂伴奏樂手常常會陷害主唱，有一次巴迪·里奇想捉弄辛納屈，於是在歌曲唱到溫情階段時，來了一段明快的鼓點，結果演出結束后，里奇被他打得鼻青臉腫。辛納屈對成功的痴迷決定了他無法長久待在樂隊領隊光環的陰影下。同詹姆斯共事6個月後，他轉投湯米·多西。他重新演繹了《傻愛成真》、《日日夜夜》以及《白色聖誕》等經典曲目，並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之後他賠錢終止了同多西的合同，還僱用了一個經紀人，準備好單幹。1942年12月30日，在紐約派拉蒙劇院，他正使出渾身解數在舞台上揮灑時，觀眾人群里第12排一個女孩因為沒有吃午飯暈倒了——或者是「昏厥」。另一個女孩見狀，嚇得站起來失聲尖叫。接下來的幾秒鐘，大家都沒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辛納屈繼續演唱，他絕不會因為人群中發出刺耳的尖叫聲而停下自己的演出。等他演出結束，劇院里一片喧鬧，所有女孩都站起來厲聲尖叫。

幸運之神偏愛共和黨。現已晉陞為少將的時任徵兵局長路易斯·赫爾希公開發表不當言論，說讓士兵繼續留在軍隊里，或者遣散部隊再成立一個機構管理退伍軍人也好，花費都差不多。赫爾希將軍的名字本書會再次提及，他的蠢話使得後來好幾任總統尷尬不已。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立即制止了他。史汀生受總統之命讓他閉嘴了。另外，史汀生還澄清道，政府正準備快速複員。無論如何，一名滿嘴跑火車的將軍還沒本事把杜威送進白宮。不管是對小狗法拉還是對西德尼的詆毀，杜威只需要一個能引起熱議的話題，而羅斯福卻把它們挨個扼殺在了萌芽狀態。

哈里·達尼安是第一個在實驗中犧牲的物理學家。他意外觸發了鏈式反應，幸好當時他只持有少量的裂變材料，否則在他身邊工作的其他科學家也要遭殃。裂變只持續了幾分之一秒，他立刻就被送到醫院，但他的右手已完全被輻射滲透。幾小時內他就失去了觸覺。伽馬射線穿透了他的皮膚，內臟在迅速衰竭。他神智昏迷，頭髮脫落，白細胞增多，最後在極度痛苦中去世。這個事故發生以後，弗里希的實驗室緊張程度驟升。整個區域的人都坐立不安，尤其是實驗室中有一個名叫路易斯·斯洛廷的加拿大年輕人，他莽撞又一心只想尋找「驚險」。斯洛廷其實是在玩火，他稱自己的工作為「擺弄龍尾巴」。假如他當時出現了重大失誤，整個實驗室將無人能夠倖免。洛斯阿拉莫斯被夷為平地，而廣島和長崎則不會遭到原子彈攻擊。歷史也將改寫。

凱澤在工業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成為傳奇。以前，從打龍骨到最終交付，造一艘船需耗時超過200天。凱澤把自由輪的平均生產時間縮短到40天。當年9月，也就是開戰後第10個月，他的工廠打好龍骨后24天就製造出了自由級萬噸貨輪「約翰·菲奇」號，這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當時，大西洋航行著100艘他生產的船隻。那還只是個開始。到1944年，他的船廠每星期都有一艘護航艦下水，他和他的造船同行們17天內就生產出了整支貨運船隊。1945年的前212天里，他生產了247艘船，平均每天超過一艘。但他早已經把目光轉移到其他方面，他向華盛頓表示，如果他能生產自由級貨輪，為什麼不能生產運輸機呢？此言論一出，他立刻就被政府的設計師和工程師們包圍，告訴他這不可能。然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就是他的人生。這次他找到了一個搭檔——霍華德·休斯。此人與凱澤的經歷極為相似，而且還創造過一些關於飛行的世界紀錄。1942年年末，他們達成協議：兩人投資各佔一半，利潤也對半分。

做父母的高興了，他們一直喜歡民謠。兒女們參加回收橡膠和廢紙的運動，這讓父母感到驕傲。許多新的年輕人的文化也讓他們感到欣慰。1944年，美國的最佳單曲名為「在一顆星上搖擺」，這首歌頗具新意，最受廣大「短襪女孩」喜愛。因為大學里基本沒有男生，所以大學里很少見到運動健將（西點軍校除外，它組織起一支以布蘭查德和大三的戴維斯為中心的球隊，所向披靡，平均一分鐘得一分）。這樣，人們的注意力就都轉移到了高中球隊上，規則做出調整后，籃球首次成為激動人心的觀賞性運動。父親和兒子可以一起看比賽，就像媽媽和女兒一起看Glamour雜誌一樣。年輕人總是喜歡嘗試新鮮事物，1944年夏，一位流亡阿根廷的匈牙利人發明了一種新筆，用滾珠代替了原先的筆尖，年輕人是最先嘗試使用。這種筆的進口品牌名為思加圖筆，但人們只把它簡單稱為「圓珠筆」。後來，成年人也開始購買這種筆。不管從政治還是從書寫工具來看，國內戰場的兩代人似乎是和平共處。

所有這些監視活動本可以像滑稽戲一樣被人忘掉，但當時的現實情況卻讓人難以安心。受控于莫斯科的共產黨間諜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圍建立了極其專業的間諜網，受控于阿納托利·雅科夫列夫。此人獨立於蘇聯駐紐約領事館行事。雅科夫列夫通過哈里·戈爾德活動，後者是費城人，曾是工業間諜。雅科夫列夫的間諜網裡還有一條情報線，通過紐約的朱利葉斯和艾瑟爾·羅森堡夫婦連到艾瑟爾的弟弟戴維·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軍方高層，他幾乎能接觸到任何一張圖紙、草圖，或是有價值的文件，而且他也足夠聰明，能夠看出哪些文件蘇聯人感興趣。不過，格林格拉斯還不是雅科夫列夫最重要的情報來源，真正的無價之寶是克勞斯·艾米爾·福克斯。和奧本海默、康普頓和費米一樣，福克斯也是一個極具天賦的原子物理學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福克斯是土生土長的德國人，當納粹開始搜捕反對者時，他逃到了英國。他對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對於盟軍的忠心從未受到質疑。作為英國的自然歸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絕對信任。沒人懷疑為什麼納粹會追捕一個理論物理學家，這樣的問題當時還沒人提起。直到戰爭結束以後，蘇聯特務組織瓦解，福克斯的朋友們才知道，他原來是個全心全意的共產黨人。

羅斯福在芝加哥軍人球場內，站在他的車上發表演講，體育場里有10萬人，還有10萬人站在外面聽他演講。總統說這是他競選生涯中經歷過最怪異的一次競選：共和黨一邊貶斥民主黨的無能，一邊又稱民主黨通過的法律政策。他們高呼「好爭吵的疲憊老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強大的海陸聯軍，這一事實無可辯駁，但又說「所以，現在是該改變的時候了」。羅斯福說：「實際上，他們還說，那些江郎才盡的狂想家果真開始為建立持久和平的世界打基礎。如果你選了我們，我們對此不會做任何改變，但他們又低語道：『我們這樣做才能不失去民意，甚至得到傑拉爾德·奈和傑拉爾德·史密斯的支持，我們不會失去任何孤立派競選資助者的支持。為什麼？因為我們甚至能讓《芝加哥論壇報》滿意！』」

珍珠港被偷襲之後，日裔美國人就遭到騷擾。1942年日軍一連串的勝利讓美國白人產生了盲目尋求復讎的心理——人們就是這樣為自己辯解的。如果紐倫堡審判時，法官們裁決戰爭狂熱可以作為減輕罪責的理由，這種說法或許還有些說服力。如果說納粹因種族問題而懲罰民眾，那麼美國人也這樣做了。可以肯定的是，日裔美國人沒有遭到拷打、毒氣和焚屍爐，也沒有人在他們身上進行醫學實驗。儘管如此，美國政府的確對他們施加了暴行。這種行為在當時沒有受到質疑，但逃不過歷史的審判。

美國人並不喜歡吃蔬菜，但種菜也算是給他們找到了事情做。戰時的美國成為一個巨大的中轉站，那裡的人們不斷互相道別，各奔東西，或原地等待，也許只是在等待紙巾和發卡短缺結束之日。中年男子把「一戰」時的頭盔塗成白色，加入民事防護組織，測試防控警報，把木箱裝滿沙子，把桶裝滿水，練習急救，每晚都站崗注視著天空，尋找軸心國飛機的影子。在政府的發動下，婦女兒童四處搜集橡膠廢品、廢紙、鋁、錫罐和牙膏管。家庭婦女回收做飯廢棄的油脂，卷紅十字繃帶——從珍珠港事件到戰勝日本，她們一共卷了25億卷。一個西雅圖製鞋商捐獻了6噸橡膠鞋跟，「棉花愛迪」史密斯把心愛痰盂的橡膠墊也獻出來了。在波士頓市畢肯山舉行了一個廢品搜集大會，捐贈的物品中有一支80年歷史的格林機槍和一輛馬車，萊弗里特·索頓斯托爾州長把自己的划船運動練習器也貢獻了出來。

「聲音」，也就是弗蘭克·辛納屈，人稱「暈厥之王」，短時間內變成了富翁，他發家致富的速度比美軍奪取西西里還快。辛納屈簽了很多合同，每星期都能在好彩牌香煙的《流行歌曲選播》節目中演出，每年參演一部雷電華電影公司的電影，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給他支付的版稅空前的高。辛納屈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儘管有戰時控制政策，他似乎還是揮霍了大部分收入。他在好萊塢蓋了一所粉色的房屋，裏面各種設施應有盡有，甚至有些當時前所未有。為了省去起身拉窗帘的麻煩，他安裝了一套價值7000美元的設備。辛納屈定製的服裝全部都很浮華，而且尺寸十分誇張，從寬大的領結、高腰松腿褲子，到鼓鼓的墊肩，無不如此。辛納屈的身邊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整天圍著他轉，就像臣子侍奉國王一樣。他們覺得成為他的朋友就高人一等，而他以另一種方式讓朋友們開心。他有許多獨特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把價值150美元的金制打火機隨便分送別人，就像鮑斯少校在部隊中隨便散發火星棒一樣。他的紅顏知己也在不斷更迭。戰前，他與兒時戀人南希·巴百圖結婚。在他成名早期，凡是有記者問他有關婚姻的問題，他都用一句話回答：「我妻子南希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現在還是將來。」之後，他不再回答有關婚姻的問題。後來他又先後娶了艾娃·加德納和米婭·法羅。

那個星期六還發生了其他事情。沃爾特·李普曼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比德爾的下屬稱其文章包含了決定性觀點。李普曼在2月14日的專欄中寫道：「日本人長期在太平洋海岸開展偵察活動，試探美國的防線，這是不爭的事實。」他理解華盛頓不願採用「大規模疏散和拘留政策」，但「太平洋海岸已正式成為戰爭區域，任何地方隨時可能爆發戰鬥。憲法中沒有給予任何人在戰區居住或經商的權利」。德威特將軍也不見得有如此強硬的言辭。美國內政部副部長福塔斯和戰時安置署署長米爾頓·艾森豪威爾的辦公室，都被要求支持這項工作。2月19日，總統簽署了第9066號行政命令，授權戰爭部建立「軍事區」，並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離。

如果說加利福尼亞州人全都盲目排外，顯然不公正。可大多數人對此都默不作聲、視而不見。戰爭部開始關心「二代」事件，他們派同日裔美國人一起服役過的軍官到西海岸巡講，告訴農民和商人們日裔美國人的英勇事迹。一次，一個身材瘦高的農民問一個中尉：「你們連里死了多少日本佬？」中尉回答道：「到戰爭結束時，我們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來兩個。」那個農民說：「太可惜了，居然還剩下了兩個。」在場的聽眾們有的望著天花板，有人盯著地板，有人看著膝蓋，大家都一言不發。

白宮的來訪者都看見了總統臉色有多糟糕。7月，詹姆斯·羅斯福見證了預言成真的那一刻。就在海軍陸戰隊于加利福尼亞州海岸開始準備演習之前，兒子詹姆斯在「費迪南·麥哲倫」號陪著父親。突然羅斯福面無血色、疼痛難忍，閉著眼睛掙扎著說：「吉米（詹姆斯的昵稱），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扛過去了，實在是太痛了。」兒子想把這次父親的公開露面取消，但羅斯福很快恢復了過來，否決了兒子的提議。我們無法知道這次病痛的原因，因為沒有報告給布魯恩醫生。但第二次發病，正發生在公眾的視野中。總統離開加利福尼亞州，來到西雅圖演講。特勤局人員建議他去附近的一艘驅逐艦上演講，可以以大炮為背景。總統喜歡這個想法。一切準備就緒，但演講剛一開始，他就發病了。當時沒有人注意到，他承受著心絞痛的折磨，胸腔持續劇痛15分鐘，全身都痛感強烈。難以置信的是，他居然還可以站得住，甲板是傾斜的，支架本就不穩固，還要演講。

這不是羅斯福值得誇耀的時刻。他大筆一揮，授權德威特處置無辜又困惑的人民，這些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樣，相比故鄉，更忠誠于自己的新祖國。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一代」生產的水果佔加利福尼亞州水果產量的一半以上。依據傳統美國的標準，他們做得很不錯。「二代」正處於青年時期，他們生在美國，就讀於美國公立學校，言談舉止、穿著打扮都與美國白人無異。

作為政治家，羅斯福不會被這些呼聲影響，絲毫不會。羅斯福對溫德爾·威爾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望眼欲穿。他們擁有類似的遠見，而且私底下彼此互相敬仰。羅斯福把薩姆·羅森曼叫到辦公室，請他擔任與威爾基溝通的特使。羅斯福說：「我們應該有自由和保守兩派，但現在因為意見不合，兩派內部都出現了分裂。」羅斯福認為在總統大選之後兩派應重組，他讓羅森曼用自己的想法試探威爾基。威爾基對羅森曼說：「你告訴總統先生，我已經準備好用我的一生促成此事。」1940年，還有可能做出些成績——儘管現在也很難想到如何做，但如今已經是4年後了。那時候威爾基在威斯康星州共和黨預選中敗下陣來，得票數落後于杜威、麥克阿瑟和史汀生。他也覺得疲憊了，同時對共和黨保守派很生氣，也對所謂的政治程序不再抱有幻想。他身體虛弱，在經歷了三次心臟病之後，於10月8日去世。

威爾基是自1916年的休斯之後，共和黨最有影響力的總統候選人。他的離世在共和黨中掀起了「反威爾基」元老的一系列報復行為。他們輕蔑地說威爾基奉行「世界大同主義」。勞倫斯·丹尼爾斯、伊麗莎白·迪林夫人、約瑟夫·麥克威廉姆斯，這些極右派代言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全部啞口，1944年又「重出江湖」，暗諷羅斯福是「猶太國王」。直到1941年11月，仍有國會議員利用自己郵寄信件方面的權利與納粹的宣傳機構聯繫，議員菲什的秘書因為在這件事上做偽證而被定罪。一些紙媒，比如《芝加哥論壇報》、《紐約每日新聞》，還有艾林諾·佩特森（「西西」）旗下的《華盛頓時代先驅報》以及赫斯特報系都拒絕隱瞞軍事情報。美軍破譯了日本的「紫色密碼」，一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在報道中泄露了這一情況，但日本人沒有看到這篇報道。總統認為司法部應該在這件事上採取強硬態度。政府也遇到了嚴重的煽動事件，但是司法部長比德爾認為在選舉年抓捕一些保守派的媒體人士會對贏取選民產生不利影響，所以他將羅斯福的意思撇在了一邊。但是，這件事仍然讓總統坐立不安。孤立派仍然在媒體和國會中地位堅固。如果就這樣算了，他們可能在美國得到更多的支持，進而破壞美國的外交政策。這個威脅的出現具有決定性作用。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前一周，羅斯福在給漢尼根的信中寫道：

7月20日，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在提名羅斯福作為總統候選人之時，他正坐在高峻的加利福尼亞州的懸崖邊，視察一場1萬余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從希金斯艇鉸鏈船頭登陸的兩棲作戰演習。在他看來，那些與會的政客們在走所謂的政治流程時，他在工作。然而，4年召開一次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從不只是走流程。黨內在提名羅斯福的事情上達成一致，但是對副總統人選產生了分歧。羅斯福可能忽略了這個問題，也可能是因為他還沒有最後決定，各種現象表明後者的可能性較大。羅斯福認為亨利·華萊士的工作不當，未能盡責，還不必要地觸犯了國會領導人。但羅斯福又不願意讓他從副總統的位置上退下來，華萊士本人則認為自己有足夠的理由繼續擔任副總統。羅斯福在寫給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主席的信中說：「華萊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歡他，也尊敬他。因此，如果我是大會代表團成員的話，我會投票再次提名他為副總統的候選人。」

但他們不懂日裔美國人，加利福尼亞州對待日裔美國人的方式只能被認為是美國的恥辱。那些喜歡給公眾人物貼上標籤的人應該從中吸取教訓，因為種族壓迫並非從右翼開始。根據自由派的教條，右翼分子中總是潛伏著種族主義者。鼓吹和執行種族壓迫的，正是那些因自由和沒有偏見而著稱的人——厄爾·沃倫、沃爾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艾畢·福塔斯、米爾頓·艾森豪威爾、雨果·布萊克和約翰·麥克洛伊等。內閣中有一人請求寬大處理日本移民，他就是司法部長弗朗西斯·比德爾，且獲得埃德加·胡佛的支持。一個參議員站出來抗議，他就是共和黨人羅伯特·塔夫脫。12.5萬名受到迫害的移民中，大部分都已加入美國籍（如果不是帶有歧視性質的移民法，他們全都會加入美國籍），許多人的兒子還在部隊服役。對他們的迫害侵犯了他們的正當權利，是政府推卸責任的表現。如果說羅斯福和丘吉爾簽訂的《大西洋憲章》是盟國的共同準則，那麼這種行為就是完全背離了整個ｈｔtｐs://reaｄ.９9ｃｓw.ｃom國家為之奮鬥的原則。

但是……

西部防禦司令部的情況危急，這使約翰·德威特將軍一直坐在辦公室。整個戰爭過程中，他始終遠離戰場的生死考驗。但他倒未被忽視，陸軍授予他傑出服役勳章加兩枚銅橡葉章，海軍也授給他傑出服役勳章，法國獎勵他榮譽勛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茲台克鷹勳章。1947年，他帶著滿身的榮譽，光榮退伍，後來成為日美協會的一名熱心會員。此人很好地展示出西方人的不可思議。

人們厭倦了繁文縟節和官僚氣息，年輕的尼克鬆曾準確地分析了國民的情緒。男人不在乎長褲腳沒有翻邊，上衣沒有翻領；女人也不反對把長筒襪畫在腿上，用眉筆在襪子上畫接縫；孩子們習慣食物里只有少量的黃油和更少量的牛肉，並且沒有培根。但物價管理局發的那些代幣和配給票，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謎，連雜貨店老闆也感到莫名其妙。後來，甚至連肉類、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給，用分數制度限制購買，他們幾乎急得發瘋了。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大家都從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那裡聽說，納粹戰俘在戰俘營的伙食有多麼好。

根據第9066號行政命令，德威特如是闡釋，自願遷移截至3月27日。日裔美國人只有48小時處理房屋、產業、傢具。遷移過程中，只允許他們用手提包攜帶個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收繳，投資和銀行存款全部沒收。駁回申訴權利，甚至無權抗議。「一代」損失的農田和設備價值7000萬美元，水果蔬菜損失3500萬美元，年收入減少5億美元，存款、股票、債券損失不計其數。

斯洛廷是個冒險家，也是正義的追隨者。西班牙內戰時，他為共和國政府戰鬥；不列顛之戰中，他又參加英國皇家空軍。由於眼睛近視，他被迫停飛。他接受過對口的科學訓練，所以自然而然便加入了曼哈頓計劃。在弗里希的指導下，他找到了自己的專長，但他的同事們則強烈希望他回去駕駛噴火戰鬥機。他將兩個半球穿在一根橫杆上，用螺絲刀將兩個半球推向對方，他在一旁全神貫注地觀察。這就像俄羅斯輪盤賭。依據概率，他遲早會無法及時分開兩個半球。意外的確發生了。一天，螺絲刀脫手了。兩個半球過於靠近對方，耀眼的藍光瞬間吞噬了實驗室。他徒手將兩個半球分開，中斷了反應，才得以拯救這個區域。他明白這麼做意味著放棄生命。在去醫院的路上，他對在他身邊的工作的同事說：「你會好的，但我一點機會都沒有了。」9天後，他在痛苦中死去。被派去調查這場事故，並研究能從這場事故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的人，正是克勞斯·福克斯。

30年後，當年的生產奇迹已經漸漸成為平常事，但其深遠的影響開始顯現。「二戰」使得平等主義盛行，傳統的標準逐漸消失，財富、社會地位、年齡、種族、性別和家庭出身不再讓人本能地順從。之前，人們會因為一個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現在，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所說的「人人平等」摧毀了這一傳統。理查德·惠特尼不會再被新新監獄視為座上賓。即使巨大成就贏得了社會地位，也沒什麼。科學家和工程師幫助解放了美國的生產力，開闢了科學技術的新世界，後來卻被遣散，被人們當成「書獃子」。

這些安置點，正如米爾頓·艾森豪威爾和福塔斯的報告所說，只是臨時安置點。囚犯們（日裔美國人現在已淪為階下囚）持有身份卡，還要定期接受行李和人身搜查。但沒有人告訴他們，還有11個大型「戰時安置中心」等著修建。州長們覺得沒必要說，所有的安置中心都設在整個國家最荒涼的土地上。

在1943年年底的德黑蘭，斯大林舉杯祝酒：「敬美國生產力。沒有他們，這場戰爭早已失敗。」12年前，美國政府還給時任總司令的主要副官（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爾少校發放有軌電車乘車券。1938年，喬治·C·馬歇爾將軍還證實美國的軍隊太弱，無力抵禦敵人入侵。1941年8月，希特勒跟墨索里尼說美國是個軟弱的國家，「這個國家對生活的理解完全來自貪婪的商業活動」。他應該仔細閱讀「一戰」時上一屆總理所寫的文章。1918年停戰協定簽署以後，保羅·馮·興登堡用一句話總結了美國的戰爭生產：「他們懂戰爭。」

刺耳的尖叫聲像瘟疫一樣蔓延。從此，他以「聲音」著稱，不管他出現在哪裡，隨之而來的都是一場混亂。他每星期能收到5000封郵件，美國成立了2000個弗蘭克迷俱樂部。索要簽名的人跟隨他到藥店、餐館、雜貨店和他的家。他們爬上他家的屋頂，往卧室裏面瞅。如果他從泥地里走過，人們會把他在泥里留下的腳印挖出來晒乾並收藏。喜歡他的人不全是小孩，也不全是好人。有兩次他差點因為歌迷想要拉扯下他的領帶佔為己有而被勒死。歌迷試著脫掉他的衣服，而且就要成功了。一個40多歲、凶神惡煞的女人把他堵在華道夫飯店，這個女人把自己的上衣扯開，堅持讓他在自己的胸罩上簽名。1944年，他重新回到派拉蒙劇院，參加為期三個星期的演出，3萬名嚎叫的青少年簇擁著他。為控制這些青少年，出動了421名防暴警察、20名女警和20多輛巡邏警車。

對手掌握了一個重要把柄：羅斯福的身體狀況。如果所有醫學證據被公之於眾，引起廣泛討論，那麼選舉結果也許會完全不同。但這在當時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沒人知道總統的身體狀況究竟怎麼樣，包括總統自己和他的私人醫生。而且，倘若公開討論這種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各種指責。反對羅斯福的報社瘋狂譴責他，可以說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別那麼拘謹」成為《紐約太陽報》10月的頭版社論：「是慣例而非憲法，抹殺了人們公開談論副總統戰勝總統的可能性，美國歷史上已有6位總統在任期內去世。」《紐約每日新聞》每期都會提及，富蘭克林·羅斯福已經62歲高齡，而托馬斯·杜威才42歲。《時代周刊》說：「62歲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的確確是一位老人了。」

並非沒有人批評羅斯福作為盟軍總指揮的表現。實際上，他的一生都飽受批評。斯大林認為羅斯福堅持「無條件投降」的要求只會讓德國人更加團結，延長戰爭。大多數歷史學家都同意斯大林的這一看法。在太平洋戰場，也許羅斯福總統給了麥克阿瑟太大的權力，而太平洋戰場實際上是海戰，應由尼米茲上將來贏取。但沒有人質疑，從1943年開始，羅斯福就是盟國陸軍和海軍的總指揮。早在1942年11月，羅斯福的特別助理威廉·D·哈西特就在日記里寫道：「總統正在成為這場全球大戰的中心人物，他提出倡議並決定採取什麼行動，他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路易·強森從新德里發來電報稱：「羅斯福的名字在這裡有特殊的魔力。」大多數職業軍人都佩服羅斯福的領導力。艾森豪威爾寫道：「儘管羅斯福先生的很多政治決策，我都不敢苟同，但是我知道他作為領導一個國家進行戰爭的統帥的能力——在我看來，他的表現完全達到了所有人對他的預期。」史汀生說：「這是美國陸軍有史以來最優秀的總指揮。」喬治·菲爾丁·艾略特少校寫道：羅斯福總統對全球戰略的出色把握使他成為「最偉大的戰時總統之一」。在所有「二戰」參戰國當中，美國的傷亡人數比例最小。1944年海軍節時羅斯福總統可以說，1943年美國武裝部隊曾經在敵人的灘頭陣地前參加過27次登陸戰，而且「這27次登陸戰每次都取得了巨大勝利」。

羅斯福總統看上去一點也不像軍事天才。視察軍隊的時候，他的穿著總是一成不變：一件法蘭絨的襯衫、一頂舊帽子、隨意系著的領結。他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衣著隨意、精神飽滿在周末要去釣魚的老爺爺。話說回來，他統帥的軍隊戰士們也很隨意。美國不是一個歐洲國家，其性質完全不同。沒有人比住在白宮裡的總統更能代表美國。戴維·利連撒爾寫道：「羅斯福是全世界最英俊的軍事領袖。」艾森豪威爾將軍或許也被羅斯福對鄉村地形和特點的深刻記憶和理解所折服。然而對美國大兵和水兵來說，羅斯福總統送給他們最好的禮物就是他的關心愛護，以及作為一個實幹的總統領導著實幹的美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喬納森·丹尼斯寫道：「再沒人像他一樣始終能夠喚起藏在美國人民恐懼之下的自信，因為他堅信美國人民具有尊嚴，所以要求或期待美國人民拿出勇氣時，他無所畏懼。」要說羅斯福對人民的需求把握敏銳，他去夏威夷醫院視察的那次是最具說服力的。當時，他和陸軍、海軍將領進行了會談，制訂了擊潰日本的宏大進攻計劃。在離開之前，他要求坐著輪椅穿過那些作戰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的老兵病房。他微笑著揮手，一語未發，但他的行為說明了一切：這也是一個雙腿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他懂得這些老兵的痛苦，他也經歷過。但他戰勝了這些痛苦，成為美國總統。這些老兵沒有理由絕望，應該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

即使是最高法院，也未能積極維護公民自由。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下發了裁決，這一裁決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道格拉斯大法官避開了是否符合憲法的問題，布萊克大法官寫道：加利福尼亞州受到入侵威脅，軍事權威至高無上，日本人並非因為種族歧視而被驅逐（羅伯特、墨菲、傑克遜不贊成這項決定）。在兩個問題上，法院提供了不同意見。他們贊成大規模驅逐，認為這是戰時合理地行使權力。但同時他們認為，不分青紅皂白地拘留無不忠嫌疑的美國居民是不正當行為。12月19日，軍方開始將日裔美國人送回加利福尼亞州，他們遭到了57次反日裔美國人組織的暴力襲擊。這出悲喜劇的頂點是，赫斯特報系大肆報道圖裡湖營地的囚犯暴動，將這場暴動援引為很好的證據，證明移居內陸的日裔美國人「不忠誠」。

軍人|妻子做得最不得人心的事，就是給在海外作戰的丈夫戴綠帽子，反正她也沒有什麼機會。就像當時流行歌曲《幸運之星》中唱的「他們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輕」。已婚女性只能獨守空房，她們中的很多人開始穿著松垮的衣物。對她們來說，國內的生活也不太好過，年輕的少婦常常會受到焦慮不安的困擾。許多婚禮在部隊離開前舉行，孤獨的新娘子們懷疑一時衝動所建立的婚姻能否長久。性情剛烈的女性開始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男女酗酒比例從5:1變成2:1。其他婦女則埋頭閱讀埃米莉·波斯特或多蘿茜·迪克斯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烏娜·奧尼爾。紐約的史托克俱樂部把烏娜選為社交界的名媛，這讓她的劇作家父親（尤金·奧尼爾）非常反感。眾多的目光轉向雜誌——特別是戰時創刊的、以女性的奧秘為著眼點的三種雜誌：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泰·納仕公司出版的Glamour以及沃爾特·安納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歲》。

在取得最後勝利之前，這樣的想法只能為當務之急讓步。在沒有徹底打敗軸心國之前，考慮戰後和平時期的挑戰顯得為時過早，甚至很危險。1942年，當局提出讓國家資源規劃委員會研究戰後問題，但國會解散了委員會，這項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時，總統也無暇顧及國內事宜。1943年12月28日，開完新聞發布會之後，總統向一位沒有離場的記者透露，他已經厭倦了「新政」這個詞語。他說，10年前，「新政醫生」是一名內科醫生，治愈了國家內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癒之後的病人遭遇「嚴重事故」，「新政醫生」不懂如何治療此類疾病，將病人交給了「外科醫生——戰爭勝利醫生」。

另一個戰時現象出現了，源於逐漸成長的青年人。「大蕭條」的結束，恢復了人們對適婚少女的興趣。與此同時，許多高中生的母親在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工作，這些學生回家后，直接用藏在門口墊子下面的鑰匙開門。當時經濟十分景氣，他們既能從家長手裡得到零用錢，也能自己賺錢。《紐約時報雜誌》編輯萊斯特·馬克爾開始試著在文章中使用「十幾歲的青少年」一詞，但美國人當時還無法接受。高中男生志在參軍，看起來冷酷，而不再無憂無慮。女生則更加活潑熱情，由於她們都愛穿短襪，所以人們用「短襪女孩」指時髦的女郎。

戈爾德沒有給福克斯錢。上一次，戈爾德給了福克斯1500美元，但被他禮貌地拒絕了。他不是能被收買的，他有自己的原則。福克斯按照計劃在聖塔非埃勒米達奇街與戈爾德接頭，開著他那老舊的雪佛蘭轎車帶戈爾德去鄉間兜風。他們兩人分別之後，戈爾德手上拿了厚厚一摞列印的資料，內容關於如何把理論上的原子裂變應用到製造原子彈上。資料技術性非常強，遠遠超出了戈爾德的理解範圍，但莫斯科得到資料之後高興極了。雅科夫列夫得到指示，他告訴戈爾德：「兩方面的情報都非常優秀，而且價值極高。」6年後，有人把格林格拉斯拷貝的圖紙複印件給原子能委員會生產主管看，主管說：「這些圖很好地展示了如何製造原子彈，近乎完美。」

農民也從戰爭中得到了好處，原因顯而易見。「大蕭條」時期，產量過剩讓農民損失慘重。「二戰」初期，由於害怕悲劇重演，農民們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於大規模生產。到1942年秋，總統終於使他們相信美國必須成為世界糧倉。等他們回到田間地頭，糧食產量已比之前高出25%。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蕭條」時期，發明家、化學家、工程師和農藝師發明了新型肥料、高產種子、殺蟲劑和新型機器設備，科技已經可以改變農田的面貌。其他行業也如此，戰爭使科學家、軍官、經濟學家、公司高管、國家公務員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僅尋找解決戰時棘手問題的方法，也在尋找應對戰後世界各種挑戰的途徑。20世紀30年代被擱置的發明，這時卻有助於取得戰爭勝利。有管理天賦的年輕人，比如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助理教授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認為雷達、裝配式住宅、冷凍食品、柴油機以及原油熱裂解等戰時使用的技術，在和平年代也能幫助人們過上富足的生活。戰爭已創造了廣闊的市場，但人們還能清晰地看到，贏得戰爭將有更為廣闊的市場。弗雷德里·劉易斯·艾倫寫道：「顯然，戰爭給人們的思想以相互啟發與激勵。總的來說，美國科技在戰爭中經歷了如溫室培育般的爆髮式增長。」

羅斯福的反應可以理解，但又稍顯唐突。有時候，在一個重要人物行將去世的時候，新聞界有責任加以密切注視，這次就是這樣的情況。長期以來，由於記者對羅斯福非常敬愛，所以很少報道他的外表如何。那位拍攝羅斯福這張可怕照片的攝影記者，已遭到同行們的排斥。然而，總統的內閣成員和老朋友們卻直白得多。多年來的工作壓力已經使羅斯福苦不堪言，現在似乎要一下子爆發出來。一位觀察員寫道：僅僅在一個星期里，總統彷彿「從壯年步入了老年」。勞工部長弗朗西斯·珀金斯對於有關羅斯福（和她自己）的流言從來都置之不理，更不相信關於羅斯福健康日益惡化的一切傳言。但是在羅斯福第4次就職典禮之前召開的內閣會議上，她著實大吃一驚。他兩眼獃滯，看上去就好像挨了一拳似的，臉色蒼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號，兩手顫抖，嘴唇發青，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頭。迪安·艾奇遜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總統的樣子使我們都大吃一驚。他消瘦、憔悴，兩眼下陷，眼眶發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個煙嘴的動作，和他漠視困難、輕鬆愉快的態度，才使人想起當年的羅斯福。」第二天，約翰·甘瑟看見羅斯福后寫道：「我看見他的樣子就感到很震驚。我確信他時日不多了。皮膚已經毫無光彩，就像在發暗電燈泡上面的羊皮紙燈罩一樣。他變了形的面龐使我久久難以釋懷。他的臉色灰暗，憔悴且松垂，嘴唇的肌肉似乎已經有點兒不受控了。」甘瑟又寫道，他已經筋疲力盡，「連簡單問題都難以回答，胡話連篇」。

但威廉·道格拉斯和阿爾本·巴克利都各自認為羅斯福肯定會提名他們，而吉米·伯恩斯也認為自己已經得到了羅斯福的絕對支持。哈里·杜魯門認為伯恩斯有內部消息，他也同意提名伯恩斯。但羅斯福在副總統人選上無所謂的態度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決定找一個對羅斯福權力和威信影響最小的人，他們選定了杜魯門。杜魯門是忠誠的民主黨人士，在國會上也堅決擁護通過行政管理法案，他的老家在美國中西部邊境上的州。在與戰爭相關的一次艱難的調查任務中，他領導委員會的表現老練而得體。羅斯福不認識杜魯門，甚至幾乎都沒聽說過這個名字。當漢尼根提出這件事的時候，羅斯福嘀咕道：「對……對……是我讓他領導那個戰爭調查委員會的吧？」當然，羅斯福和這件事沒有任何關係。但漢尼根列出提名杜魯門的很多理由，從政治的角度上看，都站得住腳。羅斯福同意了，就是杜魯門。

這些並非都是「二戰」的產物，社會變革醞釀積蓄已歷經半個世紀。「一戰」、禁酒令、「大蕭條」，以及之後的冷戰，還有核戰爭烏雲籠罩下領袖們的無能為力，這一切都讓人們不再相信權威，無論是國旗還是十字架，無論是美國總統還是家中長輩。然而，從珍珠港事件到戰勝日本之間的幾年具有決定性意義。一方面是由於人們在國家總動員中肩並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階級界限。更重要的是，經濟大權轉移到了普通民眾手中。經濟繁榮之前，美國人尋找產品；隨著戰後消費社會的到來，商品開始尋找人。下層階級的富裕開始於20世紀40年代工資的積累。那時，人們認為花錢大手大腳是不愛國的表現，而且商品匱乏和反通脹控制也都導致不鼓勵瘋狂購物。不過，銀行存款不斷增加讓經濟學家憂心忡忡。1943年夏，美國財政部估算美國國內現金、支票賬戶存款、戰時債券總額達到700億美元。財政部總顧問倫道夫·保羅稱之為「活性炸彈」，考慮到之後其對美國人性格特質和生活質量的影響，這一說法並不為過九*九*藏*書。

但是還有一些疑問無法解答。首先，這裡有個假設，就是有人可以說服羅斯福放棄競選。1940年的競選，埃莉諾就曾再三勸他放棄，但他沒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變化無常。可能今天布魯恩醫生的檢驗結果說明總統已病危，明天他又顯得精力充沛。布魯恩在他的檢查結果與病人的實際病情之間，找不出任何變化規律。顯然，他在大雨中的那次競選活動消耗了他大量精力，在那之後，他臉色不再紅潤，常常食欲不振。但他的血壓卻有所下降（到210/112），肺部也沒有炎症，而且一切跡象表明連他的心臟也非常健康。他在布雷默頓離開驅逐艦的甲板后，就把心絞痛的情況告訴了布魯恩。一小時內，布魯恩就測量了羅斯福的血細胞數值並做了心電圖。結果顯示，一切正常。

這個故事不太可信：什麼樣的母親會在瓦胡島和呂宋島都有兒子？這個故事之所以廣為流傳，是因為它反映了戰時美國自身的問題。的確，戰爭對千百萬美國人來說就是一個寶藏，它帶來了經濟復甦，人們在「大蕭條」時期的夢想成為現實，但這卻讓人們充滿負罪感。當然，人們還沒有內疚到拒絕賺錢的程度——這樣的要求有些過分，不符合人類的本性，而且這並不能幫助參戰部隊。但這種負罪感足以讓他們參加回收廢鐵活動、購買戰爭債券、為民事防護組織服務，以及偶爾請孤獨的士兵喝酒。

在那個年代，許多人常年生活和戰鬥在國外，大眾媒體成為他們的紐帶。背井離鄉的人們幾乎一無所有，媒體讓他們找到了共同點。媒體上的某些內容甜得有些發膩，《白色聖誕》是戰時美國第一首大受歡迎的流行歌曲，這首歌只是表達了顧影自憐的感覺，《我要回家過聖誕節》就更糟糕了。有些歌曲簡直令人厭煩。有段時間，吉米·薩沃和全美國人民都在唱著「一個肉丸子換不到麵包」，這讓很多渴望耳根清凈的人難以忍受。《現在沒什麼區別》和《你是我的陽光》也屬於這一類型的歌曲。整個戰爭期間，尼爾森·艾迪是全美薪酬最高的歌手，這是一個令人失望的事實。然而，百老匯的明天似乎一片光明，《布魯默女孩》、《慈母淚》、《邂逅的愛情》和《迷離世界》進入了他們的流行期。1942年夏，兩個不走運的人——理查德·羅傑斯和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開始試著編排一個陳舊的劇本《丁香綠了》。這齣劇原本只演出了64場，1931年就停演了。《生活》雜誌後來說「Rh因子」把一部失敗作品變成了《俄克拉何馬》！1944年3月31日，這部劇在聖詹姆斯劇場舉行首演。直至1948年停演，共演出2248場，創下了當時音樂劇演出的紀錄。與此同時，一位26歲名叫倫納德·伯恩斯坦的音樂家創作了一部歡鬧的音樂劇《小鎮上》。當時，百老匯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黃牛黨」，這樣的景象15年來第一次出現。

家長們既生氣又困惑。當時的英雄應該是身材魁梧、戴著鋼盔的美國大兵，他們全副武裝，準備登陸敵軍控制的海灘。而弗蘭克，拿當時的一句話來說，就像在避孕套里擠著的樣子。從歐洲逃難到美國的青少年認為他就是個吵鬧的怪胎。一位從德國集中營里逃出來的17歲女孩問道：「就沒有什麼辦法讓這些孩子們恢復理智嗎？他們在派拉蒙劇院外浪費的時間可以用到其他事情上，比方說，幫助打贏這場戰爭。」她的美國同齡人還是繼續尖叫，人們對於辛納屈魔力來源的好奇心有增無減。《新聞周刊》評論道：「從表面上看，辛納屈能成為女性的偶像，這讓人很疑惑。」

交付地點非常不起眼。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5大街與第56大街之間，芝加哥大學哥特式風格的建築上布滿常青藤，向遠方延伸的院牆有一個缺口，裏面是一扇門。門裡面是一個大型壁球場，戰爭爆發以來，這個球場就不再使用。球場恰好在施塔格運動場西邊看台下面。因為學校不再舉辦校際橄欖球比賽，很少有人會到這裏來。11月，就是在這個地方，一個用獨特純度材料製作的超大反應堆在這裏落成。兩家碳棒公司，同國家標準局合作，生產出非常不易與中子反應的石墨。局裡其他科學家連同艾奧瓦州立大學的弗蘭克·斯佩丁教授，進一步優化西屋電氣公司生產的鈾。通過新方法，鈾金屬轉化成一個個小塊，這被人們稱為「斯佩丁蛋」。最後，工程師們將反應堆裝進一個巨大方形氣球內，抽出氣球中的空氣，這樣中子就不會被氮吸收。康普頓博士預計反應堆K係數可達1.04～1.05，其他人則認為能達到1.07。

有一段時間，親近羅斯福的人都十分擔心他的身體健康。那年10月，《時代周刊》報道鼻竇炎是「最令羅斯福不得安寧的健康問題」。其實情況要嚴重得多，他的整個心血管系統都令人擔憂，而在這方面，麥金太爾醫生沒有經過專業的訓練。早在1937年，總統就被診斷為患有收縮期高血壓，更嚴重的是，4年後又患了舒張期高血壓。儘管麥金太爾的這位病人鍛煉越來越少，擔心的事務越來越多，麥金太爾醫生仍然表現得非常樂觀。羅斯福並非公眾想的那樣健壯，那只是醫生做出來的假象。早在1943年，他就兩次被重病折磨：一次流感和一次莫名其妙的感冒（他自己說是北非之行引起的）。從德黑蘭回來后，他又感冒了一次，晚上還會頭痛。他即使前夜睡一個好覺，工作到上午仍會疲憊不堪，有時還會說著說著就睡過去了。有一次他正在簽字，不知不覺就睡著了，鋼筆掉在紙上，弄髒了文件。女兒安娜和秘書格雷斯·塔利都被嚇壞了，趕緊私下找麥金太爾醫生說明情況。醫生說他也同樣擔心，並建議總統去醫院做一次體檢，但一想到要讓自己那個頑固的病人面對如此嚴重的情況，又似乎十分害怕。最後，安娜把事情告訴了母親，埃莉諾則輕描淡寫地告訴羅斯福，他需要去貝蒂斯海軍醫院體檢。1944年3月27日，他乖乖來到醫院，這次為他做檢查的可不只是一個醫生，而是整個醫學專家的團隊。

杜威怒火中燒，總統的話正好刺中了他。從那時起，便有人說，總統競選成為「羅斯福的狗與杜威的羊」之間的較量。似乎羅斯福競選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走得更艱難，總統的政治手段好像被一種隱形而邪惡的力量壓制。這種痛苦愈加強烈，雙方都不好受。西德尼·希爾曼成為共和黨的攻擊目標，他是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簡稱「產聯」）政治活動委員會的負責人，正組織工人們給羅斯福投票。當時，杜魯門將代表民主党參選的消息四起，羅斯福說：「去找西德尼求證。」於是，美國大大小小的廣告牌上寫滿了「去找西德尼求證」、「西德尼·希爾曼和厄爾·白勞德的共產主義分子都登記了，你呢」。在選舉的最後幾個星期里，杜威反覆提到共產主義的問題，要是放在10年以後，這種指控會讓政治家們膽寒，但這是在1944年，蘇聯是美國反法西斯的盟友，這就不一定那麼有效了。

除了黑市裡的商販，以及身處戰略要地的居民（比如底特律人，他們溜到加拿大境內，將繁榮的溫莎市商場里的商品一掃而光，然後帶回國內銷售），大多數國內戰線的民眾只能強迫自己執行禁欲主義，雖然他們並非心甘情願，但也樂意這麼做。的確，美國國內人民抱怨生活還是需要一些勇氣的，尤其是站在當時的戰爭債券海報之下。海報里是一個生命垂危的美國大兵，旁邊一行字寫著「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借出你的錢」。自然，某些物資的匱乏比其他的容易忍受，比如戰時生產委員會從1942年秋至1944年夏停止供應威士忌酒，但除了流浪街頭的酒鬼以外，很少美國人為此感到恐慌。（酗酒成性的酒鬼只能喝奧爾德斯巴德那樣的劣質酒，這種酒是從丟棄的土豆和土豆皮蒸餾出來的；吸煙成癮的人們則絕望地抽佛里特伍德這類沒聽說過名字的香煙。）

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把部分問題轉移。種族主義的病毒正在蔓延。內華達律師協會稱：「我們認為，如果日本佬在加利福尼亞州伯克利很危險，那麼他們在內華達州同樣危險。」愛達荷州州長蔡斯·克拉克跟媒體說：「日本佬像老鼠一樣生活，像老鼠一樣繁殖，像老鼠一樣活動。」阿肯色州州長霍爾姆·阿德金斯跟著也宣布：「對於日本人的習俗，或者說是怪癖，我們的人民不習慣，我懷疑把日本人安置在這裡是否明智。」堪薩斯州州長佩恩·拉特納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車在高速路上行駛，並說：「堪薩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歡迎日本佬。」

只有羅斯福本人知道當時的疼痛，而站在羅斯福背後的布魯恩，絲毫沒有意識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後才得到羅斯福心臟病發。至於現場民眾，只是為聽了一場有史以來最差勁的演講而感到沮喪。那次演說，羅斯福咬字不清、毫無生氣，有時候甚至聽不到他在說什麼。演講內容毫無章法，也沒有任何道理可言。人們聽不出是羅斯福在講話。薩姆·羅森曼聽著廣播，雙拳緊握為他著急。總統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傳播開來。不幸的是，一張羅斯福獃滯懈怠、面容枯槁、臉色慘白的照片更殘酷地印證了這一消息。美國特勤局的麥克·萊利告訴羅斯福，一些記者堅持認為羅斯福是在住院而不在南卡羅來納州。羅斯福堅定地說：「麥克，這些記者就是一群該死的食屍鬼。」

1942年3月，全美國都流傳著一個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車上大聲說道：「打仗以後，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掙的錢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讓戰爭多打幾年。」聽到這些，另一名女士憤然起身，給了她一記耳光，說道：「這一耳光是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兒子打的。」接著又給了她第二記耳光，說：「這一耳光是為我在巴丹死去的兒子……」

與此同時，各條生產線都在加班加點，生產軍需用品，供給蘇聯、英國、英聯邦國家、自由法國和美國自己的軍隊，準備1944年的決戰。生產打字機的工廠轉而生產機槍，汽車工廠則生產轟炸機。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條直升機生產線。另外一個康涅狄格州的工廠坐落於斯特拉特福德城，則生產了6000多架海盜式戰鬥機。單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就為陸軍製造了25507輛坦克。

其中一人是海軍少校霍華德·G·布魯恩，心臟病主治醫師、貝塞斯達醫院心電圖儀部主任。布魯恩對羅斯福的狀況非常震驚：總統發著燒，還受支氣管炎的折磨，已經耗盡精力。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臟擴張，四周血管膨脹起來，血壓也高出警戒線。在檢查報告中，布魯恩指出羅斯福患有高血壓、高血壓性心臟病和心力衰竭，其他醫生也一致同意。他們建議羅斯福好好休息，他也謹遵醫囑，前往伯納德·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的種植園修養。他之前每天要抽二三十支煙，現在減到了五六支，晚餐前的雞尾酒也減量到一杯半了（睡前也不再喝）。他在給霍普金斯的信中寫道，他對假期非常滿意，晚上能睡12個小時，白天就在園裡曬太陽，他在漸漸控制自己的脾氣，還說「讓我忘記其他所有的事兒吧」。秘書露西·拉瑟弗德經常去看望他。

精神病學家和心理學家們認為他們能解開這個謎題。他們試圖用中世紀對舞蹈的狂熱來解釋這一現象，還提到「乳腺過敏」、「母性渴望給飢餓兒童餵奶」、「群體性|愛失落」和「群體性催眠狀態」。一些對弗蘭克持批評態度的人則說得更加直截了當：「他好像不是靠聲音吸引人，而是身上能分泌麝香」，還有「我們認了吧——辛納屈可能是留在國內的唯一一個男人。」最後這句話比較接近事實。女孩可能會為遠在新幾內亞島叢林中的男孩歌唱「他在軍隊是一等兵，在我心中排第一」——但一男在手勝過二男在林。另外，這不像跟一個身體不健全者約會那樣奸詐。這隻是「短襪女孩」們的風氣。

妻子埃莉諾坐在後面的美國特勤局的車裡，心痛不已。她淋不著雨，因為這輛車上有帆布頂棚，而總統的車上也有，她原以為丈夫起碼會撐起帕卡德車的頂棚擋雨。同樣十分擔心的還有拉瓜迪亞和瓦格納，他們兩人坐在羅斯福前面的活動座椅上，渾身都濕透了。傾盆大雨越下越大，總統的披風濕得彷彿鍍了一層銀。比起上一次選舉，他的頭髮又稀疏花白了許多，現在全都濕淋淋地貼在頭皮上，他的夾鼻眼鏡也起霧了，幾乎什麼也看不見。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民為了有幸一睹這個全美最有名的微笑，有傘的撐傘，沒傘的就頂著濕淋淋的報紙，在大雨里哆嗦著等待羅斯福的車隊。而他寧願咬緊牙關堅持行完全程，也要讓全美人民看到他的微笑。6天後，他又在費城巡演，同樣冒著冷雨在敞篷里，一站就是好幾個鐘頭。從那以後，所有報社記者都說羅斯福簡直就是活力的象徵，連反對羅斯福的報社記者都大為驚嘆。

3月30日，從破曉開始，德威特將軍的第20號平民禁令，就像防疫通知一樣被貼到日裔美國人的家門上。撤離是一個迅捷的軍事行動，還沒有學會說話的小孩被貼上標籤，就像行李一樣，運輸卡車開到門口，士兵們在人行道上喊道：「出來，日本佬！」這種號令聲像極了德國士兵的命令「走，猶太人，快走！」。安妮·弗蘭克在荷蘭街道上聽到的就是這種呵斥聲。卡車把日裔美國人帶到15個安置點，其中有華盛頓雅基馬的釀酒廠、帕薩迪納的玫瑰碗球場，還有聖阿尼塔和坦弗蘭的賽馬場。賽馬場是最糟糕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馬廄居住。

這有點兒不合情理，執掌戰爭動員局的吉米·貝爾納斯對此心知肚明。他的辦公室在擁擠的白宮東區，那裡還在裝修。（貝爾納斯的新聞收報機只能放在男廁所里。）生產小東西的工廠多數情況下都在為戰爭機器服務，所以戰時不會生產像遊船、烘烤模和龍蝦叉一類的東西。但那些小東西的庫存沒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國性的大動員必定會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問題。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260.4萬人，都需要發放糖配給證，不能指望發放過程中不出現任何紕漏。錯誤是難免的，但有些錯誤讓人難以置信。有一次，費城配給辦公室忘了給自己發燃料導致其暫時關閉。每個被住房短缺困擾的家庭都聽說過一個故事：洛杉磯發生一起謀殺案，當地記者奇克·費爾頓趕到案發現場，確定受害者已經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處，氣喘吁吁地問房東：「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間租給我？」房東搖搖頭說：「我已經租給剛才過來的警察了。」

總統在芝加哥奉行實用主義，壁球場和埃克特大樓雖然位置近在咫尺，實則遠在天邊。儘管如此，他們其實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努力，那就是把原子彈裝進B-29轟炸機的炸彈艙，這一計劃在31個月後得以實現。格羅夫斯將軍以檢閱「芝加哥大學冶金實驗室」的名義，把這些人召集起來。他們都是美國技術精英，其中有工業巨子，還有來自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他們要靠自己的信念，完成將軍給他們布置的任務。將軍要求他們生產前所未見的材料，而生產目的卻並未告訴他們。技術精英們只知道這個計劃是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而且華盛頓不惜重金。

凱澤和休斯都是天助神佑之人，很快名聲大噪，他們應當作為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為人們所銘記。數千名兢兢業業的高管、上百萬名辛勤工作的工人、一些技術嫻熟的退伍軍人和一些年輕的家庭主婦，一起完成了生產奇迹。美國的資源和自由將他們團結在一起，他們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努力。這是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天威、墨索里尼的雄辯、阿爾伯特·斯佩爾的生產天才都無法比擬的。對於在超音速轟鳴聲中長大的一代人來說，一些「二戰」時期的奇迹看起來稀鬆平常。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航空設計師可能會認為B-17轟炸機技術陳舊，就像「一戰」時的斯帕德戰鬥機或德哈維蘭虎蛾機一樣。但在20世紀40年代，B-17轟炸機是技術上的突破，它的誕生正當其時。時間的流逝可以讓25年前「二戰」中生產的武器過時，卻無法抹去當年奮戰在生產線上的工人們的功勞，他們與克虜伯、菲亞特、三菱工廠里的工人競爭，並最終戰勝了那裡同樣努力的工人。hｔtps://ｒｅａd•99ｃsｗ.coｍ

作為一個病人，他好奇心並不強，從來不問他吃的那些綠色藥丸是幹什麼用的，其實那是洋地黃。布魯恩少校和貝蒂斯海軍醫院的醫生們本可以向羅斯福解釋他的情況，但在醫學院沒人學過怎樣告知美國總統他已病入膏肓。而且，他們軍銜不夠，這在戰爭時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關於病情的所有圖表資料都移交給了海軍中將麥金太爾。貝蒂斯海軍醫院的醫生們以為麥金太爾會把病情轉告羅斯福，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這樣做過。離開南卡羅來納的日子，總統從未像病人一樣休養過——那年，他出行里程達50萬英里，指揮了兩場戰事，還準備再次競選。同時他還要監督（戰爭）後方工作，處理總統桌上大大小小的國事。1944年，他的工作日程表上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馬利·沃德公司、起草美國大兵權利法案、勸說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阿爾本·巴克利收回辭呈、批准按照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個密蘇里河流域管理局、勸說史汀生部長不要退休、提出史無前例的巨額預算案、在紐約市長競選期間到紐約市發表演說、研究保險公司延期償付權問題、簽署一個戰後科學研究項目、跟有關核裂變的秘密工廠中的勞資雙方進行秘密協商、對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擊斃一頭受傷的小牛的軍事法庭判決進行複審，還要從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中選擇一人指揮歐洲登陸戰。這些事要總統親自處理還算合情合理，但極不合理的是，只有總統才能說服海軍部與陸軍部共用五角大樓（海軍將領想要屬於自己的大樓），也只有總統能決定是否取消海軍和陸軍的娛樂比賽。史汀生事後說：「僅憑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事必躬親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害死了自己。」

從羅斯福的外表就能看出，他現在十分疲憊。白宮記者們深知羅斯福不會在1944年尋求連任。羅斯福本人也給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漢尼根寫了信：「我心裏唯一的願望就是回到我哈得孫河畔的故鄉。」但壓力迫使他繼續執掌美國政府，和任何一位總統一樣，他也在思考歷史對他的評價。對於戰後美國的發展，他有計劃，他要像前總統威爾遜忠於國際聯盟一樣忠於聯合國。羅斯福也收到了很多來信，有人在信中說：「在這全世界充滿悲傷、滿目瘡痍的時刻，羅斯福總統請不要讓我們失望，現在是我們最需要你的時候。我從心底里認為是上帝派你來引領我們前進。」還有許多請願書，其中一封有6000多名鋼鐵工人聯名簽署，上面寫道：「我們知道你很疲憊，但是我們不能接受你從總統的位置上退下來。」道格拉斯·錢德勒從第三帝國傳來聲音：「把那個人從一直是白色的房子里趕出去。」此人曾工作于赫斯特報系，后叛逃，在柏林廣播化名為保羅·里維爾。

兩個星期後，在克里米亞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安東尼·艾登發現羅斯福在晚上的初次見面時迷迷糊糊的，精神狀態不好。丘吉爾的醫生莫蘭爵士只看了羅斯福一眼，便認定他的時日已不多。他們的這種印象，和華盛頓方面對羅斯福健康情況的印象湊在一起，就使人們後來形成一種論調：羅斯福這個「雅爾塔會議上的病人」，被狡猾險詐的蘇聯人騙了；他的親友們讓他競選第4任總統，不僅對不起他，也對不起美國。按照共和黨20世紀50年代的說法，雅爾塔會議「出賣」了美國的國家利益。

約瑟夫·保羅·戈培爾曾嘲笑說：「美國人孤立無援，以至於他們必須不停地吹噓自己物資豐富。他們誇下海口，說每天造1000架飛機和坦克，但打仗的時候卻拿不出來，只能連吃敗仗。」戈培爾的話沒有經過大腦，甚是滑稽可笑。美國可以派出1200萬人的軍隊，同時和兩個強大的帝國作戰，建設的海軍規模比敵軍和盟軍海軍加起來還龐大。即使這樣，1939年美國國內消費額仍增長20%。這讓人十分困惑。愛德華·R·默羅說：「我們生活在陽光下，生活環境相對舒適，安全也有保障。『二戰』開始以來，唯有美國生活條件有所提高，未像歐洲國家一樣，被戰爭所困。」埃里克·塞瓦賴德看到，美國國內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為戰爭有所好轉，他警告道：「如果苦難會影響人們的思想，那麼安逸也會。」

對於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學家來說，這樣嚴格的保密措施似乎有些過分。其中某些措施看起來有些荒唐。受到最嚴密監視的人就是羅伯特·奧本海默，監視他的是一個名叫鮑里斯·帕什的人，他身材臃腫，曾經是好萊塢高中的橄欖球教練。美國遠征部隊情報機構把他訓練為對付「共產主義滲透」的專家。奧本海默戰前為自由事業慷慨解囊，而且兩次差點兒娶了舊金山心理醫生珍·泰特洛克博士，珍是一名共產黨員。當帕什聽說這些情況以後，就死死盯住奧本海默。1943年，奧本海默來到珍在電報山的住處，接她一起出去吃飯。他告訴珍由於他要出去工作，所以可能幾個月甚至幾年都見不到他了，但是工作內容和地點都不能告訴她。之後他就消失了。7個月後，由於一直沒有奧本海默的消息，珍在絕望中自殺。那時，帕什一直在暗中監視他們，完全誤解了他們兩個的會面，他認為奧本海默悄悄給共產黨泄露消息。他告訴自己的上司說自己識破了奧本海默的小把戲，要求立刻開除這位物理學家。格羅夫斯回復道，開除奧本海默是不可能的，他說：「不管你搜集到奧本海默的什麼消息，他在這個計劃中必不可少。」

運輸則是另一個問題。1942年2月1日，最後一條汽車生產線轉向戰爭生產，底特律尚餘50萬輛嶄新的汽車。物價管理局將這些車全部徵用，存放在政府倉庫內，有需要者可申請購買。但申請條件非常嚴格，像鄉村醫生這樣的人才有資格。到了1944年7月，也只剩3萬輛，即使在和平時期，甚至是窮困潦倒的20世紀30年代，這些車也只是三天的銷售量。物價管理局又把每月發放定額縮減22%。

11月7日，羅斯福照常和埃莉諾出現在位於海德公園的投票點。他告訴主持官員他是「種樹的」，又莊嚴地確認自己是第251號選民，而後被帶到投票機前。這是他第一次投票，他不知該如何操作，只聽簾幕後傳來拍打機器的聲音，他喃喃自語：「這該死的傢伙不管用！」後來有人指點了他一下，他便順利克服了選舉那天唯一的困難。目前，即使暫時不算國內的軍人票數（他們是羅斯福的強烈支持者），羅斯福也贏得了選票總數的54%。選舉人票數結果是羅斯福432票、杜威99票。阿肯色州的傅爾布萊特和康涅狄格州的麥克馬洪沾他的光成為參議員，海倫·加哈根·道格拉斯和亞當·克萊頓·鮑威爾也進入了眾議院。漢姆·菲什和傑拉爾德·奈都被打敗了，儘管約翰·L·劉易斯在各礦區支持杜威，民主黨還是拿下了這些區的選票。羅斯福興奮不已，不斷告訴選民這次選舉不僅是總統的選舉，也是對美國是否將加入聯合國的投票。這一問題曾如魔鬼般困擾著伍德羅·威爾遜，直到其去世也未可知，現在終於得到了解決。

現在有一件事情他們可以肯定，原子彈是可以製作出來的。理論從最開始就很完備，但要將理論轉化為現實，有一個困難需要克服。理論上，當中子進入鈾235堆之後，鏈式反應就會發生。中子使鈾235中每一個原子分裂出1～3個中子，分裂產生的中子又去分裂其他原子，這個過程不斷延續，直到達到臨界質量。當然，他們不能在實驗室中形成臨界質量，所以使用石墨來減慢中子的速度，以便於觀察反應過程。實驗中，他們發現一些中子偏離，還有一些中子被原子堆「吞噬」。只有連續「幾代」中子數量不斷擴大，鏈式反應才可能發生。這被稱為K係數，也被人們稱為「偉大的K神」。裂變發生需要滿足以下條件：100個中子撞擊100個鈾235原子產生第二代中子，若其中105個中子能夠繼續引發裂變，比例就是105:100，K係數的值就是1.05。第三代中子的數量就是105乘以1.05，反應繼續，直到達到臨界質量。正如威廉·L·勞倫斯所說：「當K係數大於1時，原子堆就會發生鏈式反應，因為中子生成的速率大於消亡的速率。」相反，如果100個中子撞擊只產生了99個，K係數就是0.99，就不足以發生裂變反應。早期實驗中，通過提純石墨，生成率最多能達到0.87。科學家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鈾的純度不夠。阿瑟·H·康普頓博士打電話給西屋電氣公司研發部部長說：「西屋電氣公司多久能生產3噸濃縮鈾？」電話那頭的人啞口無言。當時，全世界的濃縮鈾加起來重量只有幾克。但西屋電氣公司給予的答覆顯示了「二戰」時期美國工業的巨大潛力。鈾產量從一天8盎司猛增到500磅，到了1942年11月，西屋電氣公司已生產了噸鈾。

這位密蘇里州參議員聽到被提名的消息時大吃一驚，說道：「我的天啊！」杜魯門本人甚至都沒有考慮過參選副總統。他向朋友四處求證，直到和羅斯福通過電話，他才肯相信。他極具個人風格地向朋友問道：「為什麼他不一開始就告訴我這個消息？」然後他去找伯恩斯進行政治交易。儘管得到了羅斯福的支持，大會還是經過兩輪投票才成功提名杜魯門。然後羅斯福在聖迭戈的海軍陸戰隊基地通過廣播宣布自己接受了對杜魯門的提名。美國人都在互相問「杜魯門到底是誰」。《紐約時報》稱，杜魯門能被提名是「密蘇里州的第二次妥協。」詹姆斯·E·海傑蒂寫道：「大佬們的勝利。」杜魯門的競爭對手、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約翰·布萊克說：「杜魯門，是叫這個名字嗎？」他撓了撓頭，嘟囔道：「我總是記不得這個名字。」7月31日出版的《時代周刊》輕蔑地把杜魯門稱為「來自密蘇里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灰頭髮參議員」。

與軍人相親時，女孩子們的表現就算不是富有進攻性，也是很主動的。她們把自己的化妝品稱為「戰妝」，這也不是完全說著玩的。年齡較大的女人會更有技巧。沒有法國大設計師的建議，曼哈頓的裁縫們還是模仿了軍隊制服——從一個側面說明女性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軍人身上。當時有一種晚禮服很流行——上面用金錢點綴著空軍的機翼形裝飾物，從臀部開始，繞著胸部上來，一直延伸到肩膀。艾森豪威爾夾克也成為被模仿的對象，作為女性晚禮服的披肩，或有鬆緊腰帶的女襯衫。人們還模仿英國突擊隊的貝雷帽，製成時髦的日裝。無意加入陸軍婦女軍團的女孩子們也戴上類似陸軍婦女軍團隊員的帽子，但上面點綴著金屬小圓片。甚至布料短缺也不能阻止人們對時尚的追求，一種名叫「迪多」的特大連身衣套裝，日間可做便服，晚上則成為睡衣。

反應堆成功指日可待，但又產生了新的問題。之前，有人成功分裂原子，但歷史上還沒人成功實現鏈式反應，所以無法確定減速方法的有效性。「偉大的K神」可能會衝破科學家們設置的限制措施，使整個芝加哥甚至伊利諾伊州被吞沒。為了降低風險，科學家們又用7根鎘條和3根硼鋼棒穿過反應堆——鎘和硼都能消耗大量中子，幫助「弗蘭肯斯坦」們束縛住他們正在創造的怪物。但沒人確定這是否可以成功，兩名年輕物理學家自願組成所謂的「敢死隊」。這兩個人要站在腳手架上，提著幾桶鎘溶液，俯視著反應堆。如其他控制措施無效，反應堆失控，他們就把這些溶液潑到反應堆上。

辛納屈有沒有天賦，就像巴頓將軍扇士兵耳光一樣，成為熱議話題。《時代周刊》說：「辛納屈的聲音成為國家符號，就像約塞米蒂山谷」。而《時代周刊》的姐妹刊《生活》雜誌卻認為，「這個使人神魂顛倒的歌手的每首歌都差不多」，因為他只知道一個調子，那就是葬禮進行曲。《紐約先驅論壇報》引用了國會議員的話，「獨行俠和弗蘭克·辛納屈是美國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誘因」。艾爾莎·麥克斯維爾斥責辛納屈是「音樂文盲」，並建議他的歌迷服用「抗辛納屈素」。甚至他的前老闆哈里·詹姆斯也承認，弗蘭克的新衣服讓他看起來像「一塊濕抹布」。有人對平·克勞斯貝說：「像辛納屈這樣的聲音，一輩子才能聽到一個」。平回答：「確實是，但他怎麼偏偏就出在我這一輩子里了。」

每場偉大的戰爭都會帶來社會的變革，像「二戰」這樣大規模的戰爭，註定會給美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一點。《紐約每日新聞》真的相信美國大兵打仗是為了「回來看球賽，並把油箱加滿」。有時，美國大兵自己認為他們是為媽媽和蘋果派而戰，但歷史沒有這麼簡單。1941～1945年，美國經歷了變革帶來的陣痛，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像美國這樣經歷過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習俗、經濟理論、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別和社會各階層關係都在美國國內展開較量。像基爾羅伊一樣的女子鉚釘工隨處可見，戰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復返。

他們接受了任務。當日，科研團隊就同政府簽訂了合約，但其中的條款非常模糊，這在勞動法中絕無僅有。格羅夫斯答應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支付4億美元，最終開支可能超過20億美元。除此之外，科研團隊幾乎一無所知。少數知道一些機密信息的人被要求絕對保密，甚至不能跟自己的妻子提及。妻子也無法跟科學家談話，因為科學家們已與社會隔絕，他們的家人只知道他們的地址——美國陸軍郵政信箱1663號。

對於逃難的8000名美籍日本人來說，生活充滿恐慌。理髮店窗戶上寫著「日本佬進來刮鬍子，發生意外概不負責」，飯店窗戶上寫著「本店會毒死老鼠和日本佬」。加油站不給他們加油，他們買不到水，甚至不能去公共廁所。5個「二代」來到新澤西州，被一個農場主僱用，一個治安維持委員會放火燒了他的農場，還威脅要殺死他的小兒子。在丹佛，一個日裔女孩找到工作，想加入教會。牧師擋住了她的去路，問道：「在你自己的教堂不是更有家的感覺嗎？」陸軍中將約翰·L·德威特是美國西部防禦司令部司令，也是個解決菲律賓問題的老手，他認為讓日裔美國人遊盪在美國鄉間是愚蠢的。「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說，「不管他有沒有加入美國籍，都沒區別。」

政府不時感到必須採取強硬措施。羅斯福徵用了鐵路，並給鐵路主管穿上上校制服，只有這樣才能讓工程師們回到工作崗位。蒙哥馬利·沃德公司董事長史威爾·艾佛瑞因拒絕服從戰爭勞力局的一條命令，他被士兵們抬出辦公室。［那個星期流傳著一個笑話：「你知道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新產品目錄上寫的什麼嗎？『誰的命令（「訂單」雙關語）我們都聽。』」］戰時人力資源委員會專員保羅·麥克納特將60萬底特律工匠、11萬商船海員和150萬飛機製造場工人「凍結」在西海岸。

羅斯福總統在關鍵時刻振作精神的能力讓人不可思議。艾倫·哲瑞當時是合眾社的記者，參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宮記者宴會，當看到羅斯福坐著輪椅進入會場時，哲瑞感覺羅斯福健康狀況很不好，整個人顯得老態龍鍾。但是在總統退場之前，他仍然「像從前一樣回應記者們的歡呼，因此我們最後看到的富蘭克林·羅斯福，還是頭往上一仰，頓時笑容滿面，舉起手向大家致意，一舉一動和過去的他沒什麼區別」。1944年9月25日，在華盛頓新竣工的斯塔特勒酒店，羅斯福給工會領袖和民主黨黨員發表演說。羅森曼和總統的女兒懷著緊張的心情很早就來到現場。那天早上，羅斯福的健康狀況很差。安娜細聲問羅森曼：「爸爸能堅持下來嗎？如果他講得不好，那這場活動效果會很糟糕。」聽眾也很緊張，因為大家都聽說羅斯福病得很重，他在加利福尼亞州顫顫巍巍的樣子被拍到的那張照片，民眾都看到了；在驅逐艦上無精打採的那段演講，民眾也聽到了。羅斯福坐著開始發言，頭幾個字聽起來有點兒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說法，「彷彿總統只是在動嘴巴，卻沒發出聲音」。但是後來，他恢復過來，發表了鬥志昂揚的演說，簡潔明快，聲音洪亮，就像他第一次就職演講時一樣。

在內華達山脈東部荒涼的地帶，在加利福尼亞州孤寂的歐文斯谷，在加利福尼亞州北部偏僻的錫斯基尤的圖裡湖畔，他們要度過未來三年。在鐵絲網的包圍下，每天晚上強烈的探照燈光都會照進他們的窗戶，他們努力找尋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生活：教育子女、舉辦教堂活動、參加各種活動。幾年下來，他們總共舉辦了2120場婚禮、5981場洗禮、1862場葬禮。

如果已經有車，你還要面臨汽油短缺的問題。不在國防部門工作的普通公民，車的擋風玻璃上都會蓋上黑色的字母「A」，代表一星期可加3加侖汽油。這就給賽車場和汽車旅館判了死刑，只能關門歇業。城市裡流行電車。路程不遠的話，走路也是不錯的選擇，不過即便是步行也面臨著問題，平民一年只能買兩雙鞋。J·埃德加·胡佛報告說，搶劫犯的目標中，鞋子位列第三，僅次於酒和人造纖維。戰爭末期，美國本土出現了千奇百怪的交通工具：馬車、改裝的雙人自行車、優雅的貝克電動車，以及噴氣式的斯坦利蒸汽車，這種汽車最新的一批生產於1925年，斯坦利公司于當年倒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