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4日，漢城（今韓國首爾）再次淪陷。共產黨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將美國軍隊阻隔在朝鮮半島中部的原州，破壞了聯合國軍的整條戰線。麥克阿瑟的第八集團軍新任司令、陸軍上將馬修·邦克·李奇微率領20萬人（半數為朝鮮當地人）對抗40萬中朝軍隊，結果「落荒而逃，自食惡果」，使得遠在華盛頓的國務卿艾奇遜也感到情緒低落。

洛杉磯市議會宣布休會，對麥克阿瑟遭到「政治謀殺，致以沉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亞州、佛羅里達州、密歇根州等地的立法機關通過了譴責杜魯門的決議案。馬里蘭州查爾斯鎮的一名婦女被告知，她不能將把總統稱為白痴的電報發往白宮，於是她便和辦事員一起翻閱《羅格同義詞詞典》，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假才子」一詞。其他地區電報處倒是比較自由，經國會議員同意，將以下選民的電報載入《美國國會檔案》中：我們要彈劾那個低能兒；我們要對白宮那個「豬頭」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議；我們要彈劾白宮中將我們出賣給「左」翼分子和聯合國的猶大；建議去布萊爾國賓館再找出一個希斯；當一個國民警衛隊前上尉撤掉一位五星上將時，彈劾這個上尉完全符合章程；彈劾那個自稱為總統的某某人；彈劾那個堪薩斯城拉選票的小政客；彈劾那條在總統座椅上的熏青魚。

唱著歌的學生分享著父母不知道的歌謠。他們是第一代看著電視長大的孩子，這時公共關係工作者開始談論「形象」，心理學家開始談論「角色」；廣告術語中的「公眾」一詞為「大眾」所取代。20世紀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鐘的兒童廣播，其餘閑暇時間里，他們只能收聽成年人的節目。中產階級家庭中的小一點兒的孩子則聽父母講述他們童年時代聽過的故事，這些故事始終未曾變過：《鵝媽媽》、《格林童話》、《一個孩子的詩園》、《金銀島》、《小飛俠》、《小婦人》和《綠野仙蹤》。在杜魯門任期的最後幾年，這一切都開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製作成動畫片（《木偶奇遇記》《、睡美人》）或被著名表演家珍藏（《小飛俠》、《綠野仙蹤》）的作品外，曾經圍坐在媽媽膝蓋旁聽過的故事已被漸漸遺忘，除了那些不認為講故事和聽故事奇怪的家庭。

然而，並沒有同時公布，冰雹毀了這一切。就在佩斯等待冰雹減弱之際，白宮記者已迫不及待地發布了總統聲明：「我深感遺憾，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已無法全心全意地貫徹美國和聯合國的政策……」此聲明火速傳遍了世界各地。此時東京時間為下午3點，一名副官恰巧聽到了廣播中播送的消息，並告知了麥克阿瑟夫人，然後告訴了麥克阿瑟。而那時，將軍正在同華盛頓州的參議員沃倫·馬格努森共進午餐。

戰爭是殘酷、黯淡無光又令人沮喪的。為了讓它充滿活力，李奇微的參謀給此處的地形取了帶著家鄉味道的名字——「堪薩斯-懷俄明」、「猶他戰線」、「豬排山」、「拳擊場」，這種做法在後來的越南戰爭中演變成各種怪異的叫法：杉林急流戰役、阿特爾鎮戰役等。「二戰」時期那些乾脆響亮的口號如火炬、北極犬、霸王、鐵砧、巨龍、冰山等已經過時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戰爭的恐懼，軍隊的新聞發言人便使用這些委婉的說法，好像戰場名字完全被美國化就能隱藏恐懼一樣。但正如那些無所不在的連環畫和感恩節時戰壕中的火雞晚餐一樣，戰場的名字只能讓士兵更懷念家鄉。

那些不看電視的人（20世紀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較強的知識分子會承認自己擁有電視機）會認為看電視的人莫名其妙。諾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讀者說：「電視晚間的娛樂節目是毒藥，是雜耍，是格鬥表演，這是電視一貫的套路。」馬克斯·勒納認為，電視機是「窮人的奢侈品，因為它可以滿足他們的心理需求」；法官們認為，電視機確實是必需品，不能被債權人所沒收。1954年，冷凍快餐問世，人們再也不必因為捨不得離開電視機而狼吞虎咽了。同年，托萊多市的水電專員有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特定的三分鐘里，水的用量會突然升高。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細緻的調查，才發現在整個托萊多市，電視觀眾會在播放廣告時衝進廁所方便，然後沖水。

這種交易使教師大為震驚。經歷了貧困和法西斯主義而倖存的美國遺產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們寧可用理想去換取貂皮把手的啤酒開瓶器和14K金的賒購牌。他們贊同艾森豪威爾將軍給「知識分子」下的定義：「夸夸其談、言過其實的人」。

總之，好萊塢在這10年生意慘淡。電影業曾在美國國民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如今業績卻一月不如一月。大亨們堅決反對將自己視為珍寶的老電影搬上電視，即使在電視製作中使用電影的方式也無法打動他們。於是，他們只能看著電影城衰敗，最後變成鬼城。

在他們奇怪的特性中，喜好爭論是最嚴重的罪惡。「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擔任何義務，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養。他們的理想不會破滅，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理想。他們不開金口，避免嚴肅地討論，將改革者稱為「假善人」，敬而遠之。在獨立和體制發生衝突時，他們堅定地站在體制的陣營中。他們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們渴望在集體作戰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隱藏會遭人排斥的個性。那些年，有錢的學生開始不修邊幅、衣衫襤褸，以免與眾不同。一名大學游泳隊隊員對里斯曼說：「我對我的競爭對手感到生氣。我有點兒不對勁——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樣與別人精誠合作，而不在乎輸贏。」懷特注意到，學生不再夢想自己創業。他們想為別人、為較大的公司、為他們信賴的人工作。然而，他們對成為推銷員或升職為部門主管則並不感興趣。成為推銷員就意味著面臨競爭，主管則有時必須嚴厲。大四學生經常告訴招聘人員，他們想在人事部門工作，因為他們喜歡與人打交道，他們也喜歡到公共關係部門工作。懷特直言不諱地指出，那是因為他們想在「上班時間內討好每一個人」。

1950年2月，紐約聯邦法庭廢除了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必須與當地電影院簽訂合約而相互約束的條款。電影院老闆再也不用沒看過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送來的影片就進行播放。電影院老闆接二連三地購買影片，並且可向任何人購買。對具有事業心的歐洲人來說，整個美國就是個開放市場。這一決定影響深遠。好萊塢是在保證每部影片都有機會與觀眾見面的基礎上成立的。電影院老闆如果想購買秀蘭·鄧波兒或羅伯特·泰勒主演的電影，就必須購買一定配額的二級影片和實驗電影。結果是，電影院同時放映兩部影片或「一些精選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電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觀眾口味，一顆新星便就此誕生。現在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了。1950年以後，即興將兩部影片同時放映的風險太大。電影院老闆有權拒絕無名的影片，讓電影製片人和發行人損失慘重。結果，太平洋岸邊的大亨將一切力量投入拍攝宏大的電影中，如果失敗了，損失會超過百萬美元。

在華盛頓國家機場，麥克阿瑟受到了17響禮炮和聯席參謀長們的歡迎，他們贈給他一套銀質茶具。當時還出現了尷尬的場面：他不知道參謀長們在他撤職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對他們十分熱情，但是對總統的代表、杜魯門國民警衛隊的老朋友卻十分冷淡。哈里·沃恩嘟嘟囔囔地溜走了，這下這位英雄才凱旋般地穿過30萬華盛頓人夾道歡迎的隊伍。4月19日中午12點30分，最值得紀念的時刻到來了，全美聽眾從廣播中聽到眾議院門衛宣布：「議長先生，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到了。」

在開羅，穆罕默德·納吉布將軍和迦瑪爾·阿卜杜爾·納賽爾上校召開軍官會議，廢黜法魯克國王，宣布埃及共和國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長到16歲。康尼·麥克已經92歲了。在奧地利的蘇聯佔領區中，艾森豪威爾的《遠征歐陸》一書因被視為「法西斯文學」而被沒收。以阿肯色州眾議員伊齊基爾·蓋辛斯為首的眾議院某委員會展開調查下流文學的運動，於是帶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斷向他們湧來。五星上將切斯特·尼米茲向特克斯·麥克拉里和金克斯·福爾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總會暈船」。

在過渡階段來臨前，電影是社會的聯繫者。電影吸引了各個年齡段的觀眾，沒有種族歧視——除了黑人，但甚至他們自己也沒在意。電影穩固了家庭紐帶，提醒人們遵守共同的價值觀。戰時拍攝的電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國清教徒的美國人、異教徒和美國少數種族一同工作，給美國這個「大熔爐」增加暖意。此外，好萊塢還是社會的良師益友。影迷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明星的行為。例如，電影中不能表現男女同床的畫面，因此海斯辦公室和之後的布林就改變了睡床行業中床的樣式；在電影中，連最輕微的污言穢語也不能使用，據說這有助於保持社會語言的純凈。另外，雖然當時沒引起廣泛重視，但過渡期前拍攝的面向普通大眾的影片還是為國家提供了共同的話題。在20世紀70年代，互不相識的中年人可以談論《費城故事》、《叛艦喋血記》或他們記憶中寶貴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後，他們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話題。而他們的孩子缺少的正是這一點：尼克鬆執政前期，沒有一部電影能與美國生活相聯繫。

他們該選擇什麼節目呢？一些早期的電視節目相當不錯。1950年3月，美國廣播公司推出的《歐洲十字軍》成為第一個贏得皮博迪獎的紀錄片；第二年，默羅的電視紀錄片《現在請看》獲此殊榮；第三年，阿利斯泰爾·庫克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每星期日下午帶著為時一個半小時的《時代列車》節目進入人們的起居室。其他頻道的節目也很精彩：吉米·杜蘭特雖然粗俗，卻十分風趣；維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個迷人、快樂的丹麥小夥子；富爾頓·希恩主教雖然油腔滑調，但頗有學問。無論按什麼標準衡量，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出品的歌劇都是最優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飛哥好年電視劇場》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聯合推出新晉優秀劇作家的生活劇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馬蒂》。在眾多主持人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默羅仍然高居榜首，但觀眾們也收聽美國廣播公司的約翰·查爾斯·戴利或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約翰·卡梅倫·斯韋茲主持的節目（「現在是全球要聞時間，請看報道」）。戴維·布林克利也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任職。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與布林克利組成了著名的新聞廣播小組。默羅退休后，他們成為最受歡迎的主持人。

這是普遍認知取得的勝利，但只是鬥爭的開始。「超人」們與美軍預備役少將劉易斯·斯特勞斯結成盟友，斯特勞斯是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的5位理事之一（其餘4位為反對派）。他們還爭取改變其他人的看法，如國防部長路易斯·約翰遜、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兩院聯合原子能委員會成員以及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保羅·尼采。「超人」們認為美國的威望應歸功於美國科技的優勢，如果蘇聯製造出第一枚氫彈，美國將大失顏面。1950年1月13日，奧馬·布雷德利決定支持「超級彈」研發計劃，其理由是，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軍備競賽中讓蘇聯哪怕是暫時得到好處。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麥卡錫主義開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諾后4天，支持氫彈製造者的第二個刺|激因素從倫敦傳來——福克斯被指控叛國。人們難以斷言福克斯究竟知曉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學界最高級別的會議，因此美國政府在心情上正處於過度反應的狀態。1月31日，由國務卿艾奇遜、國防部長約翰遜和美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利連撒爾組成的三人特別小組在行政大樓開會，再次討論了熱核應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對意見的利連撒爾在表決中被擊敗。當天下午，杜魯門總統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國原子能委員會研發氫彈或「超級彈」。

她噁心作嘔，而他卻繼續說：

《閃閃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運兒》和木偶戲《與斯納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傳媒中不那麼令人反感的倖存者，一般節目的水平則比較低下，贊助商對好節目漠不關心。在《電視指南》的調查中，家長支持《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節目，卻因其在尼爾森和胡珀收視率調查中成績不佳而被停播。伯爾·蒂爾斯特朗的《庫克拉、弗蘭和奧利埃》木偶戲雖然長期播放，但最終被倡導暴力的節目，如《電視上尉》、《天空之王》、《年輕宇航員》、《半夜船長》和《超人》等壓制。「超人」的扮演者喬治·里弗斯在加利福尼亞州開車撞到石牆，撞破額頭后，看見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這樣，他的影迷還是繼續幻想他無堅不摧。

之後的5年，經銷商平均每年售出500萬台電視機，這一數據持續走高，直到美國88%的家庭（4000萬戶）擁有電視機，其中13%的家庭擁有兩台或以上的電視機，有的家庭甚至有6台電視機。1949年，收看電視節目的農場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項研究發現，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電視上的平均時間接近30小時。調查可準確估計美國高中畢業生的時間分配——他們花1.1萬小時上課，1.5萬小時看電視。隨後，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國人花在電視上的時間比花在工作上的時間還要多。

之後，大概是為了區別乾淨正派的美國人與以死亡和暴力為宗旨的信徒，邁克告訴一名女俘虜，如果用一支塞滿泥土的槍殺她，會發生什麼事：

接著，春天來了，一切都變了。4月11日，杜魯門為他們帶來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魯門解除了麥克阿瑟的職務，讓大辯論演變為更大的辯論，觸發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日作戰勝利日到12年後達拉斯事件之間，美國最讓人大動感情的震蕩。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紀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鰭型汽車后擋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樣，成了當時的時代特徵。死寂籠罩著大學校園，自由主義變得疲憊無力、枯燥乏味。校園中沒有憤憤不平的年輕人，沒有燃眉之急，沒有戰鬥熱情，只有一小股極右反對分子的吵嚷聲。只有少數「垮掉的一代」才會提出抗議，而他們也像同齡人那樣對理想主義和爭論退避三舍。對於大多數人，「搶短襯褲」（指大學男生突襲女生宿舍以奪取女生襯褲為戰利品的胡鬧活動）或「硬塞」活動取代了具有社會意義的行動。在「硬塞」活動中，大學生盡量擠進一個狹小的空間，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輛大眾牌汽車內塞進40人，或一個戶外電話亭內擠滿12人。在加利福尼亞大學弗雷斯諾分校，學生們將電話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區，7名志願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進其中。

電影製作人正處在痛苦的過渡階段。美國的道德觀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許。對於無害的《嬌娃春情》，《時代周刊》的評價是：「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穢的美國電影。」製片人繼續拍出符合大眾娛樂的電影。電影必須吸引某一特定社會群體這一理念還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晝夜搖滾》獲得首次成功，即使這樣，美國大部分青少年也對此無動於衷。這部電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為一種全球現象出現的搖滾樂首先源於英國，在那裡，「二戰」以來的動亂造就了第一個自發組成的青少年團體。當年9月，電影引發了3000名搖滾青年的騷亂，於是12個英國小鎮的議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禁播該片，並在放映該片的影院外布滿了警戒線。搖滾青年的髮型特別引人注目，當時美國青少年男孩的髮型仍是中規中矩的平頭，但搖滾青年們的頭髮很長，梳在腦後。這個髮型可追溯到戰時的洛杉磯，它被叫作「鴨屁股」（當然不能在男女混雜的地方叫）。他們那時還沒有將頭髮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後的事了。

當聯邦調查局特工公然到學校進行安全檢查，校董會又要求學生宣誓效忠時，大學生在這種情況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幾乎人人如此。斯蒂龐克-帕卡德汽車公司董事長保羅·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黨人，他卻是一個例外。在其他任何時代，霍夫曼關於自由的見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時能強烈地堅持己見就很不尋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學演講后，一名學生問：「你認為像我們這樣的學校，應該學習共產主義嗎？」霍夫曼回答說：「當然，我認為我們應該了解什麼是共產主義，這樣，我們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國人，就會知道為何共產主義會對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脅。」學生說：「我與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時此地發表這樣的言論十分危險。」事實上，霍夫曼說這樣的話也不是沒有一點兒危險的。他受到了監視，當他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支持下，爭取到去印第安納州波利斯市演講的機會時，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設法讓他無法使用室內戰爭紀念館。而事實上，他此次的演講主題為「自由企業」。

當然，在任何一代學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數善於表達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紀20年代，並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數人能駕駛斯圖茲熊貓牌轎車。20世紀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或為和平舉行罷課。但在50年代卻難以找到能言善辯之人，難以找到可擔任領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學足球隊選出兩名隊長或輪流擔任隊長，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的鑰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學生們似乎鄙視「領袖」這一概念，而將他們稱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發現他們其實毫無特點可言。關於這種人的美德，威廉·懷特曾在《有組織的人》一書中闡述為「表現並不突出，熱情並不過分」。校園裡「面面俱到的人」認為領導源自集體，進步在於所謂解決問題的會議，因此他們沒有必要進取鑽研和富有想象力。關鍵是，他們懷疑個人主義。尋求個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須以犧牲他人為代價。個人愛鬧矛盾，製造麻煩，危害集體榮譽，大家都想遠離他。

少數熱心的社會學家試圖找出其中的意義。他們認為，「硬塞」活動只是把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戲劇化，學生本身並沒有錯。他們自己也知道這一切毫無意義，鬧過之後，他們仍會排隊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試。他們耐心地等待著一切，因此到校園參觀的人開始對他們的溫順議論紛紛。漫畫家將學生描繪成布魯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裝，羅伯特·弗羅斯特對學生「缺乏果決能力」深表憂心。一位紐約市立大學的女校友返校參加社交集會，震驚離去——女生們談論的話題永遠是自己未來在郊區的家庭，以往該校的學生則一直認為這是高貴的女子學校女生的典型行為而對此嗤之以鼻。來自牛津大學的辯論競賽者參觀美國大學校園時，驚奇地發現，自由企業不僅是一種經濟制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普林斯頓大學一位戴眼鏡的三年級學生問奧托·巴茲教授：「有什麼事值得進行一場運動？」在哈佛大學，戴維·里斯曼描述對學生的不滿時說：「當我問這些學生，他們能為這些事幹些什麼時，他們竟然對自己還能有所作為的想法感到驚訝。當我建議，事情發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們可以組織糾察隊時，他們還以為我在開玩笑。」

但這些民防運動多少有點兒不切實際。對最有事業心的企業家來說，最具決定意義的是修建家庭掩體。1951年1月，洛杉磯一家建築公司為它修建的第一個家庭掩體舉行破土儀式，以鼓勵人們修建家庭掩體。一位有三個孩子的母親魯思·科爾霍恩夫人在電視台攝影記者面前正式鏟了第一鍬土。她簽訂合同，花1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體，內有色彩亮麗的混凝土牆壁、草綠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門巧妙隱藏的儲藏室和一個輕巧的蓋格測量器。她興高采烈地告訴電視觀眾：「我在夏天就做了許多罐裝水和罐頭，這將是一個不錯的儲藏室。」略微思考後，她接著說：「我將把這個地方打造成孩子們玩耍的樂園。」

1949年9月23日，蘇聯試爆原子彈成功，這一消息成為美國發展新式核武器的轉折點。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發展聚變炸彈最終戰勝了一切反對意見。首先，他們發現列寧格勒（今俄羅斯聖彼得堡）的物理學家早在1932年就探討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爾瓦雷斯和歐內斯特·歐·勞倫斯對此深信不疑，轉而支持特勒，他們三人成為科學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腦特勒的最強反對聲則來自愛因斯坦、奧本海默和哈佛大學校長詹姆斯·科南特，這三人是美國科學界響噹噹的三巨頭。因此，即使雙方在別的方面勢均力敵，反對派也應該輕易就穩操勝券，開始時也確實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在華盛頓開會，權衡是否該支持研製熱核武器。如果在一個大城市投放一枚氫彈，該城市80%～90%的人會立即死亡。因此，他們對此持否定意見。除道德理由外，氫彈製造昂貴而複雜，這也會使阿爾伯克基生產原子彈的速度減緩。而且，即使證明氫彈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氫彈的蘇聯目標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而這兩座城市用裂變物質就能毀滅。

再唱道：

氫彈在殺傷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極，其破壞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彈的25倍乃至1000倍。原子彈的能量源於核裂變，分裂鈾原子；氫彈的能量源於核聚變，聚合氫原子，這也是太陽發光的過程。在極高的溫度下，才能實現聚變，因此氫彈又叫熱核武器。人們早已從理論上得出其實現的可能性，但在廣島慘劇后，原子物理學家對談論這種可能性都敬而遠之。假設的新炸彈被稱為「超級彈」。一直以來，《原子科學家通報》都隱晦地提及「超級彈」，但從未加以定義。他們認為，世界上越少人了解「超級彈」越好。

塔夫脫抗議道，這樣會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難以捉摸」，但辯論就此結束，他失敗了。詹姆斯·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道，艾森豪威爾擁有艾奇遜不具備的東西——「國內的政治支持」。此外，他還有「共和黨的支持，而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麥卡錫進入西弗吉尼亞州以來，國務院最缺少的東西」。惠里的決議案被否決了。4月4日，國會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個師到歐洲駐紮。國會告誡總統，沒有「國會進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軍隊，但如今已無法阻止杜魯門了。

喬·阿多尼斯因預謀破壞新澤西州的賭博法，被捕入獄。密蘇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紅河洪水泛濫，造成3人死亡、10萬人無家可歸，估計損失達3億美元。眾議院一個委員會調查「二戰」期間1萬名波蘭軍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殺的真相時，認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應承擔責任。統治玻利維亞的政審會議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亂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獨立的《新聞報》。南非最高法院宣布將有色人種投票者另列名單的法律無效，而總理丹尼爾·馬蘭則宣布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凱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一書的手稿，醉酒後打了一個警察，後來他說「這是他過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造成的」。印第安納州假釋委員會假釋了戴維·斯蒂文森，他曾是該州三K黨的龍頭老大，也曾是20世紀20年代殘暴的殺人狂魔。道瓊斯工業指數維持在206～236。人口調查局報告，自珍珠港事件以來，美國的空調數量已增長了三倍。

馬丁是眾議院中的共和黨領袖。在國會中，有些人將麥克阿瑟看作友好的駐外統治者，馬丁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個則是密歇根州共和党參議員霍默·弗格森，他居然建議派國會議員去東京，以便從麥克阿瑟處了解美國政策的目標，以及實現該目標的途徑。眾所周知，馬丁是杜魯門的激進批評者之一。麥克阿瑟必定了解，這封信的唯一結果就是招來麻煩。4月5日，馬丁在眾議院宣布：「我有責任將我從一位偉大而可靠的人士那裡獲得的消息告知美國民眾。」此消息就是，麥克阿瑟對美國政府進行了全面攻擊，並要求中國國民黨部隊進駐朝鮮前線。那天晚些時候，倫敦傳來消息，麥克阿瑟與英國陸軍中將馬丁會面時，公開做出了同樣的聲明。當晚，艾奇遜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的內閣會議后，總統要與他和馬歇爾將軍進行商討。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們即將討論的主題毫無懸念。」

不久前，《廣播日報》公布了1950年的媒體獎項，從中可看出，廣播和電視這兩大巨頭仍勢均力敵：

美國的這一代人仍在為「二戰」取得的勝利激動不已，又因近來順利登陸仁川的奇迹而沖昏頭腦，他們不可能平靜地接受這種僵持的局面。對於大部分美國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標以避免無休止的戰爭）就像異教邪說，聽來令人生厭。《生活》雜誌的一篇社論表示，要拒絕與蘇聯共產主義「共存」，說那是「政治哄騙」，是「致命的謬論」。「院外援華集團」對美國政府不願入侵中國東北不屑一顧，認為它們是在「姑息」，極端保守的共和黨人則認為艾奇遜號召克制的做法幾乎等於叛國。

1950年，默里·羅斯寫道：「極少數年輕人能與積極奉獻的人共同努力，並與他們為實現人類的最高目標而共同奮鬥。」《生活》雜誌為了找到能使年輕人興奮的方法，請他們列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喬·迪馬吉奧、麥克阿瑟、貝比·魯斯（著名棒球手）、羅伊·羅傑斯（電影演員）、克拉拉·巴頓（美國紅十字會創始人）、薇拉·埃倫（電影演員）、弗洛倫斯·南丁格爾、多麗絲·戴（歌手）和伊麗莎白·肯尼修女。這與他們父母的選擇幾乎一致。在新的10年間，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國人受父母一輩人的價值觀影響極大。威斯康星大學的威廉·奧尼爾認為：「美國中產階級致力於個人安全，從而造就了具有強烈中年人價值觀的一代年輕人。」過去，我們有把握假設一個年輕人的政治觀點起初在「左」翼，之後隨著年齡增長，會逐漸轉到右翼。但現在可不敢保證了。20世紀50年代，大學生的政治觀點從正中間開始，並一直停在那兒。

電視節目的道德標準與好萊塢的電影一樣無法捉摸。貓王的骨盆和費伊·愛默森大開的領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主席戈弗雷發人深省的話語卻被看作「馬車夫的幽默」。當諾埃爾·科沃德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劇院》中仍保留在《歡樂精靈》中出現的「渾蛋」等不文明用語時，《時代周刊》發表評論說：「上星期，觀眾在電視上聽見了最猥瑣和最不敬的話。」網路監督者經常找格勞喬·馬克斯的麻煩，傑瑞·萊斯特的古怪行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節目還是在悄無聲息中通過了審查。從某種程度上看，審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誰開刀的問題。有獎問答類的節目幾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穢語。但是，當反共分子創辦了一家名為AWARE的公司並抹黑約翰·亨利·福克（像威爾·羅傑斯一樣喜歡講俏皮話）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迅速解僱了他。福克必須提起公訴才能恢複原職。6年後，他贏得訴訟，但誹謗者卻沒受到任何懲罰，其中包括《贏得所有錢》的節目主持人克萊頓·巴德·科利爾。

全美觀看電影每星期人數統計表明，約4500萬人不再看電影了。寬銀幕電影曾引起短暫的轟動，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闆關閉包廂，解僱員工，親自去叫賣爆米花。不久，電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終，不少電影院關門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齡球館、超市、銀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諷刺的是，在曼哈頓，電影院改建成了電視演播室。在大都市周邊和小城市中，電影院早已布滿灰塵，成為老鼠聚集之地，最終成為火災隱患，有礙觀瞻。由於電影院大門很容易撬開，於是也成了流浪漢藏身和情人們約會的地點。銀幕上曾上演保羅·穆尼為阿爾弗雷德·德萊弗斯辯護，加里·庫珀寧願遭受折磨也不願泄露騎士的行蹤，此時這裏卻到處都擺滿空酒瓶。查爾斯·布瓦耶在這裏乞求赫蒂·拉瑪爾與他私奔逃離卡巴斯，伯納黛特飾演的詹妮弗·瓊斯則在這裏受到聖母瑪利亞的召見，如今，走廊到處扔滿了煙頭、衛生紙和用過的避孕套。

20年後再看這番話，會發現它是很有預見性的，但當時人們並不這樣覺得。那些曾因稱讚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傢伙似乎是對的。政界中幾乎沒人意識到，1945年8月6日，國際政策的一切結構開始崩潰。那天扔下的第一顆原子彈成了革命性行動。而外交關係和軍事聯盟的全副武裝，乃至於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歲老將軍頭腦中的軍營小調那樣，既過時又毫不相干。只有人們相信有必要動用陸軍和海軍時，陸軍和海軍才有價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動被看作不可思議，那麼一切基於此的假設都會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彈時代，軍事手段仍可能解決小國間或小國與大國間的爭端，但對於大國間的爭端則一無是處。英國一位軍事分析家約翰·斯萊瑟爵士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說：「我們最終發展到這一步，戰爭作為實際推行政策的工具（我們這一代曾經歷世界大戰）已經自行廢除了。」「艾諾拉·蓋伊」號飛到廣島、「偉大藝師」駛向長崎，表明超級大國間的戰爭比最殘暴的斯皮蘭小說或最令人作嘔的連環畫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還沒有任何事物可以驅散這可怕的蘑菇雲。相反，原子彈規模越來越大了。

如果這些節目具有代表性，那麼美國人的生活質量應該逐漸上升才對，然而事實並非如此。誰該為索然無味的電視節目負責呢？那些有興趣監管電視進展和有足夠判斷能力的人為此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沒人應該負責。根本沒有足夠的人才來填補所有的空余時間，而等待著的觀眾數量巨大，只有所謂的陳腔濫調才能滿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樂聽眾的是這樣的內容：

此次討論在以胡佛-塔夫脫為代表的共和黨人和以杜魯門-艾奇遜為首的民主黨人之間產生了本質上的分歧，但這還遠非黨派之爭。約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黨人，參議員喬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黨人，兩人都認為在國會不支持的情況下，總統不得派遣士兵出國。另外，共和党參議員洛奇和諾蘭則認為，參議院在原則上已支持北約，因此杜魯門能派出軍隊以實施計劃。托馬斯·杜威、厄爾·沃倫、哈羅德·史塔生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約。最後，一位未來的共和黨總統的證詞決定了辯論的結果。

戰前的孤立主義正經歷著一場不同尋常的改變。12月，33個師的中國軍人開始湧入麥克阿瑟的防護網。兩名孤立派曾公開表示要對朝鮮的遠征軍置之不理。12月12日，約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發表的演說中呼籲美國人：「做好你們自己分內的事，只在家園遭到威脅時再干涉。」12月17日，前總統胡佛聲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與共產黨軍隊進行的全球衝突中，美國軍隊不會永遠處於上風，但美國空軍和海軍可以控制海洋，保衛美國。他告誡美國人要安分守己，同時要餵飽「世界上飢餓的人民」，以及貫徹他解決國家危機不變的政策——平衡預算。

「放射性塵埃」這個危險的詞開始進入人們日常生活的語言，它暗示炸彈造成的死亡圈的擴大，標志著「戰爭」整個概念的改變。另一個意義重大的新詞是「過度毀滅」。氫彈被改良為「裂變-聚變-聚變」炸彈（FFF炸彈）——在原子彈爆炸和燃料聚變的基礎上，再加上彈殼的聚變，放射性塵埃的覆蓋範圍增加到300平方英里。

《年輕的宇航員》像赫白龍·卡西迪一樣老生常談，《我最愛的丈夫》像奧奇和哈里特一樣愚蠢，《世界轉動之時》和《夜之邊緣》則像海倫·特倫特一樣花哨。電視節目好比「天下烏鴉一般黑」。星期日晚間時段不是《第一影室》與《飛歌好年電視劇場》的較量，而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埃德·蘇利文與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史蒂夫·艾倫之間在晚上8點的競爭。蘇利文簽下當時最貴的明星嘉賓貓王而拔得頭籌。貓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車司機，他最令人難忘的歌詞是「去吧……去尋找愛情」。為了讓貓王上三次蘇利文的節目，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不惜花費5萬美元——這筆錢在當時可以購買許多嚴肅電視劇劇本或紀錄片。

人們開始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比弗洛奇湖中開採鈾，據說這是北美儲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獨立的印度尼西亞的總統蘇加諾在參觀位於伊利諾伊州的林肯墓地時，人們聽見他不停地自言自語道：「我愛美國人！」紐約紐瓦克機場在兩個月內發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后關閉。而英國哈維蘭彗星型客機從倫敦飛往約翰內斯堡，6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時，從而開闢了世界上第一條噴氣式客機航線。國務卿迪安·艾奇遜仍然忠實于螺旋槳飛機，他乘坐「聖牛」號，花14小時橫渡了大西洋，並稱讚它是「偉大的飛機」。中央情報局的報告稱，蘇聯打算在美國外交官的雞尾酒中加入調好的迷|幻|葯，該葯會令人產生古怪的行為。1952年，路易斯·拉薩尼亞博士將該藥用在幾位波士頓志願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藥效發作后的表現。他發現，一個人的性格越不穩定，對迷|幻|葯就越敏感。威利·薩頓被一位服裝銷售員認出來后，在布魯克林被捕。當被質問為何搶劫銀行時，他回答：「因為錢在那裡。」

當時，美國上下都知道了兩人之間的爭論。威克島戰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卻。12月初，麥克阿瑟開始在報紙上中傷總統，將言辭激烈的信件寄給《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周刊以及合眾社社長。杜魯門後來表示：「我本應該即刻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然而，杜魯門只是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警告麥克阿瑟，未經華盛頓同意，「不得擅自發布有關政策的言論，不得召開記者會或公開講話」。聖誕節后，總統寫信給麥克阿瑟，對其才能大加讚賞，同時委婉地提醒他，「就擴大敵對區域而言」，總統有責任「謹慎行事」。為確保麥克阿瑟明白這一命令，聯席會議的兩名首長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於1月12日飛往東京，在總部大樓將信交到麥克阿瑟手裡，並告訴他，如果他需要，他們會做出說明。麥克阿瑟說不需要。接下來的兩個月內，麥克阿瑟不見任何記者。用國務卿艾奇遜的話說，麥克阿瑟「蓄意破壞政府的行動……破壞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動，這是對總司令的公然反抗」。

當時，美國家庭每天看電視的平均時間為4～5個小時。路易斯·克羅嫩伯格認為，汽車曾誘使人們離開家門，而電視機則將人們帶回家裡，但後者逐漸摧毀了家庭生活：

如今，冷戰的溫度已降低到北極的水平。共產主義和自由世界之間的緊張局勢主宰著世界事務。它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污染：小說、戲劇、電影、雜誌里隨處可見它的身影；報紙的連載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爾布里克的《我過著三重生活》講述一位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曾當了9年的共產黨員，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有500多家報紙刊登了這個故事）；廣播和電視上也不斷播放著這樣的局勢；辛辛那提的棒球紅隊曾一度更名；社會科學的老師如果不罵這些「共產主義奴隸」的邪惡罪行，就會面臨被解僱的危險；那些反共產主義的狂熱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講費用，列舉厭惡共產主義及其跟隨者或「左」傾分子的理由，會具有極強的說服力，他們還因此被授予了美國最高的獎項。

新情況隨之產生：完美的武器必須由完美的工具運載。20世紀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動化技術還沒有完全脫離人為因素。建設美國核工廠的責任將由戰略空軍司令部承擔。該司令部有27萬人，駕駛著B-29轟炸機不斷在全球穿梭，確保即使美國被毀滅，他們還能進行毀滅后的復讎。戰略空軍司令部一點兒也不吸引人，每名飛行員都要攜帶著比「二戰」聯合空軍突襲時扔下的還要多的炸藥。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將軍高舉宣傳牌，宣布「和平是我們的事業」，並將爆炸聲稱作「自由之聲」，將年度演習稱為「世界轟炸冠軍大賽」。演習中，將由配備雷達的火車記錄誰擊中什麼目標。但將軍和飛行員也是人，正因為如此，他們不久就會被淘汰。

這是勞倫斯·衛爾克、蘇西·帕克、拉夫連季·貝利亞和阿爾貝特·施韋澤的時代，這是「超級彈」和索爾克疫苗的時代，這也是奧威爾式絕望和魯瑟式希望的時代。克里姆林宮中坐著一位「二戰」的勝利者，他有一個頑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宮中坐著「二戰」的另一位勝利者，他的下巴同樣頑固，並且也缺少幽默感。對於兩國的公民來說，對方的領導者不久就會低頭——也許是通過武力手段，這一點比水晶還要清晰透明。雙方都認為，自己的內政基本定型，隨著時間流逝，變化也不會太大。他們都不信任知識分子，卻都擔心下一代的成長。華盛頓熱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宣傳國家鼓勵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蘇聯的情況與之相同。https://read.99csw.com

如果別人看見了革命的影子，他們會隻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繪出輪廓，自然會有人賦予其血肉。想想這一代人當時自願閉口不談的感覺十分有趣，他們雖然年幼，還無法評價「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這種神秘性必然會在他們思想中某個陰暗角落留下記憶和言語所不能及的影響。1951年盛夏，在這個10年剛剛拉開序幕時，新澤西州梅普爾的馬克·拉德年僅3歲；曼哈頓的馬里奧·薩維奧和凱西·布丁，一個8歲，一個7歲；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休伊·牛頓10歲；艾奧瓦州道奇堡的琳達·蘇·埃文斯8歲；紐約的凱瑟琳·普拉特·威爾克森6歲；伊利諾伊州德懷特的黛安娜·奧頓9歲。

這種觀點與抗議行為格格不入。對於教授而言，反對麥卡錫主義是當時最為激|情憤慨的事，但學生們卻無絲毫興趣。麥卡錫在校園沒幾個支持者，但也沒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學生認為這件事很乏味。在各個領域，包括神學、新聞學和法學，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學生對於職業的選擇卻有了極大的變化。如今最熱門的職業要數工商管理了。20世紀40～50年代，曾經最受歡迎的人文科學已開始沒落，以至於不到30%的人會主修基礎學科。職業培訓受到年輕人的追捧，而工商業是最受歡迎的職業，因為學生的「投資」會得到最高利潤的回報。20世紀40年代末期，美國只有19.4%的大學生主修工商專業，到1955年，主修該專業的人已佔大多數。

民團迫害、新式熱核武器帶來的恐懼、父母講述「大蕭條」的故事，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當然，這一代也有能言善辯之人。普林斯頓大學的奧托·巴茲在《紐約時報雜誌》上表示，這一代人的長輩們對他們判斷錯誤。他說自己的學生不過是小心謹慎而已。他認為，指責他們缺少政治上的戰鬥精神是錯誤的：「將來會證明他們正是講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而這是美國在國際和國內生活中，長久以來就需要的。」這樣的讚美軟弱無力，沒有得到回應，也沒能經受住時間的考驗。賓夕法尼亞大學一位更為著名的學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價值觀表現在背離美國傳統上。他說，儘管學生們高度讚揚真誠、誠實和忠誠，但他們在「學術上的誠實標準一般都很低，在許多重點院校，有計劃的欺騙都成了司空見慣的事」。他覺得學生的享樂主義和反智主義表明他們已拋棄了清教徒的傳統，他認為這些學生「也許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驅，但在本質上卻是世俗的（名義上是宗教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卻是融入集體的）社會的引路人」。

許多科學家認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奧本海默作為代表說道：「從一些粗淺的意義上來說，粗俗、幽默、誇張等方式也不能將其消除，物理學家知道什麼是罪惡，這是他們不會喪失的知識。」《原子科學家通報》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個時鐘，指針指向11點52分，現在指針已指向11點57分了。在康奈爾大學教授漢斯·貝特的帶領下，12位資深物理學家發表聲明，指責杜魯門的決議。他們表示：「我們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權力使用這種炸彈，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炸彈已不再是戰爭武器，而是毀掉整個人類的手段。其使用違背了一切道德標準，違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無疑問，他們是真心誠意的，但貝特的憤怒只是短暫的。不到5個月，朝鮮戰爭爆發，這對反對者的決心是一次考驗，同時他們也受到了新方案對科學家好奇心的挑戰。朝鮮戰爭動搖了貝特，他認為愛國主義要求他摒棄自己對氫彈的反對意見，並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極大精力是成功研製氫彈的主要原因。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隻是滿足他們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鮮戰爭一周年紀念日當天，特勒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學院對幾位優秀的同伴發表講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記錄了此次討論情況。部分記錄內容如下：

接下來的一個月，華盛頓薩爾格雷弗俱樂部發生的一件事，顯示出林肯政黨的墮落程度之深。在知名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33歲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參議員尼克鬆離席，發現醉醺醺的麥卡錫正在男廁所毆打皮爾森。麥卡錫用皮帶抽打這位專欄作家的臉，譏笑道：「迪克（尼克鬆的昵稱），這一下是為你打的。」接著又說：「我想證明一種理論。如果用膝蓋使勁頂一個人的睾丸，血會不會從他的眼珠子里冒出來。」尼克鬆上前一步說：「讓我這個貴格會信徒來阻止這場架吧。」他拉著麥卡錫的胳膊說：「走吧，喬（麥卡錫的昵稱），該回家了。」麥卡錫說：「不，讓他先走，我可不會背對著這個人。」皮爾森離開后，麥卡錫告訴尼克鬆，他不記得把車停在哪裡了。兩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時，這位加利福尼亞州的參議員尋找車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則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地跟在後面。尼克鬆找到車后，麥卡錫便急馳而去。對麥卡錫來說，最好是醒醒酒再開車，就像對共和黨的士氣來說，最好是別的共和黨人獲得千萬選民的擁戴。但共和黨別無選擇，很多年前黨內就已經沒有偶像了。

杜魯門認為該停戰了，進行和平談判的時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聲明宣布這一消息，並抄送給聯合國中的每一個美國盟國以作參閱，參謀長聯席會議將文件秘密送到東京。令他們詫異和害怕的是，麥克阿瑟竟然通知報社，並宣布他已準備好按自己的條件與交戰方進行談判。這破壞了杜魯門的計劃，卻又一事無成。麥克阿瑟提出的建議是全殲中國軍隊，正如沃爾特·李普曼直言不諱地指出：「任何政權都不會在生存問題上討價還價。」中國重申了自己對勝利的信念。和平攻勢還未開始就已然失敗，只留下氣急敗壞的總統。隨後，杜魯門寫道：「麥克阿瑟讓我別無選擇，我無法再容忍他不服從命令。」但在採取行動之前，又發生了一件事，使杜魯門忍無可忍——麥克阿瑟給國會議員喬·馬丁寫了一封信。

但觀眾並不滿意。新鮮勁兒一過，人們便發現Wmar台的節目畫面有雪花點，節目製作也略顯粗糙，幾乎成了一種新的「空中污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選手怎麼了？」巴爾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斷詢問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是：「沒怎樣啊，他們還在繼續摔跤。」《時代周刊》宣布：「電視已成為1950年的主要行業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頭幾個月，電視節目的水平仍然不高。雖然不時也有佳作呈現，如《達夫的小酒館》、傑克·韋布的《法網》和那位從西弗吉尼亞州來到亞馬孫的、精靈般的女英雄達格瑪，但即使最好的劇目也不過是二流的雜耍表演。當時人們心中的「電視先生」是著名的喜劇演員米爾頓·伯利。許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經驗豐富的廣播名人。兩年前，戈德堡一家轉戰電視屏幕（代表作《來者請進》、《無人接聽》），但大多數作品都沒能引起轟動。想聽愛德華·默羅的新聞或平·克勞斯貝最新民謠的人們必須使用收音機，而非電視機。阿瑟·戈弗雷繼續通過收音機與4000萬聽眾互動，用弗雷德·艾倫所說的迷人的「裸音」與聽眾親密接觸。

但在美國並不是所有話都是對著話筒說的，還有許許多多的話不是說出來的。這些話印在書本上、盲文中、磁帶中、報紙上、留聲機中、電影膠片中、塑料上、畫布上，甚至建築中。交流方式在不斷變革，就像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和20世紀60年代的性。從未有過如此大量的信息被傳送出去，也沒有過這麼多的傳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驚人。1950年起，每年在雜貨店和報攤售出的平裝書為2.5億本，每本售價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業已有8.1萬種書籍在印刷中，其中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就多達17個版本。布羅根表示：「有充足的證據表明，美國大眾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裝圖書的銷量如下：魯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萬冊，《裸者與死者》125萬冊，《1984》75萬冊，《慾望號街車》50萬冊，帶著抽象封面設計的《奧德賽》譯本售出35萬冊。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們都等著在加工坊被製成紙漿，這樣美國讀者既能娛樂又能受到教育和啟發，有所覺醒。成千上萬平方英里的紙張被運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紐約時報》、《評論報》、《花|花|公|子》、《假日雜誌》和格羅夫出版社，它們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書》、《冷暖人間》、《瘋狂雜誌》和《美國學者》，以及哈羅德·羅賓斯、約翰·克羅·蘭塞姆、諾曼·卡曾斯、馬克斯·勒納、艾倫·塔特和路易斯·克羅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同一星期，格雷承諾將由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出資建造美國第一個氫彈工廠。直到13年後，電影人物斯特蘭齊勒夫博士才對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時夢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發射台上，一按鍵便可使用。

這位證人就是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將軍對所謂的「集體安全」的必要性高談闊論，但其主張與羅斯福-杜魯門政策保持一致的時間太長了，所以被認為難以超脫戰爭之外，而艾森豪威爾則不同。聖誕節前一個星期，艾森豪威爾離開哥倫比亞大學，成為西歐軍事防禦的最高指揮官。他對國會說，除了「重新武裝保衛西歐」，別無他法。他說，在歐洲人中，反對斯大林的呼聲高漲，他建議美國取得北約的領導權，主張更多的美國武裝力量進駐歐洲，而國會也不應限制其日後的增援力量。

第二天，4月7日星期五，杜魯門的親信都知道了他對麥克阿瑟最近一次不服從命令的回應，但艾奇遜建議他等到下星期聽聽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意見后再說。星期一，馬歇爾將軍宣布，參謀長聯席會議一致決定解除麥克阿瑟的一切指揮權，由李奇微接替其職務，馬歇爾和布雷德利對此也無任何異議。下一步就是通知麥克阿瑟，這可是一個難題。杜魯門得知《芝加哥論壇報》已知內情，氣憤地說：「我不允許他主動辭職，我要撤他的職。」杜魯門命令布雷德利儘快完成此事。布雷德利從五角大樓向身在朝鮮的陸軍部長弗朗克·佩斯傳達命令，通知他更換司令一事，並命令其立即飛往日本通知麥克阿瑟。但對希望保持將軍自尊的人們來說，這無疑是不幸的。由於電源故障，佩斯與總部失去了聯繫，被冰雹困在帳篷里。與此同時，白宮的新聞秘書在凌晨1點匆忙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了杜魯門以為已傳到東京的這一消息：

連環畫的老讀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惡的老懷特醫生是敵人的間諜，也並不感到奇怪。這一集中，邪惡力量獲勝。大部分情況下，連環畫描寫的經常是共產黨人被處以極刑，如用繩子弔死、用手槍砸死、活埋、喂鯊魚、吊在忠誠的美國人的汽車保險杠上——「旅途的道路極易磨損輪胎。」「但你不得不承認，這可是毀容最好的辦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認不出這攤肉！」這裏的說教一清二楚。在對抗自由世界的敵人時，有秩序的社會顯得十分無助，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敢於違犯法律的兇殘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們是野蠻兇殘的，但顯而易見，我們十分需要這樣的人。這就是為什麼人們說：「我不贊同麥卡錫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對的。」

2月，一項調查顯示了20世紀50年代美國大眾的觀影品位。排名前十的電視節目分別是《埃德·蘇利文》、《6.4萬美元有獎問答》、《佩里·科莫》、《我愛露西》、《12月新娘》、《天才發掘者》、《賭你一生》、《瑞德·斯凱爾頓》、《我的拿手絕活》和《華特·迪士尼》。總體上，這些節目都比較平淡且華而不實，而佔據主導地位的主題則是打鬧喜劇。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現齣電視在新媒體宣傳工具、國民性格乃至時代精神方面的意義。艾倫·泰特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悲劇在於大眾傳媒破壞了通過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羅嫩伯格表示，在電視機的方屏幕出現后，一切保護隱私的牆壁就此崩塌，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他說，美國已成為偷窺者的國度。

汽車變得更寬、更長、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車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銅爛鐵和更大的尾鰭型后擋板。造價13074美元的凱迪拉克eldorado Brougham汽車的儀錶盤上還配有口紅、舒潔面巾紙盒和4隻鍍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場為那些擁有一切的人提供純金的牙籤、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潛艇。《華爾街日報》發現了繁榮的郵購產業，它可向顧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料複製品，還戴著真頭髮，有手指甲和腳趾甲，單身漢購買這些複製品，和它們一起睡覺，甚至還有人花幾千美元為塑料模特購買衣物。女士們則梳著各式彩色髮型從理髮店走出來：香檳黃、秋杏色、火銀、肉桂黃、蘋果綠、孔雀藍和亮褐色。周末，她們的丈夫尋找著裝有雷達設備的新漁具，這些漁竿會發出電脈衝，發現魚后立刻報告位置。宴會上，商人們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料製成的矩形大來卡信用卡。對美國中產階級來說，使用信用卡的奇迹就在未來等著他們。

麥克阿瑟與艾森豪威爾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廣泛愛戴，但人氣並非衡量將軍好壞的標準。論功績，同時代的將軍無人能及麥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出色的指揮官。1918年，麥克阿瑟擔任駐法彩虹師師長，當時38歲的他是軍隊中最年輕的將軍。之後，他率領美國陸軍與日軍作戰，並以總統代表的身份治理戰後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許多美國民眾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軍旅生涯中，他學會了也實踐了軍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當不好副司令。

新罕布希爾州坎迪亞41歲的赫爾曼·桑德爾醫生被無罪釋放。他在曼徹斯特被指控一級謀殺。他為了「減少病人的痛苦」，往59歲癌症患者阿比·波諾托夫人的靜脈里注射了空氣。1951年結束了，1952年即將開啟。在阿克倫的警察局長會議上，大家譴責法律和條令的缺失。1950年進行人口普查的官員報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於伊利諾伊州奧爾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為美國的首個自由聯邦。威廉·蘭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歲，人們在芝加哥的動物收容所為他舉行了彌撒儀式以示哀悼。

死灰復燃的繁榮景象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那個皮膚黝黑、眉毛濃密的匈牙利人——愛德華·特勒。他狂熱地製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熱核武器，其熱情戰勝了科學界、五角大樓和聯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將他稱為「氫彈總設計師」，真是毫不為過。

20世紀50年代的「湯姆」們相信所有偉大的發現都已完成，所有偉大的夢想都已實現，所有偉大的財富都已到手，他們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搗一下技術，處理一些專業問題，將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費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禮拜、參加公眾活動、「了解」孩子、打高爾夫、觀看少年棒球聯賽，和自己的「貝琪」過著滿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鋪設水管。只要在畢業前與合適的公司簽訂合同，將自己的名字擠進激烈的競爭大潮中，大搖大擺地沿著消費的「高速公路」前進，這一切都將屬於他們。正如一位批評家指出的那樣，大學生不再吹捧「玩起遊戲」，而是「心中有數」，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他們也意識到這個「數」會不斷變化，但他們確信變化時會有人告訴他們該做什麼。

賓夕法尼亞州參議員詹姆斯·達夫說：「美國上下正處於感情激蕩的狀態中。」鮮花商在出售麥克阿瑟茶香玫瑰（「無須特殊照料」）、麥克阿瑟蘭花、仙人掌、劍蘭、天竺葵、牡丹和蝴蝶蘭。麥克阿瑟一家住在華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的套房，每日房租為130美元。此後，該飯店每天會接到3000個電話，都是想和將軍談話的人打來的。麥克阿瑟向胡佛表達了自己的敬意，並且接待了紅衣主教斯佩爾曼和共和黨內一些有權勢的議員，包括塔夫脫、斯泰爾斯·布里奇斯、麥考密克上校、亨利·盧斯和ｈｔｔpｓ://rｅａｄ.99ｃｓw•ｃｏｍ威廉·倫道夫·赫斯特。顯然，政治問題在將軍心中的分量極重。在始於馬薩諸塞州，于州立法機關前進行的一系列演講中，他批判杜魯門在「戰場上的綏靖政策」，以及在實施國內外政策上的「畏首畏尾」。總統對此批判置之不理，直到麥克阿瑟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上宣布，總統3月與敵人的談判破壞了美國領導人的「秘密計劃」——不再把守台灣，並讓北京在聯合國佔有一個席位，以換取朝鮮半島的和平。此時，杜魯門才反擊道：「麥克阿瑟自己也知道，這純屬謊言。」但那時人們激昂的情緒已經過去。麥克阿瑟除了煙斗和金邊帽子之外，已全身心地投入政治運動中。現在人人都知曉這個情況了，因為他被選中在1952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做主題發言。

隨著電視業蒸蒸日上，美國5000家電影院票房慘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為克拉克·蓋布爾和金吉·羅傑斯傾倒的觀眾的心。隨著時間的流逝，嵌在好萊塢林蔭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變得黯淡無光。那裡苦澀地寫著：「購買聖誕郵票，打倒電視。」如果沒有海外收入，好萊塢早就關門大吉了。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佔到電影總收入的50%。美國電影協會主席埃里克·約翰斯頓說：「大眾喜歡駕車出遊，觀看電視，將來我們的業績肯定會有所下滑，我們必須面對這一事實。」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電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戰勝日本以來，鄉下影院已從351家增至7000家。同時，那些位於大街上老式的華麗電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寶石、福克斯、競技場劇院這些在整個「大蕭條」時期最值得驕傲的事業，都已逐漸沒落。

社會科學的地位正在上升。人們對一切媒體充滿了好奇心——它們是幹什麼的？有什麼影響、意義和潛能？哈佛大學的戴維·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學的魯埃爾·丹尼一同調查了媒體在塑造人民社會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體向人們灌輸作為美國人（無論男女老少）的意義何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馬歇爾·麥克盧漢正在試著定義「依靠視覺而直線反應的老一代」和「依靠聽覺和觸覺而多向反應的年青一代」。在巴爾的摩，門肯搜集材料說明了一種國家語言（「標準美語」）的形成，隨其而來的則是區域性語言的衰落。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結束。之後還不到25年，美國便進入另一次的狂歡作樂。有人稱之為「發福的50年代」。紐約證券交易所稱，1/9的美國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數人似乎都是債務人。埃里克·戈德曼寫道，有些百貨公司推行一種廣告策略，參加的顧客一生可以賒一筆賬（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費用后，將工資交給「債務律師」並讓他分發給債權人，便可以從債務律師處領取生活津貼了。

人們不再談論背叛，因為沒有必要了。一開始，他們就被束縛住了，如同中世紀的年輕人被修道院束縛，他們則是被美國方式束縛住了。他們認為，畢業后等待他們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殘忍，而且一定沒有敵意。在美國藝術與科技學院的校刊《代達羅斯》上，一位學者寫道：「當代學生的主要特徵是，他們對日常生活和未來的展望都感到無比心滿意足。極少數人對身體健康、職業規劃、家庭關係、國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憂心。」即將畢業的學生已準備好擁抱現狀，如果有必要的話，還得捍衛它。他們會遵紀守法、納稅、服兵役、參加投票，儘管投票后就不再關心政治。他們在穿著、談吐、信仰、交友、頭髮長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會標準。這樣，他們就能換來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權和優待，即經濟上的保障。

白宮的收發室被電報淹沒了。總統新聞辦公室不得不承認，在第一批收到的27363封信件和電報中，批評撤職命令的人數遠大於支持者的人數，大約為20:1。蓋洛普民意測驗發現69%的選民支持麥克阿瑟，而只有29%的人支持杜魯門。在格里菲斯體育場內，人們不斷向杜魯門喝倒彩，發出噓聲，這是自1932年對胡佛以來，民眾第一次公開給總統喝倒彩。參議員詹納說：「如今，美國已被一個秘密集團控制，該集團由蘇聯間諜管理。」麥卡錫在密爾沃基的會議上大罵總統是「兔崽子」，周圍則都是一群醉醺醺的「保守分子」。解除麥克阿瑟的職務后，在國會議員馬丁的辦公室召開了共和黨第一次高層會議。馬丁告訴記者，他們討論了彈劾總統的問題，並暗示不僅是杜魯門本人，他的整個行政機構都可能會受到審判。

再次嘔吐后，她說：「你真噁心。」然而，他還是沒有當時的連環畫噁心。為了討好改革家和兒童心理學家，連環畫也會表現出一本正經的信條。1951年的某連環畫封面上寫著：「本刊致力於預防犯罪和顛覆行為。我們希望美國青少年能從中了解犯罪和叛國的真面目——悲傷、黑暗、傻瓜的絕路以及眼淚。」但雜誌內容教會他們的不止如此。寫實的圖片上畫著被綁著雙腕吊起的黑人屍體；男孩們將燒紅的鐵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雙腿之間；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錐刺進共產黨罪犯的眼睛里（「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這樣的主題不斷出現，還有強|奸、謀殺、踩踏孩子的臉和喝異性的血（「當她咬他的脖頸時，他感覺像是一種炙熱的毒液通過靜脈麻痹他的每一塊肌肉——他能意識到結果是什麼」）。女妖的特徵則是喜歡把受害者捆起來，鞭打至死。如何傷害別人是另一個常見的主題。解剖圖顯示出人身體的各個部位，從「用手指戳或拇指摳眼睛」到「用腳後跟踩別人的腳背」，旁邊還附有解釋文字：「人體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這些圖供受訓的政府特務使用，讓他們了解人體特徵以及使用什麼來傷害這些部位。」有些場景讓目不識丁的人們都能理解邁克·哈默主義，在插圖中附有以下信息：

1951年10月3日，白宮宣布蘇聯進行了第二次原子彈爆炸，10月22日又報道了第三次。在聯邦德國，康納德·阿登納總理贏得大選，並批准了《歐洲防務集團條約》。在布拉格，魯道夫·斯蘭斯基和其他9個被清除的共產黨人因間諜罪和叛國罪被絞死。美國向蘇聯和中國降低關稅的計劃終止了。自由歐洲電台在慕尼黑設置了發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傳反共產主義的言論。蘇聯限制外國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圓25英里的範圍內活動。在紐約，蘇聯還迫使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讓位於瑞典人達格·哈馬舍爾德。

皮爾兄弟公司也許是軟推銷中最受歡迎的人，而研究現代廣告學的學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廣播最輝煌時代的末期，作為一個怪人，摩根幾乎可以在廣播里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將自己的所有員工拍賣了。他經常採訪自己，又假設好萊塢的預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動，並用整整半個小時播放預告片的音頻。當播放早餐麥片粥的廣告「啪，劈，砰」時，他會戴上耳機以隔絕那震耳欲聾的吵鬧聲。一個又一個憤怒的廣告贊助商把摩根解僱了。最後，他不得不從事無趣乏味的硬推銷工作——一個天才推銷員在消費者無休無止的貨幣戰爭中消失了。

正是這一點，使人們開始深入研究問題。「二戰」時的民防系統計劃簡直就是個笑話：海洋那麼遼闊，軸心國的轟炸機根本構不成威脅，那些頭戴白色扁平鐵皮帽的空襲隊員對整件事也感到丟臉。如今，他們長期的警戒終於有所回報。他們重新活動起來，監督學校的演習。另一方面，護身符和江湖騙子的生意逐漸興隆。江湖醫生開始宣傳鉛箔乳罩、鉛制胸衣、鋁製睡衣和危險時可掛在頭上的鬆緊口袋。還有一個怪人兜售「鈾235原子震傷特效藥」，後來美國公共衛生署發現該葯的主要成分是小蘇打、食鹽和水。另一個謠言是，剃光所有寵物的毛髮，就不會有放射性物質了。動物保護協會提出抗議，才沒造成什麼嚴重的後果。

甚至連美國小姐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近10年來最受歡迎的作家是布魯克林的一個救生員。1951年年底，他的小說已售出1300萬冊。身體結實、留著平頭、聲言瞧不起「長發」的33歲的米奇·斯皮蘭於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審判者》，其主角名叫邁克·哈默。他的作品越來越多，《快槍手》、《以牙還牙》、《孤獨之夜》和《大屠殺》相繼問世，被看作美國國家特性中自發組織民團、暴力維持治安的最新代表。邁克·哈默不僅是一位不屈不撓的私家偵探，更為了正義和民主而殺人，該人物為其創作者帶來了每本5萬美元的利潤。1951年出版的《孤獨之夜》賣出了300萬冊，其中一個典型的場景是以這樣沾沾自喜的思考結束的：

在「瘋子」的幫助下，他們在杜魯門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年，製作完成了重達65噸的氫彈。在「堪薩斯-懷俄明戰線」和「大酒杯」的時代，將它叫作「邁克」也不足為奇。「邁克」被運到馬紹爾群島的埃尼威托克島，放在埃盧蓋拉布小島上的一間小屋內，屋內還放著各種離子室、高速攝像機、β射線光譜攝製儀、裝有鈾和重氫的容器和其他核設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帶舉行過的儀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隻都後退40英里，只有一隊志願者做最後準備。他們也撤離后，便在船上使用擴音系統開始倒數，引爆炸彈。黎明時分，數到零的時候，「邁克」便立刻成為第一枚人造炸彈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員們看著巨大的火球升空達5英里，隨後出現一團巨大的蘑菇雲，呈淡紫色、藍色、灰綠色，上升25英里後進入平流層，而下面的埃盧蓋拉布小島燃燒起來，一分為二后便沉沒了。

潛水員隨後在海底發現一個1英里長、175英尺深的峽谷。科學家們計算出，炸彈形成的直徑4英里的火球會使斯波坎或舊金山的所有商業區、聖路易斯或匹茲堡的大部分地區以及曼哈頓自中央公園到華盛頓廣場的一切瞬間化為烏有。當時海軍安保十分稀鬆，書信檢查員沒有在意此類信件，它們使人不寒而慄，一位目擊者稱「至少10個太陽」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載在當地報紙上，現在整個世界都知曉這個實驗及其可怕的後果了。9個月後，格奧爾基·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國已不再壟斷氫彈了。」B-29型空中實驗室在亞洲上空追蹤到放射性物質，證實了他的說法。與此同時，英國也在試驗其第一枚原子彈，其特點是可怕的Z字形雲朵。核俱樂部的成員逐漸增加。愛因斯坦、奧本海默和科南特預見的噩夢終於變為現實，到處都籠罩著恐怖。愛因斯坦告訴記者：「全體滅絕正在向我們招手。」

這裏繁榮興盛，全美亦如此。美國在海外作戰，但國內未遭受侵略和攻擊，人們珍愛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脅。不像吉卜林筆下的在遠地作戰的19世紀的英國士兵，美國士兵根本不覺得自己在為帝國榮譽奉獻。他們作戰的唯一目的是換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參加的是一場罪犯不會受到懲罰的警察行動，這真是不好。隨後，美國作家詹姆斯·米切納發表自己的觀點：「美國自1950年朝鮮戰爭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敗壞的信條。那時，我就質疑這些信條，如今，我越來越懷疑它們了。這錯誤的信條就是：我們可以用左手參加一場戰爭，讓那些被挑選出來的人隨便去死；而右手卻保持穩定的經濟發展，讓有幸留在國內的人盡情狂歡，掙大把的鈔票。」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一度寂寂無聞。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學校園；核心工程師則移居阿爾伯克基，那裡有一個新的工廠，即將啟動一條裝配線生產核武器；老科技園區內的實驗室設備已被拆除，道路維修工作已然擱置，建築物也逐漸腐朽。戴維·利連撒爾視察后，報告華盛頓說：「我們發現了大量健康隱患和火災隱患，這會損害士氣。」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洛斯阿拉莫斯逐漸衰落並最終成為鬼鎮，但20世紀50年代初，某些東西竟使之幸免於難。一夜之間，街道變成了柏油大道，一座醫院建了起來，接著學校和圖書館也建起來了，圍繞中央林蔭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劇院和社區中心，體育場正破土動工，運動員紛紛被招進一家名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轟炸機」的體育俱樂部。

在杜魯門執政的最後幾個月，大學教師發現知識界混進了一種遲鈍而腐爛的氣息——原來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憶起來，很難理解當時的學生會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責罰，但他們確實如此，並不冤枉。美國青少年從沒有那樣孤僻離群、小心謹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進取和沉默不語。

所有這些都是時代的一部分。整個10年中，廣告牌、電視熒幕以及小商販打開包裹叫賣的地方，都充滿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個時刻能代表其他時刻，那一定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在電視上播出的《紐倫堡審判》的高潮部分——《90號劇院》播出的一出精彩的戲劇，主題是納粹德國法律的不公平之處。美國法官克勞德·雷恩斯與德國法學家保羅·盧卡斯對簿公堂。雷恩斯問道：「以上帝的名義，你能讓我明白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殺害在……」他動了動嘴唇，沒發出任何聲音——沒說出口的話是「煤氣爐中」。在《90號劇院》的贊助商美國煤氣協會的極力反對下，這個詞被剪輯掉了。

與此同時，隨著時間流逝，新一代美國人逐漸成熟。敏感的人們認為，中學時的防空演習具有啟示性，必然會喚醒這一代兒童。然而，雖然長輩們寄希望於他們，得到的卻是殘酷的失望。

對於大多人來說，最棘手的問題是，如何在爆炸當日對待目光短淺、沒能修建自家掩體的鄰居。退入自家的掩體后，就再也沒有多餘的空間留給鄰居了。所以他們必須將鄰居拒之門外，必要時還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慮使用包括手槍在內的成套裝備，但大部分人還不至於那麼現實。後來，後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兒：一些成了燒烤場地，另一些則用於堆放園藝工具、滑雪輪胎和孩子的自行車。

遇到這種情形，為麥克阿瑟歡呼似乎成為沮喪的人們的一條出路。這也許還會激勵政府努力尋求和平，並且急需願為此奉獻之人的力量。停戰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國政府當時並未正式承認朝鮮和中國的地位。中國人一直堅稱，三八線附近的軍隊全是志願軍，因此不受中國軍紀約束。蘇聯則否認對此次衝突負有任何責任。美國國務院小心謹慎地商討著中國台灣、中南半島以及在外交上承認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邊緣問題。事實上，正在進行的討論也會增加戰場上的傷亡，因為野戰指揮官需要通過廝殺來改變處境。最後，根本沒有可靠的中間人尋求和平。謹慎行事必不可少。經驗證明，聯合國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國，尤其是印度，也會走漏風聲。印度駐聯合國大使克里希南·梅農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國蒙羞的條件。

社會標準也變得不同了，產生誤會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個誤導人的詞語。20世紀50年代，一些青少年開始警告父母，他們決定不再跟隨社會大流。但在亞文化模式中，跟隨大流是肯定的。歐文·豪尖刻地說：「一個追求潮流的少女怎麼會承認不喜歡沃恩·門羅呢？」有些例子是隨意列舉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購買『垮掉的一代』的領帶卡，購買『垮掉的一代』的運動衫，購買『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紀50年代初期，這種亞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鮮戰爭帶來了繁榮，於是花費在崇拜上的錢就更多了。1955年，剛主演了《無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在一場車禍中被活活燒死，他成了亞文化崇拜的第一個殉道者。

將軍大步走上主席台，參議員和眾議員歡呼到嗓子嘶啞時，他依然站姿挺拔，十分平靜。最後，他說道：「我的講話不會帶著遲暮之年的怨恨和苦楚，我只有一個目標——效忠祖國。」人們再次歡呼起來，一次又一次。總共34分鐘的演講被30次雷鳴般的歡呼聲打斷。有人認為美國不可能在兩條戰線打仗，麥克阿瑟則反駁道：「我認為這是失敗主義最明顯的表現。如果一個潛在的敵人能開闢兩條戰線，我們就必須對抗。對亞洲共產主義的姑息甚至投降，會損害我們在歐洲為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他放低聲音說：「我的士兵問我，為什麼把軍事優勢讓給敵人？」他稍微一停頓，悄聲說：「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所有這一切，還有上千件類似事件，就像20世紀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曆，一件件地過去了。隨著季節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樣子消逝，秋天枯葉飄落，白雪重新降臨。這10年穩定了，冷戰卻加深了。下一次美國選舉臨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搖擺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為人父母，教導子女。他們感到不安，越來越意識到國家正陷入危機。

在印第安納州，另一位家庭主婦托馬斯·懷特太太（印第安納州教科書評審委員會的成員）對盎格魯-撒克遜的民間傳說ｒｅａd•９9cｓw•cｏｍ提出了別樣的解釋。她說：「現在，共產黨在教育方面有一條新指示，即大力宣傳羅賓漢的故事。他們想宣傳羅賓漢劫富濟貧的精神，這就是共產黨的路線，這簡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為共和黨人的州長卻不願表態支持或反對羅賓漢。英國諾丁漢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訴記者，他認為羅賓漢（1160～？）不是共產黨。印第安納州教育局局長威爾伯·楊召開記者會，宣布無論怎樣，他都會重讀羅賓漢的傳奇故事。20世紀50年代初期，懷疑凌駕於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業中，懷疑就等同於有罪。美國主要的戲劇出版商塞繆爾·弗倫奇似乎覺得黑名單還不足夠，於是組織了一次劇本比賽，在比賽中，保留「取消任何捲入學術、文學、政治或道德爭論的作者的參賽資格的權利」。

會後，馬丁邀請麥克阿瑟在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麥克阿瑟立即接受了該邀請。對他這種能言善辯的人來說，此次機會終生難得。他豁達地接受了下台的事實，內心十分平靜。少校考特尼·惠特尼告訴記者：「我剛剛離開他，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總統的解職命令，軍人品質在他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他最輝煌的時刻。」4月17日，「巴丹」號飛機降落在舊金山機場，這是麥克阿瑟14年前第一次從美國陸軍退伍后，首次踏上故土。當他頭戴鑲著金邊的帽子，身披引人注意的軍用雨衣現身在舷梯口時，歡呼的人群不斷向他湧來。他的車隊花了兩個小時才緩慢地穿過了14英里長的歡呼人群，抵達舊金山酒店。在這裏，警察手拉手保護麥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們13歲的兒子阿瑟·麥克阿瑟二世，以免他們遭到踩踏致死。第二天，麥克阿瑟站在舊金山市政廳宣布：「我所了解的政見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話表達——上帝保佑美國！」此時，10萬加利福尼亞州人再次歡呼。

《倫敦旗幟晚報》宣布，麥克阿瑟被解職了。《紐約時報》的默里·舒馬赫從漢城發回電訊：「校級軍官認為，東京總部和美軍第八集團軍之間的關係將更加融洽。」但美國國內的反應並非如此。大部分民眾因這場沒有贏家的戰爭而灰心喪氣，正在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式向杜魯門表達自己的不滿。從馬薩諸塞州的伊斯特漢普頓到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人們不是倒掛國旗就是降半旗。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聖加夫列爾和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人們焚燒杜魯門的畫像；在俄克拉何馬州的龐卡城，還有人燒掉艾奇遜的畫像。到處都散布著請願書，牧師在講壇上大聲怒斥。新的反對杜魯門的笑話到處流傳：「如果杜魯門還活著，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我要去喝杜魯門牌的啤酒，這酒像其他啤酒一樣，只是沒有酒沫」。《洛杉磯先驅考察者報》暗示總統因吸毒而糊塗，《俄克拉何馬日報》則把這次撤職稱為「夜深人靜時犯下的罪行」，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俄克拉何馬州夜深人靜時，東京卻是白天。

不久，五角大樓的戰略家們對核屠殺引起的恐怖說法也知之甚詳了。他們毫不費力地將思考重點從百萬噸級的炸彈轉到百萬計的死亡上——每百萬計的死亡指殺死100萬人，而一天之內就可能發生10～15次百萬計的死亡。對於軍隊以外那些考慮周全的人們來說，熱核炸彈爆炸的產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但他們也束手無策。冷戰分子對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聞，政界人士則似乎已被麥卡錫主義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來，那些曾控制過某次國際危機的知識分子也無法運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機的控制了。

聯合國軍戰線倒沒被衝垮。李奇微投入後備兵力，利用空中優勢，從兩翼迅速集結軍隊，緊緊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國春節前夕，朝鮮的進攻勢頭已過。1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聯合國軍開始反擊。2月底，第八集團軍被打回漢城郊區。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佔領漢城。兩個星期後，兩支大軍再一次在三八線上展開對峙，又回到三個月前的原點——單就這一點，也可以說又回到9個月前戰爭爆發之際的原點。

幾乎新傳媒的各個方面都飽受爭議，除了其重要性。顯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電視時代比收音機時代來得更快。收音機發展到頂峰時，美國人一個月購買了16.5萬台收音機。1948～1949年，每個月都會售出20多萬台電視機，而這還只是開始。1950年1月1日，美國總共有300萬電視機用戶。在那個動蕩的年代（麥卡錫主義和朝鮮戰爭的年代），又有700萬台電視機進入美國家庭。收音機仍是廣播界的霸主，向4000萬聽眾播送節目，但這僅僅是因為大部分人還未向推銷戰術（「你的小孩被遺忘了嗎……」）和社會壓力低頭。在大都會裡，這些力量通常會得到報紙的宣傳幫助。報紙誤判了廣播電台的吸引力，輕易將開放頻道的權利讓給他人，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次，它們一開始就掌握了主動權。巴爾的摩市推出詳盡的圖例，來解釋銷售手段是如何在報紙的支持下顯示顯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數據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聽廣播，僅18%的人觀看電視。於是，《巴爾的摩太陽報》、《太陽晚報》、《星期日太陽報》開始勸告其訂閱者觀看他們自己的Wmar台的電視節目。結果，1950年5月，該市成為第一個電視節目的晚間觀眾（50.2%）人數超過廣播聽眾的城市。

喬治·凱南找到了解決方案。他在離開國務院休假期間，從普林斯頓致電雅各布·馬利克，希望雙方使用俄語進行非正式會談。5月31日，首次會談于馬利克在長島的避暑山庄中進行。開頭有點兒不順利，但之後就進入了一系列冗長的討論，只有到馬利克認為有必要「慎重考慮」，即與莫斯科方面商討時，討論才停止。最後，他建議戰場上的指揮官們主動談判，這些他們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結果仍令人失望。中國人依舊帶著諸多懷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為機智且自謙。他說服雙方於7月10日在三八線附近的古鎮開城進行談判，但有關議程的爭吵也隨之而來。初秋時節，談判地點搬到了板門店。但這也無濟於事，談判仍不時中斷。朝鮮人的行動使戰爭拖延了兩年，即將進入第三年。艾奇遜曾諷刺說，美國人好戰的熱情再也「無法降到更低了」。

如果他們有什麼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爾遜《一襲灰衣萬縷情》中的主人公湯姆·拉斯。在小說開頭，威爾遜筆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貝琪的妻子，他們有3個孩子，在韋斯特波特有一座6間房的住宅，有一輛1939年的福特汽車，有1萬美元的軍人人身保險，還在慈善基金會有一份年薪7000美元的閑差。雖然生活比較樸素，但還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輛新車，廚房的地毯又開始磨損了……然後，湯姆似乎撞上了好運：他得到了一份處理公共關係的工作，年薪9000美元。他工作后才發現其中的陷阱：在新崗位上，他必須工作。再也沒有三個小時的午餐時間了，喝咖啡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並且也不能在工作時間內討好別人了。如今，他必須工作，有時還得在晚上5點之後或星期六加班，從而佔去他與貝琪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間。這一切使他極為不滿，他告訴老闆他受夠了。湯姆也願意多掙錢，但如果要以減少他作為丈夫、父親、「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為交換條件，他寧可辭職。這是小說的高潮部分，其結局也出人意料。老闆妥協了：

48歲的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奧納西斯被指控在購買多餘船隻時預謀欺騙美國。多爾·沙里告訴洛杉磯的哈佛俱樂部：「美國會是有大團圓結局的國家。」阿肯色州、田納西州、密蘇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亞拉巴馬州的龍捲風造成236人遇難。紐約一位社會批評家對美國死氣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傷，他表示：「我已經被時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舉起岩石，撕毀偶像，甚至製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壞行動。」最後，他認為「大學生不應以社會理智的名義去反叛，而應以追求時尚的名義去反叛」。

這些年裡，廣告業從巴掌大的地方發展到像萬寶路「香煙之鄉」那麼大的地方。1948年，美國公共關係協會成立時，國內大約有100家公共關係公司，許多都在簡陋狹小的地方辦公，在企業中設有公共關係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於曼哈頓的公共關係公司迅速增加到1000家，這是一個稀有業務——或一個窮困的政府部門，油印機和一些急於表現的溫和職員在這裏必不可少。不久，高級公共關係顧問便會升到該行業的副總裁級別，在華盛頓，他們則會成為總統選定的非正式顧問團的成員。這些人出現之後，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們為公司領導寫開幕詞，用免費搭乘公司飛機的方法籠絡記者，為應|召女郎發津貼。自從羅伯特·蒙哥馬利擔任艾森豪威爾的顧問后，公共關係的技巧在政治競選中成為必不可少的一環。

這是共和黨人過得極為艱辛的一個冬天。他們18年沒有執政了，並未意識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爾將軍那裡聚集，而只看見更加灰暗的前景。當時，麥卡錫是黨內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馬里蘭州剷除米勒德·泰丁斯。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動。共和黨內無足輕重的約翰·馬歇爾·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競選對手。麥卡錫與《華盛頓時代先驅報》支持巴特勒，煞費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報《記錄》。競選前夜，這份小報出現在馬里蘭州每戶人家的門口。報上是麥卡錫編造的攻擊泰丁斯的卑劣謊言，封面上是一張移花接木的假照片，顯示泰丁斯正與美國共產黨總書記厄爾·白勞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萬張選票而落選，在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戰無不勝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麼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競選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黨資深參議員環顧參議院的同事，問道：「喪鐘為誰而鳴？」然後冷冷地回答：「為君而鳴。」

取代他們的偏偏是來自第三帝國那硝煙未散的廢墟中的實驗室。在「二戰」交戰國中，只有德國預見了噴氣式火箭的軍事用途。設計過V-1和V-2型導彈的科學家成了搶手貨，戰略司令部的戰略家們不斷上門取經。如果使用火箭推進，原子彈不用半個小時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極。戰略司令部曾考慮使用火箭，但認為其不太精確就放棄了。原子彈的誤差幅度不能超過2‰，這意味著如果射程是5000英里就會出現10英里的偏差，但對氫彈來講，這個偏差卻無所謂。埃盧蓋拉布小島的沉沒使大家對問題有了全新而殘酷的看法。按《財富》雜誌恐怖的說法：「由於毀滅性熱原子彈頭中的量子躍進，炸彈會在離目標中心8～10英里的範圍內爆炸，這一點在軍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塵埃會降落在廣大地區了。」

最後，他聲淚俱下：「我即將告別52年的軍旅生涯。我參軍時，還是19世紀的事。我想實現童年時的希望和夢想，但自從我在西點軍校宣誓效忠祖國以來，我的希望和夢想就已不復存在了。然而，我仍記得當日軍營中最流行的歌謠，歌中驕傲地唱到老兵永不死，他們只是歸隱了。正如歌謠中的老兵，我的軍旅生涯結束了，我要歸隱了。我只是一名儘力做好上帝所賦予的天職的老兵。再見。」

廣告商每年花費100億美元（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2%）操控大眾，為設計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為廣泛的需求。其理論是廣告會刺|激經濟發展，從而為美國方式戰鬥。油嘴滑舌的廣告人佔據了許多崇高位置，這相當於自柯立芝新時代以來就特意為金融家準備的職位。幾乎每個人都十分信任他們，甚至連斯大林也購買了2000台發射機，以干擾自由世界損害其國家的言論。體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時間、假受傷以及足球比賽中「最後兩分鐘的警告」，將這一切看作廣告商的推銷手段。葛培理佈道協會特意調查了地鐵站里站著的乘客的習慣，以確定投放佈道協會廣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場行為研究了。

當然，這一切與藝術毫無聯繫。按藝術的標準來看，20世紀60～70年代最好的電影比之前的任何電影都好。那時，過渡已然結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關係，將其從古老的規矩中釋放出來。電影製作已經成熟，可以用高度嚴肅的態度對待電影，才華橫溢的導演能夠以前人無法想象的方式處理電影膠片。但是，有些東西還是丟失了。電影成了離間者。小孩子去看周末午間電影，青少年去看同齡明星為他們拍攝的電影，成年人則看為他們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萊塢以前的紐帶力量一去不復返。

在馬里蘭州，參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持爭議較大的《奧博反顛覆條約》，其中包括定期檢查共產主義活動的條款。22歲演員約翰·巴里莫爾在結婚兩周年紀念日上大肆炫耀並瘋狂飆車，在拉斯韋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羅斯政府，奪得古巴的政權。加利福尼亞州高級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效忠宣誓無效，卻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國最高法院批准紐約學校的時間安排，並解除了對電影《奇迹》的禁令，這是電影第一次享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

按20世紀70年代的觀點來看，這次辯論最顯著的一點是，雙方都默認某些先決條件，但這些在20年後早已不是什麼永恆的真理了。無論是政治雄辯家還是國會都提倡「自由世界」——他們一致認為「自由世界」包括蔣介石盤踞的中國台灣、李承晚的韓國、保大的南越、薩拉查的葡萄牙、法魯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屬阿爾及利亞、受軍事獨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亞洲的所有歐洲殖民地。大陸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都認為，運用美國的軍事力量是有益的。雙方無論誰獲勝，美國人民都會接受，他們不會組織遊行和抗議，甚至連討論都不會有。所有辯論者都認為共產主義是龐大而單一的，有一個中央系統指導著他們從中國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紅色活動，因此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在任何地方進行的任何活動都是事先計劃好的，然後對所有的「自由世界」產生影響。當時，這種信念出奇地獲得了一致支持，杜魯門總統因此在回憶錄中寫道：

當時，美國的當務之急是撥款建立4個師，這是杜魯門曾向北約做出的保證。1951年1月5日，塔夫脫告訴參議院：「國會從未批准給歐洲一支地面部隊的方案，我們也不應該不明就裡地同意該計劃。」三天後，參議員惠里提出參議院第8號決議，反對在制定正式的國會政策前，向歐洲派遣地面部隊。2月15日，共和黨大部分議員簽署聲明，贊同胡佛的大陸主義。塔夫脫的對手們一心把他說成故意阻撓議案通過者。然而，他們不曾明白且塔夫脫也忽視的是，在塔夫脫身後支持他的是由憲法賦予發動戰爭權力的國會，並非白宮。塔夫脫並無意妨礙行政部門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脫宣布，他「已準備妥當，可與總統……或多數派政黨人士討論並制訂出方案，以獲得美國民眾的一致贊同和不斷支持」。但杜魯門並不打算與他人分享自羅斯福「百日新政」以來，通過許多先例而日漸擴大的總統權力。

20世紀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經成為歷史。衛斯理公會大學的一群大學生在籃球聯賽中場休息時，對往事深感懷念，於是自然地哼唱起記憶中的抒情歌謠。他們唱道：

他們能向哪裡尋求援助呢？他們唯一信賴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漸減少的戰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國第一」主義者對美國的新方向表示擔憂。范登堡看到第一個軍事援助計劃時，給妻子寫通道：「真難以置信，計劃賦予總統無限的權力……這無疑會讓他成為地球上的頭號軍閥。」塔夫脫投票反對，因為計劃提到「我們有提供軍費幫助西歐國家軍事建設的義務。我認為這樣的義務只會讓戰爭更加無法收拾，而不會得到和平」。密蘇里州參議員弗雷斯特·唐奈譴責集體安全的概念會將美國捲入其他國家戰爭「道義上的承諾」。

麥克阿瑟被解職后10天，民意調查顯示，其支持率首次開始下滑。與此同時，在朝鮮前線，共產黨軍隊又一次向聯合國軍發動攻勢。李奇微對此並不意外。他已發現對方工事背後預兆不詳的軍事集結，於是命令在對方工事中部打進一個楔子。在新一輪的進攻中，該楔子落入中國部隊的手裡。隨後兩星期，韓國部隊相繼潰敗，四處逃竄，第八集團軍不得不再次倉皇退到三八線以南。但中國也未能突破防線。一個月之後，雙方筋疲力盡，暫時停戰，於是詹姆斯·范佛里特組織了一次有效的反攻，扭轉了劣勢。當他把戰線扳直時，中國軍隊又把戰線往南推進。之後李奇微又把戰線恢復了原狀。1951年5月底，他衝破共產黨軍隊在韓國的防線，鋸齒狀的戰線延伸到朝鮮半島腹部，從東邊的日本海到西邊的黃海。兩軍在西部的據點都在偏僻的板門店附近。

在紐約的羅德夫·肖洛姆猶太寺內，劉易斯·紐曼拉比將「搶短襯褲」的惡作劇歸咎於麥卡錫主義。他說，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將「關於重大事件的討論和反對看作危險事件」，因此學生只好通過「好笑、不得體的『搶短襯褲』活動來發泄過多的精力」。這未免言過其實，但多少也有點兒道理。即使深思熟慮的討論沒那麼危險，它在有組織的社會的各個層面也不會受到鼓勵。一位研製噴氣推進設備的工程師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羅森堡夫婦的朋友外，沒有任何理由。歐文·拉蒂摩爾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做偽證。國務院禁止人們到共產主義國家旅遊。美國在聯合國的僱員被視為「危險人物」並遭到解僱，《麥卡倫-沃爾特移民法》的通過簡直是保證到美國大學演講的歐洲學者都會當眾受辱。https://read.99csw.com

「沉默的一代」對此深信不疑。在他們認為的情誼背後隱藏著他們本質的純良，以及一種安徒生式的信念：出於某種超自然的理由，他們認為看著時鐘準時下班的人會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確而圓滿的生活」。霍普金斯辯解道：「總有人要干這個工作。」湯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會是某個人而不是他，他可不會為了錢而變得神經質：

美國國內的人們不再關注戰事。俄勒岡一家報社的編輯懷疑根本沒人閱讀報紙了，他們一連兩天登載了同一個戰爭故事：同樣的內容、同樣的排版、同樣的標題，甚至同樣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欄中部。他們的猜測得到了證實，根本沒人發現這條重複的新聞。埃里克·戈德曼報道，在內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國軍隊發動的第一次戰役中大腿受傷的陸軍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進了城，盯著第二大道商店裡琳琅滿目的商品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這裏簡直是繁榮興盛啊」。

翌日，會議記錄秘書長沃倫·沙特克·柯里爾夫人在宣讀會議記錄時說，她發現將軍的講話也許是憲法大廳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馬斯·思羅克莫頓夫人立即起立，提議刪去「也許」二字，會議一致同意。那時，麥克阿瑟已身在紐約，成為一次歷史性示威的中心。為了支持他，人們向他拋撒了2859噸紙屑，是上次（當時是為了艾森豪威爾）的4倍。警察估計參加人數達750萬，這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曼哈頓規模最大的一次示威。4萬名碼頭工人停工以參加示威，學校也停課了。將軍的轎車經過時，人們在胸前畫著十字，婦女用手巾掩面哭泣。18名過於興奮的觀眾被送進醫院。一些有生意頭腦的小商販把1948年麥克阿瑟競選總統時發行的紀念章、三角旗、玉米芯煙斗拿出來販賣，立即銷售一空。另一個生意興隆之處是叮砰巷，他們為下面的歌曲（根據美國福音《善言永存》改編的英國士兵民謠）錄製了5種唱片：

邁克背後影射的人物被稱作「新麥卡錫」或「另一個麥卡錫」，又或是無名的改革者，他們有勇氣揭發政府中的共產黨人，由此遭到不忠誠的常春藤盟校畢業生的憎恨。如果該系列的書前後一致的話，邁克應該是劫富濟貧的雅各賓黨人，但大部分時間里，斯皮蘭的描寫並不連貫。書中的某些段落晦澀難懂，使不合邏輯的推論也不易被發現。在《獵艷者》里，邁克悼念一位麥卡錫式的人物里奧·納普時說：「共產黨人並不能經受住強大的攻勢。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只是一群髒兮兮的農民，為了奪取控制權而殺人，像我們這樣的人是能制服他們的。他們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優等人出現后，他們就會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倉皇逃竄。」作者考慮邁克和共產黨農民間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時，這種等級優越感無處不在：

接著唱：

斯佩里·蘭德公司曾宣布，麥克阿瑟已加入該公司的董事會，但顯然他歸隱的地方不在那裡，也不在其他地方。他的結語深深觸動了欽佩者的內心，許多人把他當成心中的神。密蘇里州眾議員杜威·肖特悲傷地說：「今日，我們聽見了上帝的聲音，上帝現身了，我們聽見了他的話語。」麥克阿瑟曾違抗過的前總統胡佛評價他是「一個從東方出現的五星上將，聖保羅的化身」。一位參議員說：「不同意麥克阿瑟就是不忠。」下午，麥克阿瑟對6000名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成員說到這一看法時，她們也一致同意。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在憲法大廳召開第60屆全美會議。女士們一起脫帽，以免擋住注視將軍的視線。他沒讓她們失望，他說：「在這危急時刻，所有愛國者都注視著你們。我早就想親自向你們表達我心中的敬意了。」

正確的做法是蔑視權威，不受約束，將共產黨人拖到煤氣廠後面，擰斷他們的脖子。普通人對此深信不疑，因為他們像麥卡錫一樣，對美國的政策早已深惡痛絕。美國的政策與他們兒時所學的一切背道而馳，有違傳統。沒有獲勝的朝鮮戰爭只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們曾經受到的教育是，美國應避免糾纏不清的盟友關係，可如今國家卻希望他們忘記這一切。美國軍隊已成為北約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軍已擁有50個師和4000架戰機。為完善全球的軍事基地，一筆前所未有的國民收入被投入軍事裝備的製造中。在華盛頓，聯邦政府的機構月月都有所擴大。這還不算，前幾年遭受過經濟大蕭條后，如今美國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貧窮國家施捨它的新財富。而所有賬單都轉嫁給了美國的納稅人，這讓他們日漸不滿。

戰勝日本后，特勒說如果可以進行熱核試驗，他就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學核研究院任職。第二年，他再次談到「超級彈」，並宣稱這個威力更大的炸彈在兩年內就會研製成功。他當時是少數派，而反對「超級彈」的物理學家以愛因斯坦為首。愛因斯坦認為，甚至連考慮製作氫彈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可特勒卻看不出何錯之有。他指出，他們之所以製造出廣島那枚原子彈，是因為他們認為納粹科學家正在製造原子彈。現在，據傳蘇聯科學家正在研製熱核武器。難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嗎？

麥卡錫此時正處於人生巔峰，幾乎每星期都會傳出反對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學生們難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順從者會受到獎勵，信奉異端則將遭到懲罰。華盛頓是麥卡錫及其對手最大的戰場，但幾乎每個地方都在進行各種規模的有聲有色的戰鬥。例如，在得克薩斯州聖安東尼奧市，有人提議將公共圖書館里作者是共產黨或疑為共產黨的作品打上紅色印記，這引起了一場風波。一位當地的家庭主婦默特爾·格拉索克·漢斯太太倡議了此次活動。據《紐約時報》報道，漢斯太太「從不以文學造詣和博覽群書自居」，但這並不表示她對書里的陰謀詭計沒有獨到的見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單，並希望處理他們的作品。她沒要求將書焚毀，打上標記就足夠了——亮紅色的大標記一眼就能看見。標記印在封面內頁，表明作者的共產黨身份和政治立場，並附上他被「傳訊」的次數。漢斯太太說：「這樣，讀者就會知道在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在閱讀共產黨的宣傳冊。」聖安東尼奧市市長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認為漢斯太太的建議很好。接著，事態發展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監督者記錄下翻閱過這些書籍的人，將他們的名字呈報聯邦調查局或在《聖安東尼奧報》上發表。這引起了市內有權勢的馬弗里克家族的極大不滿，他們主張公民擁有自由權。這場運動最終以反對蓋章者的獲勝而結束，但造成了許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誼破裂。

電視的部分問題在於技術。攝影師仍然憑著感覺來，安裝人員將天線搭錯位置，第一批大量生產的電視機不斷出現問題，維修工卻無法解決這些問題。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產了第一款方形顯像管。這確保電視機可以使用整體的管面，並節省50%的外殼體積。但對於美國電視業來講，仍存在巨大障礙：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調幅波是彎曲的，而調頻波和電視機接收的電波是直的。在電視機出現的前幾年，水平線外的電視用戶無法收看到畫面，因此只能在當地人才中尋找節目製作人。1948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工程師使用所謂的同溫層電視廣播技術，將天線放置在B-29轟炸機上，被其送上2.5萬英尺的高度，在匹茲堡上空盤旋。這是一次不錯的嘗試，方圓250英里內，電視屏幕上都能接收到閃爍的信號，但還需要更為精密的材料。同軸電纜和微波傳輸設備最終解決了這一問題。三年內，一個意義重大的、埋在地底的電纜網路工程開始運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兩岸通過94個電視頻道，向4000萬觀眾播放杜魯門總統在舊金山簽訂《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時的講話。至此，電視網開始與當地頻道簽訂合同，廣播向電視轉型的重大時代來臨。

特勒不贊同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學家認真考慮人為聚變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遠不會忘記隨後令人激動的「自發表現、冒險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慮熱核武器可能性的問題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為聚變需要極高的溫度，只有在原子彈爆炸時才能產生這樣的溫度，因此首先要解決裂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解決后，大家認為就該停手了。但此時，特勒已經將想象中的「超級彈」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們也樂意將這個寶貝留給他。

當203頻道播放以下情節時，400萬忙著煮飯、熨衣服的家庭主婦竟為之動容：

同時，廣告開始向更細微的模式發展。20世紀40年代，廣告直接向人們展示虛弱、感傷、雄心壯志、貪婪和恐懼。例如李施德林的廣告語：「永遠的伴娘」、「我98磅，弱不禁風」、「最好的朋友都不會告訴你」、「我坐在鋼琴前，他們哈哈大笑」。誇張的手法反而使高級的語言顯得平庸無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紐約時報》上登了寬達6欄的廣告嘲笑廣告公司，題為「不熟悉的詞語和短句——廣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裝和配飾」。其中包括，「薄紗：幾乎沒有——黑色最佳」、「質感：一切比石頭柔軟的東西」、「富有魅力：任何東西加上閃光亮片即可」、「難以言喻的：我們一小時沒看見它了」。至此，20世紀50年代的廣告業已開始蓬勃發展。麥迪遜大街上的文人被聰明、能言善辯的經理人擠到一邊。電視中拍賣商的叫賣和買主任意選擇的憂慮淹沒在諸多廣告語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發出呼喊」、「本迪克斯轎車讓2000萬女性坐在駕駛座」、「巴卡第酒的熱量還不及一杯脫脂牛奶」、「鋼鐵與世界一般大」。對廣告市場的行為研究已達鼎盛時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驚人的所謂的潛意識廣告——電視熒幕上快速閃過廣告語，這樣它就能避開有意識的眼睛而進入人們的潛意識，在人們購物時，該廣告語就有可能浮現在他們的大腦里。自弗雷德里克·韋克曼的《推銷員》一書風靡以來，精明的美國人就不斷地注視著麥迪遜大道上的一舉一動，正如他們曾為埃米爾·庫埃和霍華德·斯科特深深著迷一樣。杜魯門時代末期，在溫內特卡或貝萊爾，幾乎人人都能說出硬推銷和軟推銷的不同之處，以及羅珀、尼爾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義；也都知道「讓我們把這個升到旗杆頂」或「放在火車上，看它是否會在韋斯特波特下車」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在中國軍隊參戰後的那個冬天，麥克阿瑟在想些什麼，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已喪失戰鬥熱情。據曾任布雷德利將軍的副官，後任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高級軍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頓少將的說法，參謀長聯席會議決定在1月以軍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麥克阿瑟：「問題的關鍵在於麥克阿瑟失去了自信，並逐漸對下屬軍官和軍隊失去信心……但當他犯下不服從總司令命令的錯誤時（這一點證據確鑿），參謀長聯席會議輕而易舉地做出了決定。」然而，大部分華盛頓人懷疑總統是否有勇氣訓斥麥克阿瑟。4月11日，《華盛頓郵報》早報的標題為「國會獲悉，總統不會召回麥克阿瑟，但仍會訓斥他」。

年輕觀眾（不只年輕觀眾）屏住呼吸，觀看下面的情節：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義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變化。胡佛的單幹假設並非像起初那樣孤獨，也不是僅限於西半球。他想「一邊以英國為疆界，另一邊以日本、台灣、菲律賓群島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接替胡佛擔任共和黨右翼領袖的塔夫脫在參議院亦做出同樣的讓步。塔夫脫表示，如果這些地區遭受襲擊而又能成功防衛，那麼對於這些「民主島嶼」應予以保護。胡佛-塔夫脫主義，也可稱作美國堡壘主義或大陸主義，在新年到來之際，已被提議為代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下簡稱北約）的另一個選擇。在國會的這次討論中，選擇哪一個為最佳方案是主要議題。記者們紛紛稱之為「大辯論」。

首先，必須要解決一系列的數學難題。製造原子彈的方程式已經相當複雜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無法用常規方式推導。要製造這個複雜的設備，每一步都需要驚人的計算量以得出精確數據，從而測定對內部數以百萬計的微小部件的影響。因為這些反應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內連續發生的，因此從實際效果看，它們幾乎是同時發生的，但人類的大腦卻無法應付。1951年的計算機也沒幫上大忙。IBm（國際商業機器公司）為哈佛大學設計的計算機儘管有500英里的電線和300萬個電接頭，速度也遠遠不夠。雖然計算機不斷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電子數字積分計算機）也只能記憶27個單詞。令人惱火的是，它們還變幻無常。暴風雨會讓它們發生故障，電子管熄火，電路出錯，而維修人員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術人員整夜整夜地坐在出問題的計算機前，在一個問題上花費數月時間，而其他設計組的專家則只能束手等待結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計算機組員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時輪流值班。科技區的進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學家約翰·馮·諾依曼決定打破這個瓶頸。諾依曼考慮到「超人」們的矛盾心理，便將他們的目標稱作「魔鬼的武器」，然後無情地、不顧一切地開始研究。20世紀30年代時，諾依曼在數學界已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他喜歡製作機器人和機械玩具，而如今對「超級彈」做出的永久貢獻又將是另一種超級玩具。它可以容納和記憶4萬比特的軟體（計算機對輸出數據的叫法），並在一天之內算完三個月的方程式，諾依曼將其命名為「數學分析器、數字積分器和計算機」。該設備申請專利且在美國原子能委員會註冊而無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發現其名稱的首字母縮寫為MANIAC（瘋子）。

花上3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號小型防護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發報機、鼓風機、發條鍾、急救箱、斯丹諾牌取暖爐、放射性元素圖表、防護服、化學清潔劑、汽油發電機和一套鍬鎬設備（「爆炸后可挖出條路」），以及一個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電影業的主要問題在於票房收入不高，但還有其他一些因素——外國電影逐漸受到歡迎。戰爭爆發前，經常看電影的觀眾從未看過歐洲電影，上映的少數英國電影也單調乏味、令人生厭。約瑟夫·阿瑟·蘭克改變了這一狀況。亞力克·吉尼斯、傑克·霍金斯、邁克爾·雷德格瑞夫等英國演員在美國像美國演員一樣家喻戶曉。義大利人送來了安娜·瑪格納妮和吉娜·勞洛勃麗吉達，奧地利人帶來了瑪麗亞和馬克西米利安·謝爾，法國人有碧姬·芭鐸和伊夫·蒙當，日本人則有三船敏郎，瑞典擁有一個劇團，該劇團的演出讓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紀40年代末期，好萊塢迫使演員遠離近郊電影院的銀幕，想觀看電影，就必須去大城市中所謂的「藝術劇院」。

新的少兒節目中約有1/3是講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國製造玩具手槍的公司從10家增加到300家。「雙槍手」威廉·博伊德深謀遠慮，購買了他自己所演的過時牛仔片電影膠片的專利權，贏得了來自電視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僅銷售赫白龍·卡西迪同款服裝所得的總收入就到了4000萬美元。赫白龍的6支槍造成的傷亡人數使電視上的總傷亡人數增多，到1954年，該人數已超過朝鮮戰爭中的死亡人數。熒幕中的某些凶殺案令人不寒而慄。《紐約時報》的傑克·古爾德反對播放年輕女孩被勒死的特寫鏡頭，但佔據時代主流的觀點是，電視節目在「大殺手傑克」的面前，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而且電視中的暴行還有些好處，即幫助小觀眾在幻想中釋放好鬥心。無論如何，暴力節目廣受歡迎，孩子們就是想看這類節目。因此，麥迪遜大街上那60個方形街區的所謂的「電視業」中心決定增加暴力級別。就在不遠處的公寓里，住著一個經常逃課的小學生，他看遍了所有電視中的暴力節目——他叫李·哈維·奧斯瓦爾德。

在內華達州的拉斯韋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彈，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彈和5000名軍人參加的一次原子彈軍事演習。美國最高法院對1949年圖謀推翻政府的11名共產黨領袖維持原判。馬薩諸塞州立法機關禁止共產黨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魯門總統簽署延長徵兵的法令。美國關閉了紐約的匈牙利大使館，禁止美國人去匈牙利旅遊。

但電影仍是一種社會力量。在某些情況下，電影將社會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麥克·托德的《環遊世界80天》就是個極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894名群眾演員、7959隻動物——包括4隻鴕鳥、6隻臭鼬、15頭大象、17頭公牛、512隻猴子、800匹馬、950頭驢、2448頭野牛、3800隻羊和一頭受驚的奶牛。類似的影片還有《火車怪客》、《白鯨記》、《晴空血戰史》、《黑獄亡魂》、《金臂人》、《紅男綠女》、《危急時刻》和《桂河大橋》。新興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瑪麗蓮·夢露、威廉·霍爾登和雪莉·麥克雷恩，至少與戰前的銀幕之星一樣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