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種下惡果（1951～1960年）
第二十章 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的
政府真正的目標是為人民做他們需要做但作為個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個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該干預。
塔夫脫感到困惑。一年前，他開始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前，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身體檢查。醫生確定地說，他從未向現在這樣健康。在第83屆國會任職的頭三個月，他是國會中的風雲人物。然後在4月中旬，他與艾森豪威爾在奧古斯塔打高爾夫球時，突然感到臀部一陣刺痛，難以忍受。接下來的一星期，他根本無法入睡。服用大劑量的阿司匹林都已無濟於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鎮休養也無法讓他好轉。6月12日，他在紐約醫院進行一系列的身體檢查，使用的名字是霍華德·羅伯茨。
有時，首都記者在報紙上提出質疑：聯邦政府是否已成為自我嘲弄的範例。參議院的掌舵手威廉·諾蘭不斷提醒總統，目前迫切需要海軍對中國海岸實行全面封鎖，並否決保羅·尼採的任職（尼采是威爾遜挑選的國防部副部長，主管外事），因為諾蘭認為尼采作為國務院一員，曾是「艾奇遜災難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麥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項撥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條：如果聯合國承認中國的合法地位，那麼美國將立即終止提供任何費用給聯合國。國會5次通過這個附加條款的草案，總統5次拿起筆，又5次放下筆，說他不能既接受該草案，同時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決議打破了僵局，他聲稱「國會的看法」是中國應該永遠被阻隔在聯合國之外。兩院全體通過該議案，副總統尼克鬆記錄參議院的一致表決時，十分讚許。當漢弗萊起草一份議案將加入共產黨判為重罪時，這場鬧劇到達了高潮。這個議案必須修改，因為它會破壞《麥卡倫法案》。《麥卡倫法案》要求共產黨員登記，而登記就意味著自認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來迴避罪責，但是共產黨的身份無論如何都不受法律保護。司法部長布勞內爾被嚇壞了。該議案至少有6點是違憲的，而且還將若干現有的反對共產黨的法律抵消了。無論如何，20世紀50年代初，國會中沒人打算向選民解釋沒有投反對票的原因。漢弗萊這項荒謬的議案在參議院以79:0通過，在眾議院以265:2通過。
在這個關鍵時刻，他的離世成了大災難。威廉·懷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紐約時報》上寫道：「俄亥俄州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的去世震撼了共和黨，在共和黨的半世歷史上，還未有過這樣的震撼。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東部與中西部之間的橋樑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對於政府……是無可估量的損失。」
哈里·凱恩對10450號行政命令進行了最無情的抨擊。凱恩曾是華盛頓州的共和党參議員，1952年競選失敗，通過國會山老朋友的幫忙在顛覆活動控制委員會任職。由於裏面有詹納、麥卡錫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張極端保守主義，所以沒人期望他會成為擁護民權自由的人。然而，他卻是這樣的人。在一次情緒高昂的演講中，他嚴厲抨擊白宮「向不正義的一方偏離太遠了」。總統大罵凱恩忘恩負義，亞當斯則提醒他還是這個團隊的一分子，不應辱沒自己的團隊。
此時，記者注意到他的變化。6個月以來，這位多數黨領導以出色的表現輔佐共和黨的總統。他們寫到，自就職典禮以來，他的目標之一就是讓共和黨政府取得成功。這曾是孤獨的鬥爭，右翼的其他參議員對他的忠誠疑惑不解，而民主黨人則一直視他為難以和解的對手。另外，他正承受著新的心理負擔，儘管他們對此一無所知。過去幾星期，他越來越覺得自己病得很嚴重。
關於此次會議，休斯在他的會議筆記中氣憤地寫道：「他真的相信幾句話就能讓人人都享受自由嗎？」但是杜勒斯相信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從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的聽眾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釋，美國決意幫助他們也僅限於「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爾總是不會忘記小心地提起這個限制），這將帶來悲劇性的後果。民主德國突然爆發罷工、縱火、暴亂。蘇軍坦克鎮壓3萬名東柏林人發起的暴動后，艾克向媒體強調，美國不打算在東歐進行實際干預。但11月底，杜勒斯煽動在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等地的騷亂。他說，因為他宣布美國不會承認蘇聯對這些國家的兼并行為和「確定它們的被奴役地位」。
如今，奠邊府法國軍隊的境況相當慘烈，陣亡人員已達半數。他們有時要忍受熱帶烈日的烘烤，有時更忍受傾盆大雨煎熬，只能在大堆的糞便和腐爛的屍體下躲藏。炮兵陣地丟失后，他們便無法進行有效反擊，因此陷入絕望之中。武元甲的105毫米大炮的火力一直未曾停息。越南軍隊的戰壕蜿蜒曲折，繼續向法軍逼近，也與敵人的步兵越來越近。有一陣傳來希望，說河內會來一支救援軍，隨後美國空軍部隊也會趕來支援。士兵相信這個傳聞，指揮官也相信，甚至卡斯特里也相信，因為他很難接受這個事實：納瓦拉是將他派到此地送死的。如今到了4月，他已經獲悉河內總部命令他銷毀一切武器和物資，不能落入敵人手中。至於他的部下，他被告知要讓他們知道，他們擋住了越盟大軍，保衛了法蘭西的榮譽，以此來動員他們進行最後決戰。
沒有跡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質疑波倫先生的忠誠問題，他從未與共產主義者有過聯繫，也沒有對其表示過支持甚至容忍……我認為沒有確鑿的證據可以對波倫先生的不良行為做出指控。
芝加哥大會的綱領還進一步聲明：「拒絕履行一切包含秘密協議的承諾，比如雅爾塔會議之類暗中幫助共產黨的承諾。」像其他共和黨領袖一樣，杜勒斯在制定這個政治綱領時，認為關於美國國務院的一些事情並不符合事實。他們相信共產黨和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的民主黨建立了共產主義帝國。他們下定決心要改正這一錯誤。作為國務卿首次發言時，杜勒斯建議東歐可以「指望我們」，並在總統的國情咨文中寫下這一段：「隨後，我會讓國會通過一項適當的決議，明確表明政府不會承認過去任何包含允許奴役人民的秘密協議。」此處指的就是雅爾塔、德黑蘭和波茨坦，這一點很清楚。當艾森豪威爾宣讀時，共和黨人手舞足蹈地慶祝開來。看來秘密協議確實存在，接著，他們便一個傳一個，他們自始至終都知道。當時，杜勒斯確信在國務院某個昏暗的地下室會找到證明民主黨有罪的文件。但文件並不在那裡，也不在任何地方，它們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大白后，總統和國務卿開始糾正他們的看法。但共和黨在參議院中的首腦們已經在起草有關雅爾塔會議的決議。用他們的話講，他們會否認戰爭期間簽訂的一切協議。艾森豪威爾發現，如果該決議通過，美國在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位就會變得十分尷尬。
真誠的，
現在是回顧美國外交政策和加強其作用的時候了，但是那位認同此點、能向美國保守派解釋清楚的人，卻在星期日晚上備受折磨地躺在紐約醫院。星期四晚上10點半，塔夫脫陷入昏迷，13小時后便過世了。
三天後，總統便在語言中增加了一個隱喻的表達。儘管不願美國插手干預越南，他仍然堅信冷戰信條。杜勒斯在海外記者俱樂部的演說未發表之前，他就已閱讀過草稿，也贊同他的觀點。他在每星期例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告訴記者，法國在中南半島的威望瀕臨絕境，而深陷危機的不僅僅是威望。共產黨在那裡奪取勝利，就會擴大紅色帝國的版圖，奪去美國重要的原料。這意味著自由世界將失去整個東南亞，而美國在太平洋沿岸的軍事防線也會受到威脅，即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中國台灣地區和日本等地。艾克說：「你放置了一排多米諾骨牌，推倒第一塊，最後一塊也只會跟著很快倒下，這是必然的。所以這就是全面瓦解的開始，它會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蘇聯或中國地面部隊的調動，會使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勢力失去平衡。同樣，如果歐亞大陸關鍵地區的男女無論出於希望還是失望而轉向支持共產主義，也會失去平衡……如果我們成為集權主義海洋中一個民主的小島……那麼美國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
保守派可不會輕易上當受騙。沃爾特·李普曼在《先驅論壇報》上寫道：「如今真實的情況是，雙方以及所有相關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約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漢森·鮑德溫在《紐約時報》上解釋說，極端保守派認為「如果希望阻止亞洲共產主義的傳播，那麼（朝鮮戰爭）就是在正確的時間、正確的地點發生的正確的戰爭」。他們並未忘記共和黨的綱領控訴過：在杜魯門的領導下，一群「無勝利信念人」在「相互牽制的命令」下發動戰爭，「並在與敵人談條件時，陷入僵局，顏面盡失」。如今朝鮮與德國一樣，一分為二。他們認為「杜魯門的戰爭」即將成為「艾森豪威爾的綏靖政策」。
這個規定確實縮減了不少政府人員。10月23日，白宮宣布在執行10450號行政命令的4個月里，1456名聯邦工作人員離職，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爾執政后僱用的。為進一步證明在對抗世界共產主義中取得的進步，白宮發表聲明，依據《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國共產黨領袖獲罪，2名共產黨判間諜罪，1名判叛國罪，並將84名外籍顛覆分子驅逐出境。而司法部長那已經為數不少的顛覆組織的名單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爾發表第二個國情咨文時，又宣布了新的戰果。他說，從政府解僱的「危險分子」已達2200人。隨後，尼克鬆宣布，「上千名共產黨、他們的追隨者以及『危險分子』已被政府掃地出門」，並報告6926人從政府僱員名單上除名。
當然，他們的信條理論並不奏效。國務卿與總統各行其是，無法實現這個目標。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軍事政策卻相當吝嗇，但很少有政治家發現這個差異，真讓人驚訝。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報復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時美國總統小心翼翼地避免卷進國外事務，但美國現在已不再是這樣的國家了。「美國式和平」已取代「英國式和平」，英國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國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圓珠筆。超級大國需要大規模的威懾力量來保持和平，而那種「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說法好像國際政治是美國7月4日國慶日的老式慶祝儀式，只是空談而已。
艾森豪威爾任命的部長們與他本人一樣，在某些問題上比共和黨的政治家更為右傾（塔夫脫向朋友透露，他擔心政府中企業家數量太多），他們的言論也更為保守。接下來的幾個月，人們就看到了幾個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談的就是威爾遜，講話總是滔滔不絕，因此他的綽號為「發動機查理」（通用電氣公司的總經理也叫查爾斯·威爾遜）。「發動機查理」有時會說他的話被引述錯了，有時他的確是對的。他從未說過：「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處就是對美國有益處。」他只是在參議院委員會討論批准他的任命時說：「對美國有益處的就是對通用汽車公司有益處的，反之亦然。」這一說法與之前的說法全然不同，是對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記者將其顛倒了。然而，威爾遜也有不當之處。在談論五角大樓花費過多的問題時，他說：「我可不是來經營雜貨鋪的。」
如果參議院……採納布里克修正案，將會使我們國外的朋友和敵人認為，美國打算從世界事務的領袖位置退下來。由此而必然產生的反應十分重要。這會損害我們對和平的希望和計劃，以及正在討論的重要國際事務成功的機會。
電影院的收入持續走低。碧姬·芭鐸在《上帝創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現引起轟動，這頗能說明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時代周刊》驚訝道：「碧姬躺在那裡，有立體銀幕那麼大，屁股赤|裸著朝上，就像審查員的眼珠。」於是，負責刪剪電影片段的審核人員履行了他們的職責。這位法國最著名的演員只能在大城市的電影熒幕上出現，並且也不是總能見到，而普羅維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費城則徹底禁止播放她的電影。在艾森豪威爾獲勝的那個月，電影院老闆認為他們應該在立體電影上弄出點兒新花樣。立體電影的製作者認為這是繼有聲電影后的又一發展。該類電影採用三維立體技術：觀影時，你要戴上硬紙板外框的眼鏡，然後就會覺得像坐過山車一樣地飛速直下，以每小時150公里的速度飛馳，又或者眼睜睜地看著一支矛衝出銀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長篇立體電影《非洲歷險記》在洛杉磯公映。其在一星期內的票房為9.5萬美元，派拉蒙影業公司的一位經理嘲笑這種要戴眼鏡看的電影的票房最終會十分慘淡，他說：「如果給觀眾放他們想看的東西，在他們的脖子上戴馬桶都可以！」結果新鮮勁兒一過，立體電影就像維他風一樣死氣沉沉了。
星期二晚上8點，兩架飛機在漢城外降落，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范佛里特兩位將軍迎接了他們。他們原來的指揮官，也就是將來的三軍總司令在韓國待了三天，研究戰爭形勢，在大炮轟鳴的前線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國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發表聲明告訴美國人民，下一任總統並「沒有靈丹妙藥，也沒有解決辦法」，但向他們保證「能做之事也有很多，並且會盡全力去做」，以此支持朝鮮戰場上的美國軍隊。與此同時，艾克前往檀香山，與他的顧問們一起登上美國海軍巡洋艦「海倫娜」號。尖刻的民主黨人表示，他飛往太平洋地區的唯一原因不過是實踐競選時的諾言。他在那裡的72小時中確實沒做什麼事，但那次旅程的意義遠不僅如此。他上前線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美國軍隊的士氣，結冰的戰壕提醒他——其他東西都沒有這個作用，停戰已經迫在眉睫。最終，有了「海倫娜」號的巡航。巡航期間，他接受並思量著麥克阿瑟的意見，接見並選中了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艦長，並與他任命的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進了了解。這三人都認為美國的對手只懂得使用蠻力。此次巡航至關重要。
李奇微強烈反對，他說，一旦同意投入美國空軍，派遣步兵也只是時間問題。他對當地地形略知一二：稻田、叢林、糟糕透頂的公路網以及極差的通信設備，甚至連海港也很糟糕。美國的干預只會成為「悲劇性的冒險活動」。他以書面形式向艾森豪威爾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後來在其回憶錄《軍人》中寫道：「對於一個像他這樣有軍事經驗的人來說，其中的含義再明顯不過了。」但同樣擁有戰爭經驗的雷德福則認為美國派出轟炸機是個不錯的主意。人們紛紛猜測國務卿的立場。3月29日星期一，他在海外記者俱樂部發表演說時，就誰都不會再懷疑了。他的話語和腔調都是關於冷戰的：
他唯一讀的報紙是共和黨《先驅論壇報》，這是事實，但要說他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表現極其愚蠢（當亞當斯擔心發布會上的一些敏感話題時，艾克就會淘氣地笑著說：「我會讓他們摸不著頭腦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看電視上，也不是事實。他唯一經常看的節目是《弗雷德·韋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點至9點半播出。他偶爾也會到白宮的地下影院看電影，但是很少。他認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請十個八個好友，在白宮屋頂的日光浴室會餐，他則親自動手在活動的燒烤架上烤牛排。受邀來參加這個晚餐的人會收到寫有「DDE」的便條，通常只寫他們的名而不寫姓：
就在這出好戲唱到此時，尼克鬆走到了舞台中心。當時他的動機尚不明朗，他也從未就此澄清過。那時，他似乎是華盛頓中最兇猛的「鷹」派人物，但首都大部分人過去和現在都認為，這位副總統只是在為政府放出試探性的氣球而已。4月16日星期五，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報紙編輯協會年會，就是釋放氣球的場合。他的講話本來是非正式的，但其內容實在駭人聽聞，就無法再隱瞞了。他被問道，如果法國撤軍，放棄越南，那美國會怎麼做？美國士兵會取代他們的位置嗎？尼克鬆回答，他們會的。自由世界的境況十分危險，如果進一步撤出亞洲，結果不堪設想。他祈禱法國能全力以赴，贏得勝利。「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為避免共產主義勢力進一步在亞洲擴大——尤其是避免在中南半島擴大勢力，我們就必須鋌而走險，派美國士兵參戰。我認為行政部門必須採取不受歡迎的政治立場，即正視這個行動並採取行動，我個人支持這樣的決定。」
不到一個小時，艾森豪威爾總統出現在電視上。他說：「帶著特殊的悲傷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們懷念那些受到召喚、在他鄉失去生命的勇士。他們再次證明了，只有勇氣和犧牲才能讓自由在地球上生機勃勃。」他警告說美國「只在一個戰場贏得停戰，而不是在世界贏得和平」，並說希望可以藉此說服睿智的人民協商分歧，而不是以「毫無意義的戰爭」解決問題。
在一次廣播訪談中，加利福尼亞州的諾蘭被問道：「我們即將得到的停戰是否是榮耀的呢？」他回答：「我不這麼認為。」他預測在這樣的條款下，「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失去在亞洲的平衡」。在朝鮮，馬克·克拉克將軍說：「此時，這些條款並未讓我感到高興。」而詹姆斯·范佛里特將軍（他在儀式結束后將負責保管聯合國的那份協議）則避免就此事發表意見，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這個問題將由高層官員回答。」保守派會反擊的，他們只是在等待羅伯特·塔夫脫的信號而已。
新政府要組成對抗麥卡錫的戰線，但由於競選時不明智的承諾，此時政府的實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共和黨綱領是一個大雜燴，反映了過去20年來破碎的希望、失敗中的迷思以及對共和黨主要捐贈者的承諾。其中一個承諾是，艾森豪威爾會將富饒的沿海大陸架交由各州管理。儘管韋恩·莫爾斯阻撓議事，總統還是兌現了全部諾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損。他以改革家的身份進入政界，但爭論潮間地油田的歸屬可不是改革的問題。2月6日，在喬治·漢弗萊的催促下，他兌現了另一個競選承諾，下令立即取消對工資的控制，以及對大部分生活消費品的限制，包括肉類、傢具、服裝、餐館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後，漢弗萊又要求緊縮聯邦信貸，削減國防經費支出。這次，艾克又答應了，讓擁護他的消費者深感失望，並且也為1953年後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經濟衰退埋下了隱患。
艾克最愛說追查共產黨就是追查「一罐蟲子」。其中的困難與其他問題一樣，都要回到競選總統時期。共和黨曾表示民主黨追查間諜的力度不夠，然而要制訂一個比杜魯門1947年建立的內部安全項目更為嚴格的計劃，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爾嘗試了一下，發布10450號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絲叛國嫌疑，僱員就會被立即開除。還有其他很多偏離一般準則的行為——酗酒、吸毒、參与不正常的性活動、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參与裸體組織、有不衛生的習慣和說謊等一切「與國家安全不一致」的行為，都可以成為開除的理由。
這就是我想說的。如果我方確實無法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我也不會發表演說。
到目前為止，奠邊府的局勢已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編輯們不斷在頭版刊載有關越南的隻言片語。人們終於知道，法國此次行動的代號是「禿鷲」。頭版的地圖上描繪著被包圍據點中的要塞位置——這些小山被命名為安妮-瑪麗、加布里埃爾·多米尼克、伊莎貝爾、休格特、弗朗索瓦絲、克勞丁、比阿特里斯，以及兩座姊妹山——伊利安1號和伊利安4號，綽號「洛洛布里達姐妹」。法國高級軍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已從上校升為陸軍准將，既然他是英雄，就該獲得將軍的榮譽。一名法國護士熱納維埃芙·加拉爾-泰羅比拒絕登上最後一班飛往河內的飛機，被稱作「奠邊府的天使」。關於卡斯特里的故事有許
九_九_藏_書多版本。據說，他發現他的部隊已在劫難逃，便讓士兵向自己開炮。
布里克也是這樣的態度。在一次攻擊兩位國務院工作人員的情緒激動的演講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動機。雖然他們反對他的修正案，但這並不是他攻擊他們的原因，他們為北約「部隊地位」協定做證才是原因所在。這是戰略失誤，當時總統正在聽演講。艾克找到最好的憲法專家，對修正案進行研究。他們報告說，根據該修正案，美國便無法加入北約，這令他垂頭喪氣。修正案具體指出，除非憲法將某些問題交由國會處理，否則參議院無權對其進行立法。因此，根據布里克修正案，這樣的協定要成為法律，就必須得到各個州的同意。艾森豪威爾說，這會讓各州立法院拒絕承認美國簽訂的協定。艾克說，因此總統和國務卿必須面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代表48個州政府」。
麥卡錫的發言人喬治·索科爾斯基指責，共和黨在艾森豪威爾的領導下，「變得太現代化，與新政沒什麼兩樣」。而在艾克就職的第二天早上，麥考密克將軍就在《華盛頓時代先驅報》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黨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時政評論員都站在總統一邊。塔夫脫逝世7個月後，《華盛頓時代先驅報》被《華盛頓郵報》收購，那是一份別具一格的報紙，尖銳地指出「參議員諾蘭似乎無法將政府目標和個人憎惡區分開來」。《商業周刊》評論說「共和黨大權在握，是否稱職自然是人們想要問的問題」。羅斯科·德拉蒙德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到這是新的「華盛頓混亂」：
什麼信號都沒有。這位俄亥俄州的參議員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樣，現在正在經歷轉變時期。塔夫脫曾是羅斯福和杜魯門時期的攪局者，總是妨礙法案通過，如今成為新政府力量的燈塔。1953年4月30日，內閣出現危機。艾森豪威爾召集國會領袖，向他們傳達壞消息：與他預料的相反，艾森豪威爾無法平衡第一次財政預算。杜魯門最先的預算是99億美元的財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減少到55億美元，但不能再削減一分一毫，否則就會危害國家安全。財政部長漢弗萊、預算委員會主席道奇和國防部副部長凱斯隨後表示支持該預算。他們的要點是，將美國靜態防禦的局面改成動態防禦，同時預測任何時間向美國發起的攻擊，這需要大量經費，因此不能再減少預算。
收件人：珍珠港美軍太平洋指揮總部
極端保守派就波倫的任命問題進行了越來越激烈的攻擊。布里奇斯告知參議院，駐莫斯科大使應該由「一位稱職的共和黨人」擔任。曾擔任國務院保衛處處長的斯科特·麥克勞德是麥卡錫的人。3月20日，麥卡倫指控他「沒有在得到的聯邦調查局情報的基礎上通過對波倫的審查」，這一針對麥克勞德的結論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國務卿隨即否認該事。同一天的晚些時候，麥卡錫罵杜勒斯是騙子，要求他發誓做證。麥卡錫聲稱知道波倫的檔案內容，說他是危險分子「還是太輕了」。此時麥克勞德心急如焚，他夾在兩個大人物中間，只能尋求白宮的幫助。他告訴亞當斯和珀森，這一切只是個荒唐的誤會。他只是讓杜勒斯注意聯邦調查局裡波倫檔案中「貶損他的材料」。麥克勞德請求辭職，但亞當斯告訴他，如果他那樣做了，只會讓現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黨人中間受到追捧。一些最熱心的支持者都不了解其中的內容，他們之所以簽字並捐錢支持它，也只是因為在某些會議室和俱樂部都是這樣做的，這就和在1936年支持自由聯盟是一件時髦事的情形一樣。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正確的，不然為何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美國醫師協會、憲政委員會、《芝加哥論壇報》以及婦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員會都贊同這一修正案呢？婦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員會是「海外軍人的妻子與母親的自願組織」，她們向國會呈遞了一份50多萬人簽署的請願書，這又是為了什麼呢？
10月，國務卿深思熟慮后告訴內閣：「美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得到別國的尊敬，外交關係也從未如此好過。」
共和黨的謬見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國台灣是其中一個主題。1950年6月27日，杜魯門派遣船艦和飛機前往朝鮮半島時宣布：
早上8點2分，他要接見的第一個人是布勞內爾。他們商談了一些程序問題。內閣成員下午5點半將在東廂宣誓，威爾遜無法參加，因為他正在出售價值250萬美元的通用汽車公司股份。（俄勒岡州的共和黨人韋恩·莫爾斯將在參議院發言，提議威爾遜應被除名。在整個10年中，莫爾斯將是政府內部的肉中刺，最終他加入了民主黨。）布勞內爾回司法部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納夫婦前來面見總統。明特納是皮爾斯伯里·米爾斯公司的法律顧問，而這是一次社交拜訪。去年春天，在明尼蘇達州總統預選時，他為艾森豪威爾組織旨在使其進入候選人名單的運動，這次的見面就是對他的獎勵。
當助手們忙於工作時，艾克則在思考更重要的事，並保持身體健康。時年62歲的他是美國第34任總統：頭頂光禿、英俊瀟洒、精力充沛、面色紅潤、肩膀寬闊，身高177厘米、體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軍校時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緊牙關，緊閉雙唇。生氣時，他會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緊緊握住拳頭；休息時，他表情嚴肅。要是他不願見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徵卻是迷人的微笑。
雖然新總統參加了兩個就職舞會，接近凌晨兩點才休息，但照常7點半起床，獨自在卧室吃早餐——習以為常的半個葡萄柚和咖啡。華盛頓人通常起得較晚，但西點軍校教會艾克早起是一種美德，他對此深信不疑。他將每星期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會領導的早餐會議定在早上8點，儘管他們極不情願。他處理日常事務的時間不會超過8點半。穿上咖啡色西裝，打上亮麗的領帶，他走到一樓，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宮西翼的總統辦公室，舍曼·亞當斯（也是習慣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總統紅色皮椅后的桌子上，豎著一座綠色大理石的氣象鍾，是格蘭特總統執政期間花400美元購買的。艾克把它設置好，他是個有條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會這樣做。
艾奇遜稱之為「中立」台灣的觀點，共和黨極端保守派卻不贊同。他們認為，中立蔣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對美國不忠。他們不顧事實，相信蔣介石能輕易打敗毛澤東的軍隊，繼續讓他留在台灣則是他們陰謀詭計的一部分。為了表示對國民黨軍隊的信任，麥卡錫、洛蘭和布里奇斯出席國民黨「大使館」的正式晚宴，與他們一同大喊其口號：「反攻大陸！」他們站起來大喊，使館里的國民黨「大使」則熱烈鼓掌。
布勞內爾苦澀地說，第83屆國會已然插手干預。僅國務院就分別進行了10次調查，國務院職員忙得連讀郵件的時間都沒有。艾克回應說，政府必須同國會合作，也許他們只是在調查杜魯門的人。但事實上，他們調查了每一個人，包括許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從未涉足政壇之人。麥卡錫調查《美國之音》，詹納的美國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尋找中學里的共產黨，眾議院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伊利諾伊州參議員哈羅德·維爾德的帶領下，準備搜查教堂。在一次廣播節目中，維爾德說該委員會已經清除了表演界的顛覆性分子。現在，他們正準備調查基督教教會。他說，調查的主要目的在於「清除個別教會分子，包括那些致力於政治活動多過本職的教會分子」。
在朝鮮，美國證明其諾言與盟約一樣有效——甚至更有效，因為根本就沒有盟約。歷史會將朝鮮作為證明集體安全的例子，它現在只不過還是個看似有理的理論而已。它會成為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轉折點的例子。
20世紀50年代初期，極端保守派熱衷於提出憲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稱之為「拼字遊戲」。在第83屆國會中，至少有107項這樣的提議被提交給委員會。其中一項解釋叛國罪不僅是倡議顛覆國家，「無論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國罪。其他提案還包括：禁止美國士兵踏上別國領土，除非國會已向該國宣戰；禁止將納稅人的錢用於社會福利事業；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參議員；聯邦政府不得干預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權利；申明「美國虔誠地遵守基督耶穌的權威和教義以及尊敬其他國家的救世主，並通過他們得到萬能的上帝的賜福」。
漢弗萊擔任財政部長，威爾遜是國防部長，司法部長是布勞內爾，郵政部長是薩默菲爾德，農業部長是埃茲拉·塔夫脫·本森，內務部長是道格拉斯·麥凱，商務部長是辛克萊·威克斯，而奧維塔·卡爾普·霍比將擔任4月11日新成立的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長。這與民主黨的內閣相比，變化十分驚人。新成員中有三人來自通用汽車公司：威爾遜、薩默菲爾德、麥凱都是雪佛蘭汽車的經銷商。（在一次討論激烈的新內閣會議中，傑里·帕森斯遞給埃米特·約翰·休斯一張紙條：「從現在起，我只買普利茅斯牌汽車。」）由於五角大樓7.8%的業務都交給了通用汽車公司，威爾遜不得不賣掉了他的股份。之後，艾克要求其他內閣成員都這樣做。
華盛頓與印度正好有12個小時的時差（一處是子夜，另一處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點30分，艾森豪威爾總統走進印第安人條約室參加每星期三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時，在河內法蘭西大廈的法國軍隊總司令部正被黑夜籠罩。記者問他，地球另一邊的軍事情形是否仍然嚴峻。他說：「我比任何人都反對美國在那個地區捲入熱戰。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動都是反覆斟酌的，我們將盡一切努力，不捲入戰爭。」
前一年9月，即1954年中下旬，艾森豪威爾批准向法國軍隊提供一筆更大的經費（3.85億美元）。當時，杜勒斯將美國在中南半島的目標確定為成功完成納瓦爾計劃，該計劃以當地法國指揮官的名字命名。杜勒斯解釋說，這樣就會在「1955年戰爭結束前，擊敗共產黨有組織的進攻」，只剩下掃蕩戰，這個可由越南軍隊在1956年完成大部分。納瓦爾計劃失敗了，但是直到1954年1月4日，總統與國會領袖們討論即將發表的國情咨文時，還未考慮將美國軍隊派往中南半島。艾克打算請求國會支持，繼續給法國軍事援助。一位共和党參議員問，這是否意味著派美國士兵去越南。大吃一驚的總統回答：「不是這個意思。」他說：「我可以寫上『物質援助』。」他確實這樣做了。
艾森豪威爾總統和夫人正在進餐時，莫斯科廣播電台公布消息：「列寧思想的優秀繼承人，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的英明領袖和導師，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的心臟已停止跳動。」總統向莫斯科發去了正式弔唁。第二天早上，他尖酸地對內閣說：「自1946年起，我就知道那些所謂的專家喋喋不休地討論斯大林死後會發生什麼，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又應該做什麼。現在他死了，你們可以翻翻政府文件去找找有沒有什麼計劃，那隻會白費力氣。我們壓根兒就沒有任何計劃。我們甚至不確定他的死會帶來什麼改變。」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體發布了此次會面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杜魯門從岳母的葬禮返回華盛頓時讀到了這一消息，隨之暴跳如雷。他說，如果麥克阿瑟將軍有結束戰爭的妙招，就應該告訴美國總統，這是他的職責。在第二天的新聞發布會上，他對麥克阿瑟的計劃是否切實可行表示懷疑。他怒氣未消，也向「海倫娜」號「開火」了。他說，艾克前往朝鮮半島的保證是競選中一種不負責任的煽動行為。現在，每個人都發怒了。麥克阿瑟的意見簡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紐約去沃爾多夫酒店拜訪了他，了解到他的想法不過是威脅中國，現任政府和離任政府之間進行平穩交接的希望也破滅了。
對於舉行簽字儀式前兩星期公布的停戰條款，誰都不滿意。37個月的血流成河后，200萬人橫屍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629人是美國人，從此之後，朝鮮半島將恢複原狀。李承晚得到2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綜合其他情況，雙方不分上下。雙方維護和平的原則並不存在。聯合國甚至沒能形成有效的監督系統，以防止金日成再次進攻。這是杜魯門在任期內就開始談判的結果，但他的停戰條件更為苛刻。保羅·道格拉斯指出，杜魯門「一旦接受當前協議，華盛頓上下都會嚴厲指責他的」。
歷史學家可能會好奇，為何要討論美國捲入戰爭的問題。聯合國未對中南半島有過任何承諾，不久之前的美國與此地也毫無瓜葛。唯一真正對該地區感興趣的只有羅斯福總統，他希望看到該地區擺脫法國的殖民統治。一年前，艾森豪威爾還不願擴大一場反共產主義的亞洲戰爭。他表示，即使僅僅在奠邊府實施空襲也要冒極大風險，這可能會使美國空軍與中國空軍陷入對抗。無論如何，進行決定性一擊的機會很小。法國在中南半島的軍事力量遠不及聯合國在朝鮮的軍事力量。
整個早上都被總統的例行公務塞滿。29個身穿紅夾克、頭戴白帽的騎師蜂擁而至，他們是科羅拉多州帕洛米諾騎警巡邏隊，參加了昨天的遊行，總統與他們一一握手。接著，總統接見了警察局局長赫伯特·福賽斯帶領的丹佛少年警察樂隊。收發室傳來好消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500封賀電。兩位共和黨州長與總統共進炸雞午餐。下午，艾克為第一次國情咨文演說做準備時，才發現他沒有辦公桌的鑰匙。
到3月第三個周末，中南半島的局勢已然惡化。杜勒斯依然對法國充滿信心。3月23日，他還預計法國軍隊將獲勝，但五角大樓可不確定輸贏。奠邊府傳來的消息令人沮喪。武元甲的炮兵佔據盆地周圍，實際上機場已無法使用。用C-54型飛機向12個營的被困人員空投物資，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如果在距地面6000～8000英尺處空投物資，那麼半數都會掉在越南軍那邊；如果在4000英尺進行空投，越南的高射炮又會擊落大部分飛機。敵軍從四面八方逼近法國軍隊的要塞，在許多地方安放了自動武器。巴黎通過外交途徑向華盛頓發來請求，請求美國實施空襲以緩解受困部隊的壓力。3月22日，法國軍隊參謀長保爾·伊利將軍飛往華盛頓請求援助。
1953年，林登·約翰遜和他的民主党參議員支持通過政府決議，不少於58次。然而，關於「被奴役的人民」的決議並未通過。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華盛頓，直到1955年，杜勒斯授權公布雅爾塔會議的所有資料，而懊惱的參議院激進派發現其中並沒有用於競選的子彈。兩年前，該問題就已經到危急關頭了。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爾與國會領袖會面時，政府起草的這份決議又一次被提上議程。但在他們會面前，命運之神插手了，此事也就擱置了——斯大林不會再向任何人下達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突發疾病，生命垂危。
共產黨勢力佔領台灣，會對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脅，也是對執行合法和必要職責的美國軍隊的直接威脅。因此，我命令第七艦隊阻止任何對台灣的攻擊。而作為這一行動的必然結果，我要求在台灣的蔣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對中國大陸地區的海空攻擊。第七艦隊負責監督落實此事。
印第安納州的詹納和內華達州的馬隆認為即將到來的停戰是中國人的勝利。馬隆在參議院詢問：「這位尊敬的參議員，杜勒斯先生執掌國務院以來……政策可有什麼變化嗎？」詹納回答說：「我沒發現有何變化。」
一位攝影師問艾森豪威爾感覺如何，他簡單地說：「戰爭結束了，我希望我的兒子儘快回家。」白宮對即將到來的停戰不置可否。在華盛頓的官員中，唯有國務卿滿意地評價道：「一個國際組織反抗侵略者，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國家，無論大小，都更加安全，因為集體安全的理想已然實現。」
無論怎樣，艾克對理性的呼籲在當時眾多事件的混響中至少是個清晰的音符，從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並把他們重新拉回到談判桌前。和談重啟后的第一階段，進展很慢。其主要障礙在於掌握在美國手中的朝鮮13.2萬士兵的命運。美國決定給他們權利，選擇是否回歸祖國。1945年，盟國將從德國解放的蘇軍戰俘交給蘇聯指揮官。其中許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亞，還有些人被處決，只因為他們當了俘虜。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布：「我們不會把人交出來，讓他們被屠殺或者奴役以換取停戰。」同樣，艾森豪威爾也決定如此。戰俘的命運將決定談判的結果，這一點越來越明顯。
在如今的局面下，共產主義蘇聯與其盟友共產主義中國使用一切手段，將它們的政治制度強加給東南亞，這會帶給整個自由社會極大的威脅。美國認為不能被動地接受這一可能性，而應聯合行動反擊。這可能會面臨嚴重危險，但如果我們今天不下決心，幾年後我們面臨的危險與如今相比會大得多。
杜魯門政府和艾森豪威爾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業餘心理學家準備對一位美麗動人的33歲女性弗吉尼亞·泰伊實施催眠，在心理學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亞還只是科羅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婦。在他的引導下，弗吉尼亞講起柔和的愛爾蘭語言，跳起吉格舞，確認自己是個愛爾蘭婦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愛爾蘭經過仔細調查，發現還真有這個人。她於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裡。接著發現，弗吉尼亞不僅以布里代的身份說話，還了解19世紀初科克的風土人情——那裡的人民、地理和風俗。連續在《丹佛郵報》上露面后，她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伯恩斯坦關於她的書《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後加印了8次。弗吉尼亞以布里代的身份說的話被刻成黑膠唱片，售出3萬張，每張5.95美元。
星期六，杜勒斯在國務院與兩黨的國會領袖商議，向他們解釋對法國集體防禦的必要性，也就是說，要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美國派出遠征軍。他自信滿滿，認為一定能嚇退中國共產黨，讓他們放棄胡志明。他說，如果這個行動失敗了，就要把越盟消滅。任何妥協都不可能達成，即使理論上的妥協也不行。一位觀察家對國務卿講話的印象是：國務卿「極度懷疑，如果在中南半島建立共產主義政權，美國是否還能存在下去」。
板門店的談判進展仍然很順利。中國人剛在那裡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點1分（華盛頓時間7月26日晚上8點1分），他們在一張新漆的桌子上籤署了18份停戰協議。代表聯合國簽署協議的是威廉·哈里森將軍，既沒有系領帶，也沒佩戴勳章；代表朝鮮簽署協議的是南日大將，穿著肥大的軍裝，掛滿勳章。他們沒有說話，沒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韓國無人出席。
除了接下去與麥卡錫的較量，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一年是他在華盛頓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麥克勞德的煽動下，以近乎莫須有的罪名解僱了許多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國務院護照辦現由弗朗西斯·奈特領導，他像麥克勞德一樣，也是麥卡錫任命的。他正在調查愛德華·默羅是否忠於國家。默羅在激進派中不得人心始於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倫比亞電視台的節目《現在看吧》中，講述了密歇根大學一位名為米洛·拉杜洛維奇的大四學生的窘境。拉杜洛維奇在空軍後備部隊服役8年後，突然被列為危險分子。他被指控違反空軍條例第36～52條，與「共產黨或同情共產黨者」來往密切。他被剝奪中尉軍銜，並被部隊開除。這使他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無法找到工作。這個案子曾由一個三名上校組成的委員會審查，空軍部隊沒有提供證據，也沒有提供具體的指控內容，還拒絕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並將他們自稱掌握的證據放在信封里，整個聽證會期間都沒有開封。默羅查了裏面的內容，與拉杜洛維奇來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親和妹妹。他們的可疑活動便是讀一份塞爾維亞語的報紙，該報紙在南斯拉夫發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與莫斯科斷交了。但空軍部隊不願九-九-藏-書冒這個險，不願意要其親屬閱讀外語刊物的官員，而這種語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爾，大部分政府領袖並不這樣看。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世界最強大的國家，是全球反對世界共產主義鬥爭的領導力量。朝鮮停戰後，中南半島成為唯一有這種衝突的地區。主張干預的人表示，如果共產黨在一條戰線獲勝，那麼所有戰線都會遭遇危機。這同樣是知識界的意見，馬薩諸塞理工學院經濟史教授沃爾特·羅斯托在《代達羅斯》雜誌上寫道：
美國人小像：瑪麗蓮·夢露
她是嚴重精神分裂症患者格拉迪絲·珀爾·貝克的私生女。格拉迪絲曾為米高梅、派拉蒙以及哥倫比亞這些電影公司剪片子，一生頻繁地進出精神病院。她的精神疾病同樣折磨著父母和弟弟，以至於弟弟最終自殺。1926年，她以當時無聲電影明星諾瑪·塔爾梅奇的名字給那個不該出生的孩子取名。若干年後，那個小嬰兒長大成人。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的導演為她改名為瑪麗蓮·夢露。在她成名前，夢露曾試著打電話給親生父親。父親的秘書說：「他不想見你。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可以到洛杉磯見他的律師。」
她一聲不響地掛斷電話。如果一個小女孩有理由控訴她的童年生活，她會那樣做的。她曾被12個家庭領養過，他們各有各的粗俗行為。在其中一個家中，她的玩具是空的威士忌酒瓶。另有兩個家庭是狂熱的宗教徒，其中一個家庭教她唱《耶穌愛我》作為懲罰。若她有不純潔的思想，便會用磨刀用的皮帶抽她；當她脫掉衣服與小男孩對比身體的不同之處時，她被叫作盪|婦。她喜歡一條小狗，但鄰居殺了它。她的外婆看望她時，想要用枕頭悶死她。她在孤兒院待了21個月，16歲時嫁給了一個老男人。她不愛他，於是逃離了那種監禁般的悲慘生活。她像變了個人似的，說話開始結結巴巴，患上慢性失眠症。她成為一個絕望的女子，貪婪地想要被人戀慕。
在一張墨菲床上，她的第一任丈夫教會她銷魂的性|愛。她熱愛這種感覺，終其一生都在追求性|愛。但這無法滿足她，她渴望受到萬人的崇拜。小時候，她會在格勞曼埃及劇院打發星期六下午的時光，看到貝蒂·戴維斯主演的《紅衫淚痕》和瑙瑪·希拉主演的《絕代艷后》，她夢想自己也能在大銀幕中出現。在外界，她想方設法追隨克拉拉·鮑、珍妮·蓋諾和葛洛麗亞·斯旺森的腳步。耶爾克讓她在一部戰地婦女的影片中出演角色，她便接到第一次試鏡的通知。她走進房間，坐下，點燃香煙。第一個看到樣片的男子說：「我打了一個寒噤。這個女孩身上有一種無聲電影中沒有的特質。她是這個電影時代中，第一個像明星的女子。試鏡中的每一個動作都散發著性感。」
後來，執導《熱情似火》的導演比利·懷爾德稱她「具有肉|欲的衝擊」，並表示具有此衝擊力的明星只有克拉拉·鮑、珍·哈露和麗塔·海華絲。觀眾在馬克思兄弟的喜劇電影《快樂愛情》中首次看到夢露。片中，她惴惴不安地走進格勞喬的私家偵探社，嬌喘著說：「有幾個男人尾隨我。」突然，所有人都對她產生了極大興趣。《夜闌人未靜》和《彗星美人》兩部影片上映后，她一舉成名。倫敦勞埃德保險協會還為她那挑逗性的步態投下重保。
這是她應得的。1950～1961年，她的影片共上映23部，票房收入總計達2億美元。當時只有法國的碧姬·芭鐸才能與她媲美。夢露平均每星期會收到5000封信，其中許多是求愛信。在土耳其，一位瘋狂的愛慕者因為她的拒絕而割腕自殺。蘇聯的《真理報》和梵蒂岡的《羅馬觀察家報》認為她代表著罪惡的社會。紐納利·約翰遜稱她「如同尼亞加拉大瀑布和大峽谷一樣渾然天成」。《生活》雜誌說她是「胸部豐|滿的貝納爾」，她性感的三圍（37.5-23-36英寸）為成千上萬的男人所熟悉，他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妻子的三圍。在更多時候，她的巨大吸引力源於她那迷人的嗓音、如火的熱情、淺金色的頭髮、微張的濕潤嘴唇、夢幻的藍色眼眸以及撩人的步履。
她比那更加難以捉摸，更加充滿紅塵的慾望。她受崇拜的慾望如此強烈，甚至在攝像機前做|愛。因為這一點，她的性|欲激發了觀眾的性|欲，甚至女性觀眾也如此。這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她沒有挑逗他人。她已準備好，甚至渴望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她14歲時，朋友們的父親就已對她動手動腳。一年夏天，一個下班的警察弄壞了屏門想要接近她。她從不假裝受到驚嚇，甚至也不感到厭惡。
她成了一名劇院經理人的情婦。這位經理人日漸消瘦，醫生告訴他，他的心臟虛弱，必須避免劇烈運動。但夢露的慾望與日俱增，直到他身體垮掉。夢露與他在棕櫚泉度假時，他就去世了。她與狄馬喬結婚後，有一次丈夫外出，她便穿上軟皮平底鞋徘徊在舊金山的街頭，尋找性|伴|侶。她與伊夫·蒙當共同主演了《讓我們相愛吧》，影片中她扮演的阿瑟·米勒夫人勾引裏面的蒙當，並且米勒知道了此事。
她為自己的淫|盪歡喜雀躍。作為一名冉冉升起的明星，她為一份日曆拍攝裸|照。她並不需要那50美元的酬勞，她只是喜歡這件事。（一個娛樂周刊的女記者問她：「你是說你什麼都沒穿嗎？」夢露說：「我穿了，我有攝影鏡頭。」）她從攝影師那裡得到了透明的底片，上面拍的是她的陰|毛。她將底片作為結婚禮物送給狄馬喬。她叫狄馬喬「猛|男」，但他在性方面比較保守。拍攝《七年之癢》時，她在紐約人行道上將腿叉開放在柵欄上，這極大地惹惱了狄馬喬。一群影迷看見一陣風吹過她的裙擺，露出臀部，歡呼雀躍起來。對她而言，這是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之一。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里，她一直致力於為《花|花|公|子》拍攝裸體照片。她希望這組照片能同時出現在全世界的女性雜誌封面上，這是她的夙願。她期待青少年禁看的X級影片儘快上映。約翰·赫斯頓將《不合體的衣著》中她裸|露胸部的幾個鏡頭刪掉后，她極度憤怒，大叫道：「讓觀眾們遠離電視。我愛做審查員不會通過的事。我們在這兒幹什麼，難道是為了忍受這一切，讓影片通過審查嗎？總有一天，他們會放棄審查制度，遺憾的是，我可能見不到這一刻了。」
她成為像卓別林和嘉寶那樣的大明星了，並榮獲「英國影后」的殊榮。這種成就感讓她飄飄然起來。她的三段婚姻皆以悲劇結尾，流產兩次后，她喪失了生育能力。好萊塢一直將她打造為金髮的花瓶角色。她曾逃往東部，向斯特拉斯伯格認真學習表演藝術。但是兩年後，她重返加利福尼亞州，仍尋求之前的那種角色。
1959年1月上映的《熱情似火》是她個人的極大成功，但是在耀眼的光環下，是人們未曾看見的陰暗面。她酗酒，依賴鎮靜劑。她從不守時，同事們漸漸疏遠她。傑克·萊蒙和托尼·柯蒂斯在出演一對快樂的易裝癖者時，一整天待在片場，等待她的出現。要想在早上6點半叫醒她，助手得用大量黑咖啡和按摩師。助手將她扶起來時，她鼾聲如雷的身體會來回滾動。有時下午4點才能開始拍攝，有時甚至會延遲到第二天早上，然後又會重複叫她起床的程序。
她記不住自己的台詞。在一個場景中，她的一句台詞是：「是我，舒格。」但就是這樣簡單的台詞，她都試了47次。她對於給劇組造成的不便之處和花銷毫不在乎，這甚至會為一部影片增加100萬美元的成本費。有一次，副導演敲她更衣室的門，告訴她其他演員已經準備就緒，夢露回答：「滾蛋」。
最後，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解僱了她。因為在拍攝《瀕於崩潰》一片時，7個星期里，她只到場了5天。那是1962年的夏天，36歲的她似乎失去了對生活的熱情。她對《生活》雜誌的記者說：「結束也許是一種解脫。就好像我也不知道你在什麼樣的跑道上，但是當你到達終點線之時，你會感嘆自己做到了！但如果沒有到達終點，你就必須從頭再來。」
她的最後一樁風流韻事是與一位既是律師也是政界人士的華盛頓人發生的。她擔心破壞他的政治生涯，擔心會懷上他的孩子。後來，他希望她出席一個晚宴，席間還有一些朋友和兩個妓|女，夢露因此大發雷霆。回家后，她在唱機上放上辛納屈的唱片，吞下藥櫃中所有的戊巴比妥鈉片（鎮靜催眠葯），從此香消玉殞。
她的屍體（檔案號：81128號）一直放在洛杉磯停屍處，無人認領。後來狄馬喬前來認領，為她舉行了葬禮。夢露從未想過自己靈柩的樣子，但她一定想過自己死後的事情。她曾做出了具體安排。按她的要求，艾倫·斯奈德為她化妝，瑪吉·普利徹做衣服，阿格尼絲·弗拉納根做髮型。
那些在海軍准將酒店召開的就職前內閣會議預示了艾森豪威爾執政期間會發生的事。一開始，他們就熱忱地投入其中。每次會議前要麼默默祈禱，要麼由本森念禱告詞——他是摩門教十二門徒理事會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爾忘記了，杜勒斯會清清嗓子，小聲提醒，艾克則脫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幫助才能達成目標。埃茲拉，請吧……」他們也進行了大量討論。當時的主要議題是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的就職儀式。儘管民主黨抱怨不斷，艾克還是決定以霍姆堡氈帽代替傳統的大禮帽，以顯示他不拘小節，這也是新郊區的人們支持他的原因之一。他向這群人讀了他宣誓就職后將發表的演說，當他們鼓掌時，他更是謙虛地說：「我需要你們的掌聲，但我更需要你們的藍鉛筆。」威爾遜說：「你把旗幟高舉起來了，太棒了。」大家發現，「發動機查理」在任何問題上總是最先發表意見。噹噹選的總統陳述他最看重的信條之一（所有國家，包括共產主義國家都需要進行自由貿易）時，威爾遜插嘴說：「我比較守舊，我不願向印度出售武器。」這可讓反共產主義者竊喜不已，但他也會讓他們震驚。在討論朝鮮戰爭是否有可能停止時，他問：「能否來個一攬子交易？也許我們可以承認中國，解決遠東問題。」
拉杜洛維奇的新聞播出5周后，空軍部長哈羅德·塔爾博特出現在《現在看吧》節目並宣布，他再三考慮后，決定恢復中尉拉杜洛維奇的職位，因為他絕對不會威脅國家安全。這對塔爾博特來說，是一次恥辱的經歷，但絕不是最後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與持有空軍部隊合約的企業有不正當交易，便在重重疑雲下辭職了。而在1953年，政府還極力維護塔爾博特，轉而指責默羅。媒體的可信度正在成為一個大問題。默羅之類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維奇之輩也不只一個。
在地理位置方面，東南亞的這一區域是最險峻的：懸崖峭壁、叢林幽深、峽谷險要、河流洶湧。但是，各處地面有一些相對平坦的窪地，較大的窪地還可整修為跑道。奠邊府就是這樣的盆地，其形狀如長長的橡樹葉，小溪是樹葉的支脈，中央的河流則是樹葉的主脈，其長11英里，寬3英里。奠邊府周圍森林密布、山谷深邃。法國傘兵部隊在此修建了一個機場，以及一系列的「豪豬」——保護機場和出擊敵人的堅固據點。自馬基雅維利時代起，軍事戰略家便主張指揮官佔領高地。他們認為如果一方佔領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毀另一方。然而，法國軍隊沒能佔領俯瞰奠邊府的高地。在對抗游擊戰的同時守住這些山峰實為不易，因此河內的總指揮部認為沒必要守住高地。在法蘭西大廈，戰地記者聽說法國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進。而且，越南群山密布，越盟也無法將大炮拉進來。
7月初，他又進了紐約醫院。據報道，他情況「良好」。醫生預計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投票。他本該在7月23日出院，即將出院時，醫生卻突然宣布他需要進一步治療，驗血時發現他有白血病。他回華盛頓的日子被無限期延長了。
他們都會談論什麼呢？假如是第一次會面，他們一定會花些時間來欣賞各盟國政府為總統精心挑選的以示謝意的禮物，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總統府的白色橢圓形書房中放滿了陳列紀念品的展示櫃，並稱它為自己的「紀念品陳列室」。他們談笑風生，一小時內可以從石頭花園談到現代建築，還談到帕特和邁克的笑話、法國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車款式、種菜、猶太人的幽默以及撲克牌的玩法。他是個健談的人，喜歡討論具體問題，而非泛泛之談。如果探討麥卡錫藐視憲法權利，他會心不在焉。但如果談到某個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體情況，他就會一直聽下去，只要你說話不是太尖刻。他不歡迎惡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們也如此。只有紳士才有資格進入這些房間，其餘的只能同舍曼·亞當斯打交道。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政府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是內閣中最年輕和最堅定的共和黨人。休斯這樣評價副總統尼克鬆：「乾脆果斷、講究實際、注重邏輯，從不提出過大目標，但在建議或改良方法上卻迅速敏捷——我一直認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辯護律師，帶著對法律奇怪的馬馬虎虎的興趣。」像其他人一樣，尼克鬆有時會讓艾克不知所措。他在電視上討論艾森豪威爾早期的決定時說：「順便談談國務卿杜勒斯，我們終於有一個反對共產黨的國務卿了，那不是好事嗎？」當厄爾·沃倫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職務時，這位副總統稱他為「偉大的共和黨首席法官」，使得艾克大發雷霆。他在多明尼加拉斐爾·特魯希略·莫利納的宴會上說：「為這個偉大的國家和卓越的領袖乾杯。」當時他正在高腳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記者拍下了這張照片。
艾森豪威爾回答說，他並不能預測未來。然而，他接著說：「如果美國在那些地區深陷全面戰爭，尤其是動用大部隊作戰，我無法想出對美國來講，有比這更大的悲劇了。」
命令中要求你們保證不會將台灣和澎湖列島作為中國國民党進攻大陸時的基地，這一部分要求現已取消。
塔夫脫大發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頭大力捶打著書桌，用強硬刺耳的聲音大聲嘶吼，說這個共和黨政府與那些民主黨人的政府毫無區別。五角大樓與往常一樣貪得無厭。該預算超過國民收入的30%，實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稅收——這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否則赤字令人難以容忍。塔夫脫大喊道：「我們向美國人民承諾的首要大事就是減少財政支出！如果按這樣的計劃，我們就絕不會在1954年選共和黨的國會！你們正在帶我們走杜魯門的老路！我們在競選時承諾的一切，都被你們拋棄了！」最後，艾森豪威爾深思熟慮地對塔夫脫說：「美國的全球戰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們並不難……」隨後，他便簡要敘述了冷戰戰略。
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來參加一個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來，我會非常開心……因為這是非正式場合，我提議我們7點15分在白宮見面，早一點兒共享晚餐，晚上則可以暢談……我大概會穿用餐服，你穿便裝即可。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驚的議會手段后，布里克修正案終於到了最後表決這一步。在「部隊地位」的鬥爭中，布里克敗下陣來。為挽回顏面，艾克提出一個程序上的緩和措施，即對協定投票表決時，只記錄投票數，而不是口頭唱票。布里克拒絕該提議。2月25日，該修正案支持率不到2/3，50位參議員同意、42位反對。
亞當斯解決了鑰匙的問題，之前總統親自負責的絕大部分文件也交給他處理。亞當斯、珀森和哈格蒂是與總統最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時間面見總統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須通過新罕布希爾州前州長才能見到總統。大多數情況下，他那潦草的「OK,SA」與總統簽名一樣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聽250個電話。亞當斯還使事情井井有條。白宮工作人員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語，不得在走廊吸煙，不得將腳放在桌上，也不能在「舉止」上有「古怪的習慣」。
儘管杜勒斯花言巧語，20世紀50年代唯一被推翻親蘇政府的只是美國後院的一個小國家——瓜地馬拉。但這場勝利也值得懷疑，因為它為日後拉丁美洲的潰敗播下了種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熱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慮地煽動東歐國家的人民——他承諾會把當地的蘇聯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內閣會議上，他十分滿意地報告，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和英國的索爾茲伯里侯爵3天前同他會面，表示他們對東歐的「真正自由」十分關切。他說：「據我所知，這是倫敦和巴黎第一次願意支持這項原則。」
當然，這個想法十分危險，接下來對它的討論成為20世紀50年代的重大政治議題之一。一些民主黨人指責即將擔任財政部長的喬治·漢弗萊。漢弗萊強烈主張搞預算平衡，而五角大樓是聯邦經費的最大支出者。漢弗萊只是大規模報復戰略的眾多擁護者之一，麥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倫娜」號時，艾森豪威爾得知他的老首長在全國製造商協會大會上說，他已找到「一個清楚又明確的辦法解決朝鮮戰爭」，並且「不會引發世界大戰」。他拒絕公開該方案，但表示會呈給當選的總統。「海倫娜」號上的大部分顯要人士都不再把麥克阿瑟當回事，但艾克卻不這樣認為。他致電沃爾多夫，表示期待與他見面，「我也許會從你的想法和經驗中得到許多益處」。麥克阿瑟樂意見面，「尤其是因為，儘管我作為個人和軍人對此十分熱心，但這是我回來后官方首次對我的建議表示出一點兒興趣」。
立即執行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聲中拉開了圍攻奠邊府的序幕。法軍放出煙霧隱藏機場未能奏效，飛行員們稱這個低洼的盆地為「夜壺」。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招待會上，一名記者向總統提到密西西比州參議員約翰·斯坦尼斯的觀察所得。斯坦尼斯當時就提出警告，美國向越南派空軍部隊技術工程師，很可能會使美國捲入這場戰爭。艾克說，不會那樣的，除非國會行使宣戰的權利，否則美國不會幹預中南半島的戰事。
他的話即刻引起了各界反響。一些政府官員已做好準備進行新的戰爭，但報紙沒準備好，編輯們紛紛致電艾克，要求總統否認副總統的意見。國會也沒準備好，譴責尼克鬆是極不負責的沙文主義者。在國外，關於美國軍隊部署的種種傳聞引發了各種緊張不安的反應，從而打亂了盟軍派遣遠征軍的計劃。當月隨後將在日內瓦召開關於亞洲問題的19國會議，倫敦決定看看會上能取得什麼成果。星期一，杜勒斯從奧古斯塔（艾森豪威爾正在此處打高爾夫）返回華盛頓，告訴記者，美國「不太可能」干預越南戰爭了。
然而，麥卡錫仍然對波倫窮追猛打。艾森豪威爾告訴白宮記者，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將交由參議院批准。總統表示，該任命會給美國帶來最大利益，問題就是這樣。盡職盡責的共和黨人沒有選擇餘地。塔夫脫本人對波倫的評價不高，但作為多數派的領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證據都支持與其相反的一方。於是他在參議院竭盡全力，以https://read.99csw.com74:13的票數通過任命。
17年過去了，好彩牌香煙的歌曲仍在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為某種產品打廣告，還沒人認為是有害無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約翰尼·雷的《慟哭》，到1953年被帕西·費斯的《你的心在哪裡》所取代。漸漸地，自動唱片機傳來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煙霧瀰漫的山頂》，薇拉·琳恩的《再見，親愛的》、羅絲瑪麗·克魯尼的《請來我家》、特克斯·里特爾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電影大片的主題曲，出自加里·庫珀出演的同名電影。其曲調改編自「迪米特里·迪奧姆金的原創民謠」，由於整首歌朗朗上口，連艾森豪威爾將軍都難以忘懷，哼唱了好幾個月。在這些生動的藝術中，沒有任何令人震驚或緊張的元素，也沒有引起混亂。那是孕育的階段，是喘息的機會，是放鬆重新調整的時刻。敏感的民主黨人察覺到這一點了，史蒂文森說：「我同意現在是喘息的時刻，而自我調節已成為時代的精神。」艾奇遜則建議朋友「遵循自然規律，休養生息」。
任命查爾斯·波倫為駐莫斯科大使時，他們認真較量了一次。波倫對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來講非常重要，他是國務院中研究蘇聯問題的權威。由於該身份，他在雅爾塔會議上擔任羅斯福的譯員，但共和黨右翼極其憎恨與那次會議有關的任何人。在外交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波倫堅決拒絕譴責雅爾塔會議。他甚至在批評該次會議的參議員面前維護它，稱雅爾塔會議在當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於是，雙方進入敵對狀態。這是權力的歸屬問題，總會有人贏，有人輸。
胡佛用重力球鍛煉身體，羅斯福游泳，杜魯門散步，艾克則打高爾夫。美國高爾夫球聯合會在白宮玫瑰花園外為他修建了一個高爾夫草坪，設了一個球洞。天氣好時，他就在總統府南草坪揮舞球杆；陰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練習。不久，他又把過道對面的閑置卧室改造成畫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戰後的聖誕節送給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顏料，從此繪畫便成為他的愛好，十分認真。現在，他正給他的顧問們畫肖像呢。民主黨批評家正描述亞當斯是怎樣儘力一次處理6件事時，接到艾森豪威爾打來的電話問：「你的眼睛是藍色的嗎？」他們提醒美國人，自柯立芝以來，再沒有那麼輕鬆的總統。民主黨人譏諷艾森豪威爾的日程表，說那不過是列了一些他不會採取的措施。專欄作者TRB在《新共和》周刊上寫道：「民眾愛艾克。他做得越少，他們越愛他。也許，這就是訣竅。他不會破壞現狀。」
總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而內閣中最強有力的人物漢弗萊也支持他。他們的目標是減稅，而他們認為這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正確方法。舍曼·亞當斯寫道：「這個『新姿態』以及以核報復為基礎的計劃，顯然是艾森豪威爾削減陸軍人數的原因。」艾森豪威爾是總司令，他承擔全部責任。為消除進一步的疑慮，他指示五角大樓假設美國將來會捲入核武器戰爭。國會山的民主黨人抱怨美國現有的安全只是一種假象，人們被騙了，而總統的動機則具有政治性。的確，有一部分動機是出於政治考慮的。政府提出了一個更為虛偽的承諾，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戰略上的單一武器論也受到尋求簡單方案以解決問題之人的青睞。顯然，美國不打算髮動征服戰。因此，他們說國防部顧名思義就應該只搞防禦。他們只要求美國不受侵略，大規模報復的威脅也只是確保這一點。
參議院對其中6個提案進行了討論，每一個都獲得了多數票。其中4個提案獲得了通過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數，可以提交眾議院討論。如果在那裡仍有2/3的人投票通過，就會交給各州立法機關討論。這是參議院不負責任的表現。當時盛行的詭辯可以用德克森的話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決，那麼伊利諾伊州新上任的參議員不會有意見；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會同意。」諾蘭也是同一腔調。他說，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對者害怕的是什麼？難道他們不相信人們的判斷？答案當然就是開國元勛從未想過國會會成為氣窗，讓修改憲法的提案通過；州立法院傾向於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協，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這樣回答的人寥寥無幾。馬薩諸塞州的年輕參議員約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憲法，是我們最寶貴的保護措施，也是最穩定的堡壘。」然而，其他議員對他的話充耳不聞。
美國這時的外交似乎很成功。南越和美國代表沒有在《日內瓦條約》上簽字，但很少有人認為這一點很重要。杜勒斯的官方身份只是會議的觀察員。因此，既然雙方沒有簽字，就不會履行保護兩年後越南選舉的義務。這就埋下了伏筆，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選舉不能順利舉行，便會導致戰爭再次上演。此次戰爭的不同之處在於，越南暴動被烙上「侵略」的印記，從而成為直接向在馬尼拉結成聯盟中的每一個成員宣戰。約翰·奧利所說的「滾雪球」開始了。
他們鄭重宣布要「讓蔣介石出籠」。艾森豪威爾從未使用過這個詞，但它出現在綱領中。在這個命令下，參謀長聯席會議發電報給第七艦隊：
民主黨人可找不到高興的理由。依然因杜魯門的出言不遜而懷恨在心，艾克拒絕了這位即將離任的總統要與其在白宮共進最後一頓早餐的邀請。杜勒斯已兩次拜訪艾奇遜，而艾奇遜則寧願他不要來。二者雖然都是冷戰的強硬派，但他們的政見有很大分歧。艾奇遜懷疑（後來證明他是正確的），他的繼任者會迫於麥卡錫的壓力，解除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職務。（文森特是個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麥卡錫的攻擊。）
後來，私下談到越南時，他說：「我們在那裡是清白的，沒有殖民主義的污點。奠邊府的失敗，也許會因禍得福。」
但蔣介石如何再次佔領大陸呢？沒有船隻，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國大陸吧！但艾森豪威爾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國情咨文時，他寫道，杜魯門的命令是要「美國海軍為防禦共產主義中國助力」。而且，談論重新挑起中國內戰具有挑釁性。報社泄露了消息，安東尼·伊登警告總統這會「招致極為不好的政治反響，又得不到軍事補償」。艾克心煩意亂，決定前往國會山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請允許我澄清一下，我方下達該命令並沒有侵略意圖。」十分清楚的狀況是，被放出籠的蔣介石已經沒有牙，不再兇猛了。沒有第七艦隊的阻撓，中國共產黨做了幾次試探性的攻勢，發現國民黨沒有實力控制台灣海峽，甚至裝出個樣子都不行。幾個月後，蔣介石越來越懷念美國的艦隊。艾森豪威爾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命令一周年之際，《紐約時報》報道了該事件的結果：11個沿海島嶼回歸共產黨了，但這不是最後一個關於台灣的消息。由於美國國內可能出現的政治分歧，或僅是為了避開民主黨的嘲笑，第七艦隊又被調回了台灣海峽，並被稱為「把蔣介石收回籠」。
然而，任命剛剛下達，麥卡錫就開始找麻煩了。他在提交給參議院批准的政府人員任命單上就找到了借口。第一眼看上去，這份名單完美無瑕，但麥卡錫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狀。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駐德高級專員。麥卡錫宣稱科南特作為哈佛大學的校長，他的觀點「與美國人民的普遍信條大相徑庭」。艾森豪威爾想讓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擔任副國務卿。史密斯是個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戰」中曾是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長，之後他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以及美國駐蘇聯大使。麥卡錫反對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麥卡錫誹謗罪的審前聽證會上做證，並且不顧麥卡錫和帕特·麥卡倫的控訴，為外交官約翰·佩頓·戴維斯辯護過。但參議院可不會因為這些證據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總統。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麥卡錫已經提出了自己的主張，白宮也開始有所警覺，知道他可不是好對付的。
從下個星期三的上午10點半起，艾森豪威爾將在隔壁行政大樓的印第安人條約室定期接見白宮記者。在這些接見會上，他常常表現出對重大事件毫不知情。雖然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卻坦誠表示這是真的，他坦言：「你們在告訴我一些我從未從我的政府聽說過的事。」他信口開河，不管語法、句法規則，亂說一通，常常使助手們不知所措。聰明的記者們記下了艾森豪威爾版的「葛底斯堡演說」：
年輕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這一問題。1954年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之後成為哈佛大學政治系的教員，並出版《核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以嚴謹的邏輯分析了美國在世界中的姿態。他總結到大規模報復是一種謬論：政府進行有限度戰爭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後只剩下原子彈這個武器，每當外交不能達成一致走到訴諸武力的邊緣時，國家的生存便成為賭注。艾奇遜也看出了矛盾之處。他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於美國主張大規模報復具有「主動權」進行分析，認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報復是對某些人主動性的回應。羅維爾對這個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華盛頓來信》一文中預測，「如果中南半島發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彈在那裡會像石弓那樣毫無用處，到時地面部隊將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以前的實力，而且遠不只於此」。
共和黨政府內被掉以輕心的分裂、長期不和、相互辱罵，尖酸刻薄的消極爭論弄得到處烏煙瘴氣，這樣的後果是什麼？從中又會得到什麼政治收穫？這種新的「混亂」產生的效果就是展示了共和黨政府是個爭論不休、毫無建樹、立法無能的政府。
儘管杜勒斯一生中並沒有被要求兌現以上的承諾，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麼負責兌現之人恐怕會十分擔憂。一些驚恐的證人衝到國會委員會的房間中進行抗議：美國在擴大軍事責任的同時，也在削弱自己的實力。作為一名將軍，艾森豪威爾對五角大樓不太尊重。在一次預算中，他將空軍預算削減了50億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將軍的疏遠。當中國台灣遭遇一次周期性緊張局勢時，他又命令將軍隊人數從320萬減少到285萬。只有一位五星上將總統才敢這樣做。他拒絕了一切在核武器時代不實際的戰略。有一次，白宮舉行會議，討論進一步裁軍，他說：「如果你能冷靜地理智思考問題，那麼將用於陸戰部隊的經費用於建設新的公路益處還更多些。這樣在敵人來襲時，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離。」
然而，這個團隊還未學會相互合作。麥卡錫一直在給共同安全署找碴兒。內政部長麥凱趕走了才能出眾的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局長，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專搞宣傳活動的人。商務部長威克斯繼續與國家標準局鉤心鬥角，這是哈里·沃恩和唐納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聖母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克拉倫斯·馬尼恩博士是一位極右分子，被任命為總統的政府間關係委員會主席。他贊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宮陷入混亂。
抄送：日本東京遠東司令部
和談在總統關於和平的演講后第11天重新啟動，拖拖拉拉地貫穿整個5月。如今使聯合國各成員國團結起來越來越困難。一些歐洲國家「左」翼領導人認為毛澤東對細菌戰的指控可能並非空穴來風。另一方面，極端保守派則催促美國不必理會懦弱的同盟，並響應麥克阿瑟全面勝利的號召。艾克否決了。他告訴他們：「如果你在一個地方單幹，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單幹。」在美國陣營中，沙文主義最強烈的「鷹」派人物是李承晚。這位78歲的韓國總統拒絕考慮任何分裂朝鮮的協議。他拒絕將三八線作為邊界或前線，而準備在沒有聯合國的支援下跨過鴨綠江，即使面對滅亡也在所不惜。後來亞當斯說：「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費盡唇舌，不斷努力呼籲李承晚保持理智，並讓其了解美國不會為了朝鮮統一而引發世界大戰。」他還表示，與李承晚的爭端，「較之與共產黨的爭論，更傷腦筋，令人沮喪」。
1953年2月2日
將軍之前從未見過艦長，雷德福作為太平洋地區總司令在硫磺島登上「海倫娜」號。8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布雷德利的第二屆任期將滿，艾森豪威爾推斷，其繼任者一定與查爾斯·威爾遜一樣，認為20世紀50年代的冷戰中心在亞洲。雷德福不僅符合這一條件，而且還狂熱地守護太平洋戰區，他甚至都不願聽到關閉西雅圖桑德因特海軍基地的建議。他也贊同制訂新的戰略方案。艾克認為，龐大的軍事預算對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傾力打擊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威脅，那麼美國將陷入困境。他認為，製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為明智的方法。如果蘇聯知道這場絕望的戰爭最後會以在克里姆林宮投放原子彈告終，那麼世界恢復和平的機會就會增加，或者理論上如此。杜勒斯喜歡這一想法，後來他稱之為「大規模報復」。
事實上，這是全美國的悲劇。塔夫脫是美國唯一真正理解國會權力重要性和總統總攬大權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預見從釜山到美萊村這條長路走下去會有什麼結局的人。國會山的政客們悼念他，而他們的悼詞則顯示出他們對他的了解多麼少。俄亥俄州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翰·布里克宣讀悼念詞。3.5萬悼念者經過國會大廈圓形大廳，此處停放著置於黑色靈柩架上的棺木。這裏也曾停放過塔夫脫的父親和林肯的棺木。海軍陸戰隊樂隊演奏著憂傷的銅管樂曲《美麗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說：「塔夫脫參議員從未猶豫過強制實施法律……這位長眠的領袖為他自己創造了不朽的豐碑。他對政府的付出，以及通過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獻，將一直傳遞下去。」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為基督教長老會的一員。他認為他的宗教信仰是偉大的力量，但實際上卻是他的累贅。他認為反共產主義是長老會教義的延伸（用喬治·凱南的觀點來看，正如蘇聯領導人認為共產主義本身就是福音一樣），因此，他的外交政策與蘇聯領導人一樣，都是僵硬和教條主義的。艾森豪威爾相信妥協和調解，但他挑選的實施外交政策的人卻極度不信任這一點。杜勒斯巧妙地破壞了史塔生裁軍的計劃，理由是美國的北約同盟國會將此看作美國決心減弱的表現。對他來說，靈活比軟弱更糟糕，那簡直是不道德的。誰不同意他強硬的主張，就會被烙上恥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訪時，以總統名義贈給埃及總統穆罕默德·納吉布一支鎳制自動手槍。這是提醒所有中立國的政治家們，以武力反抗共產黨，才會贏得美國的友誼。對於中立國的領袖（如印度的尼赫魯）來講，世界並非如此簡單。尼赫魯試著在兩大競爭集團之間找尋自己的位置。他認為，反共產主義與反殖民主義同等重要。杜勒斯認為中立主義最惡劣，便理直氣壯地將武器運往巴基斯坦，從而失去了與印度的友誼。
數字油畫就不是什麼高深莫測的藝術了。這是一種非藝術之人的小兒科行為，他們可以不必創作任何藝術作品，就以畫家自居。這10年來，其帶來的最顯著的現象就是贗品層出不窮，因此數字油畫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風向標。想出彩色數字油畫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爾墨繪畫公司。顧客可以購買一幅複雜的靜物寫生或人物肖像——彌爾頓·伯利的是最受歡迎的。他們同時配好50種油彩或水彩，編上號碼，並將對應的號碼塗在油畫布或畫紙上。假如烏賊墨色的編號是14，那麼對應14的地方便都塗上這種顏色，以此類推。使用帕爾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稅）就能重現達·芬奇的《最後的晚餐》，將其裝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畫框中」，而這個裱框其實是塑料的。
一致的看法是，只要美國部隊還在朝鮮，那麼向法國提供財物、槍支和策略就已足夠了。依此推論，現在需要的東西更多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援，自由世界的安全就將受到威脅。
杜勒斯經常不在首都，這令那些喜歡低調處理外交事務的人緩了口氣。實際上，他到處活動，像賣保險一樣向盟友提供對抗侵略的策略，將美國軍事力量作為鋼筋，把非共產主義國家聯合起來。除北約外，又加入重組后的美洲國家組織、東南亞條約組織；在中東簽訂《巴格達條約》——後來成為中央條約組織，美國雖未加入，但大力支持該組織。包圍共產主義國家的條約，每年都會增加新的內容，直到美國要對8個安全條約承擔責任，並保護42個國家。沃爾特·李普曼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杜勒斯不僅展示出自己是個精明且善於算計的外交官，而且是一個賭徒，用本國的血汗、財富和榮譽當作自己承諾的支票，比過往任何一位國務卿能想象的還要奢侈浪費。」
就這樣，20世紀50年代的中心政治問題在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5個星期就出現了：民主党參議員支持艾克的外交政策，但共和黨內的頑固派卻堅決反對。總統下決心忘記過去，但激進派卻抓住雅爾塔會議的罪責不放，這讓總統感到為難。對這些人來講，他們慢慢相信在芝加哥代表大會上的疑慮已經一一驗證了。他們認為艾克是杜威和洛奇等人的傀儡，而他們是否愛國，值得極度懷疑。他們不太確定杜勒斯站在哪一邊（有時對於艾森豪威爾也不太確定），並對國務院援助諾蘭稱之為「遏制政策的特洛伊木馬」的任何嘗試心存警惕。
回顧過往，這個即將上任的內閣比那些評論所預測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為一個團隊，他們敬業奉獻、勤勞奮進、頭腦清醒、忠誠愛國。幾星期以來，部長們每天準時出現在白宮西翼棺材狀的長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筆直，認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筆記本上記著什麼，總統講話時便嚴肅地點點頭。幸而他們並不輕易氣餒，因為他們肩上的新責任極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爾遜在內，都未被要求處理像1953年1月發生在美國政府中的那麼大的事件。上次共和黨執政時，聯邦政府工資單上有63萬僱員，如今有256.1萬人，增長了3倍多；預算也從38.63億美元增長到854億，猛增了21倍不止。
本來就沒抱多大希望。在飛往漢城前，艾森豪威爾和他的助手曾拜訪白宮，試圖結合兩者的外交政策。杜魯門叫來艾奇遜，讓他介紹世界上陷入戰爭的地區。他詳細敘述了越南戰場，他說最大的問題是，法國是否還有繼續對抗共產主義的意願。
暴風雨過去了，塔夫脫從此成為總統最重要的支持者。私下，他笑話朝鮮停戰條款，但他能克制自己的情緒，對媒體發言時，比諾蘭、詹納、馬隆之輩更為謹慎細緻。無可否認，他仍像以前那樣直言不諱。（他曾說過：「說話講究策略就是不真誠。」）他承認，分裂的朝鮮的前景「極度令人不快」，因為它創造了「隨時會引發戰爭的條件」，使中國從容處理越南問題。但他不願製造分歧，也不願絕望。
乍一看，麥卡錫似乎挫敗了，但事實恰好相反。該問題分裂了塔夫脫的勢力，他不願再發生類似之事，便告訴艾克，他支持此事的代價就是「不能再出現波倫（這樣的人）了」。總統的助手們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與此同時，這位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又在計劃新的活動。整個華盛頓似乎沒有一個共和黨人準備公然反抗約瑟夫·麥卡錫。
法蘭西大廈的判斷錯了。自11月以來，9萬名越南農民把105毫米野戰炮穿過荒山野嶺運到了奠邊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隊已進入有利位置，俯瞰著灰黃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華盛頓的艾森豪威爾正在印第安人條約會議室回答關於中南半島的問題時，越盟第57團在長途跋涉並休整一番后，從灑滿月光的山坡上俯視那個保護法國12個營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後來游擊隊的指揮官九九藏書何文賢告訴別人，那晚機場周圍搖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們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發出的火光，那代表對逝者的追思。
星期日晚上，杜勒斯與艾森豪威爾、雷德福在總統的橢圓形書房議事。現在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干預是否合情合理，如果合理，那麼理由是什麼。在巴黎，皮杜爾不斷催促狄龍大使。法國竟要求使用原子彈，可見它們絕望程度之深。兩艘載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艦與第七艦隊一起在東京灣巡航，但華盛頓沒人真正考慮過使用核武器。事實上，艾森豪威爾禁止任何空襲。在一定情況下，他願意考慮杜勒斯的「聯合行動」，由盟國共同出力。法國必須同意將戰爭進行到底。他們必須讓越南、柬埔寨、寮國完全獨立。法國和中南半島三國必須請求盟國（美國和英國）參戰。最後，有權宣戰的國會將做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並非由總統決定。杜勒斯在這樣的條件下可以儘力去做，在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的電訊往來中，他試探後者的態度（他的態度比艾克更為保守），然後啟程，試著將倫敦和巴黎的盟軍集結起來。
首都的記者們稱布里克的出擊是「自1788年以來，關於外交關係的憲法的最大一次論戰」。可能就是這樣。如果不是麥卡錫和美國政府之間更為尖銳的鬥爭使之黯然失色，那麼此次出擊將是10年來極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場運動。1953年1月7日，該修正案被參議院提出時，共有64名聯合提案人——已達到憲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參議院人數。杜勒斯疾呼該修正案「會對國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脅」，但沒有人理會。尼克鬆請求參議院的共和黨人不要使自己的總統難堪，如此活動6個月後，他不得不告訴內閣：「毫無疑問，許多民眾都支持該修正案。」
下一位記者問道：「總統先生，你說的話是否可以理解為，不管戰爭走勢如何，你都決定不捲入或者不那麼深地捲入中南半島的戰爭？」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對美國商業界的讚賞。艾克希望他任期內的政府作為商業的政府而為人們所記住，並多次談及此想法。他認為，商人比軍人更有才幹，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對於他來講，政治家就是一群無能之輩。位於其價值標尺頂峰的，是工業界的偉大領袖。他組建的內閣中，商業界人士佔了大部分，以至於史蒂文森稱其是「大交易」，美國運輸研究委員會在《新共和》周刊上說這是「8個百萬富翁和1個水管工」組成的內閣。這個水管工就是工會領袖馬丁·德爾金，他將擔任勞工部長。
回到辦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夠了，簡直要大喊大叫了！這些該死的事毫無意義，只會損害美國的威信。我們常說法國人沒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國家——而我們則坐在這裏為布里克修正案爭吵不休。」在海軍准將酒店進行就職前內閣預演時，他就已經遇到這個問題了。那時，這個主意對他來講充滿了吸引力。聽到羅斯福和斯大林（不知為何，丘吉爾的角色總是被忽視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后，他極度憤怒，然後便上鉤了。他認為（布里克是這樣說他的）人們反對該修正案，會轉過來對聯合國不利。修正案聽起來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無能的總統或昏昏欲睡的參議院要奪取人民和各州的憲法權利時，美國會因該修正案而有了保證。
儘管精神病學家震驚不已，但還是認為弗吉尼亞是把潛意識中的記憶片段交織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個美國人發現一位本姓為墨菲的安東尼·科克爾夫人，弗吉尼亞在易受影響的童年時期曾住在她家對面。科克爾夫人來自科克，在孩子的請求下，她不斷講述自己年輕時在愛爾蘭的生活，以及從母親那裡聽來的故事。
記者們認為政府右翼有時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為，或者即使知曉，也毫不在乎。他們以關於沃爾夫·拉德金斯基的愛國主義的不得體的爭論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為他的愛國主義顯而易見。他是一位鬥志昂揚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專家。在麥克阿瑟的領導下，他在日本的土改運動被認為是勝過共產黨土改的範例。實際上，斯科特·麥克勞德極力推薦拉德金斯基的政見。儘管如此，埃茲拉·塔夫脫·本森還是不想讓他進入農業部。本森認為他是危險分子而解僱了他，史塔生為他澄清事實后，本森又在總統同意下聘用了他，並派他到亞洲，與共產黨的土改專家鬥智斗勇。
4月下旬，法國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請求支援。當時杜勒斯和雷德福正在巴黎處理北約事務，皮杜爾請求國務卿，希望美國進行空襲，否則奠邊府就會失守。杜勒斯說他會考慮考慮的，但這隻是友善的說法而已。艾森豪威爾再次向他表明，只有國會同意，美國才會派兵到中南半島。而且，杜勒斯也看到了巴黎報紙上的報道，對於受困的法國部隊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點30分，星空下，兩個男人出現在曼哈頓莫寧賽德大道60號，他們裹著厚外套，將領子豎起抵禦嚴寒，隨後坐上了等在路邊的黑色豪華轎車。其中一人是美國特勤局的愛德華·格林，另一個則是當選的美國總統。在那個時間，城市中還沒有車輛行駛。轎車飛速穿過空寂無人的街道，直奔東河方向，駛過三區大橋，轉向長島，最後停在與米切爾機場平行的小路上。那裡有兩架星座式客機正在待命，噴氣式飛機出現之前，那已經是最快的飛機了。其中一架是為將軍準備的，寒風凜冽，將軍趕緊登上了舷梯。
杜勒斯並不氣餒。他認為對手會接受新的提議，並告訴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樣渴望停戰，「在給他們適當的保證下，他們就不會理會李承晚的一時衝動，並同意簽訂協議」。中國通過新德里證實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證的事，需要給難以對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壓力。艾克發電報給李承晚，表示他讓聯合國的命令「陷入無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與李承晚協商。羅伯遜與李承晚在漢城商討，一小時又一小時，一天又一天，他聽著這位憤怒的老人傾倒壓抑已久的情緒。李承晚筋疲力盡后，羅伯遜向他解釋美國現在進退維谷。兩星期後，李承晚讓步了。
誰會受到邀請呢？不會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爾看來，由於其職責所在，他見他們已經見得夠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員。一旦他為某個部或局找到一個可以勝任的負責人，他便覺得完成了自己的職責，然後就將他和他的單位拋諸腦後了。如果當晚艾克想打橋牌打發那個晚上，便會邀請他最喜歡的牌友——北約的阿爾弗雷德·格倫瑟將軍、可口可樂公司總經理威廉·魯濱遜或投資銀行家克利福德·羅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請的人會多一點兒，但也是同一個朋友圈內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曾調查「總統的玩伴」，發現只有一個人與政界有點兒關係，那就是科羅拉多州前任州長。其他人則包括兩個農場主、兩名石油大亨、兩個酒商、兩個高爾夫球友、兩個房地產經紀人和三位銀行行長。工商界人士佔大多數——來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險、家用電器和輪胎業的總經理們，除去他們，就是眾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納爾·斯佩爾曼和伯納德·巴魯克。
杜勒斯從歐洲回來后，感覺迅速干預的機會已經來了。白廳和法國政府似乎已準備接受聯合行動的建議。如果在危機中陷入重重包圍的法蘭西大廈有任何接受援助的機會，那就是現在了。丘吉爾並未強烈反對該建議。而法國為了獲得援助，幾乎可以犧牲除凱旋門外的任何東西（事實上，喧鬧的示威隊伍正在凱旋門抗議擴大戰爭）。艾森豪威爾雖然似乎不為所動，但他一定會改變主意的，即使他堅持，國會也會行動。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記得喬治修正案的參議員們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對總統于越南戰爭中的行動的憤怒聲中，有人想起了諾蘭的意見，但他早已在競選中失敗並隱退，在加利福尼亞州過著普通的生活。諾蘭當時贊同喬治的修正案，因為他無法忽視「行政部門干預司法權力帶來的危機」。如果那天是塔夫脫處於諾蘭的位置，他一定會使這場辯論顯得更莊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緒的迷霧中失去了方向。一個參議員要麼是艾森豪威爾的人，要麼是他的敵人，情況就是這樣。就這樣，布里克把喬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強勝利。對於喬治修正案，有60票贊成、31票反對——由於需要2/3的贊同票，因此其實只有1票的優勢。如果第31位參議員當時生病或是去廁所，而眾議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過的話，那麼美國隨後20年的外交歷史將大不相同。舉一個例子，那個臭名昭著的讓美國有權在大範圍內干預越南內政的「東京灣決議」，便會因違憲而被否決。
聽著，對蘇維埃政權這樣不痛不癢的譴責，我已感到厭倦——我想人人都已厭倦了。我認為，如果我現在站在世界面前進行另一次譴責，是大錯特錯的——事實上極其愚蠢。而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能給世界人民提供什麼？我們準備做些什麼來增加和平的機會……
那年秋天，華盛頓等待著自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共和黨總統的指示。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都變了，緊跟時代的步伐——這麼說吧，從防空洞轉到了燒烤架。20世紀50年代初期，這十分容易。搖滾尚未出現，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盤，顧客仍是二十齣頭的年輕人。他們最喜歡的歌曲主題是愛，而不是慾望。他們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聲線中，如馬里奧·蘭扎、朱莉·倫敦和托尼·貝內特。那時，美國退伍海兵哈里·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達75萬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為第一張銷量過百萬的黑膠唱片。那些循規蹈矩之人每月都會購買10萬張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僅是一位歌手，還是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流行音樂部門的總監，這就意味著每賣出一張唱片，他都會賺兩份錢。當時的音樂讓人輕鬆舒適，讓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筆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里·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電視節目中說，他不介意為了生活回去剪頭髮，但電視機前的觀眾卻無人發笑。
我沒有核對過數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獨立自主的人準備在這個國家建立政府，我相信東部地區也包括在內。他們的理念則是建立在類似國家獨立的秩序與綱領上，即每個人都和另一個人一樣……
這時，一股外來力量闖入了共和黨內部。他就是得克薩斯州的林登·約翰遜，參議院中新任少數派的領袖。約翰遜告訴白宮，民主黨與共和黨一樣不滿意東歐局面，並且願意與共和黨一起對此表示遺憾。然而，對於他們或是他們的總統沒有做過的事，他們不打算承認罪責。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國務卿瑟斯頓·莫頓表示贊同，於是沒有任何效力的政府決議送到了國會。尖刻的激進主義者搬出了所有關於羅斯福和杜魯門「背叛」的陳詞濫調。塔夫脫與外交關係委員會成員一起增加了一項修正案，聲稱該決議「不構成國會對美蘇間任何協議之合法性或非合法性的判定」。參議院民主黨政策委員會將這個修正案視作對羅斯福政策的批評。他們反對該修正案，問題陷入僵局。
但是，他們決意插手他的事。激進派與過去5屆政府的政策進行了長期鬥爭，已成為熟練的政治「游擊隊員」，擅長滲透到行政部門，讓公務員的日子過不下去。國會調查便是他們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為，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年，國會的聽證會便暫時停止。他告訴內閣，他認為美國人長期處於高壓狀態下，在聚光燈下進行的沒完沒了的聽證會現在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應該有一段整理事務的時期。只有它失敗了，國會才能插手。
到1月20日正午，麥卡錫就成了共和黨的一個難題。共和黨20年來一直在抨擊政府（自上一任共和黨總統以來，只有一位共和党參議員繼續任職），現在他們將接管它了。離任的民主黨人則鬆了一口氣。瑪格麗特·杜魯門離開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前往艾奇遜位於喬治敦的家時，轉身開心地對父親說：「嘿，杜魯門先生。」杜魯門愣了一會兒，便開懷大笑。他離開的消息沒有提前公布，但在P街艾奇遜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願者；在聯合車站，5000人等著歡送「費迪蘭·麥哲倫」號最後一次駛向獨立城。杜魯門站在站台上，對他們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姿態，自己即使「活到100歲」也不會忘記這個手勢，然後他伸出手，做出他當年競選時笨拙的姿勢，嘲弄地尖聲說：「這就是我想做的！」火車司機鳴笛警告后，火車便緩慢向前開去。一個孤獨的聲音唱起《友誼地久天長》的頭幾句，接著眾人加入，開始了雷鳴般的合唱，杜魯門從此成為歷史。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競選期間，還有兩件時髦的事：飛碟和數字油畫。據說第一次看見飛碟是在1947年，當時華盛頓州的一名飛行員報告說在亞基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個不明飛行物，形似淺盤，以每小時1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飛行。到艾克競選時，困惑的空軍每個月要調查50宗不明飛行物的案件，10年內花費在探索飛碟上的錢共計50萬美元，而這一謎案卻比以往更加神秘。
誠摯感謝，
醫生建議他進行深度X光檢查、服用可的松、拄拐杖以減輕對髖骨的壓力，並堅持讓他放下作為多數黨領導人的日常事務。6月10日，他將日常事務的決定權交給了諾蘭，但塔夫脫認為這隻是暫時任命。在治療允許的範圍內，他會繼續處理政務，參加白宮會議。他預計下一次國會會議之前能回到參議院，並且身體比以前更健康。少數黨領袖林登·約翰遜是最後一個在國會山見到他的人。塔夫脫向他招手，大喊兩次：「我1月就會回來！我1月就會回來！」
結果是，白宮和國會山的共和黨領導產生了第一次嚴重的決裂。2月16日，艾克在與共和黨領袖的每星期會談上，提出了一份由他和杜勒斯起草的模稜兩可的草案。該文件實際上毫無意義：美國向東歐人的境況表示遺憾，並對他們保證會利用「一切和平方式」幫助他們。塔夫脫憤怒了，這壓根兒不是他所想的。艾克指出，更強烈的措辭除了會引起其他問題，還會冒犯國會中的民主黨人，他們會將此視為對羅斯福的侮辱，但塔夫脫就想達到這樣的目的。在2月23日那次總統與國會領袖的例會上，艾克與這位多數派領導再次相互攻擊。除了徹底否決羅斯福與蘇聯之間的所有協議，塔夫脫不會同意其他任何決議。
但「現在還有一條路擺在我們面前」，他說，「那就是裁減軍備」。如果那樣做，可使人人「有吃有穿，有房可住，有病可醫，有學可上」，如何實現這條道路呢？
舍曼·亞當斯認為艾克在4月16日對美國報紙主編協會進行的題為「和平的機會」的演講是其一生中最偉大的一次。理查德·羅維爾在《紐約客》上稱之為「巨大的勝利」，說其「堅定地建立起他作為美國領導人的地位，並再次確立了美國在世界的領導地位」。《紐約時報》稱其「意義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對意見的《紐約郵報》也贊同「這是美國最好的聲音」。20世紀60年代，時過境遷，休斯主要記得的，是為發表這篇演講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個草案上都反對艾克的提議。休斯曾問杜勒斯，他是否認為朝鮮停戰符合美國的利益，杜勒斯搖搖頭說：「我們會後悔的。我不認為我們會從朝鮮停戰中獲得很多利益，直到我們給中國人致命一擊，在所有亞洲國家面前展示我們的優越性。」休斯將此話轉達給艾森豪威爾，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經驗豐富的顧問們真的表示他們不能認真對待和平談判，那我們就沒法同坐一條板凳了。」後來他又說：「有時，福斯特就是太擔心會被指責像杜魯門和艾奇遜。」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艱難的演說，即使發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爾胃痛難忍，幾乎無法抬頭，到最後簡直要垮掉了。
杜勒斯告知與會各國，儘管中南半島很重要，但因為不讓共產黨控制東南亞而拯救它，並不是勢在必行。這就為達成妥協掃清了道路。越南會暫時以北緯17度為界分為兩部分，雙方要在1956年7月20日分別進行自由選舉后再統一。《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羅伯特·多諾萬認為，這是下下策中的上策，多米諾骨牌「還不至於全部垮塌」。與此同時，國務卿繼續想方設法結成亞洲聯盟，因為艾森豪威爾宣布，「自由世界」知道「朝鮮和東南亞的攻擊，威脅到整個自由世界，只有聯合行動才能消除威脅」。9月，杜勒斯在馬尼拉成功完成這一任務，來自澳大利亞、英國、法國、紐西蘭、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和美國的代表宣誓加入聯合防禦，抵抗侵略。他們因此成立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其中第4條條約規定，一旦其中一國受到攻擊，他們便要共同抵抗。條約不僅對外部侵略有規定，對內部顛覆活動也有規定。另有一份獨立的議定書，將條約的保護範圍擴大到越南、柬埔寨和寮國。
這是布里克認為最好的悼詞：塔夫脫被認為是一位維護法律和秩序的人。但這對艾森豪威爾卻是不祥的預兆。未來幾個月，這位白髮蒼蒼的俄亥俄州人將提出憲法修正案，嚴格限制美國與別國簽訂條約的範圍，以及總統協商行政協議的權力。該修正案將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戰爭爆發后，人們對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當時艾克認為這是不明智的。他寫信給諾蘭：
杜勒斯詳細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慮，越是驚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對的似乎是一切條約和行政協議。他的其中一項修正措施就是將權力從白宮轉移到國會山。杜勒斯認為，這樣就會引起其他政府懷疑他們與美國簽訂的條約是否有效；因為這屆國會簽訂了，另一屆國會又會廢除。艾森豪威爾開始改變對該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陣營中，是在討論無關此事的所謂的「部隊地位」的協議時，根據該協定，如果美國士兵在未執勤時觸犯了外國政府的法律，所在國政府有權按照該國法律對美國士兵進行處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國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婦女射出一枚空的迫擊炮彈，結果殺死了其中一個人。）極端保守派則堅決認為，美國軍隊對美國所有在海外的部隊有絕對控制權。恰好，艾森豪威爾比華盛頓的任何人都了解「部隊地位」的協定，因為他擔任北約總司令時曾起草、商討並監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協定。他試著向諾蘭解釋其理論與實際，但這位多數黨領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聲吼道：「一個在和平時期應徵的士兵，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被派往國外並履行職責——上帝啊，我不認為他應該被交給國外審判！他還穿著我們美國的制服。我不願我的兒子受到那樣的待遇！」
與20世紀50年代發表的上百篇此類演說不同，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勢。中國人也厭倦了戰爭。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給亞洲國家的印象是美國新政府毫無靈活性。一份印度報紙稱，美國人「用槍支來獵取和平」。現在，他們的總統表示事實並非如此。一種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門店傳開。當然，要解開這個結，光有和平的意願是不夠的。談判者們深深陷入日積月累的恐懼、仇恨與指責中，而這種情緒在中國控訴美國人使用細菌戰時達到了高潮。毫無疑問，斯大林的死讓強硬派中最強硬的那個不復存在，有利於問題的解決。隨後，杜勒斯認為是尼赫魯向中國透露了美國計劃向聯合國軍隊戰地指揮官配發戰術性核武器，從而讓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威脅。當時的確威脅說戰爭會迅速蔓延到中國東北，後來艾森豪威爾向亞當斯提起過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國已三次處於「全面戰爭的邊緣」——1953年朝鮮停戰協定危機、1954九*九*藏*書年中南半島危機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澤東威脅要進攻中國台灣引起的緊張局勢。但亞當斯對此表示懷疑，他寫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經受住了這三次危機的考驗是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國務卿認為它經受住了。我懷疑，艾森豪威爾並未接近過三次危機中的任何一個，那不過是杜勒斯的自以為是罷了。」
艾克一生都對他的信念毫不動搖：「我們的長期利益，要求我們通過國會的黨組織領導國會。」然而有時，即使是這位「守憲總統」也會對國會發怒。在之後一次的新聞發布會上，有人問艾森豪威爾：「聯邦政府通過國會調查教會中的共產主義，你是否支持這一做法？」他給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該調查不忠誠的地方，質疑他們的愛國精神，沒有任何好處。也許在這種情況下，調查人員才應該接受調查——對於一位不插手國會議員事務的總統來說，這句話已經很重了。
羅伯特·A·塔夫脫的政治手段從未如此嫻熟，他的精力也從未像現在這樣用之不盡。他在國會山四處活動：組織第83屆國會、智勝對手、獎勵盟友、決定誰應該擔任何職——總之，除了刷國會的房頂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後的某天，他連這個也要管了。塔夫脫讓自己成為多數派的領袖，並將所有重要的委員會主席職位交給極端保守的朋友擔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爾斯·布里奇斯、威廉·蘭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蘭。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會之前就支持艾克的參議員，例如堪薩斯州的卡爾森、紐約州的艾夫斯、賓夕法尼亞州的達夫，發現自己被委任的職位不受待見也無足輕重。塔夫脫瓜分參議院這塊大蛋糕時，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為自己讓麥卡錫進入政府工作委員會是謀略過人，以為這樣他就能把時間都花在監督總務署的數字上了。塔夫脫表示：「我們已把麥卡錫安頓在他再也不會搞破壞的地方了。」
艾森豪威爾在紐約一切準備就緒，於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離開那裡，與家人一同搭乘賓夕法尼亞鐵路第90號商務列車前往華盛頓，他1945年從歐洲回來時也坐的同一列車。首都四年一度的慶祝活動已然開始，每個旅館都已客滿。《紐約時報》報道，理髮師推出了「瑪米爆炸頭」，如果顧客想把頭髮燙卷，只需花費兩美元；如果想戴「假髮」，那麼價格可高達17.5美元。當選總統無暇理會這些瑣事。他晚了一個小時離開曼哈頓，因為他在海軍准將酒店修改就職演講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屬還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層的總統套房繼續修改演講稿，那裡離白宮有三個街區。不幸的是，太多顧問參与其中並給出意見，讓星期二中午的就職演講顯得單調沉悶、冗長乏味。另外，演講前的宣誓完全屬於他一人，那是當天最令人難忘的時刻。它使人們想起新任總統最可貴的品質——休養生息。遊行隊伍沿著賓夕法尼亞大道行進時，一個賣紀念章的小販清點存貨時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兩種新穎的紀念章，一個寫著「我愛人人」，另一個寫著「我恨人人」。第一種紀念章銷售一空，第二種則幾乎無人問津。作為旁觀者，他說：「今天，大多人都是愛別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沒人買『我恨人人』的紀念章。」
艾森豪威爾總是因為聽見威爾遜說出不得體的話而生氣，為此休斯還有一段令人難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齒咬得咯咯響」，接著「緊咬嘴巴」，最後「慢慢地將亮藍色的雙眼痛苦地轉向上方」。「發動機查理」的同事們有時也會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擊。喬治·漢弗萊談論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說《老人與海》時說：「有些老人失敗了，一事無成，為何還有人對他們感興趣呢？」威克斯承認，在艾克的領導下，他實際上都不信任政府對貿易的監管方式。本森喜歡談論農產品價格的「精神層面」。有人提議免費為全美兒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則公開譴責它為「走後門」而來的「公費醫療」。政府中另一位成員霍華德·派爾作為有權參与內閣機密的總統副助理，竟親口說出「受苦的權利是自由經濟的樂趣之一」這樣的話。
就在這次鬥爭絕望的關頭，發生了一個悲劇性|事件。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沃爾特·喬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內容與布里克修正案相似。這份修正案值得嚴肅對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者並非都不負責任，其中一個負責任的人便是美國律師協會前任主席弗蘭克·霍爾曼。該協會中，「通過聯合國維持和平與法律部」也支持布里克，一些研究憲法的學者也站在他這邊。這並不表示它是一項有利的修正案，雖然在吵吵嚷嚷的討論聲中，確實有一些建議值得仔細聆聽。自從羅斯福執政以來，總統的權力已經大得驚人了。艾森豪威爾歷來謹慎，他是不會濫用權力的。但從接下來的事件看，後來的白宮主人可不是那麼小心翼翼。而且，喬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僅僅是經過修飾、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語言是精心雕琢的，語氣比布里克修正案更為溫和，而且刪減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從屬條款，即禁止國會對超越其權力範圍的問題採取行動。艾克反對的就是這一條，即反對某些條約必須各州都支持。去掉這一條，政府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沒有了。喬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見之明，但因為其會限制總統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還是遭到了白宮的反對。
許多關於圍困的報道都不屬實。卡斯特里沒有向炮兵部隊下令朝自己開火，因為他的炮兵部隊已全軍覆沒。美國報紙上描寫的「孤軍奮戰」的故事，與受困軍營的實際情況沒有任何聯繫。戰地記者不該受到責備，因為法軍總部的消息也不靈通。在4月18日星期日的復活節，法蘭西大廈披著綬帶的軍官在河內大教堂吟唱讚美詩時，就已經不再了解「禿鷲」行動的情況了。派去偵察營地情況的偵察機飛到營地上空，要麼被武元甲的高射炮擊落，要麼被趕走。整個跑道都在越南機槍的控制之下。C-54型飛機搭載著卡斯特里的准將勳章、慶祝晉陞的白蘭地、幾盒傑出服役十字勳章和榮譽軍團勳章以及其他物資，該飛機試圖空投這些東西，但都失敗了。據點里的無後坐力炮如今已落入越南人手中，他們正朝著奔向降落傘的法國士兵瞄準射擊。第二天一早，越南廣播電台興高采烈地宣布，他們繳獲了一切空投物資，包括白蘭地。
共和黨人高興不已，畢竟這些都是事實。政府中到處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並開除了他們。但民主黨卻完全不同意共和黨的說法，他們檢查文職人員記錄，發現在第一份清單上，只有863人被解僱。其他人要麼辭職，要麼退休，而且他們本來就打算離開政府的。尼克鬆報告的數字中，只有1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僱——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爾政府僱用。史蒂文森嘲諷共和黨的忠誠調查計劃就是個「數字遊戲」，總統私下也這樣認為。杜勒斯向內閣訴苦，他認為整晚閱讀呈遞給他的文件簡直是浪費時間，只是因為有人報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鄰居）是和平主義者，是世界聯邦主義者，或支持氟化飲用水。
到艾森豪威爾宣誓就職時，美國已經負擔了法國1/3的經費，運載武器到中南半島，並派出200名空軍部隊的技術工程師。艾克繼續支援，但已經不夠了，越南危機加深了。2月那個早上舉行新聞發布會時，越南危機已集中到一場大戰上，這是典型的戰爭，比夏伊洛戰役或阿爾貢戰役更能改變世界進程並影響美國發展。7年來，法國軍隊被胡志明傑出的軍事將領武元甲將軍打得潰不成軍。這些在聖西爾軍校訓練的法國軍官對武元甲的游擊戰極為陌生，遭到阻攔，因此發誓要引越盟進行一場決戰。1953年11月20日，他們空投1.5萬傘兵到河內以西約200英里處的戰略要點。此處覆蓋著可連接中國、東京灣和寮國的通信線路，該地位於泰國境內，地名「奠邊府」由三個泰語單片語成：「奠」為大，「邊」為邊境，「府」為行政中心，即邊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名字了。
杜勒斯向外交關係委員會保證，聯邦調查局的調查員對波倫的忠誠「毫不懷疑」，但對於極端保守派的參議員來講，即使是保守派的國務卿都值得懷疑。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塔夫脫和亞拉巴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競選夥伴）組成兩人委員會，一同研究聯邦調查局裡波倫的檔案。3月25日，塔夫脫向參議院彙報了調查結果：
這就是我想說的。
我們該向蘇聯政府說些什麼？我會站起來說：我不會控訴他們的罪行，歷史不言而喻，我關心未來。雙方政府現在都有了新的領導人，以前的過節一筆勾銷。現在，讓我們開始對話，讓我們談論一些地球上每個人都能理解的事。這就是我們的提議。如果你方——蘇聯——有什麼改善現狀的建議，我方願意聽到回應。
咆哮著飛過你頭頂的噴氣式飛機每架值75萬美元。一個年薪1萬美元的人，很難掙到那麼多錢。世界怎能長期承擔這種東西呢？我們正在進行的軍備競賽會帶我們走向何處呢？最糟糕的結果是通往原子彈戰爭，最好的情況也是掠奪地球上的國家和人民辛苦得來的成果。
同樣，反對方也一定是錯的。不然為何它們會包括婦女選民聯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律師協會國際法和比較法部、紐約市律師協會、美國支持聯合國協會以及埃莉諾·羅斯福呢？
這是緊要關頭。如果塔夫脫離開會議，向媒體公開指責總統的財政計劃，並在國會成立影子內閣反對政府的外交政策，那麼艾森豪威爾的計劃將功虧一簣。無論如何，保守派總是對艾克充滿敵意，有權勢的多數黨領導說一句話就足夠了。但塔夫脫留了下來，他鎮靜下來，僅僅表達了希望來年政府預算能大幅縮減。艾森豪威爾向他表示，這個希望是合理的。
與後來的情形相比，美國軍隊當時在中南半島戰爭中的人數並不算多。這得追溯到上一屆政府，那時他們就已經在那裡了。直到20世紀40年代末，中南半島上的三個國家——越南、柬埔寨和寮國仍是法國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們的地位有所改變——巴黎承認它們是「法蘭西聯邦」內的「獨立國家」了。這不過是個反對殖民主義的姿態，目的是反對蘇聯對胡志明越盟軍的支持。1950年2月7日，華盛頓和倫敦承認了這三個國家，艾奇遜強調說：「支持附屬國家的人民通過和平和民主的進程走向自治和獨立，是美國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亞洲國家隨後也能承認這三個國家，但它們躊躇不前，因為厭惡了越南保大親王，這位法國支持的傀儡寧願在里維埃拉曬太陽，也不願執政。艾奇遜不顧其他國家對保大的蔑視，仍固執地將美國的聲望押在中南半島。後來，他懊惱地回憶起國務院的一位同事約翰·奧利曾警告他，美國正處於這樣的境地：「傾向於取代而非補充法國的責任。」奧利說，美國會成為法國的替罪羊，捲入直接干預的泥沼中，「事情只會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艾奇遜在回憶錄中寫道：「我決定……既然我們干預這件事，就不要再回頭看了。」
艾克的下屬將搭乘另一架飛機。那個星期六的凌晨，美國特勤局的車輛來回穿梭于整個紐約市區，與當選總統的車輛同時開出。他們採取了特別的方式，以確保不會引起外界的關注。將乘坐此次飛機的大人物離開家門，在約定的陌生街頭匯合；被委派的國防部長、通用汽車公司總經理查爾斯·威爾遜在中央火車站徘徊，假裝是一位錯過車的乘客，其實他在等他的司機。新聞秘書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爾準備了一份充滿虛假約會的日程表。這份日程表將發給報社，表示將軍在家公務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寧德賽大道60號外的記者將會看見每天都有不少顯要的政治家進進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馬腳。共產主義分子應該不會試圖殺害艾森豪威爾，但如今國際局勢這麼緊張，誰也不願意冒險。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爾也不愛戴眼鏡。他的秘書安·惠特曼在一個特殊的機器上以特大號字體謄寫他的演講稿。他不會隨身攜帶老花鏡，而是在白宮隨處放上一打，每當思考問題時，他都會拿起一副，咬起眼鏡腿兒來。平裝本西部小說仍是他最愛的輕鬆讀物。盧克·肖特是他最欣賞的作者，雖然他也讀了布魯斯·卡頓內戰三部曲的前兩部《林肯先生的軍隊》、《光榮之路》，不久則讀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麥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辦公室的書架上擺了傑斐遜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閱。《林肯選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話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對待總統工作的。艾克很喜歡引用這段話：
艾克希望有個好的開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對領導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專家和權威。舍曼·亞當斯是他的參謀長，頭銜是「總統助理」。亞當斯之下則是內閣，組建內閣是總統當選人的當務之急。許多總統認為內閣作為審議機構太過冗雜，作用也不大，他們寧願與白宮的工作人員共事，讓部長們去管理那些部門。艾森豪威爾有意把他的內閣當作國家委員會，在其中商議所有重要事務。所以在就職前的幾星期，他並未同杜魯門和艾奇遜協調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紐約海軍准將酒店，讓新任命的部長們預演了兩次。
讓我們直言不諱地說吧。不要口是心非，不要複雜的政治言詞，不要狡猾的宣傳手段。讓我們挑明我們真正要提出的東西……雙方撤回在各地的軍隊……在另一個地方，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自由選舉……我們可以自由且不受審查地向蘇聯人民播放節目，而他們的領導人也可以這樣向我們講話……並將我們希望其他國家經濟運行良好的一切努力都具體化。
這也是自由派的解釋。自由派那時信任羅斯福-杜魯門關於世界政府的概念，並決意竭盡全力支持其首次維護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羅維爾如此闡明他們的信念——朝鮮戰爭是一次極大的勝利：
這位老人幾乎讓和平毀於一旦。6月4日，中國與朝鮮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員會面前宣布不願回國的俘虜，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后被釋放並退伍。6月8日，雙方擬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兩點的華盛頓，杜勒斯被國務院值班人員的電話驚醒。原來是李承晚下令讓衛兵打開戰俘營的大門，釋放了2.5萬名反共產主義的朝鮮人，這是他煞費苦心準備的。韓國的警察向這群難民發放食物，提供避難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電話給艾森豪威爾——這是他在白宮的8年裡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驚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產黨指責聯合國與李承晚「蓄意合謀」，並要求「立刻」逮捕戰俘，但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們停止了談判，併發起一次重大攻勢。
那個6月，羅伯特·塔夫脫充滿英雄般的色彩。他強忍疼痛，蹣跚著同他的妻子瑪莎參加華盛頓的花園茶會。瑪莎本來就跛腳，幾乎全靠塔夫脫扶著，而他卻沒告訴她病情。像大多數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樣，他總是在踏進家門時卸下嚴肅的面具。瑪莎認為他是一個忠誠體貼的丈夫，對他們的4個兒子來說，他是「戈普」，是露營旅行最討人喜歡的夥伴，他喜歡玩撲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們玩上幾小時，最後給他們講吉爾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這些方面知識淵博。
布里克修正案針對的不過是雅爾塔會議，這個陰魂仍不肯離去。如今，每個消息靈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亞發生了什麼事，但「秘密協議」的幻象仍縈繞在華盛頓，威廉·詹納之類的妖人讓其保持著勃勃生機。他悄聲說，反對布里克修正案的勢力正由一個「秘密革命組織」操控著，其中包括歐文·拉蒂摩爾、亨利·華萊士、阿爾傑·希斯（已收監）、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懷特（兩人均在20世紀40年代過世）。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熱」影響的政府官員。1954年1月29日，關於修正案的討論已持續一年之久，這時在內閣會議上，查理·威爾遜說，他對支持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條約不應剝奪人們的權利，像雅爾塔和波茨坦那樣的會議就應該被列為非法的。總統再次耐心地解釋，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礙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的約定，因為這都是政治上的協議，既非條約也非行政協議。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宮：
在美國海軍航道測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務員亞伯拉罕·查薩諾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級器重，卻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職停薪，人事部門通知他，他已被稱為危險分子。兩個月後，海軍一個委員會裁定證據不足，一致認為他應該官複原職，但數月過後，沒有一點兒動靜。此時，查薩諾夫已傾家蕩產，靠向妻子的親戚借貸維生。1954年4月7日，儘管證據不足，海軍部長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薩諾夫的職務。《華盛頓每日新聞》的記者安東尼·劉易斯告知大眾這一消息，並公布了具體細節。劉易斯關於此案的故事為他贏得了普利策獎。而為查薩諾夫辯護，更進一步加深了共和黨保守派和媒體之間的隔閡。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決的那天，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慶祝了自己66歲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來也像。關於他的一切都與眾不同：獅子般的頭，輪廓分明的臉；「大都會」、「風笛搖滾」、「市區」和「世紀」等俱樂部的會員；卡內基基金會主席，教會正義與持久和平委員會聯邦理事會主席；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會員；普林斯頓大學、巴黎大學以及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學位獲得者。
但共和黨在執掌國會，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黨人。有時，他們的極端保守主義確實讓人無法應對。喬·麥卡錫的終審日即將到來，參議院的議員們開始聯合反對他。不久，每位參議員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爾之間做出選擇，因此右翼的共和黨人將暴露自己，成為總統的敵人。除了馬薩諸塞州的萊弗里特·索頓斯托爾，參議院每個共和黨元老人物——諾蘭、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持這個蠱惑人心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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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受困56天後，奠邊府上空的三色旗終於被白旗取代，隨後又被越南的金星紅旗所取代。法國的榮譽一去不復返了。在日內瓦，關於亞洲問題的多國會議已經開幕。他們仍在討論美國派遣遠征軍的問題。默羅在會上通過廣播評論道：「美國尚未決定派遣部隊到中南半島，也沒決定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派出部隊。第二句話可能比第一句更重要。如果最後的問題是將中南半島送給共產黨還是救出來，那麼一定形式的干預在所難免。」
諾蘭的看法則有所不同，他與艾克的觀點少有一致。在之後的5年裡，他讓總統與國會領袖的每星期例會變成一種折磨。艾克會大發雷霆，筋疲力盡，有時幾乎語無倫次。諷刺的是，諾蘭繼任多數黨領袖，艾森豪威爾應對此負責。塔夫脫逝世后，按慣例，總統作為多數黨的領袖應挑選新的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但艾森豪威爾認為他的政府與羅斯福和杜魯門的政府大不相同，這一觀點害了他。他堅決認為，行政部門只是政府三個權力相等的部門中的一個，總統試圖控制國會議員則是對開國元勛的藐視。他稱自己為「守憲總統」時，就是這個意思。由於他對國會的尊敬，在塔夫脫過世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沒有插手。葬禮當天，他直截了當地向內閣表示：「我著重強調一點，我們這個政府絕對不會對於挑選新的多數黨領袖發表個人意見。我們不會幹預他們的事務。」
辦公室只剩下他和休斯時，他沿著橢圓形辦公室踱來踱去。休斯那時的筆記，讓我們了解了艾克當時的想法。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