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電視僅僅是一種趨勢，10年後這個趨勢的真正含義才會顯現出來。媒體本身永遠不會成為領跑者。它只是忠實地反映出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方式，而它本身也是溫和、無害、不引起爭議的。電視中最常見的主題是迷人可愛但與現實問題毫不相干的，例如洛麗泰·揚在每次節目結束前所說的陳詞濫調、戴夫·加羅威的「和平」、雷德·巴頓斯在畫面外伴舞的「好好歌」。

麥克萊倫平靜地指出，反對陸軍的46份反控訴是由「喬·麥卡錫主席」的小組委員會簽署的，而蒙特還是做出了有利於麥卡錫的判決。這樣聽證會就形成了一種格局：麥卡錫依然毫無疑問地控制著聽證會，好像他仍是委員會主席。在他提出「程序問題」到對證人的反詰之間，他說了他想說的一切。蒙特本就是他的人，現在看來雷·詹金斯也是。大家選擇詹金斯是認為他不偏不倚，但小組委員會的這位特別顧問公然鼓勵麥卡錫胡言亂語，讓他起誓，還讓他解釋「共產黨的機構設置」。這讓之前聽過很多次這個問題的聽眾們感到沮喪，而麥卡錫又將地圖釘在黑板架上，並拿出教鞭。上完課，他說：「有許多人抱著這樣的想法，那就是我們能與共產主義分子和平共處。」詹金斯熱切地說：「先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他的回答耗去了那個下午的大半時間。即使如此，詹金斯還是一直鼓動麥卡錫：

成長於推崇樸素之風的20世紀30年代的父母，對12歲的女兒每星期去燙頭髮或14歲的兒子專心致志地研究保險公司為他們承保的退休保險等現象，已經習以為常。在某些地方，青少年有自己的賒賬戶，那些名字極為吸引人：「14～21歲俱樂部」、「校園賬戶」和「新星賬戶」。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房間里通過公主牌電話訂購商品，或與男朋友（女朋友）交換「固定關係」的戒指（共12.95美元，不用現付，每星期支付50美分）。在加利福尼亞州，一間公司花費250萬美元修建了青少年購物中心，共6個商店、一個牛奶店、一個游泳池、一個溜冰場和一間銀行。

陸軍部顧問約翰·亞當斯隨即成了科恩的出氣筒。科恩與軍營里的沙因通電話后，就知道該怎麼能使自己朋友的生活過得好一點兒了。他隨時都會打電話給亞當斯。有一次，亞當斯正在阿默斯特學院講話，科恩打來電話，要求批准沙因第二天不用幫忙做飯。如果他遭到拒絕，就會變得怒氣沖沖。在紐約一次激烈的辯論中，他要求亞當斯下車，那時車正停在公園大道和第46街交叉的三條行車道中間。1954年1月14日，亞當斯告訴他，沙因可能會像90%的新兵一樣，到海外服兵役。科恩表示，這會「破壞陸軍」，並使史蒂文斯「不再擔任陸軍部長」。

麥卡錫看著自己的大腿，抬起頭，又一次問韋爾奇，費舍爾是不是他的助手。這次，這位波士頓律師以極其蔑視的口吻讓他閉嘴。

博登的動機尚不明確，他沒有任何新證據。早在20世紀30年代，政府就已經知道奧本海默是一個隨心所欲、中間偏「左」的理論家。但這並不影響他的工作，最近他與華盛頓也沒什麼聯繫。他曾經是不少於35個政府委員會的委員之一，但1952年7月，他辭去了原子能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職。自艾森豪威爾執政起，他已將大部分精力投入普林斯頓高級研究學院的工作，他出任院長。作為政府顧問，他保留著參与最高機密的特許證，但從未使用過。博登控告奧本海默時，他根本不在美國。1953年，他受邀出席英國廣播公司聲望極高的里思講座，擔任發言人。在英國期間，牛津大學決定頒給他榮譽學位，這是他的第6個榮譽學位。這很難說，奧本海默和牛津大學誰給誰增光。此時，這位美國最傑出的科學家已是歐洲各個學會的成員，各種獎金、榮譽和外國勳章不斷向他湧來。在美國國內，從美國人文與科學院到《大眾機械》的名人堂，都有他的大名。

1954年4月22日早晨，剛過10點30分，聽證會就在燈光耀眼又華麗的科林斯式參議院中心會議室開始了。似乎一切都準備就緒，詹金斯坐在話筒前，蒙特手持小木槌，麥卡錫遠遠地坐在他的左邊，棺材狀桌子的末端。9個月前，委員會中的民主黨人拒絕出席會議，以抗議麥卡錫的手段，但現在他們帶著自己的法律顧問——28歲的羅伯特·肯尼迪回來了，他主要以攻擊科恩聞名。蒙特與阿肯色州的老民主黨人約翰·麥克萊倫簡單交談幾句后，敲敲桌子以示安靜。蒙特說：「現在，我們的辯護律師詹金斯先生將傳喚第一位證人。」詹金斯張了張嘴（他的嘴很大），但剛要說話，就被打斷了。會議記錄是這樣寫的：

但他的所有計劃都夭折了。這片土地上出現了關於麥卡錫問題的新聲音，而原來的聲音也變了腔調。共和黨領袖吉姆·施拉姆從內布拉斯加州寫信給舍曼·亞當斯，表示共和黨本州中央委員會的每個成員都認為，共和黨候選人因麥卡錫在聽證會「出洋相」而深受其害。在科羅拉多州，帕爾默·霍伊特說：「共和黨是拒絕麥卡錫的時候了，不然他會拖垮共和黨的。」在俄亥俄州，保守派共和黨眾議員喬治·本德在競選塔夫脫的參議院席位時表示：「麥卡錫主義已是政治迫害、獨斷專行、剝奪民權的同義詞。我們國家在歷史進程中，區別於他國的正是擁有這種民權。」大家一致認為，科恩已經聲名狼藉。除麥卡錫外，小組委員會的每個人都抵制他，於是他在7月19日辭職。（麥卡錫苦澀地說：「這是共產黨人的偉大勝利。」）自從麥卡錫和陸軍第一次公開撕破臉后，這一年年初，民意測驗發現公眾對麥卡錫的看法有了極大改變。8月下旬，約22%的成年人對麥卡錫的看法變壞了，超過2400萬美國人討厭他。

韋爾奇看起來吃了一驚。桌旁一片寂靜，麥卡錫笑了笑，舔舔嘴唇，用充滿諷刺的話語繼續說道：

後來麥卡錫告訴一位朋友，韋爾奇講話時，他如鯁在喉。這並不是悔過，他大概不具備這種情感。他知道這次他跌得很慘，而韋爾奇又贏了。他努力想重新站穩腳跟，咆哮著對韋爾奇說，他沒有權利提到殘忍無情，因為「他已經在此處折磨科恩先生好幾個小時了」。

奧本海默就這項2:1的決定向原子能委員會提起上訴，委員會又以4:1的投票結果維持原判。亨利·史密斯委員希望其他委員看到，奧本海默的「忠誠和可靠顯而易見」，從他傑出的光輝成就來看，「他的貢獻會在未來對美國有重要價值」，而且「保密制度……既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利規定一個人生活中的每個細節」。但正是在這些方面，其他委員與他看法不同。一個有著巨大成就之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諒解，而就奧本海默對熱核武器的複雜心情，原子能委員會的委員也沒有採取像格雷那個委員會那麼強硬的態度。但他未能與相信異端政治邪說的朋友和親人劃清界限，這一點也不能忽視。

誰信任他？他的優勢在哪裡？誰是麥卡錫主義的中堅分子？他們包括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會員、女民兵隊員、得克薩斯州的百萬富翁、懼怕公共水庫中的水被氟化和提倡精神健康的人民。他們是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我要回家子弟會、我們母親們動員起來協會、民族主義行動聯盟、警衛美國協會的成員。他們與路易斯·布羅姆菲爾德、約翰·張伯倫、馬克思·伊斯門、詹姆斯·伯納姆和威廉·巴克利一樣，反對「雞蛋頭」。（巴克利曾寫道：「麥卡錫主義……是將善良和有嚴格道德標準之人緊密團結在一起的運動。」）他們反對羅斯福立法，反對與西歐國家結盟，反對聯合國，反對通信革命，反對反猶太主義，反對平等主義的狂熱，反對種族平等，反對20世紀40年代的美國國內大遷徙，反對破壞階級界線和取消性別歧視的社會起義，反對加深兩代人間的矛盾。但在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失敗了。在麥卡錫的陣營中，他們快樂地唱著：「只有人民愛著喬。」而政客們相信那些黑黝黝的大批困惑選民是支持他們的。1953～1954年冬，國會中有人認為，參議院中有8位參議員是在麥卡錫的支持下當選的。

《花|花|公|子》每份售價50美分，這10年中的報攤上與其競爭的暢銷刊物有：《鑒賞》（50美分）、標榜「未經審查，不得出版」的《秘密》（25美分）、《瘋狂》（10美分），以及20世紀50年代最暢銷的期刊《電視指南》（15美分）。到20世紀50年代末期，《電視指南》已有53個地區版本，訂閱人數達700萬人。

1954年2月，7500多名共和黨人來到華盛頓橢圓廣場慶祝林肯紀念日，他們吃著盒裝的炸雞午餐，唱著《上帝保佑美國》。總統到場做了簡短講話。那時，他沒有賣弄「溫和的進步主義」或類似概念。他用了簡單的術語「保守主義」，短暫停頓后，他堅定地說：「千萬別害怕使用這個詞。」他們聽后歡呼雀躍，共和黨的中產階級也興高采烈。他們是美國生活方式的堅定保衛者，他們保守、富裕、墨守成規，他們為此感到自豪。他們不願與怪人、赤色分子、異端、放蕩不羈之人、激進者、傻子、布爾什維克、瘋子、「左」翼、贊同共產黨者、獃子、古怪的老傢伙和神經質的人有任何瓜葛。「雞蛋頭」更是他們譏笑的對象。他們不允許那些怒目而視的大學教授搞亂他們的工作。1954年4月13日，詹姆斯·雷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報道，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指示下，原子能委員會宣布在奧本海默的控訴案審查清楚之前，他不能參与其他工作。奧本海默被指控「自1月21日起，費盡心思地阻撓美國研製氫彈的計劃」。

青少年和他們的弟弟妹妹是全美廣告商的主要目標人群。他們不僅有自己的時尚觀念，而且對父母購買的商品提出越來越多意見。戴維·里斯曼說：「應該聽聽小孩子們討論電視機式樣、汽車款式或各種流線型汽車的優點，這樣你就知道他們是多麼有天分的消費者了……他們對父母購物的影響不容小視。」尤金·吉爾伯特創辦了自己的諮詢公司，為商人提供建議，制定針對年輕消費者的市場策略，他對自己的客戶說：

國防部長威爾遜說：「真他媽的胡說八道。」麥卡錫第一次在參議院遭到奚落，奚落他的是佛蒙特州的拉爾夫·弗蘭德斯。「他塗上代表戰爭的油彩，跳起戰舞，發出戰爭的哨聲。他上了戰場，驕傲地帶著一名陸軍牙醫粉紅色的頭顱回來。我們可以認為這代表此時共產黨滲透美國的深度和嚴重程度。」肯塔基州的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庫珀稱讚弗蘭德斯，總統則給他寫信：「我對你今天在參議院所做的評論十分感興趣。我認為美國需要聽到更多像你這樣的共和黨人的聲音。」攻擊麥卡錫仍然需要勇氣，但既然已經開始，陸軍就振作起來了。麥卡錫對軍方的影響十分可怕，漢森·鮑德溫在《紐約時報》上寫道：「陸軍士氣低落，紀律和效率也不盡人意。」現在它已準備反擊，而武器則是沙因事件。這可是很有分量的事件，因為麥卡錫和科恩為科恩的朋友必須服兵役而責難陸軍。這也許是事實，並且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這都是麥卡錫堅硬盔甲中最薄弱的一點。3月11日，陸軍（通過一名民主黨人）把沙因事件按時間順序的來龍去脈，包括科恩「破壞陸軍」的言語威脅全面披露。

第二天，麥卡錫反擊說，陸軍用沙因做「人質」，企圖「威脅」他，不讓他「揭露共產黨」。顯然，國會需要舉行正式調查聽證會聽取雙方意見。白宮希望由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處理此事（麥卡錫對它的影響力相對較弱），但委員會主席，馬薩諸塞州的萊弗里特·索頓斯托爾即將在11月再次競選參議員，不願參与此事。接下來是國會的鉤心鬥角。民主黨試圖讓參議院政府事務委員會調查此事，那裡民主党參議員較多，再加上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一定會在數量上戰勝麥卡錫。但共和黨又不同意，唯一可接受的解決辦法對兩黨來說都愚蠢之極：麥卡錫和科恩的言行將由他們自己的小組委員會進行調查。麥卡錫同意在調查時不擔任主席職務，而由他的一個狂熱崇拜者蒙特接替。同樣，科恩也被認為不夠資格擔任總顧問，但要找到他的繼任者則頗為棘手，現在需要一個既能幹又沒對麥卡錫發表過任何意見的律師。德克森提名雷·詹金斯，田納西州諾克斯維爾市的一名出庭律師。接著就是程序問題。德克森反對公開聽證會，但林登·約翰遜還是成功使他同意了進行電視轉播。麥卡錫取得了質問的權利——他擔任主席時，可是堅決反對證人的質問權的。

1953年下半年，麥卡錫身邊的人都已經知道麥卡錫對白宮充滿敵意。感恩節前的兩天，他公開表明。在11月16日的廣播中，杜魯門嚴厲地提起「麥卡錫主義」。麥卡錫要求給他同樣的時間做出回應。同政府一樣，廣播也盡一切努力滿足他的要求，以便討好他。但在講話最開始的幾分鐘后，麥卡錫將自己的矛頭指向了艾森豪威爾，而非杜魯門。在一星期前的新聞發布會上，艾克曾表示不知道「麥卡錫主義」的含義。麥卡錫不懷好意地說，他很快就會知道的。艾克也表示相信自己有能力清除政府中的危險分子。他說，明年國會選舉時，這個問題將塵埃落定。而麥卡錫告訴廣播聽眾和電視觀眾說，還差得遠呢，「赤|裸裸的、殘酷的、令人不快的事實」就是「共產主義還是個問題，並且到1954年仍是個問題」。

房間的另一端是審判席。那裡坐著審判奧本海默的法官：戈登·格瑞、退休的工業家托馬斯·摩根以及西北大學化學系名譽教授沃德·埃文斯。代表原子能委員會的是人事安全部的律師羅伯特·羅布。羅布採取了控方檢察官般咄咄逼人的態度，讓此次審判的氣氛更為緊張。他對奧本海默採取蔑視的態度。走進2022房間的陌生人一定想不到接受審判之人，就是成功製造出原子彈的實驗室的負責人。羅布在整個過程中使用各種審判手段，例如自己背對窗戶，讓陽光直射被告的眼睛。聽證會的992頁記錄滿是他蔑視的口吻。

1954年12月15日晚，華特·迪士尼在孩子中間引發了一陣狂熱，讓整個美國看到年輕的消費者也能成功帶來商機。《迪士尼樂園》是每星期三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有4000萬觀眾，大多數是小孩和他們的父母。本星期節目第一次播放了關於戴維·克羅克特的系列劇，由29歲的費斯·帕克（那時九*九*藏*書還寂寂無聞）扮演魅力四射的主人公戴維。他平易近人的性格很容易讓小朋友陶醉，出售克羅克特紀念品的小商販也就輕易使小朋友上鉤。那年春天，每個遊樂場和超市似乎都擠滿了戴著浣熊皮帽的5歲小孩。每磅浣熊皮的價格陡升至8美元。直到第二年夏天，那次銷售熱潮才結束，當時浣熊皮的銷售額已達1億美元，而戴維·克羅克特的汗衫、雪橇、毛毯、風雪衣、牙刷、學校午餐盒、鞦韆、兒童遊戲室、沙盒、高腳凳、玩具槍和自行車等，還未計算在內。一位企業家囤積了20萬頂兒童帳篷，在上面印上「戴維·克羅克特」字樣，在兩天內便銷售一空。有些成年人忍無可忍，一位百貨商店的買手說：「誰再向我提到戴維·克羅克特，我將用克羅克特的槍給他的腦袋來一下。」很少有母親聽了上千遍帕克演唱的《戴維·克羅克特小調》后不捂住自己的耳朵。佔據電視熒幕6個月的時間內，這張唱片賣出了400萬張：

科恩的第一反應是，他的朋友應立刻取得軍官的資格。但這不可能。陸軍、海軍和空軍都予以拒絕，因為他不夠格。後來，科恩將國會的陸軍聯絡官邁爾斯·雷伯准將叫到辦公室。後來，陸軍特別顧問約瑟夫·韋爾奇就此事質問雷伯：

五角大樓並沒有輕視這一問題。事實上，對局外人來說，沙因案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來自科恩的壓力，而是軍事部門主動對一個年輕的富豪、麥卡錫的門徒示好——說到底，沙因不過是當年應徵入伍的50萬美國人中的一個。國防部長、陸軍部長、兩位陸軍參謀長、一位副參謀長、陸軍人事行政處處長、運輸兵總監、負責和國會聯繫的空軍少將和海軍軍事法官卻都研究了沙因的情況。

那年最令人難忘的廣告主題曲，就像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麥卡錫那洪亮的「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一樣留在人們的記憶里，歌詞是這樣的：

批評麥卡錫的人絕望了，這位參議員似乎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任何東西，甚至美國陸軍都無法與之匹敵。在他人格的驅動下，他將每次聽證會都變成麥卡錫式的情景劇，帶著處理過的照片和偽造的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忠誠的美國地下組織」從五角大樓文件中竊取的備忘錄，以及麥卡錫那野蠻的長篇大論——例如他童年時有個叫查理的印第安導師曾教導他：「如果有人不懷好意地接近你，你應該迅速朝他胯|下猛踢，直到他不能反抗為止。」每當出現任何對他不利的證詞時，情況都變得非常有趣，因為會議記錄又會記著他大聲疾呼「議事程序問題」或「主席先生，主席先生」，然後他便開始岔開話題，說自己如何「討厭和厭倦坐在這裏」，並且聽著「一派胡言」。於是中心會議室的聽眾呈現一面倒的趨勢，他們本來是來看雙方激戰的，如今都為參議員斯圖爾特·賽明頓敢於反駁麥卡錫而喝彩：「你談到了害怕。我想你知道，在我的內心深處，我不害怕有關你的任何事，也不害怕你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場合所說的任何事。」

毫無疑問，科恩少年老成。他20歲就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只得在曼哈頓無所事事，直到年滿21歲成為律師。那一天，他宣誓就職，擔任助理檢察官。他成了研究顛覆活動的專家，除了其他案件外，還參与了雷明頓和羅森堡夫婦的審訊。23歲時，他已成為沃爾特·溫切爾和喬治·索科爾斯基的內幕消息的來源。科恩奉承他們，而他們也提攜他。他們給他寫介紹信，為他開啟下一個目標：擔任美國司法部長詹姆斯·麥格雷納里的特別助理。1952年9月，他實現了這個目標。科恩在華盛頓的第一天就已有所表現了：他在麥格雷納里的私人辦公室宣誓就職，儘管沒必要再宣一次誓；他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自己的職責，卻忘記說明職位，於是舉行第二次發布會糾正這一疏忽；他申請私人電報挂號號碼以及連接他在紐約的前上司的私人電話號碼，但都遭到拒絕。不過他成功地將其他三名年輕律師趕出他們共用的辦公室，從而擁有了私人辦公室。12月，他準備起訴歐文·拉蒂摩爾做偽證。那次起訴失敗了，但科恩根本不在乎。1953年1月14日，他辭去司法部的職務，成為麥卡錫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的首席顧問。

此時，華盛頓流行一種說法：麥卡錫在美國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引起這種反應的煽動者都非常可怕。其他一些跡象表明，麥卡錫主義將要達到一個新高峰。下個月，也就是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在過去6個月中，這位參議員的公眾支持率上升了16個百分點。也就是，每10個美國人中，只有不到三個人不支持他。他如今巧妙地操縱著媒體，很可能10個人里沒有一個知道他是江湖騙子，但如果把普通人的反應當作無知而不予理會——其實的確可以不必理會，美國參議院的反應就必須要重視了。最了解他的惡毒的就是參議院了，但到了2月，參議院投票決定是否向麥卡錫常設小組委員會撥款21.4萬美元時，參議員們卻屈服了。只有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鼓起勇氣投了反對票。不敢加入富布賴特投反對票的參議員有：馬薩諸塞州的肯尼迪、得克薩斯州的約翰遜、明尼蘇達州的漢弗萊、田納西州的基福弗、蒙大拿州的曼斯菲爾德、華盛頓的馬格努森、喬治亞州的羅素、路易斯安那州的朗、特拉華州的威廉姆斯、加利福尼亞州的基克爾、伊利諾伊州的道格拉斯、紐約州的雷曼以及緬因州的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他們個個都剛毅堅強，受到選民的極大好評。但他們從未遇到過像麥卡錫這樣的奇才。

按照羅伯特的《議事規程》，允許提出議事程序問題打斷主席講話，只要所提問題符合規程。但麥卡錫在心中盤算的是其他事，他洪亮的聲音響了起來。

他們一出現，那些古板的崇拜者就試圖凈化他們。著了迷的英國教師對金斯伯格的同性戀和凱魯亞克的不道德視而不見。他們說，beat（垮掉）是beatitude（福音）的縮寫，這些詩人都受到了上帝賜福。「垮掉的一代」被惹怒是可以理解的。無論他們作品的真正價值是什麼——也許價值很微小，他們都成功地達成了自己的社會目標，即讓人們開始懷疑自己那連思想都與別人毫無二致的生活。否認他們，就等於讓他們變成文化閹人。但在當時不可能，因為他們還會繼續引發社會騷動。

搜集了40名證人的證詞后，聽證會暫時休會以得出結論。指控奧本海默是敵人的間諜，這一點不成立：「我們特別重視他的忠誠問題，並得出明確的可使美國人民安心的結論：他是個忠誠的市民。」的確，陪審團指出：「奧本海默博士似乎高度謹慎，這反映出他擁有保守重大機密的超常能力。」審判小組中唯一一位科學家埃文斯主張恢復奧本海默進行機密工作的資格，但格瑞和摩根不贊同。他們不喜歡奧本海默的一些朋友。他們認為，他的「社交關係反映出，他壓根兒不把保密制度放在心上」。接下來便是他對研究氫彈缺少熱情的問題，這一點比較麻煩：

參議員麥卡錫一再詢問：「佩雷斯是誰提升的？」他無法找出答案，而他對真相也沒有太大興趣。佩雷斯只是他插手軍隊的借口。事實上，這位牙醫晉陞為少校，並不是出於其上級的許可，而是根據《醫生法（草案）》順其自然獲得的。相關規定使軍隊收入與公民收入相平衡，麥卡錫本人也贊同這一點。1952年10月，佩雷斯加入陸軍。第二年便獲得銅橡葉章。後來發現他是美國勞工黨成員，在當時幾乎等同於共產黨。1954年1月30日，他在新澤西州基爾默營的麥卡錫小組委員會上做證時，援引了第五修正案。軍務處長已下令讓第1集團軍把他解職，三天後他被革職。但對於威斯康星州這位新上任的參議員來說，這還不夠。麥卡錫認為，軍隊應該對佩雷斯進行軍法審判。如果不這樣做，就證明共產黨已滲透陸軍部，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調查權力來挽救這一局面。

金斯伯格並不是真的精神錯亂，但一年的心理治療改變了他的生活。那是在1954～1955年年初。這使他結束了市場研究顧問的生涯。離開治療師的長椅后，他在無休止的狂怒中寫出了《嚎叫》。舊金山警察認為其內容淫穢，將其沒收，但一位法官認為這首長詩有「重要社會意義」。因此，金斯伯格便加入凱魯亞克、科爾索、費林蓋蒂和其他「垮掉的一代」宇宙的明星的行列。

一小群年輕的波希米亞派認為，對物質主義的控訴怎樣都不過分。對他們來講，富足的生活就是道德敗壞。他們努力與它鬥爭，但失敗了。他們現在承認被打敗了，或更簡單地說，就是敗了。20世紀50年代初期，「垮掉的一代」第一次浮出水面，他們出現在洛杉磯底層的威尼斯西街油漆脫落的廣告牌以及斑駁的牆後面。這場運動萌芽于那裡昏暗的咖啡館，然後往北350英里蔓延，在舊金山市哥倫布大道261號找到了一處聖地，這就是很快在此運動中聞名的城市之光書店。這個書店的合伙人之一是有意思的勞倫斯·費林蓋蒂，他是地道的巴黎人，滿臉鬍子，曾在海軍服役，在《時代周刊》做過收發員，並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和巴黎大學的學位。1953年，他與彼得·馬丁創辦了這間美國第一個銷售平裝書的書店。費林蓋蒂用卓別林電影名稱命名該書店。後來規模擴大，他創辦了城市之光叢書出版社。列在出版書目上的第一個詩人就是他本人，他的其中一首詩名為「發動彈劾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宴會初描」，讓人了解他與20世紀50年代的典型商人有多麼不同。

顯然，購物中心就是解決之道。設計師設計了充裕的停車設備、寬闊的瀝青道路。全國性的公司開始建立起折扣仙境，例如「科維特」、「托普」、「布雷德利」、「格蘭特」、「金」等。在那裡，製造商直接將商品銷售給顧客，就減少了支付給零售商的一筆成本費。商業大街的零售商有能力在郊區修建商店的都開了分店，其他的只能慢慢衰落，這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中心城區的衰退」。

接著，2月24日，在德克森的辦公室舉行了著名的「烤雞午宴」，那是共和黨的元老試圖解決麥卡錫和陸軍之間嫌隙的一次嘗試。史蒂文斯發現自己面對著麥卡錫、德克森、卡爾·蒙特和查爾斯·波特，而尼克鬆則在隔壁的辦公室。一位記者說，這位陸軍部長活像滿缸梭魚中的一條金魚。史蒂文斯認為自己在這些和藹又有同情心的共和黨同胞手中是安全的，因此放鬆了警惕。他說，他想要的一切不過是井水不犯河水。當然，他樂意在能表達這一意思的聲明上簽字，而且他確實簽字了。接著，門突然打開，記者蜂擁而入。蒙特走進記者的隊伍，拿出「兩方諒解的備忘錄」，這是史蒂文斯在面對這些和藹的參議員時放鬆警惕后剛剛簽的聲明。他痛苦不已，由於自己沒能認真閱讀條文，現在他幾乎要屈從於麥卡錫的一切命令了。除其他內容外，該備忘錄還規定：

接替麥卡錫的共和黨主要競選人是理查德·尼克鬆。民主黨人表示，他們看不出他們二人有多大區別。尼克鬆指責民主黨「向紅色風暴屈服」。當艾德萊·史蒂文森發現美國經濟似乎停滯不前時，尼克鬆譴責他「散播支持共產黨的言論」。如果某個民主黨人得到史蒂文森的支持併當選，尼克鬆就會說：「艾森豪威爾政府開除的危險分子會再次被僱用。」他力勸愛國的民主黨人「忘記自己的黨派，為艾森豪威爾的國會投票」，因為「我們知曉共產黨的威脅，而這個政府決意粉碎這個威脅」。他警告，共產黨「公開地、孤注一擲地」與共和黨鬥爭，因為「爭奪民主黨候選人席位的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民主黨『左』翼分子，他們對共產黨的陰謀視而不見，並且容忍它在美國得逞」。

城市之光書店是某些沒有固定地址的作家的通信地址。他們不同尋常，即使在他們這一行業里也非同一般。1946年，格雷戈里·科爾索被捕，因為他試圖與朋友進行一系列精心策劃的搶劫案而佔領紐約。被捕時，他還在使用對講機指揮搶劫行動。他在監獄里待了三年後，就在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自學，寫了不少像《婚姻》那樣的詩歌，他在此詩里對一個即將與未婚妻共度夜晚的年輕人提出建議：

在這10年裡，廣告的流行語成為知識界的笑料。隨著社會越來越重視廣告人，他們也更加精明，他們創造的簡短的廣告語已成為語言的一部分。1954年，最流行是加上「wise」後綴的詞，表示「關於……」「在……方面」或「以……的方式」。過多使用后，它便成為萬能詞。人們不說「今年的汽車都是鍍鉻的」，而說「關於汽車款式，今年都是鍍鉻的」。在錢方面，大亨都是富有的；在排序方面，輸家都是最後一名。在年齡上，女孩都是年輕的；在穿著方面，她應該是時髦的；在性格上，她應該是魅力四射的。以痛飲的方式喝酒後，你可能會熟睡一晚；關於頭腦，早上一定會難受；關於工作，你必須趕著去上班。

與此同時，購物中心也遇到了自己的問題。由於顧客自己取貨到門口付款，結賬計算器取代了收銀員，因此偷竊頻發。晚上關門后，購物中心的停車場就被無所事事的少年霸佔了。他們也像其父母一樣驅車而來，需要一個聚集的地方。不幸的是，警察發現這些開闊區域變成了幫派鬥毆和街頭飆車的主要場所。

一項調查發現，94%的受訪母親表示，她們的孩子讓她們購買電視廣告里的商品。有人對小孩進行研究，發現他們甚至在不會讀「洗滌劑」這個詞的時候就認識了它。他們還在嬰兒護欄椅上時就已接觸電視，父母將他們放在電視機前以便讓他們保持安靜，因此他們對這個多姿多彩的商品世界頗為熟悉，這是到了他們這一代才有的。女童子軍的雜誌《美國女孩》表示，他們的讀者「第一次使用口紅、第一次穿尼龍襪、第一次戴文胸，都比10年前的女孩要早一點兒」。12歲女孩用的文胸被稱為「留有餘地」、「新手」、「小天使」和「小小天使」，這種文胸「隨著女孩的發育而擴大」。《十七歲》雜誌的商品銷售顧問伯尼斯·菲茨-吉本告訴參加「時尚診療所」的廣告商：「你的時尚部門是他們求愛的場所。讓青少年一窩蜂地湧入你的商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銷售網。直到女孩們結婚，你也沒有失去一個顧客。你得到了一座金礦。」伯尼斯·菲茨-吉本夫人建議她的聽眾「吸引年輕的富豪，不要說『以後的』甜蜜，而要說更為甜蜜的『現在和當下』」。她將年輕女孩稱作「有財力的女人」。

凱魯亞克寫出《在路上》這本書只用了三個星期。杜魯門·卡波特評價：「這根本不是寫作，而是打字。」但它告訴了人們一些他們想聽的事，一下子售出50萬本。書中談情說愛的部分單調乏味，人物的眼界也十分淺。他們在全美國兜兜轉轉，卻似乎沒有到達任何地方，也沒有找到任何東西，甚至連自我都沒有找到。也許這就是重點。至少凱魯亞克筆下的人物都在探索，而不是被所擁有的物質所包圍。「垮掉的一代」是真誠的，他們因這10年毫無生氣的生活而憤怒。艾倫·金斯伯格是一位比凱魯亞克更有力的作家，他寫的關於冷戰的文章氣勢磅礴：

《紐約先驅論壇報》的弗雷德·赫欽格擔心，「佔有慾」會對青少年的精神造成傷害。若考慮這一點，1954年的兩種娛樂方式確實令人擔憂。比爾·哈利和其彗星樂隊的新音樂被打造為「最盛行的流行搖滾樂」，讓人擔心在新繁榮下成長的孩子會像20世紀20年代的人們一樣，陷入沒有思想的享樂主義。斯坦利·克雷默的電影《飛車黨》加入了野蠻暴力的未來徵兆。馬龍·白蘭度九_九_藏_書扮演的主角約翰尼是一個無意義的摩托車俱樂部的「主席」。該俱樂部成員穿著緊身牛仔褲和背上畫有骷髏旗的黑色皮夾克。電影中，白蘭度一幫人在一個懶洋洋的星期六下午，騎車到了一個安靜的小鎮，由於無事可做，他們就把那裡鬧得雞犬不寧。顯然，這部電影在控訴，但是控訴的是什麼？是青少年嗎？是放縱的態度嗎？是對法律法規的不尊重嗎？許多批評家認為，克雷默展示了戰後繁榮醜陋的一面，以及貪得無厭的肆意妄為。有人抵制電影中的野蠻暴力（在那個溫和的時代，這確實有點兒野蠻），認為也許這樣的控訴太過了。

這些節目是商業性的嗎？絕對是。商業利益的動機與「患難與共」的概念一樣神聖，誰要嘲笑它，就會被認為是搞顛覆活動的確鑿證據。每個人都在出售某種商品，美國人也樂此不疲，美國市場的多樣性在世界上已到了令人驚嘆的地步。巴騰-巴頓-德斯廷和奧斯本廣告公司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進行的一項秘密調查報告指出，外交政策在美國選民心中是首要問題，共產主義滲透美國的問題位列第二，但事實並非如此。這家廣告公司不過是告訴僱主想要聽到的東西罷了。美國人想要經濟繁榮，而且也正處於繁榮時期——他們的體重因繁榮而上升，他們也享受著體重計讀數增加的樂趣。市場正在蓬勃發展，而且還將更加繁榮。底特律市預計雪佛蘭的戴娜·肖爾牌汽車在1955年會創銷售佳績。汽車工業預計下一年將售出800萬輛車，比之前任何一年都多出近100萬輛，他們信心十足，而且也是情理之中的。

競選結果撲朔迷離。民主黨確實重新控制了國會，因此尼克鬆不得不說，選舉結果無法決定共和黨的存亡。麥卡錫稱之為「一次慘敗」，「在我們這些想要揭發和根除共產黨的人中間掀起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政府應為此負責。但這並非慘敗。共和黨在第83屆國會的優勢十分微弱，以至於現實派提前承認失敗。塵埃落定后，民主黨再次獲得眾議院20個席位（他們期望的是50個席位），在參議院多了兩個席位。兩天後《華盛頓郵報》和《華盛頓時代先驅報》總結道：「此次選舉中，政府既沒有勝利，也沒有慘敗。」

「滾開」（scram）已被「blast-off」取代，「笨蛋」也不再是「drip」而是「drag」。最笨的人有多種不同的叫法，如spastics（無能之輩）、turkeys（蠢貨）、nerds（獃子）、yo-yos（遲鈍），或是最流行的貶義詞「square」（方腦殼）。一個青少年會說，「她是一個……」然後模仿她的樣子，並用食指在空中畫一個正方形。如果她本人在場，他就隱晦地用「l7」（因為這個字母加數字可以構成一個正方形）指代。正方形最終發展為正方體。愛開玩笑的人會說某人的腦袋四四方方，帽子都戴不進去。這也許會引發被嘲笑之人的一陣勉強的笑聲，但一般來說，與那個時期的青少年開玩笑十分危險，他們通常會用令人難堪的辱罵予以還擊。

確實如此。麥卡錫沒了科恩的激勵，變得無精打采、軟弱無力、容易沮喪。他忠心耿耿的追隨者組織了一個「千萬美國人爭取正義委員會」，一位退休的海軍少將擔任「參謀長」，抗議對麥卡錫的譴責。他們用一輛裝甲車將1000816人簽名的請願書送到首都。在紐約，1.3萬人參加了「誰提升了佩雷斯」運動。這個運動的贊助人包括猶他州州長布雷肯·李、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阿爾文·奧斯利、美國革命女兒全國協會的格雷絲·布羅索夫人、一位新澤西州前州長和一位前駐蘇聯大使。一個高中樂隊演奏著《前進，威斯康星》，一個搖滾歌手表示，他會為他們的領袖「搖擺、顫抖、打滾」。科恩告訴群眾：「我和麥卡錫更願意擁有像你們這樣的美國人，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政客。」但麥卡錫本人不在場。他與一位支持者握手時弄傷了胳膊。有人認為這是一次有象徵的動作：那個人無意中將他的手肘猛推到玻璃桌上。麥卡錫住進了貝蒂斯海軍醫院，出院時吊著手臂。

每個熟悉當時所謂的生活真相的青少年都知道，汽車電影院是個充滿激|情的地方。當然能到此處幽會的只限於有汽車的（或有輪子的）人，但幾乎每個中產階級的男孩要麼有輪子，要麼知道可以從誰那借到輪子。好事達保險公司發現全美75%的高中生持有駕照，將近60%因「社交目的」可使用家裡的車。汽車已是青少年亞文化的基本組成部分，青少年的行話與改裝車賽車手的黑話（或隱語）幾乎沒有區別，但還是可以觀察到微小差別。例如，對於一個純粹的改裝車賽車手，「drag」與社會所指的含義不同，它指的是大馬力引擎推動的汽車從定點出發的比賽。高速車本身也叫hack、stormer、bomb、screamer或draggin'wagon。在同齡人中獲得威望的好辦法就是對汽車進行大改造，例如砍掉（把車頂降下來）或耙掉（降低汽車前面的一部分）。輪胎叫作skins（皮），車輪的白圈叫作snowballs（雪球）。為了兜風玩樂叫作bombing（轟炸）或spooking（遊盪）。

到此時，人們開始對這種奇怪的狀況議論紛紛。12月中旬，德魯·皮爾森寫了一篇關於沙因的文章。第二個星期，《巴爾的摩太陽報》刊登了長篇報道，《紐約郵報》也于次年1月刊登了一篇文章。同時，麥卡錫對陸軍的看法越來越差。麥卡錫被科恩激怒，又因為佩雷斯的控告而大發雷霆，也許他每天都需要勝利來刺|激自己，總之2月18日在紐約舉行的小組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他爆發了。而當時這個不走運的證人是拉爾夫·茲維克准將——阿登戰役的英雄，也是新澤西州基爾默營的指揮官。麥卡錫斥責茲維克，說他「不適合穿這身軍裝」，應該「解除指揮官的職務」，連「5歲小孩子的頭腦也沒有」。當這些話傳到五角大樓時，史蒂文斯在李奇微的壓力下告知媒體，不能向麥卡錫透露遣散佩雷斯的官員們的姓名。史蒂文斯對茲維克遭受「侮辱性的對待」及「辱罵」表示遺憾。他命令茲維克不再前往小組委員會做證，由他自己代為出席。史蒂文斯很快就接到了麥卡錫的電話。麥卡錫威脅道：「羅伯特，放手干吧，你儘管試試。我會擰掉任何保護共產黨的人的腦袋……你儘管試試……我保證你一定會後悔的。」

艾森豪威爾執政的第二年，這位威斯康星州的新任參議員已站在令人畏懼的頂峰，而羅伊·科恩就站在他的旁邊。戴維·沙因當時不在，他被招去服兵役了。沙因的缺席在華盛頓看來無關緊要，因為他不像科恩那樣光彩奪目。事實上，麥卡錫私下認為他是個討厭的傢伙。他沒向科恩提及此事，因為麥卡錫需要科恩，而他發現科恩也需要某人——他需要沙因。

科恩再次點頭，麥卡錫又想插嘴，但韋爾奇拒絕了他。

但20年來一直投票給民主黨的趨勢曾是在野的共和黨的優勢，現在在野的民主黨也有了這一優勢。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中間派的人們有投民主黨的趨勢。艾森豪威爾與尼克鬆也在與歷史鬥爭。執政黨幾乎總在中期選舉時失去優勢。而且戰後繁榮也停下來喘氣了。1954年已經沒有人領取救濟糧了，但農產品的價格卻開始下降。經濟衰退讓一些僱主神經緊繃。

5個月前，兩院原子能聯合委員會前執行秘書、參議員布里恩·麥克馬洪的高級助理威廉·博登提出該控訴。1953年11月7日，博登寫信給埃德加·胡佛，表示「奧本海默很可能是蘇聯間諜」。信中附著一份詳細的材料，包括1942年4月以前的指控內容：「他每月會捐給共產黨一大筆錢」，「他的妻子和弟弟都是共產黨人」，「除了共產黨人，他沒有任何親密朋友」。

但他們錯估了沃特金斯。這位主席下決心避免一場鬧劇，禁止電視轉播新的聽證會，並制定了嚴格的會場規則，甚至禁止吸煙。麥卡錫和他的律師只有一人能質問證人。由於麥卡錫是個蹩腳的出庭律師，這意味著他只能將舞台中心讓給他人。第一次會議時，他大叫「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以試探沃特金斯，但主席的小木槌像劊子手的大刀一樣落下。沃特金斯直截了當地說：「參議員閣下不符合程序……我們不會被不相關的事打斷，我們將按原定程序進行。」麥卡錫衝出走廊，那裡有電視工作人員在等待，他就對著話筒氣急敗壞地嚷嚷：「我認為，這是我聞所未聞之事。」但特別委員會無動於衷，他們就弗蘭德斯譴責麥卡錫的決議進行裁定，參議院全體以67:22票通過，而在1月，還只有富布賴特一個人敢投麥卡錫的反對票。

麥卡錫竊笑起來，在一片靜默中顯得有點可怕。房間里的人都等待著韋爾奇的回答，但他遲遲不作聲。麥卡錫說話時，這位波士頓人似乎動了動嘴唇，準備說「閉嘴」，但現在似乎在考慮怎麼說。他身體前傾，對蒙特說：「主席先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必須擁有一種接近個人化的權利。」蒙特迅速回答：「先生，這是當然，你可以在說話的時間里享有這個權利。」蒙特也有點兒心煩意亂。桌旁的每個人似乎都受到了影響，只有麥卡錫還在大聲地對自己的一個助手講話。韋爾奇開口了三次才引起麥卡錫的注意。麥卡錫對他說：「我一隻耳朵就能聽見。」韋爾奇說：「這一次，我希望你兩隻耳朵都在聽。」麥卡錫吩咐助手拿來一張剪報，上面是關於弗雷德里克·費舍爾曾是被查禁的組織律師協會成員的消息。麥卡錫說：「我認為這應該放到會議記錄里。」

但那天沒有人做證了。聽眾們費力地站起來，為韋爾奇鼓掌歡呼，甚至蒙特也為他鼓掌，他放下了小木槌。而會前被告知阻止任何人鼓掌的6名警察此時只是平靜地站著。麥卡錫的臉色陰冷可怕，呼吸沉重。韋爾奇走向門口，那兒的一個女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便哭了起來。他走到外面走廊后，媒體記者們蜂擁而至。突然，每個人都向門口衝去，就像有人喊「著火了」一樣。他們迫不及待地出去，而此時麥卡錫仍坐在證人席上，警衛和電視技術人員留在那裡。他環顧四周，伸伸脖子，試圖吸引人們的目光。起初沒人看他，後來有一個人看過來。麥卡錫便攤開手掌，問道：「我做錯了什麼？」

尼克鬆和艾森豪威爾都希望共和黨不必靠花言巧語而是憑藉政府的業績競選。1953年4月，尼克鬆告訴內閣：「時機，在1954年競選獲勝的適當時機就是現在。」艾森豪威爾認為，他在1954年立法上取得的成績是值得大肆誇耀的。除了中心會議室那段插曲，國會的會議還是不錯的。他簽署的法案擴展了聯邦建築房屋計劃、互惠貿易協定，放寬了《原子能法案》的限制，擴大了失業保險和社會保險的範圍，簡化了海關程序，啟動了新的農業計劃，撥款20億美元修建聯邦公路，並減輕了10多億美元的賦稅負擔。他估計按棒球的擊球率算，他的成功率為0.83，他對此十分高興。《國會季刊》的計算方法則不同，認為其成功率為0.646。即使如此，他也幹得相當不錯了。民主黨曾預測共和黨政府會再次帶來「大蕭條」，這種看法像尼克鬆提出的共產黨議題一樣不負責任，現在被證明是荒謬的。

所有行業都調整策略迎合青少年。唱片業為他們提供了兩個版本的唱片：「單曲」（每分鐘45轉）是為13歲左右的少年準備的，而「專輯」則是為13～19歲的青少年準備的。他們總共購買了美國43%的唱片。青少年消費額占電影票房的53%、照相機銷售額的44%、新收音機銷量的39%、新汽車銷量的9%。每年，15～19歲的人群將2000萬美元花在口紅上、2500萬美元用於身體除臭劑、900萬美元用於家庭燙髮。每年男孩女孩花在化妝品上的錢超過3億美元。

《劇藝報》雜誌列出了1954年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我愛露西》、《法網》以及格勞喬·馬克思和埃德·沙利文的雜燴節目。當時唯一真正優秀的電視喜劇節目是每星期六晚，希德·愷撒和伊莫金·古柯主演的《你的演出的演出》。該片播放160集后停播，廣播公司認為觀眾不再感興趣了。1954年，機智問答節目尤為流行：《我有一個秘密》、《停下音樂》、《猜猜是誰》、《猜歌曲》、《猜歌詞》。有些問答節目設有高額獎金，如《二十一》、《6.4萬美元的問題》都曾風靡一時。電視節目中，時間較長、奢侈的盛大場面更令人感興趣。1951年，吉安·卡洛·梅諾蒂為電視台創作了平安夜音樂劇《阿瑪爾和夜話者》，受到廣泛歡迎。但1954年的重頭戲《綢緞與馬刺》糟糕透頂，以至於其主演貝蒂·休頓退出了影壇，儘管第二年其情況似乎樂觀一些。瑪麗·馬汀的傑出影片《小飛俠》準備於1955年3月7日在電視上播放，那時正在簽訂合同。

接下來的兩星期，事情逐漸有了變化。共和黨人全都擠在首都。不到一個月前，全國委員會主席倫納德·霍爾還稱麥卡錫是「偉大的財富」，如今卻批評他對史蒂文斯的做法。總統在3月3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讚揚了茲維克，表示他的政府不會容忍任何官員「在國會委員會或其他地方做證時，受到任何形式的人身侮辱」。但大家還是盡一切努力遷就麥卡錫。此時，對於麥卡錫的要求是他表現出同樣的妥協態度。但他非但不願意，還嘲笑五角大樓，說佩雷斯是「某個陸軍軍官的聖牛」，並說他對案件的調查顯示「陸軍中的某些人提拔、掩飾並體面地解僱了一些為人知曉的共產黨人」。

在麥迪遜大道的一端，坐落著音樂聖地——叮砰巷，當時那裡還是民謠歌手的天下。1954年最流行的金曲是基蒂·卡倫的《事小情深》，緊隨其後的包括佩里·科莫的《被需要》、弗蘭克·辛納屈的《年輕的心》以及板刷頭樂隊（當時只有古典音樂家才會留長發）的《噓……砰》。阿奇·布萊耶的《希蘭度的秘所》也是當年令人難忘的小調。「4個老A」演唱的《噴泉里的三枚硬幣》（《羅馬之戀》）是同名電影的主題曲，該片由多蘿西·麥克吉爾、克利夫頓·韋伯和簡·皮特斯主演，是一部高級彩色寬屏電影。1954年，關於紐約碼頭區腐敗的消息不斷傳來（4月15日，阿爾伯特·阿納斯塔西亞被開除國籍），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將這一年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頒給了《碼頭風雲》。其他獲得獎項的電影還有《叛艦凱恩號》、《鄉下姑娘》、《七新娘配七兄弟》、《龍鳳配》、《縱橫天下》、《電話謀殺案》、《後窗》以及迪士尼出品的《海底兩萬里》。電影仍然賺不了大錢，但當時有才華的人還是留在了好萊塢。

全美對於新興的青少年有閑階級的數據統計很驚人。隨著戰時和戰後的那代嬰兒進入青春期，新的市場也在擴大，全美新增1800萬～2000萬消費者。他們每年的花費增長到100億美元，然後增長至250億美元。吉爾伯特指出，14～17歲的女孩光是在「開學服裝」這一項上就花費了7.73億美元。《青少年時代》發現，20世紀50年代里有一年，平均每個美國青少年在商品和服務方面的花費為555美元，其中「不包括他們家庭提供的生活必需品」。

科恩顯然很痛苦，也確實向韋爾奇點頭了。他咬著嘴唇，明顯在發抖。他曾擊敗過許多證人，因此知道現在韋爾奇對付麥卡錫的後果。韋爾奇對科恩說：「科恩先生，我認為我個人沒對你做出什麼過分的事。」read.99csw.com

與科恩一樣，沙因對共產主義極感興趣。在學校時，他寫了一篇關於共產主義的文章，隨後製作成6頁的小冊子《共產主義的定義》出版。沙因出名后，《時代周刊》稱他的文章「出奇的簡潔」。《紐約客》則挑剔多了：「這篇文章弄錯了十月革命、共產黨的成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等這些大事所發生的年份。他把列寧的名字搞錯了，將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搞混了，將馬克思與列寧搞混了，將亞歷山大·克倫斯基和利沃夫親王搞混了，將15世紀的烏托邦主義與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也搞混了。」現在這本小冊子已經極為稀少了，但首次發行時，《共產主義的定義》在每個沙因旅館都與吉迪恩會的《聖經》放在一起，其旅館產業包括邁阿密海灘的羅尼廣場飯店、奧爾巴尼市的坦艾克飯店、洛杉磯市的大使飯店、亞特蘭大市的里茲-卡爾頓飯店以及博卡拉頓的博卡拉頓飯店。一位客人滿心歡喜地讀了這篇文章，他就是猶太教拉比本傑明·舒爾茨，他是美國猶太人反對共產主義同盟的負責人。舒爾茨拉比找到沙因，將他引薦給喬治·索科爾斯基。他通過索科爾斯基認識了科恩，又通過科恩認識了麥卡錫。

或唱著：

20年後來看，這次運動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它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它沒有任何革命性，這些詩人都是唯唯諾諾之人，而非社會秩序的挑戰者。他們沒有破壞一扇窗戶、安裝一枚炸彈、褻瀆一條信仰，對體制（這個詞義在那時美國的語言中還不存在）也沒有造成任何威脅。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當時已經50歲，是他們的前輩，他大聲諷刺道：「我寫詩，是為了勾引女人，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然而事實上，雷克斯羅斯已婚，有兩個孩子，是多個文學獎項得主，他以前還是爆米花銷售員，有點兒企業家的氣質。事實上，凱魯亞克也是如此。在《地底海》中，他巧妙地描寫了一個作家知道另一位「垮掉的一代」的作家獲得的圖書預付版稅比他的多時，所感到的失望和沮喪。凱魯亞克在別處說：「我們熱愛一切，比如葛培理、十大名牌學校、搖滾、禪宗、蘋果派、艾森豪威爾，我們都喜歡。」當然，他們並非如此，他也不認為會有人認真看待這番話，但「垮掉的一代」不善於戰鬥。如果認為他們在五角大樓前遊行或向國民警衛隊扔石頭，那簡直可笑至極。他們會被任何稱警察為豬的人嚇到。若是說到遊行，他們之中最接近遊行的也不過是金斯伯格在身上掛著廣告牌，上面寫著「抽大麻」而已。

沙因比科恩更時髦，他一頭金髮，懶懶散散，臉和體形都像是正在發育的希臘神祇。沙因出生於富裕家庭，畢業於安多弗高中，後於194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在劍橋市，沙因因為有貼身隨從，以及一輛裝有電話和無線電收發兩用設備的黑色敞篷車而引人注目。哈佛大學校報《哈佛深紅》記錄了他參加聚會的方式：

但坐在桌邊的其他人似乎沒有誰打算超出這個界限，而且在所有人中，最不可能摸麥卡錫這個老虎屁股的可能就是陸軍部特別顧問了。63歲的約瑟夫·韋爾奇身材高大，魁梧卻敏捷，一直是共和黨人，也是波士頓著名而有地位的黑爾和多爾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他義務接受了這次任務。記者說，這一定就是他被選上的原因。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過去，他靜靜地坐著，胳膊肘倚在桌上，手掌心托著下巴，或者用手指摸摸前額的皺紋。他似乎又是個湊熱鬧的觀眾。他讓麥卡錫恐嚇他的當事人史蒂文斯，卻不提出任何反對。他說的幾句話都是莊重有禮的，倒顯得有點可笑。他戴著綠色領結，神情大驚小怪，嗓音尖聲尖氣，更像是狄更斯筆下的律師，而並非一名成功的美國出庭律師。

拉爾夫·弗蘭德斯等不及證據齊全就行動了。麥卡錫對費舍爾進行災難性攻擊之後的第三天，這位佛蒙特州的共和黨人提出動議，希望參議院能撤銷這位威斯康星州的後輩參議員的全部主席職位。麥卡錫說：「我認為他們應該把他裝在一張網裡，放到一個安靜的角落。」在當時，通過該動議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天，諾蘭匆忙召開新聞發布會譴責該動議，南方民主黨人表示，他們怕開創這樣的先例，威脅到國會的資歷規則。6月30日星期五，參議院展開辯論。那天晚上，弗蘭德斯改變策略，提出另一個簡單的譴責：「參議院認為，威斯康星州麥卡錫參議員的行為與參議院的傳統相違背，並且可能會使參議院名聲掃地，特此譴責。」諾蘭將此提交給由三位共和黨人和三位民主黨人組成的委員會。這看起來很保險，委員會成員由諾蘭和林登·約翰遜挑選，都是保守派，主席還是猶他州的共和黨人阿瑟·沃特金斯。麥卡錫派認為他們勝券在握了。

這又在關於死亡的詞彙表中加了一個新詞：鍶90或放射性鍶，這是有高度放射性的鍶同位素，半衰期為25年。這就是那場襲擊了「福龍丸五號」的致命的「暴風雪」。鍶90像鈣一樣在骨骼中累積，與放射性碘（已在漁民的甲狀腺中發現）結合，成為致癌物質。據說，它會進一步影響子孫後代，儘管這需要幾代人之後才能檢測出來。斯特勞斯上將稱這些警告危險的科學家是「綏靖派」和「杞人憂天派」。他將自己的技術團隊派往世界各地，而他們的發現似乎與此次調查的代號「陽光行動」一致。其他調查人員則愁眉不展。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名譽教授斯特蒂文特說：「這個爆炸了的氫彈最終會導致生育出更多的畸形兒。」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遺傳學教授柯特·斯特恩說：「由於過去的氫彈試驗，現在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體內都含有少量放射性元素。」比基尼島氫彈試驗的顧問、美國海軍科研局原子彈研究處負責人、物理學家拉爾夫·拉普預計，到20世紀70年代的某個時候，放射性物質在平流層的積累量會超過最大安全許可量，從而影響地球上每一個人的健康。

接著，韋爾奇告訴電視觀眾聽證會內情人早已了解的情況。韋爾奇來華盛頓前，一直擔憂的一個問題是，黑爾和多爾律師事務所的某些律師可能會因為他而遭到中傷。他計劃帶兩名助手到首都，在與他們交談時，他得知其中一人（即費舍爾）在離開法學院后，曾短暫加入過律師協會。費舍爾後來了解該協會的更多情況后就辭職了。韋爾奇把費舍爾留在了波士頓，知道他情況的麥卡錫和科恩也同意不提他。在1954年，對於一個人來說，最糟糕的事莫過於在全國電視中被指認為顛覆分子。麥卡錫為了報復，便如此殘忍地對待費舍爾。如今韋爾奇說出了全部事實。最後，他轉身對麥卡錫說：

科恩是他那一代人中熱衷政治的年輕人的典型，正如後來的馬里奧·薩維奧和馬克·拉德是他們那一代的典型。他身材矮小、皮膚黝黑、反應遲鈍、目中無人，卻有著過目不忘的本事。他下垂的眼皮和奇怪的肉感的嘴讓他顯得陰沉而狡猾。他像麥卡錫一樣，喜歡為了爭吵而爭吵。科恩總是將黑髮梳得很整齊，這大概是能體現他出生於良好家庭的唯一標誌。他的父親是民主黨人，是紐約最高法院上訴法庭的法官。羅伊的母親崇拜自己的孩子。羅伊還是個孩童時，有一次受邀參加短途旅行，帶隊者是他一個朋友的父親。這位父親接到科恩夫人的電話，她說：「你太幸運了。羅伊要和你一起去，他是個特別聰明的孩子，知道許多事情。我相信你一定會從他那裡得到極大的樂趣，也許還能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20年後，這個問題似乎使那個春天發生的所有事都黯然失色（布里克修正案引發的激辯、中南半島的危機以及奧本海默的革職），但那個時候，放射性物質和那些事一樣，被認為荒謬無比、微不足道、毫無意義，甚至被毫不重要的問題所遮蓋，以至於人們嚴重懷疑民主制度能否應對20世紀後半葉的挑戰。現在看來似乎難以置信，但當時，在整整35天的時間里，全美國都捲入這場爭論：是誰將「左」翼的陸軍牙醫歐文·佩雷斯，依慣例從上尉提升為少校的？

這是為閃電戀愛準備的，當時還不意味著安非他命（一種中樞興奮劑）。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對性|交技巧感興趣。除非他被禁止使用家裡的車，否則一個少年會將他的約會對象帶到充滿激|情的地方，在黑暗的遮掩下與她做|愛（等同於過去的求愛方式）。玩弄女性之人的災難和所有女性普遍抱怨的就是月經，儘管新英格蘭女子寄宿學校制定了更為合適和吸引人的條款，說「月經期間可不參与體育運動」。像公狗或野獸一般在耀眼的燈光下幽會，對於剛剛嘗到了甜頭的放蕩少年來說很是挫敗，除非他的約會對象是瞎子或他已經得到了她。當然，女孩也有鑒別和歧視的權利。如果她覺得她的伴侶是個累贅，她一定會用DDT（分兩次手）甩了他。這是最大的侮辱。男孩的地位會因此十分尷尬，或用他的話說——「長毛了」。

1953年11月3日，沙因穿上了軍裝，完成在紐約15天的臨時任務后（完成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他被派往新澤西州迪克斯堡K連進行為期4周的基礎訓練。由於科恩的堅持不懈，他的問題還沒有結論。實際上，事情變得越來越有趣。不能說軍隊處理問題不夠靈活。沙因與其他新入伍的士兵不一樣，他幾乎每星期都可以離開軍營，部隊也允許他的轎車到營地接送他。他在訓練期間，接了不少於250個長途電話。一個下雨天，其他人都在進行打靶訓練，K連連長發現沙因卻在偷懶。沙因熱絡地將胳膊搭在連長的肩上，向他解釋，他正在研究後勤問題，「想把軍隊改建為現代化軍隊」——連長竟然接受了這個借口。沙因這種怎樣為國家更有效服務的想法雖然異乎尋常，但本來會受到重視，如果不是麥卡錫與五角大樓直接對話，表明自己不像科恩那樣對沙因充滿沒理由的熱情。麥卡錫打電話給史蒂文斯（電話錄了音），請求這位陸軍部長「做個人情」，不要把「沙因派回我的委員會」。他說：「沙因雖然不錯，但並不是不可取代……我很少見到羅伊做出這麼不講道理的事。」

但那已經足夠傷風敗俗了。抽大麻被認為是邪惡得超出想象的事。而且，「垮掉的一代」經常說髒話，有時甚至在公共場合也如此。那不是一個寬容的時代，怪異的生活方式會被指指點點。這次運動的成員說自己與眾不同，僅這一點就能顯示出他們異於常人。「垮掉的尼克」已成為人們對其表示輕蔑的詞。男性穿著卡其布的褲子和拖鞋，蓄鬍子（但還是短髮）；女性則以亂蓬蓬的頭髮和黑色緊身連衣褲而獨樹一幟。儘管她們瞧不上口紅，卻在眼睛周圍塗滿化妝品，因此有時被叫作「浣熊」。據說他們打地鋪，周圍擺滿了不健康的書和唱片。他們自己從不打掃衛生，也不整理床鋪——事實上，他們甚至沒有像樣的被子。據說，他們一|絲|不|掛地睡在床墊上，甚至在沒結婚時，就在黑暗中干下流之事。有些人還提倡未婚生子。

副總統尼克鬆行使他參議院議長的特權，刪去標題中的「譴責」，將其改為「關於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行為的決議」。他儘力幫助麥卡錫，而麥卡錫的崇拜者也在這樣的語言中找到了安慰。但麥卡錫本人沒有上當，他告訴記者：「這不是完全的信任投票，我很高興這場馬戲結束了，這樣我就能回到挖掘共產主義、犯罪以及腐敗的真正工作中去了。」在白宮，艾森豪威爾見到內閣成員時，略微一笑地說：「聽到最新消息了嗎？麥卡錫主義已成過去了。」

在首都，很少看見像韋爾奇這樣其貌不揚的人。他知道自己給人的印象，對此也十分滿意。他發現有時被人低估很有用。韋爾奇在貝肯山和波士頓廣場生活慣了，並未遇見過像麥卡錫這樣虛張聲勢恐嚇他人、睜眼說瞎話的人，因此他仰起頭，聽聽他要說什麼。韋爾奇把雙手深深插在衣兜里，腳尖翹起，休息時他在人群中走來走去，聽他們的談話內容。當他在聽證會上講話時，其與麥卡錫簡直有天壤之別。邁克爾·斯特雷斯在其《電視審訊》中說：「麥卡錫永遠不會忘記廣大聽眾，韋爾奇則似乎總記不起他們；麥卡錫講話時對群眾充滿蔑視，韋爾奇則似乎與每個人都恭敬地交談，因此他自始至終都贏得聽眾的支持。」

當然，他居高臨下地說，共和黨政府在這方面比民主黨做得「好太多」了，但「在對幾個問題的處理上，我們的擊球得分為零——因為我們把球打出界了」。他一如既往地羅列案例，列舉名字、日期、數據、檔案等——這些都是錯誤的，但聽眾也無法辨別真假。麥卡錫說，他為此感到丟人現眼、顏面無光，內心深處極為受傷。但更糟糕的還在後頭。艾森豪威爾像他的前任杜魯門一樣，不顧麥卡錫的勸告，堅持遵守與英國簽訂的互助條約，枉顧英國也與北京進行交易，這是對朝鮮戰爭中犧牲的美國士兵的侮辱。麥卡錫鼻音濃重的聲音響起來：

她們通常都是有財力的女人。美國未來家庭主婦協會的雜誌《青少年時代》估計，七年級的孩子每星期花30美分到8.5美元不等，而高中學生花1.65～19.5美元，有時花得還更多。《生活》雜誌上一篇配有插圖的文章，描述一個17歲郊區女孩每年有4000美元零花錢。她的開支包括1300美元的卧室裝飾品、1500美元的衣服（包括7套泳裝）、500美元的娛樂費，這不包括「高中畢業後到夏威夷進行畢業旅行」的費用。《生活》雜誌認為「越來越多的青少年進入像這位蘇西一樣的行列」。文章結尾，以欣喜的口吻寫著：「父母的不斷溺愛並沒有寵壞蘇西。她把一切奢侈品看作理所應當的事物，因為她一直過著這樣的生活。」

現在博登卻說他是蘇聯間諜，他更像是科學界政治鬥爭的受害者。在美國兩大核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和利弗莫爾之間，有兩種不同的思想主張，雙方的核物理學家展開激烈爭論。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中有奧本海默的同事和學生，他們認為核導彈應該是美國軍火庫中眾多武器的一種，這被稱作「有限遏制」。而利弗莫爾（或說「泰勒實驗室」）則認為國家安全取決於核打擊力量的無限發展，這被稱為「無限遏制」。大多數科學家贊同「有限遏制」，但提倡「大規模報復」的政府顯然傾向於「無限遏制」。利弗莫爾派佔了上風，實際上這也是奧本海默躲到普林斯頓的原因之一。但他的對手還不滿足。這場辯論讓某些科學家變得狂熱起來——這毫不奇怪，因為該問題可決定人類的未來，愛德華·泰勒的某些崇拜者下決心詆毀奧本海默。他們顯然都支持博登。

艾森豪威爾與丘吉爾在百慕大群島商討世界和平。10月5日，原子能委員會批准了一份合同，埃德加·狄克遜和尤金·耶茨執掌的一家南方公共事業集團將在西孟菲斯為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一座發電廠。艾森豪威爾總統形容他的政府的政治哲學時，先是用「有活力的保九-九-藏-書守主義」，然後是「進步的、有活力的保守主義」，接著是「進步的溫和主義」，然後又是「溫和的進步主義」，最後是「積極的進步主義」。1954年12月21日，克利夫蘭市的整骨醫生塞繆爾·謝潑德被判於7月4日謀殺其妻子瑪麗蓮罪名成立。征服珠穆朗瑪峰的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在中西部向聽眾做著激動人心的演講。第一批有關吸煙與心臟病聯繫的權威報告發行后，在全國暢銷一時。

艾森豪威爾管理下的美國被他們嚇了一跳。父親告誡女兒，不要與「垮掉的尼克」約會；羅納德·里根取笑他們是穿拖鞋的橄欖球運動員；通俗雜誌的作家認為他們驕奢淫逸；坐車上下班的人相互談論他們的放蕩之事；好萊塢製作了以他們為反面角色的道德劇，甚至連海倫·特倫特都來扮演這種角色。在康涅狄格州的中部城鎮，開敞篷車的青少年想把騎自行車的大鬍子男人撞倒，因為他們認為這人挑戰傳統，必定是「垮掉的一代」。而所有這些騷動的根源不過是一些浪漫的詩人躲避主流生活的一種方式，沒什麼危險的。他們是獨立的個體，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自稱是真正的美國人倒是真的。他們只是渴望遠離大眾，他們追求的只是永恆的波希米亞文化，正如《在路上》中的一段文字所寫：

美國的毒品文化還遠在將來，但在一些波普音樂會上，人們能從爵士樂大師邁爾斯·戴維斯和瑟隆尼斯·蒙克那詭異神秘的音樂中，隱約聽出毒品文化的根源。他們把錢叫作「麵包」，女孩叫作「小雞」，了解說成「啪嗒」；過去形容某些事為「極好」的，現在用「瘋狂」來代替。形容瘋狂的最高程度的詞是「酷」、「棒極了」、「終級」、「遙不可及」（後者還發展成「目不可及」）。去欣賞就是「去嬉皮」，有人嬉皮到了精神恍惚的地步，不久就會被叫作「嬉皮士」了。

鑒於前方障礙重重，共和黨委員會認為黨內還需要一個打手。選擇副總統是因為他善於當打手，而這會使他與黨內人員的關係更為緊密，並且正如艾森豪威爾指出的，這也會提升尼克鬆的名望。尼克鬆是勇敢的（他說過「每次競選總要有人走上前來，鬥爭一番」），但他的熱情也不高。1954年春，他回到惠蒂爾學院做畢業典禮演講，發現接待者分為兩列，其中一列是不願與他握手的學生。這令人十分不快。尼克鬆的妻子更不喜政治鬥爭。2月中旬，在一次長談之後，他們討論了1956年其任期結束時是否能退出政壇的問題。據默里·喬蒂納所說，尼克鬆在選舉前夜回到華盛頓之時，權衡了開創自己的事業與加入成熟的律師事務所之間的優劣勢。飛機進入跑道時，他遞給喬蒂納7頁紙的筆記。他說：「這是我最後的競選演說。你也許會想將它留作紀念品，我的政治生涯結束了。」

此時的麥卡錫如魚得水，沒有什麼比得上與國務卿好好較量一番更能讓他高興了，而且他也將近一年沒與國務卿交手了。另外，這也是個搗亂的好時機。艾森豪威爾即將在百慕大與丘吉爾進行會談。如果在會談前夜，通過電視向美國人民播放聲情並茂的申訴，便會破壞這個會議，並使總統難堪。事實上，這就是麥卡錫的下一步。12月3日晚，艾克前往會議地點時，麥卡錫通過廣播大聲譴責英國人，稱他們與屠殺美國士兵的人交易，由此斂財。他懇求「每一個對於這場與不共戴天之仇敵進行血腥交易，和我有同樣感受的美國人，寫信或打電話給總統……這樣他就會得到合適的指引」。5天後，白宮宣布已收到5萬多封函電。在華盛頓，沒人相信「指引」這樣的空談，這純粹是兩個人之間的較量，報告郵件數量的總統發言人對此也直言不諱，麥卡錫獲得了寫信之人的信任，而艾森豪威爾則贏得了發送電報之人的支持。由於白宮收到相對較少的電報，這便成為麥卡錫戰勝了總統的一種委婉的說法。

顯然，電視給美國的道德觀念帶來了巨大影響，但要定義影響的本質絕非易事。有人認為，電視網路太過開放，太過聽之任之了。電視收費比廣播收費更高，而且關於性的話題更為直白。大V領是20世紀50年代一個令人興奮的設計，讓女演員的胸部看起來很是豐|滿，並讓她們以此為豪。德西·阿納茲的妻子兼合作演員露西·鮑懷孕后，《我愛露西》的節目製作人抓住這個機會，每星期都會插播露西懷孕后的情況。甚至拍攝了因為露西的孕吐反應，德西也跟著嘔吐的情況。

陸軍部長羅伯特·史蒂文斯（原為紐約的一名紡織製造商，在此事件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命令兩位上校和一位中校再仔細考慮沙因是否有資格成為軍官。同時，這位年輕的申請人自己也開始對這件事感興趣。雷伯第一次見他時，沙因已準備舉起右手，當即宣誓成為軍官。但他的熱情被澆滅了，因為雷伯向他解釋，要想成為軍官還早。後來雷伯就此事做證時說：「他顯然認為填寫表格和按照程序辦理手續都是不必要的步驟。」

7月，沙因的入伍通知書悄然而至。這顯然是個意外打擊，他似乎都已經忘記自己還登記服役。那時，沙因和科恩過著忙碌而活躍的生活：星期一到星期五住在斯塔特勒酒店相鄰的房間里；在曼哈頓度過愉快的周末，策劃對頑固守舊的官僚機構進行突然襲擊，想到這些就十分愉悅。麥卡錫作為煽動者，極為懶惰地將小組委員會的一切事宜交給他倆。他們感覺自己天下無敵，似乎也是如此。如果首都沒人敢反抗他們，那麼誰敢？答案便是沙因家鄉格洛弗斯維爾的徵兵局。這極具諷刺意味。格洛弗斯維爾的良好市民離政治結構太遠，他們不知道沙因那些位高權重的朋友們。他們也沒有什麼政治難題：華盛頓只對一件事的恐懼比麥卡錫更甚，那就是徵募兵役的醜聞。

朱利葉斯和艾瑟爾·羅森堡夫婦被處決。在此之前，白宮外有人示威反對這一判決，而另一群喧囂的年輕示威者則舉著標語牌，寫著「兩份煎羅森堡肉排即將出爐」。海軍作戰部長羅伯特·卡尼告訴記者，他和他的參謀團預計中國將在一個月內挺進金門和馬祖的近海小島，從而讓冷戰氣氛更加緊張。總統說：「他們掌握著我沒有的情報。」但他警告說，要進攻中國台灣地區，「就得從第七艦隊身上踩過去」。7月23日的內閣會議上，內閣成員個個興高采烈，因為他們得知經濟指標很快就會上升，「循環調整」即將結束。8月的卡羅爾颶風吹倒了波士頓歷史悠久的舊北教堂的塔頂。9月，埃德娜和黑茲爾颶風旋即殺到。

將一位千萬富翁的名字放在小組委員會的僱員名單上簡直荒唐可笑。而且，就國會提出的資格標準，沙因也沒有任何資格。1953年年初，科恩說服麥卡錫任命他的新朋友為心理戰總顧問。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職位，是科恩主張設立的。沙因很樂意不計報酬地擔任該職務。兩位年輕人在紐約市華爾道夫酒店塔樓（沙因在此處有一間永久套房）設立了臨時總部，計劃巧妙地對《美國之音》進行調查。他們秘密地煽動《美國之音》的工作人員告發想法或習慣怪異的同事。麥卡錫談到有「忠誠的美國地下運動」支持他時，指的就是這些告密者。後來，在聚光燈下通過電視實況轉播聽證會後，媒體普遍認為，麥卡錫的這兩位精力旺盛的門徒已讓《美國之音》士氣低落。那時，科恩和沙因只有26歲，真不知道他們會鬧到什麼程度。

詹金斯為了幫麥卡錫解圍，語出驚人地表示麥卡錫的做法合情合理，因為他是「執法官員……職責就是搜查犯罪行為」，然後委員會成員就轉向了其他問題。漸漸地，委員們和聽眾才明白韋爾奇剛剛乾了些什麼。他在揭露麥卡錫是一名不法分子。麥卡錫承認他有一封偷竊來的信，就已經違反了聯邦法規。他拒絕回答韋爾奇的問題，又讓自己處在藐視國會的境地。而且，他對這位波士頓律師的蔑視也似曾相識。聽證會結束后，大家相互交流各自的印象，就發現了其中的原因。4年來，美國人都看著麥卡錫在自己審訊的案件中，肆意欺辱那些拒絕回答問題的證人。他曾公開嘲笑這些人是「第五修正案的共產主義分子」，從而將《人權法案》變成一紙空文。現在，他卻公然效仿。

聽眾忍住了笑聲，但這位巨人已經受傷了。從那時起，麥卡錫就準備用最惡毒的言語對付韋爾奇，伺機報復。6月9日，聽證會進行到第8個星期，麥卡錫認為機會到了。當時科恩坐在證人席上，韋爾奇質問他，在新澤西州蒙默思堡的陸軍通信部隊的僱員中尋找顛覆分子的情況。

此時，一位大公無私的主席一定會用木槌敲敲桌子以讓麥卡錫沉默，因為這顯然不是提出程序問題，而是在發表講話，但蒙特讓他繼續。他平靜地接受了麥卡錫荒謬的提議：陸軍部長是否代表陸軍還未有定論。就像開頭那樣，麥卡錫又打斷主席，再次發表講話。他用緊繃繃的聲音大喊道：「主席先生，主席先生。」蒙特看看他，點頭示意他繼續，於是他又開始陳述自己的觀點：

聖誕節前夕，讓他特別難堪的事發生了。原子能委員會的保衛人員來到普林斯頓大學，沒收了他手裡的一切機密文件。聽證會計劃於4月舉行。賴斯頓知道了這一情況，他打算在一切有定論后才發表，但麥卡錫已計劃在參議院宣布這件事，說他迫使政府採取了這一步，賴斯頓便公之於眾，引起轟動。為了不再引起更大的轟動，隨後舉行的聽證會都有點兒偷偷摸摸的意思。會議在T-3號臨時大樓舉行，這是戰時物價管理局官僚主義破敗的遺迹。此次聽證會不向媒體和公眾開放。為防止記者知曉會議地點，奧本海默從後門進入。這次審判（就是名副其實的審判）在T-3號大樓2022號房間舉行，這個24英尺長、12英尺寬的辦公室被臨時改造，以便放置桌椅及一張破舊的皮沙發。奧本海默坐在那張沙發上，後來一個與會人員回憶，這位科學家「懶散地靠在沙發上，有時心不在焉，在這種情況下，沙發就成了被告席」。

艾森豪威爾暴跳如雷。傑克遜和保羅·霍夫曼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下次總統新聞發布會上，否認麥卡錫的共和黨身份。哈格蒂表示贊同，布賴斯·哈洛與其他4名總統助理也同意。但尼克鬆表示，這樣做，真正的受害者會是共和黨。後來決定由杜勒斯在自己12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麥卡錫的問題，其發言稿已由艾森豪威爾逐字審閱。該國務卿說，「麥卡錫已經擊中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要害」，該政策主張尊重別國主權，不干涉別國內政外交，或是「使其成為我們的衛星國」。然而，與麥卡錫不同，杜勒斯這個反共派的強硬分子說，美國必須時刻準備「報復甦聯，對準其要害施以毀滅性地打擊」。美國之所以仍有能力如此，「是因為我們能夠享有其他友邦的良好地理位置基礎」。

羅伯特·霍爾服裝製造公司像大型體育館一樣，是在各大城市郊區和鄉村購物中心出現的折扣商店的前身。第一間折扣店的名字為E·J·科維特，於1948年開業，旋即顧客盈門。過去，打折商品大部分在破舊的小工廠附近出售，顧客很難找到這些地方，而且少有乾淨整潔的物品。商品上的標籤被撕下來，因為批發商不願讓零售商知道，批發商在與它們競爭。如今一種全新的銷售方式出現了。商人們逐漸了解了美國「汽車經濟」的含義。20世紀30～40年代，大部分顧客搭乘公共汽車和有軌電車前來購物，因此零售商店集中在商業區很有必要。但如今到了20世紀50年代，公共交通的作用大不如前。20世紀50年代，城市中典型的購物者開始開車購物，卻找不到停車位。在商業區停車幾乎是不可能的。路邊安裝了好幾百萬個停車計時器，但還是不夠用。商業大街的商人意識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讓員工將車停在店門口，每小時為其繳納停車費，而顧客們卻到處穿梭，找不到車位。

煽動者特別容易成為受人奚落的對象，但能奚落他們的人少之又少。自從科恩和沙因初露鋒芒后，人們一直猜測他們是否有不尋常的關係，但沒人想出合適的方法來談論這件微妙的事情。韋爾奇想到了一個辦法。自從聽證會開始，他便一直磨著智慧之劍的刀鋒，準備在麥卡錫的亂棍之下，刺向敵人。在談到一幅經過剪裁的照片時，機會來了。科恩為了證明一件模糊的事情，給了詹金斯一張照片，那是在馬奎爾空軍基地拍的，史蒂文斯正對著沙因笑。現在原來的照片被找出來了。原來史蒂文斯是在對著別的什麼人笑，而那個人的像被剪下換成了沙因。這時，中心會議室中寂靜無聲，大家都在思考。科恩極力否認，他不知道照片被修剪過。他說自己甚至不知道照片從何而來。韋爾奇佯裝無知地詢問當時的證人（麥卡錫的另一個下屬）：「你認為這是屁精送來的嗎？」

偶爾，奧本海默那魂不守舍的聲音會通過一個手提式擴音器傳出來。這是用戰時的G-2型電話錄音帶錄下的，沒徵得奧本海默本人同意，他甚至不知道此事。這是有意羞辱，有時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安德烈·馬爾羅閱讀會議記錄后，對於奧本海默作為一個自由的公民，竟坐在那裡任由羅布故意侮辱感到震驚。馬爾羅說：「他應該站起來，大喊『先生們，我就是原子彈』。」但奧本海默太缺乏自信，太過羞怯，而且在摧毀廣島后思考過多。他這樣認為也是這樣告訴朋友的：「我們做了魔鬼的工作。」

他確實這樣做了。韋爾奇顯得十分凄涼，坐在那裡，雙手托著頭，盯著前面的桌子。到這個時候，顯然有些事不太對勁。科恩仍在話筒旁，看著麥卡錫，搖頭以示無聲的請求。他似乎比韋爾奇更憂傷。但麥卡錫一直說到底，把一個之前還默默無聞的人弄得名譽掃地。

後來，奠邊府這個幽靈在美國人心裏變得越來越可怕，但在當時，那還是別人的事。它的陷落不是1954年唯一的九九藏書大事，甚至不是重要事件之一。那一年對美國來講就是新聞之年。1月，世界第一艘核潛艇「舡魚」號駛出康涅狄格州格羅頓市的海軍造船廠。6個星期後的底特律，6位密歇根州的共產黨領袖被指控陰謀推翻美國政府。面對即將到來的不可否認的經濟衰退的跡象，總統決定在3月12日的內閣會議上，將經濟衰退稱為「循環調整」。

在當時，這就被認為是特立獨行的人，但下一次，拉響警報的可就是真刀真槍了。

1954年，《麥考爾》雜誌在復活節出版的那一期介紹了「患難與共」的概念，它立刻風靡一時，有了社會改革的意味，幾乎成為20世紀50年代全美國的目標。4月1日，空軍學院成立，第一期學員在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勞里空軍基地宣誓入學。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將華盛頓州契夫約瑟夫大壩的建造合同交給了一家美國公司，而拒絕了報價較低的英國公司。國會兩院通過了修建聖勞倫斯河航道的議案。

麥卡錫的聲音響了起來，緊張不安，顫顫巍巍。

艾森豪威爾說：「天啊，有時你一定會厭倦這些吵吵鬧鬧。」尼克鬆對此也有同感。他告訴一個朋友：「我厭倦了，厭倦到了骨子裡，我的心思壓根兒不在上面。」他那段時間在美國國內進行巡迴演說，似乎特別疲憊，但總統決定不積極干預競選，使尼克鬆成為共和黨內地位最高的政治家，他認為很多事情都處在危急關頭。他在哥倫布的俄亥俄州共和黨州代表大會上說：「如果民主黨在11月舉行的第84屆國會選舉上佔優勢，便意味著共和黨開始沒落。就這麼簡單。」為避免出現這種結局，他發表了204次演說，舉行上百場新聞發布會，飛行2.6萬英里，到訪31個州的95個城市。最後，他成為美國最具爭議的二號人物。史蒂文森談到尼克鬆的策略時，說是「白領子的麥卡錫主義」。沃爾特·李普曼說得更嚴重，他將副總統形容為「殘酷無情的黨見極深之人」，「他的良心裏沒有美國人民期望的總統該有的原則和做派」。

「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屬於「搖擺世代」，但他們現在要退出曾經的那一代了。作為社會預言者，他們提倡自發的表達、旅行、東方神秘主義，倡導唱民謠、玩吉他、玩藍調，倡導各式各樣的性行為以及他們的美國夢。其中有一些成了社會名人，最出名的是一位健碩的法裔加拿大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打過橄欖球，「二戰」期間做過商船水手，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社會研究新學院任教。他出生時的名字叫作讓-路易·凱魯亞克，1950年出版第一本書《鎮與城》時，改名為傑克·路易·凱魯亞克。一些評論家認為他與其他新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一樣消極，他反駁了這樣的說法。他堅定地認為，他們實際上樂觀積極。在電視節目中，本·赫克特問他，為何不多寫一點兒「美國的問題」，凱魯亞克後來寫道：

他們飛往歐洲，4月4日復活節的那個星期日，二人在巴黎露面。隨後是18天的瘋狂：在歐洲各國的首都來來去去，神氣活現地擺出姿勢讓媒體拍照，他們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們作為美國國會代表的一般權利和特權。無論走到哪裡，他們身後都跟著一群興高采烈的記者不斷喊著：

胡佛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準備奧本海默的檔案，整理出了一英寸厚的摘要。11月30日，他將材料寄給白宮，同時也抄送給原子能委員會的劉易斯·斯特勞斯和國防部長威爾遜。閱讀完畢，威爾遜致電總統，要求不讓奧本海默接觸一切軍事設備。艾森豪威爾說這「讓人煩惱不已」（當然，不管你對奧本海默看法如何，你也會因此煩惱），並召開緊急會議，商議這份控訴材料。他問，這位科學家知道這些材料嗎？艾克得到否定回答后，下令舉行聽證會。同時，他說他希望在奧本海默與所有政府機密之間有一堵「大牆」。這是個引人注意的提法，儘管當時在場的只有威爾遜、斯特勞斯、布勞內爾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羅伯特·卡特勒，但這個決定還在華盛頓引起眾多議論，最後傳到了參議員麥卡錫的耳朵里。

桌子的那頭有人發出嘟噥聲，棍棒舉起來了。麥卡錫說：「請這位律師幫我解釋一下什麼是屁精。我想他可能是這方面的專家。」

漸漸地，那些關注韋爾奇的人開始感覺到他身上那股鋼鐵般的力量。他和麥卡錫在進行真正的較量，而他們第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交鋒出現在聽證會的第9天。當時韋爾奇反詰麥卡錫，聯邦調查局的機密信函是怎樣落到他手中的。這份文件中的字被重新打過。根據法律，重打的機密文件就等於將文件內容公布，這一點十分重要。麥卡錫倚在話筒旁，焦慮不安，臉色難看。在聚光燈下，其濃眉下的贅肉讓他的上眼皮顯出扭曲、惡毒的表情。韋爾奇讓他等候片刻，這位波士頓人幾乎刻意裝得懶洋洋的，胳膊肘撐在桌上，手指彎曲托著略帶紫色靜脈的臉頰，眉頭緊皺，好像第一次看到如此難以置信的事物。現在他已準備就緒。

同一天，尼克鬆向內閣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實際上雙方「不分勝負」。他認為自己有辦法改善今後的表現。他說，未來競選的關鍵在於好的宣傳計劃。美國人民必須被「兜售得當」。擁有最佳形象的那個黨才能贏得選舉。佔據賓夕法尼亞大道1600號的關鍵不在商業大街或華爾街，而在麥迪遜大道。各黨應想出朗朗上口的口號，而非創作矯揉造作的競選歌曲。候選人在電視屏幕上的形象與他的言談同等重要。尼克鬆告訴他們，要把它們打包成一個整體，而他可以把要點告訴他們。他把手伸進口袋，拿出一個玩具鼓手，上好發條，把它放在光滑的桌上，這個鼓手便咔嗒咔嗒地走過驚愕的總統和部長們面前。這位副總統說：「總之，只要繼續敲打那該死的鼓就行了。」

陸軍對麥卡錫的聽證會進行了36天，於6月17日結束。小組委員會研究了那份7400頁的證詞，發布了一份報告，指責雙方都有責任。起初，麥卡錫遭受損失的程度還不明確。以前他每次被揭發，都會很快恢復。他的體力也未受到影響，8～10位重要的參議員仍對他忠心耿耿，他對國會裡的共和黨領袖也仍有很大影響。他還是野心勃勃，宣布將對陸軍、國防工業和中央情報局的共產黨人展開新的調查。

然而，博登不過是寫了一封信。華盛頓的辦公桌上堆滿了這樣的信。除非某個官員認為信中有問題，否則這種詆毀他人的信是不會得到注意的。這就是此次事件的真實情況。埃德加·胡佛很久以來就對奧本海默心懷疑慮。1947年，胡佛用盡一切手段把奧本海默列為危險分子。據《先驅論壇報》報道，聯邦調查局關於奧本海默的文件堆了4英尺6英寸高。博登把信寄給胡佛真是再合適不過，而他早就想到了這一點。

奧本海默剛從英國回來，就收到讓他打電話給海軍上將斯特勞斯的消息。斯特勞斯催促他立刻趕往首都，事情緊迫，並且不能在電話中商議。12月21日下午，這位科學家進入憲法大道上原子能委員會所在的閃閃發光的大理石大廈，在236房間——這位上將寬大、鑲著壁板的辦公室，他發現斯特勞斯正與委員會總務處長肯尼思·尼科爾斯少將商議問題。他們請他在會議桌旁坐下。在一陣寒暄和小聊幾句朋友的近況后，斯特勞斯儘可能得體地告訴奧本海默，他被懷疑犯了叛國罪，並向他說明了艾森豪威爾的指示，然後同他商議如何體面地退出，但奧本海默拒絕接受。

由於生活富足，青少年亞文化在20世紀50年代繼續發展，帶著自己獨立的風俗、特徵、身份象徵、儀式和時尚：男孩剪個鴨屁股髮型，將袖子高高捲起；女孩則是捲毛狗式髮型，佩戴鬆緊項鏈（緊可緊到脖子，松可松到腰部）。長發和古怪的穿衣風格還要10年才會出現，但與他們相伴的新的語言已經開始發展。像他們敬佩的波普爵士樂音樂家一樣，青少年經常使用「cool」（酷）這個詞，儘管他們的重點有所不同，它的含義很多，與20年前的「敏捷的」、「整潔的」、「了不起的」、「時髦的」或「流暢的」有類似意思。「like」（喜歡）則成了通用的節奏詞和修飾詞。

研究麥卡錫的人認為，麥卡錫要的遠不僅如此，事實也的確如此。麥卡錫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反對陸軍的理由就是它代表確立的權威——沒有比這更好的理由了。在未發現共產主義這個議題前，麥卡錫第一次在華盛頓挑撥離間時，就是與陸軍進行較量。在阿登戰役期間，73名黨衛軍在馬爾梅迪屠殺了150名美國戰俘。戰爭結束后，他們被判處死刑。而在1949年，麥卡錫曾為這些黨衛軍講話。人們的抗議使這位參議員登上了其夢寐以求的頭版頭條（「麥卡錫抨擊殘暴行為」、「麥卡錫暗示有秘密證人」、「麥卡錫控訴掩蓋真相的行為」等）。這些德國人被寬恕，但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麥卡錫不再與五角大樓較勁。但他對陸軍沒有舊怨，也沒有利益衝突。1954年年初，他有更強烈的動機去攻擊其他機構。攻擊陸軍並不是他的決定，而是兩個優秀的年輕人為他做的決定。這兩個人是麥卡錫的下屬，可以說是20世紀50年代的利奧波德和洛布，他們分別是羅伊·科恩和戴維·沙因。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肅清奧本海默產生的影響正好與其敵人想要的背道而馳。奧本海默現在具有一個殉道者的新形象，泰勒反而像被社會拋棄的人。策劃這起陰謀的人本來期望泰勒會成為核物理學的新掌門人，然而他卻被排擠了。他是唯一反對奧本海默的著名科學家，因成為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而被人瞧不起。他也是一個叛徒，同時背叛了科學界同事和科學本身。開科學大會時，他遭到其他科學家的冷落；他陳述觀點時，他們便離席了。最終，他得到了寬容，但再也得不到信任。在小組討論和談話中，同行們對他都敬而遠之。他向恩里科·費米求救（當時費米已不久於人世），這位偉大的義大利科學家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支持泰勒，但批評泰勒的人認為這是他又一次違反道德的做法。他們認為他是追求名利之人，繼續冷落他。在科學界，他那「奇愛博士」的形象已經形成了。

20世紀50年代的特徵就是，甚至連艾森豪威爾的對手也希望他是完美的，他不必為尼克鬆的演說負任何責任。至於他為何不知道演講內容，卻無人解釋。他最愛訂閱的《先驅論壇報》可是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些話。正如詹姆斯·賴斯頓寫的，不管怎樣，大家都覺得總統從未暗示過民主黨對叛國罪視而不見，「但以他的名義做的事，他卻不知道」。可以肯定，尼克鬆的方式絕對不是艾森豪威爾的方式。艾森豪威爾表示，他想被視為「人民的總統」，而謾罵並非他的長項。儘管如此，他也希望共和黨候選人獲勝，他認為尼克鬆在幫助他們，因此便鼓勵他放手去做。

韋爾奇的利劍出鞘了：「好的，參議員先生，我想屁精是神仙的近親吧。」

第二天，五角大樓的官員們都揮著手帕相互打招呼。其中一人說：「能使全軍士氣高漲的只有沙因一人。」倫敦《泰晤士報》評論：「參議員麥卡錫今天做到了伯戈因將軍和康沃利斯將軍沒做到的事：使美國陸軍屈服。」在赫布洛克的漫畫中，艾森豪威爾從劍鞘中拔出一根白羽毛，對麥卡錫說：「先生，手下留情！」《丹佛郵報》的帕爾默·霍伊特發電訊給舍曼·亞當斯：「如此看來，史蒂文斯的徹底屈服玷污了美國陸軍，其程度比所有戰爭中敵人對我們的侮辱還要嚴重。」關於此事的消息在華盛頓滿天飛：「史蒂文斯並不打算向這些參議員呈上指揮劍，他只是認為他們想看看他的指揮劍。」麥卡錫勝利后，仍冷酷地告訴記者，史蒂文斯「低聲下氣，下跪也不過如此」。

與此同時，西太平洋的一陣風讓「奇愛博士」象徵的人類命運成為焦點，給美國人展示了一副短暫而恐怖的景象，讓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會對自身和世界造成什麼影響。3月1日，羅布正在準備反對奧本海默的材料時，原子能委員會在埃尼威托克島東邊的比基尼島上試爆了第二枚氫彈。其效果超出預計，它以相當於1800萬～2200萬噸TNT當量的威力（相當於廣島原子彈威力的900～1000倍）炸開了珊瑚礁。然後，風吹來了放射性塵埃。氣象學家預計一股強風會往北颳去。然而，風卻吹到了比基尼島往南120英里的地方，遠遠超出了炸彈測試人員劃定的危險區域。這些放射性塵埃落在一艘日本漁船上。恐怖的是，這艘船起錯了名字——「福龍丸五號」。最初，受到驚嚇的日本漁民認為遇上了前所未有的熱帶暴風雪。直到他們回到家鄉燒津港口時，可怕的真相才開始浮出水面。全部23人都病了，並且住院接受治療。隨後，其無線電操作員死了。與此同時，高敏度儀器檢測出日本、澳大利亞、美國、歐洲等地的雨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質，甚至飛過印度的民航機的燃油中也檢測出這種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