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做衣服的材料已做過縮水預處理一樣。」埃德蒙·威爾遜寫道：「生產、消費和利潤在這一代發揮的作用，代替了我們祖輩時宗教的作用。」他說，這樣的事情甚至不容許討論，因為「它們已經取代了《聖經》和耶穌基督的神聖」。一些觀察家認為，廣告推銷員似乎是推銷精神病的掮客。沃爾特·李普曼痛斥他們為「新野蠻人」，加爾布雷思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中譴責消費主義，同時也為後來的作家提供了衡量與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不同的社會標杆：

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經常將生活比作乏味的折磨，但他們的絕望是佯裝的絕望。如果他們覺得他們被囚禁，那他們的監獄也是史上最舒適的監獄，這一點他們自己也會首先指出。家長式作風已成為一種德政。最普通的例子是美國廣播公司給員工發放公司特製的領帶。其他公司做得更細：里奇菲爾德石油公司建立模範住宅家園，IBm建立了鄉村俱樂部，雷諾茲煙草公司聘請了專職牧師，柯達公司和杜邦公司為員工僱用心理醫生。對於那些工作日都在公司埋頭苦幹的中層管理人員來說，在住宅區實行這樣的組織化原則，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大蕭條」的確已經離他們而去了，到處都是日漸富裕的跡象。自然資源、「二戰」后的全球政治變化、人口情況、西歐經濟的變化以及美國人的工作熱情，都是造就繁榮的原因。美國製造了世界上一半的商品。戰後，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翻了一番（20世紀70年代初期，又再翻了一番）。美國的海外投資從120億美元增加到800億美元。單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預算規模就已經達到了波蘭全國的預算規模。

其最突出的特徵是尤其重視社交技能。農村和小城鎮曾被戴維·里斯曼認為是所謂的「內向」男女的大本營。他將他們舉止的基礎比作陀螺，這形成於他們的幼年時期，由其父母所培養，之後再沒有動搖過。「內向」的經典例子就是，英國人即使在叢林中吃晚餐，也要穿上禮服。在郊區，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群體正逐漸佔上風：「他向的美國人」。他們的動力來自他們渴望不斷被人喜歡。里斯曼將之比喻為拾取他人情感脈衝的雷達，其反應是不斷調整以滿足集體的需求。在希倫戴爾和加登維爾這樣的地方，「適應能力強」被看作一種榮譽。

這些特點在戰後的美國並不算新鮮。西摩·馬丁·李普塞特舉出令人信服的論證，他說：美國人沒有經歷過專制制度，重視平等主義，所以總是「他向」的，而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在100多年前就發現了支撐這個論點的證據。他指出，雖然美國人自豪地談論他們的個人主義，但美國人特殊的才能，也是他們最大的潛在弱點的根源，就在於他們彼此合作的作風。他預言，如果美國失去了這種動力，便會通過犧牲所有其他美德而加強社會性的美德，並創造一種多數人的專政。他寫道：「在平等的年代中，無論人們為自己制定了什麼政治法律，你都可以很肯定地預見到，對公眾意見的信任將如宗教信仰一般，而大多數人將成為先知。」在這種情況下，危險是個體可能會「因自己的渺小和軟弱無力而被壓倒」。

要成功地誘惑男人，就必須很誘人。用懷利的話說，要「夠條件」，最好是「很夠條件」。為了實現這一幸福的高度，所有年齡段的女性都在衣服、化妝品和製造商聲稱會產生誘惑的奇妙香水上投入大量金錢。1939年以來，女性的身材尺寸平均縮小了三四號。她們要的不是合適自己尺寸的服裝，而是她們喜歡的款式，然後節食減肥以適應這件衣服。「梅特里科爾」一面市就贏得了熱烈的大眾市場。取得同樣效果的還有伊卡璐的新口號：「如果只有一生，何不做一位金髮女郎。」一些社會科學家和上了年紀的婦女參政論者擔心婦女過於魯莽地放棄她們來之不易的獨立地位，但他們的聲音被淹沒了。《生活》雜誌盛讚女孩們回歸家庭的大趨勢，《時代周刊》配合封面圖，刊登了一篇關於郊區妻子的文章，說她們的「生活很美好……要說她們有什麼不高興的理由，完全難以置信」。卡爾·德格勒寫道，真相是「整個美國社會，包括婦女，對女權主義思想都敬而遠之」。

他們擁有自己的住房，這很重要，因為這實現了美國人長久以來的願望。他們的集體觀念植根於美國的歷史：當年的開拓者也很慷慨好客。新一代放鬆隨便，不拘小節，幾乎有些過頭。運動衫和長及小腿的牛仔褲代替了硬領衫和長筒襪。媽媽們那代人從沒有想過不打扮一番就去市中心，現在，女兒們頂著滿頭燙髮夾子就去逛街了。即使有人認為她們的頭巾很像東歐農婦戴的三角巾，她們也不在乎。她們關心的是鄰里的態度。她們都在做同樣的事情，如果她要與眾不同，其他人便會很失望。

那時有很多小玩意兒。技術變命對美國人有著前所未有的巨大魅力。人們好奇地談論著晶體管，說著這些還沒有他們的鞋帶頭大的鍺片和矽片，它們既可以被用在像國會議員赫伯特的小收音機上，又可以給助聽器供電（這種助聽器小到可以裝在眼鏡架上），還能為戰鬥機減輕1500磅。這些小玩意兒用處大著呢！只有苦行僧一般的人才會鄙視席夢思公司促銷的國王型和女王型甜夢牌床墊。雖然看到汽車旅館坐便器的座圈上蓋著寫有「為了保護你的健康，本座圈已消毒」的紙條時人們會覺得很荒謬，但潔癖還是比不講衛生要好。洛斯阿拉莫斯等國家實驗室外，技術人員們正在致力研究如何使人們的生活更加舒適，還是讓人高興的。

從1953年朝鮮停戰到1957年秋的這段時間被稱為「艾森豪威爾的假寐期」。當時美國人認為自己技術超群、所向披靡。然而，令他們沮喪的是，他們發現蘇聯的火箭技術早已偷偷地超越了他們。在這read•99ｃｓw.com之後，美國人再不復此前自信。美國計劃投資上千億美元瘋狂探索星空，以奪回美國科技的領先地位。然而，年復一年，地球上令人沮喪的發展使美國人遭到了新一輪的自尊侵蝕。對那些珍視1953～1957年短暫休整的人而言，那是一個單純的黃金時代，如同失去的純真童年般那樣讓人哀悼和懷念。

加爾布雷思困惑于社會的雙重標準，他說：「從給定的原材料中增加產量的任何行為都是好的，也是重要的；而任何抑制或減少產量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都是錯誤的。」那些宣揚自我放縱和累積個人財富的人，稱頌商品私有，卻逃避公共服務——教育、公共衛生、消除城市公害的運動等。根據這一思路，加爾布雷思認為：「毫無疑問，在純粹的金錢方面，做投機者或妓|女比當教師、牧師或警察回報更大。」年青一代已經被「庸俗預處理」，路易斯·克羅嫩伯格寫道：

20世紀50世紀中期，對消費者欺詐和操縱的概念已然不新鮮，但人們開始普遍意識到這種現象是基於這個時期對消費者消費驅動力的研究，而這種驅動力正變得越來越複雜。其誘人性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廣告界那些善用花招的人之大言不慚，有時讓人驚訝不已。他們為建立在肥皂的香味、泡沫的結構和紡織物的潔白度上的帝國自豪不已。他們自吹自擂（用他們的調查和銷售數據來支撐），說從俄勒岡州到科德角的抽煙者全都改抽萬寶路牌香煙；人們扔掉了普通短褲改穿紡織機之果牌的騎師式短褲；人們向信貸公司借錢，以便他們的妻兒可以肯定地回答那個有名的問題——菲利普·懷利說，這個問題被植入了所有針對美國女性的廣告中：「太太，你夠條件嗎？」

一些家長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要求恢復拉丁文、化學和微積分等，這些都是大學和學院要求學習的課程。校長們微笑著搖搖頭，回答說：「我們教育的是孩子，而不是某個學科。」他們認為，為了讓學生提前為進入消費世界做好準備，他們採納的是實用、實事求是和腳踏實地的方法。未來一定會證明這一做法的正確性。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堅持認為客戶主宰一切的說法毫無意義。需求是被|操控的，認同是被設計的，公眾生活在有組織的欺詐之中。這就是消費者，了解它對於理解新經濟進化的重要性，就如同了解杜勒斯，才能理解美國外交政策。在郊區的住宅區，這被稱為「美好的生活」。這意味著其滿足了人們的貪慾——躍層的住宅、雙車庫裡停著兩輛車，以及遊艇、海景房，東西壞了或過時了就添加更多的新物品（這完全得益於發明「過時」的奇才們）。在朦朧的未來，受過大學教育的孩子們也將開始重複這樣的過程。但這種繁榮的心理不僅僅限於郊區居民，也包括正在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群體。這是必然的，因為批量生產需要大規模的消費來保證。處於較為底層的美國人收入較低（年收入在4800～5200美元）無法搬到帕克斯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和德雷克賽爾清溪這些地方去，便常常購買其他相關產品，特別是那些電視廣告上宣傳的啤酒、牙膏、止痛藥、洗髮露、配好的蛋糕料、輕瀉劑、洗滌劑、剃鬚刀、潤膚露、香煙，以及對大多數家庭來講的大筆開支——購買新汽車。在商品的大肆宣傳中，觀眾們被不斷地推到廣告品牌的浪潮中，不斷購買新商品，資金不足就向可靠的信貸公司借款，以獲得那被胡亂吹噓的美好生活，否則就有失去這珍貴的一切的危險，以及脫離群眾的危險。

男主人通常提前就將酒調好，75%的家庭喝的都是馬提尼。如果有人在兒童室滋事，他會急忙趕去制止。郊區的父親們對孩子更加關注，家庭成為陪伴與娛樂的地方。到1954年，美國近2/3的丈夫幫忙做家務，在新開發區，該比例更高。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讓年輕父母的父母們驚訝的是，他們發現現在年輕的父親還會幫著洗碗、做飯和給嬰兒換尿布。羅素·萊恩斯抱怨道，年輕的妻子開始將自己的丈夫當兼職僱員或新的傭人來用了。但這些年輕丈夫覺得，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去超市買些額外的食品、把臟衣服扔進洗衣機里、推著嬰兒車上街並不會使自己喪失男子氣概。他們認為這對自己和家庭都很好。斯波克是這些年輕父親們用來給自己的手錶對時的大座鐘：既然他也認同這些父親們的做法，那就是對的。

這些學校從不告訴學生他們必須要學的內容，而是讓他們自由選修課程。為了避免對學生的表現規定死板的標準（他們稱之為「枷鎖」），成績往往只限「滿意」或「不滿意」兩種。「家庭生活」的課程代替了代數、幾何、語法和外語。新教育家有時會對傳統教育制度充滿敵意。埃里克·巴伯是伊利諾伊州帕克福雷斯特中學的校長，他的學校在1954年全美城市聯盟舉辦的「全美學校」競賽中被評為最好的5所學校之一。他曾經譴責大學招生辦公室對大學生入學條件的固執。他說：「所謂『聰明的學生』，往往離開書本和死記硬背就成了最蠢、最差的學生。在商業、銷售、體育、廣播領域https://read.99csw.com從事年薪2萬～10萬美元工作的人，智商大多都低於90，這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郊區生活方式最常見的控訴就是太壓抑。郊區生活過於隨意自如，如果有人要追求個人隱私，就會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本用來觀景的窗戶成了從窗外向屋內窺探的窗口，夫妻如果想避開鄰居獨處一會兒，可能還需要之後向鄰居解釋一番。郊區的居民認為他們有權知道一切：「你昨天來例假了嗎？」「在店裡和你說話的那女人是誰？」或者，「你老公羅傑早上上班時很生氣，他怎麼了？」

20世紀40年代初開始的美國國內大規模人口遷移，曾在戰後時期以緩慢的步調繼續。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每年都有超過百萬名農民離開農場，到20世紀60年代，總共有1700萬農民離開了農場。同時，曾經那樣輝煌的城市中心被遺棄，成為窮人的居住區和富人的經營點，其他人遠離了市中心。戰後，即使在戰前就已定居的郊區，如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乘車來往的人也是之前的兩倍，再後來是三倍。在新興城市，乘車上班的人幾乎包括了城市的所有男性。每個工作日的早晨，幾十萬白領騎車或開車到曼哈頓，晚上再回家。20世紀50年代末，曼哈頓島市政廳以南的人口白天超過100萬人，而晚上只有2000人。在這10年中，超過100萬紐約人離開了紐約，在戰後崛起的社區生活。約翰·布魯克斯寫道：「夜晚的郊區吸幹了市區的人口，只剩下守夜人和無家可歸的人。它成了一座兼職城市，像潮水一樣漲落……當汽車、通勤列車到達時，它為人潮所淹沒；入夜，它被遺棄在黃昏中——人潮退去，為小偷、警察和老鼠騰出了空間。」

要理解該報道的全面影響，你必須記得在1957年，美國仍被視為科學創新的源頭。戰後一段時間，莫斯科時不時地宣布蘇聯的伊凡或伊利亞或某人發明出來了某樣東西，而蘇聯以外的人們都知道，這些東西早就被美國人發明了，這些一次次地成了笑話。美國人從小就相信，自己實際上已經壟斷了技術創造力。如今，這些驕傲的人摔了跟頭。此外，他們還受到奚落。赫魯曉夫得意地說：「全世界的人都指著這顆衛星。他們說，美國已經被打敗了。」實際上，的確是這樣。塔斯社稱這個空間飛行器為人造地球衛星，字面意思為「旅伴」，或者更恰當一點，可以稱為「同路人」。這顆人造地球衛星立刻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對美國而言，這件事引起的震驚不亞於當年的股市大崩盤。

「大蕭條」時期的倖存者還沒有來得及感受新繁榮，就開始變得與時代格格不入了。經濟繁榮是這些人年輕時以為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他們的消費本能膽小保守。如果他們總共有100美元，他們會把它全部存起來。然而，節儉突然變得不合時宜。在「二戰」后成年的美國人不了解那些拮据的歲月，他們會花光現有的和未來將得到的每一分錢。「大手大腳」成了恭維話。這些揮霍無度的人像1929年的投機者一樣依靠賒欠過日子，但他們買的不是股票，而是消費品。對於他們來說，生活靠的就是分期付款。1952～1956年，美國消費者的債務從274億美元增至425億美元，增長了55%。分期付款信貸增長了63%，此數據在汽車行業幾乎增長了100%。雖然這是繁榮時期，個人可支配收入卻僅僅增加了21%。新一代美國人把自己抵押給了未來，卻顯然還過得很享受。談起「債務整頓」和周轉性信貸計劃，他們很不以為意。這種形勢下，誕生了一種新興職業——債務顧問，他們的職責就是為這些人處理信貸和還款出謀劃策。

暫時居住在萊維敦的雄心勃勃的中層管理者，虎視眈眈地盯著威徹斯特郡，對他們來說，合適的伴侶就像親切的笑聲和誠懇的領帶一樣重要。公司開設培訓班，指導公司職員的妻子們什麼是應該做和什麼是不應該做的。《財富》雜誌在訪談中發現妻子們，尤其是年輕的妻子都很認同這種培訓。她們認為害羞的婦女應該多參与社交，比丈夫還精明的女性則應該學會隱藏鋒芒。當時有幾部電影戲劇化地演繹了她們的情形，如《縱橫天下》和《女人世界》。這些電影的主題都是公司需要尋求合適的人擔任要職，聰明的妻子在各個方面幫助丈夫獲得成功，如著裝得體、將室內裝飾得當、選擇合適的陪客、用餐時為上級選擇他最喜歡的菜等。

斯佩克托爾斯基談到這些有創意的廣告員時，說：

大型企業員工習慣於默默無聞，讓那些倚之為生的人們失去了信心和獨立能力。他們自身沒有站穩腳跟也是原因之一。員工就像是地圖上的大頭針，人事主管可以隨意把他們移來移去。每次調動都意味著告別老朋友，在別處再次尋覓朋友。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一名職員因為工作調動，在婚後26年裡和他的家人搬遷了28次。流動性增加成為郊區生活的常態。根據阿特拉斯搬運公司說，現在公司經理一生中搬遷的平均次數是14次，大約每兩年半就要搬遷一次。對他們來說，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非常重要，那些始終居住在一個地方的人是無法理解的。雖然新住宅區對社會化的要求有時未免過分，然而，人們過分依賴於自己的家庭情感，會讓情況變得更糟。

美國社區之間課堂教學的質量和特點各異。在一些社區，麥格菲的讀本和死記硬背的學習方法依然盛行。然而，只有一個老師的公立小學正在被淘汰，這些學校的數目從1932年的143391所下降到1950年的59652所，到艾森豪威爾時代結束時，又下降到20213所。受到師範院校和全國教育協會歌頌讚揚的行業的領導者，都是進步教育的倡導者，但這不是真正的進步。它一開始是個運動，致力於把富有想象力的孩子從課堂紀律中解放出來，鼓勵其發展自己的個性。接著，隨著教育者變得越來越重視發展社交技能，教師對其施加了更大的限制約束，替代了以往強調的對知識素養的獲得，讓孩子們朝著格塞爾嬰幼兒發展量表不斷前進。九_九_藏_書

美國其他城市也一樣。1958年前的10年裡，定居區建成的1300萬套新住宅中，大約有1100萬（85%）建在城市外。農場和中心城市的難民聚集在鄉鎮，這些地方，在戰勝日本那天尚不存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喪失了活力。在過去，它曾是雄心勃勃的年輕人嚮往的地方，現在，這些人已不斷流入城市周邊社區、彎曲的超級街區、複式花園洋房、紅磚迷宮和修剪整齊的草坪。那裡居住著新一代人，「搖擺世代」和他們的甥侄輩，在這些新開發區盛行著新的生活方式。

約翰·斯坦貝克談到這種新組織時寫道：「在我看來，他們看我時，也在我身上找投硬幣的口。」這個說法是不公平的。帕克默希德地區僱用穿著制服的工人除草，德雷克賽爾清溪的1223座花園公寓每年聖誕節舉行裝飾競賽，其庭院間的花樣極富想象力，以至於每年都有10萬費城人參觀。新開發區的生活在許多方面都比這些居民們在20世紀30年代的童年生活更好，這不只是因為現在每個人都更加富有。現代企業提供了暢通的升遷之道，讓任何中層管理人員都有可能進入威徹斯特郡、公牛谷或布盧隆菲爾德山，所有這些新郊區都是自由而不分等級的，對任何背景的人都很友好，除了黑人（當時黑人有所成就的時代還沒有來臨）。新入住的家庭發現他們的新鄰居很熱心，幫助他們整理行李、照顧孩子，一直給他們送來食物，直到他們安頓下來。甚至威廉·懷特也承認，住在郊區的年輕居民「在心地善良和作風正派方面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這段假寐期雖不很輝煌，但也不像美國知識分子描述的那樣虛無。在知識界看來，這是沉悶無味、驕傲自滿、物慾橫流、追求享受的年代，大眾社會分崩離析、隨波逐流、毫無個性、道德敗壞，整個社會籠罩在無聊厭煩和惡俗的氛圍當中。在那個浮遊無根的時代，小城鎮的旅館被41000家汽車旅館取代。還有更多意想不到之處，比如你只需要花25美分就可以躺在一張能夠刺|激性|欲的床上。夢想破滅的美國，其宗教態度已經墮落到了打電話聽禱告的地步，《現代電影》雜誌連載了「明星如何找到信仰」系列。還有預先包裝好的60秒解決所有精神困擾的錦囊。照此看來，20世紀50年代中期沒有任何值得讚揚之處。在這期間，身份的標誌就是高級職員專用廁所的鑰匙，男子氣概要靠加入「美身牌刮臉香水俱樂部」來體現，民主就是給有錢人投票，排場就是用松木裝飾房間，經濟標誌則是「閣下應該購車」。

即使你買的是你並不需要的東西，你至少促進了經濟繁榮。任何與潮流不符的路線都會令人感到驚悚。紐約一家報社報道說，「節儉之風的興起」將「影響政府」。麥迪遜大道援引塞繆爾·巴特勒的話：「所有的進步都基於每一個人都希望過上超出他收入水平的生活。」沃爾特·湯普森廣告公司的研究人員居然向人們引用出自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名言：「難道不是有朝一日能夠盡情購物和享受奢侈品的強烈慾望推動著勞動和產業嗎……如果沒有這樣的刺|激，人們的天性會讓他們逐漸變得懶惰，而奢侈難道不會使消費市場出現供大於求的局面嗎？」（引用這句話時，廣告公司說：「這看起來才是成熟的思想，修正了他早期關於節儉之風的廣為人知的論述。」）

新住宅區的兒童們彼此交換玩具和衣服，好像這些是他們的共同財產，實際上也幾乎成為共同財產了。如果小波比的外套穿不下了，就可以送給對門的小比利。母親在一個陌生孩子身上認出自己家的衣服，是很平常的事情，因為這些衣物到別人之手后又轉手了幾次。自行車和小型摩托車也可以交換。很多家庭的前門總是敞開的，鄰居不敲門就可以進去。裡屋的門也逐漸消失了。那些20世紀30年代的大軟墊沙發、厚重的地毯和屋裡的隔牆也不見了。以往母親們每天都打掃的只用來擺大餐的餐廳，已經被客廳、飯廳和廚房一體的房間所取代。這些郊區居民即使在有客人來訪時，也不會為失去那種大餐廳而難過。大家入席圍坐在一起的吃飯方式，已經演變成一鍋端、自取的方式。有時會有些彆扭，但似乎沒有人介意，這樣女主人也可以和大家同樂。

由於時刻警惕著被貶為「適應性差」，學校的教師會參与學生選擇朋友、課間休息的遊戲甚至休息時的荒謬活動中。教師們不組織班級參觀國家紀念館，而是去農場或雜貨店。學生們為了學習成為消費者，會搜集被告知的對自己以後生活有用的信息。負責人在家長教師聯誼會上解釋說，這樣的「實踐」環節讓學生參与了真實的生活情境，從而避免了所謂的「精英主義」，他們不會關注如何改變生活，而是如何在「沒有打亂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情況下去做出改變。巴伯博士在一次教師會議上說，「我們現在是群體的時代」，教師的工作是強化學生性格中外向的部分。所以要教育孩子們，讓他們學會「全面發展」，理解個人目的與社會目的是一致的。如果對某個問題存在疑慮，他們會請教彼此。

郊區設施完備，足以滿足新住戶的需求，居民不可能感到孤獨。美國人見到任何團體就想加入的衝動，在這裏得到了充分展現。從早九*九*藏*書到晚，排滿了各種組織的集會。夥伴們總能抽出時間聚到一起，打撲克、打橋牌和打保齡球；攝影、觀察鳥類、射擊、刺繡、乒乓球俱樂部，處處熱鬧非凡；小學家長會、女性選民同盟、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女民兵組織，以及從1958年才開始的約翰·伯奇協會也人頭攢動。

到了20世紀50年代後期，美國的出生率已逼近印度。在20年裡，生育三個及以上孩子的美國媽媽的數量翻了一番。這種現象在女性大學生里越來越多，也最為突出：她們不惜放棄事業，養育4個、5個、6個或更多的孩子。美國大學生中的女生較少（只有35%），明顯低於歐洲國家，也低於美國戰前比例（40%）。註冊入學的大學女生中近2/3沒畢業就退學了，而超過半數的男生完成了學業。許多女生離開學校，去做卑微的工作以資助她們還在讀書的另一半。這就是所謂的「Ph.T.」（讓丈夫讀完大學）學位。另一些女生退學是因為她們沒有找到伴侶。各校教務處發現，女生在大一、大二時離開學校，是因為她們發現這裏可以選擇的對象已經不多，想去別處碰碰運氣。

結果是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從有自己的意識起，就配備了可以指明方向的雷達，卻沒有自己內心的陀螺。他們很好地了解到社會所需要的精神品質，卻沒有被告知這有什麼作用；他們熟知如何讓自己受歡迎，卻不知怎樣取得別的成就。一位主教曾說：「讓我培養一個男孩到7歲，終其一生，他都會是天主教徒。」宣揚適應環境的先驅們已經花了超過7年的時間，即使是教會也沒有做到比他們更徹底的工作。母親們最先給孩子灌輸的是讓同伴喜歡自己的必要性，接下來是在沙坑和鞦韆上進行實踐訓練，後來的活動是幼年女童子軍、少年棒球聯盟等。對於與人友善的宣揚無處不在。現代教會的星期日學校教導說，上帝真的只是一個朋友；宗教很有趣，就像電影里的修女，她們也打壘球，坐直升機到處遊玩。任何羽翼未豐的路德想培養出自己的個性，都會被大眾媒體勸阻，而新郊區學校又會再給他塗上幾層良好夥伴關係油彩。

錯愕的父母們稱這些年輕人為「蝗蟲」，他們的哥哥姐姐們也很驚訝。常常聽見30多歲的夫妻討論那些20多歲的夫妻：「我們在他們那個年紀時，做夢也不會想到要欠債。」但在過去，美國人並沒有醫療保險和廣泛的社會保障機制提供保障。如果遇到緊急情況，現在的年輕人總會弄到貸款以渡過難關。這顯然違背了嚴格的個人主義信條——馬克思·韋伯所說的新教徒道德，但身處社會發展階段的享樂主義年輕人明確指出，正是個人主義引起了「大蕭條」。人們發現，在廣告中，新教徒道德的有些用語漸減少，如「強迫」、「強制」、「向上」和「控制」等已經顯得不合時宜了。年輕人爭辯說，消費不僅可以帶來樂趣，也是更明智的選擇，有些人認為這樣也更愛國。一個廣播電台錄製了一首五聲合唱曲，結尾是「買買買，今天需要什麼就買什麼」，每天都要反覆播放70次。

這一切的結果是，美國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讓世界其他國家無法理解的高度。幾乎60%美國家庭報告的工資收入都達到了中級資產階級水平。自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來，家庭平均收入已從3083美元上升至5657美元，即使考慮到通貨膨脹，也意味著上升了48%。按照阿道夫·伯利的說法，美國正處於「疾馳的資本主義」階段。無產階級正在轉變。流水線上的工人和他們的妻子都可以開著昂貴的新汽車，還投資股票。1954年5月的《財富》雜誌指出：「是改變美國中產階級消費者舊形象的時候了。他們不是，而且幾年前就已經不是小房東或藥店老闆了。如果說到最典型的形象，最合適的也許就是底特律的車工。」

即使是那些生活在新郊區的高新家庭，也幾乎沒有存款。在長島的萊維敦和伊利諾伊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區，儲戶的平均銀行存款為300美元。年輕夫婦習慣於按月扣所得稅和一次性的抵押貸款，因此對利率的高低毫不關心。他們在分期付款購買物品時，只關注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錢。他們將生活保障寄託于銀行貸款的圈套、附有特定付款和債務條件的優惠券上，而銀行自然樂意效勞。威廉·懷特說，銀行提供的是「儲蓄之處」，而不是推廣「儲蓄的理念」。

許多之後在公眾生活中崛起的美國人，在郊區這種不斷相互調整適應的生活中積累政治經驗。與之前的住處相比，他們在新居處更容易成為共和黨人。從城市中心來到郊區的雄心壯志的夫婦，變更了他們的黨派，這也是他們拋棄下層階級身份的方法。他們的父母曾經是民主黨龐大的後援團的成員，而他們卻不再如此，他們現在已經達成所願，於是就想推倒曾經爬過的梯子。戰後歐洲工會的擴張，導致了龐大、激進的階級意識的力量的形成。但美國這裏沒有。雖然1800萬美國工人已經加入工會，但他們渴望中產階級的地位，並且常常能得到滿足，因此形成了龐大的新中間階層。他們對自己的新角色感到不安，不相信自由主義，厭惡進一步的社會改革，終於形成了新保守勢力。隨著羅斯福聯盟開始動搖，這股力量將越來越有重要意義。

作為家庭團結領頭者的郊區母親們大多看起來很年輕，往往其本身確實很年輕。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女性結婚的年齡從22歲下降到20歲甚至十幾歲。高中結婚已經逐漸被認可。孩子們在初中就開始談戀愛。女孩在那時甚至更早就開始思考婚禮。《紐約時報》一則銷售兒童服裝的廣告說：「她可以對男人產生無限誘惑。」

如果對20世紀50年代新繁榮帶來的生活方式沒有體會，那麼，15年後對社會反抗的理解就無從談起。在這方面，像在其他方面一樣，時代的特徵最容易在新https://read.99csw.com郊區中得到體現。他們並不代表所有美國人（例如，很少有人會死在那裡，那裡的成年人也幾乎都已成家）。但他們確實代表著美國未來的模樣。正是在那裡，中層管理人員終日過著安逸的生活；在那裡，有他們妻子尊崇的貝蒂·弗里丹口中的「女性的神秘」；在那裡，未來的嬉皮士和正派人物一起嬉戲在公共的社區遊樂場。

1957年10月4日，蘇聯新聞機構塔斯社報道了一個讓美國人感興趣的新聞。它宣布：「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已經誕生了，並且由蘇聯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將為太空旅行鋪路，這似乎預示著，現在的一代人將目睹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如何用自由自主的勞動，將人類最大胆的夢想變成現實。」

這正是威廉·懷特等批評家認為他們所看到的20世紀50年代郊區的現象。他們認為，大力強調為團體所接受的行為抑制了個人行為，也阻礙了天然領導人的成長，培養出唯唯諾諾之輩。在某些方面，這是不可避免的。美國各地的小企業瀕臨破產，越來越多美國人被公私官僚機構僱用。1956年，美國越過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以它本身而言，其重要性不亞於1890年邊境關閉：藍領工人（製造業的工人）的數量被白領（中產階級和服務行業的人）超過了。越來越多有代表性的工資收入者是非個人實體的文員。在新開發的區域，似乎每個人都受雇於龐大又漂浮不定的合作機構。「搖擺世代」已經成為技術員的一代，成為可互相調換的部件。這些人都知道這一點，而大多時候也喜歡這一點。

郊區里的另一種忌諱就是罵別人的孩子，用前幾代人的話來說是「管教」。管教孩子只能是孩子父母才能做的，但他們並沒有完全擔起責任來。新開發區的孩子是特殊的群體，他們是否能在這種成長的環境中受益，後來成了一個全美爭辯的問題。當然，他們從未被忽視。放任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需要花費時間和耐心，而新開發區的父母是全美國最寬容的父母。孩子們還會提出別的要求，花費父母的時間。母親應該為孩子安排活動，然後帶孩子去參加。有時，這需要格羅辛格公司社會指導員的精力和全面的才能，因為郊區的孩子總是一直在忙碌。社會學家們都驚訝于給孩子們安排的生活。每天放學后和星期六，孩子們匆忙地坐上郊區的旅行車去上舞蹈課，到少年棒球聯賽會練習，上網球課、航海課，參加話劇組、舞會，學鋼琴，參加幼年童子軍，上戲劇學校，等他們回到家裡，只有吃晚餐和看會兒電視的時間了。他們的時間被安排得太滿了，亨利·默里在《代達洛斯》雜誌上抗議，孩子們發展個性的機會被大幅削減了，如果還沒有完全毀滅掉的話。他寫道：「當孩子剛學會走路時，父母就讓他和別的孩子一起玩。」「搖擺世代」對個性不是很感興趣。雖然年長的高管還是會在口頭上支持個性，但他們的職員還是更渴望養育出如他們所說的「能與他人和諧相處的孩子」。他們欽佩彼此的這個優點，希望自己也能培養出這一優點，並認為這是下一代在未來獲得成功的關鍵。

雖然新發明本身沒有錯，但數目之多真是令人眼花繚亂，比較突出的有：中央吸塵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鍵式電話、立體聲調頻收音機、洗衣烘乾一體機、汽車自動變速裝置、開車入場商店、帶空調的公共汽車、電熱毯、電動地板打光器、電動卷筆刀、電動開罐器和電動地板打蠟機。這些發明一個接一個地出現，逐漸成為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日用品。漸漸地，這些更實用的新產品一點兒一點兒地改變了日常生活。20世紀50年代中期，「搖擺世代」意識到，生活中數不清的方面都變得更容易、更安逸、更方便、更有趣了，換句話說，更宜居了。幾乎同時，他們想起了「大蕭條」。帶著敬畏和恐懼之情，他們意識到：那已經永遠離他們而去了。

斯佩克托爾斯基開始著迷於這些生意經。其他人卻有自己的意見，說這是故意鼓勵非理性行為和衝動購物，是對別人隱私的侵犯；說人們成為受害者，激發人們的慾望是奴役的一種形式。評論家認為，他們可以在艾森豪威爾引領的美國繁榮的表面現象下，察覺到深刻的動亂徵兆。酗酒和服用鎮靜劑成癮的人數的數據令人擔憂。1957年毒品的銷售量是戰爭結束時的8倍。商店的盜竊案件也大為增加。在伊利諾伊州的一個社區里，商店的扒手並不是如人們想的那樣貧困潦倒。警察局局長說，她們是家庭主婦，老公是年薪8000美元的中層管理者。她們每星期都做禮拜，活躍在小學家長會中，參加橋牌俱樂部以及每星期消費50美元。

「文雅社會」這樣的詞語被棄用，因為社會已經沒有任何文雅可言。直呼其名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這以前只限於家人和朋友之間，現在已擴展到同事和鄰居之間。在辦公室聚會或鄰裡間的雞尾酒會上，弄清與你交談的人的姓名變得越來越困難，只有在初次介紹時才會說到姓，之後每個人就只是艾爾、黛比、查克或貝絲。而直呼其名的範圍最後又擴大了一圈，幾乎包括每個僅僅知道你是誰的人：醫生、商人或是別人家的哪個孩子。回到家中的郊區居民會突然發現一個陌生男孩在使用家裡的浴室，只需打招呼道：「你好，多麗絲！」在郊區，這是友好的表現，一旦反對這種行為，就會被視為勢利眼，被人們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