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支持率，像任何其他總統一樣，總是時高時低。自1962年導彈危機后，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有83%的人支持他；而在接下來的10個月中，這一數據先降至61％，后又降至59％。到了1963年9月，當參議院批准與俄國簽訂核試驗禁令條約時，他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他對此也早預料到了。他深信右翼誤解了國人的情緒。他們對於大學生會轉向保守主義這一情況的估計過高了。他們堅稱海軍上將劉易斯·斯特勞斯在禁止核試驗聽證會上的發言代表著幾百萬美國民眾。「我不確定緩和緊張的關係一定就是件好事，」愛德華·特勒在那次聽證會上的發言反映了整個中產階級的擔憂，「若你們修正這一條約……無異於放棄了這個國家未來的安全。」而肯尼迪並不認同這一點。在蒙大拿州的比靈斯，在鹽湖城——這個被認為是戈德華特家鄉的中心地區，他在演講中，丟開講稿，談到他以簽署核試驗禁令條約而感到驕傲時，全場起立，給他熱烈鼓掌。他對朋友說，這一條約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若明年他輸給了戈德華特，他也願意為此負責。

美國的一些女大學生經常與人上床，但她們的母親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兒對性那麼隨便。後來，家長們憤怒地反對男女混住式宿舍樓，卻差點被校園生活中更為驚人的事實嚇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亞大學醫務室的報告顯示，性病已對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損害，這樣的事實不禁讓人目瞪口呆。一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種。但在1963年，這還不是當務之急。《花|花|公|子》那時每星期平均會收到50封年輕女孩寄來的申請書，這些女孩都熱切盼望著自己的裸|照能出現在該雜誌的摺疊插頁里，而且在編輯們看來，她們的火辣身材確實也夠資格入選。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於公眾輿論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還不敢登出模特的陰|毛。但是，該雜誌在1963年時刊登了一張模特赤|裸著上身的照片，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因為那模特的樣貌幾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東西在當時既不是時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頓一個由3個法官組成的法庭將《芬妮·希爾》一書裁定為淫穢小說，並將其列為禁書。法官指出：「儘管這本書確實寫得不錯，但也改變不了它是本淫穢書籍的事實。」「骯髒的東西包裝得再漂亮也還是改變不了其骯髒的本質。」琳達·拉芙蕾絲在當時還只是個生活在得克薩斯州布賴恩區愛吃棒棒糖的12歲女孩，誰料到10年後她憑藉在電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躍成為超級巨星，這著實讓人唏噓。

吳庭艷的喪鐘敲響了，時值11月1日萬聖節（星期五），越南當地時間下午1點（華盛頓時間凌晨1點）。在西貢，此時正是人們用午睡來打發炎熱的時間。總統和他的兄弟已經回到嘉隆宮的卧室。在那裡，他們應該會有皇宮警衛和高達7英尺的帶棘鐵絲網的保護。但是當他們睡著后，幾卡車頭戴紅色方巾的叛變的海軍陸戰隊員向防禦工事發起了進攻。同時，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設下了路障。叛軍很快佔領了機場、警察局、位於西貢河岸邊的海軍總部和政府廣播站。他們以14名將軍和7名少將的名義通過廣播向全國宣告：「陸軍、安全服務隊、民防衛隊和人民武裝的士兵們！吳庭艷政府濫用職權，只圖謀如何實現個人野心，輕視國家的利益……」

從破舊的火車站出來，街對面的那些有著舊式復斜屋頂的城市旅館已逐漸淡去了光輝。自戰勝日本以來，原來的城市旅館中已有4000多家關門停業了。旅客如今拋開了城市旅館而選擇住在汽車旅館的豪華小樓里，這些汽車旅館由戰前那些簡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僅會為旅客提供各種傳統的旅店服務，還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務項目。黑白電視機成了眾多汽車旅館（只要不是最骯髒的）的標準配置（彩色電視機在當時還是種新鮮玩意兒）。那時，美國的電視機總數已達5640萬台；而且，人口普查人員發現1960年美國只有8.5%的人沒有收音機。這意味著美國已經擁有了一個規模空前的信息傳播系統，任何國家大事都會得到及時播報。11月22日的午後，在達拉斯的帕克蘭紀念醫院里，所有信息都通過兩名通訊社記者在醫院徵用的兩部電話機向外界發布。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學美國民意研究中心對此事進行了調查，發現在達拉斯時間下午1點時，即槍擊事件發生半小時后，美國有超過7500萬人獲悉了該事件，佔了人口總數的68%。到晚上時，獲悉事件的人數已達99.8%。即使那些家中沒有電視或收音機的人也通過其他渠道聽說了該事。

此時，還在比弗利山莊的比弗利-威爾希爾酒店的吳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聽到了這個消息，她啜泣著指責肯尼迪總統。事實上，總統此刻也很震驚，這是自「豬灣事件」以來他第一次感到不安。總統說，無論吳庭艷犯了什麼錯誤，也罪不當誅。而政府其他人員都欣然接受了這一消息，甚至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當然也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副總統約翰遜很痛苦，他幫助過吳庭艷，他們曾是朋友。在約翰遜看來，他們之間的友誼象徵著美國對吳庭艷的承諾。那些曾經批評吳庭艷政府的官員也同樣抨擊約翰遜。他清楚這一點，他也知道哪些官員反對他。長久以來，約翰遜鄙視他們和有關他們的一切，從他們的卡丁牌襯衣到巡邏艇109號領帶別針。在其他問題上，他佩服肯尼迪，但這件事除外。

肯尼迪兄弟決定避免牛津事件重演。他們用偵察機將整個校園拍了下來，這架偵察機曾在古巴上空執行過任務，軍隊指揮官按照這些照片部署了軍隊。總統飛抵馬斯爾肖爾斯，站在華萊士發表過演講的地方，言簡意賅地警告他不要違反法律。華萊士州長再一次向媒體宣布，他的決定不會改變。於是他們兩人迅速走向直接對抗。據法院法令，三名黑人學生獲得大學錄取，在6月10日開始的夏季學期，一人進入塔斯卡盧薩大學分校，另外兩人直接進入大學本部。這兩名學生，維維安·J·馬隆和吉米·a·胡德的處境就和20個月之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遭遇的一樣。華萊士比巴內特更加無恥，他宣稱他不光要禁止胡德和馬隆小姐進入塔斯卡盧薩校園，還要強迫聯邦政府官員逮捕亞拉巴馬州州長。美國地方法院下令禁止他干預他們入學，隨後他便宣布：「就算我即將採取的行動會危及我的人身自由，但無論面對什麼風險，我都將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但這一觀點毫無疑問不會被政府支持，就連總統本人也越來越不贊同這一觀點了。9月2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中接見沃爾特·克朗凱特時，總統明確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國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變政策，或許還需人員變動」。隨後他還說：「我認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戰爭才會取得勝利。在我看來，過去兩個月里政府脫離了人民……歸根結底，這是他們的戰爭，輸贏都在他們手中。我們可以幫助他們，為他們提供裝備，派遣我們的人員擔任顧問。但要贏得這場戰爭，只能靠他們自己，越南人民。」

鮑德溫認為「白人解放的代價就是犧牲了黑人的解放」。他引用一首黑人聖歌來說明：「上帝向諾亞顯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將是大火！」

就連推動變革的運輸工具也在發生改變。火車站逐漸成為美國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車，就有3位乘客搭乘飛機。（到1973年，該比例將達到1:13。）90%的地方運輸是靠汽車；1963年，美國汽車行駛的總里程數達到了近8000億英里。據美國商務部估計，美國現有17000多家廢車處理場，而且隨著艾森豪威爾總統簽署修建的直達、無交叉、高速州際公路網的竣工，美國的道路交通擁擠現象也開始在各州蔓延開來。

在當天的車隊中，合眾國際社的記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記者專車就跟在總統座駕的後面，兩者間只有4車相隔。華盛頓當地時間下午1點30分，槍擊事件發生的當刻，他就用所乘車上的無線電話向當地分社發回了第一條簡訊：「經過達拉斯鬧市區時，先後有3發子彈射向了肯尼迪總統的車隊。」1點34分時，合眾國際社便已經在印製機上發排這則新聞了，此時離總統被送達醫院僅過去了兩分鐘。1點36分時，美國廣播公司的唐·加德納在本市新聞節目中插播了該新聞。1點40分時，哥倫比亞電視台中斷了肥皂劇《地球照轉》的播放，觀眾看到了沃爾特·克朗凱特心急如焚地轉播著史密斯關於3發子彈的報道，並補充道：「據第一批報道的消息，總統受了重傷。」1點45分時，全國廣播公司電視台也暫時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劇《單身老爸》而轉播了切特·亨特利的報道。就這樣，三大廣播公司對該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業廣告，直到總統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下葬為止。

但後來這些話讓人困惑不已。這些預言家都出現了錯誤，這非常糟糕。但他們為什麼還如此急於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們企圖壓倒那些相信吳庭艷總統和每一個支持他的人都註定滅亡的政府成員。那時候，鷹派和鴿派這種術語並沒有流行起來，但是政府內實質上已經分成了兩派。支持美國參与越南戰爭的鷹派成員主要包括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另一些將領，中央情報局的麥科恩以及臘斯克、羅斯托、美國駐西貢大使瑙爾汀，還有被來自西貢有力而精確的報道所折服的麥克納馬拉。而站在對立面的是羅伯特·肯尼迪、喬治·鮑爾、埃夫里爾·哈里曼、羅傑·希爾斯曼、邁克爾·福里斯特爾、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赫爾姆斯以及駐越南軍隊中的美國校級軍官和戰地記者。他們曾用《閃閃的小星星》的調子唱：

這是技術革新的一年。柯達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機」，寶麗萊公司研製出了彩色膠捲。聚乙烯也出現了。底特律的秋季車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傾斜式後窗為特色的款式，即所謂的「斜背式」；魚形車的斜頂後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郵政部宣布將一類郵資從4美分漲到5美分，並突然提出了將使用郵政編碼系統，弄得人們糊裡糊塗、怨聲載道。白宮的電話號碼由「national 8-1414」變為「456-1414」，這標志著數字技術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在貝爾系統的主要電話線路圖上，表示長途電話已轉為可直接撥號的陰影部分面積正像個大腫瘤一樣快速擴散著；1963年，使用長途電話直接撥號的貝爾系統用戶人數已達4420萬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學生們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寫上了這樣的話：「我是一個人——請勿將我摺疊、拉長或截短。」

這時，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達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維·奧斯瓦爾德把他的來複槍留在了教科書倉庫大樓6層的狙擊地點，走到街上乘坐一輛公共汽車經過了7個街區，后又轉乘計程車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槍。下午2點15分，在一個小時之內，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殺人案，將前來盤查他的達拉斯警官蒂皮特槍殺了。35分鐘后，奧斯瓦爾德在附近的一個電影院里被拘捕。警方的凶殺案調查組人員這才知道剛逮捕的這名罪犯是教科書倉庫的一名管理員，事實上，也是案發當時唯一不在倉庫的管理員。警方由此也逐漸掌握了一些間接證據。

從不討好共產主義者的巴里·戈德華特在1964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中處在領先地位，而納爾遜·洛克菲勒由於在5月間與哈佩·墨菲結婚而削弱了他的獲勝概率。就在11月的第3個星期里，戈德華特通過在芝加哥商業改進局一次宴會上的一席話，在他的一個本黨選區里贏得了一次新的勝利。他說，新邊疆綱領所創造的是「1026天里白白浪費的開銷、一廂情願的想法、不當的干涉、空泛的理論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沒人覺得能打勝這場仗，因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動，伺機突襲，越南共和國司令官也極為謹慎，無意引燃戰火。但這種平靜只是假象。整個國家都瀰漫著仇恨的陰雲，批評吳庭艷的也並非全是越共成員。因為吳庭艷代表著被稱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團的上層階級，他們觀念保守，講法語，信奉羅馬天主教。在不支持共產黨的社區，他們的天然敵人是年輕的佛教徒與和尚，他們貧窮、激進、好戰，來自社會中下層，懷疑西方的一切。他們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數人的信仰，他們對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權極度不滿。雙方都處於臨戰狀態，戰爭一觸即發。

還有很多人是新聞中未曾報道的，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凱特·米利特、傑曼·格里爾以及後來成為美國攝影公司總經理的博比·里格斯。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奧秘》一書當時剛剛出版，但婦女解放運動卻仍在醞釀中。《時代周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報道：「目前，沒有人比那些已成為社會穩定象徵的40來歲的家庭主婦們（她們有十來歲的孩子和事業成功又極具責任心的丈夫）更喜歡叫嚷著表示不滿了。」但是，在20世紀70年代人們對這些嘈雜聲卻不曾察覺。七女大聯合會為那些「準備參加家庭外活動」的讀過大學的主婦們開設了職業培訓班，但僅有50個人報名。而且她們當中沒有人認為男人十分不堪。所開設的職業培訓班主要講授教育、圖書管理學、社會工作以及被視為突破的公共關係等內容。七女大聯合會主管安妮·克羅寧就男人對女學者們自克拉夫林姐妹失敗以後採取的自衛態度有何想法的問題展開了實際調查。她告訴新聞記者：「只有少數丈夫對妻子又回歸職場感到很惱火。大多數情況下九-九-藏-書，他們都還是對這事兒抱著嚴肅和理解的態度。我們並沒有在拆散任何維持得不錯的家庭。」

肯尼迪試圖解釋政府做過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新的法案將起什麼作用，但這些人並不關心。鮑德溫甚至不知道總統的民權咨文已送交國會了。他說總統在亞拉巴馬採取行動的唯一原因是一個白人遇刺身亡。當時馬歇爾辯駁說，他向馬丁·路德·金詢問過此事，眾人聽了卻哄堂大笑，會談就這樣持續了3個小時。鮑勃事後說：「他們都太感情用事，開會時表現出一種異常的興奮。他們站起來激動地演講，咒罵。一些人哭著離開了房間。」最後，一個青年黑人說他不會再為美國打仗了。當鮑勃問他為何說出這樣的話時，這個黑人青年只是又重複了一遍他的話。

在這次助其競選的重要人士中還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處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勸說她丈夫在人群聚集處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薩斯之前的那個星期，他就不顧特勤處的忠告，讓轎車司機駛離了他的摩托車護衛隊，繞道穿進了擁擠的曼哈頓鬧市區。就在總統的轎車等紅綠燈時，一個業餘攝影師突然猛衝到肯尼迪的車邊按下了相機快門。一個紐約的警官對記者說：「那人萬一是一名刺客呢。」

華盛頓軍區司令官菲利普·C·韋利少將當天也去阿靈頓國家公墓參加了老兵節。12天後，在貝塞斯達海軍醫院的屍體解剖台旁，他俯視著肯尼迪的遺體，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運動員》中的幾句詩：

吳庭艷政府的安然無事讓鷹派大受鼓舞，他們又活躍起來。在8月31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中，麥克納馬拉說美軍目前需要重新與吳庭艷展開對話。臘斯克同意麥克納馬拉的看法，他說美國軍隊應當繼續留守越南，直到與越共的戰爭取得勝利。同時美國不能支持越南政變，這一點是很清楚的。泰勒將軍說他們的觀點都正確。而喬治·鮑爾和埃弗里爾·哈里曼認為他們的說法很荒謬。秋天臨近了，而華盛頓兩個陣營之間的分歧卻與日俱增。9月，當國家安全委員會派遣另一個調查組去西貢時，雙方的分歧已陷入無可挽回的深淵。調查組成員包括海軍陸戰隊的「凶神」維克托·克魯拉克少將和國務院的約瑟夫·門登霍爾。門登霍爾是對越南戰爭有豐富經驗的高級軍官。他們完成任務回國后，肯尼迪總統重新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他們分別向總統做了彙報。克魯拉克少將報告說戰局對美國越來越有利，吳庭艷表現得好極了。門登霍爾說吳庭艷的政權已臨近崩塌邊緣。沉默一陣后，總統說：「你們這兩位先生去的是同一個國家嗎？」

可悲的是，這恰恰是人們在對待黑人時所採取的典型行為的整體反映。那些厭煩馬丁·路德·金的演講和認為詹姆斯·梅雷迪思是傲慢無禮的美國白人又一次遇到讓他們深感震驚之事。那些白人眼中自負的美國黑人竟被一些黑人觀眾稱作「湯姆叔叔」。在哈勒姆，黑人青年向金扔雞蛋。在芝加哥，他們給梅雷迪思喝倒彩。他們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領袖傑里邁亞·艾克斯、馬爾科姆·艾克斯和伊萊賈·穆罕默德。因為這些人宣稱白種人生而邪惡，並認為非暴力是一種愚笨的行為。「非暴力對抗的日子已經結束了，」馬爾科姆告訴他們，「如果他們認為三K黨人是非暴力的，我就會接受非暴力。如果他們讓白人公民委員會變得非暴力，我就會認同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拒絕非暴力，我認為任何人都無權來和我談什麼非暴力。」

芭比娃娃的銷量在1963年首次達到了高峰。在兩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來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後才出現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銷售線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權利一樣，還在等待著世人的發現。）到底該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麼樣仍然讓玩具廠商爭論不休。相當多的父母反對芭比有結實的小乳|房。大眾對此的態度還是相對保守的。在婚前性行為的問題上，人們還是認為「那不是好女孩會幹的」；儘管加爾·格林在1963年題為《性與大學女生》的調查中發現，越來越多的好女孩都這樣做了。（在格林小姐的書里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令當時的人們十分震驚，她描述了一個大學女生聯誼會的女孩一邊瘋狂地哭叫，一邊故作表情痛苦假裝爬牆，喊道：「你們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沒有做|愛了。」）

日子就這樣在混沌狀態中過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傾盆、狂風大作。星期六是一個分界，暈頭轉向的人們日後只記得此前一天發生了令人震驚的暗殺事件，此後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謀殺。芝加哥大學的調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數人花了10個小時守在電視機前，達到了周末看電視時間的頂峰，但觀眾並沒獲得多少有效信息。總統的遺體還安放在東大廳；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級官員都前往那裡弔唁。星期日，總統的靈柩由一輛馬拉著的靈車載上了賓夕法尼亞大道，前面是一匹無人騎行的馬，馬鐙上倒掛著一雙皮靴，那是首領去世的象徵。與此同時，又有消息傳來，達拉斯發生了讓人難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監獄的途中被一家夜總會的老闆傑克·魯比開槍打死。槍擊就發生在70個身著制服的達拉斯警察眼前。由於全國廣播公司當時正在電視上直播罪犯的移送過程，因此在第一時間實況轉播了該槍殺事件的經過。總統的遺孀在返回白宮時獲知了此事，並把這稱之為「一件更可怕的事」。

暢銷小說有瑪麗·麥卡錫的《群體》、莫里斯·韋斯特的《漁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納的《駝隊》以及海倫·麥金尼斯的《威尼斯風波》。暢銷的非小說類書籍有詹姆斯·鮑德溫的《下一次將是烈火》，以及引發了生態環保運動的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和兩本備受在那一星期即將發生的周末大事件影響的書——傑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國式死亡》和維克托·拉斯基的《約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話》。由於羅伯特·肯尼迪曾參照《美國式死亡》一書為哥哥選擇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該書具有了某種歷史意義。而位居非小說類暢銷書榜首的拉斯基的書則被認為是有誹謗性質的作品，後來被其出版商從書店下架。

1963年11月22日9點5分，理查德·尼克鬆（當時已是百事可樂公司的律師），離開得克薩斯州達拉斯市乘坐美國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紐約，這與肯尼迪總統抵達那裡的時間僅差了兩個半小時，肯尼迪乘坐的是「空軍1號」飛機。尼克鬆在那兒參加了為期兩天的百事可樂瓶裝商協會會議。他剛剛開始摸索如何擔當大企業律師的門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紐約律師事務所遞交了入職申請，但事務所門上還沒掛上他的律師牌子，因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會成為馬奇、斯特恩、鮑德溫、托德律師事務所的正式合伙人。

回到西貢后，政府似乎對現實狀況失去了判斷。吳廷瑈威脅稱要與河內結成聯盟，將美國人趕出越南。吳庭艷的秘密警察在肅清佛教徒后，又開始攻擊學校。在一系列毫無預兆的襲擊中，他們將大學生關進監獄，隨後是中學生，最後竟然將小學生也關了起來。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於難。最後所有越南人，無論有什麼宗教信仰和政治見解的人，都向軍隊中最有威望的楊文明將軍——「大」明求助，懇求他驅逐吳庭艷和吳廷瑈。楊文明和美國中情局越南站的約翰·理查森取得了聯繫，並向他徵求意見。理查森跳過哈金斯將軍，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訴大明，美國不會阻止越南政變，如果政變取得成功，美國會援助另一個反共政府。這一情況迅速被報告給白宮，並獲得批准。除了吳庭艷、吳廷瑈和哈金斯將軍，華盛頓和西貢的每個人似乎都意識到將要發生政變，哈金斯將軍向總統保證不會有政變發生，說一切都是謠言。經他查證，這些謠言純屬無稽之談。哈金斯說，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紐約時報》的戴維·哈伯斯塔姆和另一個記者卻已拿到了傳遞信息的紙條：「請在隨軍商店替我買一瓶威士忌。」這就是起義在即的信號。

尼克·卡岑巴赫作為鮑勃·肯尼迪的副手，又一次扮演了他在牛津事件中的複雜角色：去塔斯卡盧薩領導聯邦官員。華萊士以州長權力的名義，調動了700名副警長、狩獵監督官、酒稅稽查和州警，外加幾支國民警衛隊。華萊士與巴尼特不同，他並不相信大學行政人員。他們不知道他是否計劃封鎖大學，發放槍支或採取其他行動。衝突局勢突然出現了滑稽的一幕。大學行政人員報告卡岑巴赫說，亞拉巴馬州的警長阿爾·林戈在學生註冊地點福斯特禮堂前的人行道上劃了一條白線。華萊士在禮堂入口處有一間辦公室，室內裝有兩台空調。當大汗淋漓的司法部副部長還在揣測他要計劃做什麼時，這位好鬥的亞拉巴馬州長卻冷靜地坐著讀《蒙哥馬利廣告報》。在白宮，總統和他的弟弟一邊通過電話聽著卡岑巴赫的分析，一邊在電視上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其倫敦分社發回來的報道，報道稱：「英國一個由4個流行音樂男歌手組成的樂隊如今大受歡迎，引發了無數青少年的狂熱追捧。」他們就是甲殼蟲樂隊。1964年2月，他們遠赴美國演出，那時，他們發行的3支單曲早已在美國廣為流傳了，歌名分別是：《她愛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裡》。

鮑勃的訴求從一開始就受到了挑戰。華萊士和蒙哥馬利州長官邸里的前任官員一樣，從華盛頓打來的電話總是找不到他。中間人協助安排了他們的會面，鮑勃竭盡所能讓這次會面看來只是個偶然，甚至為此還安排了在亞拉巴馬州與其他人的會面，好讓人覺得這次只不過是他眾多會面中的一次，毫無特別之處。但是，華萊士卻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讓他的選民們清楚地知道他為白人的至高地位做出的努力，為達到這個目的，除了在機場迎接司法部長時沒有讓樂隊演奏《迪克西》外，他什麼都做了。州政府大樓四周全是警察。示威者舉著標語牌，寫著：「基督徒們覺醒吧，『你們要從他們之中走出來，務必與他們分開。』」「清一色的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羅、赫魯曉夫。」傑斐遜·戴維斯曾經宣布就任南部聯盟總統的地方，新擺上了一個花圈，一位身著白衣的女子守護著它。這個女子是南部同盟的女兒，她交叉著雙手，大概是表示這兒不容肯尼迪的褻瀆。華萊士在州政府里會見他時，為「謹慎起見」，他進行了磁帶錄音。而這純屬浪費電，因為兩人根本就沒有談什麼實質性的內容。鮑勃想要華萊士與他談論亞拉巴馬州最迫切的種族問題，法院裁決州立大學必須接納黑人學生。鮑勃一遍遍地向華萊士重申，這項法令必須執行，因為這是他們的本職所在；而華萊士卻一遍遍地說這將導致暴力事件，肯尼迪的雙手會沾滿鮮血。會見結束后，華萊士州長叫來記者，宣布自己所說的一切都不會改變他站在學校門口守衛的誓言。肯尼迪說，他希望當地政府能夠阻止群眾暴動。與鮑勃一同參与談話的艾德·格斯曼認為「華萊士的態度讓鮑勃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看到他對此束手無策」。

下午3點38分，林登·約翰遜在「空軍1號」上宣誓接任總統之職，旁邊站著驚魂未定、身上還沾有血跡的傑奎琳·肯尼迪。9分鐘后，飛機起飛前往華盛頓的安德魯斯機場。不到兩個半小時，飛機便抵達機場。約翰遜在安德魯斯機場發表了繼任總統后的第一次電視演說，隨後乘直升機去了白宮。肯尼迪的隨行人員護送他的棺木到了貝塞斯達海軍醫院等候屍檢，屍檢工作一直持續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點34分，覆蓋著美國國旗的棺木運回了白宮，被放置在東大廳的靈柩台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臉深埋在星條旗的繁星中。

現在，幾乎每天都有無數回憶湧上她的心頭，讓她在達拉斯事件后慢慢回想、沉思、重溫、回味以及哀嘆。在蘇格蘭高地警衛團來為孩子們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總統帶著不滿3歲的小約翰參加了阿靈頓國家公墓舉行的老兵節典禮。縱容一個蹣跚學步的小男孩走入隊伍中影響其行進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因為他們覺得這應該是個嚴肅的場合。然而孩子的父親卻樂在其中，他對著孩子眉開眼笑的畫面被攝影師拍了下來。有人認為肯尼迪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把孩子帶來的。《展望》周刊專門用了一整版來刊登小約翰的照片；這似乎是總統不想讓攝影記者空手而歸而特意為他們提供的幾個鏡頭。

後來，美國人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試圖去還原事件的全部經過。他們這才知道達拉斯鬧市區的大街小巷的具體方位；才知道教科書倉庫大樓在哪兒，狙擊手就是在那兒開的槍；才知道帕克蘭紀念醫院的位置，總統和身受重傷的康納利州長被火速送到了那兒救治；才知道慘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體身份和職能。很快，美國人民都忘記了暗殺發生的第一時間他們其實並不知情，他們都是事後才了解事情詳情的。

據美國新聞署制出的國外民意測驗表顯示，美國在1963年的海外聲望極高。其他來自國外的消息包括了一則從加丹加省發回的報道，報道指出該地區將結束與剛果持續了兩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則是對倫敦的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領導的保守黨新政府的評論。評論指出，新政府是不穩固的；丹寧勛爵對普羅富莫醜聞的調查報告使英國人民極其震驚，而醜聞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時成為當年最出名的英國妓|女。

一個星期過去了，緊接著又過去了一個星期，秋日漸短，總統卻精神漸長。麥克納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報告還擱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處理的緊迫感了。戴維·哈伯斯塔姆後來寫道：

當天晚上，叛軍用迫擊炮和大炮開始圍攻嘉隆宮。次日凌晨，一支由18輛坦克組成的部隊開始炮轟防禦工事的缺口。6點15分，一名叛軍將領命令停火5分鐘，要求吳庭艷和吳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從一樓的窗戶中飄出來，但是吳庭艷和吳廷瑈卻已不在那裡了。他們早已通過秘密隧道逃往華人聚居的郊區堤岸九_九_藏_書邊。在那兒他們給奪權的軍政府傳話，說已做好了談判的準備。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無人知曉。據報道，吳庭艷和吳廷瑈接受了安全護送他們出國的條件，但這隻是個借口。他們曾經欺騙了那麼多人，現在卻被自己出賣。被叛軍逮捕后，兩人被關在裝甲車裡，看守士兵按照將軍的命令將他們殺死了。後來他們的屍體被人發現，滿身都是彈痕，還穿著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們原本希望如果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就穿著這身衣服逃跑。吳庭艷的身上也有多處刀傷。

1963年4月2日，馬丁·路德·金策劃的活動以靜坐和遊行的方式開始了。康納迅速反擊，他以未經允許擅自遊行、滯留街頭以及非法入侵等罪名，逮捕了400多名黑人。馬丁·路德·金於是派一群又一群的黑人到白人教堂做禮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兒去抓他們。康納不願就這樣上鉤，他要等著伯明翰的白人基督徒們自己隔離黑人，他們中的大多數的確這樣做了；只有4個教堂允許黑人進入，有17個教堂還將他們趕了出去。金呼籲，在4月12日——耶穌受難日舉行抗議遊行，康納得知后馬上試圖阻止。伯克·馬歇爾懇請黑人領袖們暫緩遊行，等到新上任的溫和派市長艾伯特·鮑特維爾就職典禮舉行之後再進行。對即將卸任的市長阿瑟·漢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談到羅伯特·肯尼迪時說：「我希望這兒的每一滴血都流進他的喉嚨，把他嗆死。」金認為：「這個黑鬼已經得到了司法部長和白宮的支持。」但是，黑人領袖們已別無選擇。即使沒有領袖參加，黑人們也準備遊行。而如果他們不顧禁令進行了遊行，最終毫無疑問會被逮捕，金也在內。

西貢人民並不贊同約翰遜的看法。他們將吳庭艷被推翻處決的那天當作節日來慶祝，在街上跳舞。吳庭艷、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們的海報被撕爛，最後只能在一角硬幣上看到已故總統的肖像了。得勝將軍們所到之處都有民眾撒五彩紙屑歡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眾歡迎的美國人。美國大使館的每個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聯合起來反對吳庭艷這個家族統治集團的行動似乎很受歡迎，因為這能給予這個國家一個穩定的政府。

1963年時，美國人口達到了189242000人（到1973年，人口將達到209000000人），其中就業人數為70000000（1973年將達80627000人），失業率為5%。美國的人口中心位於伊利諾伊州塞勒姆以東4英里處，在20世紀50年代里已向西移動了57英里，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最大的一次西移。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已不再是他們最重要的經歷了。二戰之後的「嬰兒潮」讓美國人年齡值的中位數降到了29.5歲。

現在看來國際關係緩和的跡象越來越清晰了。由於蘇聯終於接受核查古巴導彈發射場的原則，核試驗禁令的簽署才成為可能，而核試驗禁令簽署后肯尼迪也才能聽到美國上下的各種讚揚之聲。而這也是全世界最後一次聽到蘇聯「三駕馬車」的聲音了。赫魯曉夫在東柏林說柏林牆已被推倒，不再需要單獨簽訂對德和平條約了。肯尼迪已經學著去過一種喉嚨里卡著骨頭的生活。6月20日，肯尼迪在美國大學演講時，向俄國人拋出了橄欖枝：「我們的問題是人為的，所以可以通過人去解決……有人說談論世界和平是沒用的……除非蘇聯的領導人採取了更開明的態度。我希望他們會這樣做。我相信我們能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但是我認為，我們也得重新審視我們自己的態度。」

儘管如此，人們還是總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聯繫起來。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總統的名字命名一些東西。卡納維拉爾角改名為肯尼迪角。艾德威爾德國際機場也改名了。美國文化中心改為約翰·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財政部開始著手鑄造5000萬枚肯尼迪50美分硬幣，這些硬幣多被作為紀念品被珍藏起來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國各地的委員會紛紛提議更改當地地名來緬懷總統。不久，傑奎琳·肯尼迪就發現，她也許哪天會坐車「經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機場去參觀肯尼迪中學」。這股風一直刮到了國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羅伯特·肯尼迪。做的最顯眼的是英國，竟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倫尼米德草地劃出3英畝來作為肯尼迪聖壇，而當年《大憲章》就是在這片草地上籤署的。1965年5月，伊麗莎白女王主持了開壇儀式，宣告將這片土地獻給「生前受人愛戴，死後為人懷念」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夫人回應說：「你有這份心意，我真的無比感動、備感安慰。」

肯尼迪總統執政的第三年，民權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以1955年的蒙哥馬利公共汽車抵制運動為開端，中間經歷了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運動、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事件，爭取種族平等的事件如連台戲一般上演，其中白人扮演惡棍，黑人扮演烈士。龐大的美國白人中產階級的良心被喚醒，他們的憤怒逐步打破了重重障礙，這些障礙是幾個世紀以來的法律和積習造成的。但那樣的時代就要過去了。更為憤怒、好鬥、頑強的黑人們就要為自己殺出一條路，站到舞台的中央。已經確立地位的黑人領袖漸漸發現，黑人青年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他們以牙還牙的局勢一觸即發，預示著種族隔離運動將進入更為黑暗的新時期，然而，在此之前，還有幾個小插曲要預先上演。讓黑人成為烈士的暴力執法者中，最突出的要數伯明翰的警察局長「公牛」T·尤金·康納，是他引起了公眾對自由乘客事件的注意。兩年過去了，他都快成了一個家喻戶曉的明星。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卻表現出肯尼迪政府內部對越南問題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總統在海恩尼斯港，麥克納馬拉和麥科恩在休假，臘斯克出城了，泰勒將軍也聯繫不上。他們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樓的吉爾帕特里克、中央情報局的赫爾姆斯和國務院的鮑爾，這些人都是西貢政權的批評者。他們通過一份由鮑爾、哈里曼、希爾斯曼和福里斯特爾起草的電文。電報中直言美國大使必須讓吳廷瑈夫婦下台。之後，每個人都回到了華盛頓，但大家吵得難解難分。當總統決定讓每個人都公開表明自己的觀點時，卻沒有人願意承擔責任。

第一個對這種美國新黑人回應的政府人員是羅伯特·肯尼迪。他對詹姆斯·鮑德溫在《紐約客》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在這篇文章中，鮑德溫這樣描述黑人的過去：

此外，在1963年11月，藍領工人的境況和20世紀30年代受壓迫的他們父親那一輩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語。1963年6月時，生產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時間略多於40小時，平均工資為100美元——是大蕭條時期同類工人的工資的4倍。現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過了7000美元。約翰·布魯克斯指出，「無產階級」這個詞幾乎已經從人們使用的語言中消失了。卡羅琳·伯德寫道：「人們覺得物價在上漲，但這其實是他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此時正值肯尼迪執政的頂峰時期，但是他們並未意識到。他們以為自己還能在白宮待5年，而總統卸任后打算在華盛頓發行一份新的報紙。它將是一份偉大的報紙，美國最優秀的新聞記者都想供職於此。但是這還是很遙遠的事情，他們還沒到思考未來的時候。政府關注的核心仍舊是青年人問題。他們的許多生活方式在那時被稱作「年輕的新婚夫婦」的方式。肯尼迪家族的3位夫人，傑基、埃賽爾和瓊那年春天均懷孕了。嬰兒車和嬰兒圍欄成為政府高級官員家的常見傢具；而在其他時代，高級官員都是年逾五六十歲了。這是肯尼迪時代的一部分，就像和平工作隊一樣，這個組織提醒美國的年輕人這就是他們這代人的總統。毫無疑問，他還有其他擁護者，那些知識分子群體就是其中一部分。為慶祝他在哈佛董事會擔任監督的6年任期將滿，他邀請了眾多哈佛的知名人士，在白宮舉辦了一場沒有女賓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時，他也不忘自己的年齡。「邀請諸位來白宮並非易事，」他說，「因為你們當中至少有2/3的賓客在這兒參加過的男性晚宴比我還要多。」

10月初，美國每月為吳庭艷提供1000萬美元的項目悄然停止。吳庭艷和吳廷瑈夫婦憤怒地指責肯尼迪。吳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亞州，開始了在美國的巡迴演講，她譴責肯尼迪支持右翼集團。但這次巡講之旅從一開始就失敗了。華盛頓官員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斷絕關係的父親陳文章，結果發現大門上著鎖，插了門閂。這位前駐美大使此時正在曼哈頓，談論他女兒「一路遺留下來的惡臭」。吳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亞機場，她見到了一位紐約官員。這位官員直率地告訴她，他並不是來歡迎她的，「我來只是想確保夫人有足夠的警力保護。」吳廷瑈夫人回答說：「上帝會保護我。」她並沒有找到她父親。在哈佛大學演講時，大約有500多名學生在台下示威。他們舉的牌子上寫著「吳廷瑈做的全是為了吳庭艷的利益」。吳夫人演講時，學生們砸演講大廳的門，還向大廳兩邊扔雞蛋，窗子被震得嘩嘩響。到達劍橋后，示威的人群減少了。除了一些極端保守派，前來給她捧場的人幾乎就只剩下記者了。

在體育方面，得克薩斯大學在大學橄欖球賽中拔得頭籌。那個賽季，達雷爾·羅伊爾球隊出了個奇才，托尼·克洛斯比，他是個光腳射門手。就在肯尼迪總統飛去達拉斯的前一個周末，克羅斯比還憑藉一記42碼開外的長距離射門得分幫助球隊擊敗了得克薩斯基督教大學隊。在職業球員中，克利夫蘭·布朗隊的球員吉米·布朗一時傲視群雄。在美國橄欖球聯賽即將結束之際，紐約巨人隊和芝加哥熊隊正準備一較高下；最終芝加哥隊以14:10的比分奪得冠軍。在美國橄欖球聯賽決賽中，聖迭戈戰馬隊以51:10擊敗了波士頓愛國者隊。那時還沒有「超級盃」。在冰球界，底特律紅翼隊的戈迪·豪可謂大名鼎鼎。他在參加過1132場比賽，牙齒被打掉12顆，累積受傷共縫了300針之後，於1963年11月，在與蒙特利爾加拿大人冰球隊的較量中第545次進球得分，這也創下了紀錄。在籃球方面，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的鮑勃·庫西在1962年的賽季后便正式告別了賽場。他的退役讓大家覺得凱爾特人隊從此將不堪一擊，但是，自肯尼迪最後一次離開白宮，1963年的賽季開始已經有兩個月了，凱爾特人隊僅輸了一場比賽——只丟了一分。這多虧了中鋒比爾·拉塞爾（身高6英尺10英寸）。

在6月份的一次在愛爾蘭議會演講中，肯尼迪引用蕭伯納《回到瑪士撒拉的時代》中的一句話：「你洞察世事，追問，『為什麼？』但是我夢想的卻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說，『為何不呢？』」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觀點，他將社會預言和政治願景結合起來。但他並不總是那麼高瞻遠矚，有時候也會走錯方向。10年後，他承諾支持研發載人太空飛船和超音速運輸機就被視為沒有把握的冒險。然而，即使他因年輕氣盛而犯下的錯誤在經濟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歡迎的。就像富蘭克林·羅斯福一樣，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衝破國內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種環境下，他在歐洲10天的勝利之旅對於人們了解他的為人至關重要。訪問愛爾蘭是他歐洲之行的一部分，5個月後他便遭到暗殺。無論從哪方面來看，肯尼迪與歐洲「左」派政治家極為相像，後者也清楚這一點。在肯尼迪身上，他們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國的維利·勃蘭特、法國的加斯東·德費爾和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英國的哈羅德·威爾遜、義大利的彼得羅·南尼，這些人都在誇讚肯尼迪，引用他的話語，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風。「南尼，這個古板的社會主義狂熱分子也忍不住讚揚肯尼迪了，」安東尼·桑普森在《倫敦觀察家報》上寫道，「……除了極右派，我們聽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話。」肯尼迪作為一名自由主義者，沒有耐心和那些認為人類應當戴上眼罩來抵禦邪惡的人打交道。將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羅統治下的古巴的美國學生關進監獄，對肯尼迪來說似乎很荒謬。「他們為什麼不應該去？」他反問道，「如果我現在只有21歲，去古巴就是我這個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發表了被當時的歷史學家無比推崇的一次演說。「別的地方也許不是這樣。但在民主社會，作家、作曲家、藝術家最神聖的職責就是不論結果如何都應忠實于內心。堅守真理，就是對國家最大的奉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鮑勃來紐約的原因恰恰是與幾家連鎖店老闆協商如何結束他們的商鋪在南方的分店涉及的種族歧視問題。而這一點也沒有給憤怒的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換成另一名司法部長，可能對黑人就不再抱有什麼幻想了。而這位司法部長卻不然。當時他很憤怒，回到華盛頓后，他反覆念叨著那名青年黑人拒絕捍衛國家的言論，大惑不解地問：「有誰竟然會說出那樣的話？」但是後來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如果我處在他的境地，如果我經歷了他的痛苦，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可能也會不一樣。」這是鮑勃真正認可這場民權運動的開始。他意識到這種深仇大恨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採取任何措施，其後果將是一場「真正的大火」了。

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馬歇爾建議，司法部長應該見見鮑德溫。馬歇爾向部長傳達了建議，於是那兩個人在核桃山共進早餐。他們的談話簡短而友善。肯尼迪提議他們次日去紐約他父親在曼哈頓的公寓繼續商談。伯克·馬歇爾將和他一同前往。他們希望了解人們希望政府應當採取什麼行動的建議，同時也希望其他黑人加入他們。鮑德溫說，他會帶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蘭·漢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員哈里·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運動期間曾挨過打、坐過牢的24歲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主席傑爾姆·史密斯等人一起來商談。肯尼迪期待著一次嚴肅的談話，就像他與羅伊·威爾金斯和馬丁·路德·金所進行的那種談話。而他首先聽到的卻是來自史密斯情緒激烈的長篇演說。史密斯說和羅伯特·肯尼迪待在同一個房間讓他感到噁心，自此會談氣氛越發凝重。

尼克鬆很可能會挑選《https://read.99csw.com時代周刊》來看，因為他知道裏面會有關於他的報道。頭版就有他的一張生活照（他當時已50歲，但看上去只有40歲），連照片一同刊登的還有一篇採訪，其中引用了他談論西貢政變的政治後果的話：「若越南戰爭變味，明年越南就會成為一個熱門話題。若一切正常，那就不會。我感到很奇怪，我們奉承鐵托，討好卡達爾，遷就赫魯曉夫，卻對真正與共產主義為敵的同道人缺乏表達同情的基本禮節。」

原因之一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工人已忘卻20世紀30年代那些工人罷工的英勇事迹了。與此同時，勞動力的性質也正在發生改變。在戰勝日本之後的歲月里，藍領工人的數量減少了400萬，而白領職員——如經理、專職人員、售貨員、辦公室職員等，增加了近1000萬。

現在，越南的將領們獲得了洛奇的准許。8月29日，洛奇拍電報給臘斯克說，「我們已經走上推翻吳庭艷政府之路，再回頭只會臉面盡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緒。然而一天天過去了，一周周也過去了，卻絲毫沒收到越南方面政變的消息。密謀者似乎喪失了勇氣。佛寺鎮壓削弱了他們的力量，其中幾位領袖人物也被外調了。吳庭艷還加緊了對西貢周邊軍隊的控制。美國國務院問洛奇越南將領究竟是怎麼回事，洛奇說，「也許他們像我們一樣貪生怕死。」

馬丁·路德·金曾稱伯明翰是「美國種族隔離現象最嚴重的城市」。康納非常喜歡引用這句話，他為自己的固執感到驕傲。23年來，這位警察局長一直用殘暴的手段恫嚇黑人領袖們，從沒有失敗過。伯明翰所有學校都實行完全的種族隔離，連公共廁所、飲水站、劇院、公園、運動場、飯店甚至教堂都是如此。政府下令禁止種族隔離，但「公牛」康納根本不為所動。對他而言，這些規定只是擾亂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的手段而已，相反，應該對這種命令進行無情地鞭撻。民權運動的領袖們盡量不去招惹他，這樣一直到了1963年春。那時，他正在競選市長，種族遊行只能讓他贏得更多的白人選票。競選於4月結束，康納落選，這讓他變得更加冷血無情，但是民權運動領袖們已經開始準備對付他了。

據戴維·哈伯斯塔姆報道，發動了西貢政變的越南將領們希望美軍撤換掉哈金斯將軍，但是五角大樓表示，他們相信哈金斯將軍一定能履行其打敗越共的諾言。民眾對美國通過軍事途徑解決越南問題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國防部副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亞州溫泉區舉行的商業會議上對此進行了反駁。他說，美軍擁有絕對的殺傷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會自取滅亡。

迫於美國方面的巨大壓力，6月15日，吳庭艷勉強同意滿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變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兌現承諾。6月30日，佛教徒又開始示威。學生在越南的學校鬧事，報道示威事件的美國記者在大街上遭到襲擊，被人毆打。這些使肯尼迪總統無法忍受。冷戰解凍也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戰爭的推力。首先必須停戰，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國大學所說的「和平策略」：「並不是借美國武器強加給世界以和平……並不僅僅是美國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並不是我們這一時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激進的右派分子義憤填膺，但肯尼迪卻對這怒火甘之如飴。他很高興自己作為一位自由派的總統而被載入史冊。艾森豪威爾總統曾對凱恩斯經濟學感到困惑，他在一篇雜誌文章中叫嚷道，「華盛頓的那群人究竟在想什麼？為什麼他們要故意對我們的國家這樣做？」而肯尼迪只是笑而不答。他所做的只是在道格拉斯·狄龍和沃爾特·赫勒的幫助下，力圖創造美國有史以來最長久的經濟和平期，使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達到5.6%。肯尼迪堅信，如果國會贊同他減稅的提議，美國也不會出現1964年的經濟衰退。

遊行示威人群很自律，這簡直就是奇迹。該區的5900名警察除了引導交通外無事可做。待命的4000名士兵和海軍陸戰隊隊員也一直未被調用。遊行期間，總統接見了遊行隊伍的領袖，其中有金、倫道夫、魯瑟、羅伊·威爾金斯、惠特尼·揚、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約翰·劉易斯和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弗洛伊德·麥基西克。肯尼迪說：「示威人群的熱忱和莊嚴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離開后，總統繼續通過電視觀看遊行活動。馬丁·路德·金在林肯紀念堂前發表演說成為最值得美國人銘記的歷史時刻：

法國駐美大使的夫人妮科爾·阿爾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時代周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訴。夏爾·戴高樂對英國進入共同市場持否決態度。羅斯·巴尼特州長簽署通過了大陪審團裁定的判決，認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學給黑人學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學資格而引發的騷亂應該由聯邦政府全權負責。理查德·伯頓和伊麗莎白·泰勒在拍攝電影《埃及艷后》時因戲生情，如今兩人正設法擺脫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員的重重護衛下，名畫《蒙娜麗莎》在美國進行了展出。

在那樣的時代肯尼迪的出現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學家熟悉暗星這種現象。它們發出微弱的光，幾乎讓人無法察覺。它跟在另一顆星後面而又會常常遮住了那顆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顆這樣的暗星。這種悲劇與他如影隨形，時時刻刻跟隨著他以及他愛的人，而且總是在出人意料的時候突然出現掩蓋了他最輝煌的時刻。這種現象已經發生了。8月初，傑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這個孩子提前五個半星期降臨，並且患有肺部疾病。這個叫帕特里克·布維爾·肯尼迪的孩子在掙扎了39小時后便夭折了。肯尼迪總統心情沉痛，在葬禮結束后，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將它送到墓地，但樞機主教庫欣輕輕地把他拉開了。

在這期間，洛奇和哈金斯將軍的關係日漸惡化。他們兩人都來自波士頓，兩家也是世交。但現在兩人幾乎連話都不說了。9月末，麥克納馬拉和泰勒將軍抵達西貢，想進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來到機場，想先與麥克納馬拉碰面，同時他派出兩名手下在路上阻攔哈金斯。（「對不起，先生們！請讓我過去見部長！」）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興高采烈。他在給麥克納馬拉和泰勒遞交的報告開頭就表現出了樂觀情緒。在報告中他宣稱吳庭艷的軍隊「已經取得很大進展，並且還將繼續努力」。報告還稱因為吳庭艷的軍隊在前線節節勝利，第一批1000名美國士兵可以在聖誕節前撤離。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國士兵都將返回美國。同時，報告還順帶回擊了羅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國人應立即撤離越南的荒謬建議。麥克納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樓奉行的路線：

對肯尼迪來說，如果年初有一個地方的事情稱得上進行得特別順利的話，那要算西貢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國情咨文的開頭，總統說：「我們先頭部隊的氣勢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樓一名發言人宣稱「我們在越南的戰局有了轉機。」哈金斯將軍說將在「一年內贏得戰爭」。4月22日，臘斯克說美國在西貢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吳庭艷和越南民主共和國已「勝利在望」。臘斯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亞歷克西斯·約翰遜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緊密聯合在一起以及戰略村計劃的實施而備受鼓舞。他稱這個戰略村計劃為「抱有樂觀態度最重要的原因」。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參加完一個民權集會後，于當天夜裡返回他在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的家。作為該州美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外勤幹事，埃弗斯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顧問。同時他也成了三K黨人和該州白人公民委員會注意的對象。他下車的時候，被一個潛伏在暗處的狙擊手殺害。總統非常沮喪，他對阿瑟·施萊辛格說：「我弄不懂南方。我開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對的。長期以來大家一直將他視為有惡意偏見的人，但當我看到現在這些事情時，我開始懷疑，除此之外，你還能如何看待南方人呢。」

衡量社會繁榮長期影響的最佳場所便是教室了。愛德華·F·丹尼森在其對經濟發展的綜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從1929年的股市崩盤到肯尼迪總統任職末期，美國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增加了10倍，達到每年390億美元。

勞工組織的數量變化也讓人吃驚：1960～1962年，工會成員減少了近50萬。工會工人的比率從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連一向不反對工會的默里·肯普頓也開始說工人運動已是「日薄西山」了。

11月13日，總統召集他的主要謀士為即將到來的競選開了一次會。會議于星期三下午在內閣會議室舉行。他們一致認為肯尼迪將會以壓倒性優勢擊敗戈德華特，這一預測讓大家振奮不已。美國經濟也日益繁榮。自他就職以來，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達1000億美元，這一增長率超過了蘇聯和整個歐洲。計劃將於下月發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將使美國在載人航天競賽中超過蘇聯。除了越南，這個世界平靜無事。為了得到更多詳細信息，總統給駐越大使洛奇拍電報，建議他回國與自己長談。洛奇回復說他正在安排儘快離開西貢，時間將會在11月21日，星期四。

當時，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萬封美國人的來信，這些信流露出的真摯深情讓人動容。戴維·貝爾形容這位已故的總統是「武士般的國王」；娜塔莉·海明威稱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約翰·斯坦貝克在信中寫道：「他是人民心中最優秀的人……他直到生命盡頭都還在儘力把人民所創造的一切美好回贈給人民。」

1963年9月2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晚間新聞》節目將其新聞播報時間增加到了30分鐘。全國廣播公司緊隨其後也於9月9日增加了其節目播出時間，而這一舉動將對越南戰爭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為了填補額外增加的節目時間，電視報道中加入了新聞影像，其中就出現了美國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鏡頭。但是在1963年11月時還不可能有這樣的影像，當時西貢連電視評論員都還沒有。那年，僅有17名美國人在越南戰爭中喪生，另有218人受傷。1963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從西貢發回的最有趣的消息是一則關於柯爾特公司新產品m-16式步槍的報道，這款槍比m-14式更加小巧輕便。一位軍方發言人說，這就是在游擊戰中反共部隊輕鬆殲滅越共軍隊的原因之一。

這一點並不能確定。第88屆的國會議員頑固不化，而肯尼迪總統帶著他的自由主義方案遠遠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籲建立醫療體系，撥大筆專款鼓勵改善城市貧民窟住房條件，提出更合理的農業計劃，開發和保護國家資源，改善社會治安狀況，設立廣泛的民權法案，對「爭取進步聯盟」承擔更多義務。與此同時，批評者卻認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現在回想起來，他居然做出了那麼多令人驚訝的成績。他向第87屆國會遞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後的總統執政早期于立法方面取得的勝利也是基於他向第88屆國會遞交的提案。

《卡米洛特》於1963年1月結束了在百老匯的演出。《湯姆·瓊斯》獲得了本年度「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黑人演員西德尼·波蒂埃憑藉《原野百合花》獲得了「最佳男演員獎」；帕德里夏·妮爾也因演出《赫德》獲得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1963年11月票房大賣的電影是《瑪麗，瑪麗》和《瘋狂世界》。熱播的電視節目有《基爾代爾醫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個兒子》《佩里·梅森》《黑茲爾》《露西》《豪門新人類》以及《陰陽魔界》等。全國廣播公司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電影是《雨中曲》——之後未播出。

除去其他一些考慮，例如腐敗、無能外，吳庭艷和吳廷瑈夫婦頑固的反共主義在這個新的外交政策計劃中也毫無地位。肯尼迪想對他們採取高壓手段。7月初，肯尼迪發現瑙爾汀去了遙遠的愛琴海進行兩個月的觀光遊覽，於是他決定首先應當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貢。臘斯克挑選了亨利·卡伯特·洛奇，這是一個絕妙的選擇。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並不贊同，因為他們擔心貴族出身的洛奇也許會偏袒越南的貴族。他們並不了解，洛奇作為波士頓的一個世家子弟，認為出身好的人都有紳士作風，而吳庭艷和吳廷瑈絕不會有。作為紳士首先就不應該背叛自己的朋友。無論瑙爾汀在任職期間功過如何，他一直是吳庭艷的好朋友。他們卻準備用背叛回報他，這著實令人震驚。

為了讓妻子重新振作起來，肯尼迪建議她接受希臘船王亞里士多德·奧納西斯的邀請，乘坐他的豪華游輪「克里斯蒂娜」號去愛琴海觀光遊玩。肯尼迪的妻子後來回憶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將發生的大災難之間那陽光燦爛的兩個星期，都像做夢一般。她從地中海發出的電報記錄了她從伊斯坦布爾到萊斯博斯島、克里特島、德爾斐、馬拉喀什，一直到伊奧尼亞海中奧納西斯私人島嶼上的情況。希臘王室，自國王和王後到下面的王宮貴族都熱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齊維爾。他們為她祝酒，稱讚她，贈送她各種奇珍異寶作為禮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宮。白宮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傑奎琳眼中閃著星光，是希臘的星光。」總統問她是否願意陪他進行一次短期的競選旅行。她同意了，並詢問去哪裡，總統回答，去得克薩斯州。

每當這位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猛烈抨擊肯尼迪時，記者們總是要求總統做出回復。「還不是時候，」肯尼迪總是笑嘻嘻地回應道，「還不是時候」。但是，顯然他對將與戈德華特競選總統一事是很享受的。

次日晚上，洛奇到達西貢。他將這次襲擊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責美國人的一次行為。事實上，吳庭艷的支持率又降至新低，這也標志著他開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義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長辭職，並剃了和尚似的光頭以示抗議。在華盛九*九*藏*書頓，南越駐美大使，即吳廷瑈的岳父，聲稱斷絕與女兒的關係。「美國之音」將佛寺襲擊完全歸咎於吳廷瑈夫婦。吳庭艷手下的將領不想捲入這場暴行，開始密謀推翻他。洛奇向美國拍電報，說密謀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變成功，美國方面會持怎樣的態度。而自己又該告訴他們什麼呢？

美國航空公司第82次班機上，一位空姐為她的貴賓們提供了一批期刊。假使有人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返回到那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星期五，他一定會注意到那時與現在不同的一點是：雜誌種類更多。有銷量不錯的《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郵報》，報攤上都在出售這些期刊。（然而，報業開始衰退了。四個星期前，也就是10月16日，《紐約鏡報》停刊了。在60年代結束之前，有163種雜誌，160種日報，而《印第安納波利斯時報》《舊金山呼聲報》《波士頓旅行家》《波特蘭記者報》和《休斯敦新聞報》已全部停刊。）

星期一，總統的靈柩由靈車載往聖馬修斯大教堂，舉行完葬禮后，被送到了阿靈頓國家公墓安葬。以夏爾·戴高樂為首的92個國家的代表前來參加了葬禮。之後，他們出席了兩場招待會，一場是在國務院舉行的，另一場規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宮舉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裡接待了他們。這件事到此也就結束了，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周末從未真正結束，若干年後，人們仍在努力嘗試想弄明白其背後深意。這已成為美國乃至全世界有史以來經歷過的最意義重大的發生與報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後，美國人還在談論著他們最初是怎樣獲知從達拉斯傳來的消息的，談論著他們對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墳前安放長明聖火以及對小約翰向父親靈柩行禮有何感想等話題。戴維·布林克利的結論是，這一刺殺案件讓人難以理解，他說：「那些天發生的事極度不合時宜，不論發生在何處都是不應該的，這不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文明。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來勢洶洶，牽涉甚廣。我們必須把其中的每個事件分隔開來單獨看待。」

當民權領袖告訴他，他們正打算在華盛頓進行一場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時，總統深感震驚。「我們想在國會中取得勝利，」他說，「而不想要什麼嘩眾的表演。」他擔心示威活動可能會失去控制，或造成一種「恐怖氛圍」。卧鋪車廂搬運工兄弟會聯盟的負責人菲利普·倫道夫回答了他的疑問。這次遊行是倫道夫的主意。早在20年前，他就向富蘭克林·羅斯福提過這個建議；當時羅斯福也同樣感到擔憂，他提出如果倫道夫取消示威活動，就承諾建立一個聯邦公平就業管理委員會。於是事情就這樣結束了。而這次倫道夫決心抗爭到底。「黑人已經上街了，」他說，「現在已不可能讓他們離開。」他建議由負責任的領袖領導他們，不然他們會被他人利用和煽動去使用暴力。

8月30日，美國國防部宣布白宮與克里姆林宮之間已設立了熱線電話。10月，中俄關係破裂。赫魯曉夫說他不贊同毛澤東不惜犧牲幾百萬人的生命在核試驗上與西方世界對決。隨後，肯尼迪授權美國向蘇聯出售餘糧，「這一充滿希望的跡象表明追求一個更和平的世界是有可能的，這也是有利於大家的。」

5月2日，大約有500名黑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高中學生，他們被一輛輛校車送進監獄。第二天，其餘的學生開始遊行抗議。白人看客們向他們扔磚塊、瓶子。馬丁·路德·金在新朝聖浸會教堂召集群眾表示抗議，有1000名黑人參加，康納在教堂周邊拉起了警戒線。當天倒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次日，當2500名黑人在伯明翰的城市聚集又一次遊行時，康納就用警犬和消防水龍來對付他們。這些警犬都受過專門訓練，它們用牙齒撕咬黑人的衣服；那些水龍都有700磅的高壓，直接將黑人們衝到牆邊或是衝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讀者都被報紙上的一張慘不忍睹的照片震驚了：一條兇猛的大狗，齜著牙齒撲向一名驚恐的黑人婦女。肯尼迪總統說這張照片讓他覺得「噁心」。他說：「我現在總算明白，為什麼伯明翰的黑人們對任何讓他們『忍耐』的話都不願聽了。」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的一位代表要求他出面進行干涉，但根據憲法，他在這一點上也無能為力。他確實派過伯克·馬歇爾去試圖溝通。馬歇爾私下裡與伯明翰的商人們商量過，達成了一項短暫的停火協議，結果該協議只維持了5天時間。5月11日，一位黑人領袖的家和一家廢止種族隔離的旅館遭到了炸彈襲擊。第二天是母親節，憤怒的黑人們再一次湧上街頭，這一次他們人數眾多，警察、警犬以及水龍頭都應付不過來了。經過一晚上的暴動和縱火行動，康納要求新州長喬治·C·華萊士派人進行增援。

後來發生的實際情況大概就是這樣。卡岑巴赫告訴媒體，兩個黑人學生將於早晨10點到達。華萊士9點53分到場，由高大魁梧的州警察護衛。這些警察做好了戰鬥準備，頭戴鋼盔，腰佩手槍、瓦斯槍和警棍。卡岑巴赫與兩名黑人學生在便衣警察的保護下驅車來到現場時，華萊士的宣傳人員迅速搬出一張講桌，跑過去將它放在白線前。當時溫度幾乎有100華氏度（約合37.8攝氏度），人行道上熱浪滾滾。記者和州警察都想擠進禮堂的陰涼處，這時華萊士走了出來，他像交警似的舉起右臂。卡岑巴赫左右各有一名法警護衛，他走到華萊士面前停了下來。卡岑巴赫說：「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已發布公告，命令你停止一切非法妨礙公務的行為。」華萊士宣讀了一份聲明作為回應，他斥責道：「中央政府正將其意志強加給亞拉巴馬州立大學，這是不受歡迎的，非法的，逼迫式的權力入侵。」他總結說：「現在，我，喬治·華萊士，作為州長……據此譴責並禁止中央政府這一非法且不正當的行為。」

那個年代，女性的時裝款式既不大胆，也不前衛。那時還沒有長褲套裝，就連工作辛勞的空乘小姐也無此裝束。後來傑奎琳·肯尼迪開始引領時尚——圓筒形禮帽、尖頭細高跟鞋和蓬鬆微卷的齊耳短髮。那時，裙子的長度通常是剛過膝，沒有腰身的緊身裝十分流行。這一切都極大突出了女性特質。男人至上的風氣盛行。加里·格蘭特和瑪娜·洛伊在午夜場電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雖然沒有遇到任何的抗議，但是也沒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蘭丁夫人在她的香巢里可能會做些什麼。而一位作者在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多蘿西·基爾加倫的人物簡介，其中把多蘿西參加1936年環球之旅比賽的事描述成了一個新聞噱頭，並公然評價：「多蘿西畢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萊明的書《愛我的間諜》發行了平裝本，下面是書中的一段話：

肯尼迪兄弟認為，華萊士的行為讓自己看上去很滑稽，而美國人也會覺得他的所作所為荒唐可笑。千百萬美國人的確都這麼想，而且自胡德和馬隆事件后，已有300多名黑人學生在大學順利註冊——過程確實很順利，州政府沒有多言甚至都未理會，州長似乎已經無計可施了。然而，華萊士和他的支持者們卻有不同的看法。他公開宣稱：「我和他們針鋒相對，最後是他們轉身走開了。」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的確是這樣，州長和卡岑巴赫辯論交鋒，卡岑巴赫隨後離開。兩名黑人學生註冊的情景沒有在鏡頭裡出現。華萊士，這位當時被低估的政客已經看到，在容易受外界影響的人眼中，如果他能讓聯邦政府官員在自己面前低頭，將極具說服力。馬歇爾·弗拉迪在《華萊士》一書中寫道，亞拉巴馬州州長「發現了一群在黑暗中沉默而思慮著國家的人，而除了華萊士，就連新聞人、政治領袖、知識分子都不曾想過會有那樣一群旁觀的人」。

據《廣告時代》雜誌的哈里·麥克馬漢介紹，那一年，「埃賈克斯的白衣騎士」和「白色龍捲風」（「純凈得就像白色龍捲風！」）兩則商業廣告最為流行。皮爾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歸來」作為廣告創意。麥斯威爾速溶咖啡的廣告創意則是「一杯加半杯」。雪佛蘭汽車廣告中汽車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駛，而赫茲公司的廣告則是將人倒進了敞篷汽車裡。當時流行的歌曲是《走開，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鎚子》《神龍帕夫》和《在風中飄蕩》。

1963年11月12日，約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宮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000名貧困兒童。這是她自兒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後的首次公開亮相。在她讓人把200加侖的可可和1萬個甜餅分給她的小客人時，蘇格蘭高地警衛團的一個小分隊隊員昂首闊步地為他們演奏風笛。總統聽到這動聽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橢圓形辦公室欣賞起了表演。10天後，當她回憶起丈夫當時滿面春風的場景，便邀樂手們在他的葬禮上再演奏一次。

這次演講被大部分美國媒體忽視，而他次日晚上的民權演講，卻引起了編輯的注意。但《曼徹斯特衛報》稱「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文件之一」。赫魯曉夫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動。之後，他對哈里曼說：「這是自羅斯福以來美國總統發表的最傑出的演說。」

（然而，卻有一些報道不夠準確或讓人誤解。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18分，美聯社發出一則未經證實的報道稱，林登·約翰遜也「受了輕傷」；下午3點14分，美聯社的電傳打字機又傳出消息說，「今天，在距肯尼迪總統遇刺地點不遠處，一名特工和一名達拉斯的警察也中槍身亡了。」這似乎證明了該事件是一場陰謀的說法。直到下午4點33分，該新聞才得到糾正。）

這項舉措帶來的社會影響是無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國適齡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學。到了1957年，這個比例為32%；肯尼迪上台後，人數佔到40%，到他去世時則達到了50%。據安德魯·哈克計算，如今有60%～70%的美國人進入了中產階級。事實上，中產階級正迅速成為美國唯一的階級，其價值觀也正是曾經那些少數受過高等教育的上層中產階級的價值觀。

在美國國內，道瓊斯工業指數在732點左右徘徊。新奧爾良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因為不肯向贊同種族融合的教會屈服而被羅馬天主教的主教驅逐出教。他們中還沒人聽說過貝里根神父兄弟倆的事。新聞中尚未提及的人還有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克利福德·歐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爾·雷、傑布·斯圖爾特·馬格魯德、安傑拉·戴維斯、安迪·沃霍爾、阿瑟·布雷默、維達·布盧、阿奇·邦克、邁拉·布雷肯里奇以及巴爾的摩縣官員斯皮羅·T·阿格紐，阿格紐當時正處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當時誰也沒聽說過什麼「耶穌迷」「《全球目錄》」「《龍蝦王》雜誌」「《性|交》雜誌」「《金錢》雜誌」「熱褲」「水床」「電視節目《芝麻街》」「電影《愛情故事》」「黑人解放軍」以及「同性戀解放運動」。

人們本以為尼克鬆可能要長期留在那裡。本周早些時候，在一次電視訪談中，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就談到了尼克鬆參加下屆總統大選的概率。但是讓人們記住的主要是他那極富特色的艾森豪威爾式的語言：「如果出現了那種僵局，我想他就是可以考慮、可以聯繫的人。因為他畢竟知識淵博，又很有勇氣。」幾乎沒有人同意艾森豪威爾的說法。當然美國廣播公司也不以為然。該公司不僅曾把有關他的一篇廣播稿稱作《理查德·尼克鬆的政治訃告》；而且，在這個一年前就已錄製的節目中還插播了阿爾傑·希斯的訪談。因為這一點，有兩家公司試圖取消與美國廣播公司的廣告合同，但聯邦通信委員會的主席「荒地」牛頓·米諾冷冷地回絕了他們。他認為廣播必須要免於檢查，以防止「極個別的，可怕的廣告商影響廣播記者的專業判斷」。肯尼迪總統認同這個做法。而那時正是之後日漸衰落的附庸風雅之人的黃金時代。

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醫院方面宣布肯尼迪總統死亡。正式公告卻一直拖到林登·約翰遜能夠離開醫院后才公布。在最初的一個小時里，大家普遍猜測兇手背後有個更大的陰謀集團。下午2點26分，新總統從醫院離開前往機場。6分鐘后，合眾國際社援引了為總統完成最後儀式的達拉斯牧師奧斯卡·休伯神父的話：「沒錯，他已經死了。」接著，總統的代理新聞秘書也證實了此事。華盛頓時間下午2點35分——達拉斯時間則要早一個小時，合眾國際社電傳打字機向全世界敲響了喪鐘：

1963年11月的第三個星期，《紐約時報雜誌》刊登了一篇關於大學校園氛圍的報道。報道稱，大學生編輯們發現，他們的同學通常對萬事漠不關心，一心只想能在事業上有作為；而且比起重大社會時事，他們更關心安全和自身生活問題。電影《人猿泰山》就是當時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學正試圖重燃人們對橄欖球賽的熱情。康奈爾大學的兩個兄弟隊就剛進行了30個小時的橄欖球賽，最後兩隊以664:538的比分收場。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女大學生們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出「搶褲衩」的好戲——所有大學的學生宿舍其實是男女分開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向來走在兩性問題的前沿，他們曾要求學校醫務室出售避孕藥。然而，他們對此並未爭取到底，儘管該要求是可以協商的，但是事實上卻沒人再關注了。

當時的社會預言家認為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學者，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則認為利益的分配應該有所改變，但實際上他也不否認經濟富足是件好事。蘭尼·布魯斯在1963年時只是個逍遙法外的粗俗喜劇演員；拉爾夫·納德當時也不過https://read.99csw.com是哈特福特大學任教的一個籍籍無名的歷史和政治學講師。新左派的觀念認為，威脅美國的並不是國際共產主義，而是工業技術和規模龐大的各類機構——而且美國各大公司和華盛頓的官僚機構的龐大隻不過是一種冗官冗員，而這種觀念在當時還未成熟。自由主義者仍堅信政府機構的規模越大越好。

他們決定讓華萊士「閃亮登場」。他們採用了卡岑巴赫的計劃，這一計劃旨在讓州長堵住門這件事顯得毫無意義且荒唐可笑。卡岑巴赫驅車把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學校。停好車后，他讓兩人先留在車內，自己則去見華萊士，告訴州長，進不進門並不是件要緊的事。政府認為那兩名學生已經註冊入學，第二天早晨就應當開始上課。若華萊士繼續阻止他們，總統將讓聯邦政府收歸第31國民警衛隊。

種族問題已經成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最重要的公共議題之一。民權運動已被描述成具有革命性的運動。在6月10日華萊士和卡岑巴赫對峙的當晚，肯尼迪總統發表了電視演講。他把此次事件稱為「道德問題」，它「與《聖經》一樣久遠，與美國憲法一樣清晰」。「一場偉大的變革即將發生，」他說，「而我們的任務和職責就是確保這場變革和平進行，並富有建設性。」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正在要求國會擬定一個更廣泛、更徹底的民權法案，藉此完成「美國人民的生活或法律中不再遇到種族問題」的設想。

當時還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總統外，還有司法部長羅伯特·F·肯尼迪、馬丁·路德·金、瑪麗·喬·科佩奇尼、弗雷德·漢普頓、馬爾科姆·艾克斯、喬治·林肯·羅克韋爾以及45865名將在接下來的9年裡戰死越南沙場的美國青年。

華萊士的州長生涯才剛剛開始，他正準備大展宏圖時，就與司法部長肯尼迪發生了衝突。羅伯特·肯尼迪並不想引起衝突，起初他還認為可以避免。他曾想，如果他早點做通羅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州的衝突結果可能會大不相同。他希望能夠與華萊士和睦相處，儘管前景很暗淡。華萊士當選不僅因為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而且種族歧視也是他一直以來關心的唯一問題。他在選舉時就曾多次發誓，自己會站在亞拉巴馬州白人學校的門口，為他們驅逐黑人學生。他那辭藻華麗的演說有個極具煽動性的結尾：「我以美國最偉大人物的名義起誓，要劃清界限，現在要隔離，明天要隔離，永遠隔離！」即便如此，鮑勃·肯尼迪認為，面對面地與他進行誠懇交流其實可以避免以後的不幸。他的這種想法未免讓人覺得奇怪。蠱惑人心的野心家從來不會被理智的聲音所喚醒，那些意見不同者，沒有因鮑勃的態度而有所變化。但是鮑勃看待自己的方式與別人不同，他認為自己能夠讓喬治·華萊士按照他的思維方式去思考。

詹姆斯·賴斯頓196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曾說道：「當今世界的頭等大事就是變革了。」在這一點上，沒有哪兒比流動性日益增強的美國社會更加明顯了。由於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著他們，加之技術的革新，自20世紀40年代初期開始的國內人口大遷移在戰後依然持續著。美國1963年的農業產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國農業勞動所需的總時間卻從2000萬小時縮減到900萬小時。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區的美國人佔到了總人口的75%。「農業集團」已不再是國會議員的心腹大患了。「大農莊」也喪失了其政治力量。

1963年5月初戰爭終於爆發。當時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順化市慶祝佛陀誕辰2587周年，政府軍軍官命令他們散開。命令遭到拒絕後，士兵向人群開火，造成9人死亡。吳庭艷拒絕道歉。他私下說，道歉會使他丟面子。6月11日，一個名為釋廣德的和尚用了一種令人震驚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犧牲來表示抗議。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著。追隨他的和尚將汽油倒在他身上。隨後他划燃一根火柴，頓時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紛紛效仿他自焚，這為媒體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轟動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體都會得到消息。）讀到新聞的美國公眾震驚了，但西貢政府卻無動於衷。此時的吳庭艷幾乎完全受弟弟吳廷瑈的影響，而吳廷瑈卻常常沉溺於鴉片中。吳廷瑈夫人在此時展現出了將這個掌權的家族始終置於聚光燈下的天賦。她告訴記者，每次這些「所謂的聖人」要上演「燒烤秀」時，她都會高興地鼓掌歡迎。

在機場送別演講中，瑙爾汀談到了把美越兩國聯繫在一起的紐帶是「謙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會正義感」。記者們認為在越南說這些話不合時宜，而瑙爾汀認為這些話是很合理的。南越總統剛剛向他保證不再攻擊佛教徒。而6天後，吳庭艷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襲佛寺，逮捕了居士與和尚，並恐嚇他們的信徒。突襲者身穿常規軍服，企圖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但是48小時后，真相浮出水面。吳廷瑈夫人在談到一幫幾年前就被肅清的土匪時說，這次突襲是「我們自1955年摧毀平川派以來最讓我高興的一天」。

這是國內其他地方的人首次聽說華萊士的名字。由於早就料到會發生這種事情，華萊士已經臨時組建了一支隊伍：包括700名副警長、狩獵監督官、酒稅稽查還有公路巡警。他們在市區里橫衝直撞，大喊大叫，四處威脅，把黑人猛推到門洞里，還不斷來回拉著槍上的保險栓以示威脅。黑人們則見怪不怪。他們不信任華萊士，原因很簡單，華萊士早就告訴過報社，他會運用自己的一切權力來鎮壓馬丁·路德·金。對於馬歇爾的停戰協議，他聲稱自己不會與任何「向種族隔離問題妥協」的人同流合污。破壞馬歇爾的計劃是他的既定目標，肯尼迪總統決定調派3000人的軍隊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個空軍基地，這才沒有讓他得逞。總統說：「本屆政府將全力以赴維持秩序，保衛全體公民的生命安全，捍衛這片土地的法律。」現在，任何州的官員濫用職權都會受到強有力的抵抗。黑尼斯市長斥責這是「刺刀威逼下的友愛」。怒不可遏的華萊士向最高法院上訴，控告總統的行為是「有違憲法且無效的」。這位州長還說：「這種軍事獨裁行為必須扼殺在搖籃里。」司法部門輕描淡寫地答道，總統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指揮官，可以按照他的意願隨意調遣軍隊。

一位歐洲的外交官說：「美國經濟已變得十分強大，幾乎讓人難以理解。」美國的社論作者曾驚嘆聯邦德國的「經濟奇迹」；其實，更大的經濟奇迹正在美國國內發生。一些數據足以顯示美國經濟增長的規模。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的百萬富翁僅有27000人，但如今，美國有近9萬的百萬富翁，而且該數字正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增長。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海外投資額已由120億美元躍增到800億美元。僅通用汽車一家公司的年銷售額就有170億美元，幾乎相當於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3。美國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國民生產總值比德國1964年全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還要高——前者為1220億美元，後者為1000億美元。自「二戰」以來，紐約證券交易所的總投資額已從460億美元增加到了4110億美元；華爾街的公關人員熱切談論著「人民的資本主義」的概念。這個詞不無道理——紐約證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約2000萬美國人手中的。

5月29日，總統46歲了。他的工作人員悄悄為他準備了一個生日派對，然後謊稱情況彙報室有一個機密電話等著他去接，將他帶到派對現場，但是總統並沒有感到特別意外。馬克·邦迪帶他走向白宮餐廳時，他笑容滿面。司儀皮埃爾·塞林傑交給他一份演講稿。他說：「我們知道你通常自己撰寫演講稿，但是總統先生，這是一份我們請人代筆的講稿，我們希望你把它讀出來。」肯尼迪開始讀了：「46年前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林一個孩子出生了……」一個衛星模型被遞到肯尼迪手中，上面有一張卡片寫著：「祝你旅途順利，巴里。」肯尼迪一直對他辦公室外的新花園感到非常得意，而傑基有意戲弄丈夫。她贈給他一大籃子枯草，裏面的一張卡片上寫著：「古玫瑰園裡真正的枯草，白宮歷史協會贈。」那天晚上大家都很開心。他們乘坐總統的「霍尼·菲茨」號遊艇在波多馬克河遊玩。

卡岑巴赫雙手交叉，溫和地回答道，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因為兩名學生想要求學，「這種小問題並不值得引起這麼大的關注。」他要求州長重新考慮，而華萊士卻拒絕答覆。卡岑巴赫便回到車裡，載著兩名黑人學生去了學校當局為他們安排的宿舍。4小時后，國民警衛隊的一名准將驅車到達，他向華萊士行了軍禮，華萊士也回了禮。他告訴華萊士，國民警衛隊已劃歸聯邦政府，並要求華萊士「不要再插手此事，讓他們可以執行法院的命令」。華萊士在痛罵了美國司法制度後走開了。

當年新聞未曾報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國瓦茲、東村、格蘭特公園、傷膝河、人民公園、美萊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學、比夫拉、林肯公園、孟加拉國、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島、比米尼群島、波札那、卡達和水門。而位於華盛頓國務院旁的水門辦公公寓兩用大樓已在建設中；之後肯尼迪總統的送葬隊伍也將在此經過。舊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區海特-阿什伯里是個單調乏味的工人居住區。當時住在海特區的人並不熟悉後來的一些嬉皮士用語，如：通過吸毒逃避現實、超級巨星、吸服迷|葯致幻、迷|葯致幻、大麻香煙、激發性|欲、上床、偷搶、退學、群居組織、捉弄、臨時住屋、發火、醉酒、淫|亂聚會、嬉皮士的集會、分享、和平與愛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張、垃圾、鍋柄公園、迷幻的美國熒光藝術、角色扮演、打群架、喚起回憶、街頭劇、迷幻狀態下的惡魔崇拜以及神性感應。

「再多說些你的夢想！」聽眾興高采烈地喊道。當然也有一些美國人並不高興。比如羅斯福創立的民主聯盟中的那些骨幹人物，北部城市裡一些較大的少數族裔集中的選區的領袖人物就不高興。波蘭人、愛爾蘭人、義大利人，這些曾在3年前的總統大選中給肯尼迪極大支持的人們，在沒有政府的幫助下，從社會最底層掙扎著爬上來了。他們認為黑人也應該這樣。他們指出，那些要求取消種族隔離的國會議員竟然把孩子從華盛頓的學校里接出來送進了私立學校。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個研究表明，那些高聲呼喊的自由派私底下卻反對黑人出現在他們的學校和社區。盧·哈里斯的一項調查表明，肯尼迪政府在處理種族問題時已引起了400多萬民主人士的不滿。在南方，問題自然是最嚴重的。「踢開肯尼迪兄弟」是密西西比州的一個政治口號。北卡羅來納州作風穩健的州長說，如果此時進行一次選舉，肯尼迪肯定會落選。在伯明翰，盧貝爾民意測驗發現，支持肯尼迪的白人投票者只有一個，而他也沒有後悔選肯尼迪。

《讀者文摘》1963年11月那一期轉載了《好管家》雜誌的一篇文章來預測未來：「安眠藥和興奮劑藥丸——用時千萬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紐約時報雜誌》註定是讀者稀少的一期，瑪麗·安妮·吉塔在那期雜誌上分析了一些13歲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語，如：「卑鄙小人」「特別討厭的人」「在舞會或聚會中『玩得愉快』」「騙取」「太糟了，但也只好這樣」「真相」「天哪老兄」「掛斷電話」「令人毛骨悚然的」「歡呼聲」和「夸夸其談的人」等。這些不到13歲的孩子到1973年便該是大學生了。吉塔小姐認為，這群孩子新創造的詞並不遜色於他們的父輩，有時甚至更具想象力：「據可靠消息稱，『了不起』一詞已經被用在了『新邊疆』政策中。」

而近期的許多事都能讓肯尼迪夫人聯想到那場悲劇；韋利將軍則只有這一件。但大多數美國人卻連一件都沒有。對他們來說，達拉斯的慘劇是突如其來的，他們甚至都不知道總統去得克薩斯州了。只有當地人對他的到訪有興趣；他來只是為解決兩位民主黨人的內部爭執，一位是自由派民主黨人，參議員拉爾夫·亞伯勒，一位是與其意見相左的得克薩斯州州長小約翰·康納利。直到「總統的車隊在經過鬧市區時遭到狙擊，總統遇刺身亡」這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見報后，得克薩斯州以外的民眾才知道總統這一次的達拉斯之行。

馬歇爾再一次讓白人和黑人領袖們和解，這一次，和平又回到了伯明翰雜亂但完好的街道上。這一成果顯然是馬丁·路德·金取得的又一次勝利，可以看出它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伯明翰這座城市，白人中產階級的良心再一次被喚醒，在其他地方，例如亞拉巴馬州的賽爾馬、喬治亞州的奧爾巴尼、馬里蘭州的劍橋、北卡羅來納州的羅利灣和格林斯伯勒、田納西州的納什維爾和柯林頓、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和費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黑人們都在進行抗議遊行，反對種族隔離。總統說：「每個城市都燃燒著失望和不和諧的怒火，卻找不到合法的撲救辦法。」肯·奧唐奈預言會有「一個漫長而炎熱的夏天」，這句話大家銘記在心。臨近秋末，南方監獄里已關押了1.4萬名遊行者。

遊行於8月28日在華盛頓舉行。這次遊行對於那些相信黑人的痛苦可以在現行體制框架內解決的人來說意義非凡。馬丁·路德·金說：「我們呼喚這個國家的良心。」美國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場景：20多萬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首都華盛頓。大部分是黑人，還有幾千名白人在沃爾特·魯瑟的帶領下前來。他們唱著讚美詩和黑人聖歌，高呼：「我們一定會勝利！」人們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馬上通過有效的民權法案！」「現在就取消學校中的種族隔離！」「馬上改善住房條件！」

在成堆的信件中還夾著一封令人難忘的信，但這封信是很久以後才被看到並回復的：

有些人最初是從之前的廣播節目或電視轉播中了解到槍擊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電視觀眾，瑪格麗特·奧斯瓦爾德，她正是暗殺者的母親，她從達拉斯-沃思堡電視台看到了有關該事件的新聞。她住在達拉斯近郊歐文的兒媳瑪麗娜也看到了新聞。在華盛頓，一位政府官員的妻子伊麗莎白·波曾當時正開著車收聽WGMS廣播電台的廣播。卡羅琳·肯尼迪是車上的乘客之一，她正準備去和波曾的一個孩子一起過夜。當波曾夫人聽到廣播里說「……頭部中槍，他的夫人傑基……」時，她立即關掉了收音機。然而，大多數人並不是那樣直接地獲悉此事的。他們要麼是從路人那兒聽說的，要麼是從電話或公共廣播里聽說的，抑或是在餐館聽服務員說的，總之都是些不可靠的來源，畢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消息了，所以眾人難免會不信。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們聚集在晶體管收音機、汽車收音機或酒吧電視機旁——總之是一切可行途徑，去了解真相，最終知曉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