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尼克鬆贏了（1969～1972年）
第三十六章 美利堅「分裂」國
幾分鐘后，一架直升機發布無線電消息：4名人質「被刀抵住喉嚨站在時報廣場各個角落。」現場令人毛骨悚然：人質被揪住頭髮，腦袋後仰，脖子幾近斷裂，刀片正慢慢舔舐著他們的鮮血。其實真實情況並沒那麼可怕，官員們不明白這隻是虛張聲勢，叛亂分子不會真的殺死人質。和重新定居於「非帝國主義國家」的要求（奧斯瓦爾德剛一挑眉毛這個要求便被收回了）一樣，拿著自製匕首的可怕姿態只是虛張聲勢或為自己壯膽。總有人願意為此鋌而走險，如今也不例外，他們甚至拉上手無寸鐵的受害者為他們陪葬。
在備忘錄末尾，比爾德夫人說：「拜託毀了它，好嗎？」但事實並非如此。次年2月29日，在傑克·安德森的專欄中，他披露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回應是銷毀所有合併案的相關文件，一切純屬偽造。但並非只有迪塔·比爾德的陳述材料，埃利希曼的通信也是旁證。其中，他在5月5日寫給米切爾的信中，提到總統與司法部長在一次會談中就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一案「達成一致」。從當時的一些事情也能看出端倪。5月15日，吉寧保證向共和黨提供40萬美元；7月底，司法部和政府未經過最高法院調解便解決了爭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獲准與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合併。《財富》雜誌評論道：「很明顯，哈羅德·吉寧取得了某種勝利。」
當天早上的奧斯瓦爾德仍十分樂觀。儘管囚犯要求增至30項，但他已批准了其中的28項，只拒絕了他認為「不能商量的」全體特赦及撤換曼庫西。正當他表示對一切懷有信心時，新情況將和平解決此事的希望摔得粉碎。奎因死了，對暴動首領寬大處理的任何可能性隨之消散。博比·西爾隨後趕到。進入監獄前，他對高牆外的50名向他歡呼的激進遊行者說：「獄警若遭意外，州政府和州長就應被控謀殺。」他的屬下在人群中散發黑豹黨中央委員會聲明的複印件：「獄警，即所謂的『人質』，被1280名囚犯禁錮。囚犯們有正當理由為自己長期遭受的殘暴、非人道的虐待申訴……要展開談判，就必須立馬承諾特赦……黑豹黨分析認為，這是獄警獲救的唯一方法。」
第一師的步兵亂作一團，紛紛拋棄陣地，銷毀彈藥，爭先恐後地在叢林中披荊斬棘，趕到美國直升機能營救他們的空地。若收看那一周的夜間新聞，觀眾就能看到越南共和國軍的士兵緊抓直升機滑軌不放的一幕。全靠美國空軍進行干預才避免了阮文紹部隊的全軍覆滅。在為期45天的競選臨近尾聲時，南越部隊傷亡過半：3800人死亡，5200人受傷；8個營喪失戰鬥能力，而胡志明小道上的運輸量反倒增加了。4月上旬，尼克鬆告訴國民：「今晚，我正式宣布戰爭越南化策略取得勝利。」評論家則說他簡直在侮辱國民的智商。
尼克鬆讓美元浮動了，效果與貶值相同。前兩周在貨幣市場上美元貶值2%。外國銀行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表示美國若取消附加稅，將重估本國貨幣價值。同時，國外也鮮有報復性行為。丹麥確實徵收了自身的附加稅；法國也正有此打算，但兩國都鮮有針對價格驟降的美國貨建立關稅壁壘的措施。康納利在外交界威望有限；他提出的美國在國際收支中快速增收130億美元的建議被迅速推翻，因為這可能會摧毀共同市場。但在9月的國際貨幣基金會議上，「10國集團」（即10個當時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金融家們仍對美國表示同情。康納利也暗示美國可能重啟「黃金窗口」，並提價（即直接貶值）。各方在隨後的羅馬會談上達成一致，在華盛頓史密森學會上宣布，美國取消附加稅，其他貨幣升值，黃金價格暫時增至每盎司38美元。
1971年春夏，當理查德·尼克鬆秘密讓人在白宮安裝竊聽器之時，他的民意支持率持續走低。性質惡劣的越南戰爭仍是國人的爭議所在，總統助理們為此痛苦不堪。從1970年秋季的中期選舉來看，形勢對共和黨十分不利，如何扭轉選民態度成為助理們爭論不休的話題，不過他們一致贊同此時需要一大筆錢。幸運的是，在這一點上他們比債台高築的民主黨好得多。1968年以來，總統的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一直掌管著近200萬美元的剩餘競選經費。1971年1月，卡姆巴克把首筆50萬美元競選基金存入美國銀行在加利福尼亞州的紐波特比奇支行。有趣的是，這筆錢是以銀行本票存入，這些本票還是他早前用現金購于街對面的平安太平洋國家銀行。早在當時，他就已事事小心，盡量讓資金流動不留痕迹，因為他明白未來競選或許會用到這些來源不明的資金。
嘲笑我們被詛咒的命運。
在尼克鬆宣布凍結（亦稱第一階段）的第二天，道瓊斯工業指數從32.93飆升至888.95，華爾街迎來其有史以來最繁忙的一天：當天成交31720000股。9月（首個限價滿一整月），美國生活成本的上漲率保持在2.4%，批發物價指數5年來經歷了最大幅度的下跌。工資和物價方面有些意外情況，部分領域會產生混亂，但總體看來，限價政策奏效了。可惜的是，根據定議，這隻是第一階段，11月13日之後就不再限價。在此之前，政府必須找到既能維持相對穩定又能糾正在凍結中一些不公正狀況的辦法。
與此同時，在這次詭異的行動中，中情局為亨特和其搭檔利迪提供了裝備，這也違反了中情局章程中嚴禁國內行動的條例。埃利希曼致電海軍上將小羅伯特·庫什曼（霍爾姆斯副手），要他竭盡全力輔助亨特，說亨特是「誠實可靠的僱員，得力的安全問題顧問」。但埃利希曼並未指明任務性質。在隨後的會議中，亨特告訴庫什曼：「我接到白宮一項高度機密的任務，要從一個思想傾向不明的人嘴裏套出情報。」亨特還說，需要「臨時的假名證件」「某些隨身雜物」和「一定程度的化妝以方便進出」。
若我們必須犧牲，不能像豬一般死去，
時值4月，北京仍春寒料峭，但中方對美國乒乓球隊的接待卻讓他們賓至如歸。他們住在考究的新僑飯店，受邀參加各種宴會，遊覽19世紀清朝皇帝的頤和園和新中國的人民大會堂，觀看革命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和歌頌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他們到北京體育館與中國運動員打表演賽時，18000球迷高舉「熱烈歡迎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橫幅，賽場內歡聲笑語不斷。樂隊奏響了振奮人心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的樂曲，考恩還隨音樂跳起了搖擺舞。
美國國內經濟形勢也一片慘淡。尼克鬆原本預計形勢在1971年較順利，而1972年艱難，並按國民生產總值1.065萬億美元安排預算。然而最後結果只有1.05萬億，且一半還是來自通貨膨脹。生產下降；6%的失業率已逼近大蕭條時期的水平。6月底，政府財政年度虧損高達232億美元，只比約翰遜時期1968年所創紀錄少虧損了20億美元，且比尼克鬆的預估不可思議地少了245億。根據凱恩斯理論中的「充分就業平衡」，支出若低於充分就業情況下（即每個人都有工作）的稅收，則為「平衡」預算。尼克鬆總統援引了這一概念辯解讓保守派擁護者震驚不已。但即便以此為標準，政府仍有80億美元的赤字，且前景一片黯淡。新勞動合同向鐵路工人保證，42個月內他們的工資將增加42%；鋼鐵工人的工資3年內增加30%。這樣做必然導致相應的通貨膨脹。
1971年冬季，懷舊成了國內商家的大賣點。雪茄店門前的木雕印第安人像單個售價4000美元；1938年發行的《超人》系列漫畫售價400美元。在一位義大利設計師推介下，麗塔·海華絲式的造型重返時尚界，模特們穿著襯衫式裙裝和喇叭裙，隨著管弦樂器演奏的搖擺音樂漫步。男女同校的在校女學生們更復古，她們穿上1900年左右流行的長及腳踝的大衣，戴上鋼架老花鏡。箭牌襯衫的櫥窗里又掛出了1906年的樣式。赫茲廣告公司主打古銅色油墨和早已過時的維多利亞式字模。嬉皮士戴著米老鼠牌手錶。超過300家廣播電台重播奧森·韋爾斯的《世界大戰》慶祝萬聖節。百老匯最流行、最暢銷的劇目是新版《不，不，南妮特》，這本是20世紀20年代的歌舞劇。上映首周票房便達35000美元；單張票價高達25美元；該劇主題歌《我要幸福》再度流行起來。巴斯比·伯克利負責編舞，主演是60歲的魯比·基勒。當她伴隨著《鴛鴦茶》的曲調跳起踢踏舞時，觀看夜場首映的觀眾紛紛起立，掌聲雷動。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辭去國防部長一職前不久，曾委託專人進行了一項大規模研究，《紐約時報》就是獲得了此項研究的文件副本。《紐約時報》所謂的「五角大樓文件」由35名學者（包括蘭德公司智囊團的成員）在麥克納馬拉隔壁的一個辦公室收集、編寫而成，文件共47卷列印稿，4000頁記錄，3000頁說明，總計250萬字。內容雖全是機密的，但不是軍事機密，因此對仍駐紮在越南的部隊不構成威脅，且不含尼克鬆年代的材料。麥克納馬拉一直困惑美國是如何捲入越南戰爭泥沼的，這些文件給了他答案。部分文件甚至追溯到杜魯門當政時期，這些文件顯示出許多官員昏庸無能甚至更糟。文件披露在東京灣事件幾個月前，林登·約翰遜就下令起草《東京灣決議》。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65年，約翰遜下令美國步兵進入越南的當天，他竟然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沒人提出或發布具有長遠意義的戰略。」
施瓦茨帶回了柯廷法官簽署的禁令。禁令由曾因殺害警察獲罪、來自布魯克林的白人傑爾姆·羅森堡起草。但現在暴動者以禁令不充分為由拒絕接受。監督委員會的工作進展緩慢。威克、瓊斯、朱利安·泰珀（來自全國法律援助與辯護者協會）與懷俄明縣的區法官路易斯·詹姆斯共進早餐，但只拿到嚴禁對犯人「不加區別集體起訴」的書面承諾，而這不可能消除急躁的囚犯秘書處的擔憂。星期六凌晨4點，暴亂第二天臨近尾聲，聯合記者被禁止進入監獄，這使一項本就不大可靠的協議也被撕毀了。警方對記者的敵意與日俱增，這也是個不祥之兆，通常暗示警方將有秘密行動。
9月8日星期三，傑克遜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邊被處死18天以後，阿提卡的一個運動場發生了鬥毆，一名獄警試圖干涉時被打了一拳。當晚，鬥毆的兩人被關進了「小黑屋」。其他囚犯說，兩人被拖走時遭到虐待，一個波多黎各囚犯向一個獄警扔了一隻玻璃杯，獄警面部因此受傷。次日早上，騷亂爆發，事件原因卻不清楚。一種說法是一個工作小組因獄警用警棍打人拒不列隊；另一種說法也把矛頭直指獄警，作為對前一天的懲罰，獄警擅自取消了犯人的活動時間；第三種說法則是在去吃早飯的路上，理查德大哥領著5個囚犯橫衝直撞，並順便把正在金屬加工作坊里幹活的布萊登放了出來。
當時，與埃爾斯伯格共事過的人都得交代很多情況。人們眼中可能性最大的同謀便是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文件收集工作的莫頓·霍爾珀林。霍爾珀林是埃爾斯伯格的老友，隨後成為基辛格的助理。辭去政府工作后，他去了布魯金斯學會，一個華盛頓自由主義智囊團。查爾斯·科爾森認為是霍爾珀林泄露了文件，且可能還握有機密材料。若真如此，材料可能就在他在布魯金斯的辦公室，於是便派烏拉塞維奇前去偵查。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進入布魯金斯絕不可能。根據約翰·迪恩後來的交代，從不畏懼艱險的科爾森告訴考爾菲爾德：「若有必要，就往樓里扔個燃燒彈，趁騷亂取迴文件。」
當晚，奧斯瓦爾德回到泛光燈照明的監獄大院，在囚犯營火光的映照下，周圍十分明亮。應囚犯要求，奧斯瓦爾德還帶來一批記者。大部分時間人們在組建監督小組，囚犯們選出了威廉·孔斯特勒、休伊·牛頓、博比·西爾、州參議員約翰·鄧恩、《紐約時報》的湯姆·威克（曾撰文向喬治·傑克遜表示同情）、赫爾曼·巴迪洛（首個成為國會議員的波多黎各人）及克拉倫斯·瓊斯（曼哈頓《阿姆斯特丹新聞》的黑人出版商）。稍後，洛克菲勒又加上了他的選擇：他的秘書、一名校監、一名退休將軍和幾位立法委員會委員及刑法學家。這使得總人數一度超過30人，辦事效率很低，內部的思想分歧更削弱了委員會的力量。
伴隨著連續不斷的宣傳，「藍山719」行動於1971年2月8日正式展開。第一批記者報道說大獲全勝。戰地記者只能確定隊伍正緩慢行進，並未遇到明顯抵抗。一支裝甲部隊在兩周內只前進了11英里，隨後災難降臨。敵人用坦克、重型火箭、密集的大炮和北越的4個精英師發起猛攻。在西貢，美軍副司令弗雷德里克·韋蘭少將說，南越的失敗「比新年攻勢那一役還慘」。阮文紹的王牌軍第一師止步不前，營長請求撤退，但遭到拒絕。原因如弗蘭西斯·菲茨傑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說，「美軍指揮部和白宮下令，5月旱季結束前，越南共和國軍必須待在寮國，嚴守胡志明小道，而越南共和國軍軍官可不敢跟美國作對。」
當天，在美國隊動身前往香港時，尼克鬆總統宣布取消美國對中國長達20年的貿易禁運令，北京也重啟與華盛頓和倫敦的電話聯繫。還有很多事情值得一提。在兩周之內，亨利·卡伯特·洛奇領導的總統委員會提議，在保留國民黨席位的前提下，應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當時美方已著手安排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訪華，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尼克鬆親自訪華事宜。
鑒於美國富有而其他國家相對貧窮，大筆錢被投放海外用於救急。這沒關係，因為實在有太多美元。隨後朝鮮戰爭爆發，歐洲商業逐漸復興。1961年年末，亦是共同市場成立的第一年年末，美國黃金儲備降至170億美元；到1962年又降至160億美元；1963年為150億美元；70年代初僅為1ｈｔｔｐｓ://rｅａｄ.９９cｓw.coｍ10億美元，這已是絕對最小值。因為美國法律規定，每4美元的流動量必須在諾克斯堡儲備價值1美元的黃金，而全美商業的正常運轉需要400億美元紙幣和銀。同時，與各國的貿易差額越發不利於美國。1960年，美國進口值為150億美元貨物，出口200億美元，貿易順差達50億美元。到1970年，順差額降至20億美元；1971年，順差消失，美國出現貿易赤字。由於國防部在越南仍舊花銷如流水，一時半會兒無法好轉。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發出警告，美國正面臨1893年以來的首次貿易赤字。
阮文紹毫無異議地欣然接受，但這引起了華盛頓方面的恐慌。美國大使埃爾斯沃思·邦克抗議后，越南最高法庭推翻此前的決議，宣布阮高祺為合法候選人，仍可參選。但阮高祺也不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角色，何況他還懷疑阮文紹和省領導的舞弊行為已然生效，再無扭轉選情的可能。於是他決定退出，稱總統是「滑稽鬧劇的主演」。大選如期舉行，阮文紹獲得94.3%選票，這表明選舉系毫無意義的暗箱操作。阮文紹表示，非常高興看到民眾對他的領導能力抱有「驚人」的信心，但他的這次皮洛斯式勝利也沒風光多久。到年末，美國駐越部隊人數將減至158000人，阮文紹部隊可以自力更生的可能性並不大。
據指控，早在1971年夏，韋斯科就已麻煩纏身。他試圖通過收買米切爾和商務部長莫里斯·斯坦斯來讓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撤銷對自己的控訴。當時的約定是，韋斯科給斯坦斯25萬美元現金，而米切爾將「為了羅伯特·韋斯科，向證監會施壓」。隨後，愛德華·尼克鬆為韋斯科代送賄款，他用棕色公文包將20萬美元交給斯坦斯，剩餘5萬美元將在第二筆交付。米切爾安排韋斯科、證監會主席及總顧問會面，但證監會最終仍提起訴訟。
赫伯特·布萊登和「理查德大哥」克拉克（事後調查發現他們為暴亂首領）的福音言論越發激進。兩人都是紐約黑人，穆斯林教徒，都因持槍搶劫而入獄。和喬治·傑克遜一樣，布萊登自學成才，喜好歷史、哲學，在曼哈頓「墳場」看守所（紐約市監獄）發起暴動后被送到阿提卡。克拉克所在的中等警戒監獄的看守說他一直慫恿犯人們「暴力推翻監獄」，因此也被送到阿提卡。據家人反映，克拉克到阿提卡后越發激進。一次他的妻子來探監時，他不停地念叨：「喂畜生，喂畜生。他們把我們當畜生對待。」
12月，股市再次暴跌，工資委員會對勞工繼續採取妥協政策。3個月後，米尼和另兩名高管退出，指責委員會裡的大部分成員持有偏見。第二天，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倫納德·伍德科克也退出了。勞工委代表便只剩下一位：運輸工會主席弗蘭克·菲茨西蒙斯。尼克鬆在聖誕周赦免吉米·霍法后，運輸工會便被他招入麾下。大眾普遍把赦免視作政治手腕，但很少有人責備尼克鬆。儘管自夏季低潮后，他的民意支持率有所回升，但是人們仍普遍認為尼克鬆若要謀求連任，可得使盡渾身解數。
據1970年《經濟穩定法案》，國會授權總統可以「發布任何他認為有助於穩定價格、房租、工資、薪水的法令」。這項法案曾遭到尼克鬆反對，如今他不得不同意，因為該法案不包括國防所需的基本資源，但他發誓絕不動用該法案。他的計劃是排除一切控制，他甚至不再相信自覺遵循的方針或總統的權威（運用總統特權勸導勞動者和工會管理人員放棄加薪或提價的要求）。
這種時代風潮傳達的信息很明確：美國人厭倦了現在，便回顧過去尋找慰藉。雖然1971年是個多事之秋，但諸多事件的性質並未在糟糕的1970年之後有所改善。與之後相比，1971年的通貨膨脹相對溫和，但在當時形勢已十分嚴峻。2月，商品批發價格飆升，創下17年來之最。總體看來，生活費用在5年內上漲了25%。此外，聯邦調查局數據顯示，60年代的重大犯罪案件增加了176%。去年共發生550萬起重罪案件；1960年的破案率為1/3，如今卻僅有1/5。性病的傳播速度驚人，淋病則成為全國流行病，且尚無預防感染的疫苗。
7月初，官方稱基辛格飛赴亞洲，在西貢、泰國、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參加會議。在和巴基斯坦總統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會談90分鐘后，基辛格宣布行程有變：他將在拉瓦爾品第以北38英里的避暑勝地納蒂亞加利休個短暫的工作假。這次行程並沒有多大報道價值。當葉海亞·汗政府宣布基辛格因身體微恙，需多休一天假時，隨訪記者也未覺察出異樣。人們以為基辛格得了亞洲痢疾，即德里痢疾。為強調這個說法，美國大使館還特別宣稱已安排醫生前去診治。一名記者建議總統顧問在有空調設備的拉瓦爾品第會好得更快。使館發言人回復道，基辛格不想因自己而麻煩巴基斯坦首都人民。
隨後幾個月，部分款項的來路陸續顯現，第一筆於3月出現於乳品加工業。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布，「乳製品用奶」（用於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的價格補貼與去年一樣，每英擔4.66美元。3月22日，試圖推翻這一決議的乳品製造商成立了「美國農業政治信託基金」並存入1萬美元，用於向共和黨提供賄金。第二天，乳品行業的16位領導受邀到總統辦公室與總統及農業部長會面，他們提出應提高聯邦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給尼克鬆的競選基金注入了25000美元。第三天，哈丁改變主意，將牛奶補貼定為4.93美元。於是，乳品行業的領導們總計給共和黨賬戶注入了527500美元。
事實上，基辛格在三名助理的陪同下，已驅車前往拉瓦爾品第機場，並搭乘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前往北京。7月9日正午，基辛格一行降落在北京城外的一個荒涼的停機坪，隨後他們坐車前往附近的一棟湖畔別墅，在那兒用了午飯；下午3點左右，周恩來到了。星期五深夜、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周恩來和基辛格一直在商談。由於中國人民的熱情招待，基辛格的體重還重了5磅。兩天半后，人們認為的因胃疾卧病在床的基辛格飛回巴基斯坦。從此以後，北京廣播電台不再播放美國官員是強盜走狗的言論。在基辛格訪華5天後，尼克鬆在聖克利門蒂搭直升機飛到洛杉磯郊外的伯班克電視演播廳，發表了舉世震驚的4分鐘講話。他宣布自己受邀訪問中國，並且已欣然接受。他說：「我深信，中美關係緩和、加強友好聯繫對所有國家都有好處，所以我決定接受邀約。」在談及國民黨時，尼克鬆補充道，和北京「建立新友誼」不會「失去我們的老朋友」。
一次南越在寮國進行的軍事行動更是印證了阮文紹部隊的無力，行動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為證明越南化的有效性，16000名越南共和國士兵接到命令穿過非武裝地帶，沿9號公路橫穿寮國，切斷胡志明小道（這是傳說中的網狀補給通道，當時部分路段已寬達50英里）。在歷史上，很少有軍事計劃對保密工作如此掉以輕心。行動開始幾周前，西貢的美軍情報人員告訴媒體，敵軍已陷入「霍布森選擇」：北越要麼放棄在寮國的基地，要麼冒險抗戰，如果他們反抗就會全軍覆滅。為凸顯行動的地域性，離9號公路200碼處的地方豎起了「美國人嚴禁入內」的公告牌。當記者指出「杜威峽谷2號」行動這一名稱具有美國特色時，代號又被匆忙換成「藍山719」。
尼克鬆和經濟顧問在戴維營度過短短的一個周末后，形勢完全改變了。經濟顧問們接尼克鬆24小時內會集的指令，開始起草經濟法令以調用曾拒絕的各方力量。8月15日星期日，尼克鬆在電視上公布了該法令，稱其為「新經濟政策」。他發布的命令或向國會提出的要求中，有一條是關閉「黃金窗口」，即美元不再用於兌換黃金。大部分進口商品必須繳納10%的附加稅，以便讓美國產的商品比進口商品在國內市場更具優勢；有一些情況下，購買美國商品的美國人還可獲得減稅待遇；引進新投資的工業享有稅收抵免指標；撤銷徵收7%的汽車消費稅，平均每輛車可節省200美元。美國的所有物價、工資、租金和紅利將以目前水平凍結90天，只有極少數例外。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領導的生活成本委員會負責此次凍結工作。
地上躺著120多人，或受傷或氣息奄奄。算上奎因和暴亂期間被叛亂分子殺死的囚犯，有32名囚犯、11名獄警或官員死亡，總計43人。收復監獄幾小時后，流傳著人質死亡的大量失實報道，事態更加混亂。一名奧斯瓦爾德的助理說，一個獄警慘遭閹割，他的生殖器被塞在嘴裏；另一名助理告訴記者「幾名人質被割斷了喉嚨」。獄警頸部血跡斑斑的蒙眼布給大屠殺的說法增添了幾分可信度。3名倖存的獄警確實喉部受傷，但醫檢人員次日早上表示，死者身上並沒有被閹割、截肢的痕迹。所有的人皆死於槍殺，而當時只有警方有槍。
馬迪安認為，司法部只想取回對維護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被盜文件。當時並未提到嫌犯身份，但聯邦調查局已經知道，那就是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埃爾斯伯格是哈佛大學的最高榮譽畢業生，其博士論文就是研究決策過程。他曾效力于蘭德公司，后成為麥克納馬拉的門徒，協助其編撰「五角大樓文件」。他最初也是鷹派人士，但和許多人一樣，後來轉投鴿派。他因讓蘭德公司難堪而辭掉工作，在麻省理工學院任研究員。埃爾斯伯格一直在考慮是否將文件公之於眾。美軍入侵柬埔寨讓他最終下定了決心。
水管工組織的行動不能牽連白宮，這促使亨特招募了巴克，再經巴克招募到兩個古巴人：費利佩·德迭戈和歐金尼奧·馬丁內斯。亨特只告訴巴克，接到「地位高於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官員的命令，讓其調查「國家安全事宜」；這項工作牽涉一個為蘇聯大使館竊取情報的賣國賊。其實蘇聯人除了訂閱《紐約時報》，什麼也沒幹。後來，獄中的巴克無論如何也無法原諒這個謊言。道德問題暫且不談（當時的負責人似乎都沒考慮道德問題），亨特還粗心大意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忘了告訴巴克，不要攜帶任何可能牽扯到他的電話號碼或地址縮寫（W.h.或W.家）的東西；他甚至沒核查巴克的屬下是否與政府毫無瓜葛。事實上，馬丁內斯就是中情局的古巴線人。
「沒錯，我們是由兩個不同的國家組成。」約翰·多斯·帕索斯曾這樣諷刺早期美國的貧富差距。如今社會的斷裂體現在不同領域，但同樣很深。三年前，剛入主白宮的尼克鬆承諾「讓美國團結一致」，但他食言了。美國人民仍相隔很遠，對正義與寬容、戰爭與和平、是與非這種基本問題仍有分歧。一年後的總統大選將近，在民意測驗中，美國人民開始重新審視尼克鬆。這裡是有變化的。遲至8月初，民意測驗人員艾伯特·辛德林格發現，僅27%選民希望尼克鬆連任。但8月尚未結束，他的民眾滿意度不再下跌，而是漸趨平穩，甚至慢慢回升。尼克鬆政府在國內外推行的強有力的行政措施即是扭轉大局的決定因素。
美國上下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新一輪人口普查數據（當時未公布）說明了很多問題。最明顯的是60年代，大量農場主外遷使得農業人口減少了40%。四處漂泊的生活方式又流行起來，有600萬美國人以房車為家。與日俱增的購物中心為城市生活模式帶來重大轉變。第一家購物中心於1959年在緬因州波特蘭開張；在之後10年裡，中心城市的零售營業額驟降了71%。尼克鬆當政的第二年，美國有13000多家購物中心，市中心零售商店的處境相當悲慘。另一組頗不好的數據（當時尼克鬆政府不以為意）預示著美國可能要爆發能源危機。自1945年以來，美國的汽油消耗增加了4倍，電力消耗增加了6倍。
比賽時，中國依然考慮周全。他們撤回本可完勝美國隊的一流隊員，派上二流隊員，最終中國男隊以5:3獲勝，女隊以5:4獲勝。中國稱之為「友誼賽」，但這還不算最動人的示好方式。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里鋪著紅毯的會議室會見遠道而來的客人。當周到訪的乒乓球隊並非只有美國隊。由於中國人嚴格按字母順序辦事，因此在美國隊之前他先接見了加拿大隊、哥倫比亞隊、英國隊和奈及利亞隊的隊員。但周總理把大部分時間用於會見美國隊，和他們在一起約1小時45分鐘。他說：「中美人民關係翻開新的一頁。」他還告訴美國新聞工作者，如今美國記者可「分批前來」。
此次行動一星期後，發生了一件讓尼克鬆時代陷入分裂的悲劇事件：美國建國以來最血腥的一次監獄暴亂。這是一次有著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的衝突。自由主義者認為批判他們的人守舊且沒有人情味兒，而批判者譏諷他們是「放縱主義者」。事發地點在紐約州西部的懷俄明縣，而那裡看來並不像會發生此類事件：有白色隔板的房屋，紅色穀倉和高大的銀白色的青飼料儲存塔。在長滿茂密的金色玉米和麒麟草的田野中，有一座佔地55公頃、用30英尺高的灰色混凝土塔牆圍起來的監獄。監獄以鄰近的小鎮命名，此名脫胎于古代雅典的一個平原的古稱：阿提卡。
事後，求救部落的人使用暴力到何種程度引發一片爭議。該組織首領指出，莫罕達斯·甘地的形象就是他們理想的象徵，read.99csw.com各種組織手冊、海報、徽章、解釋非暴力反抗原則的戰術手冊上都有他的圖像。但他們的一些手段可比甘地的粗暴得多，比如在街頭亂扔垃圾、在重要路口遺棄車輛、躺在車前賴著不走等。以寬容聞名全國的華盛頓警方打算以退為進來平息這些抗議，但從沒得到機會：總統從聖克利門蒂發來新命令，要政府以更具攻擊性的方式應對。
敢偷聯邦調查局局長東西的人自然也不懼於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表現強硬。也是在這幾個月里，之後舉世聞名的共和黨的「卑鄙手段」開始顯山露水。批判特德·肯尼迪的信被裝在假稱馬斯基的信封里寄出；有人冒充馬斯基的助理致電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指控肯尼迪「挑起國家分裂」；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印製了編造的馬斯基備忘錄，暗指他參与了一些可疑活動。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塞格雷蒂給了坦帕青年共和黨俱樂部主席50美元，並說明這筆錢用以在佛羅里達初選中敗壞參議員馬斯基和傑克遜的名聲。這是第一筆付款，後來計劃暴露，塞格雷蒂被吊銷律師資格並獲罪入獄。
6月23日，仍四處躲藏的埃爾斯伯格在電視上自認是泄密者，但他所在地點不明。他宣稱美國應為越南的悲劇負責，「美國不給錢，就不會有戰爭。」「作為一名美國公民，一個有責任心的公民，我再也無法和別人沆瀣一氣，欺騙廣大民眾。這純屬我的個人行為，我願意承擔一切後果。」6月28日，他向波士頓當局自首，在繳納了5萬美元保釋金后獲釋。當天，在洛杉磯，他因盜竊政府財產、違反《間諜法》遭到控告。6個月後，他又受到12項包括謀反在內的刑事控告。一名前蘭德公司的同事小安東尼·拉索、一位洛杉磯的女廣告人、一名前南越駐美大使也遭到控訴。埃爾斯伯格說：「我沒有盜竊任何東西，也沒有間諜行為。我沒有犯法，從未想過傷害我的祖國。」
當天，克蘭丁斯特接到約翰·埃利希曼電話，對方說尼克鬆總統「命令」他即刻徹底放手這個案子。克蘭丁斯特說不可能，他本人、麥克拉倫和副檢察長歐文·格里斯沃爾德整個心思都撲在了這個案子上。埃利希曼只簡短地回了一句：「哦？那我們走著瞧。」幾分鐘后，克蘭丁斯特的電話再次響起，這次是總統。尼克鬆在電話那頭劈頭便罵：「你這個狗雜種，聽不懂英語嗎？」並嚴禁克蘭丁斯特提起上訴。心神不寧的克蘭丁斯特對米切爾說，寧願辭職也不讓步，並且他認為麥克拉倫與格里斯沃爾德會與他一道離開。稍後，米切爾便告訴克蘭丁斯特，他已和總統談過，「尼克鬆說反壟斷案你想怎樣就怎樣吧。」
幾周后，共和黨又找到一棵搖錢樹：ITT（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在尼克鬆當政早期，該公司總裁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干擾一個司法部特遣小組的工作，該小組的使命便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與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合併。司法部的律師竭力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正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大型企業集團非法擾亂了商業競爭。這一行動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局長理查德·麥克拉倫負責，麥克拉倫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彙報。米切爾或許已退出該司法項目，因為他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打官司。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會面后，決定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克蘭丁斯特電話告知了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代理律師。
這在美國國內一定會激起反戰運動。4月18日，越南戰爭老兵反戰協會在國會山下安營紮寨，還在最高法院前設置了糾察線。總統顧問查爾斯·科爾森趕緊組建老兵正義和平協會；卡爾·麥金太爾牧師組建的爭取勝利愛國者協會呼籲尼克鬆拋棄畏縮不前的越南政策，「按上帝旨意運用武力」。政府官員控訴評論員對這兩個組織的宣傳力度不夠，暴露了他們的「左」傾情緒，但事情進展得太快，政府和媒體都來不及回應。4月24日，約20萬人在華盛頓進行和平抗議。第二周，「人民遊說團」的成員成群結隊湧入國會和徵兵站，強迫國會議員和徵兵工作人員與他們商談。月底，「求救部落」事件爆發，首都遊行達到最高潮，該組織用國際求救信號代表其奮鬥目標：「阻止政府」。
但一切並非瞬間發生。一開始，水管工調查沒找對切入點，一無所獲。直到7月底，從一份聯邦調查局的例行報告中，他們發現兩年來，埃爾斯伯格都在接受比弗利山莊的劉易斯·菲爾丁醫生的精神治療。胡佛手下的兩名探員試圖拷問菲爾丁遭到拒絕，對方還援引醫患關係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來反駁。亨特想起來對於那些個性特別的人，中央情報局會編寫針對他們的精神分析的材料。根據國會委託，這隻針對外國人士，最成功的案例便是肯尼迪總統參加維也納峰會前，工作人員對其會見對象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分析。但也有一個例外：「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揚讓中情局局長理查德·赫爾姆斯將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中情局收到了對他的分析材料。
1971年，共和黨的競選基金正滾滾而來，白宮也開展了各種輔助性政治活動，大都以次年的總統大選為目標，其中之一便是列出政敵名單。在科爾森的授意下，名單厚達4英寸，傑克·安德森、詹姆斯·賴斯頓、簡·方達、巴巴拉·史翠珊、保羅·紐曼、格利高里·派克和卡羅爾·錢寧等人都榜上有名。奧的斯電梯公司總裁也在內，僅僅因為尼克鬆在聖克利門蒂宅邸的奧的斯電梯運行不暢。同樣遭此厄運的還有底特律黑人議員約翰·科尼爾斯，他名字后還有一句評語：「其顯著弱點是偏好白人女性。」1971年9月9日，科爾森命令要「收拾」20個人，但總統辦公室沒想出有效的打擊方法。那個夏天，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尼爾·肖爾（科爾森稱其為「百分之百的媒體上的敵人」）遭到聯邦調查局調查，但結局卻令白宮相當難堪。羅納德·齊格勒說，肖爾被調查是因為政府打算給他一份工作。
1971年7月，獄中的激進分子組織起了阿提卡解放集團，並給州監獄理事拉塞爾·奧斯瓦爾德發去一份改革聲明，這是明智之舉。奧斯瓦爾德先前在威斯康星監獄進行的改革得到刑法學家的一致好評，因此州長洛克菲勒欽點他到阿提卡任職。雖才上任6個月，他已經和曼庫西在幾乎每個管理問題上都產生了分歧。勞動節后，奧斯瓦爾德給囚犯們送來一盤磁帶，要求他們給他點時間進行深層改革，還承諾一定有「有效的改造方法，夜間職業培訓項目和更完備的法律圖書館」。
「二戰」結束時，美國握有全球400多億貨幣黃金中的350億，堪稱人類文明史上最富裕的國家。戰爭結束的一年前在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會議上，戰後金融體系就已建立：除共產主義國家以外，所有主要國家都以美元和黃金作為國際儲備金。由於黃金數量有限，不足以支撐預計的外貿流動，故而將全球最堅挺的貨幣美元設定為與黃金具有同等效力。各國國債以黃金或美元支付均可。美國承諾以1盎司黃金兌換35美元的比率回收所有美元；其他國家換算出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這果然奏效，貿易有了起色。每當有國家與美國貿易出現順差時（對美出口大於進口），這個國家的剩餘美元就可用作儲備，支持發行新貨幣。
在電視上宣布將飛往北京一個月後，尼克鬆又通過廣播公布了另一則重大消息：這次是要拯救美國經濟。這一任務迫在眉睫，因為美國正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由於胡佛一成不變地套用亞當·斯密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經濟思想，使得本就低迷的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尼克鬆口頭上仍奉承這兩種思想，但行動時早已另尋他路。《時代周刊》的休·賽迪評論說，「總統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墨守成規。但當形勢所迫或他終於有所醒悟時，便決定採取行動，任何東西在那兒都不會長久；他將拋棄自己的哲學、承諾、信條、朋友和顧問，走出舊生活的他迅速投入到新生活中，毫無內疚或留戀之意。」有時這樣的做法令人張皇失措，但在1971年8月這樣一個美元體系幾近崩潰的特殊時期，倒是令人振奮。
5月1日晚，「求救部落」的先鋒在林肯紀念堂附近的西波多馬克公園聽搖滾音樂會。突然，750名戴著頭盔的警官揮舞著防爆棍把他們趕到街頭。兩天後，警官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保持交通順暢。警察、國民警衛隊、正規軍部隊用催淚瓦斯和警棍驅散大群示威者。軍用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隨時準備出擊。在第一天的拉網式搜查中，有7200人被捕，其中許多都是愛好和平的糾察員與路人。這次抓捕創下了紀錄，4天內共拘捕12614人。監獄已人滿為患，關不下的人被用柵欄圍起來，關在羅伯特·肯尼迪紀念體育館。
這在美國的另一邊引發了激烈討論。紐瓦克市市長肯尼思·吉布森說這是「一個所謂的文明社會做出的最冷酷無情的暴力鎮壓之一。」威克事後說，60名囚犯遭到約1300項指控，但法警一項都沒有，儘管「有證據表明警方玩忽職守、殘暴野蠻、嚴重違紀、反擊過度，甚至公然屠殺。」暴動被鎮壓后，麥凱委員會發現傷者身上有「大量毆打、刺戳、踢打的痕迹」。被剝得精光的囚犯被獄警用山胡桃木警棍暴打。受傷獄警很快得到醫療救助，其家人也迅速得到通知；而受傷的囚犯4小時內都無人看護，還被貼上「1號囚犯、2號囚犯、3號囚犯」的標籤。4天後，部分坐立不安的囚犯家屬仍在瘋狂打聽自己的兒子或丈夫是死是活，阿提卡方面常連這些都不會講。有消息的也只是一封簡短草率的電報：「很遺憾地通知你，你的丈夫雷蒙德·里維拉已經死亡，編號29533，屍體停放在本監獄。」
被捕人群跟著披頭士《黃色潛水艇》的曲調嘲弄地唱著「天佑美國」和「我家住在集中營」。斯波克醫生穿著一件薄雨衣，在人群中瑟瑟發抖。阿比·霍夫曼在紐約被逮捕，他被指控為「求救部落」的同謀者。他說：「華盛頓遊行是我乾的，國會爆炸和洛杉磯地震也是我乾的，來告我啊。」一場混戰後，霍夫曼被帶走，他鼻子受了傷，貼上了膠帶，臨走時還說：「天哪，簡直玷污了國家紀念碑。」
在受到民權人士質疑時，曼庫西監獄長便說，阿提卡是全美至關重要的機構之一，裏面收押的一些囚犯殺人不眨眼，殘暴至極。此話不錯，且其中還有許多新型罪犯：比如視自己為帝國主義社會受害者的黑人激進分子，這是一個噩兆。事實上，其他監獄里麻煩不斷、自封革命家的難纏罪犯也都被送到阿提卡。他們將喬治·傑克遜和埃爾德里奇·克利弗的書偷帶進來，在本應運動或做禮拜的時候舉行秘密集會，到處散發在牢房裡寫的煽動性手冊。一個名叫查爾斯·克勞利的「刺兒頭」犯人寫道：「如果我們不能像人一樣活著，那至少要像人一樣死去。」一首在獄中頗受歡迎的詩是這樣開頭的：
社會傳統在這一年屢遭顛覆。勞斯萊斯接受破產管理。軍隊宣布從今以後，已婚的陸軍婦女服務隊隊員和護士生育后可繼續服役。地下氣象員組織安放的炸彈在參議院會議室下方的一間男廁所爆炸，震動了整個國會山。羅馬天主教教會宣布，過去5年裡，有1400所教區學校關閉。《展望》周刊以停刊來慶祝美國雜誌周。以制售優質湯品出名的美食公司因被新澤州西衛生局揭露其產品引起消費者肉毒中毒而宣告倒閉，超過120萬罐奶油濃湯被迫銷毀。伯克利的4個市議員空缺職位中有三個落入激進分子之手。最高法院規定，不能因其無法繳納罰款而關押被告，於是再無「不交30美元就關押30天」的判決。
10月8日，尼克鬆再次發表全國講話，為第二階段做準備。這次反對意見更為強烈。總規劃師經濟學家赫伯特·斯坦在第一階段時便預見到當下的難題，他說：「我當時就明白限價不是問題，解除限價才是。」第二階段目標是將年通貨膨脹率控制在2%～3%之間。一個7人價格委員會和一個15人薪資委員會將負責調控。尼克鬆認為，在利潤方面找不到突破點，計劃成敗的關鍵在於「美國人民是否積極配合」。
美國人小像：拉爾夫·納德
在溫斯特德（康涅狄格州的工業城市），納德的父親是黎巴嫩移民，一個人們熟悉的美式地方平民主義者。納德拉·內德高地甜品店是一家餐館兼麵包店，那兒的顧客抱怨說，老闆從不讓他們安安靜靜地吃飯。納德拉老是在討論社會問題，細數種種制度弊端和不公正不道義。和許多移民一樣，他這個民主黨人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有熱忱。他滔滔不絕地責罵大財團，還威脅說要起訴。最後，所有人都不願和他說話了，除了他最小的兒子拉爾夫。
1938年，拉爾夫·納德4歲，當律師們在地方法庭上高談闊論時，他聽得如痴如醉。14歲時，他每天必讀《國會議事錄》。在獲得獎學金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期間，拉爾夫拒絕穿麂皮馬褲或其他具有象徵性的服裝，還發起活動抗議向校園樹木噴洒殺蟲劑。他經常因看書太投入而被鎖在圖書館，最後管理員直接給了他一把鑰匙。他卻譴責學校漠視學生的其他合法權利，這倒符合他的一貫風格。1955年，拉爾夫入選美國優秀大學生榮譽學會，並以優異成績畢業，之後又進入了被他稱作生產權勢奴僕的「高價加工廠」：哈佛法學院。
拉爾夫的清教徒名聲逐漸傳播開來。他不讀小說，認為那是浪費時間；電影亦是如此，一年他只看兩部；他譏笑戲劇、煙草、酒精、女孩和聚會。就讀於哈佛期間，拉爾夫從不開車，但動機不同於以往。他開始對交通事故表現出興趣，在附近的麻省理工學院做了些關於汽車技術的研究后，他為《哈佛法學院報告》寫了篇文章《美國汽車：為死亡而設計》。
安全問題持續困擾著他。他畢生都在關注人身安全的問題，危險來源包括不安全的天然氣管道、食品添加劑、受污染的肉類、污染、礦業、除草劑、攜帶病菌的禽類、不合格的私人療養院和彩色電視機的輻射，但最大的威脅仍是汽車。他在哈特福德開了家私人法律事務所（這裏迅速成為窮人的免費法律諮詢機構），並堅持要求當地政府貫徹更嚴格的汽車安全條例。1964年初，他到華盛頓進行遊說，勞工部長助理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以日薪50美元聘他為勞工部顧問。
和康涅狄格州參議員亞伯拉罕·里比科夫共事期間，納德總結出一份要求加強汽車安全管制的長達200頁的倡議書。他的首位專業秘密聯繫人是一位通用汽車的工程師，曾向他指出雪佛蘭科維爾系列的車翻車係數過高。1965年11月，在其首本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國汽車的內在危險》中，納德說科維爾「是歷史上最難操作的汽車之一」，並指責汽車行業的從業者「在這種型號已投入市場4年、賣出1124076輛車后才有所行動。」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的精裝本和平裝本的總銷量達45萬冊。1966年2月10日，拉爾夫因此作為汽車安全專業鑒定人加入了里比科夫委員會。3周后，納德以安插私人偵探、撥打威脅電話、利用女人勾引他為由控告通用汽車，受到舉國關注。一名通用公司工作人員在宣誓后承認，自己接到上級指示「給這傢伙點顏色瞧瞧……讓他不敢再搗亂……讓他閉嘴。」納德要求賠償2600萬美元，最終獲得28萬美元。這筆錢和他的稿酬都用於汽車安全事務。當《全國交通與機動車安全法》于當年夏天通過時，《華盛頓郵報》認為，「這項重要法案得以通過，拉爾夫·納德功不可沒……他一個人戰勝了美國最強大的產業。」
納德自認為是國家交通安全局的監督人員，隨後他將目光轉向肉類加工業，結果是他促成了1967年通過的《健康肉類法案》。他擴大了攻擊範圍，原先只針對那些消費者的剝削者，現在還關注食品藥品管理局、聯合碳化工業、智囊團、不安全的卡車、紙漿與造紙廠、房產稅、官僚、消費信貸、銀行及超市。一位評論員說：「拉爾夫不是消費者守護人，他只是單純地反對消費。」
和林肯·斯蒂芬斯時期的醜聞揭發者最終被批評不同，納德得到了保守選民的支持。他相信，在無政府主義和社會動蕩時期，在體制內部得進行改革。他是個線性思考者，擁護法律與產業秩序。股票經紀人為他提供贊助；波特女子高中為他提供志願者。他如今招收助理（一個記者戲稱其為「納德騎士」），應選之人大都是中上層階級的白人名校畢業生，他們的名字就像普爾曼卧車車廂的名稱，如洛厄爾·道奇、威廉·哈里森·韋爾福德、魯本·羅伯遜三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四世。其中的愛德華·考克斯還成了尼克鬆的乘龍快婿。
他的助手們被安排在國家新聞大廈的狹小辦公室里，辦公桌是二手貨，椅子是在義賣中購得的，裝檔案用的是蘋果藤條箱，書櫃由木板和磚頭搭成。他們一周工作100小時，只領著微薄的薪水；稿酬被用作活動經費，但他們毫無怨言。納德本人年收入20萬美元，而年開銷僅5000美元。
他住在杜邦大廈附近一間帶傢具的公寓，月租金為80美元，他辦公室的月租金是97美元，不配秘書。人們送給他的公文包被他當作檔案袋，而他的文件則裝在一紮扎牛皮紙大封套里，伴他四處闖蕩。他的黑皮鞋早已破爛不堪，鞋帶殘缺不全還亂作一團。他身著皺巴巴的灰色套裝，磨損的白襯衣，系著過時多年的窄領帶。他身高1.93米，留著黑色捲髮，臉孔青春英俊，被《新聞周刊》比作「弗蘭克·卡普拉電影中吉米·斯圖爾特一般的英雄」。他唯一令人驚愕的花銷是巨額電話費，因為所有行業里的志願線人的電話費都由他買單。
納德的大部分收入來自演講。他每周收到50封演講邀請函，每年接150場，單場收費高達2000美元。他是繼沃爾特·魯瑟之後最能說的演講者，一場演講1小時45分鐘從頭講到尾不間斷。收尾時從不留花哨噱頭，只是停止發言收拾東西走人。大學的聽眾起立鼓掌向他致敬，但他從不回頭致謝。若有人找他給書籤名，他短短一個字便將人家回絕：「不。」一個朋友說：「拉爾夫太怕被塑造成電影明星，或私生活被浪漫化，於是他完全放棄了私生活。」
拉爾夫是一個無法理喻的顧客。點菜時他會問女服務員：「每個三明治的火腿都切片了嗎？這是天然乳酪還是人造乳酪？你吃糖嗎？吃？我跟你說，那東西完全無用，毫無營養價值。」在飛機上他則告訴空姐：「這飛機上你能引以為豪的唯一東西就是這一小袋堅果，其實都該去掉其中的鹽分。」當阿勒格尼航空公司斗膽擠掉他的預訂票時，他提起訴訟，要求航空公司支付懲罰性賠償金5萬美元，一半給自己，一半給因他錯過航班沒能聽到他演講的觀眾們。
羅伯特·肯尼迪問他「這一切行為」是為哪般，拉爾夫答道：「我若是抗擊虐待動物，沒人會問一個字。」他說，自己的終極目標「不亞於工業革命的質量改革」，並拒絕所有使他分心的誘惑。尼古拉斯·馮·霍夫曼和戈爾·維達爾建議他競選總統，他卻說：「我對公職沒興趣。美國最偉大的工作是市民行動，政治也得被它牽著鼻子走。」
儘管拉爾夫過著隱士般的生活，但致力於公益事業，對社會有著不容置疑的影響力，有時他似乎也明白這一點。他曾說：「我們總是失敗，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降低失敗的程度。」聽眾視他為表演者，為他掌聲雷動，但他們很少有人參與其中，遵循這個榜樣，聽從他的建議，與他並肩作戰。他們仍開著底特律產的大型汽車，吃加工食品，往臉上抹昂貴的化妝品，抽有毒的香煙。
他曾哀傷地說道：「在兩千年前的雅典，有個人大清早起床，滿城遊盪，思考關於自己與同胞福祉的問題。沒人問他『你和誰一道？』」70年代的美國人不需要問他這個問題，因為他們已知道答案，只是不願與他並肩作戰。最令他痛心的是，儘管他們為他鼓掌歡呼，儘管他們總說支持他，在這個物質主義的黃金時代，他們從未真正與他站在同一陣線。
九_九_藏_書警察破門而入，炸飛了路障；灰牆上的狙擊手開始向囚犯射擊。清除通道障礙物花了90分鐘，隨即展開全面進攻。時報廣場和d區上空煙霧瀰漫，看不清地面形勢。儘管警方知道人質穿著囚服，仍難以辨別。事後，警察堅稱對方強力抵抗了兩分半鍾。一個人說：「他們揮舞著匕首和尖矛，拚命撲向我們。我們不得不開槍。」另一人則說：「我們殺的是抵抗的人，揮舞著尖矛和燃燒彈的人。我們抓捕了張開雙臂投擲武器的人。抵抗的人都死了。」
正午時分，在250名操著防暴裝備的騎兵面前，州警察局局長亨利·威廉斯發表了態度強硬、振奮人心的講話：「那邊若有人喪命，那是罪有應得。你們誰的廢話也別聽，千萬別丟了武器，別丟了兄弟。」但在對方的突襲之下，39名「兄弟」淪為人質，這讓這次講話的聲勢弱了不少。他們被套上囚服、蒙上雙眼、五花大綁地關在d區。一個犯人用擴音器警告說，一旦警察貿然行動，這39人將首當其衝，包括曼庫西在內的當局官員都不敢輕舉妄動。
分析結果卻與水管工的設想大相徑庭。中情局的精神病專家似乎非常崇拜埃爾斯伯格，他們寫道，「分析對象並無叛國特性。不僅如此，他的作為應被視為更崇高的愛國主義。」8月11日，揚和埃吉爾·克羅發給埃利希曼一份研究紀要，以這份報告「非常膚淺」為由拒不接受，還特彆強調中情局絕對能做得更好。紀要寫道：「我們明天將會見首席精神病專家伯納德·馬洛伊博士，儘力讓他明白我們期望的細節與深度。」他們還越權籌劃違法行動，「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應採取卧底行動，調查菲爾丁醫生手裡的兩年來對埃爾斯伯格所做精神分析的病歷。」意見書末尾寫著「同意 反對 」。埃利希曼在「同意」后草草簽上了自己的姓名縮寫，還附言「務必保證不被追查」。
另一陰謀直指尼克鬆的勁敵：特德·肯尼迪。這其中的原因是，特德的人氣源於約翰·肯尼迪的超凡魅力，所以只要詆毀已故的約翰便能擊垮特德。在1971年9月16日的記者會上，有人說參議員亨利·傑克遜最近表示，西貢若走民主路線，其政權會更穩固，總統對此有何看法。尼克鬆答覆道：「若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應施加影響推翻阮文紹，我想給各方有關人士提個醒：我們當初的設想就是推翻吳庭艷進入越南，且與人合謀將其殺害。但是我個人認為，要走出越南戰爭的泥潭，可不能靠推翻阮文紹實現。」這是政府方面首次譴責肯尼迪政府默許殺害吳庭艷。這件事讓霍華德·亨特想到一計。
在政府與試圖解決法律問題的人之間還有第三筆交易，其中的關鍵人物是羅伯特·韋斯科。韋斯科是個飽受爭議的金融家，與尼克鬆家族頗有淵源。韋斯科曾通過弗朗西斯·尼克鬆（尼克鬆的弟弟）獻金5萬美元給共和黨1968年的競選活動，他和愛德華·尼克鬆（尼克鬆的另一個弟弟）也很親近。1971年夏，他還將尼克鬆的侄子小唐納德聘為私人助理。小唐納德說韋斯科「從未騙過我，從來沒有。」這話從一個家世顯赫的年輕人嘴裏冒出來未免奇怪，而且普通人也不會這樣說。兩年後，證券交易監督委員會控訴韋斯科侵吞海外投資公司2.24億美元的互惠基金，但他已成功地逃往哥斯大黎加。
1971年的校園很太平，肯特州立大學事件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花|花|公|子》雜誌的一項調查發現，僅36%的學生表示「現在願意參加抗議」，但他們補充說「不會採用暴力」。一篇投往《加利福尼亞州人日報》的文章寫道：「伯克利人的生活已經墮落，校園裡瀰漫著癮君子的絕望。我們無所事事，整天吸毒喝酒或幻想著新型立體音樂……太多人只是在渾渾噩噩度日，稱不上活著。」密歇根州大學社會工作教授約翰·埃爾利赫說：「很多學生垂頭喪氣，人際關係冷漠」，但「仍有很多人渴望改變」。最大的變化是激進分子人數雖未減少，但已不在校園裡遊行示威，他們的關注重心轉至華盛頓。他們抗議的主要原因——戰爭，仍在繼續。若說1970年的問題是在中南半島的柬埔寨人，那1971年的關鍵則是寮國。此外，再也沒人幻想南越能在阮文紹的領導下邁向民主。
洛克菲勒州長說人質「在交火中死去」。奧斯瓦爾德則隱晦表示人質「可能被用作肉盾」。獲救人質強烈地支持警方展開進攻。身處華盛頓的尼克鬆則說，當局「只能」做出突襲阿提卡這一「悲傷、沉痛」的決定。對於真實情況到底如何的爭論迅速上升到意識形態的層面。不信任自由主義者、支持刑事改革的「悲天憫人者」和「空想社會改良家」拒絕一切批判警察的言論，只將惡果歸咎於囚犯。《亞特蘭大憲政報》一篇言辭激烈的社論譴責「這批阿提卡的畜生」強迫人質接受「非法審判」。還有人怪罪監督委員會，精疲力竭的威克在離開阿提卡時，門口一個獄警厭惡地說道：「你們這些人休想再進來。」
休斯敦、迪恩、考爾菲爾德等尼克鬆助理都竭力勸說國家稅務局審查部分納稅人，但結果皆宣告失敗。局長倫道夫·思羅爾出於「我與總統的私人原因」（據他當時所言）辭職。白宮晝夜不停地編寫洋洋洒洒的匿名信，向國稅局暗示科爾森名單上的人涉嫌逃稅。最後不可避免地到了某個時刻，這批惡毒且愚蠢的始作俑者認為有人與他們暗中作對，此人便是約翰·埃德加·胡佛，他辦公室的保險箱里存放著按照白宮命令收集的竊聽記錄。經羅伯特·馬迪安教唆，胡佛的一名助理把記錄偷了出來，這些材料被鎖進了埃利希曼的保險箱里。1971年7月，發現記錄被盜的胡佛怒不可遏。
星期一早上，一切再無商量餘地。早上7點，警察小組被分派了具體任務：狙擊、營救、摧毀路障及後備攻堅。兩架直升機在轟鳴聲中報道罪犯和人質的近況。8點35分，奧斯瓦爾德在非軍事區會見了理查德·克拉克，後者堅持「徹底、全體、絕對的特赦」，並解僱「曼庫西那傢伙」。他說要和秘書處的其他成員商討半個小時，奧斯瓦爾德給了他時間。9點5分，一名囚犯通過擴音器大吼，己方一旦遭到攻擊，人質將被「劊子手」處決。奧斯瓦爾德的一個助理回應道：「立即釋放人質，理事就馬上與你們商談。」對方叫道：「不行。」那是談判中的最後一句話，此後的阿提卡便陷入野蠻與暴亂。
1971年南越總統競選中的吉爾伯特-沙利文式鬧劇可追溯到1967年大選。當年雖然阮文紹與阮高祺獲勝，但由於有11人參選，他們只得到35%的選票。阮文紹很不滿意，感到丟了面子，一直耿耿於懷，1971年他決定絕不能重蹈覆轍。接他指令，越南國民議會要求今後若要參加選舉，競選人需獲得40位國民議會議員的簽名支持或100位省市級議員的支持（若選擇後者，每位地方議員的簽名需由省長或市長連署）。
但沒有抵抗的人也慘遭殺害。稀疏的槍聲持續了近一個小時。紐約州駐阿提卡特別委員會（麥凱委員會）發現，警方進攻「過度」，「許多開火實無必要」。一些不必要的暴力行為可歸咎於粗心九-九-藏-書，甚至對生命的褻瀆。洛克菲勒特彆強調嚴禁獄警參与行動，但他們還是沖了進去，至少殺害了兩人。麥凱委員會發現，一些警察用裝著大號鉛彈的獵槍擊中「計劃外目標」。「並未反抗的囚犯、人質很可能因此受傷或死亡。」來自布法羅的萊昂內爾·西豐特斯醫生當時在場，他事後報告說：「獄警將許多鬧事首領團團圍住，然後挨個兒擊斃。有的揮舞雙手投降，還有的已倒在地上。」
一直專心研究五角大樓文件的亨特告訴科爾森，可從國務院當時的電報中「推論出」肯尼迪在刺殺吳庭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據他所言，科爾森當時建議他「修改一下電報」，即篡改。亨特用剃鬚刀刀片和影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偽造的電報發於吳庭艷遇刺前三天，開頭是：「在今天的最高會議上，我無奈做出決定，吳庭艷或吳廷瑈若尋求政治庇護，你和哈金斯都不能進行干涉。」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暗示尼克鬆的譴責「大有文章」，但該記者懷疑有詐，沒有上鉤。
我們被瘋狂飢餓的獵犬圍繞，它們不停咆哮，
由於擔心勞資雙方代表會撤出監督委員會，使得將通貨膨脹率保持在3%以下的願望不可能實現。在邁阿密海灘參加勞聯-產聯大會時，米尼對與會代表說：「總統若不想讓我們按照自己的要求參加薪資委員會，他有的是手段。」尼克鬆則直接飛到會議大廳，回應道：「我確實有辦法，而且我也會這麼做。」儘管如此，在第一階段最後一周，委員會向米尼做出讓步，宣布完全承認延期未加的工資增長量，並規定每年工資增加的標準為5.5%。後來這條底線也被突破，進入第二階段后，委員會的第一個決定便是將煤礦工人的工資增加15%。價格委員會是有名無實。一開始應兩家鋼鐵公司的要求，委員會將馬口鐵價格上調了7%。3周后，美國1500家大型企業中有1/3公開要求價格上調，獲准與被拒比率竟高達20:1。
克拉克·克利福德接替麥克納馬拉出任國防部長，他沒有時間閱讀這份研究報告；亨利·基辛格曾是研究人員之一，但他也未見過完整報告；甚至尼克鬆也是直到那個星期日才從《紐約時報》上知道有這麼回事兒。雖然這對他和戰況都無影響，他仍勃然大怒。尼克鬆相當看重政府的保密能力，這次涉及的機密與他本人無關，下次可就難說了。此外，當他和基辛格仔細研究越南政策時，這些文件又揭開了舊日傷疤，牽扯到政府信用這個令人難堪的話題。
德國中央銀行不停地買入美元，直到波恩方面發現早期通貨膨脹的信號，於是他們在5月9日告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德國將不再買入美元，無論有無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規定。德國人建議，讓馬克按供求規律決定自身的價值，即經濟學術語里的「浮動」。馬克從25分漲至27分后不再變動，減輕了德國中央銀行的壓力，也順帶降低了德國市場上美國商品的價格，提高了美國對德國的貿易順差。但這個緩衝很短暫。正如美聯社的拉里·斯頓茨所言，「歐洲充斥著大量美元」，多到等同於美國市場上流通的全部貨幣量，投機分子不得不轉向其他地方：法國。但一直密切關注德國經濟形勢的巴黎迅速切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聯繫，限制美元貿易。投機分子們又把視線轉向瑞士法郎，伯爾尼的態度與巴黎相同。出手美元越發艱難。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崩潰；《巴倫周刊》預測到秋季將爆發全球性恐慌。8月初，權威預測表明，美國第二季度貿易赤字將超過70億美元。國會兩院聯合經濟委員會緊隨其後，報告說美元估價過高，其他貨幣應升值，不然美國將不再買入黃金。此時股票市場急速衰退；4月還走高的道瓊斯工業指數降了100點。如今歐洲美元在全球都找不到市場。在歐洲的美國遊客們發現，曾勢頭強勁的美元已不被各方接受。全球貿易陷入停滯狀態；商人不知道他們的錢在下周還能買什麼，甚至明天都不知道會怎樣。
被囚禁在骯髒可恥的地方，遭到迫害；
按法律規定，應對暴亂是奧斯瓦爾德的法定義務。他下午2點飛抵監獄，不顧曼庫西反對，決定攜赫爾曼·施瓦茨進入d區親自面對叛亂分子。施瓦茨是布法羅的法律教授，受叛亂首領信任。奧斯瓦爾德打算告訴他們，按刑事管理法則，只有釋放人質后，雙方才有商討餘地。他要求釋放人質，布萊登陳述他們的15項要求時他也認真傾聽，其中包括政治集會「不遭威脅」，穆斯林「宗教自由」，終止郵件審查，有和任何人通信的權利，正規申述程序，多娛樂少關監牢，拓寬鍛煉場地，派一名全職醫師，改善學校，多水果少豬肉，將曼庫西革職，外部人士組建委員會「審查」當局此次所作所為以及聯邦法庭要發布禁令，嚴禁對囚犯們此次的行為進行「肉體或精神報復」。最後，布萊登補充道，部分囚犯堅持要求被「迅速釋放，將其安全轉移到一個非帝國主義國家」。他還說：「我們是人，不是畜生，不願被暴打或驅趕。這次的事情不過是被壓迫人民的怒吼。」
馬迪安將《華盛頓郵報》告上法庭，但華盛頓聯邦法院的法官連臨時命令也不願發。他認為政府不能「事前限制重要史料的發表」。美國上訴法院以2:1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對《華盛頓郵報》發出禁令的提議。紐約市的法官拒絕對《紐約時報》發布永久禁令，但將臨時命令有效期延至上訴法庭最後做出判決的日期。最終，在第二個星期的星期五，這兩個案子（編號1873和1875）擺到了美國最高法院面前，最終投票結果為6:3，報社勝訴。9名法官共提出6種不同觀點，其中約翰·哈倫、尼克鬆欽點的伯格、哈利·布萊克門屬於少數派。
尼克鬆選派司法部長米切爾出任執法策略協調員。在1969年11月示威運動風起雲湧的日子里，米切爾曾告訴妻子馬莎，和平抗議者讓他聯想到俄國革命黨人。後來，面對一群律師，他說政府的自保權力必須高於個人隱私。他當時引用的例子是，政府在必要時可不經法庭授權便監聽私人電話。在政客各執己見時，「求救部落」騷亂成為米切爾觀點的又一佐證。按常規程序，警察若要進行拘捕，需提供填有被捕人的姓名、罪行，拘捕人姓名，犯罪時間、地點的一張表格。而當12000～15000名年輕人湧入華盛頓時，一度造成交通癱瘓，於是米切爾決定省去那些他眼裡的繁文縟節。
大約午夜時分，古巴人回到醫生的辦公室，卻發現女僕把門鎖上了，這可以說是之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水門事件的噩兆。他們撬門而入，從箱子里拿出相機和聚光燈。原計劃是拍下埃爾斯伯格的所有病歷，不幸未能找到。他們把菲爾丁醫生的文件翻了個底朝天也沒有什麼實質性收穫，只翻到一本有埃爾斯伯格名字的通訊簿。他們拍下了通訊簿和散落的文件，表示自己已竭盡全力。4小時后，幾個人回到酒店，利迪致電華盛頓告訴克羅「幹得乾淨利落」（菲爾丁醫生肯定不同意），但利迪認為只要沒被抓個正著，便可以說得漂亮些。回到首都后，亨特不得不坦言行動失敗。據埃利希曼之後的證詞，他並不願兩人再做嘗試，而且還告訴了亨特一個噩耗。接霍爾姆斯指示，庫什曼上將說儘管中央情報局樂意幫忙，但也不可能再次行動。水管工們如今只能單幹，拿出點成績證明自身價值的壓力與日俱增。
紐約州的人稱阿提卡為「改造機構」，但沒多少人在那兒洗心革面。監獄長文森特·曼庫西管理嚴苛，很少對囚犯進行職業訓練，更別提有什麼憐憫之心。犯人稍一違反規定就會被單獨拘禁，「關小黑屋」，在去小黑屋的路上的電梯里就會被一陣暴打。他們一個月只有一塊香皂、一卷衛生紙。氣溫高達100度的金屬加工車間被譽為「加爾各答黑洞」，在這裏賣命一天只能換來25美分。最醜惡的莫過於監獄當局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在2254名囚犯中，75%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而383名獄警全是白人。他們明目張胆地偏袒白人囚犯，公然嘲弄黑人，還把警棍叫作「黑鬼棒」。
暴動開始后4個小時，囚犯們就穩固了前線防守，在接下來的4天都未被攻破。距監獄行政樓最遠、距車間最近的d區是他們的根據地，布萊登和克拉克擔任指揮。叛亂分子共有1280人，他們帶著橄欖球頭盔或纏著穆斯林頭巾，悠閑地躺在d區的臨時帳篷里。d區一頭的粗糙長凳便是暴亂指揮中心，叛亂秘書處：人民中央委員會一直在此開會，分配任務細節、制定防禦政策，甚至將不守規矩的人關進「人民監獄」。在a區走廊（無人控制的非軍事區）的工作台是囚犯和當局的談判地點。值得一提的是，囚犯們掌握著監獄的地理中心「時報廣場」，這是通往四個分區通道的交匯點。這是他們從28歲的獄警威廉·奎因手裡奪來的，奎因用警棍與他們抗爭，直到他的頭蓋骨兩處碎裂才被制服。一些獄警發誓看到有人將奎因從高處拋下，他必定受了重傷。克拉克看到不省人事的奎因耳朵淌血，於是令這個獄警穿過非軍事區找當局。奎因的狀況對雙方都至關重要：他若死亡，所有參与暴亂的囚犯都可被控謀殺罪。
奧斯瓦爾德進入d區確實展現了驚人的勇氣。他坐在叛亂者面前時，還有人提議把他也當作人質。儘管監獄高牆上的狙擊手逐個瞄準他附近的人，但若真動起手來，他能生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當然，他如此行為是否明智另當別論。一旦對方陳述完畢，且奧斯瓦爾德承認許多要求合乎情理，公開談判便勢在必行。為表誠意，他同意成立監督委員會，並讓施瓦茨找正出席佛蒙特司法會議的聯邦法官約翰·柯廷發布禁令。奧斯瓦爾德還做了一件讓曼庫西及其屬下深惡痛絕的事：簽署「嚴禁對1971年9月事件成員施加行政報復」的保證書，這被囚犯們視為仁慈寬厚的保證。州長辦公室迅速指出，免罪絕不可能，奧斯瓦爾德無權擔保。但誤會的種子已經埋下，勢必結出惡果。
轟動一時的「求救部落」抓捕案發生6周后，6月13日《紐約時報》星期日那一期的頭版標題是：「越南問題檔案：國防部研究表明30年來美國越陷越深」。內頁6版密密麻麻地重印著各種公報、建議、意見書、電報、總統命令，全都關係到美國在中南半島的所作所為。這大概是政府歷史上最嚴重的泄密事件，而這還只是開始。報社編輯承諾，接下來還會有更猛的爆料。
奧斯瓦爾德確信人質處境危險，因為害怕他們慘遭屠戮，所以要分秒必爭，於是對助理說：「現在毫無疑問，我們得打進去。」狹窄通道的門口埋伏著500多名地方法警和穿黃色制服的州警察；Ch-34型直升機「賭盤2」號滿載著催淚瓦斯、胡椒瓦斯和芥子瓦斯突然降落在時報廣場。無線電廣播員聲嘶力竭地叫道：「行動！行動！空降成功！指揮部命令各位置人員——行動！展開進攻！」
這是亨特當月第二次受挫，另一次則更為慘痛，那可以追溯到去年4月。豬灣事件10周年紀念日當天，他飛往邁阿密與美裔古巴人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10年前，巴克是亨特的得力助手，如今是一名成功的佛羅里達房地產商。這拉開了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序幕，接下來便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樓文件的事件。第三次始於尼克鬆、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乘直升機從洛杉磯飛往聖克利門蒂的途中。4位領導對泄密事件大發雷霆，尼克鬆更將其等同於阿爾傑·希斯一案。他們商量著避開聯邦調查局展開卧底行動進行深入調查，他們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裡調出來，讓他全身心投入水管工組織的工作。揚把埃爾斯伯格的球踢給亨特，亨特又踢給了巴克。
兩個紐約警察表示無法接受，他們覺得應該找個人約束一下衝動的科爾森。於是把事情告訴了迪恩，迪恩得知后飛往聖克利門蒂將此事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給白宮打了電話，此後再無人提及燃燒彈之事。但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而言，這是個代價慘痛的勝利：白宮不再器重他們。本應由他們負責的任務交給了水管工組織的兩個新星——埃弗里特·霍華德·亨特和喬治·戈登·利迪。被打入冷宮3個月後，考爾菲爾德決定設計一項全面的間諜計劃賣給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計劃代號為「沙楔行動」。11月24日，迪恩安排他會見米切爾。但考爾菲爾德未能重獲米切爾的歡心，他預感自己會被取而代之。離開時，預感成為現實：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的正是戈登·利迪。
西爾顯然對結束危機毫無興趣，他說怎麼處置奧斯瓦爾德由囚犯們自己決定。可悲的是，囚犯們深信於他，向他尋求意見。西爾回復說，沒有休伊·牛頓的批准，他不能提供任何建議。與監督委員會進行短暫討論后，他告訴記者，種種問題和武裝的州警讓他很不愉快。孔斯特勒火上澆油，極不負責地告訴叛亂秘書處代表「第三世界國家代表正在街對面恭候你們。」他說的應該是那50名示威者，但沒有把話挑明，弄得囚犯們有了大獲全勝的希望，再無心與奧斯瓦爾德討價還價。
對雙方而言，星期日就是個動員日。整個下午，一輛輛卡車不斷運來國民警衛隊隊員、強力消防水龍和一箱箱瓦斯罐、防毒面具。監督委員會發表聲明警告，「現已確信此地可能會集中屠殺囚犯、獄警。」威克、瓊斯、巴迪洛和鄧恩打了半個多小時電話，請求洛克菲勒來阿提卡，但州長大人發表個人聲明：「鑒於關鍵問題是全體特赦……我認為就算我親臨現場也無助於和平解決此事。」他和奧斯瓦爾德已達成協議，若叛亂首領對最後通牒不做回應，警方將訴諸武力。但情況不容樂觀，囚犯們明顯得越發焦躁。大門被九*九*藏*書通上電流加熱了；溝渠里滿是汽油；泥炭和汽油做成的餌雷裝上了定時引信；原油火箭彈射器已就位；長矛被削得更鋒利；a區到時報廣場的主要通道（入侵部隊的必經之路）堵滿了金屬檯子。當天下午，叛亂分子還捅死兩名白人囚犯以報宿怨。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從香港穿過一座短的鋼架橋進入羅湖邊境車站，再經由一座錫皮封頂的橋到達中國的城市深圳。微笑的共產黨官員領著他們登上一列乳白色與藍色相間的火車。第一站是廣州，21年前，華盛頓與北京關係破裂，該地英文名由Canton改為Kwangchow。沿途23英里，能看到道路兩旁有香蕉林、荔枝樹、稻田，在重要地點還有畫著毛主席像的巨型公告牌。在新落成的廣州機場，一行人員登上蘇聯造的伊柳辛-18客機，當時擴音器在還播放著軍樂和《毛澤東思想》的節選。停機坪上的一個警示牌上寫著：「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國侵略者及其走狗。」這並非有意侮辱客人，只是當時的毛澤東政府並不把美國人民等同於美國政府。中國需要美國人民的友誼，而北京廣播電台則一直譴責美國政府里有一群「嗜血之徒」。
1971年5月，德國的經濟奇迹令經濟學家們坐卧不安：聯邦德國搖身一變成了出口大國。對過去10年的幣值重估表明德國馬克增值了兩次，對美元匯率發生變化，囤積馬克的投機者大發其財。如今，再次重估迫在眉睫。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成立於布雷頓森林會議時）成員，波恩必須在馬克升值時買進美元賣出馬克，以盡維持這兩個幣種關係的義務。由於美國的貿易赤字，投機者擁有大量可投資的美元（即外國持有者手中的「歐洲美元」）。1971年的前4個月，歐洲美元儲備從50億飆升至500多億。美元如雪片般大量湧入德國中央銀行。
總統和司法部長對克蘭丁斯特並不坦誠。在隨後留給霍爾德曼的備忘錄中，科爾森說他正努力查禁白宮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所有往來函件，因為這「會使總統被牽連」。儘管米切爾說已把事情交由副部長處理，他去年仍定期與吉寧會面。早在1970年9月，埃利希曼就曾致信米切爾批評麥克拉倫的態度，還說到吉寧對自己的「理解」。
不管開頭如何，結局都同樣慘烈。當時人數不過百人的值班獄警被暴打，許多人被囚禁。監獄學校、教堂和機器作坊被付之一炬。當這些房屋被燒成灰燼時，狂暴的囚犯成群結隊衝出4個矩形牢房區中B、C、d三區的走廊、大門和狹窄過道。據懷俄明縣副治安官回憶，他們以藏在食堂麵包下的管子為武器——這恐怕不足為信。暴亂尚未結束，阿提卡當局已然顏面掃地。即便囚犯一開始沒有武器，但很快便武裝起來。有的從車間找來砂輪，有的用剪刀刀片和掃帚把做成投槍。當獄警忙於滅火時，有的人拿出棍棒和匕首弄破消防水龍。獄警用催淚瓦斯奪回了C區和部分B區，但其餘地方仍被囚犯佔據，大門緊鎖，他們甚至用車間工具把門焊死。
阮文紹有兩大勁敵：阮高祺和呼聲很高的楊文明將軍，這兩個人還達成了君子協定：絕不為難彼此。楊文明表示，一旦發現舞弊行為，他立馬退出。結果真出了舞弊事件：阮文紹的最高法庭通過技術手段取消了阮高祺的參選資格。怒不可遏的楊文明帶著阮文紹操縱選舉的證據造訪美國大使館。那些證據包括讓省領導購買選票、「給不友好的公務員換個工作」、謊報選票的書面指示。隨後，楊文明退出競選，表示無法「忍受這些剝奪人們對民主政治的希望、妨礙越南各民族和解的噁心鬧劇」。
這次他沒能信守承諾，讓「兩個中國」加入聯合國的計劃註定行不通。每一年，聯合國都加緊敦促台灣代表團退出聯合國，中美關係重建最終讓聯合國做出決斷。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投票決定，接納中國，驅逐蔣介石代表團。當天守在電視機旁的美國保守派看到了恥辱的一幕，這在迪安·艾奇遜和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掌舵外交政策的年代絕不可能發生。阿爾及利亞代表團的代表和阿爾巴尼亞代表團互相擁抱，坦尚尼亞代表團的代表還在過道上跳起了吉格舞。華盛頓方面的回應憤怒而激烈。巴里·戈德華特要求美國退出聯合國，把聯合國大會送到「莫斯科或北京之類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州的休·斯科特諷刺坦尚尼亞是「熱褲公國」；總統新聞秘書羅納德·齊格勒譴責「一些跟風代表團令人驚詫的不加掩飾的得意勁頭」。但這些只是例行政治行為。事實上，從中國在名古屋向格倫·考恩首次做出和解姿態之時，一直外強中乾的蔣介石方面就已註定失敗。
在那兩周，當地的新聞編輯室和法庭忙得不可開交。星期二，司法部長助理羅伯特·馬迪安領導的政府律師團前往紐約聯邦法庭，要求對報社編輯發布禁令。剛上任5天的法官決定星期五進行審訊，併發布了臨時限制令。《紐約時報》乖乖地停止了刊載，但到了星期五，《華盛頓郵報》開始拿國防部的文件做文章。很明顯，《華盛頓郵報》的編輯也得到了被泄露的文檔。4天後，《波士頓環球報》也開始刊登這份文件；與此同時，美聯社在全球發行的《華盛頓郵報》上登出了文章。《紐約時報》也刊登了該文章。
霍爾姆斯批准后，中央情報局技術處給了亨特登記名為「愛德華·約瑟夫·沃倫」的社會保障卡和駕照，利迪的偽裝身份則是「喬治·倫納德」。亨特拿到一頂棕紅色的假髮，一個類似假牙的小玩意兒，以便打電話時改變嗓音。此外，利迪還得到一個藏在煙草袋裡的微型相機。1971年8月25日，他倆飛往加利福尼亞州執行初步偵查任務，但所獲甚微。菲爾丁醫生家位於比弗利山莊北貝德福德大道450號。給利迪在門口照了張相后，亨特進入了菲爾丁的辦公室，對女清潔工說自己是內科醫師，然後拍了屋內照片。兩人測算了開車到菲爾丁家所需的時間后飛回華盛頓，接機的中央情報局特工把膠捲拿去沖印。兩人在白宮一再對上司說闖入醫師辦公室系正當行為。揚向埃利希曼報告了最新進展，並建議某位國會委員調查五角大樓文件泄露一案，「我們已著手在媒體上宣傳埃爾斯伯格的負面形象。若利迪和亨特的計劃進展順利，肯定需要一個全盤策略來配合國會調查。」
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於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美國隊的陣容表明了這項運動在美國國內廣泛的吸引力：一名克萊斯勒的人事主管、一名杜邦公司的化學家、一名《體育畫報》編輯、一名大學教授、一名聯邦的黑人工作人員、一名IBm程序員、一名多明尼加移民、一名華爾街銀行職員、兩名十多歲的少女、兩名家庭主婦及兩名在校大學生。其中聖莫尼卡大學的格倫·考恩風頭最盛。他穿著紫色扎染喇叭褲，襯衫上別著和平標誌，比賽期間他還用頭巾把及肩長發扎了起來。也許由於考恩的紅色頭巾，也許由於他機靈外向，中國在諸多運動員中挑中了考恩，向他提出了一項歷史性建議：他和隊友能否到中國進行一次免費旅行？
6月14日星期一，《紐約時報》刊登了文件的第二部分。米切爾致電白宮，建議政府將報社告上法庭，這一提議得到了尼克鬆認可。米切爾又給報社發電報，「恭敬地」要求他們他們停止刊載，並警告編輯，若他們執意孤行，將依間諜法處置，罰款1萬美元並判處10年監禁。政府也會提起訴訟，因為泄密「給美國國防事務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紐約時報》將司法部長的威脅言論登在頭版，還順帶刊登出了第三部分文件。
在1973年研究水門事件時，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記者小組認為：「『五角大樓文件』是壓垮尼克鬆政府的最後一根稻草。」白宮的「水管工」特別調查小組新招了兩名前紐約警察：傑克·考爾菲爾德和托尼·烏拉塞維奇，一對魯尼恩式的人物。兩年前，他們受約翰·埃利希曼僱用開展政治調查。他們先後接到過埃利希曼和約翰·迪恩的命令，展開包括對查帕奎迪克事件、關於美萊村事件的批評言論、反對尼克鬆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一名華盛頓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弟弟是同性戀等各類事件的調查。五角大樓案后，他們接到的第一個任務便是「水管工」。
鴿派議員被示威嚇破了膽，加利福尼亞州的滕尼告訴記者，「愚蠢且無用的」騷亂「可能讓和平人士幾個月的努力付之東流」。然而，法庭以明顯侵犯被拘禁人員的人權為由，拒絕批准逮捕。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已料到有如此結果，但當時還不確定。政府認為執法人員的表現令人欽佩。從加利福尼亞州回來后，尼克鬆對共和黨的領袖們說，華盛頓警察局長「幹得相當出色」，「約翰·米切爾和司法部也表現不錯，我希望你們在離開這裏之前也持此看法。」米切爾說：「我以華盛頓警局為榮，我很驕傲地看到他們阻止了一幫掠奪別人權利的暴民。」他把和平示威人群比作希特勒的納粹褐衫黨。
在克蘭丁斯特和麥克拉倫認為這事塵埃落定的一個月後，肯塔基州州長在肯塔基賽馬會上舉辦了午宴，政府與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似乎盡釋前嫌。調停人是米切爾與該公司在華盛頓的得力說客：迪塔·比爾德。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同意支付40萬美元，政府則允諾將反壟斷訴訟擱置。在1971年6月25日的控訴備忘錄中，比爾德夫人告訴她的頂頭上司，共和黨人中只有尼克鬆、米切爾、霍爾德曼和加州副州長是知道「這40萬美元從何而來」的。她說：「我確信我們這次高姿態的承諾對最終達成共識起了關鍵作用，而合併談判最終也能如哈爾（吉寧）所願。總統肯定已知會米切爾，讓他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我們只是受不了麥克拉倫的小動作……米切爾肯定在幫我們，只是不便公開。」
預定闖入比弗利山莊的行動時間是1971年9月3日晚9點。整個計劃的細節設計一絲不苟，亨特頗有豬灣事件時期的行事風範，最終的行動也同樣成功。動手前不久，這幾個古巴人用化名入住比弗利山莊希爾頓酒店。其中兩人穿上送貨員制服，把標有「菲爾丁醫生急件」的箱子運到北貝德福德大道。他倆把箱子交給了那裡的清潔女工，走時還打開了門鎖。利迪開車四處閑逛，觀察是否有可疑的警察。一旦菲爾丁出現並走向辦公室，守候在他家門外的亨特便會用步話機報信。
美國的隊員們對此欣喜不已。和隊友們商量后，考恩說道：「用毛主席的話說，我可能點燃了能夠燎原的星星之火。」中國乒乓球代表團秘書長宋中的正式邀請函隨後送到。華盛頓方面沒有異議；幾星期前，美國國務院剛取消了對其公民赴中國旅遊的所有限制。包括乒乓球運動員在內的所有當事人都知道這兩件事定有關聯。這被普遍視為中美改善關係的第一步，表現了北京的新自信。北京經歷了三年激烈的權力鬥爭，即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以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兩年前的獲勝告終。7名西方記者獲准進入中國進行全程報道，很明顯，世界將要迎來一個歷史性的轉折。中國正效仿蘇聯，以運動為名行外交之實。一夜之間，乒乓球這項運動上升到一個新高度。甚至連尼克鬆總統都告訴屬下：「在法學院讀書時，我乒乓球就打得不錯，其實很厲害呢。」莫斯科方面對此頗為不滿，克里姆林宮說北京對美國的這項提議「不合原則」。
其他手段則更為錯綜複雜。尼克鬆陣營想當然地認為，以第三黨資格參選的華萊士的威脅將大於民主黨的候選人，於是不擇手段地蓄意破壞華萊士所屬的美國獨立黨。其中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的謀划最「精彩」：給美國納粹黨1萬美元用以說服加州美國獨立黨的選民修改登記的黨籍。這背後的考慮是，若有足夠多的選民改變立場，美國獨立黨的華萊士將因登記黨員人數不足而無法參選。但這個陰謀最終未能實現，這一時期反倒另有6500人加入獨立黨。
1971年，西爾斯·羅巴克公司重印了其1897年出版的商品目錄的第104期，此舉堪稱舊事物風光再現的絕佳典範。新版還附上了西德尼·佩雷爾曼和理查德·羅維爾的序言。出版社原以為只有圖書館會買它用以充實參考書書架，但該重印本竟以每冊14.95美元的價格賣出了20萬冊。人們成立了懷舊讀書俱樂部，提供各色老電影廣告的合訂本、黃色雜誌故事集錦、《迪克·特雷西探險故事》《小孤女安妮》和《巴克·羅傑斯》。《神探南茜》和《哈迪男孩》系列故事也很暢銷。浪琴樂團錄音室出售名為《想起廣播的黃金時代》《大樂團時代的偉大歌手》《感謝回憶》《永遠銘記的年代》《難忘歲月》《大型樂團時代的主題曲》等30年代歌曲和廣播劇目唱片集，盈利數百萬美元。這一系列作品中，最具野心的莫過於時代-生活公司發行的以立體聲重錄搖擺樂的經典唱片集，其中包括格倫·米勒、哈里·詹姆斯、阿蒂·肖、湯米·多爾西、萊斯·布朗、伍迪·赫爾曼、查爾斯·巴尼特、吉米·倫斯福特、克勞德·桑西爾、萊昂內爾·漢普頓和本尼·古德曼等人的作品。
然而這些舉措為時已晚。暴動過後，警衛們發現監獄日曆上的9月9日被畫上了大大的圓圈。7月，有激進分子告訴奧斯瓦爾德，不必「把我們的要求戲劇化」，但一個月後他們就改了主意。決定性的事件似乎是8月21日喬治·傑克遜在聖昆廷死亡。次日早餐時，阿提卡的黑人囚犯絕食抗議。事後，一個看守說：「太奇怪了，沒人去拿餐盤或勺子，沒人去領食物。他們只是走向座位，靜靜地坐下，直視前方，一言不發……然後我們發現幾乎所有人的身上都戴了個黑色的東西……這讓我們直冒冷汗，因為這種行動需要周密組織、團結一致。我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