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喬迪說道，「我忘帶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記住帶來。我馬上要用它的。」

「他怎麼會碰巧弄了六雙鞋子呢？」瓦爾納問道。

「我來是要告訴你，今年我不能為你教課，」他說道，「我沒有時間。我現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這樣整整一年我都能待在大學里。」

「難道你不想知道你將得到的是什麼樣的報酬嗎？」

「胡說八道，」瓦爾納太太說道，「除此之外，別讓我操心，我不管這事兒，堅持一定要她上學的是你，不是我。我生養的還有其他八個女兒，我以為她們長得相當有出息。不過我很樂於相信，一個二十七歲的獨身男人對她們知道得要比我多。無論什麼時候你想讓她退學，我想你爸爸和我都不會反對。你把肉桂給我帶來了嗎？」

他剛一出現，就看那匹菊花紅棕馬拴在商店門前的柱子上。肯定會這樣，他悄悄地想道。不用說他不會在身上帶把手槍，而且把手槍藏在家裡的枕頭下面對他也沒有什麼好處。顯然，情況就是如此。這裏就是放手槍的地方；他告訴自己說也許那當哥哥的想要見證人，就像他本人想要見證人一樣，他此時神情憂傷而鎮定，沿著道路朝商店走去。證據會有的，他無聲地喊叫道。證據就在活人的眼睛里和信念里，他們相信那發生的一切並不是真的。這種證據比什麼都沒有要好，儘管我到這裏並不是要知道人們是否相信是這樣。這在活人的心裏將成為一成不變的信念，永遠也抹不去，因為兩人中知道的情況與此不一樣的那一個將會死去。

他又教了三年書。到那時他還是個名副其實的光棍，那光線很暗的學校校舍，那面積不大的、貧瘠的村莊是他的聖山，他的客西馬尼，也是他的各各他，他對此很清楚。他是過去時代的性力旺盛的隱士。沒有熱氣的披屋是他無人光顧的窩穴，削薄簡陋，放在石頭地板上的小床是他用石頭壘成的寢卧處，他在上面臉朝下趴著，在冰冷的寒冬夜晚淌著汗水，他赤身裸體，四肢挺直，在他那張學者的臉上，你能看到他牙關緊咬，他的雙腿上長滿了毛，就像是半人半羊的農牧神的腿一樣。隨後，白天會到來，他會起身，穿衣，吃東西，可他甚至不去品所吃東西的味。無論如何，他過去對自己所吃的東西從來都不是很在意，但是現在已經吃過了東西他也不總是會知道。接著，他會到學校去，打開校舍的門，坐在他的桌子後面等待著她從過道中間走下來。他很久以來就想著和她結婚，等待著，直到她長大成人，向她求婚，他試圖這樣做，接著就放棄了。首先，他根本就不想要老婆，當然現在不想要，而且可能永遠都不要。其次，他不想要她做老婆，他只想要她一次，就像一個手上或腳上患有壞疽的男人渴望來上一斧，以使自己再次獲得一個相對完整的自我一樣。不過要使他從對她著魔的迷戀中解脫出來，他甚至願意付出這樣的代價，只是他知道這事永遠都不可能成，不僅因為她的父親不會同意，而且因為她，因為她具有的那種內在氣質完全勾銷了任何獨身生活允諾的交換價值或獻身的能力，勾銷了任何對所謂的愛有保留的男人那種微不足道的討價還價的可能性。他幾乎可以看到將來某一天她會有的丈夫。他會是個矮人，一個侏儒，沒有性能力或慾望，他不過是她生活中的一個生理因素，就像一本書的扉頁上寫著的書的所有者的名字。還是那種東西，還是從書里出來的，已令他失望的那類有著致命外觀殘疾的傢伙：瘸腿的伍爾坎，面對那個維納斯，他並不擁有她，他只是憑藉魔力賦予的單一力量佔有了她，這種魔力是金錢、財富、奢華的飾物、裝飾品所具有的魔力，他可能擁有的，不是一幅畫，雕像，而是比如說一片土地。他看到那片土地了：一片良田，豐沃、污穢、散發著惡臭，始終在那兒，對他聲稱擁有它無動於衷，毫不在意，它自身產出的良種十倍於它的擁有者畢生能夠儲藏和籬笆圈起來的數量，生產出的穀物千倍於他所能希望收割和貯存的豐收產量。

「別再用爪子碰我，」她說道，「你這沒腦子的老馬夫以迦博·克萊恩。」

「你願意試試看嗎？你願意留在這裏做一做看，直到某個人來到你這兒向你要錢時再走嗎？」

「你究竟在找什麼？」瓦爾納說道，「兩天前我就告訴你說窗框壞了。」

所以，這事成不了。可是他卻仍然耿耿於懷。他有待在那兒的便利條件，他等待著，直到最後的課上完，教室里空無一人，他於是站起身來，臉上現出悲哀的神情，他平靜地走到那條凳子那兒，把手放在木凳上，凳子表面因為她坐過或甚至跪過而依然是溫暖的，他把自己的臉放在凳面上，迷戀地將臉貼在上面，擁抱著那堅硬、沒有知覺的木頭，直到那上面的熱度消逝。他瘋了，他知道自己瘋了。到現在已經有好幾次了，他甚至不想和她做|愛，而只想去傷害她，看著血液噴涌、流淌，望著她那張安詳的臉在他本人的臉下面扭曲成恐懼和巨痛的持久性標記，然後望著它變得甚至不再是一張臉。接著他再將那一切抹去。他要從他那裡將其驅走，他們的位置將調換過來。現在，在那張臉前乞求、臣服的將是他本人，儘管那張臉僅僅是張十四歲孩子的臉，這臉上顯露出一種他永遠不可能獲得的令人厭倦的學識，那是一種過度放縱，一種所有倒錯經驗的滿足過剩。在那種學識面前，他將會是個幼童。他將會像一個少女，一個處|女，被迷惑得發狂，驚嘆不已，令他墜入陷阱的，不是引誘者的成熟和經驗，而是存在於她內心的盲目而殘酷的諸種驅力，現在她認識到，在她甚至不知道它們就在那裡的情況下，自己已和它們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將在那張臉前匍匐膜拜，滿懷渴望地乞求：「教教我怎麼做。告訴我吧。我願意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任何事情，學會和了解你所知道的一切。」他發瘋了。他知道自己瘋了。他知道早晚會有某種事情發生，而且他也知道，無論那會是什麼，他都將是被征服的人，儘管他還不知道自己盔甲上的裂縫是個什麼樣的，她都會本能地、毫無偏差地找到它，而且從來也不知道自己處於極端危險的境地。危險？他想道，大聲喊道。危險？不是她身處險境，身處險境的是我。我害怕我可能去做的一切，不是因為她，因為沒有任何我或任何男人能對她所做的事會傷害到她，而是因為我可能做的事會讓我處於危險的境地。

十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拉巴夫開學上課。在這個星期里，他用拳頭震住了愛搗亂的學生，學生搗亂的壞習氣是他的前任留給他的。星期五晚上，他騎著瓦爾納許諾給他的馬，走了四十多英里到牛津，上了上午的課，下午打橄欖球、睡覺，一直到星期天中午，然後在午夜時分，回到法國人灣，躺到那間沒有生火的披屋裡的小床上。他住的地方在一個寡婦的房子里，離學校很近。他有一把刮鬍刀，一套不配套的穿在身上的外衣和褲子，兩件襯衣，一件教練的大衣，一本柯克的書，一本布萊克斯通的書，一卷本的密西西比州報告彙編，賀拉斯的原著和修昔底德的原著，這兩部原著是教古典課的教授送他的，他為教授家早晨生火，教授給他書的時間是聖誕節。他還有一盞村民們見過的最亮的燈，燈是用鎳金屬做的，它有氣門、活塞和量計；燈就放在他那木板桌面上，顯然這盞燈比他所擁有的其他東西加在一塊還值錢，村民們晚上從很遠的地方趕來，觀看燈噴出的熾烈、平穩的刺眼火焰。

每個星期五下午，他就到瓦爾納的圍場里，騎上那匹精瘦、強壯而魯鈍的馬，到第二天比賽球的地方，或到能把他運到那地方的鐵路那兒去，有時他到那地方僅有時間在哨子吹響前把球衣換上。不過，他總是在星期天早上回到學校，儘管在有些情況下這意味著，在星期四與星期天之間，他只有一個晚上——星期六——是在床上度過的。在兩個州立學院之間進行的感恩節球賽之後，他的照片被登在孟菲斯的報紙上。他身穿球衣，那張照片（在村裡的人們看來，而且是為了那種原因）看上去不像是他。可是照片上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人們能認得出來，不過他沒有把那張報紙帶過來。他們不知道在那些周末，他都幹了些什麼，只知道他在大學里工作。他們對此並不在意。他們接納他，雖然他的教師任命是一種榮譽稱呼，但那依然還是女人看重的稱呼，作為一個為人敬重的榮譽稱呼，它實際只在女人的世界里起作用。他們雖然並不真的禁止他飲酒，但他們不和他一起喝酒。當著他的面，他們說話也比較謹慎，但不像他們面對一個真正的神父時那麼小心翼翼，可如果他做出某種反應，他就可能會發現，下個學期一開始，那個位置就不再屬於他本人了，對此他心知肚明。對於教師這種榮譽稱號，他按人們給予他的樣子接受，而且甚至還比較把它當回事，接受的方式還是那樣令人討厭的自負，不完全是自傲，也不真的是好鬥，他神情嚴肅，鎮靜自若。

「是的。」拉巴夫說道，再次用簡短的話答道。他停在那兒，有禮貌地等在那兒。他望著那個瘦削、精明、沒穿鞋子的老男人極為悠閑地俯伏在吊床上，彷彿已經對他降下咒語，把他留在那裡，逼迫他花時間去想他從未告訴任何人，而且也不打算談論的事情，因為當時那事無關緊要。他本人曾經堅定不移地相信，這一時刻或其他任何具體時刻，抑或此後的時間里他們的交往，都絕對沒有什麼意義。那事始於一年以前夏季學期剛過完的時候。他原打算學期末幫助把莊稼收割完，他告訴父親說他會到時候回來的。可是，就在學期結束前，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完全是送到他跟前的好事兒。當時距棉花長熟、採摘、用軋棉機去籽的時間還有兩三個星期。他在要工作的地方已經住下了，只需多少再花點兒錢，他就可以住到九月中旬。這樣一來，他工作的大部分所得將都是純收益。他接受了那份工作，具體的活兒是把地面弄平，建一個橄欖球場。那時，他還不知道什麼是橄欖球場，而且他也不在乎它是什麼。對他來說，那只是每天讓他賺如此之多的額外的錢的機會，他不時帶著一種譏嘲的陰冷心緒想著，為這種遊戲準備場地，需要花費的人力和費用，遠遠超過平整面積相同、用來種莊稼的土地所需的人力和費用。即使如此，他也沒有讓手中的鐵鏟停下來。說實在的，花那麼多時間和金錢以求有收穫，人至少要在上面種取黃金才能說得通。到了九月份，他對建這種場地依然覺得好笑，而不感到好奇。場地建好了，開始投入使用，他發現在場地上運動的年輕男人甚至不是在玩橄欖球，而僅僅是在練習。他會看著他們練習。他看著他們練球，可能更仔細或至少是更為經常，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的臉上、他的眼睛里閃現出了某種東西，他對此也一無所知，因為一天下午，練球的人中間的一個（他已經發現玩這種球要付給教練錢）衝著他說道：「你認為你能把球打得更好，是嗎？好吧，你到這兒來。」那天晚上，他坐在隱沒在乾燥、灰塵遍野的九月份黑夜中教練房子的台階上，依然在平靜而耐心地說著不字。九-九-藏-書

「是這樣，」瓦爾納說道，「我本人也一直在想這事兒。因為這裏的學校只需要到十一月一日才開學。在此之前，你可以一直待在牛津，打你的橄欖球。然後，你可以來這兒，開學上課。你可以把自己的書從大學里拿到這兒來，溫習功課，到你又要打橄欖球時，你可以回到牛津去打球，並讓他們看看你是否沒落下他們在書里應學的東西，或讓他們看一下你是否學會了他們需要了解的東西。然後，你可以再回到學校里來，甚至是一天或兩天都沒關係。我為你備了一匹馬，你騎上它八個小時就能到地方。從這裏到牛津只有四十英里的路。接著，一月份，到了考試的時間，你爸爸告訴我的，你可以把這裏的學校關了，回大學去，一直到你考試完。然後，在三月份，你可以把這裏的學校關了，回到牛津去，餘下的時間待在那裡，直到來年十月底再回來，如果你願意的話。我認為一個真正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為把自己的功課學好，不會因為僅有四十英里遠的路而有多大問題的。你怎麼想？」

於是他站起身來，把書本和紙整理好，連同鍾錶，他一同拿進自己那寒酸的小屋，每天下午拿進來，第二天早晨再帶回去，把它們放進桌子的抽屜里，合上抽屜，他用自己的手帕把桌子的頂面擦乾淨。他走動著，不急不慢，腳步穩健，神色鎮靜，他把鍾錶的發條上好勁兒，又把它擺回到桌子上面。他的外衣掛在釘子上，這是橄欖球教練六年以前給他的。他對著衣服望了一陣兒，隨後即刻走了過去，把它拿下來，甚至還把它穿在身上，並離開了房間，離開了那個此刻無人的房間，在它裏面，依然有而且永遠會有太多的人；在它裏面，從她哥哥把她帶進來的第一天，就有太多的人，無論是哪間房，只要她一進入，只要她在裏面待的時間長得足夠喘一喘氣，她就會永遠使那間房子里擠滿太多的人。

「這麼說他現在還在那兒，」瓦爾納說道，「打橄欖球。」

到八歲時，她的哥哥認定她應該去上學了。她的父母原打算讓她某一天開始她的學業的，這也許主要是因為，威爾·瓦爾納是學校的核心人物，主宰者，這是學校理事會正常推選的結果。如同鄉間其他孩子的家長認為的那樣，學校實際上是瓦爾納的又一個行業，而且瓦爾納或早或晚會堅持讓他的女兒上學的，至少會讓她上一陣子，正像他會堅持收取計算出的最後幾文利錢。瓦爾納太太對她女兒是否上學並不特別在意。在鄉村裡，她是最好的管家婆之一，而且她對做好家庭主婦樂此不疲。她收藏好熨過的布單，整理塞滿雜物的貨架，收拾土豆窖，用綵帶裝飾煙熏房屋的椽木，從中她能獲得一種實實在在的生理快|感，這與她深謀遠慮、勤儉持家的成功與滿足毫不相干。她本人念不懂書，雖然在她結婚那會兒，她能看懂一點兒東西。從那時起，她就沒有多去實踐，在隨後的四十年間，她甚至已經沒有了讀書的習慣。現在她更喜歡直接面對具體生動的生命事件、想象或傳聞，並能加以評論，對其做出道德判斷。所以，她看不出女人識字有什麼必要。她相信，食品配料的適當調拌，其關鍵並不在於書上怎麼說，而在於勺子攪拌出來的味道怎麼樣，等著到學校上學，然後才知道減去已花出去的錢，自己還剩多少錢的家庭主婦，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管家婆。

在她八歲的那年夏天，正是她的哥哥喬迪作為見多識廣的人，幾乎是強迫她去上學的，而三個月以後，他又後悔得要死。他並不後悔正是他本人堅持要她上學的。他後悔的是，他依然相信而且他知道自己始終相信，為妹妹必要的學業他現在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因為她拒絕走著上學。她並不反對去上學，到學校里去，她只是拒絕走著到學校去。那段路並不遠，從瓦爾納家走不到半英里路。可在她上學的五年裡，如果根據她在那裡所做的一切按照鐘點來計算的話，那就不能以年甚至不能以月來計，而是要以天數來計，到學校去和從學校回來，她都讓喬迪馱著他。其他的孩子到學校的距離有她的路程的三四倍遠，而且在所有的天氣條件下，都是步行往返，而她卻要騎在哥哥身上。她只是平靜地拒絕行走，沒有商量的餘地。她既不求助於眼淚，也不在感情上進行對抗，更不用說用體力進行抗爭了。她只是坐下來，一動不動，顯然連想都不願去想，她就像是一匹脾氣倔強、故意作對的小雌馬，膽大妄為，剛愎任性，對正常的要求置之不理，她還太年幼，尚不具有獨到的價值，可再有一年左右，她就會有特別的用途，也正是為了這種原因，她那憤怒至極、備受折磨的主人才不敢用鞭子抽她。她父親即刻很有主見地表示不再管這件事。「那就讓她待在家裡，」他對太太說道，「在這兒，她也懶得不會動動手。不過，她從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上，不擋道妨礙別人幹活兒，或許至少也會了解些持家的本領。不管怎樣，我們所想要的是，她能平安無事，長大成人，長到足夠和一個男人睡覺，不把我和他都攪在其中的年齡就行。那時，你就可以把她嫁出去。也許你甚至能找到一個使喬迪也不受窮的丈夫。這樣，我們就把房子、商店和整個家當都給他們，你和我到他們所談論的在聖·路易斯的世界交易會上去，老天做證，如果我們喜歡那兒，我們就買個帳篷，在那兒住下。」

到第一周的周末，他們全都認識他了——那張飢餓的嘴，令人討厭、沒有幽默感的眼睛，極為醜陋、颳得發青的臉，就像是由伏爾泰和伊麗莎白時代的海盜的模樣合成的圖畫。他們稱他為教授，雖然看上去他是——二十一歲——那種模樣。學校里只有一間教室，裏面的學生年齡不等，從六歲的孩童到十九歲的男人，他不得不用拳頭來維護他做教師的尊嚴。他教的課很雜，從單調枯燥的ABC到普通分數入門全都攪和在一起。他教他們所有的課，什麼都教。他把開教室門鎖的鑰匙放在自己口袋裡，就像一個商人掌管他倉庫的鑰匙一樣。每天早晨，他把門打開，清掃房間，根據年齡和個兒頭大小，他把男孩們分成提水的和劈木柴的組，對他們進行訓斥、恐嚇、嘲笑和施暴，看著他們乖乖就範，有時也去幫幫他們，不是為他們示範，而是要消耗自己多餘的精力，以獲得一種獨自享有的藐視他人的生理上的快|感。當他們不好好乾這些活兒時，他就會冷酷地在放學后把年齡大一點兒的男孩留下來，自己站門前，把門插上，把他們打到開著的窗戶那裡。他逼迫他們和他一起爬上房頂，更換木瓦，干諸如此類的活兒。瓦爾納，作為主管人，留心到這種事，追著他嘮嘮叨叨，沒完沒了地抱怨他。到了夜晚，過路的人會看到披屋窗戶那邊，他那盞獨有的燈迸發出一動不動的、耀眼的光焰，他就坐在那裡，書放在下面，他並不太喜歡那些書，但他知道自己必須去讀，要全部讀過來，要聚精會神，把裏面有用的東西榨乾，就像他劈木柴那樣用力盡心，雖然他看不上那種活兒，他在不可改變的時間里，在瞬間即逝的分分秒秒中，打量著翻動的書頁，像一條葉子蟲一樣極為緩慢地向前移動。

拉巴夫也不知道為什麼。「也許那年他們手裡有一堆鞋子，」他說道。他們還給了在大學里的兒子一件運動衫，一件質地很好、又厚又暖和的深藍色運動衫，正前方印有一個巨大的紅色M，曾祖母把它也拿了去，儘管運動衫對她來說太大了一點兒。她在星期天就會把運動衫穿上，一年四季，在晴朗的日子里，她坐在他身邊的到教堂去的馬車的座上，那賞心悅目、象徵勇氣和毅力的深紅色，在太陽下顯得光彩奪目，在陰沉的日子里，她坐在椅子里，搖晃著，嘴裏吸著煙絲不燃燒的小煙管，運動衫掛在她那枯萎乾癟的胸脯和肚子上，上面的字七扭八歪，一點兒不顯眼，但依然是深紅色，依然是勇敢的象徵。

「他們買鞋一買就是很多。他們手邊備有每種尺碼的鞋子。」

他沒有講這件事。他只是站在吊床的旁邊，穿著乾淨、不配套的外衣，鎮定自若，神情莊重，對瓦爾納提出的問題，簡潔而平靜地回答是或者不是，與此同時，事件此刻在他的記憶中重現，快速而流暢地掠過，重現完畢，結束了，隱沒在他腦後，沒有任何意義，那年秋天過得很快，像做夢一樣，如插入的一段生活。睡在冰冷的閣樓里，每天凌晨四點鐘起身，到五個不同教練的屋子裡生火，然後折回來喂牲口，擠奶。接著是講座，所有人曾經想到的、探索的學識和智慧，在爬滿常青藤的牆壁之間，在修道院的房間里回蕩著，豐富多樣，沒有邊際，有限的只是聽眾的接受力和對知識和智慧的渴望；接著是下午的練習（很快他就找到理由，每隔一天參加一次，在不參与練習的下午，他把五個庭院里的樹葉耙在一起），接著是為第二天生火準備煤和木柴。然後又是擠奶，然後是他穿著教練給他的外衣，在沒有生火的閣樓里，坐在燈下看書，直到他趴在印有文字的書頁上睡去。他就這樣幹了五天，星期六達到了極限。那天他拎著那個無聊的、不值一提的長長的橢圓形玩意兒，走過那條變得模糊、毫無意義的白線。可是，在這些分分秒秒里，儘管他看不上這種球類活動，抱著根深蒂固的成見，有著從上輩人那兒繼承來的剛毅、簡樸、崇尚實際的品性，他還是感受到了，強烈而自然地感受到了——踐踏在腳下的土地、震撼、重重的喘息和緊抓住球不放的手、那種速度、看台上觀眾震天動地的喊叫，即使是在這種時刻，他的臉上仍然帶著嘲諷的表情，不大相信這類活動有如此大的魔力。還有那些鞋子。瓦爾納在打量著他，他的手放在腦袋下面。「他們的鞋子。」瓦爾納說道。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那種活動會持續到第二個星期六，拉巴夫可以回答的，但他沒有，他只是站著，兩手靜靜地放在身體的兩側，望著瓦爾納。「我猜想他們手邊始終有大量的鞋子。」瓦爾納說道。

「好了，那麼你想要什麼？」

「這就對了，」他說道，「這就是問題所在。你不害怕。這就是你必須學習的。這就是無論如何我要教你的一種東西。」他教過她另外某種東西，只是在一兩分鐘里他難以找到它。在學校的五年時間里，她確實學習過一種東西，眼下她就要為此參加考試並通過考試了。他朝著她移動過來。她依然還站在那個地方。隨後他抓住了她。他迅速而無情地對她動手，好像是她拿著橄欖球，或好像他拿到了橄欖球，而她站在他和那道白色終線之間，他恨她擋道，而且他必須衝過去。他抓住她，很粗暴，兩個人的身體猛烈地扭纏在一起，她甚至連動都沒動，以避開他的糾纏，更不用說去反抗他了。她彷彿一時間被完全身不由己的、愚蠢的突然襲擊給震住了，眼睛大睜，一動不動，幾乎與他在同一高度上眼睛對著眼睛對視，她的身體彷彿總是在九_九_藏_書它所穿的衣服之外，甚至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它明顯地使慾望熾烈的男人熱血沸騰，為了獲得將自己的生命獻給這一身軀的權利，他付出了三年的代價，犧牲前途，忍受痛苦，自我懲罰，不停地與他自己無法平息的慾望衝動搏鬥，他迷戀這具汁液充盈、無肌肉的、神奇的、保持童貞的奶油般光滑的身體。

「不是的，」拉巴夫說道，「這是他在夏天的課程中所學的東西。我猜當你聽到他說的話，你會笑話他的。他說他想成為州長。」

「我還以為他就是想成為中小學教師呢。」瓦爾納說道。

瓦爾納沒有起來。「那也僅僅是一年，明年怎麼樣？」

「那挺好。」瓦爾納說道。

「害怕？」她問道，「怕什麼？」她向後退了一步，然後又站住了，看著他的臉。她並不害怕。她還沒有產生那種意識，他想道；接著某種令人惱怒和冰冷無情的東西，那種斷絕往來和失去親友的凄涼感同時在他內心生現，儘管他在臉上沒有顯露出來，他那張悲哀、病態而晦氣的臉上甚至還綻出了一絲笑意。

當他把他們帶回村子里時，他的任務完成了。學了三年，他畢業了，獲得了一個文學碩士學位和一個法學學士學位。此時，他最後一次離開村子——帶上書籍、精美的燈具、刮鬍刀、一張阿爾瑪-塔德馬原作的複製品，這是教古典課的教授在第二個聖誕節給他的——回到大學，輪流到文學院和法學院聽課，一節連著一節，從早飯時間直到下午很晚的時候。他這會兒不得不戴著眼鏡讀書了。離開一間教室，步行去另一間教室，迎著光痛苦地眨動著眼睛，穿著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套不匹配的上衣和褲子，從成群結隊、大笑不止的青年男子和姑娘中間走過，他們穿著他來到此地之前從未見過的漂亮衣服，他們並沒有瞪著眼睛看他，他們根本就沒有多看他一眼，就像他們對上面安有路燈的電線杆子不多看一眼一樣，兩年前，當他到這兒來時，他既沒有見過這些人，也沒見過這些路燈。他在他們中間走著，臉上帶著那同一種表情，就是他俯視著橄欖球場防滑腳踏跑線的那種模樣，他輕蔑地望著那些分明來此地是找丈夫的姑娘，望著那些年輕的男人，他們因為什麼原因到這兒來他不知道。

「那當然，」教練說道，「我向你保證。」因此，那天晚上，他寫信給父親，說他不能回家幫助收完莊稼了。如果他們還需要一個人手，干他要乾的活兒，他會寄錢去的。接著，他們給了他一件制服，在那天下午，就像在他依然穿著工裝褲幹活兒以前的一個下午一樣，其他打橄欖球的人中的一個倒地后沒能立即站起來，他們向他解釋說是怎麼回事——適用搶奪的規則是什麼樣的，他耐心地嘗試著進行這類區分，去理解是怎麼回事：「可是，如果我讓他們抓住我，把我拉倒在地，那我怎麼能把球帶到那個界里呢？」

不過他那時並沒有真正放棄，雖然他第一次說了那樣的話，我將不再回去了。先說那些話沒有必要，因為直到那時他還相信自己在向前發展。但是至少他仍然盡可以讓自己相信他不會回去的，在他畢業，初獲律師資格，參加宴會的過程中，這也是一直讓他掛心的事。就在儀式舉行之前，他的新入道的夥伴中的一個人向他走了過來。等宴會完了之後，他們打算去孟菲斯，要進一步慶賀，舉辦非正式的宴會。他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在一家飯店的房間里喝酒，然後，至少是他們中間的一些人，去一家妓院。他婉言拒絕了，這倒不是因為他是個童男子，也不是因為他沒有錢去做那種事，而是因為直到最後一刻，他依然相信自己腦子裡的東西，依然有山地人對教育抱有的毫無根基的、純粹是情緒性的盲目信念，相信拉丁學位的巨大魔力，實際上就像過去的神父相信木十字架的魔力一樣。接著，最後的祝辭消逝在最後的鼓掌聲和椅子在地面上的滑動聲中；那扇門打開了，路恭候著他，而他知道自己不會沿著那條路走。他走向那個邀請他去孟菲斯的男人，接受了邀請。他和那群從孟菲斯火車站下車的人一道下車，並悄悄地詢問如何能找到一家妓院。「見鬼，夥計，」那人說道，「要克制自己，至少讓我們在飯店登個記，走一下形式。」可是他卻不願意。他獨自一人按照那人給他的地址找到了地方。他堅定地敲擊著那扇曖昧的門。這也幫不了他什麼。他也不指望會有什麼幫助。他的那種氣質是特有的，缺少這種東西，沒有一個男人能完全成為一個勇敢無畏的人，或完全變成一個膽小鬼。這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能讓他看危機的兩面，並想象他本人已經戰勝了——危機及其導致的失敗和災難。至少她不會去嘲笑我還是個處|男，他告訴自己說。第二天清晨，他從自己晚間的伴侶那兒借來一張廉價的、上面有格子的信紙（信封是粉紅色的，上面曾經灑過香水），寫信告訴瓦爾納他將在那學校再教一年書。

「在上面釘些木板，」瓦爾納說道，「你是指望我專門到縣城去一趟以讓你過得再舒坦一點嗎？」

「如果他們這麼做，我能自由自在地走開嗎？」

像她父親一樣，她也懶惰得不可救藥，儘管在她父親身上，懶惰表現為一種悠閑，一種持續不斷的喧鬧熙攘，令人愉快，而在她身上卻表現為實實在在的一種力量，不可搖撼，甚至無情殘忍。除了上桌下桌、上床下床之外，她全憑自己的意願行事，簡直就是一動不動。她很晚才學習走路。她有鄉民們見到的第一輛也是唯一的一輛搖籃車，這是個樣子笨拙、價錢昂貴的玩意兒，幾乎像單匹馬拉的雙輪馬車一樣大個兒。她待在搖籃車裡，到她個兒長得很大，腿在裏面伸展不開很久以後，她還待在裏面。她的個頭越長越大，幾乎要用成年男人的力量才能把她從搖籃車裡拎出來。在被迫的情況下，她從搖籃車裡走了出來，接著，她開始往椅子里坐。她要到一個地方去，就有人背她，這倒不是她堅持要這樣做。情況彷彿是這樣：甚至在嬰兒時期，她就已經知道，沒有一個地方是她想去的，任何過程的最終結局都沒什麼新東西，或令人感到新奇之處，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與所有的地方都沒有兩樣。直到她長到五六歲，當她不得不到某個地方去時，她們的黑人男僕就會背著她走，因為她的媽媽不願意在自己不在家時把她留在家裡。人們會看到他們三人一行沿路過去——瓦爾納太太穿著自己最好的衣服，戴著圍巾，身後跟著黑人男僕，他有點兒搖搖晃晃地走著，在他背上是那個個兒頭大、搖來晃去、已經無疑是負擔的女孩，宛如一古怪的、被人護送的薩賓人搶掠的女人。

「我還安排了鋸木廠的活兒。明年夏天，我打算到鋸木廠幹活兒。要麼就幹些別的什麼。」

她離去的腳步聲和關門聲停息了。他聽到了廉價的鍾錶走的聲音，這鍾錶是他從自己在大學里的房間里拿回來的。在寂靜之中鍾錶的聲音很響，同時還伴有一種尖細的聲響，像是一細小的鉛沙扔進桶罐里的聲音。他還未來得及站起身來，門又一次開了。他坐在地上，抬起頭來望著她，看著她走回過道上來。「哪裡有我的——」她問道。接著她看到它了，那個書包，把它從地板上拾起來，再次轉身走開。他再次聽到關門聲。這麼說她還沒有告訴他，他想道。他也認識她哥哥。他不想等著先把她帶回家，他想要立即就得手，最終證明五年以來那極端的、未經證實的信念沒有錯。無論怎麼說，那都值得一做。不會是身體的插入，這不用說，不過會是那同一個肉體，那同一個溫暖真實的肉體，相同的血液在其中奔涌，至少在碰撞作用下——會感受到一種悸動抽搐，一種極樂高潮，一種宣洩，無論如何——某種了不起的感覺。於是，他站起身來，走到他的桌子那兒，坐下來，把鍾錶擺正（表原來斜著放在那裡，這樣他可以在用於課堂教學的凳子前面的位置看到表，通常他就站在那裡），讓鍾錶直對著他。他知道從學校到瓦爾納家的距離有多遠，他騎著馬往返大學的次數太多了，足以使他計算出騎馬走這段路所需要的時間。他還要騎著馬回來，他想道。於是，他測算那段距離和分針要走多遠，他坐在那裡，看著分針悄悄地向那個算出的刻度走去。隨後，他抬起頭來，望了望教室里只是相對而言開闊的空間，爐子還在房間里，不用說那課堂教學用的凳子也在房子里。爐子是無法移動的，但那凳子可以移動。可即使那樣……也許他最好在房子外面見見她的哥哥，要麼有人會受傷的。接著他想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人受傷，然後他悄悄地問自己，誰呀？接著他回答自己說：我不知道。我不在乎。這樣他又回頭看了看鍾錶。可是甚至當整整一個小時都過去時，他依然還不願向自己承認那最終的災難已降臨到他身上。他正隱藏在某個地方，拿著槍，準備伏擊我，他想道。可是在哪兒埋伏？什麼樣的埋伏？他所想要埋伏的哪個地方會比這裏更好？他已經看到第二天早晨她再次走進教室，樣子很平靜，無憂無慮，甚至什麼都已不記得了，她拿著涼紅薯在休息的時間吃，她坐在陽光照耀下的台階上吃著，就像是一個不貞潔的、可能甚至是不知是懷了誰的種的女神，坐在陽光燦爛的奧林匹斯山的山坡上，吃著天堂的麵包。

他兩年來都在留意著這一切，與他想到的那些東西並存的仍然只有憤怒。第二年年底他就要畢業了，並獲取兩個學位。到那時他的任務就完成了，教完了。他在學校教書的一個理由將被取消，不再稱其為理由。他將以自己付出的相應代價達到他的目標，實現他的願望，尤其是他每次往返大學都要在晚上騎馬走四十英里，既然他是農人的後代，有著自耕農的傳統，他騎馬並不是為了好玩。然後，他會繼續往前走，離開村子，再也不看它第二眼。在最初的六個月里，他相信自己將這樣做，而且在接下來的十八個月里，他依然告訴自己要這樣做。不僅告訴自己這樣做，而且相信自己會這樣做，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兒，當時他遠離村子，在大學春季學期的最後兩個月和接下來的夏季學期的八個星期里，他在忙著完成第四學年的分科的學業，接著是被學校稱為假期的八個星期，他在鋸木廠度過了這段時光。儘管當時他不需要錢，沒有錢他也能畢業。不過，他這樣做的結果是，當他經過最後一扇門，面對極為艱難的道路，在他與其目標之間除了自我什麼也沒有時，他的兜里會有很多錢。接著，在秋季的六個星期里，每個星期六的下午，橄欖球場的白線在他腳下掠過，尖叫聲、喧鬧聲不絕於耳，一派歇斯底里的氣氛，而他在此飛速而逝的分分秒秒中依然沉浸在運動中，他勇猛強悍，專註于橄欖球賽，儘管他還是不太相信事情會是那樣。

「我知道了，」瓦爾納說道，「噢，我猜你想要在天黑以前趕回家。十一月份我會把馬備好的。」

「那當然，」瓦爾納道，「我猜一個人只要說鞋子不合腳或者丟了，就可以弄到一雙新的。」

「那是種遊戲，」拉巴夫說道，「他們在大學里玩這種遊戲。」他解釋說。那是他的大兒子，這會兒他不在家，到一個鋸木廠幹活兒去了，要掙錢回大學讀書。他在大學里已經正式上了一個夏季學期的課，還上了隨後的半個學年的課。正是在他上學的那個大學里，人們玩橄欖球，那種鞋子就是玩橄欖球用的。他那兒子想要學習，成為一名學校的教師，他第一次離開家到大學里去的時候是這麼說的。當父親的看不出這有什麼好。農場就在那兒，將來有一天就屬於他了，農場永遠能讓他們維持生計。可是當兒子的堅持要那樣。他可以在鋸木廠幹活兒，做工，掙到足夠的錢，到夏季學期開始的時候上學，學習成為一名教師，因為在夏季學期里他們所教的就是這些。他甚至可以在夏季晚些時候回來，及時幫助收割莊稼。這樣，他掙了錢——「乾的活兒也比農活兒重」，老拉巴夫說道，「不過，他快二十一歲。我不能擋他的道兒，即使我能做到這一點。」——接著他進校學習夏季學期的課程，時間是八周。這樣，八月份他就又會回到家裡，可他沒回來。九月份到了，他仍然沒有回來。他們無法確切地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他們為他擔心，但更因他而煩惱，更關心他，甚至有點兒惱怒，覺得他不該拋下他們不管，讓他們去干剩下的收割莊稼的活兒——摘棉花，用軋棉機去籽，收玉米，把玉米放進倉房——這些活兒本來等著他回來一塊乾的。九月中旬，他寄來一封信。他打算在大學里多待上一段時間，一直過完秋天。他在那兒找了個工作；他們必須在沒有他在的情況下收割莊稼，他沒有說自己找到的是什麼樣的活兒，做父親的想當然地認為他在另一個鋸木廠工作，因為他從來不會將任何一種掙錢的職業跟上學聯繫在一起。直到十月份，他們才又一次聽到他的音信，第一批郵件到了，裏面裝了兩雙模樣稀奇的有防滑跟兒的鞋子。十一月上旬，第三雙鞋子寄來了。剛剛過完感恩節，最後寄來的兩雙鞋也到了，這合起來一共是五雙，儘管在家裡一共有七雙。於是他們不加分別地穿用這幾雙鞋子，無論是誰，拿著就近的鞋子隨意穿，就像用雨傘那樣，四雙鞋的情況都是這樣，拉巴夫解釋道。那個老婦人（她是老拉巴夫的祖母）把從鞋盒裡露出來的第一雙抓過來，固定下來只能她穿，根本不讓任何其他人穿那雙鞋子。她坐在椅子里，搖動著腿，她彷彿很喜歡防滑鞋底兒在地板上弄出的聲音。不過，還有四雙鞋子。這樣現在孩子們就能穿著鞋子上學，回到家裡把鞋子脫掉，讓需要到外面去的人穿。一月份，兒子回家來了。他給他們講了有關橄欖球的遊戲。他整個秋天都在玩橄欖球，為了讓他打球，他們讓他整個秋季學期都待在大學里。為了打球，那些鞋子免費供他們穿用。九-九-藏-書

可那當哥哥的堅持要她上學。她仍然拒絕走著上學，她懶洋洋地坐著，顯得柔弱，吃不得苦，在她平穩的腦袋上面，她的母親與哥哥正在言辭激烈地干架，她無動於衷，甚至不去想這事，甚至很明顯地連聽都不聽。最後，那個黑人男僕把四輪輕便家用馬車趕了過來，帶上她走半英里路到學校去，在正午時和三點鐘學校放學時帶著家用馬車等在那裡。這個黑男僕過去在她母親外出時背過她。這種做法持續了大約兩個星期。瓦爾納太太不讓這麼幹了，因為這太浪費人力物力了，就像用火燒熱容量為二十加侖的鍋，只是為了做一碗湯，實在太不值了。她下達了最後通牒，如果喬迪想讓他妹妹去上學，他就必須自己想辦法讓她到那兒去。她提議說，既然他無論如何每天往返商店都騎著馬，他可以讓尤拉坐在他後面，帶著她上學和回家，她那女兒再次坐在那裡，既不去想也不去聽有關那由來已久的對峙的咆哮和恐嚇。早晨，她坐在前面的門廊上，手裡拿著他們給她買的油布做的書包，等著她的哥哥騎著馬過來，到走廊邊上，粗暴地吼叫，要她過來，她就騎上去，坐在他後面。他把她送到學校，中午去接她，然後再把她送回去，學校一天課上完時在門口等她。這樣持續了將近一個月。隨後，喬迪決定，她應該走上兩百碼，從學校的房子那兒走到商店那裡，與他在那兒會面。出乎他的意料，她爽快地答應了。這樣剛剛持續了兩天。在第二天下午，當哥哥的夾著她，一條腿拖在地上，飛快地趕回家裡，衝進房門，站在大廳里，俯視著他的母親，身體由於生氣和憤怒顫抖不已，他喊叫道：「難怪她那麼容易就答應了我的要求，那麼快就走到商店那兒與我會面！」他高聲叫道。「如果你沿路每一百英尺遠就安排一個男人站在那裡，她會一直走回家的！她完全像是一條狗！只要她從成熟的男人前面經過，她就開始釋放出某種氣息。你能聞到那種味兒的！你在十英尺開外都能聞到那種味兒的！」

接著，他的手已經按在了門把手上，準備開門，這時，他停了下來。有一次——當然那是外出進行橄欖球比賽中的一次，只有那天晚上到孟菲斯遊覽時他乘坐了火車，此外他從來不坐火車——他當時下車走到一個光線很暗的車站月台上。突然之間，房門猛烈地響動起來。他聽到一個男人在咒罵，喊叫，一個黑人從房門裡面跑了出來，一個大叫著的白種男人在後面追趕。那黑人轉身，彎著腰，旁觀的人四下散開，那個白人用一把勃朗特手槍打中了黑人的身體。他還記得那個黑人如何用手緊緊抓住自己身體的中間部位，腦袋耷拉下來，接著突然之間仰面癱倒在地上，實際上像是要把自己的身體伸展開來，至少要把他的身長增加一碼。那個咒罵著的白種男人被制伏了，手槍給掉下了。火車鳴了一次笛，並開始啟動。一個身穿制服的火車上的男人分開人群，跑著要追趕上火車，並仍然在跑動之中向後面看。他記得自己如何推開別人，讓自己衝到前面，本能地應用自己在打橄欖球時用的技巧，騰出一塊地方，他從那裡向下望著那個黑人僵硬地仰面躺在那兒，依然緊緊抓住他身體的中間部位，他雙眼緊閉，他的臉顯得相當安詳。接著來了一個人——一位醫生或一位軍官，他不知道——跪在那個黑人旁邊。他在試圖把黑人的手拿開。沒有任何外部對抗的痕迹；只是醫生或軍官在用力拉的前臂和手彷彿已變得像鉛一樣沉重。那個黑人的眼睛沒有睜開，他那安詳的神情也沒有改變；他只是說道：「要當心，白人兄弟們。我已經被打中了。」不過，他們終於還是把他的雙手掰開了，而且他還記得黑人的工裝被剝開的情景，工裝褲和便裝上衣下面的衣服，曾經是件大衣，臀部以下的部分用剃刀割掉了；再往裡面是一件襯衣和一條便裝褲。腰部的扣子被解開了，子彈穿過身體打到了月台上，沒有血跡。他鬆開了門把手，脫去外衣，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至少我不會讓我們中間的一個失望的，他想道，同時把門打開，走了進去。一開始他相信房間裏面是空的，他看到火爐在上面有凹痕的沙箱里，圍在旁邊的鐵釘桶和底面朝上的箱子；他甚至聞到了新近吐出來的痰燒焦的惡臭味。但是沒有一個人坐在那裡，過了一會兒，他看到她的哥哥那張笨重、無趣、脾氣大的臉在桌子上面瞪視著他，一時間他感到憤怒和屈辱。他相信，瓦爾納把房間里清理乾淨，故意讓他們都走開，以便拒絕他最終的辯白，他來用自己的生命獲取的成功的認可；突然之間，他知道了一種出於激憤的厭惡，甚至是一種狂怒的拒絕，終究是拒絕去死。他迅速地向一側屈下身體，他已經是在躲避，並急於在他周圍抓取某種武器，這時瓦爾納的臉在桌子頂端的上方進一步往前伸著，像一輪令人不快的月亮升了起來。

這樣一來，她在商店那兒往家趕，行走的幾步路也不再走了。她的哥哥會在學校附近等她。到現在幾乎有五年了，這種情景早已成為鄉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天四次，一個星期五天——那匹菊花紅棕馬馱著那個情緒激昂而憤怒的男人和那個女孩，甚至在九歲、十歲、十一歲時，她的個兒都長得太大了——太滾圓的腿，太豐|滿的乳|房，太肥實的臀部，太多的雌性哺乳動物的肉，與俗艷的、用油布做成的裝東西的玩意兒，顯然是小學生用的書包聯繫在一起，是對整個教育主張的滑稽模仿和似是而非的體現。甚至即使坐在她哥哥後面的馬背上時，那肉乎乎的人兒彷彿也過著兩種完全分離、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嬰兒在保育護理行為中的表現一樣。一個尤拉·瓦爾納為臀部、大腿和乳|房供應血液和營養；另一個尤拉·瓦爾納則只是棲居在它們中間，它們到哪裡，她就跟到哪裡，因為這樣做不費多少力。她在那裡待著很舒服，但她不打算參与它們的活動。就像你待在一間不是你設計的房子里，傢具全都擺放好了，房錢也付過了的感覺一樣。第一天早晨，瓦爾納讓馬一溜小跑，想趕快把她送到地方完事，可他幾乎立刻就開始感覺他身後的整個肉體，那在椅子里甚至一動不動的肉體，彷彿在直線運動中不言而喻地令他生出一種無法克服的厭惡感，那貼在他背上柔若無骨、富於曲線的肉體抖動著，他想象著他本人的運送旅程不僅要跨越鄉村的地平線，而且要像太陽本身的運行一樣，越過整個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全景舞台，做一種圍繞哺乳動物橢圓形肉體的、萬花筒式的旋繞。因此，他讓馬慢下來走著。他不得不這麼做，他的妹妹一隻手緊緊地抓住他的吊褲帶或是他的外衣的後面部分，另一隻手拿著書包，他們走過商店，那裡通常有一定數量的男人會蹲著和坐著，走過小約翰旅館的陽台，那裡通常會有來回走動的旅行推銷員或馬販子——而且瓦爾納此刻相信，自己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他知道為什麼他們也在那裡，他們驅車二十英里，從傑弗生那兒來——再趕到學校，那裡其他的孩子穿著工裝褲和用粗糙的花布做成的衣服，還有他們不經常穿的、大人不要的鞋子，他們早已聚在那裡的真正原因是，在此之前他們已走了三倍、四倍、五倍於他所走的路程。她從馬上溜下來，她的哥哥會多坐上一會兒，情緒激動地望著她的背影，看到她已經像婦女那樣用髖部來走路了，他惱怒而徒勞無益地思忖著，是否立刻把那個學校的老師（是個男人）叫到外面，跟他說清楚，別招惹她，警告他，威脅他，甚至用拳頭嚇唬他，要麼等到事情發生時再找他，而他，瓦爾納相信，這種事一定會發生。他們在一點鐘又會聚在那兒，在十二點和三點時往相反的方向去。瓦爾納騎著馬，在路上向前走一百碼，走向一棵倒在地上的樹，這棵樹被矮樹叢遮掩著，那個黑人男僕一天夜晚坐在馬上、手裡拎著燈就被它絆了一跤。瓦爾納騎馬來到樹旁邊，在她站在樹上往馬上去時，他聲色俱厲地第三次朝她吼道：「該死的，難道你就不能騎到馬上來，而不讓人覺得馬好像是有二十英尺高嗎？」

「那種遊戲，」他問道，「你喜歡玩嗎？」

隨後有一天，他發現幾乎兩年來他都在向自己撒謊。那是在他第二個春天回到大學之後的事，離他畢業還有大約一個月的時間。他沒有正式辭職離校，可他一個月以前已離開了學校，當時他認為瓦爾納和他本人都明白，他教書只是能使他本人完成大學的學業。因此，他相信自己離開了村子，這是最後一次。終考還有一個月，接著是律師考試，隨後那扇大門將向他敞開。甚至他在選擇的職業領域有人已許諾給他某個位置。然後，有一天下午，他根本沒有感覺到任何徵兆，他走進自己寄宿的那個人家的餐廳，準備吃晚飯，這時房東太太過來對他說：「我要給你一樣東西嘗嘗。這是我姐夫給我帶來的。」說著，她把一個盤子放在他面前，上面放著一囫圇個兒的烤紅薯，看到他臉色在變，房東太太大聲說道：「怎麼了，拉巴夫先生，你病了！」他費力地站了起來，離開了餐廳。在他的房間里，他彷彿終於做出了決定，他一定要馬上就去，現在就走，甚至要走著去。他能夠看到她，甚至可以聞到她的味兒，她坐在學校校舍的台階上，吃著紅薯，平靜安詳，慢慢嚼食，不僅對她衣服外面的一切顯得無力自助和沒有知覺，而且對她身體的裸|露也是一樣，甚至對其一無所知，那種樣子真是令人畏懼。此刻他明白了，不是在學校校舍的台階上，而是在他的心裏，她始終都在，兩年以來一直這樣，而他看到她那種樣子所感到的根本就不是憤怒，而是畏懼，那進身之門的幻象，他將九_九_藏_書其視為目標的東西並不是目標，而僅僅是一個要達到的點，就像逃離大屠殺的人，他跑得快不是為了獲獎，而是要逃離生命的毀滅。

那是一個灰濛濛的天，天空呈鐵灰色，沉悶至極，是那些無風的日子中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空氣黏滯，溫度無冷熱之變，天空凝重，死氣沉沉，甚至連雪都下不來，甚至連光線也沒有什麼變化，彷彿是在黎明時分完全從虛無中生現，而且會一下子就又沒入黑暗之中。村子毫無生氣——軋棉花房和鐵匠鋪關著門，寂靜無聲，商店門因飽受風雨侵蝕而褪色；只有那匹一動不動的馬顯示著生機，這倒不是它在動，而且因為它類似某種人們知道的活著的東西。不過，男人們會在商店裡。他可以看到他們——穿著笨重的鞋子和沉重的靴子，工裝褲和工裝上衣向外鼓著，裏面套著厚厚的、看不出是什麼樣的內衣——他們分佈在沙箱周圍，裏面是火爐和凹凸不平的沙子，他們蹲在那裡，強勁奇妙的熱流從裏面迸射出來，有著實實在在的一股味道，男人的味道，幾乎是修道院的味道——冬天里沒有女人的聚會，蓄意把煙草唾沫弄到火爐的側腹里去燒。那股熱流真不錯：他要進到裏面去，不是因為凄涼、無聊和寒冷，而是因為那裡有生機，他走上台階，穿過那扇門，到了外面。那匹馬揚起頭，在他經過的時候望了望他。不過不是你，他對馬說道。你要站在外邊，站在此地，保持原樣，設法做到讓血液周身流通。我不要這樣做。他登上台階，穿過鋪在走廊上的被鞋跟踩損的木板。在關閉著的門上，釘著一張招貼畫，宣傳一種專利藥品，畫的一半兒已損壞——那是幅肖像畫的複製品，畫中人物沾沾自喜，長著鬍子，事業有成，住在遙遠的地方，結了婚，有孩子，身居豪華的房子里，不顯露激|情和血性，甚至無須死去，用間隔法製成木乃伊，這種褪了色的、扯爛了的肖像畫，掛在成千上萬風吹雨淋、油漆剝落的門上、牆上和圍欄上，一年四季經受風雨、冰雪和夏季酷熱的侵襲，這種畫無處不在，而且始終都在，遍布大地。

大學期中考試那段時間，他離開了一個星期。接著，他回來了，追逼著瓦爾納清理出一個籃球場地。他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那些年齡較大的男孩一塊干，並教他們如何打球。第二年的年底，他們的隊打敗了所有他們找來的與其比賽的球隊。到了第三年，他帶著球隊到了聖·路易斯，他本人也是隊員之一，他穿著工裝褲，光著腳，他們打敗了所有到來的球隊，獲得了密西西比谷地錦標賽的冠軍。

那個房子，那間沒有熱氣的房子，到現在他在裏面已住了六個年頭，裏面擺著他的書和那盞明亮的燈，就坐落在商店和學校中間的位置。當他經過那間房子時，他甚至都沒有朝它望上一眼。他返回學校的校舍，關上門，把門鎖上。他用一塊斷開了的磚頭把釘子釘在靠近門邊兒的牆上，把鑰匙掛在釘子上。學校的校舍位於傑弗生路。他已經把大衣穿上了。

「什麼時候？」喬迪問道，他極度憤怒，眼睛中迸射出火花，轉瞬即逝，「無論怎麼說她都會是那種樣子的，在她攀上去之前，五十年裡也不會有一棵橡樹長大，倒下來，腐爛掉，被當成柴火燒的。」

「我想要釘子。」他說道。

「那麼你就拿去吧。」那張臉已經在桌子上方消失了，「把鎚子拿回來。」

「好的。」拉巴夫說道，他停下腳步。瓦爾納對他說著。他（瓦爾納）在吊床上沒有動，他的手工織的襪子一直拉到了膝蓋那兒。

她每天上午來，帶著那個油布書包，裏面裝著其他一些東西和烤紅薯，她在休息時吃，拉巴夫對此一無所知。她僅僅在班上同學座位中間的過道里那麼一走，就能把那些木質的桌子和凳子變成一個愛神的叢林，她吸引著屋子裡的每個男人，從剛進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到十九、二十歲的成年男子，他們其中的一個已經當了丈夫，做了父親，這個人在日出和日落之間這段時間里可以翻地十英畝，他與準備搏擊的對手角力，要求每個人先動手打他。有時在星期五晚上，學校校舍里會舉行晚會，學生們在他的監督下玩那些青春期互相戲弄的遊戲。她不參与他們的遊戲，但是她卻控制著他們。她坐在爐子旁邊，完全就像上學的時間坐在那兒的樣子，她漫不經心，神態安詳，置身於尖叫、腳踏地板的喧鬧聲中心，被同時從十來個陰影籠罩的隱蔽處和角落裡出來的十來個穿著花格布衣或印花布衣的人們圍在中央，她既不是她班的頭，也不是她班的尾，這不是因為她拒絕學習，也不是因為她是瓦爾納的女兒，而瓦爾納開辦了這所學校，而是因為她入的這個班在她進入二十四小時之後就不再有頭或是有尾了。在當年內甚至也不再有她要從其中向上晉陞的低年級班了。她從來不在有生命躍動的任何存在的任何一端。所有的只是一個點，像是一群蜜蜂，而她就是那個點，那個中心，蜂擁而至，糾纏在一起，但她卻安詳自在，完整無損，而且顯然甚至一點兒也不在意她周圍的一切，平靜地勾銷了整個人類思想和苦難，這些東西被人稱為知識，教育，智慧，既極端繁冗又令人不可冒犯：女王，生命之本。

弗萊姆·斯諾普斯來尤拉·瓦爾納父親的店裡當店夥計時，她還不到十三歲。在十六個孩子中，她排行最後一名，是個幺妹。在她十歲那年，她的身高已超過了她的母親。現在，雖然還不滿十三歲，可她的個兒頭已經比大多數成熟的女人還要大，甚至她的乳|房也不再是青春期或少女時代的嬌小、堅實、乳|頭硬直挺立的圓錐形乳包了。相反，她的整個外形令人聯想起某種源於古老的狄奧尼修斯時代的象徵景象——陽光下的漂亮姑娘和汁液飽滿的葡萄，扭纏在一起的、果實叢生的葡萄藤蔓，在強悍、貪婪的牧羊神的踐踏下，流淌著汁液。她彷彿並不是她當下境況中一個活生生的完整人，而是生活在浩瀚的真空里的人，在那裡，她的日子彷彿在隔音的玻璃後面相互追逐。她好像在運用一種從所有的哺乳動物那兒繼承下來的令人倦乏的智慧，聆聽她自己身體器官的擴張增大，憂鬱而茫然。

她有常見的娃娃玩具。她把它們擺在她坐的椅子周圍的椅子上，它們就放在那兒，彼此都很相似，都像真的或都不像真的。終於，她的父親讓他的鐵匠給她做了一輛袖珍搖籃車，她的第一個三年就是在那裡面度過的。搖籃車外觀粗糙，分量也很重，但卻是鄉間所有人曾經見過的或聽說過的唯一的玩偶搖籃車。她把所有的娃娃玩具都放在搖籃車裡，她坐在車子旁邊的一把椅子里。一開始，他們認為這種表現是智力上的遲鈍，她還沒到成年女人母性發育的雛形時期，不過他們很快就認識到，她對玩具沒有興趣，為了使玩具動動地方，她不得不讓自己動起來。

此刻這具身體開始進行猛烈而無聲的反抗，即使在這時他或許還是能看出她對他既不恐懼，甚至也不痛恨，而只是驚愕和厭煩。她身強力壯。他預期會是這樣，他渴望如此，他一直等待著這種結果。他們猛烈地搏鬥起來。他仍然在微笑，甚至低聲說著話。「就是這樣，」他說道，「打呀。打呀。」就是這麼回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搏鬥。互相仇恨。殺死對方，只有這麼干，另一方事後才會永遠明白他或她死了。甚至死了也不能安靜地躺著，因為後來在那個墳墓里的將始終是兩個人，這兩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永遠都不能再次安靜地躺在一起，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獨自躺著，享受安寧，直到他或她也死去。他抓住她的身體，不太緊，這樣可以更好地感覺她身體的骨骼和肌肉的劇烈反抗，抓牢她，使她剛好不能真的碰著他的臉。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儘管她的哥哥來叫她時從未晚過，他這會兒一定就站在教室外面。拉巴夫不去想這些。也許他根本就不會在乎。他輕鬆地抓住她，依然在微笑，低聲細語地吟誦著亂七八糟的希臘語和拉丁文詩句，說著美國密西西比地區的下流話，就在這時，她突然間奮力掙脫出一隻胳膊，用胳膊肘向上猛擊他的下巴；這一擊使他失去了身體的平衡，沒等他重新站好，她的另一隻手用盡整個手臂的全力打在他的臉上。他跌跌撞撞地向後退著，碰到一張板凳，和板凳一齊摔倒在地，他身體的一部分壓在凳子的下面。她站在上面俯視著他，呼吸聲很重，但她沒喘氣，甚至連衣服頭髮都沒散亂。

「我明白了。你只有在贏時才會拿一雙鞋。而你往家裡寄了五雙。你打了多少次球？」

不，拉巴夫告訴他說，這會兒，他在鋸木廠。他算過了，今年夏天他不去上學，而是去工作，他就能夠掙到足夠的錢，這樣他甚至在他們不讓他留下打橄欖球之後，仍然可以待在大學里，把一年裡的課都完整地上下來，而不只是上夏天的課，在夏天，他們只教人們如何成為中小學的教師。

「我不會只是為了玩橄欖球而去借錢的。」他說道。

他望了她一眼，看到她的哥哥無疑會是最後一個能識別出的人。他看出來她不僅不準備學習，而且她不需要了解這裏或其他任何地方的書里的東西，她天生就完全具備應有的一切，未來能發明出來的任何東西，她都不僅能夠面對，與之搏鬥，而且能夠戰勝它。他看到在未來的兩年裡，他要看管這個女孩，當他想到這一點時一開始他感到的只有憤怒。她年齡只有八歲就已經成熟，顯然在子宮裡她已到達青春期並已度過這一階段。她安靜地想著心事兒，對於外部的無論什麼樣的強行指令她都服從，甚至也沒顯出不高興的樣子，她那種靜靜等候的特質僅僅是從一組牆那裡轉移到另一組牆那兒，這種靜候透過逐漸展開、無法讓其加快步伐的時間，穿越日漸增多的日子，並置身其下，直到有一天一個男人來打破她的靜候，使之不復存在，無論這個男人是誰，無論他叫什麼名字，長著什麼樣的臉，她也許從來也沒有見過他，從來也未聽說過他。五年來他都在注意著她。每天早晨她的哥哥把她帶來，只要他離她而去，她就待在那同一個位置上，而且幾乎保持著同樣的姿勢，她的雙手一連幾個小時地放在膝蓋上，一動不動，就像是兩個互不相干的沉睡的身體。當終於將她的注意力吸引過來時，她會回答你說：「我不知道。」要麼你若逼迫她說什麼，她會回答說：「我沒有想那麼遠。」疲勞和厭煩彷彿對她的肌肉和身體都不產生任何影響，她好像是懶洋洋的處|女時代的象徵性自我，她擁有生命但卻沒有感覺能力，只是等待著，直到她的哥哥到來，那個好嫉妒、激憤不已、閹人一般的單身漢來學校，把她帶走。

因此，所有的人，包括那位教師，全都知道下一學期他就不會在那兒了。不過，沒有人對明年學校的學業是否能正常進行特別在意。學校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自己建了學校，花錢雇老師，只在孩子們在家無事可做的時候把他們送到學校，所以學校只在收穫季節與播種季節之間的那段時間——從十月中旬到三月底開門。換教師的事情一直沒著落，直到夏季的一天，瓦爾納碰巧做生意要到鄰近的鄉村去，這件事才開始著手辦。他在天黑時趕到了地方，應邀在一間荒涼的、裏面有用短木料做成的地板的小屋裡過夜，小屋坐落在一貧瘠的、面積不大的坡地農場上。走進屋子時，他看到一個極為蒼老的婦人，坐在冰冷的壁爐旁邊，抽著一根骯髒的陶制的小煙管，腳上穿了一雙看上去很結實的男人的鞋，鞋子的外觀顯得有點不合規矩，甚至有點兒古怪。不過，瓦爾納並沒有注意鞋子。後來他聽到自己身後響起一陣刮擦撞擊的聲音，他轉過頭來，看到一個大約十歲的女孩，穿著一身破舊但卻相當乾淨的方格花布衣裳，腳上穿的鞋子和那個老婦人的鞋子一模一樣——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她腳上的鞋子顯得還要大一點兒。這時他才注意到了鞋子。第二天早晨，當瓦爾納要離開時，他read.99csw.com又看到了三雙同樣的鞋子。此刻，他發現這種鞋子與他所見過，甚至聽說過的鞋子都不一樣。主人告訴他它們是些什麼鞋子。

那是七月的事。也許瓦爾納實際上並沒有指望拉巴夫前來見他。不過，他也沒有為填補這個空缺做任何努力，這件事兒他肯定不可能忘了的。且不說他作為學校的理事負有責任，他本人也有個孩子大約在明年要上學。在九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躺在掛在兩棵樹之間的、用桶板做成的吊床上，鞋子脫下，放在一邊，他看到一個男人邁著腳步，穿過院子，朝他走來，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人，但他即刻就知道了來人是誰——這是個並不太單薄但確實是瘦削的男人，他長了一頭直直的黑髮，像馬尾巴一樣粗，他有著印第安人那種高高的顴骨，銳利的眼睛顏色較淡，顯得從容，一個思想者式的鼻子，鼻樑很長，但鼻孔略顯圓弧形，給人以傲慢自大的感覺，一張薄薄的嘴唇，顯得神秘、殘酷、野心勃勃。他長了一張雄辯家的臉，一張相信語言的力量戰無不勝，如果必要，可以犧牲原則的臉。一千年以前，這會是一個隱士的臉，這個人極富戰鬥精神，狂熱極端，他毫不妥協，為信念而背棄整個世界，內心充滿真正的喜悅，他走向沙漠，並在那裡度過他餘生的日日夜夜，他沉著鎮靜，沒有一時一瞬自我懷疑的內心衝突。他這樣做並不是為了拯救世人，他對世人的一切漠不關心，對世人的苦難，他只有蔑視，而沒有任何形式的同情。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滿足自己不可遏制的、無法平息的自然慾望。

「什麼？」瓦爾納問道，「橄欖球鞋？」

後來，有一天他穿著租來的長外衣，戴著租來的帽子，和其他人站在一起，接受卷得緊緊的大學畢業文憑捲軸，形狀不比捲起來的日曆大。不過，它像日曆一樣，標示著那三年的歲月生活——橄欖球場里防滑鞋踐踏得邊界模糊的白線，騎在不知疲憊的馬上的一個個夜晚，還有他身穿大衣，僅用那盞燈取暖，坐在那展開的書上面，翻看上面寫滿死氣沉沉的冗詞贅語的那些夜晚。過了兩天以後，他和同學們一起，站在牛津一間真正的審判室的法官席前，被律師會接納，這樣，儀式就舉行完了。那天晚上，在飯店餐廳一張喧鬧的桌子旁邊，他做出了選擇。法官正在主持晚宴，在他的兩邊站著的是法學院的教授們和其他法律界的支持者。這裏就是通向那個世界的前廳，為了進入那個世界，他始終在進行著努力，迄今已有三年——四年了，應該把他還沒有看清楚目標的第一年也算上。他只是坐在那裡，臉上始終是那副表情，等著那最後的委婉的客套話說完，等著那最後震耳的掌聲消逝。他站了起來，走出前廳，向前走去，他的臉堅定地朝向他選擇的那個方向，不管怎樣到現在三年過去了，他絲毫也不猶豫遲疑，他不往回看。而且他不能那樣做。儘管在朝向自由（他知道的，他說的）顯赫地位和自尊的路上已經走出了四十英里，但他不能那樣做，他必須返回村裡，投身於一個十一歲女孩的魔力的世界，這個女孩即使是坐在學校校舍的台階上休息，眼睛隱藏在太陽投射出的陰影里，像只小貓，吃著涼紅薯，也顯示出那種舒展無羈的特質，這是在他的荷馬史詩和修昔底德作品中出現的女神的特質：既腐敗墮落又純潔無瑕，既是童貞處|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

她在椅子上從一個幼兒長到八歲，從一把椅子上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只有打掃清理房屋和吃飯這類急事才能迫使她從椅子上下來。在她母親的堅持下，瓦爾納繼續讓鐵匠製作小型的持家用具——小掃帚、拖把、一個小型的真爐子——希望可用來作為消遣，用所有這類家庭用具，單個的和成組地做遊戲。顯然，對她來說，這就像給一個老酒鬼一杯冷茶，不起作用。她沒有一個玩伴，沒有親密無間的女童密友，她不需要她們。她從來沒有和任何一個女孩結成過那種狂熱、有時是短命的親密關係，兩個女孩結成隨時準備戰鬥的秘密陰謀集體，以對抗她們的男孩對手，還有成人的世界。她什麼也不做。她也許還只是個胎兒，好像出生了的只是她的一半兒，她的心靈和肉體不知怎麼地變得完全分離開來，要麼就是令人絕望地糾纏在一起；在兩者間僅有一方呈現，要麼就是一方呈現，另一方並不與它相伴，而是孕育在其中。「也許她註定要長成一個頑皮姑娘。」她父親說道。

拉巴夫的視線沒有移開。他靜靜地站在那兒，面對著躺在吊床里的男人。「我知道那種鞋值多少錢。我曾想辦法讓教練告訴我一雙鞋要花多少錢。鞋子是屬於大學的。每一次底線得分就是一雙鞋的價值。贏球就可得到鞋子。」

此刻他記起這件事了。窗戶上的玻璃在聖誕節期間被打碎了。他當時就用木板釘上了。他記不得做過這事。但是當時他並不記得兩天以前被告知要修好那個窗框，更不用說過問這件事了。而這會兒他一點兒也不記得窗戶的事兒。他平靜地站起身來，佇立在那兒，外衣搭在胳膊上；現在他甚至再也看不到那張脾氣很大、疑心很重的臉了。是的，他悄悄地想道，是的，我明白了。她根本就沒有告訴他。她甚至也沒有忘掉。她甚至不知道已經發生的任何事值得一提。瓦爾納依然在談論著，顯然有人在與他交談：

「我不需要鎚子，」他說道，「我只需要釘子。」

接著，一天下午他找到了他的斧子。在首次拙笨的劈砍之後，他幾乎是在極度的快|感高潮狀態下繼續劈砍壞疽組織的懸吊著的神經和筋腱。他沒有聽見一點兒聲音。最後一場橄欖球賽打完了，那扇門最後一次關閉了。他沒有聽到那扇門再次開啟，可是，有某種東西使得他從凳子上抬起自己那張痴迷的臉。她又一次來到教室里，注視著他。他知道她不僅看到了他跪著的那個地方，而且知道他為什麼跪在那裡。或許在那一刻他相信她始終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為他即刻就知道她既不畏懼他，也沒有笑話他，她根本就不在意。她也不知道，她正在注視的是一張潛在的殺人犯的臉。她只是鬆開手抓住的門，沿著過道朝教室的前方放爐子的地方走去。「喬迪還沒有來，」她說道，「外面的天很冷。你在那兒幹什麼？」

她八歲上學，一直上到她十四歲那年聖誕節剛過的時候。不用說，她會把那年的學上下來的，而且很有可能把來年甚至後年的學業都完成的，雖然什麼也沒學到，可在那年的一月份，學校關門兒了。學校關門兒是因為老師不見了。他一夜之間就沒了蹤跡，沒有跟任何人留下一句話，他沒領那一學期的薪水，也沒有從他房子里搬走為數不多、像隱士用的那些私人用品，那是間他租用的、裏面沒火的披屋，他在裏面住了六年。

一天，他甚至認為，她不應該再雙腿分開騎跨在馬上了。這種想法持續了一天時間。他偶然往旁邊和身後望了望，看到她那彎曲搖晃著的腿毫無顧慮地露在外面，腿長得令人難以置信，長筒襪與衣裙之間的大腿部分裸|露著，如同天文台的圓形拱頂那樣大個兒，從裡到外都是光光的。她並不是故意要裸|露自己的，這種想法只能使他更為憤怒。他知道她只是不在乎，無疑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腿露出來了，而且即使她知道，她也不願去麻煩自己把裸|露的部位蓋上。他知道，她甚至坐在運動著的馬上，也像她坐在家裡的椅子上一模一樣，他知道，就像是坐在學校裏面的凳子上一樣，因此，他不時憤怒而徒勞地在想著，臀部持續不斷地受著那種相當大的、穩定增強的力量的衝擊，即使是在單純的行走運動中也是如此，彷彿實實在在地要人去注意那豐富內心想象和意志力的、充盈生命汁液的柔軟肢體；坐著，甚至是在運動著的馬上，她私下甚至並不是悶悶不樂地在痴想著某種東西，無論它是什麼，都與慾望、肉體沒有關係，一點兒關係也沒有；透過她身上穿的衣服，她實實在在地展現出那種自我存在的無所顧忌的個性，她就是她，她無力去改變，甚至懶得去留意那種事兒。

此刻，瓦爾納知道，來人不再看得見他了，雖然他的眼睛的位置沒有移動，而且他的眼睛仍然睜著。拉巴夫站在那裡，一動不動，他穿著一件非常乾淨的白色襯衣，衣服洗得太頻繁了，此刻已顯露出蚊帳的質地，他的上衣和褲子也十分乾淨，但不匹配，上衣對他來說太小了一點兒，瓦爾納知道，這是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套衣服，他擁有這套衣服，只是因為他相信，或者讓人明白，這是個不能穿大衣到大學教室去的人。他站在那裡，不是為令人興奮、難以置信的狂喜和希望所包圍，而是被那種折磨人的狂怒所圍困。消瘦的身體並沒有受到其外在環境的衝擊力的影響。但卻彷彿因其內在的東西而收縮和變小，宛如經歷磨難。「好吧，」他說道，「十一月一日我會在這裏。」他轉身準備走。

他站起身來。她穩步地走了過來，背著那個油布書包，到現在她已經背了它五年了，他知道除了往裡面放涼紅薯外，在學校的教室以外她從來不打開書包。他朝著她走動著。她停下腳步，望著他。「不要害怕，」他說道，「不要害怕。」

他名叫拉巴夫。他來自鄰近的鄉村，純屬偶然的機會，威爾·瓦爾納本人在那個鄉村發現了他。當時任職的、那個唯一的教師，是個年老的男人，生性嗜酒，學生不服他的管教，令他進一步沉溺於酒杯之中。女孩子們既看不上他的觀點和知識，也對他傳授觀點和知識的能力缺乏敬意；男孩子們完全不把他的能力放在眼裡，不用說教他們了，只要能讓他們服從，讓他們行為本分，甚至對他有禮貌就算是不錯了——情況早已不是單純地與他對著幹了，那種情境已經演變成了一種羅馬的牧人節，他們像是在欺負一頭骯髒而沒有牙齒的老熊一樣對待他。

「你會笑話他的，我猜會這樣。」

「不。」拉巴夫答道。

「窗框壞了？」拉巴夫問道。

在她哥哥帶著她來學校的那個第一天上午，拉巴夫對自己說：不，不，不是這兒。別把她留在這裏。他在學校教書才僅僅一年，五個月一學期，其間還有些中斷。他每周晚上要騎馬去牛津然後返回村子，一月份他參加期中考試要花去兩周時間。但是，他不僅從他的前任留下的混亂無序狀態中擺脫出來，而且他甚至還強行制訂出了課程計劃，把其變成某種類似秩序的東西。他沒有助手，甚至在那個單一的屋子裡沒有分隔部分，可他卻根據能力把學生們隔離開，使之成為一種常規，他們不僅遵守這種常規，而且逐漸相信應該這麼做。他並不為此感到驕傲，他甚至並不滿意。不過他對情況在變化、有進展感到滿意，如果不是朝著在更大限度上增加學生的知識的方向發展，至少也是朝著教會他們維護秩序、遵守紀律的方向發展。後來，有一天上午，當他從那粗糙的黑板那兒轉過身來時，他看到一張八歲女孩的臉及十四歲女孩的有著二十歲女人曲線的身體，在那一瞬間正越過門檻，為這間簡陋、光線很差、冷冰、用於嚴苛的清教徒式初級教育的校舍，帶入一股濕潤的、春意微醉的墮落氣息，猶如一個異教徒在至高無上的原始子宮前得意揚揚地進行朝拜。

「你不必那麼做，我告訴你！」教練說道，「你的學費要付。你可以睡在我的頂樓里。你可以喂我的馬和牛，擠牛奶、生火，我給你飯吃。你明白了嗎？」那不可能是他的臉，因為都在黑暗中，他不相信說話的那個聲音是他的聲音。可是教練說道：「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我聽說它和真正的搏擊沒多大區別。」

「沒有，」瓦爾納說道，「我沒有笑話他，州長。嗯嗯嗯。下次你見到他時，如果他能夠考慮把當州長的事兒放上一兩年，先去學校教書，告訴他到法國人灣來見我。」

「我不相信，」他說道，「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是為了打球而給我所有這一切。」

「七次，」拉巴夫說道，「有一次誰都沒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