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了。」普魯伊特太太說。

那件事本身是個古老而毫無新意的故事：一個十七歲的鄉下姑娘，被小夥子的吹噓、勇武、大胆和他那張能說會道的嘴挑逗得想入非非；做父親的給她講道理，跟一般做父母的遇到這類事時表現得完全一樣；接下來便是禁令、封鎖、不得出門和不可避免的午夜私奔；於是，第二天凌晨四點鐘，布克賴特叫醒治安法官、區首席官員威爾·凡納，把手槍交給凡納，並且說：「我來自首。兩小時以前，我殺了桑普。」最早趕到現場的名叫奎克的鄰居發現桑普手裡有一把拔出一半的手槍；孟菲斯的報紙對這件事做了報道；一周以後，有個自稱是桑普妻子的女人來到法國人灣，她出示結婚證書表明身份，一心想領取他也許留在身後的錢財或家產。

「說得對，先生。」加文舅舅說。他看著我，目光明亮，面龐消瘦、敏感，蓬亂的頭髮開始花白了。「過來，契克，」他說，「我找你有點事。」

「沒有了。我都講了，」普魯伊特說，「第二年夏天，他跟孩子都不見了。」

「他們那塊地，」普魯伊特說，「你從大路上可以看到一點。你看不到的那一片並不好多少。他爸和他爺爺都種這塊地，養活了自己和一家老小，付了稅還從來不欠人錢。我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不過，他們做到了。傑克遜小時候剛長到夠得著犁把扶手時就下地幫忙幹活了。不過，他後來沒長高多少。他們個子都不高。我猜這是他們能靠地養家付稅不欠債的原因。到了一定的時候，傑克遜管起了這塊地，他在地里干到快二十五歲，可看上去像是四十歲的人了。他不求人照顧，也不結婚，什麼都不是，光是他和他爸兩人住在一起，自己做飯，自己洗洗涮涮。他和他爸兩人才有一雙鞋，他怎麼結得起婚？如果真值得找個老婆的話，那地方已經害死了他媽和他奶奶，她倆都沒到四十歲就去世了。有天晚上——」

我們開車趕路快到中午時分。我們現在是在山裡了，離開了富饒的平地，到了松樹和蕨叢裏面，這裏土地貧瘠，小塊小塊偏斜的瘦田裡長著枯萎的玉米和棉花，不知怎麼回事，它們活了下來，就像它們供衣穿供食用的人多多少少熬了下來一樣。我們驅車走過的路連小道都不如，彎彎曲曲，又狹又窄，坑坑窪窪，塵土遍地，汽車多半時候只能掛二擋。後來，我們總算看見信箱了，看見簡陋粗略的幾個大字：G.A.芬奇雷；信箱後邊是一幢兩間房間帶露天門廊的小木屋，連我，一個十二歲的小男孩都一眼看出，這裏已經很多年沒有女人的照料了。我們走進大門。

「好的，」加文舅舅說，「說呀。」

「我看見他時，他動作飛快迅疾，我還不知道他手裡拿的是什麼，那玩意兒已經轟的一聲炸開了。我聽見子彈把我頭上的樹葉打得嚓嚓直響，魯福斯·普魯伊特的騾子拚命掙扎，不是想掙斷拴它的韁繩就是想弔死在大門柱子上。」

「他哪兒都不去，」普魯伊特說，「因為傑克遜走到哪兒，那孩子跟到哪兒。要是他是在法國人灣把孩子偷來的，那他不可能把他藏得更貼身了。就連去漢文山商店買東西都是由老頭去買。每年只有一次傑克遜和那孩子真正分開一小會兒，那便是傑克遜騎馬去傑弗生付稅。我第一次見到那孩子的時候，我覺得他像一頭塞特種小獵犬。有一天，我聽說傑克遜去傑弗生鎮付稅了。我就上他們家去了。那孩子躲在床底下，不吵也不鬧，只是縮到一個角落裡，朝外看著我。他沒眨一下眼睛，簡直就像有人頭天晚上抓到的狐狸崽子或狼伢子。」

「『我知道。』他說，聲音輕極了，『我一直等著這一天。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大吃一驚。我現在沒事了。』」

沒有人看見我進院子。可我能透過隨風搖曳的桑樹葉子向屋裡望去，不僅看見還聽見——在房間的那一頭九個氣呼呼的帶厭惡神情的人懶散地靠坐在椅子里；工長霍蘭先生和另外一個人站在那個瘦小、憔悴、乾癟的男人的椅子前面。他叫芬奇雷。我記得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因為加文舅舅說過，在我們這地方你要想當個成功的律師或政客的話，你不需要能說會道，連頭腦都用不著，唯一需要的是好記性，能記得住人的名字而不出差錯。不過，我總是會記住他的名字的，因為他叫石壁·傑克遜——石壁·傑克遜·芬奇雷。

「2月里，有天下午——有幾天天氣比較好，我想我有點心神不定——我騎馬去他那裡。我看到的第一樣東西便是她，這也是我第一次在他那兒看見她——一個年輕女人，也許在她身體健康的時候，她還挺漂亮的；我說不上來。因為她不光是瘦，她是骨瘦如柴。她有病，並不只是看上去挨過餓，儘管她還能走動，還沒有躺倒；這也不是因為她出不了一個月就會生孩子。我說：『她是誰？』他看著我說：『她是我老婆。』我說：『你什麼時候娶的？去年秋天你還沒老婆呢。那孩子不到一個月就要生了。』他說：『你要我們走嗎？』我說：『我幹嗎要你們走？』現在我要告訴你的是根據我現在知道的事，根據三年以後她兩個弟弟拿了法院批件來找我之後我打聽出來的事。這不是根據他告訴我的話，因為他什麼都沒對人read.99csw.com說。」

「不見了？」加文舅舅說。

「請弗雷澤法官允許你撤回你的演說吧，讓查利替你做總結。」外公說。可我們已經走出屋子，下了樓梯。加文舅舅走了一半停了下來，我們站在樓梯中央，離上面和下面都一半的地方，他的手放在我肩上，他的眼睛更加明亮，更加聚精會神了。

「我們這片土地上的人，所有的南方人，從一生下來便受到教育，知道有幾件事情是高於一切的。其中的第一件——並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只是首要的事情中的一件——便是：如果有人傷害了一條生命，他只能以命相抵；所以一人死亡只是事情的一半。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在那天夜裡在被告離家以前阻止他，從而拯救兩條生命；我們至少可以拯救一條生命，即使我們不得不為了阻止被告而奪去他的生命。只是，我們並沒有及時了解一切。而這正是我要講的內容——不是關於死者，死者的品德和他所乾的那件事的道德性；不是關於自衛，論證被告是否有充分理由把問題發展到傷害生命的地步。我要談的是關於我們這些沒有死的人和我們不知道的事情——關於我們大家，本心想做得正確的人，不想傷害別人的人；有著錯綜複雜的強烈的激|情、感情和信念的人，我們在接受或拒絕這些複雜的激|情、感情和信念問題上無可選擇，無論我們有還是沒有這一切，我們都儘力而為——這位被告，也是一位有著同樣的錯綜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他遇到了一個問題——他女兒必然會遇到的苦難。他的女兒，由於年輕人的剛愎自用和愚蠢——這也是她跟別人一樣並沒有主動要求繼承的亘古以來的複雜的激|情、本能和信念——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於是，他盡他最大的能力和信念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要求別人幫忙，默默地接受他自己的決定和行動所帶來的後果。」

我們跟著他走進門廊，一位胖乎乎的白頭髮老太太，戴著一頂乾乾淨淨的條紋布的寬邊遮陽女帽，穿一身乾乾淨淨的條紋布女裙，圍了條潔白的圍裙，正坐在矮搖椅里往一個木碗里剝紫花豌豆。「這位是史蒂文斯律師，」普魯伊特說，「史蒂文斯上尉的兒子，從鎮上來的。他想打聽傑克遜·芬奇雷的情況。」

「頭一個聖誕節的時候，他回來過。」普魯伊特太太說。

「有個小東西又踢又抓我的腿；是那個小男孩，他一聲不吭，只是在我和那兄弟邊上轉，用一塊芬奇雷剛才在劈的木頭使勁往上夠著打我們。『抓住他，把他抱到馬車上去。』大的那個弟弟說。於是年輕的那個弟弟抓住那孩子，他跟芬奇雷一樣抱不住，即使他給抱了起來，他還是又踢又打，縱身想往下跳，可他還是一聲不響。芬奇雷使勁掙扎著拚命往前撲，一直到小弟弟和那孩子走得看不見了。接著，他全身軟癱了下來，好像他渾身骨頭都變成了水，我和那大弟弟把他放下來，放在他劈柴用的墩子上，好像他身上根本沒有骨頭，他靠著他剛劈好的柴堆，喘著粗氣，嘴角上冒出點白沫子。『這是法律呀，傑克遜。』我說，『她丈夫還活著。』」

「噴鼻息的公羊上我們這兒來酗酒、打架、拿別人的牲口玩把戲以後，過了半年吧，有一天，他坐在這門廊里，喝得醉醺醺的，在胡吹亂說，身邊圍了六七個人，都是他不時看緊急情況用不正當手段或者偶爾用正當手段打得半死不活的人。他每次停下來喘口氣的時候，他們便哈哈大笑。我正好抬起頭，看見芬奇雷在路那邊，騎著一頭騾子。」

「芬奇雷先生——」加文舅舅說。

「不，你不會的。」加文舅舅說。他一手抓住我的膝蓋，儘管我們的車開得很快，黃色的燈光束和黃色的土地平行。蟲蛾一團團撞入光柱又四散地飛出去。「他想的不是巴克·桑普，那個長大了的男人。如果他處在布克賴特的境地，他也會像布克賴特一樣很快地開槍打死那個男人。那是因為布克賴特殺死的那具喪失人格的獸|性的軀體里還保留著那個小男孩，也許不是他的精神，至少是對他的記憶，那個小男孩，那個傑克遜和朗斯特里特·芬奇雷，儘管那個男人，那個小孩長成的大人並不知道這一切，只有芬奇雷知道。你也不會投贊成票的。別忘記這一點。永遠不要忘記。」

「你好，史蒂文斯先生，」他說，「這麼說來，傑克遜·芬奇雷讓你的陪審團懸而不決。」

「等一等。」加文舅舅說。

「奎克的，」普魯伊特說，「貝·奎克老人的鋸木廠。第二個聖誕節他沒回來。後來，大約在三月初，就在法國人灣的河灘地開始乾涸，可以沿滑木軌道運送木材的時候，就在你以為他會安頓下來干第三年的鋸木活的時候，他回家來長住了。這回，他不是走回家的。他坐著一輛雇來的四輪輕便馬車。因為他抱回來一隻羊和一個娃娃。」

「法國人灣？」加文舅舅說，他的眼睛更明亮、更機敏，也很專註。「說吧。」他說。

「你們糾纏他折磨他夠厲害了！」老頭說。他氣壞了；他的嗓門彷彿突然升高，更為兇狠，帶著難以控制的火氣：「出去！不許上我地里來！滾！」

「當然他不會投這一票的，」加文舅舅說，「人間謙卑而不可戰勝的人——苦熬、苦熬又苦熬，明天、明天又明天。當然他不會投票贊成讓布克賴特獲得自由的。」

我還記得大陪審團發現居然真有申訴狀時的驚訝；法庭書記員宣讀起訴書時，人們打賭說，陪審團用不了十分鐘便能做出決定，賭注高達二十比一。區檢察官居然不出面，讓一個助手來出庭。不到一小時，一切證據都陳述完畢。於是，加文舅舅站了起來，我記得他當時望著陪審團的神情，他看了看十一位農民和店htｔps://ｒｅａｄ.９9cｓｗ•cｏｍ主，也看了看第十二個人，那個斷送他勝訴機會的人，他也是個農民，一個瘦小的人，頭髮花白而稀疏，一副山裡農民的長相——看上去，瘦弱憔悴、勞累過度卻又讓人覺得他是摧不垮壓不斷的，他似乎剛過五十就進入耄耋之年，因而能抵擋時光的銷蝕。加文舅舅的聲調很平靜，幾乎有點單調，不像刑事法庭里常能聽到的拿腔拿調的叫嚷；只是他的詞句跟他在以後生涯中用的不太一樣。不過，就在那時候，儘管他才幹了一年，他已經知道該怎麼講話了。我們鄉下所有的人，無論是山裡人、黑人還是平原地區有錢的種植園主，都聽得懂他在說些什麼。

「對，」他說，「告訴我吧。」

他坐下了。區檢察官的助手僅僅站起來，向法庭鞠躬致意，然後又坐下了。陪審團出去了，我們大家並沒有離開屋子。連法官都沒有退席。我記得，長凳上方的時鐘走過十分鐘，又走過半小時，法官示意叫過來一個法警，悄悄跟他說了句話，法警走了出去又走了回來，稍稍地對法官說了幾句，法官站起身，小木槌一敲，宣告休庭。人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某樣東西傳遍整個屋子。

「我會的，」我說，「我會讓他獲得自由的。因為巴克·桑普是個壞蛋。他——」

「等一等。」加文舅舅說。

「等我聽說了上他們那兒去的時候，」普魯伊特太太說，「那娃娃還不到半個月大。他怎麼養活這娃娃，光靠羊奶——」

「我走到離他家不遠的地方，」普魯伊特說，「我總是走到離田不遠的地方去聽他咒罵那黑鬼動作不夠快，看那黑鬼拚命想跟上他。我總想傑克遜沒找兩個黑鬼來幫他種地真是做得對極了，因為那老頭——他當時快六十歲了——要是在陰涼地的椅子里坐上一天，手裡不拿把鋤頭或斧子干點活的話，那他一定等不到太陽落山就死掉的。於是，傑克遜走了。他是走著去的。他們只有一頭騾子。他們什麼也沒有，光有一頭騾子。路不算遠，只有三十英里。他走了有兩年半的樣子。後來有一天——」

這時候，一個聲音喊了起來，「站住！站住，不許過來！」我們先頭並沒看見他——一個小老頭，光著腳，鬍子雪白、粗短而蓬亂，穿著一身帶補丁的、洗得發白、跟脫脂牛奶顏色差不多的勞動布衣服，個子比他兒子還要瘦小。他站在破敗的門廊邊上，胸前端著一桿獵槍，渾身哆嗦，因為生氣，也許是因為年紀太大而不由自主。

他果然沒投贊成票。當天下午，弗雷澤法官解散了陪審團，宣布案子在下一個法院受審期內重新審理。第二天早上，我還沒吃完早飯，加文舅舅就來找我了。

「我自己都沒認出來。」奎克說。「我聽說你的陪審團沒能做出一致決定，而且只有一個人反對，我這才把他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了。」

「你好，普魯伊特先生，」加文舅舅說，「看來他讓他們沒法做出一致的意見。告訴我，怎麼回事？」

因此，我們正好在太陽落山的時候趕到法國人灣村的凡納商店。又有一個男人從空蕩蕩的門廊里站起身，走下台階，來到我們的汽車旁。

「誰的鋸木廠？」加文舅舅問。

「只有媽比我知道得還多，」普魯伊特說，「上門廊里來吧。」

「桑普。」加文舅舅說。他的嗓門並不高。天黑得挺快，我們這兒天黑起來總挺快的，我根本看不見他的臉了。「說呀。」他說。

「這話不錯，」普魯伊特說，「我不知道他鋸木活兒幹得好不好。他從來沒個農場讓他發現自己干農活的本領。可他確實把孩子養大了。」「是啊，」普魯伊特太太說，「我老提醒他，『我們從來沒聽說你結婚了。』我說。『是的，太太，』他說，『我們去年結的婚。孩子生下來，她死了。』『她是誰？』我問他，『是法國人灣的姑娘嗎？』『不，太太，』他說，『她是南邊人。』『她姓什麼？』我又問。『史密斯小姐。』他說。」

「難道你不承認他要帶著布克賴特十七歲的女兒逃跑？」霍蘭先生說，「難道你不承認他們發現他的時候，他手裡拿著槍？難道你不承認他剛一入土就來了個女人證明她是他的妻子？難道你不承認他不光是個無賴還是個危險人物；如果布克賴特沒殺了他，遲早會有別人這麼乾的，只不過布克賴特運氣不好倒了霉。」

於是，我們坐在上了鎖的、空無一人的商店門廊里。樹上的知了尖利地叫個不停，塵土飛揚的大路上螢火蟲一閃一閃地飛來又飛去。奎克懶散地坐在加文舅舅邊上的長凳上，渾身鬆鬆垮垮的，好像一動就會散架了。他用懶洋洋的嘲諷的口吻說話，好像他有整整一晚上的時間來講這件事，而且講這件事就需要整整一晚上。可是，他沒花那麼長的時間。就他講的內容來說，他花的時間實在不夠長。不過，加文舅舅說，要總結任何一個人的一生的經歷，你並不需要太多的字；有人已經用十二個字概括了：他生了下來，他受了苦，他死了。

「這沒有什麼不光明正大的，」他說，「很多時候，正義是通過經不起檢驗的方法而得以實現的。他們把陪審團的人挪到朗絲韋爾太太做飯的后屋去了。那間屋子正對著那棵桑樹。要是你能溜進後院而不給人發現，爬樹的時候要小心——」

「一個按日計工資的工作，」普魯伊特說，「不是去發財；只是去也許多掙一點錢，冒個險花掉一兩年的時間多掙一點錢，不再過他爺爺、他爸那樣的生活，他爺爺一直種地種到有一天倒在犁把扶手中間，他爸也過著這種苦日子，也會一直過到有一天倒在玉米地的犁溝里斷了氣，接下來就該輪到他了，而他連個能來地里把他從土裡抱起來的兒子都沒有。他雇了個黑人在他不在的時候幫他爸種田。hｔtｐｓ://rｅａd.99ｃsｗ.cｏm我能不隔些時候去他家看看他爸？」

「我想你們並不知道，」普魯伊特說，「羊跟牛不一樣。你得兩個來小時擠一次羊奶。這就是說夜裡也得擠。」

我們看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盒鼻煙，往盒蓋里倒了一點鼻煙，把鼻煙倒進下嘴唇里，小心翼翼地敲敲盒蓋，讓煙絲一點不落地都倒進嘴裏。

「對了，」普魯伊特說，「他走了三十英里路回到家，過了聖誕節，又走了三十英里地回到鋸木廠。」

「他就那麼坐在騾子背上，三十英里的塵土跟騾子的汗水凝結在一起。他望著桑普。我不知道他來了多久了，他一言不發，只是坐在騾背上望著桑普；後來，他調轉騾子沿著進山的大路往回走。他這輩子實在不該走出那山地的。也許，正如有人說的，天下沒有一個地方能躲過閃電或愛情的。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一直沒把這兩個名字聯繫起來。我知道桑普這名字聽起來有點耳熟。不過，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早就忘了。等我聽說你的那個陪審團沒能做出一致的決定，我才想了起來。他當然不肯投票讓布克賴特獲得自由……天黑了。咱們去吃飯吧。」

「那你還想要什麼？」霍蘭先生問道，「你想幹什麼？」

「總而言之，她待在那兒。我猜她知道她快要臨產了，他對她說：『我們結婚吧。』她說：『我沒法嫁給你。我已經有了個丈夫。』她臨盆的時候到了，她躺了下來，躺在用玉米苞葉編的褥子上，他很可能用勺喂她吃飯，我猜她知道自己再也不會起來了，他找來產婆，娃娃生了下來，很可能產婆和她都知道她再不會從褥子上坐起來，也許她倆最後把他也說服了，也許她知道這起不了作用，她說好吧，他便牽出爸讓他留在鋸木廠的騾子，騎了十英里地，趕到惠特菲爾德牧師家，在天亮前把牧師領到鋸木廠，惠特菲爾德給他們舉行了婚禮，她死了，惠特菲爾德和他把她給埋了。當天夜裡，他來我家，告訴爸他辭工不幹了，並且把騾子留了下來，過幾天，我去鋸木廠，發現他已經走了——那兒只有玉米苞葉做的褥子和那口灶，還有媽媽給他的盆子和長柄平底煎鍋，都洗得乾乾淨淨的，整整齊齊地放在架子上。第三年夏天，那兩個兄弟，兩個桑普家的人——」

「我在魯福斯·普魯伊特家裡過了一夜，向他借了頭騾子；我只說我想到處走走，因為我不想跟人說話。第二天早上，我把騾子拴在大門口，沿著小路走了進去。起初，我根本沒看見老芬奇雷站在門廊里。」

於是，我們也坐了下來，他們兩人講了起來，兒子和母親輪流著講。

不過，這兒到鎮上只有二十二英里，我們可以走公路，沙礫石鋪的路；我們在一個半小時之內可以到家；有時候，我們開車可以一小時走三十到三十五英里呢。加文舅舅說，總有一天，密西西比州的主要道路會鋪得跟孟菲斯的街道一樣好，美國每家人家都會有輛汽車。我們現在開得挺快了。

「來吧。」加文舅舅平靜地說。他的眼睛依然明亮、熱切、堅定而嚴肅。我們現在不開快車了。不出一英里，我們便又見到了一個信箱。這一次，那房子是粉刷過的，台階兩邊種的是喇叭花，周圍的土地要肥一些，而且，這一回，那個男人從門廊里站起來，走下台階到大門口。

「我們走到半夜才停下來。我想，即便我沒東西可騎，我還是有了個機會。可等我們卸了馬，躺了下來，那大弟弟一直沒睡。『我不困，』他說，『我要坐會兒。』所以，一點用也沒有，我睡著了，太陽出來了，一切都太晚了。大約八九點鐘，我們到了那個信箱，信箱上的字很大，誰都不會錯過這地方，房子空蕩蕩的，看不見人也聽不見有人說話。後來我們順著斧子砍木頭的聲音走到房後邊。他從柴火堆里抬起頭看見了我猜三年來每天太陽出山他就想要看到的景象。因為他沒有停下來。他對小男孩說：『快跑，快到地里去找爺爺。快跑呀。』他對著那大弟弟沖了過來，手裡的斧子已經舉了起來而且已經在往下砍。我一把抓住斧子把，那大弟弟抓住了他，我們倆把他舉了起來，緊緊抱住他，或者說，努力想抱住他。『住手，傑克遜！』我說，『住手！他們帶了法警來的！』」

「你說的都對。」芬奇雷說。

「他就這樣來我家幹活了，跟黑鬼干一樣的活，拿一樣的工資。一直到秋末，河灘地積水了，我們打算關門過冬的時候，我發現他已經跟爸達成協議，他留下來當巡夜人和看守人，一直當到第二年春天，只放三天假回家過聖誕節。他就這麼待下來了。第二年開工的時候，他已經學會很多東西而且還在不斷學習。夏天沒過，他已經能夠一個人照管鋸木廠的全部活計。到了夏末，爸根本不上鋸木廠去了，我只是高興去才去，也許一星期去個一次兩次的。到秋天，爸都說他打算給他蓋個小棚屋，不讓他再住在鍋爐房裡，睡用苞葉做的褥子，使破舊的壞廚灶。那年冬天他還留在廠里。他那年聖誕節什麼時候回的家，他什麼時候走的又什麼時候回來的，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因為連我過了秋天都沒去過他那裡。」

「告訴你媽，我們可能得在外面過夜，」他說，「告訴她我保證不讓你挨槍打，挨蛇咬，也不讓你灌太多的果味汽水……因為我一定得弄個明白。」他說。我們現在把車開得飛快，過了東北路，他目光明亮，並不迷茫，只是堅定而又熱切。「他在縣的另一頭，離法國人灣三十英里的地方出生、長大，一輩子沒離開過那個地方。他宣誓時說他以前從來沒見過布克賴特。你看他一眼就會明白他從來沒時間擺脫苦活去學會撒謊。我猜他以前連布克賴特這個名字都沒聽說過。」

「他從木墩子上坐起身子，慢慢地、艱九*九*藏*書難地坐了起來。他氣喘得不那麼厲害了，臉色也好看一些，只是眼睛不對頭，眼神迷亂，恍恍惚惚的。他抬起拿錢包的手，開始用錢包擦臉，好像那是塊手絹。我相信他在擦臉以前根本不知道手裡有東西，因為他把手放下來，盯著錢袋看了大約有五秒鐘，然後隨手一扔——他並沒有使勁地扔出去；他只是隨手一扔，就像你扔掉你在研究可以幹什麼用的一把土——把錢包扔到木墩子後面，然後他站起來，穿過場院朝樹林走去，走得筆直但並不太快，看上去不比那小男孩大多少，他走進了樹林。『傑克遜。』我喊了一聲。但他沒有回頭。」

「是爸雇他的。不過，等我打聽出來他是哪兒的人，我就知道他會幹活，因為那兒鄉下的人除了干苦活外沒時間學別的事情。我還知道，由於同樣的原因，他一定老實可靠：他們鄉下沒什麼東西能讓人想得不得了只好學會偷盜。不過，我當時估計不足的是他的愛心。我想我當初認為，他從那麼樣的地方出來，他從來就是一無所有，而且出於跟前面說的同樣的原因——就連對愛的理解也在他以前早八輩子就消失了，從他第一個來這兒在老祖宗要對追求愛情還是想方設法生存下去這兩者之中做出最後選擇的時候開始，他們就顧不上考慮愛心了。」

「好吧，」普魯伊特說，「有天晚上，他來找我說他在法國人灣找了個鋸木廠的工作。」

「『我很抱歉，』那兄弟說，『我們一直到上星期才知道。不過，他是我們家的人。我們要他回家。你待他好。我們很感謝。他母親也感謝你的。給你。』他從口袋裡掏出那個錢包，放在芬奇雷的手裡。然後，他轉過身子走掉了。過了一會兒，我聽見馬車調過頭下山回去了。後來，馬車聲聽不見了。我不知道芬奇雷聽見沒有。」

「我一直在等你。」他說，「看來你白費勁了。」他對加文舅舅眨了下眼睛。「那個芬奇雷。」

我急急忙忙跑回家，吃了飯又趕回城裡。辦公室還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外公一向不管誰給絞死了，誰沒有給絞死，他吃過飯總要睡午覺，可他第一個回來了。三點鐘過了，全鎮的人都知道，加文舅舅的陪審團由於一個人而不能做出一致的決定，十一個人贊成無罪釋放，一個人反對。這時候，加文舅舅匆匆走了進來，外公說：「唉，加文，至少你及時把說的話停了下來，只讓你的陪審團沒做出一致決定，而沒讓你的委託人給絞死。」

「傑克遜還給他做衣服呢。」普魯伊特太太說，「他親自縫的，用手一針針縫的。我做了幾件褂子，拿了過去。我只做了一次。他收下衣服，還謝謝我。不過，你看得出來的。他好像連土地都妒忌，因為它提供娃娃吃食讓他能活下來。我還勸傑克遜帶孩子去教堂，給他受洗禮。『他已經取了名字了。』他說，『他的名字叫傑克遜與朗斯特里特芬奇雷。爸兩個名字都合適。』」

「我不知道他在哪兒找到她的。我不知道是他在某個地方找到她，還是有一天或者有一個晚上，她自己走進鋸木廠，他抬起頭看見了她。這有點像有人說的——沒有人知道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閃電或愛情會擊打過來；不過，有一點是明白的，它不會擊打兩次，因為它用不著擊打兩次。我也不相信她當時是在尋找那個遺棄了她的丈夫——很可能她一說她懷孩子了，他就丟下她逃跑了——我還不相信她出於害怕或羞愧而不敢回家，因為她兄弟、她父親都曾想過辦法不讓她嫁給那個男人的。我想那是因為一種黑皮膚的，並不特別聰明的人的相當冷酷的血緣傲氣。她的兩個兄弟後來在這兒的一個來小時里也充分表現了這種傲氣。」

加文舅舅不是一直當縣政府律師的。不過，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兒，而且他不當縣政府律師的時間很短，短得只有上了年紀的人才記得。就是上歲數的老人也不是個個都想得起來有這麼回事。因為他當時只承辦了一件案子。

「他可沒時間不幹苦活去學撒謊。」普魯伊特說，「不過他養活了那男孩。秋收以後，他讓黑鬼回家，第二年開春，他跟老頭像從前一樣幹活。他做了個像印第安人常用的那種小背包來背孩子。地里還冰涼的時候，我有時候去他那兒看傑克遜和他爸犁地砍柴枝，小背包掛在籬笆上，那娃娃坐在裏面睡得呼呼的，好像背斗是鴨絨墊的眠床。那年春天他學會走路了，我常常站在籬笆邊上，看著那個一丁點兒大的傢伙在犁溝中間拚命想追上傑克遜。傑克遜犁到拐彎的地方會停下來，走回去，把他舉起來讓他騎在脖子上，然後扶起犁杖接著犁地。夏天快完的時候，他已經會滿地走了。傑克遜用根小棍和一小塊木瓦給他做了把小鋤頭。你能看得見傑克遜在齊大腿高的地里割棉花，可你根本看不見那孩子；你只看到他待的地方棉花在搖晃。」

於是，普魯伊特先生把一切告訴了他，儘管那時候，加文舅舅有時候會忘了注意他的講話，會倒回去用哈佛大學甚至海德堡大學的語言。大家好像一看他的臉便知道，他提出問題不是九-九-藏-書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也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就是嘛，」普魯伊特太太說，「他連尿布都沒有。他只有幾塊撕開的麵粉口袋布，產婆教他怎麼放|尿布。所以，我做了幾塊尿布，我上他那兒去；他留下那黑鬼幫他爸在地里幹活，他做飯，洗衣服，照料孩子，擠羊奶喂孩子。我總說：『讓我來照顧他。至少到他可以斷奶的時候。你想的話，也住到我家裡來。』而他總是看看我——一個又瘦又小，早已筋疲力盡的人，一輩子都沒有坐下來好好吃個夠的人——對我說：『多謝您了，太太。我能對付。』」

當時，他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八歲，離開州立大學法學院才一年。他在外公的建議下才在讀完哈佛和海德堡兩所大學回家以後，又去上了州立大學法學院。他是主動接管這件案子的，還勸外公不要插手，讓他一個人來負責。外公照辦了，因為人人相信，這案子簡單得很，只走走形式就能了結。

他們望著他，等待著，普魯伊特坐在門廊欄杆上，普魯伊特太太還在把豌豆從長長的、一碰就破的豆莢里剝出來，她邊剝邊望著加文舅舅。他的眼睛並不顯得喜出望外，它們以前也並不顯得困惑或狐疑好奇；它們只是更加明亮了，彷彿眼睛後面的某樣東西突然燃燒起來，沉著而更為兇猛，但還是很安靜，彷彿它走得要比講述的快得多。

他們請我們留下來吃飯。

「跟她一樣，黑黑的——最小的那個看上去真像她——他們坐著四輪馬車上這兒來，還帶了個不是副治安官便是法警一類的人，還有寫得清清楚楚、蓋了圖章、加了大印的文件。我說：『你們不能這麼干。她是自己上這兒來的，生著病，一無所有，是他收留了她，給她飯吃，照料她，還找人幫她生孩子，找了牧師把她安葬入土；她死以前，他們還成了親。牧師和產婆都可以作證。』那個大弟弟說：『他不能娶她。她已經有丈夫了。我們已經找過他。』我說：『就算這樣，當初沒人要那娃娃的時候，是他收養了他。他給他吃給他穿，養了他兩年多了。』那個大一點的兄弟從口袋裡掏出個錢包，掏出一半又放了回去。『我們會認真處理的——等我們見到那孩子的時候，』他說，『他是我們家的人。我們要他，我們一定會找到他。』當時我想，這世道真不是應該有的模樣。那可不是我第一次想到世道不該如此。我說：『他家離這兒有三十英里呢。我想你們要住一宿，讓馬也歇一宿。』大弟弟看著我說：『馬不累。我們不打算停下來。』『那我跟你們一起去。』我說。『歡迎你來。』他說。」

「『這是法律，傑克遜。』我說，『不過，法律也有兩個方面。我們進城去跟史蒂文斯上尉談談。我跟你一起去。』」

「我們一直不知道他是怎麼到家的，」普魯伊特太太說，「因為他回家一個多星期以後我們才發現他有了個娃娃。」

於是，他受理了這一案件。多年以後他還說，無論在他當私人律師還是當公訴人期間，這是他堅信正義和公理在他手裡而又偏偏輸掉的唯一一件案子。其實，他不能說是輸掉了——因為在秋季法庭受審期內，這案子算是誤判，第二年春季法院受審期做出無罪釋放的決定。被告是個體面的富裕農民、丈夫和父親，叫布克賴特，來自我們縣偏遠的東南角的一個叫法國人灣的地方；受害人是個愛說大話趾高氣揚的暴徒，他自稱巴克·桑普，不過，那些在他待在法國人灣的三年裡被他用拳頭征服的年輕人叫他「噴鼻息的公羊」；他無親無故，一夜之間，不知從什麼地方冒了出來，他是個惹是生非好打架的人，是個賭棍，大家都知道他私自釀造威士忌酒。還有一次，他趕著一群偷來的牲口去孟菲斯，半道上被人發現，牲口主人馬上拿出證據證明誰是牲口的主人。他拿出一張出售牲口的票據，但縣裡沒人認識單據上籤了名的那個人。

加文舅舅謝謝他們。「我們帶了些點心。」他說，「這兒到凡納商店有三十英里，從那兒去傑弗生又是二十英里。我們這兒的路又都不大合適開汽車呢。」

「對，不見了。一天早上，他們倆都沒了。我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走的。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就上他家去了，可屋裡沒人。我就到地里去。老頭兒在犁地。開始，我以為犁把扶手中間的橫檔斷了，他用棵小樹綁了起來。可他看見我就把小樹一扔，我才發現那是管獵槍。我估計，他對我講的話跟今天你們在那兒時對你們講的差不多。第二年，老頭又把那黑鬼找來幫他幹活。後來，大約過了五年吧，傑克遜回來了。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回家的。有天早上，他就在那兒。那黑鬼又走了。他跟他爸又像從前那樣種地幹活。有一天，我又憋不住了，又上他那兒去了。他在犁地，我就站在籬笆邊上。過了一會兒，他犁到籬笆邊上，可他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他犁著地，從我身邊走過去，走了有十英尺遠，還是沒看我一眼，後來，他轉過身子走了回來。我說：『傑克遜，他死了嗎？』這時候，他抬起頭看看我。『那孩子。』我說。可他只說了一句：『什麼孩子？』」

「名字？」加文舅舅問，「什麼名——沒關係。說吧。」

「好了，」加文舅舅說，「後來呢？」

「胡說八道，」普魯伊特太太說，「你爸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們頭上沒有一片自己的瓦，住的是租來的房子，耕的是租來的地——」

「就是嘛，」加文舅舅說，「你幹嗎不早告訴我？」

「我實在沒辦法，」芬奇雷說，「我不能投票贊成布克賴特先生應獲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