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彼得消息的信送到的時候，父親和我已經下地去了。我們走後母親從信箱里取出信來。她準是在廚房窗口一直看著送信人走過來把信扔進信箱的。她一定早就知道這封信的內容，因為她連帽子都沒戴就拿著信跑到地頭籬笆跟前。我也知道信里寫些什麼，因為她一言不發，光是獃獃地站在籬笆前面，手裡拿著那個連郵票都用不著貼的小白信封。我對著父親大喊大叫。我在地的另一頭，離著籬笆要遠一些。儘管我早就跑著過去，還是父親先走到母親等著的籬笆邊上。「我知道這是封什麼信，」母親說，「可我就不能咬咬牙把信拆開。還是你拆吧。」

母親停住腳步。「我告訴過你，我們是從法國人灣來的。」

「選舉產生的公僕害怕他們應負的責任！誤入歧途的勞動者對把他們引入歧途的政客俯首聽命！恥辱嗎？悲痛嗎？怯懦、貪婪和自願的奴性怎麼能知道恥辱和悲痛呢？」

事情就這麼結束了。有一天冒出個珍珠港事件。一個星期以後，彼得就到孟菲斯參軍，上珍珠港幫忙去了。接著便是一天早上，母親站在地頭籬笆跟前，手裡拿著一張小小的不夠點火用的紙片，信封上連郵票都不用貼。信中說，有那麼一條船，現在失蹤了。你的兒子是船上的一員。我們只有一天時間可以傷心哀痛；於是一切便過去了。因為這是4月里，正是春耕大忙的緊要關頭。我們有一塊地，七十英畝，我們指望著這塊地穿衣吃飯燒柴火。這塊地年代悠久，在我們以前是格里亞一家種的，他們幹了一輩子。彼得侍弄過這塊地，他活著的時候盡了他的一份力。等到父親、母親和我盡了我們的一份力以後，這塊地還會照舊存在。

「等一等。」德·斯班少校說。他轉過身來面對著我們。「你和他父親給予他的一切是什麼呢？這你一定知道的吧。」

我想起過去每當父親要向彼得和我說明一個問題的時候，不管是他認為我們該做而未做的事，還是他要是知道就會阻攔的事情，他總要拿爺爺做例子。他總是說：「呶，拿你爺爺來說吧。」我還記得爺爺，他其實是父親的爺爺。他老得很，老得使你難以相信。在我看來，他老得該是《創世記》和《出埃及記》里的一個老祖宗，他們都同上帝面對面講過話的，只是爺爺比他們別人的壽命還要長，當然上帝不算在內。我認為他實在太老了，不可能親身參加南部邦聯的戰爭。然而，這是他唯一的話題。有時候我以為他還醒著，有時候我們知道他一定睡著了；可是不管什麼時候，他總是在講這場戰爭的故事，後來我們只好承認不知道他醒著還是睡著了。他坐在庭院桑樹下的椅子里，坐在前廊向陽的地方，坐在壁爐旁他自己的角落裡。他會突然跳起來，而我們莫名其妙，不知他是醒著還是在做夢。他跳起來喊道：「小心！小心！他們來了！」我們鬧不明白，他究竟是沒有睡著還是還沒有清醒過來。他喊的名字老不一樣，並不完全代表戰爭的一方，有的還不是士兵的名字：福勒斯特、摩根、阿伯·林肯、凡多恩、格蘭特，或者沙多里斯上校本人，他的手下將士有些人還住在我們縣裡。爺爺還喊沙多里斯上校的岳母，羅莎·米勒德太太的名字。她在整整四年的戰爭期間里抵擋了一切北方人和北方投機分子，一直堅持到沙多里斯上校重返家鄉。彼得認為爺爺十分滑稽，父親和我卻替爺爺感到難為情。我們不了解母親的看法，始終不懂爺爺是怎麼回事。直到有一天下午看電影的時候，我們才算把來龍去脈弄清楚了。

「為他的國家哭泣！他沒有國家，我不承認這個國家。他和我的國家在八十年前，在我出生以前就給九_九_藏_書糟蹋了、玷污了、毀滅了。當年，他的祖先戰鬥過、犧牲過，儘管他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不過是夢想而已。可他呢，他連夢想都沒有。他是為幻想送命的。他代表高利貸的利益，為了工會的名聲和勢力的擴張，由於政客的愚蠢和貪婪而送命的。」

這是送孩子上學的公共汽車，就是去年冬天我來回坐著去法國人灣上學的那一輛。彼得每天早晚坐的也是這輛車，一直坐到畢業。現在車子往相反方向開，去傑弗生，而且只是星期六才去。我們站在又長又直的山谷路旁，老遠就可以看見這輛車，還看得見在各自信箱旁候車的人一一上車，接下來輪到我們了。母親遞給索倫·奎克兩個兩角五分的硬幣；這輛車是他裝配的，歸他所有，也由他駕駛。我們上車，車一直朝前駛去，很快坐滿了，那些站在信箱旁邊表示要乘車的人沒法上車。車速漸漸加快，離終點二十英里、十英里、五英里，只剩下一英里了。汽車爬上最後一個山坡到了水泥鋪的街道。我們下車坐在路邊。母親打開書包拿出鞋子和那瓶水，還有那塊乾淨毛巾。我們洗好腳穿上鞋襪。母親把瓶子和毛巾放回去，關上書包。

就這樣，父親和我發現母親不但早就知道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而且她還知道出事後該做些什麼。不只是這一次，而且下一次再下一次再下一次出事怎麼辦她都知道，直到有一天世上一切哀傷的人，不管是富人或是窮人，無論是在城裡油漆過的高大漂亮的房子里的、有十個黑人侍候的人，還是像我們住在七十英畝貧瘠土地邊上靠收成過日子的人，還是那些只有白天流汗晚上才能吃飽肚子的人，都可以說：我們的悲傷至少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不知道，」母親說，「也許女人從來就不該知道自己的兒子為什麼必須在戰爭中死去。也許她們只該為陣亡的兒子悲傷。可是我的兒子明白他為什麼必須這樣做。我做姑娘的時候，兄弟去打仗，我的母親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可是我的兄弟明白。我的爺爺參加過那場古老的戰爭，我想他母親並不懂得其中的意義，不過我想爺爺自己是明白的。我的兒子懂得他為什麼一定要去打仗。他認為我懂得他去打仗的理由，其實我不明白。他也知道這裏站著的孩子和我都料到他回不來了。儘管我不明白，不可能明白，也永遠不會明白他為什麼要去打仗，可是他自己是明白的。所以，不管我懂不懂，他總是做得對的。他是我身上掉下來的肉，他的一切都是我和他父親給的。你的黑人叫什麼名字？」

「他要到晚上才回去呢。我派我的汽車送你們回去吧。」他又喊那個黑鬼的名字，但是母親把他攔住了。「謝謝你，」她說，「我們已經把車錢付給奎克先生了。他應該讓我們坐他的車回去。」

「我知道。你們怎麼來的呢？坐大車來的？你們沒有汽車吧？」

「我只知道我們給他的一切都是由來已久的，」母親說，「而且還將通過我們世世代代傳下去。這一切一定是很強大有力的，經過世世代代一直流傳到今天，他還願意為它犧牲，可見他的行動一定是對頭的。走吧。」她又說道。

「這一天什麼時候到來？難道要等到所有的年輕人都死了？那時候還有什麼值得拯救的？」

「噢，」母親說，「我們坐奎克先生的公共汽車來的。他每星期六都進城來。」

「哈，」他說，「我想起來了。你也接到過通知，說你的兒子在毫無準備和效率極低的聖壇上流盡鮮血。你要什麼？」

「走吧。」她說。

「對，」母親說，「哭泣吧。」

「你錯了，」他說，「你還有一個兒子。請接受他們一直在勸我的這句話：回家去祈禱吧。不是為已死的兒子，而是為目前他們還給你留下的那一個祈禱。希望在某個地方有某樣東西會用某種方法拯救他！」母親並不看著他，她一直沒有看他一眼。她只是筆直走過這間穀倉那樣大小的房間。每當我們在地里忙著幹活沒時間吃飯，她總是把我和父親的午飯盒放在籬笆角落裡，然後轉身走回家。她現在的神情和那種時候一模一樣。

他喊了一個名字。原來黑鬼沒有走遠。他進來時，德·斯班少校已經轉過身去，背對著門。他沒有回頭，只是用拿著母親給他手絹的手指指桌子。黑鬼目不斜視地朝桌子走去。他腳步很輕，跟貓在地板上走路一樣。他根本沒有停步，在我看來，他好像還沒有走到桌子跟前就已經轉身往外走出去。一隻黑手和白色的袖子晃了一下，我還沒有看清楚，手槍已經消失；他從我面前走出去，我看不見手槍，不知道他藏在哪裡。我看得出神，母親說了兩遍我才明白她是在跟我講話。

「去給他買些啤酒！」母親說，「他就要坐在這裏，坐在他自己的大車上喝啤酒。去吧！」父親買來啤酒，母親扶著瓶子直到爺爺拿穩了才放手。她坐著扶住他的手直到他灌下了大大的一口啤酒。這時他開始不打哆嗦了。他說：「啊—啊—啊，」再次喝下一大口酒，完了又說，「啊—啊—啊。」他把另一隻手也從母親的手裡抽出來。他完全不發抖了，就是有時還打一下哆嗦。他飛快地啜一小口啤酒說一聲「哈」！又啜一口又說一聲「哈」！爺爺現在不僅看著啤酒瓶而且開始四下張望。他眨眨眼睛，眼光有些閃爍。「你們才是糊塗蟲！」母親衝著彼得、父親和我喊道，「他不是在逃跑！他是在帶頭衝鋒，是在向敵軍叫喊，傻瓜們，小心你們的腦袋，比你們了不起的人衝過來了。即使在七十五年以後爺爺這樣的人還是強大可畏，照舊在衝殺！」

「人人都會有羞恥之心，」母親說，「同樣，人人都會知道勇氣、榮譽和犧牲，還有悲痛。這需要時間，不過，他們會學會的。這還需要更多人的悲痛，不僅是你我的，以後還會有更多人要悲痛。但是，事情遲早會到頭的。」

他沒有回答。他並沒有拿起手絹遮住臉。他只是拿著手絹站在那裡，好像他不知道手裡有手絹，甚至根本不知道母親在他手裡放過一樣東西。「為我們，為我們老一代人，」他說，「你相信這一點？你兒子出事已經有三個月。你有時間重新學習弄懂原因。我昨天才知道我的孩子出事了。告訴我他為什麼會死的。」

「讀吧。」她說。

彼得去世的消息傳來的時候，父親並沒擁抱安慰母親。這一次他也沒有親她，只是把麵粉袋卸在桌上，然後走到母親的椅子旁，遞過疊得好好的報紙。「是德·斯班少校的兒子，」他說，「城裡的那個。飛行員。去年秋天穿了軍官制服回家來過的那個。他把飛機對著日本人的軍艦撞去把它炸沉了。他們知道他死在哪兒。」母親一分鐘也沒把攪乳器停下來，因為連我都知道黃油快煉成了。後來，她站起身來到水池邊洗洗手又走回來坐下。

我們沿著有尖刺的鐵柵欄走去，這柵欄長得都可以圍住一塊棉花地。我們走進一座比我看到過的農莊還要大的院子，順著一條比法國人灣所有的路都要寬闊平坦的礫石路，走到一幢在我看來比縣政府大樓還要大得多的房子。我們走上石柱子中間的台階，經過可以容得下我們家的房子加門廊等等一切在內的廊子，走到門前敲了幾下。接著，我們的皮鞋擦不擦都沒有關係了：黑猴給我們開門時，他的眼白在我眼前閃了一下，他的白上衣在大廳盡頭一晃就不見蹤影，他的腳步輕得跟貓走路一樣。他讓我們自己去找該進去的那扇門。我們居然找對了——走進了這個有錢人的客廳。法國人灣每一個婦女，我猜還有咱們縣別的地方的婦女，都能把這個客廳描寫得頭頭是道，可是她們從來沒有來過。就連男人們，包括銀行下班以後或者星期天銀行休息時上德·斯班少校家裡要求支票延期支付的男人，都從來沒有進來過。客廳正中天花板上懸挂著一盞燈，它足有我們家澡盆那麼大，而且就像是澡盆里還放滿了砸碎的冰塊似的；屋子裡有架金色的豎琴，大得可以做我家穀倉的大門；一面鏡子足可以把一頭騾子和騎在上面的人都照得清清楚楚；地板中央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桌子，擺成一口棺材的模樣，覆蓋著一面南部邦聯的旗子，上面放著德·斯班少校兒子九-九-藏-書的照片和一個打開的獎章盒，旗子上還壓著一把藍色的挺大的自動手槍。德·斯班少校頭戴帽子筆直地站在桌子一頭。半晌，他才似乎聽見了而且還記得母親對他的稱呼——他並不是什麼真的少校，只因為他父親在南部邦聯戰爭中當過少校，大伙兒便這樣稱呼他。他本人是銀行家，有錢有勢。父親說密西西比州好幾個州長、參議員都是他扶上台的。他是個上了歲數的人，老得你不相信他有一個才二十三歲的兒子，總之，他實在太老了，他臉上不該有那種表情。

可是，又出這種事了。也許我們已經忘卻：對於其他像我熱愛彼得一樣熱愛他們的兄弟兒子的人們，這樣的事情不但可能，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發生，直到有朝一日仗打完了，事情才算到了頭。自從有一天，我們在孟菲斯報紙上看到彼得的名字和照片，父親每次進城就帶一份報紙回家，我們看到過密西西比州其他縣鎮的陣亡戰士和水手的照片和名字，甚至還有阿肯色州和田納西州的。但是我們這一帶人的照片和名字再也沒有出現過。所以，過了一陣，彼得好像就是我們這一帶唯一的陣亡者。

天亮了，我們起床。跟往常一樣，母親第一個起床。我的床邊放著雪白乾凈做客穿的襯衣和褲子，還有自從大地解凍以來我沒有看見過的鞋襪。不過我仍舊穿上頭天的工裝褲，提著鞋走進廚房。母親穿著頭天的衣服站在爐灶前面煮早飯和父親的午飯。我把鞋靠牆放在母親做客穿的鞋子旁邊，然後就去牲口棚。父親和我喂完牲口擠好牛奶回家坐下吃早飯。這時，母親在桌子和爐灶之間來回忙碌著。等我們吃完，她才坐下來。我拿出皮鞋油使勁擦皮鞋，一直擦到父親走過來把東西拿走——鞋油、擦鞋布和刷子一樣樣全都拿走。「德·斯班有錢，」他說，「他吐痰都有穿白上衣的黑鬼給他端著痰盂罐。瞧你擦鞋的樣子好像你真打算穿；其實擦擦你低頭自己看得見的那點地方就行了。」

有一位老太太是在傑弗生出生長大的，但是死在北方。她挺闊，臨死留了一筆錢給傑弗生蓋博物館。這是一座外表像教堂的房子，不做別的用處，只存放她挑選的畫——從美國各地收來的畫。畫畫的人很熱愛他們見到的景物、出生的老家和居住過的地方；他們作畫就是為了讓別人也能看到他們所熱愛的一切。他們畫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畫房屋、街道、城市，還有樹林、田野和溪流，因為他們曾經在那裡工作過，生活過，快樂過。他們把這一切畫成畫，別的人——例如我們從法國人灣來的人，或者從我們縣更小的地方來的人，甚至從外州來的人——只要願意就可以不花錢走進這個涼爽而安靜的地方，自由自在地欣賞這些繪畫。畫面上的男男女女和孩子其實是跟我們一樣的人，儘管他們的房子和穀倉同我們的不一樣，他們種地的方法不一樣，長的莊稼不一樣。我們離開博物館的時候已經比較晚了，等我們走到公共汽車停車處天色就更晚了，可是又等半天才開車。當然我們可以先上車脫掉鞋襪。汽車不開是因為奎克太太還沒有來，索倫得等她。這倒不是因為她是他妻子的緣故，而是因為她已經從賣雞蛋掙來的錢里拿出了兩角五分付給他做車錢，她可以在星期六搭他的車進城來回一次。奎克是不會把付過車錢的人留在城裡而自己開車跑掉的。可是這樣一耽擱，雖然車子開得飛快，但等到開上筆直的長長的山谷路時，太陽已經下山，霞光四射，像一個柔和的漸漸隱沒的大輪子。落日的餘暉照亮天際，從太平洋一直照射到整個美國，照遍了博物館里那些不知姓名的男男女女十分熱愛併為之作畫的每一個角落。

可是，又出事了。這是在7月下旬，一個星期五。父親一早搭了荷默·布克萊特運牲口的卡車進城去。夕陽西下，太陽的餘暉照著我從地里回家，我剛把騾子圈好走出穀倉，就看見荷默的卡車在我家信箱前停住，父親跳下卡車順著小路走過來。他肩上扛著一袋麵粉，胳肢窩夾了一包東西，手上拿著一份疊得好好的報紙。我對疊好的報紙只瞧了一眼。雖然父親每次進城read.99csw.com都要帶一份報紙回來，但是我還是看出是出事了；因為這樣的事遲早要發生的，約克納帕塔法縣不可能只有我們一家因為愛得深沉才有悲傷的權利。我迎上前去接過父親的一些東西，轉身同他並肩行走。我們一起走進廚房，晚飯的冷餐已經放在桌上。母親坐在敞開的大門口對著落日的餘暉，穩健有力地用一隻手推著煉黃油機器上的攪乳器。

「不會的！」我邊喊邊跑。「不會的！」我哭起來喊道，「不是彼得！不是彼得！」我又哭又罵，「該死的日本鬼子！該死的日本鬼子！」父親不得不抓住我，扶著我，想法抱住我。他費了好大勁兒才把我抓住，好像我是個大人，不是剛剛九歲的孩子。

我知道這些人。我還看見過這些人。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法國人灣，他們去過的地方決不會超過我一天之內能來回的範圍。但是他們的精神就像有輻條的輪子，像眼前的夕陽一樣從地圖上找不到的小地方向四外發揚。這個世界知道法國人灣這個地名的人不到二百個，還有些地方也許根本沒有名字。然而這種精神卻以這樣的小地方為中心照耀四面八方，遍及天涯海角。天下無處因其大而不予輝映；天下無處因其小而忽略疏漏。這精神普照天下男女熱愛過的一切地方，包括無法入畫的每個角落。它沐浴每一個寧靜的、可以生活、熱愛的小地方。即使在人們剛發現這些小地方給它們命名的時候，在他們英勇奮鬥改造自然使這些地方成為寧靜的可以生活、熱愛的家園過程中，甚至這些男女英雄的名字都體現這種精神。這些人是不朽的，他們吃苦耐勞，頑強作戰，不屈不撓。他們失敗了仍然繼續戰鬥，因為他們的詞彙里沒有「失敗」二字。他們征服荒野，越過高山沙漠，雖死猶生，永遠前進。與此同時，美利堅合眾國成長壯大，前進發展。我了解這些男男女女，七十五年以後他們照樣強大；一百五十年、二百年以後他們仍然強大可畏，勇往直前：向東、向南、向西、向北，直到他們的英勇行為和為之獻身的一切都變成一個比雷鳴還要響亮的字眼：美國，它遍及整個西半球。

我們開始穿衣服。我穿上做客的襯衣褲子。褲子漿得真硬，沒人穿自個兒都能站得住。我拿著襪子回到廚房，正好母親拿著她自己的襪子走進來。她已經穿著整齊，連帽子都戴上了。她拿過我的襪子和她的一起放在桌上擦得鋥亮的皮鞋旁邊，接著她從碗櫥架子上把書包拿下來。書包是放在原來的硬紙盒裡的，盒子上還有彼得買書包那家舊金山雜貨店的彩色商標。這是一個圓形的防水書包，底邊四角卻是方形的，書包上面有個把可以提。所以彼得在店裡一見這個包，就知道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書包是用一根拉鏈扣上的。母親從來沒見過拉鏈，父親也沒有見過。換句話說，雖然我們三個人都去過傑弗生的雜貨店和一角錢商店，可是只有我出於好奇打聽過拉鏈是怎麼用的；當然我那時候做夢都沒有想到我們家真會有根拉鏈。所以是我把書包拉鏈打開的，裏面有一隻煙斗和一盒煙草，這是給父親的。給我的禮物是一頂獵人帽，上面有盞炭化燈。書包就是給母親的了。她把拉鏈扣上又打開，接著父親又拉了幾下，在卡卡響的齒槽上拉來拉去。後來母親不讓他再拉，生怕他把拉鏈弄壞。她沒有拉上拉鏈就把書包放回紙盒。我從穀倉拿來一個空瓶，這是裝洗牲口消毒水用的，容積一夸脫。母親洗過瓶子、瓶塞，把它們和一塊疊得方方正正的毛巾一起放進書包，然後把紙盒放到碗櫥架上。書包的拉鏈沒扣上，因為我們以後要用書包總得先把拉鏈打開，現在不拉上，以後就可以少拉一次，拉鏈就少磨損一次。剛才說了，母親從紙盒裡拿出書包，取出瓶子，裝了一瓶清水，蓋上蓋子再放進書包，跟那塊乾淨毛巾放在一起。接著，她把鞋襪放進去，拉上拉鏈；我們便走到街上，在耀眼的大太陽下站在信箱旁邊等候公共汽車。

「不要什麼。」母親說。她在門口沒有停留，徑直朝桌前走去。「我們什麼也沒帶來，我也看不到這裡有什麼東西我們要帶走的。」

這是一部西部ｈtｔpｓ://reaｄ.99csw•cｏｍ電影的連續片。好像每星期六下午都有，已經連續放映好幾年了。彼得、父親和我每到星期六就進城去觀看，有時候母親也一同去，坐在黑屋子裡聽手槍乒乓開火，看駿馬飛奔。每次他們都好像就要把主人公逮著，可是你知道他們是逮不著的：下星期六還會有新的回合，下下星期六，再下一個星期六還會有新的內容。兩次電影中間的整個星期里，彼得和我總要談論壞蛋的手槍和英雄的花斑馬，彼得要那把鑲了珍珠的手槍，我希望有那匹花斑馬。後來，有一個星期六，母親決定把爺爺也帶去看電影。他坐在母親和我中間，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他老得打不動呼嚕了。電影演到每星期六下午必有的場面，就跟撥了鬧鐘一樣，分秒不差：駿馬飛馳躍下峭壁，猛地轉過身，風馳電掣衝上山谷，好像再跳一下，它們就會跑出銀幕在仰起來看著他們的觀眾小臉上賓士，這些臉就像是撒在地里的玉米衣。這時候爺爺醒了。他坐著一動不動大約有五秒鐘之久。我都可以感覺出來他屏住氣端坐著。他坐得筆直，安靜極了。突然，他說了一聲「騎兵」，便站起來。「福勒斯特！」他說，「貝德福·福勒斯特！出去！別擋路！」他邊喊邊摸索著從一個椅子爬到另一個，不管有沒有人坐著，這樣一直摸到過道。我們跟在後面想抓住他。他順著過道走到門口，嘴裏還直喊：「福勒斯特，福勒斯特！他來了！讓開！」他終於走齣電影院，我們跟著出去，留下半場電影沒有看。爺爺在太陽光下眨著眼睛渾身直哆嗦；彼得好像嘔吐似的用胳臂扶著牆哈哈大笑，父親搖著爺爺的胳臂直說：「你這個老糊塗！你這個老糊塗！」還是母親把他攔住了。我們半扶半抬地把爺爺攙過衚衕走到大車停著的地方，又把他扶上車。母親也上車坐在他邊上，拉著他的手一直到他哆嗦得不那麼厲害了。「去給他買瓶啤酒。」母親說。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更加簡單的辦法，」她說，「哭泣吧。」她走到桌子跟前，可是她只停下身子，而手還繼續朝前伸出去，又快又穩；他的手只來得及抓住她的手腕子，母親的手已經握住那管藍色大號手槍。手槍放在照片和小小厚厚的帶著彩色綬帶的鐵勳章中間，壓在那面古老的旗幟上。我知道很多人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旗子，更多的人是見了並不認得。這時候，老人的聲音傳了過來，他的聲音聽起來似乎不該這麼蒼老。

「我知道，」母親說道，「我知道。我們的彼得還很年輕，他實在是不該死的。」這時候，我看到他們的手已經不再抓在一起；他又挺直身子，手槍握在母親的手裡，她的手臂無力地垂在身邊。有一瞬間，我以為她會打開書包取出毛巾，但她只是把手槍放回桌上。她走到他跟前，從他前胸口袋掏出手絹放在他手裡，然後她後退幾步。「對了，」她說，「哭泣吧。不是為他哭泣，而是為我們，為老年人哭泣，為我們這些不明白道理的老人。你的黑人叫什麼名字？」

我們喂完牲口擠好牛奶回家吃冷餐。飯後，我在爐灶里生上火，母親放上茶壺，還放上一些可以燒夠兩人用的水的罈罈罐罐。我從后廊把澡盆拿進來。母親洗盤子收拾廚房的時候，我和父親坐在房前台階上。去年12月彼得和我總是在這個時候走兩英里的路去蓋利格羅老人家裡聽收音機播送珍珠港和馬尼拉的消息。可是發生的事情早已不僅僅是馬尼拉和珍珠港了；而且彼得已經不在人世，不能再聽收音機了。我也無心收聽：既然沒有人能告訴我們彼得停止呼吸時的確切地點，那麼地球上並不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讓熱愛彼得的人為他立一塊紀念碑。彼得活在世界上每個地方，永遠是戰士中的一員，不管他們是死是活。因此，母親、父親和我不需要一個小木匣子來聽那些見識過鬥爭和犧牲的人講話。母親叫我回廚房去。澡盆里的水微微冒著熱氣，盆邊放著肥皂缸、我的乾淨睡衣和母親用舊棉布口袋做的毛巾。我洗完澡，倒掉水，把澡盆給她放好，我們就躺下睡覺。

「等一下，」他說，「等一等。你們是從哪裡來的？」

「他不配喝酒，」父親說，「老糊塗，讓全鎮都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