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爾克和羅蘭即使站在貝蒂娜一邊，他們還是懷著敬意地談到歌德。保羅·艾呂雅在一九四九年寫的《詩歌的羊腸小道和康庄大道》的文本里（一九四九年，站在他的立場上替他想一想，正是詩人生涯中不幸的時刻，當時他是斯大林的狂熱的信奉者），作為「愛情-詩歌」的真正的聖茹斯特般的捍衛者，態度要比里爾克和羅蘭嚴厲得多：九_九_藏_書九*九*藏*書九-九-藏-書

「歌德在他日記里，僅用以下這幾個字來標出他和貝蒂娜·布倫塔諾的九九藏書第一次見面：『布倫塔諾小姐』。享有盛譽的詩人，《維特》的作者，面對熱情的主動和瘋狂，顯然更趨向於家庭的和平。貝蒂娜的全部想像力，還有全部才華都沒有打擾他作奧林匹亞山九九藏書上的神的美夢。如果歌德屈服，他的詩歌也許會跌落到地上，但是我們還是會照樣地愛他，因為他十之八九不可能使自己擺脫廷臣的角色，但是他也不會玷污人民，使人民相信不公正比混亂更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