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離開區里的那幾位同志，脫離了他們盤問我的那種戰無不勝的邏輯，我就覺得自己很冤枉，不管怎麼樣我的那幾句話也沒什麼大不了，我應該去找一個熟悉瑪凱塔的人，把心裏怎麼想的訴一訴，這個人一定會理解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可笑的。我去找了我們系的一個大學生，一個黨員。當我向他把全部情況說完以後，他表示區書記處那些人實在太過分，對玩笑一點也不懂，而他是認識瑪凱塔的，完全能想象得出是怎麼回事。按照他的意思，我現在應當去找澤馬內克。澤馬內克將是我們系的黨組織主席，畢竟他認識瑪凱塔，也認識我。

我垂頭喪氣，那程度只有當一個小夥子已二十歲了卻連一個女朋友也談不上的時候才會有的那樣。我當時還差不多是個靦腆的毛頭孩子，只體驗過有限的幾次肌膚之親，何況還是那麼短促，半半拉拉的；可就是這麼幾次就讓人怎麼也丟不開放不下。日子長得叫人受不了，難以打發；我看不進書，工作又干不起來，只好一天看三場電影，一場接一場，早場、夜場一次不落，無非為了消磨時光，我的心底像有隻貓頭鷹老在叫喚，我必須忍住不去聽。瑪凱塔滿以為我大約不再以此為意，憑著我精心裝扮出的那副神氣，跟女士們常來常往，可我在街上連向姑娘們開口都不敢，她們漂亮的雙腿使我心裏隱隱發痛。於是，我眼巴巴等著九月，它終於來了，學校開學了，我得提前兩三天到，重新開始我在學生會裡的工作，還有一大堆各種各樣的事務。我在學生會裡有一間獨用的辦公室。可是開學剛第二天，就有一個電話要我去黨委書記處。從這一時刻起，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是細枝末節後來都深深刻在我的記憶里：那天陽光燦爛，我走出學生會的大樓，積在我心裏整整一暑假的沉鬱頓時如煙消雲散。我懷著愉快和急不可耐htｔpｓ://ｒeaｄ•9９ｃsw.ｃoｍ的心情朝書記處走去。我按了門鈴，給我開門的是黨委主席——一個高個兒窄臉盤的年輕人，淡色的頭髮，一對極地藍的眼睛。我像當時共產黨員相互致意時那樣，說：「光榮歸於勞動。」他沒有回答我的致敬，說：「到裏面去，有人在那裡等你。」裏面，即書記處的最末一間屋子裡，有大學生黨委的三個成員等著我。他們讓我坐下。我坐下了，覺得氣氛不對頭。那三個同志本都是我很熟悉的，過去常和他們嘻嘻哈哈聊天，這時他們緊緊繃著臉；當然，他們仍稱我為「你」而不是「您」（根據同志之間的原則），只是除了一點，即這個「你」已經不再是朋友式的，而是公事公辦而且帶有威懾意味的「你」。（老實說，打那以後直到今天我對稱呼「你」就有一種反感；本來，這個稱呼表示信任和親切，但如果互相直呼「你」的人一點也不親切，那麼這「你」就立刻有了一種相反的效果，一種不客氣的態度，所以一個統統以「你」稱呼人的世界並非是一個到處情深誼長的天地，而是一個沒有尊重的世界。）

過了一會兒我才想起來，我那間學生會辦公室里還有我的許多東西。我從來也不是一個會收拾的人，所以，有一雙鞋還在辦公桌抽屜里，還有一些個人的信。此外，在一個放滿文件的柜子里，扔著一個咬過的蛋糕，是媽媽從家裡給我寄來的。剛才，我已經把鑰匙還給區書記處的人了，確實如此，但還有一把在樓底門房那裡，與許多其他鑰匙一起串在一塊木板上，我把它取來了。至今我對這些連細節全都記得清清楚楚：可以開我門的那把鑰匙上用結結實實的麻線拴著一塊小小的木牌，牌子上有漆成白色的辦公室號碼。於是，我用這把鑰匙進了屋，坐到辦公桌跟前，打開抽屜，開始把屬於我的東https://read.99csw.com西全部都拿出來。我並不匆忙，有點心不在焉，因為在這相對安靜的片刻，我正在思考自己到底出了什麼事，又該怎麼辦。

我於是就面對直呼我為「你」的三個大學生坐下來。他們向我提出第一個問題：我是否認識瑪凱塔，我說認識她。他們問我是否和她通過信，我回答說通過。他們問我記不記得給她寫過些什麼，我說我想不起來了。不過那張抬杠的明信片忽然在我眼前浮現，我開始辨別起風向。你沒法想起來了嗎？他們問我。想不起來了，我回答。那麼瑪凱塔，她給你寫些什麼？我聳聳肩膀，想使他們產生一個印象：她信里談到的都是私事，我不能在這裏說。關於培訓班，她什麼也沒向你提嗎？他們問我。對了，我說，提過的。說了些什麼？說她在那兒很滿意，我回答。還說些什麼？還說會上發言很有意思，整個集體很好，我說。她跟你說了整個培訓班精神健康沒有？說了，我回答，她大致寫過這個意思。她給你寫了她開始認識到樂觀主義的力量沒有？他們接著問。是的，我說。那麼你呢？你對樂觀主義怎麼看？他們問。樂觀主義？我應該對它怎麼看？我反問。你認為自己是個樂觀主義者嗎？他們問我。當然，我底氣不足地回答。我愛開玩笑，我是個特別愛樂呵的人，我這樣來回答，想使盤問變得稍微輕鬆一些。即使一個虛無主義者也可以是樂呵呵的，他甚至可以奚落正在痛苦中煎熬的人，其中一個人說。接著，他又說：一個厚顏無恥的人也可以是樂呵呵的！你是不是認為不要樂觀主義也可以建設起社會主義？另一個人問。不行，我說。照這麼說來，你是不贊成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啰！第三個人宣布說。怎麼會呢？我否認道。因為在你看來，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他們氣忿忿地說。什麼？人民的鴉片？我反問。rｅａd.9９ｃsw•coｍ你別想抵賴，是你自己這麼寫的！馬克思把宗教比喻為人民的鴉片，可是在你的眼裡，鴉片倒是我們的樂觀主義！你給瑪凱塔就是這麼寫的。我倒是想聽聽，要是我們的工人，超額完成計劃的先進工作者得知他們的樂觀主義就是鴉片，他們會怎麼說。另一個人語氣激烈地跟著說道。第三個馬上接下去：對於一個托洛茨基分子，建設者的樂觀主義就只能是鴉片，不會是別的。所以你，你就是個托洛茨基分子！老天爺，你們從哪兒聽來的？我分辯說。不是你自己這麼寫的嗎，對不對？我可能寫過這樣的話，不過那是鬧著玩的，這至少已經是兩個多月以前的事，我記不清了。我們可以幫你回憶回憶，他們說著，就讀起我的那張明信片來：樂觀主義是人民的鴉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氣！托洛茨基萬歲！路德維克。在這政治書記處小小的空間，這幾句話竟像是如雷轟頂，頓時把我嚇壞了，我覺得它們似有千鈞之力，自己萬難招架。同志們，我當時不過是寫著玩兒的。我說道，可我覺得沒人肯相信我。你們覺得這麼寫好玩嗎，你們說說？三個同志里的一個向其他兩人問道。他們搖搖頭。你們最好去問瑪凱塔！我說。我們認識她，他們回答。唉，其實是這麼回事，我說，瑪凱塔總把什麼都信以為真的，過去我們老是故意取笑來氣氣她。有意思，一個同志說道，可根據你後來的幾封信看，我們似乎沒看出來你對瑪凱塔不認真呀。什麼，你們把我寫給瑪凱塔的信全都看了？所以說，另一個插嘴了，你用瑪凱塔把什麼都信以為真做借口，你就拿她開心取笑。那你就給我們說說吧，她把什麼東西信以為真呢？譬如說，把黨，把樂觀主義，把紀律，信以為真了，不對嗎？這一切，她是認真相信的，而你，卻拿來逗樂。同志們，請你們理解我，我說，我記不起是怎麼寫那幾句九*九*藏*書話的了，當時寫得很快，這麼塗了幾句，開開玩笑，我甚至想也沒想一想我自己在瞎寫什麼，要是我真有什麼惡意，我也就不會把它寄到黨課培訓班去了！你是怎麼寫出來的，這也許沒有什麼要緊。不管你當時寫得快還是寫得慢，放在腿上寫的還是桌上寫的，反正你只能寫你心裏想的事，不會是別的。要是你思前想後的話，當然有可能不會寫出這些話來。只有這樣寫，你才不是裝假的。這麼一來，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了。我們知道你這個人有好幾副面孔，一副是給黨看的，還有一副是給別人看的。這時我感到，從此以後再分辯也無濟於事。我翻來覆去跟他們說：那完全是開玩笑，那些話並沒有什麼深意，無非是反映我當時的情緒，諸如此類。他們根本聽不進去。他們說我已經把我的格言公開寫在明信片上了，誰都可以看，這些話自有其客觀的意義，而且上面也不曾附帶任何說明我情緒如何的話。這些都說完了以後，他們問我都曾經讀過托洛茨基的什麼書。沒讀過，我對他們說。他們問我是誰把這類書借給我的。沒有人借給我，我對他們說。他們問我和哪些托派分子見過面。沒見過一個，我對他們說。他們向我當場宣布解除我在學生會的一切職務，並要我把辦公室鑰匙交還給他們。鑰匙就在我口袋裡，我就交給了他們。他們隨後又說：在黨內，我所在的理科系基層黨組織將會對我進行處理。他們連瞧也沒瞧我一眼就站了起來。我說：「光榮歸於勞動。」他們離開了。

我給她打了電話；電話里一個女人，但不是她的聲音，對我說瑪凱塔已經離開了布拉格。

瑪凱塔回應我那張抬杠式明信片的是一張極其簡短、措詞平淡的明信片，而對我放假后先後寄去的幾封信則毫無反應。我當時正在某個山區，和一群大學生割草勞動，瑪凱塔的不理不睬使我心情抑鬱。我從山九九藏書裡給她寫了幾封幾乎完全談瑣事的信，帶著一種央求和惆悵的情調；我請她務必使我們至少在暑假的最後半個月里見面，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什麼地方都行，我已經準備好不回家去看望已被我冷落的母親了。這一切不僅是因為我愛她，而且主要還是因為在我的圈子裡她是惟一的女性，而我作為一個沒有異性朋友的小夥子來說，這種處境是難堪的。然而，瑪凱塔始終音信全無。

剛過一會兒，門開了。書記處的三位同志又到了我面前。這一次，他們的臉不再是冷冷的，也不是毫無表情了。他們現在氣憤地說起來，聲音很大。尤其是最矮的那一個，黨委管幹部的那個。他厲聲問我怎麼進來的，有什麼權利進來，我是不是想讓他叫安全部的警察來把我帶走，我到辦公室來翻什麼。我說我來只是要拿走蛋糕和鞋。他對我說即使有滿柜子的鞋在這兒，我也沒有一丁點兒權利闖進來。然後他走到抽屜那兒，一頁頁地查看裏面的紙張和本子。其實那兒真的只有我個人的東西，所以最後他還是讓我當著他的面把那些東西放進一隻小提箱。我把那雙又皺又髒的鞋胡亂塞了進去，把原在柜子里的蛋糕也放到裏面，墊蛋糕的那張紙油乎乎的沾著許多碎屑。他們監視著我的一舉一動。我提著小箱子走出屋子。那個管幹部的對我說，以後再不許在這兒露面，算是跟我告別的話。

我不明白究竟出了什麼事。八月，我去了布拉格，終於在她家找到她。我們又一次按往常一樣在伏爾塔瓦河邊和叫做皇家草場的小島上散步（這片單調的草場上長著許多白楊樹，還有幾個荒廢的運動場），瑪凱塔硬說我們之間沒有什麼變化，所以她對我也還是一如既往，只不過這種沒有變化的常態（沒有變化的吻，沒有變化的談話，沒有變化的微笑）很令人沮喪。當我向瑪凱塔提出第二天再見面的時候，她讓我給她打電話，然後再約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