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因為樂隊指揮安塞梅想刪剪他的芭蕾舞曲《牌戲》而中止了與這位指揮的長年友誼。後來，斯特拉文斯基本人重拾他的《管樂交響曲》，並作了多處改動。同一位安塞梅知道后發火了。他不喜歡改動，向斯特拉文斯基九*九*藏*書質疑改變他所作的樂曲的權利。

前後兩種情況，斯特拉文斯基的答覆都是同樣擲地有聲：我親愛的，這跟您沒有關係！在我的作品中，不要像在您自己的卧室中一樣！因為一位作者創作的，既不屬於他爸九-九-藏-書爸，也不屬於他媽媽，也不屬於他民族，也不屬於全人類，而只屬於他自己。他可以想什麼時候出版就什麼時候出版，他可以改動它，改變它，拉長它，縮短它，將它扔到抽水馬桶內並拉下水閘，而沒有任何義務向任九九藏書何人進行解釋。

我十九歲的時候，在我出生的城市，一個年輕的大學教師作了一次公開講座；當時是共產主義革命的頭幾個月，於是順應時代精神，他講到藝術的社會責任。在講座之後有一場討論，我只記得詩人約瑟夫·凱納爾（https://read.99csw.com跟布拉特尼是同時代人，他也已去世好幾年了）作為向大學學者的回應，講述了一件軼事：一個小男孩帶著他雙目失明的老祖母在外面散步。他們在一條街上走著，時不時地，小男孩說：「祖母，當心，有樹根！」老太太以為是在森林里九-九-藏-書走，就不時地跳一下。路人紛紛指責小男孩：「小孩，你怎麼能這樣待你祖母！」而小男孩回答：「她是我的祖母！我想怎麼待她就怎麼待她！」凱納爾總結說：「我跟我的詩歌就是這樣。」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一在年輕的革命蔑視的目光之下宣告作者權利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