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並不想預言小說未來的道路。其實我對此一無所知。我想要說的只是：假如小說真的應該消失，那並非是因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為它處於一個不再屬於它的世界之中。

遊戲的召喚。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和德尼·狄德羅的《宿命論者雅克》今天在我看來是十八世紀最偉大的兩部小說作品，兩部像龐大的遊戲一樣被構思出來的小說。這是歷史上，之前與之後，在輕靈方面無人能及的兩座高峰。後來的小說出於真實性的要求，被現實主義的背景和嚴格的時間順序所束縛。小說放棄了在這兩部傑作中蘊藏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原本是可以創立出一種跟人們已知的小說演變不同的道路的（是的，我們完全可以想像歐洲小說經歷另外一種歷史……）。

很久以來，人們常常提到小說的終結：特別是未來主義者、超現實主義者，以及幾乎所有的先鋒派。他們認為小說會在進步的道路上消失，讓位給一個全新的未來，讓位於一種與以往的任何藝術都不相同的藝術。小說可以說是以歷史公正性的名義而被埋葬，正如悲慘貧窮的生活、統治階級、老式的汽車或者圓頂禮帽一樣。

笛卡爾認為思考的自我是一切的基礎，從而可以單獨地面對宇宙。這一態度，黑格爾有理由認為是一種英雄主義的態度。

夢的召喚。十九世紀昏睡過去的想像力突然被弗蘭茲·卡夫卡喚醒，他完成了後來超現實主義者提倡卻未能真正實現的：夢與現實的交融。這一巨大的發現並非一種演變的結果，而是一種意想不到的開放，這種開放告訴人們，小說是這樣一個場所，想像力在其中可以像在夢中一樣迸發，小說可以擺脫看上去無法逃脫的真實性的枷鎖。

再往下，對愛瑪·包法利來說，視野更加狹窄，以至於看上去像被圍住似的。冒險已處於視野外的一邊，對冒險的懷念是無法忍受的。在日常生活的無聊中，夢與夢想的重要性增加了。外在世界失去了的無限被靈魂的無限所取代。個體具有無法取代的惟一性的巨大幻覺，最美的歐洲幻覺之一，綻放開來。

然而我認為，將這一如此嚴峻地看待現代的觀點看作是一種簡單的控訴會很幼稚。我倒認為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指出了這一時代的雙重性：既墮落，又進步，而且跟所有人性的東西一樣，在它的產生之際就蘊含了其終結的種子。在我看來，這一雙重性並不貶低歐洲近四個世紀。我因為不是哲學家而是小說家，尤其眷戀這四個世紀。事實上，對我來說，現代的奠基人不光是笛卡爾，而且還是塞萬提斯。

人原先被笛卡爾上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結果卻成了一些超越他、賽過他、佔有他的力量（科技力量、政治力量、歷史力量）的掌中物。對於這些力量來說，人具體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沒有任何價值，沒有任何意義：人被隱去了，早被遺忘了。

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誠：我什麼也不信賴，只信賴塞萬提斯那份受到詆毀的遺產。

人僅需與自己靈魂中的魔鬼搏鬥的最後和平時代，也就是喬伊斯與普魯斯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在卡夫卡、哈謝克、穆齊爾、布洛赫等人的小說中，魔鬼來自外部世界，即人們稱為歷史的東西；這一歷史已不再像冒險家的列車；它變得非個人，無法控制，無法預測，無法理解，而且沒有人可以逃避它。正是在這一時刻（在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後不久），一大批偉大的中歐小說家看見、觸及並抓住了現代的那些終極悖論。https://read.99csw.com

大約半個世紀以來，小說的歷史在共產主義體制的俄國已經停滯了。這是一個重大的事件，因為從果戈理到別雷的俄國小說是那麼偉大。所以小說的死亡並不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想法。它已經發生了。而且我們現在知道小說是怎樣死亡的：它沒有消失；它的歷史停滯了：之後，只是重複，小說在重複製造著已失去了小說精神的形式。所以這是一種隱蔽的死亡，不被人察覺，不讓任何人震驚。

我還要在此加上一點：小說是全歐洲的產物；它的那些發現，儘管是通過不同的語言完成的，卻屬於整個歐洲。發現的延續（而非所有寫作的累積）構成了歐洲的小說史。只有在這樣一個超國家的背景下，一部作品的價值（也就是說它的發現的意義）才可能被完全看清楚，被完全理解。

塞萬提斯認為世界是曖昧的，需要面對的不是一個惟一的、絕對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對真理（這些真理體現在一些被稱為小說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擁有的、惟一可以確定的，是一種不確定性的智慧。做到這一點同樣需要極大的力量。

可是，在共產主義體制的俄國，小說不是也以成千上萬的印量在發行，並且非常受歡迎？是的，但這些小說不再延續對存在的探究。它們並沒有發現存在的任何新的方面；它們只是確證人們已經說過的；更有甚者，它們的存在理由，它們的榮耀，以及它們在所處社會中的作用，就是確證人們說的（人們必須說的）。由於它們什麼也沒發現，所以不再進入被我稱為發現的延續的小說歷史之中；它們遊離于這一歷史之外，或者說：這是一些在小說歷史終結之後的小說。

胡塞爾談到的危機在他看來是非常深刻的，他甚至自問歐洲是否能在這一危機之後繼續存在。危機的根源在他看來處於現代的初期，在伽利略和笛卡爾那裡。當時，歐洲的科學將世界縮減成科技與數學探索的一個簡單對象，具有單邊性，將具體的生活世界，即胡塞爾所稱的die Lebenswelt，排除在視線之外了。

然而，假如小說的存在理由是要永恆地照亮「生活世界」，保護我們不至於墜入「對存在的遺忘」，那麼，今天，小說的存在是否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有必要？

那到底什麼是一場戰爭的動機，假如既非海倫又非祖國？僅僅是出於一種想確證自己力量的力量？也即後來海德格爾所說的「意志之意志」？然而，這種東西不是在古往今來所有戰爭後面都存在著嗎？當然是的。但在這裏，在哈謝克筆下，這種東西甚至都不試著通過一種稍微理性的調子來加以掩飾。沒有人相信宣傳的胡說八道，甚至發布宣傳的人也不相信。這種力量是赤|裸裸的，就像在卡夫卡的小說中一樣赤|裸。事實上，法庭處決K，沒有任何好處，同樣，城堡攪亂土地測量員的生活，也沒有任何好處。為什麼昨日的德國，今日的俄國，想要統治世界？為了更富裕嗎？為了更幸福嗎？不是。這種力量的進攻性完全沒有利益性；沒有動機；它只想體現它的意志；是純粹的非理性。

人總是希望世界中善與惡是明確區分開的，因為人有一種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慾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評判。宗教與意識形態就建立在這種慾望上。只有在把小說相對性、曖昧性的語言轉化為它們獨斷的、教條的言論之後，它們才能接受小說，與之和解。它們要求必須有一個人是對的；或者安娜·卡列寧娜是一個心胸狹隘的暴君的犧牲品，或者卡列寧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的犧牲品；或者無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壓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後隱藏著神聖的正義，而K是有罪的。

科學的飛速發展ｈttｐｓ://rｅaｄ•９９ｃｓw.ｃoｍ很快將人類推入專業領域的條條隧道之中。人們掌握的知識越深，就變得越盲目，變得既無法看清世界的整體，又無法看清自身，就這樣掉進了胡塞爾的弟子海德格爾用一個漂亮的、幾乎神奇的叫法所稱的「對存在的遺忘」那樣一種狀態中。

小說史的各個時期都很長（它們跟時尚的變化毫無關係），並以該時期小說優先探索的存在的這個或那個方面為特徵。因此，福樓拜在日常生活中的發現所包含的可能性要到七十年後才在詹姆斯·喬伊斯的巨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五十年前由一大批中歐小說家開創的時期（即終極悖論時期），在我看來，還遠遠沒有結束。

時間的召喚。終極悖論時期要求小說家不再將時間問題局限在普魯斯特式的個人回憶問題上，而是將它擴展為一種集體時間之謎，一種歐洲的時間，讓歐洲回顧它的過去，進行總結，抓住它的歷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經歷的一生。所以要超越個體生活的時間限制（小說以前一直囿於其中），在它的空間中，引入多個歷史時期（阿拉貢與富恩特斯都有類似的嘗試）。

小說的精神是複雜性。每部小說都在告訴讀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複雜。」這是小說永恆的真理，但在那些先於問題並排除問題的簡單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鬧中，這一真理越來越讓人無法聽到。對我們的時代精神來說，或者安娜是對的，或者卡列寧是對的，而塞萬提斯告訴我們的有關認知的困難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時代精神看來，是多餘的、無用的。

以前，我也把未來看作是惟一能夠評判我們的作品與行為的審判官。後來，我明白了，跟未來調情是最糟糕的保守主義，是向最強權者懦弱地獻媚。因為未來總是比現時更強些。確實，將由未來評判我們。但未來一定會不勝任它的評判權。

所以卡夫卡與哈謝克讓我們面對這一巨大的悖論：在現代，笛卡爾的理性將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價值觀一個個全部腐蝕殆盡。但是，正當理性大獲全勝之際，純粹的非理性（也就是只想體現其意志的力量）佔據了世界的舞台，因為再沒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價值體系可以阻擋它。

胡塞爾談歐洲危機和歐洲人性可能消失的演講是他的哲學遺囑。他是在中歐的兩個首都作這些演講的。這一巧合有著深刻的含義：事實上，正是在中歐，西方首次在它的現代歷史中，看到了西方的滅亡，或者更確切地說，看到了它本身的一塊被宰割，當時華沙、布達佩斯和布拉格都被吞併入俄羅斯帝國。這一不幸的事件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這一由哈布斯堡王朝引發的戰爭不僅導致了帝國本身的滅亡，而且從此動搖了早已受到削弱的歐洲。

在狄德羅之後的半個世紀，在巴爾扎克那裡，遙遠的視野消失了，就像被現代建築遮住的風景。這些現代建築是些社會機構：警察局、法庭、金融與犯罪的世界、軍隊、國家，等等。巴爾扎克的時代不再具有塞萬提斯或狄德羅那種樂呵呵的悠閑。他的時代已登上了被人稱為歷史的列車。上車容易下車難。然而，這趟列車還沒有什麼可怕的地方，它甚至還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許諾，前方會有冒險，冒險中還能得到元帥的指揮棒。

塞萬提斯那部偉大的小說究竟想說什麼？關於這一點已有大量的文獻。有的認為是對堂吉訶德虛無縹緲的理想主義的理性化批評。有的則認為是對同一種理想主義的頌揚。這兩種闡釋都是錯誤的，因為它們都把小說的基礎看作是一種道德態度，而不是一種探詢。

但是，當歷史，或者歷史的殘留物，即一種全能社會的超人力量控制人類的時候，靈魂是無限的這一幻想就失去了它的https://read.99csw.com魔力。歷史不再向人許諾元帥的指揮棒，它甚至不肯向他許諾一個土地測量員的職位。面對著法庭的K，面對著城堡的K，又能做什麼？做不了什麼。他至少可以跟他之前的愛瑪·包法利一樣去夢想？不，境遇的陷阱太可怕了，像一個吸塵器，將他的所有想法與所有情感都吸走：他只能不停地想著對他的審判，想著他那土地測量員的職位。靈魂的無限，假如有的話，至此已成了人身上幾乎無用的附庸。

伴隨著地球歷史的一體化過程——上帝不懷好意地讓人實現了這一人文主義的夢想——的是一種令人眩暈的簡化過程。應當承認，簡化的蛀蟲一直以來就在啃噬著人類的生活：即使最偉大的愛情最後也會被簡化為一個由淡淡的回憶組成的骨架。但現代社會的特點可怕地強化了這一不幸的過程：人的生活被簡化為他的社會職責；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簡化為幾個事件，而這幾個事件又被簡化為具有明顯傾向性的闡釋；社會生活被簡化為政治鬥爭，而政治鬥爭被簡化為地球上僅有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立。人類處於一個真正的簡化的旋渦之中，其中，胡塞爾所說的「生活世界」徹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終落入遺忘之中。

但不能把他們的小說看作是一種社會與政治預言，就好像是奧威爾提前出世了一樣！奧威爾跟我們說的東西，完全可以在一篇隨筆或者一篇論戰文章中說出（甚至說得更好）。相反，這些小說家發現了「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他們闡明，在「終極悖論」的前提下，所有的存在範疇如何突然改變了意義。什麼是冒險，既然K的行動自由完全是虛幻的？什麼是未來，既然《沒有個性的人》中的知識分子根本沒有料到，就在第二天，那場將他們的生活一掃而光的戰爭會爆發？什麼是罪，既然布洛赫筆下的胡格瑙不光不後悔自己的殺人之舉，而且還遺忘得一乾二淨？既然這個時代惟一一部偉大的喜劇小說即哈謝克的小說表現的是戰爭，那麼究竟什麼是喜劇性？私人世界與公眾世界的區別到底是什麼，既然K，即使在他做|愛的床上，都無法甩掉兩個從城堡派來的人？而在這種情況下，孤獨又是什麼？一種重負？一種焦慮？還是一種不幸，就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抑或相反，是最可貴的價值，正遭受無處不在的集體性的蹂躪？

是的，我認為如此，但可惜的是，小說也受到了簡化的蛀蟲的攻擊。蛀蟲不光簡化了世界的意義，而且還簡化了作品的意義。小說（正如一切文化）越來越落入各種媒體手中。作為地球歷史一體化爪牙的媒體擴大並明晰了簡化的過程；它們在全世界傳播同樣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類接受的簡化物與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顯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無關緊要。在這一表面的不同後面，其實統治著一種共同的精神。只要隨便翻閱一下美國或者歐洲的政治周刊，就可以發現，無論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從《時代》周刊到德國《明鏡》周刊，它們都有著同樣的生活觀，具體體現為同樣的目錄次序，同樣的欄目，同樣的新聞形式，同樣的詞彙，同樣的風格，同樣的藝術品位，而且它們所認為重要的與次要的也處於同樣的等級關係之中。在政治的多元化背後，隱藏著大眾媒體這種共同的精神，而這正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這一精神，在我看來，與小說的精神相反。

小說的精神是延續性。每部作品都是對它之前作品的回應，每部作品都包含著小說以往的一切經驗。但我們時代的精神只盯著時下的事情，這些事情那麼有擴張力，佔據那麼廣的空間，以至於將過去擠出了我們的視線，將時間簡化為僅僅是現時的那一秒鐘。一旦被包容到了這樣一個體系之中，小說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種註定要持續、要將過去與將來相連的東西），而是現時的事件，跟別的事件一樣，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手勢。

一九三五年，埃德蒙·胡塞爾在去世前三年，相繼在維也納和布拉格作了關於歐洲人性危機的著名演講。對他來說，形容詞「歐洲的」用來指超越于地理意義之上（比如美洲）的歐洲精九-九-藏-書神的同一性，這種精神同一性是隨著古希臘哲學而產生的。在胡塞爾看來，古希臘哲學在歷史上首次把世界（作為整體的世界）看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古希臘哲學探詢世界問題，並非為了滿足某種實際需要，而是因為「受到了認知激|情的驅使」。

然而，假如說塞萬提斯是現代的奠基人，對他的繼承的終結就意味著並非只是在文學形式歷史上的簡單接替；它所宣告的會是現代的終結。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人們在為小說致悼詞時所帶的自得微笑是膚淺的。之所以膚淺，是因為我在我度過了大半生的那個世界，也即被人一般稱為極權的世界內，已經見過、體驗過小說的死亡，它那殘酷的（通過禁止、審查、意識形態高壓實現的）死亡。那時候，十分明顯，小說看來是會死亡的，和現代的西方一樣是會死亡的。小說作為建立於人類事件相對性與曖昧性之上的世界的表現模式，跟極權世界是不相容的。這種不相容性要比一個體制內成員跟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一個人權的捍衛者跟一個施刑者之間的不相容性更深刻，因為它不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而且還是本體的。也就是說，一個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與小說曖昧、相對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質構成的。極權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和探詢，所以它永遠無法跟我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調和。

這一「或者／或者」，實際意味著無法接受人類事件具有本質上的相對性，意味著無法面對最高審判官的缺席。正是由於做不到這一點，小說的智慧（不確定性的智慧）變得難以接受，難以理解。

小說的道路就像是跟現代齊頭並進的歷史。假如我回過頭去，去看這整條道路，它讓我覺得驚人的短暫而封閉。難道不就是堂吉訶德本人在三個世紀的旅行之後，換上了土地測量員的行頭，回到了家鄉的村莊？他原來出發去尋找冒險，而現在，在這個城堡下的村莊中，他已別無選擇。冒險是強加於他的，是由於在他的檔案中出現一個錯誤，從而跟管理部門有了無聊的爭執。怎麼回事，在三個世紀之後，小說中冒險這一頭號大主題怎麼了？難道它已成了對自己的滑稽模仿？這說明了什麼？難道小說的道路最後以悖論告終？

事實上，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分析的所有關於存在的重大主題（他認為在此之前的歐洲哲學都將它們忽視了），在四個世紀的歐洲小說中都已被揭示、顯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說，以小說特有的方式，以小說特有的邏輯，發現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萬提斯的時代，小說探討什麼是冒險；在塞繆爾·理查森那裡，小說開始審視「發生於內心的東西」，展示感情的隱秘生活；在巴爾扎克那裡，小說發現人如何紮根于歷史之中；在福樓拜那裡，小說探索直至當時都還不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爾斯泰那裡，小說探尋在人作出的決定和人的行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說探索時間：馬塞爾·普魯斯特探索無法抓住的過去的瞬間；詹姆斯·喬伊斯探索無法抓住的現在的瞬間。到了托馬斯·曼那裡，小說探討神話的作用，因為來自遙遠的年代深處的神話在遙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等等，等等。

先鋒派不是這樣看問題的；先鋒派總是抱有與未來和諧同步的雄心。先鋒藝術家創作出作品，確實是大胆的，不容易被人接受的，具有挑釁性，被人噓，但他們在創作的時候，確信「時代精神」是跟他們在一起的，確信到了明天，時代精神會證明他們是對的。

這一悖論在赫爾曼·布洛赫的《夢遊者》中得到了出色的揭示，它是我喜歡稱為終極悖論的悖論之一。還有別的終極悖論。比如：現代一直孕育著夢想，夢想人類在被分為各個不同的文明之後，終有ｒead•９9cｓw•ｃom一天可以找到一體性，並隨之找到永恆的和平。今天，地球的歷史終於形成了一個不可分的整體，但卻是戰爭，遊動的、無休止的戰爭，在實現並保證這一長期以來為人所夢想的人類的一體性。人類的一體性意味著：在任何地方，沒有任何人可以逃避。

這是不是說，在「不再屬於它的世界」中，小說要消失？要讓歐洲墜入「對存在的遺忘」？只剩下寫作癖無盡的空話，只剩下小說歷史終結之後的小說？我不知道。我只相信自己知道小說已無法與我們時代的精神和平相處：假如它還想繼續去發現尚未發現的，假如作為小說，它還想「進步」，那它只能逆著世界的進步而上。

也許兩位現象學家在對現代進行評判的時候忘了考慮到塞萬提斯。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假如說哲學與科學真的忘記了人的存在，那麼，相比之下尤其明顯的是，多虧有塞萬提斯，一種偉大的歐洲藝術從而形成，這正是對被遺忘了的存在進行探究。

堂吉訶德啟程前往一個在他面前敞開著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進入，又可以隨時退出。最早的歐洲小說講的都是一些穿越世界的旅行，而這個世界似乎是無限的。《宿命論者雅克》一開頭就抓住了兩個主人公在路上的情景；我們既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也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他們所處的時間既無開始，也無終止；他們所處的空間沒有邊界，只是處於歐洲之中，而對於歐洲而言，未來是永遠不會終結的。

思想的召喚。穆齊爾與布洛赫在小說的舞台上引入了一種高妙的、燦爛的智慧。這並不是要將小說轉化為哲學，而是要在敘述故事的基礎上，運用所有手段，不管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敘述性的還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夠照亮人的存在，只要它能夠使小說成為一種最高的智慧綜合。他們所達到的成就究竟意味著小說歷史的終結呢，還是相反，是在邀請人們踏上漫長的新旅程？

是的，我們可以這麼認為。而且悖論不止一個，悖論有許多。《好兵帥克》可能是最後一部偉大的通俗小說。這部喜劇小說同時又是一部戰爭小說，故事發生在軍隊，發生在前線，這一點難道不奇怪嗎？戰爭和它的殘酷到底怎麼了，竟然變成了提供笑料的題材？

然而，小說走到末路，難道不是它本身的內在邏輯使然？難道不是已經窮盡了它所有的可能性，所有的知識，所有的形式？我聽到過有人將它的歷史比作是枯竭已久的煤礦。但它難道不更像是一座埋葬了許多機會，埋葬了許多沒有被人聽到的召喚的墳墓？我對四種召喚尤其感興趣。

一直統治著宇宙、為其劃定各種價值的秩序、區分善與惡、為每件事物賦予意義的上帝，漸漸離開了他的位置。此時，堂吉訶德從家中出來，發現世界已變得認不出來了。在最高審判官缺席的情況下，世界突然顯得具有某種可怕的曖昧性；惟一的、神聖的真理被分解為由人類分享的成百上千個相對真理。就這樣，現代世界誕生了，作為它的映象和表現模式的小說，也隨之誕生。

在荷馬那裡，在托爾斯泰那裡，戰爭具有一種完全可以理解的意義：打仗或是為了得到美麗的海倫，或是為了捍衛俄羅斯。帥克與他的夥伴向前線挺進，卻不知道是為著什麼，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對此根本就不感興趣。

可是，假如未來在我眼中不再代表一種價值，那麼我還應當信賴誰：上帝？祖國？人民？個人？

從現代的初期開始，小說就一直忠誠地陪伴著人類。它也受到「認知激|情」（被胡塞爾看作是歐洲精神之精髓）的驅使，去探索人的具體生活，保護這一具體生活逃過「對存在的遺忘」；讓小說永恆地照亮「生活世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理解並同意赫爾曼·布洛赫一直頑固強調的：發現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東西，乃是小說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說，若不發現一點在它當時還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說。知識是小說的惟一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