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我在二十二歲的時候參加過一個支部的活動，不過時間很短，我不記得做過什麼有意義的事情。確切地說，我不是黨組織的成員，只是一個同情者。從那時起，我和共產黨人的關係就時常變化。有時我跟他們爭論得非常激烈，因為只要我的態度他們不喜歡，他們就會在他們的報紙上對我大肆攻擊。不過，即使處於極其惡劣的環境，我也從來沒有發表過反對他們的聲明。

加：最近，在墨西哥舉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總統問一群作家：「諸位對法國有何指望？」結果，就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發生了爭論，問題被導向誰是誰的主要敵人。在座的歐洲人異口同聲地說，蘇聯是他們的主要敵人，他們肯定認為我們是想要對世界重新進行分配，就像人們過去在雅爾塔會議上所做的那樣。但是我們拉丁美洲作家卻說美國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最後是這樣回答總統的問題的（你現在提的也是這個問題）：「既然我們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敵人，那麼我要說，我們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個社會主義的法國當之無愧。」

加：你一定還記得，關於那次對我的政治立場起了決定性影響的訪問，我後來接連寫了一批文章，把我的那些印象永遠保存了下來，發表在當時波哥大的一家雜誌上。二十幾年之後，這些文章未經我本人許可結集出版了。我想，人們出版這本書不僅僅是由於它的時代和政治價值，同時也是為了展示我個人思想發展中的所謂矛盾。

加：你剛才提到的三個人正好都是在加勒比地區的關鍵時刻執政的，應該說，這是一個相當幸運的巧合。只是很遺憾，這幾位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物，都沒有能夠工作更長時間。在一段時間里，他們三位和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以及美國的吉米·卡特協調，原本可以使這個衝突頻繁的地區朝著一條非常美好的道路前進。他們保持著頗為積極的接觸，互通消息，對此我不僅可以做證，而且我還曾經儘可能地跟他們合作過。我認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對我來說，它們是一碼事，真不懂為什麼要起兩個名字）正處在歷史的緊要關頭，而且也已具備擺脫長久以來的困境的成熟條件。但我也認為，美國不會允許他們這樣做，原因是這意味著美國得放棄他們長久以來一直享有的極不合理的特權。儘管有著種種局限，卡特畢竟是近年來加勒比地區最好的對話者，而托里霍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洛佩斯·米切爾森等人幾乎同時執政對開展這種對話也是至關重要的。正是這樣的認識促使我在那個歷史時刻發揮了一種也許微不足道對我而言卻極有意義的作用。我所發揮的作用無非是在這種時候充當了一名積極進行斡旋的中間人。如果不是因為美國那場災難性的選舉選出了一個代表相反利益的人出任總統，我們的工作也許會走得更遠。托里霍斯說我搞「秘密外交」，還有好幾次在公開場合說我總有辦法把消極的信息轉化為積極的信息。我不知道這是對我的誇獎還是責備。read.99csw.com

加：眾所周知，我已發表了抗議聲明。如果再次發生類似事件，我仍將採取同樣態度。我和菲德爾·卡斯特羅的立場唯一的不同之處在於（這裏完全不存在什麼巧合），他最後到底為蘇聯入侵進行了辯護，而我是永遠不屑為之的。但是，他在他的演說里對人民民主的內部情勢所做的分析，比我在我們剛才提到的那幾篇文章里所持的觀點還要尖銳、驚人得多。不管怎麼說，拉丁美洲的命運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在匈牙利、波蘭或捷克斯洛伐克決定，而只能在拉丁美洲決定。舍此之外，任何別的想法都是歐洲式的執念，關於這一點，你提出的一些有關政治的問題也不能倖免。

加：我認為，我們當時在拉美通訊社的做法是正確的。要是我們還留在那裡，當時的教條主義分子就會抓住我們的思考方式，給我們扣上這麼幾頂大帽子：反革命分子、帝國主義走狗，等等。你大概還記得，我當時默默地躲開這種糾纏，繼續寫我的小說，在墨西哥一面寫電影劇本，一面就近密切關注古巴革命的發展和變化。依我看來，古巴革命在經歷了最初幾場巨大的風暴之後，正在艱難的有時甚至是矛盾的道路上行進，不過這為建立一個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令我們大家滿意的社會制度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加：我說的並不是原則，而是民主的形式。

加：因為我想掌握更加確切、更加直接的情況。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對現實採取了一種更為心平氣和、更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諒解態度。

但是，最令人沮喪的例子莫過於一九七九年我為營救被薩爾瓦多游擊隊綁架的兩個英國銀行家所做的努力了。他們倆一個叫伊恩·梅西，一個叫邁克爾·查特頓。由於雙方沒能達成協議，這兩個人在四十八小時之後就要被處決了。這時，奧馬爾·托里霍斯將軍應被綁架者家屬的請求，給我打了個電話，要我設法營救。我立即通過許多中間人向游擊隊傳遞了信息，很幸運，信息及時送到了。我只要求立即就贖放問題進行談判，他們答應了。我於是請求當時住在昂蒂布的格雷hｔtｐｓ://rｅａｄ.９9cｓｗ•ｃｏｍ厄姆·格林，要他做英國方面的工作。游擊隊和銀行方面談了整整四個月，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根據事先講好的條件，都沒有參加談判。但是，只要出現了障礙，其中一方就會來找我，以便恢復談判。後來銀行家被釋放了，我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沒有收到任何致謝的表示。不感謝倒沒有什麼關係，只是讓我非常驚訝。後來，我左思右想，才恍然大悟：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把事情辦得太圓滿了，以至於英國人認為我們是和游擊隊一夥的。

加：沒有。我於是立即宣布該書合法並將其收入我的全集，現在，在哥倫比亞到處都能買到這種全集的平裝本。我沒有改動原版的一個字。此外，一九八〇年波蘭危機爆發的原因，我也在這些文章里進行了解釋，二十四年前，教條主義者說我被美國收買了。可笑的是，這些教條主義者今天卻腰纏萬貫，坐在資產階級權力的寶座上，而歷史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證明真理掌握在我的手裡。

加：在我所做的這類工作中，給我帶來最迅速、最令人激動同時也最合理的滿足感的要算下面這件事：還是在桑地諾陣線取得勝利之前，現任尼加拉瓜內政部長托馬斯·博爾赫要我幫他想出一條巧妙的理由，好讓他在馬那瓜的哥倫比亞大使館避難的妻子和七歲的女兒安全脫身。獨裁者索莫查拒絕放行，因為她們是桑地諾陣線最後一位倖存的締造者的家屬。我和托馬斯·博爾赫對當時的情勢分析了好幾個鐘頭，最後終於找到了一條有力的理由。那小女孩曾經有過腎機能不全的問題，於是我們向一位醫生請教，如果那小女孩繼續待在那種環境里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他的回答給了我們一條我們一直在尋找的理由。不到四十八小時，出於人道的而非政治的原因，母女倆獲准出境，到了墨西哥。九*九*藏*書

加：我沒想過什麼第三條出路，我認為有許多出路，也許在美洲，包括美國在內，有多少國家就有多少條出路。我認為，我們必須尋找我們自己的解決辦法，同時儘可能地充分借鑒別的大陸經過長期、曲折的鬥爭而獲取的經驗，但絕不能機械地照抄照搬，而我們一貫如此行事。最終，必然會發現一種適合自己的社會主義模式。

加：發達國家的民主是它們自身發展的結果，而非相反。在擁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國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國）生硬地強制推行這種民主的做法是機械的、不切實際的，這跟推行蘇聯的制度毫無二致。

加：我那些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在所謂的人民民主下面，並無真正的社會主義可言，走這條路永遠也不會到達社會主義，因為這種制度不是建立在每個國家各自不同的條件之上的。這種制度是由蘇聯通過各國教條主義的、沒有想象力的共產黨強加于他們的，這些教條主義者除了不切實際地強制推行蘇聯模式之外，什麼也不會幹。

加：這很難衡量，像我在人權方面所進行的工作，並不都能收到明顯的、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有時也會出人意料。而且，在諸多因素同時並存的情況下，要衡量其中一個因素的效果幾乎是不可能的。對於像我這樣一個享有一定聲譽並習慣了成功的作家，這類工作就是一所教導謙卑的學校。

加：任何能為窮人謀幸福的政府。你想想看！

加：其實也並非對我的家庭的反叛；你想，儘管我父親是保守派，但是我外祖父，那位上校，卻是自由派，而且還是曾經拿起武器反對過保守派政府的自由派。也許，我最初的政治教育是從他那兒得到的：他沒有給我講什麼仙女的故事，而是跟我講述了我們國家上一次內戰期間發生的極其殘酷的故事，那場內戰是自由派思想家及反教權主義者為反對保守派政府而發動的。我外祖父還給我講述了我出生那年發生在我們家鄉的那場香蕉工人大屠殺。你看，要說家庭的影響，我離反抗的潮流比離傳統秩序還更近一些。

加：問題是從什麼角度進行分析，你們始終堅持「古巴是蘇聯的衛星」這種偏見，而我卻不以為然。你只須跟菲德爾·卡斯特羅打一分鐘交道，就會發現他不聽任何人發號施令。我認為，二十多年以來，古巴革命一直處於危急狀態，這要歸咎於美國所持的不諒解和敵視態度，他們不能容忍在離佛羅里達九十海里的地方存在這樣一個樣板。不能責怪蘇聯，如果沒有他們的援助（不管其動機和目的如何），就不會有今天的古巴革命。只要這種敵意不消除，古巴就只能處在危急狀態之中，被迫進行自衛以謀取生存，被排除在它所處的歷史、地理和文化區域之外。哪一天這一切都正常了，我們哪一天才能進行對話。

加：就在我就讀的錫帕基拉的一所中學里。這所中學有許多老師都是在左派的老阿方索·洛佩斯總統執政期間由馬克思主義者在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在那所中學，代數老師在課餘教我們歷史唯物主義，化學老師借給我們看列寧的書，歷史老師則給我們講解階級鬥爭……當我從這座冰冷的牢房出來時，簡直分辨不清東西南北了；不過，我內心深處卻也有了兩條信念：一，優秀的小說應該是現實的藝術再現；二，人類最接近的目標是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