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上帝在神聖的天國守護他！」

接下來要講的事讓我發現了一項伴隨我一生的愛好：跟學長交流。即便今日，參加年輕人的聚會時，哪怕他們足以做我的孫輩，我也得努力調整，才能感覺自己不比他們小。我和兩位學長交上了朋友。後來，他們陪伴我度過了人生中幾個重要的時期。一個叫胡安·B．費爾南德斯，巴蘭基亞《先驅報》三位創始人和業主之一的公子。我從《先驅報》開始涉足新聞界，他在《先驅報》從學寫文章干到總經理。另一個叫恩里克·思科佩爾，古巴一位傳奇攝影師的公子，住在巴蘭基亞，後來也當上了攝影記者。我之所以對他心懷感激，不是因為我們一塊兒跑新聞，而是因為他會鞣製行銷半個世界的野生動物皮，我頭幾次出國，他送了我一張三米長的鱷魚皮。

「年輕人！年輕人！」

課堂上，我明目張胆地把書放在膝蓋上讀，沒挨過批，只能說是老師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緣故。無法靠朗朗上口的打油詩逃掉的，唯有每天早上七點的彌撒。除了創作「胡言亂語」系列，我還在合唱團當領唱、畫諷刺漫畫、在隆重場合朗誦詩歌，還做其他雜七雜八的事。誰都不明白我哪兒來的時間學習，原因很簡單：我不學習。

在巴蘭基亞，爸爸晚上盡量不留我一個人待在藥店，但他想出的辦法對一個十二歲的男孩來說，並不總是那麼令人興奮。他常常帶我去朋友家，弄得我精疲力竭。他朋友家裡像我這麼大的孩子，八點鐘就都上床睡覺了。大人們東拉西扯，我又悶又困。一天晚上，在他的一位醫生朋友家，我一定是不知不覺睡著了，醒來時卻發現自己走在陌生的街道上。怎麼回事，幾點了，腦子裡一片空白，具體方位，怎麼去的，也都一頭霧水，只能說我夢遊了。雖然既無家族史，又沒再複發，但它依然是唯一合理的解釋。我一覺醒來，只見一間有著明晃晃的鏡子和三四名顧客的髮廊里，掛鐘指針指向八點十分。我年紀尚小，那麼晚一個人走在街上，簡直不可思議。我嚇壞了，記不清那個醫生的姓名和他家的地址了。幾個路人半蒙半猜，居然把我送了回去。街坊四鄰因為對我的無故失蹤做了各種不著邊際的猜測，正處在一片恐慌之中。他們只說正聊著，見我起身，以為我是去廁所。夢遊的說法誰也不信，爸爸第一個就不信。他想都沒想，以為我就是淘氣，結果把自己弄丟了。

我走過去。我走得越近，她的呼吸就越急促，像河水漲潮，淹沒了整個房間，直到她右手抓住我胳膊，左手滑進我褲襠。我怕，又有快|感。

「願您喜歡！」他喊道，隨後消失在人群中。

聖若瑟中學是加勒比地區要求最嚴格、費用最昂貴的中學之一，我就是不喜歡它的軍事化管理，媽媽攔住我的話頭：「那兒是管理者的搖籃。」爸爸發現已經沒有退路，趕緊推卸責任：

同一時期，爸媽的感情摩擦給我留下了難以撫平的傷痕。一天，媽媽突然懷舊起來，坐在鋼琴前彈奏偷偷戀愛時那首著名的華爾茲舞曲《當舞會結束》。爸爸為了增添浪漫情調，取出塵封已久的小提琴——儘管少了根弦——與她合奏。媽媽很快融入了他浪漫清晨的風格之中，超水平發揮，直到她滿心歡喜地抬起頭，看見他早已淚水盈眶。「你在想誰？」媽媽問得太天真。「想你和我初次合奏此曲的情景。」爸爸受華爾茲舞曲感染，回答道。媽媽怒不可遏，兩隻拳頭砸在琴鍵上。

「不管怎樣，」她的表情在笑話我，「讓弟弟教你兩招。」

「手風琴師，您好嗎？」

當年的巴蘭基亞率先實現了社會進步、溫和的自由主義以及各政黨的和平共處，它們是城市進步與繁榮的關鍵因素。哥倫比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后，兵連禍結，打了一百多年的內戰。之後，香蕉種植園區大罷工又慘遭鎮壓，枯枝敗葉，肅殺蕭條。

晚上我們無處可去，只能待在家裡，媽媽給我們念爸爸寄來的信。他基本上是沒話找話，無事調侃，只在一封信中細細描述了馬格達萊納河下游的老人們對順勢療法多麼感興趣，爸爸說：「這裡有一些病例的情況看上去就像奇迹。」有時，我們以為他的生活很快會有轉機，可緊接著，又是一個月的杳無音訊。聖周期間，當我的兩個弟弟得了惡性水痘時，我們沒辦法聯繫到他，因為連最有經驗的嚮導也尋不到他的蹤跡。

我回頭看，好幾個年輕或不那麼年輕、跟我一起跑的人也回頭看。「不知疲倦的讀者」從我身邊走過，沒停下，遞給我一本書。

巴蘭基亞的新藥店虧得一塌糊塗，幸虧爸爸發現得早，才沒有倒閉。靠零售撐了幾個月，拆東牆補西牆，藥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風雨飄搖的境地。一天，爸爸收拾行李，準備去馬格達萊納河邊的偏遠村莊淘金，臨走前，他帶我去見他的生意夥伴和朋友，鄭重地向大家宣布，他不在，我管事。他大事說笑，小事當真，這回究竟是說笑還是當真，我也分不清。我覺得，這得靠各人理解。十二歲的我蒼白瘦小，連唱歌畫畫都還不能勝任。賒牛奶給我們的女人不懷任何惡意，當眾（我也在場）跟媽媽講：

「耶穌多少歲我多少歲。」

我第一反應是失望透頂，情願留下來夜夜笙歌，但還是乖乖聽話的好。波哥大氣候冷，衣服不是問題。爸爸有一件黑色蘇格蘭羊毛外套和一件燈芯絨外套，兩件腰圍都小了，我們去找神奇裁縫佩德羅·萊昂·羅薩萊斯按我的尺寸改。媽媽還給我買了一位已故參議員的駝皮大衣。她在家給我量大小時，天生有眼力的妹妹莉西亞悄悄告訴我，參議員的魂靈夜裡會穿著大衣在家中遊盪。我沒理她，但她的話真的應驗了。我在波哥大穿上那件大衣照鏡子，看見了那位已故參議員的臉。我去慈悲當鋪，當了十個比索，再沒去贖。

聖若瑟中學的同學對爸爸的小糖丸頂禮膜拜，對我的歸來熱烈歡迎，讓我永生難忘。我沒回巴爾德布蘭克斯表哥家——他們添了個兒子，家裡住不下——改住在奶奶的兄弟堂埃列塞爾·加西亞家。他誠實、善良，在銀行工作到退休，終生熱愛英語，讓我深受觸動。他學了一輩子英語，從拂曉學到深夜，說得字正腔圓，直到年事已高，仍儘力說到最好。每逢過節，他都去碼頭跟遊客練口語，英語程度趕得上母語。不過，他生性靦腆，跟熟人從不說英語，他的三個兒子——都比我大——和女兒巴倫蒂娜都沒聽他說過。

「其餘的都這麼大。」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媽媽生了個女兒，長得很漂亮，像印第安人，取名麗塔，因為全家人無比信奉聖麗塔·德卡西亞，這位女聖徒具有諸多美德，其中包括耐心對待迷途不返、脾氣不好的丈夫。媽媽講過這個故事：一天晚上，母雞在餐桌上拉了一泡屎，一分鐘后，麗塔的丈夫醉酒回家。她來不及清理雪白的桌布，只好先用盤子扣住，免得被他看見。她急忙打岔，隨口問道：

搬到蘇克雷，我最大的心病是年齡。我離十三歲這道該死的坎兒還差三個月，半大不小，家裡人既不把我當孩子，也不把我當大人。到頭來，我是小輩中唯一的旱鴨子；吃飯不知道該坐孩子那桌，還是大人那桌；就算黑著燈，女傭們也不當著我的面換衣服，不過，其中一個赤條條地在我床上睡過好幾次，而我照樣睡得安穩。還沒痛痛快快地玩個夠，來年一月，我就要回巴蘭基亞讀中學了。卡薩林斯老師給的起點太高，蘇克雷沒有像樣的學校。

她側躺著不說話，盯著我看。我也盯著她看，不怕了，想再來一次，做久一點兒。她突然說，我並不是有備而來，兩個比索的服務費不收了。之後她躺平，仔細端詳著我的臉。

那時候，我們暢談各自讀過的書和待讀的書，從公共市場麻風病人的攤位上淘來一大堆有關人猿泰山、神探斷案、星際戰爭的連環畫。但我也差點兒成為他苦行觀念的犧牲品，尤其是他決定我們一天只吃一頓飯。我跟他第一次鬧彆扭就是因為在吃過午飯七小時后，他撞見我在喝汽水、吃甜麵包。我不能告訴他錢是從哪兒來的，不敢說那幾個比索是媽媽怕他在旅行中強制推行特拉普派修士的節食苦修制度，偷偷塞給我的。媽媽只要有錢，總會塞一點兒給我，多年來一直如此。我中學住校，她往我箱子里放了各種洗護用品，在香皂盒裡藏了十個比索，希望我窮途末路時能翻出來，救個急。果真如此，要知道離家求學，任何時候翻出十個比索，都會令人激動不已。

「說什麼呢？我聽不懂。」

有一個周三，我走不開，媽媽派路易斯·恩里克去取信。他路過中餐館，看見老虎機，忍不住拿兩個比索當本錢去賭。頭兩把輸了，他不罷休，接著賭，想翻本，直到把倒數第二個硬幣也賠了進去。長大后，他曾對我說：「當時我嚇壞了，決定再也不回家了。」他很清楚，兩個比索夠買一周的必需品。幸好，最後一個硬幣投進去，老虎機渾身一哆嗦，肚子嘩啦啦一響，又吐出了相當於兩個比索的硬幣。他說：「當時我鬼迷心竅，壯著膽子又投了一個。」贏了。再投，又贏了。再投，再贏。再投，再贏。「贏錢比輸錢更恐怖，心裏空落落的。」最後，本錢兩個比索，他賺了兩倍，全是五生太伏的硬幣，他不敢去收銀台換紙幣，怕被中國人騙。兜里塞得鼓鼓囊囊地回到家后，他先把賺來的四個比索埋在庭院深處，和非正當途徑弄來的錢埋在一塊兒，再把胡安舅舅捎來的兩個比索（一堆五生太伏的硬幣）交給媽媽。賺了錢他沒告訴任何人，一點點花掉了。多年後，他才坦白：終究沒能經得住誘惑，最後幾個五生太伏的硬幣還是在那家中餐館里輸掉了。

我凍得要命，等了至少半小時。應該有人來接我，爸爸給他的親戚、我未來的監護人堂埃列塞爾·托雷斯·阿朗戈發了封加急電報。那時令我憂心的不是有沒有人來接，而是身處異鄉，舉目無親，坐在一隻墳墓般的箱子上的恐懼。突然，一個男人下了計程車，他打著綢傘，穿著長及腳踝的駝皮大衣，很體面。儘管他對我視而不見，揚長而去，但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監護人，可我不敢跟他打手勢。他跑進車站，幾分鐘后，又絕望地跑出車站。他終於看見了我，指著我問：

蘇克雷之所以叫我難忘，是因為我們這些孩子們可以自由自在地滿街瘋玩。兩三周后，我們就熟門熟路，跟誰都像是相識已久。這裏文化封建，生活現代，社會習俗從簡。富人（牧場主和蔗糖廠主）住在中心廣場，窮人則到處蝸居。對教會來說，這裡是汪洋大海中的傳教地。社會中心是教堂，位於蘇克雷中心廣場，是一位西班牙堂區神父兼建築師單憑記憶根據科隆大教堂微縮仿建出來的。教會擁有絕對權力，一旦行使，刻不容緩。每晚念完《玫瑰經》后，他們根據天主教電影審查條例給附近影院正在上映的片子評級，評幾級，敲幾下鍾。審查辦公室和影院一街之隔，教士們輪流值班，坐在門口監視，凡違規者，一律懲處。

他的診斷結果是飯後讀書，神經疲勞，建議我每天靜養兩小時消食，同時加強體育鍛煉。我至今仍覺奇怪，爸媽和學校老師居然一一照辦：他們規範我的閱讀習慣，上課在桌子底下看書，書不止一次被沒收；功課難，就免做；每天必須多鍛煉幾小時。就這樣，其他人上課時，我一個人傻乎乎地在籃球場上邊投籃邊背詩。同學們從一開始就意見不一：有的說我自始至終瘋瘋癲癲；有的說我貪圖享樂，裝瘋賣傻；有的說瘋子必有過人之處，繼續跟我交往。後來傳出謠言，說算術老師在黑板上寫比例習題時，我沖他扔墨水瓶，因而被學校開除了。幸好爸爸沒把這當回事，決定不等學期結束，就讓我回家，也不必浪費時間和金錢在這種小病上了，也許只是肝病。

是那本《雙重人格》。我懵了，都沒反應過來剛才發生了什麼。我把書放進大衣口袋，頂著傍晚的寒風走出車站。我精疲力竭，把箱子放在站台上，坐在上面喘氣。街上一個人也沒有。站在海拔兩千四百米的地方，寒風凜冽，呼吸困難，細雨裹著煙垢，只看得到冰冷陰森的街角。

「想吃什麼？」

「過來。」

爸爸想讓我念美國中學，好好學英語，媽媽不讓，說那兒是路德派教徒的天下。如今我得承認，還是爸爸有先見之明，這些年來，身為作家，英語是我的硬傷。

記憶中最不愉快的事發生在貝里奧港一家昏暗的小酒館里。警察棍棒交加，把我們四名乘客拉出去，不解釋，也不聽解釋，以強|奸女學生的罪名逮捕了我們。到警局后，他們發現真兇已經毫髮無傷地落網：是當地的幾個小混混，和輪船無半點兒干係。

「全是些孩子。」媽媽指著我，以我為例，「您想想，這個最大，剛滿十二歲。」她又用手比畫：

還好沒幾天，我大顯了一把身手，算是賠了罪。爸爸要陪人吃飯談生意，把我放在他的另一個朋友家。晚上，全家人一起收聽大西洋電台的全民競猜節目。那天的謎語很難猜：翻個跟頭便會換個名字的動物叫什麼？無巧不成書，當天下午我剛在新版布里斯托爾日曆牌上看過謎底，還認為這是個蹩腳的笑話：符合條件的只有escarabajo（金龜子），翻個跟頭，會變成escararriba。我悄悄把答案告訴這家的一個女兒，大女兒衝過去，給大西洋電台打電話，結果得了一等獎，獎金一百比索，夠付三個月房租。正在收聽節目的鄰居們湧進客廳，爭先恐後地向他們祝賀。不過，這家人在意的不是錢，而是名，要知道那可是加勒比海岸創造電台歷史的一次競猜。我被所有人遺忘了。爸爸來接我時，也替他們高興，還和他們一起舉杯慶祝。沒有人告訴他是誰猜出了謎語。

「要鎮定。」她對我說。又傳來兩聲吼叫。我很怕，以為她會從床上跳起來。她沒有，反倒不動聲色地說：「我們還有三個多小時。」

第一晚，官方安排了慶祝活動，樂隊伴奏，晚餐豐盛。可我卻逃到甲板上，最後一次欣賞——原以為會揮一揮衣袖，沒有悲傷地遺忘——那個世界的燈火，痛哭了一場，直到天明。今天，我敢說，我想變回孩子的唯一理由是想重新享受那段旅程。之後，我念了四年中學加兩年大學，那段路來回走了若干次，關於人生這門課，每次走這段路都比在學校學得多、學得好。雨季水量充足，從巴蘭基亞到薩爾加港，逆水而上需要五天，再從薩爾加港坐一天火車到達波哥大。旱季，要是時間不趕，最有意思，旅程會長達三周。

當阿拉卡塔卡的災難完全結束，外公去世，所謂的一家之主最後的能量也隨之灰飛煙滅時，我們這些靠著這種無法言明的能量活著的人所能做的只剩懷念。沒有人再乘火車來，老宅也像失了魂，米娜和弗蘭西斯卡·西莫多塞婭全靠埃爾維拉·卡里略任勞任怨、盡心儘力地照顧。外婆雙目失明、腦子糊塗后，被爸媽接來，好讓她在去世前過幾天舒坦日子。表姑姥姥弗蘭西斯卡仍是處|女之身，受苦受難，滿口俗語，口無遮攔。她拒不交出墓地和聖餐作坊的鑰匙，聲稱：「不是不交，時辰未到。」一天，她拿著幾塊雪白的床單，坐在房門口，開始給自己做壽衣。她縫得講究，針腳細密，讓死神等了兩個多禮拜。壽衣做好當晚，她照常就寢，沒有和任何人告別，無疾而終。我們後來才發現，前一晚，她已將死亡登記表填寫好，入土手續也已辦理完畢。埃爾維拉·卡里略也自願終生不嫁，獨守空曠的老宅。半夜三更她常被鄰屋永久不息的咳嗽聲驚醒，不過，與魂靈共患難，她已習以為常，並不在意。

我在「卡羅船長號」上辦了手續、訂了票，這艘充滿傳奇色彩的船將從巴蘭基亞行駛一夜加半個白天到達馬甘格，之後我ｈttｐｓ://reaｄ.９９cｓｗ.ｃom們再換汽艇，沿聖豪爾赫河和莫哈納航道抵達目的地。

相反，她的孿生兄弟埃斯特萬·卡里略一直到老都頭腦清醒，精力充沛。一次，我跟他吃早飯，突然想起那次汽艇駛過謝納加時，人們抬起「老爹」，像趕騾子的人用毯子兜住桑丘·潘沙那樣，想把他扔下水的場景。當時，「老爹」已經去世，我覺得好玩，才把這段回憶講給舅舅聽，誰知，他氣得一蹦三丈高，一個勁兒地怪我說得晚了，讓我趕緊回憶，當時跟外公說話的那個人究竟是誰，他好去打聽是誰想淹死外公。「老爹」參加過兩次內戰，多次穿越火線，槍法好，枕槍待旦；天下太平了，還跟人決鬥，殺死了對手。那次他居然束手就擒，舅舅怎麼也想不通。他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他要和兄弟們替父雪恥。這就是瓜希拉法則：一人受辱，挑釁者全家（男丁）償命。舅舅決心已定，拔出手槍，放在桌上，打算問到了就動手。之後每次遇到我，他都希望我能想起那人的姓名。在我想把家族史寫進我第一部始終未能完成的小說的那段時間里，一天晚上，舅舅突然出現在報社辦公室，建議和我聯手展開調查。他始終沒有放棄。最後一次見他，是在卡塔赫納。他老了，心臟不好。分手時，他苦笑道：

「先生，祝您晚安。」

「不給我辦，我就不走！」

故事的結尾：丈夫終於相信妻子是女聖徒，決定皈依耶穌。

在阿拉卡塔卡已無事可做，爸爸便帶我們搬回巴蘭基亞，重開了一家藥店，雖然是白手起家，卻有來自批發商們——爸爸以前的生意夥伴——良好信譽的保障。家人說，那不是他開的第五家藥店，而是我們依據爸爸的商業直覺，在不同城市間搬來搬去的同一家藥店——兩次在巴蘭基亞，兩次在阿拉卡塔卡，一次在辛塞。賺的錢一直不多，欠的債總能還上。家裡沒有了外公外婆、舅舅姨母、男僕女傭，只剩父母子女。爸媽結婚九年，有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經理糊塗了。整個辦公室沉默許久，等他回答。媽媽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將發抖的膝蓋併攏，雙手抱著包，護在懷裡，用大事臨頭時的決斷口吻說：

巴蘭基亞名聲在外，的確是全國最好客、最太平的城市，每年卻總會發生一起殘暴的凶殺案。在無名女子被刀捅死的罪案發生之前，輿論從未如此嘩然，如此經久不息。《新聞報》是當年全國最有分量的報紙之一，不僅率先推出了周日版連環畫——《布克·羅傑斯》、《人猿泰山》——還從創辦開始，便率先報道血腥案件。《新聞報》連續好幾個月用大幅標題和驚人的真相揭露引得市民們時刻關注；不管報道有無道理，那個原本默默無聞的記者也開始在全國名聲大噪。

「你已經不記得我了。」

我這下明白他為何急不可耐了。自從在船上聽我們唱了那曲博萊羅，他就覺得那是對女友最好的表白。三個月前，他的女友在波哥大送他離開；那天下午，她會到車站接他。那首博萊羅他聽過兩三遍，能唱幾句，見我一個人坐火車，決定請我幫個忙。我也壯著膽子，專門提到——無關其他任何事——有本書很難找，居然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他著實很驚訝，問我：

衣服是大問題，短缺得太快。沒人穿過路易斯·恩里克的舊衣服，事實上，也沒法兒穿。不知怎的，他總是破衣爛衫、潦倒不堪地進門，用媽媽的話講，好似穿越過層層帶鉤的鐵絲網。七至九歲的女孩子們想辦法互相湊合。我總覺得，過完那段捉襟見肘的日子，她們都早早地懂事了。阿依達足智多謀，瑪爾戈特不再靦腆，對剛出生的小妹呵護備至。最難的是我，家裡的事需要我出頭露面。媽媽在所有人的鼓舞下，冒風險掏家底，讓我去離家十個街區的卡塔赫納小學報名上學。

聖周到了，教植物學的雷耶斯修士要畫幾幅圖上課用，我不費吹灰之力幫他畫好，從此與他冰釋前嫌。他不再為難我，課間還告訴我那些怪題的答案，有些更怪的題目後來碰巧出現在一年級試卷上。但每當我和同學們在一起時，他就會拚命地笑話我，說我是唯一一個只配讀小學三年級的初中生。如今我發現，他說得沒錯，尤其是在拼寫上。上學期間，我的拼寫始終過不了關；稿子至今還會嚇壞校對，好心的校對只當是打字員的錯，聊以自|慰。

丈夫嘟囔道：「我想吃屎。」

第一次性|愛經歷在我體內激起無限活力。假期從十二月持續到二月，我反覆問自己要不要弄兩個比索回去找她。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已經對肉體那點事兒很老練了，他說我們這個年齡的人，要為這種兩人做、兩人樂的事情付錢，這也太好笑了。

那個假期，爸爸突發奇想，讓我學做生意。「沒準兒今後用得著。」他提醒我。他先教我如何替藥店上門討債。一天，他派我到郊外有客就接的時光妓院去收幾筆賬。

巴倫蒂娜是我的好友，讀書很有靈氣，是她讓我發現了「沙子與天空」。一群年輕詩人決定以巴勃羅·聶魯達為榜樣，革新加勒比海岸的詩歌，說白了，就是「石頭與天空」的本地版。那些年，「石頭與天空」統治了波哥大詩人聚集的咖啡館和愛德華多·卡蘭薩主編的文學增刊，在西班牙詩人胡安·拉蒙·希梅內斯的影響下，意氣風發，希望一掃十九世紀暮氣沉沉的詩風。他們是五六個剛走出青春期的年輕人，強勢闖入沿海地區的文學增刊，被寄予了很大的藝術期望。

「你吧，一做壞事就肝腫大。」媽媽拿他尋開心。

關於《堂吉訶德》的閱讀過程，有必要另起一段。此書遠不及卡薩林斯老師所言那麼震撼。遊俠騎士睿智的長篇大論我看不下去，侍從的糊塗話和混賬事一點兒也不好玩，簡直讓我懷疑：此書非彼書。但我告訴自己：博學的老師不可能推薦錯。我像一勺勺吃藥那樣，很努力地一頁頁啃。到了中學，《堂吉訶德》成了必讀書，我又試過好幾次，還是無可救藥地厭惡。直到朋友勸我把書放到廁所，方便時翻一翻，我這才著了魔，從前往後，從后往前，反反覆復地讀，意猶未盡，直到能整段背誦。

路易斯·恩里克才那麼小，她胡說。可她拿內褲給我看，沒錯，是弟弟的。後來，她帶著芭蕾舞的優雅，光著身子從床上跳起來，邊穿衣服邊說，堂埃利希奧·莫利納在左手那間屋裡，最後問我：

「要麼你周一前回家，要麼我現在就帶孩子們過去。」

那年的幸事還有一件：爸爸允許我星期天一個人去哥倫比亞劇院看早場電影。那裡頭一回放連續劇，每周一集，令人一整周都在惦記。《蒙戈入侵》是第一部星際史詩巨作，多年以後，斯坦利·庫布里克執導的《2001太空漫遊》才替代了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但最終勝出的是以卡洛斯·加德爾和里貝塔德·拉馬克為代表的阿根廷電影。

按照拉莫哈納地區的封建思想，領主享有初夜權，可以佔有少女，享樂幾晚，再把她們交還給命運。舞會過後，廣場上有四處拉客的女人可供挑選。但過完假期，我卻像怕電話那樣怕女人，當她們是水中月鏡中花。我的第一次冒險純屬偶然，它在我體內留下的那種孤獨感讓我時刻不安。返校后，我的脾氣變得古怪，相信根源就在這兒。甚至今天想來，我也不認為這是誇大其事。我完全折服於波哥大天才詩人堂何塞·曼努埃爾·馬洛金的胡言亂語，他的詩從第一節起就讓人大跌眼鏡。

「別傻了！」她笑了，「我這兒還有他一條內褲，上次是我幫他洗的。」

我注意到的第三位乘客當然是同艙旅友「開膛手傑克」，他會在睡夢中說土語，嘰里咕嚕地能說好幾個小時，很動聽，我權當是清晨讀書時的背景音樂。他不知道自己說夢話，也不知道那是哪種語言。小時候，他會用六種亞洲方言和馬戲團走繩索的演員交流，母親去世后他全忘光了，只剩下母語波蘭語還記得。但我們能分辨出他說夢話時用的並不是波蘭語。給殺氣騰騰的飛刀上油、用粉紅色舌頭去舔刀刃的「開膛手傑克」是我最崇拜的人。

工作又累又無趣。無論怎麼用心，領導總說我缺乏積極性。大概是看在家人的分上，才給我換了個崗位。我離開按部就班的車間，上街分發知名影星推薦的止咳糖漿廣告。我覺得這活兒不錯，宣傳廣告製作精美，亞光紙上印著明星彩照。可我一開始就發現，分發廣告沒我想象的那麼簡單。免費發放，行人不敢接，大多疑神疑鬼，怕觸霉頭。頭幾天，我會拿著剩下的廣告回車間補貨，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幾個來自阿拉卡塔卡的同學，他們的媽媽看見我干這等要飯營生，嚇了一跳，幾乎高聲訓斥，說我趿著布鞋滿街亂竄。布鞋是媽媽買給我的，免得我走壞皮鞋。

一天，我去塞薩爾·德爾巴列家時，他不在，我就在客廳邊讀書邊等。一個超凡脫俗的女人也來找他。她叫瑪蒂娜·豐塞卡，或許是他的情人，一個按黑白混血女人的模子雕刻出的白人姑娘，聰明，自立。我和她聊了兩三個鐘頭，心情十分舒暢，直到塞薩爾回來，他們兩人一同外出——沒說去哪兒。直至那年的聖灰星期三，我才和她重逢，望完大彌撒，見她坐在公園長椅上等我。我以為那是個幽靈。她穿著亞麻繡花長袍，清麗脫俗，胸前戴著一根裝飾性項鏈和一朵火紅色的花。我記得她不假思索地邀請我去她家，根本不在意我們倆額頭上還塗有神聖的聖灰十字。她丈夫是馬格達萊納河上的一名領航員，正當班，每班十二天。她不就是請我周六去她家喝巧克力，吃奶油雞蛋餅嗎，有什麼要緊？只是這項禮節一直持續到那年年底，只要她丈夫上船，總是在四點到七點，雷克斯影院青少年場時間。我以此為由，向埃列塞爾舅公告假，和她廝混。

對我來說，塞薩爾家是另一個世界，十四歲的我也許臆想過，但它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天是我第一次上門，之後便頻繁拜訪，佔用了他太多時間，至今我也不明白他怎麼受得了。我甚至認為他那些天花亂墜、讓人眼花繚亂的文學理論，需要一個像我這樣瞠目結舌但又隨和的聽眾。他借詩作給我看，雖然從未聽過那些詩人的名字，我居然無知者無畏地跟他討論。尤其是聶魯達，他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我爛熟于胸，為的是回校惹耶穌會老師發飆，這些「冷門」知識他們從不涉足。那些日子，梅拉·德爾瑪致卡塔赫納的詩成為沿海地區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對象，巴蘭基亞文化圈為之沸騰。塞薩爾·德爾巴列讀給我聽，措辭精妙，聲音悅耳，讀完第二遍，那首詩就印在了我的腦子裡。

我真誠地回答：

她沒有指名道姓，當時沒有，後來也沒有。可是，咆哮聲讓全家上下目瞪口呆。路易斯·恩里克和我——總是出於一些不可告人的原因害怕——嚇得躲到床底下；阿依達逃去了鄰居家；瑪爾戈特突發高燒，說了三天三夜的胡話。就連更年幼的弟弟妹妹也早已見慣了媽媽吃醋時的大爆發，她眼裡噴火，羅馬人的鼻子尖得像刀。我們見過她一反常態，平靜地將客廳里的畫一幅幅摘下，噼里啪啦砸爛，留下一地的玻璃碴。我們見過她拿著爸爸的臟衣服，一件件地聞，聞完又扔進洗衣籃。二重奏以悲劇收場后，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是來自佛羅倫薩的調音師把鋼琴抬走賣了，小提琴和左輪手槍被扔進衣櫥，永遠不見天日。

沒別的了。幾年後，我才對她有了具體清晰、確鑿無疑的印象。確切時間不記得了，應該是二妹阿依達·羅薩出生后，媽媽來到阿拉卡塔卡。當時，桑托斯·維耶羅從豐塞卡抱來了一隻剛出生的小羊羔，我正在院子里和它玩，嫲嫲跑來，大聲對我說：

我一輩子都沒法兒克服自己的靦腆。爸爸四處闖蕩去了，我得負起責任，完成他的囑託，這才發現靦腆是個無法戰勝的惡魔。每次出去借錢，哪怕事先說好了，哪怕去的是相熟的商店，我也會在周圍轉悠好幾個鐘頭，忍飢挨餓，把眼淚往肚子里咽，等終於壯著膽子進了門，還是會緊咬牙關，說不出話來。無良店主會問：「傻孩子，嘴巴閉著，怎麼說話？」這讓我越發不知所措，我不止一次找借口，兩手空空地回家。不過，最窘迫的是第一次在街角那家商店打電話。當年還不能直接撥號，店主幫我轉接線員。當他把話筒遞給我時，我嗅到了死亡的氣息。我以為接線員會彬彬有禮地提供服務，卻聽見黑暗中有人在和我一起吼。我以為他聽不懂我說話，盡量提高嗓門。對方氣急敗壞，也提高嗓門吼道：

「我明天就走，三個月後回來找你。」

「天啊！你沒跟我合奏過！」她歇斯底里地叫道，「到底跟誰，你心裏清楚！你流淚，也是為她！」

「我看見了。」

周五我去買票，還是那個職員，他卻說，十二歲以下不是半票，是七折票。我們的預算出了個大窟窿。他說我記錯了，票價白紙黑字，貼在公告欄上，還指給我看。我難過地回到家，媽媽什麼也沒說，換上為外公服喪時穿的孝服，跟我去了輪船公司。她實話實說，一定有人弄錯了，也許是她兒子，但這不重要。問題是我們沒錢，職員表示無能為力。

這話聽得我惶惶不可終日，一直等著隨時可能降臨的死神，還總夢見照鏡子時照不出自己，只能照出一頭開膛破肚的牛犢。經校醫診斷，我因濫讀書導致身患瘧疾、扁桃體炎外加黑疸症。我並未努力讓大家放心，反將不適無限放大，趁機逃避責任。豈料，爸爸根本不予理睬，離家前，宣布我為一家之主：

初來乍到，這裏的自由氣息讓我激動不已。我們這些孩子沒有的、想要的，突然間唾手可得。餓了就吃，困了就睡，誰也難管誰。儘管法律如山，大人們沉浸在自己的時間里，連自個兒都顧不上管。對孩子而言，人身安全的唯一保障是先學游泳，再學走路。一條既引水又排水的渾濁水道將城市一分為二。從一歲起，孩子就被大人從廚房陽台直接扔下水，先套上游泳圈，讓他們不怕水；再去掉游泳圈，讓他們不怕死。幾年後，成功度過溺水危險期的弟弟海梅、妹妹莉西亞都在兒童游泳錦標賽上大放異彩。

我一直納悶，這段記憶為何感覺如此久遠。無疑，那之前我和爸爸已經見過多次。

「誰說的？」我胡扯，「都七八回了。」

離家那天，爸爸把我們召集到客廳，訓了一通話，免得我們趁他不在瞎胡鬧。我們能看出，他這麼做，只是為了不落淚。爸爸給每人一枚五生太伏的硬幣——當年在孩子眼裡，真的不少——說等他回來，若沒花掉，到時可以換到兩枚五生太伏硬幣。最後，他像宣讀《福音書》一般對我說：

我在學校表現極差，根本沒有心思念書，瑪蒂娜救我於水火之中。她很詫異，我怎麼會那麼孩子氣，居然為一時貪歡荒疏學業。「這很正常。」我對她說，「如果學校是這張床，你是老師，我不僅會是全班第一，還會是全校第一。」她深以為然。

我們和莫斯克拉家的孩子成了朋友。他們住在一個街區外，家裡花了好多錢給他們買形象生動的漫畫雜誌，雜誌在院里的棚屋中從地面堆到屋頂。我們是唯一的幸運兒，能整天待在那兒看《狄克·特雷西》和《布克·羅傑斯》。我們還幸運地發現，有個學徒在第五大道電影院附近畫海報。我去給他幫忙，純粹是為了刷字母取樂，而他每周兩三次，放我們進電影院看精彩的槍戰動作片。我們只缺一件奢侈品：按下開關就能隨時收聽音樂的收音機。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當年的窮人窮到什麼程度。路易斯·恩里克和我坐在街角那家商店的長凳上，等著無事佬們聚在那兒，一起聽一個下午的流行音樂（幾乎所有的節目都在播放流行音樂）。我們熟知海灘賭場樂隊的米蓋里托·巴爾德斯、馬坦薩斯樂隊的丹尼爾·桑托斯的所有曲目，以及阿古斯丁·拉臘創作、黑姑娘托尼亞演唱的博萊羅。那些夜裡，尤其是欠費被斷電那兩次，我們就教媽媽和弟弟妹妹們唱歌。莉西亞和古斯塔沃一頭霧水，鸚鵡學舌，亂唱一氣，笑得我們肚子痛。我們每個孩子都遺傳了爸媽的音樂天賦，無論什麼歌，聽兩遍就會唱。尤其是路易斯·恩里克，天生是當音樂家的料，自學成才，十分擅長用吉他獨奏傷感纏綿的小夜曲。沒多久，我們發現沒有收音機的鄰家孩子唱的歌都是跟我們學的，媽媽教的最多。家裡全是孩子，久而久之，她也成了大孩子。九九藏書

有關X女士，先是發現了一具完全腐爛、無法辨認的裸屍，只能推測出她不到三十歲，黑髮，姿色出眾。據說是被活埋的，因為她左手捂眼，表情恐懼，右手高高地舉過頭頂。有關她身份的唯一線索是兩條藍絲帶和一把可能是插在辮子上的裝飾性發梳。在林林總總的說法當中，似乎可能性最大的是認為屍首是生活放蕩、兇案發生后便人間蒸發了的法國舞|女的這個猜測。

說爸爸面對貧窮時的所做所為顯得不負責任，這種鬼話我死也不信。我反倒覺得，這恰恰證明了他和媽媽默契常在，總能置之死地而後生。他知道媽媽能應付絕望，更能應付恐懼，而這也是我們活下來的秘訣。也許，他沒有想到的是，媽媽在幫他排憂解難的同時，奉獻了自己最美好的年華。我們永遠也猜不透他為何要東奔西走。周六半夜——往往如此——我們突然被叫醒，去卡塔通博油田接爸爸打來的無線電話。我永遠不會忘記因技術原因通話含糊不清那次，媽媽哭成了淚人。

富人家的大門有點兒像教堂大門。我一敲，小窗幾乎應聲而開，探出一張女人的臉。我只記得她眼神冰冷，二話不說接過信，關上了窗。當時大概是上午十一點，我坐在台階上等，等到下午三點，決定再去敲一次門，要個回話。開窗的還是那個女人，她驚訝地認出了我，讓我等一會兒。回話是：下周二同一時間再來。我按時去了，她只說再等一周。我又去了三回，回回如此。一個半月後，一個更凶的女人開窗答覆我：先生說了，他家不是福利院。

一年級教務長佩德羅·雷耶斯修士是我的噩夢，他渴望說服中學的領導們我還沒準備好讀中學。他像幽靈似的，會神不知鬼不覺地躲在一邊，突然蹦出來襲擊：「上帝會創造出一塊連他自己也搬不動的石頭嗎？」他不假思索，張口就問。要麼就換一個，也不是什麼好問題：「給赤道圍一條五十厘米厚的金腰帶，地球會重多少？」就算知道答案，我也跟第一次打電話似的，嚇得張口結舌，啞口無言。我有理由害怕，雷耶斯修士說得沒錯，讀中學我沒準備好，但我是免試入學，這麼好的運氣不容浪費。我一見他，就渾身發抖。他對我圍追堵截，有些同學給出了惡意的解釋，但我沒有理由也那樣認為。況且，我的認真謹慎幫了我大忙：第一次口試，我流利地背誦出路易斯·德萊昂的詩，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畫出惟妙惟肖的耶穌像，順利通過。考官們十分滿意，以至於忘了考我算術和哥倫比亞史。

「有獎學金。」我說。

新家表面上有幾分藝術氣息，終究不過稀鬆平常。一間客廳、一間餐廳、兩間卧室、迷你型鋪石庭院，勉強夠住，實價不及租金的三分之一。媽媽見了大驚失色，爸爸卻說前途一片光明，讓她放寬心。他們總是這樣。很難想象，兩個如此不同的人卻能相愛相知。

她用探戈舞曲回答：

「收拾東西，去波哥大。」

那些非常自然的一時衝動惹惱了爸爸。他原本就想送路易斯去麥德林的教養院，如今理由更加充分。爸爸跟我在巴蘭基亞時卻不是這樣。他不再講那些老掉牙的童年趣事，改說跟奶奶度日艱難、爺爺出了名的摳門、家裡沒錢供他讀書那些事。我聽了這些才明白他為什麼有時會心血來潮，做一些旁人無法理解的事情。

我發現神父們跟我說話，有點兒神神道道，我也就順著他們，將錯就錯。還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我把歌詞改了，神聖的合唱變得一點兒也不神聖了，還好沒人聽懂。經父母同意，指導老師帶我去看專家，做了一個特別費腦子但特別有趣的測試。專家思維敏捷，待人隨和，方法得當，讓人躍躍欲試。他讓我閱讀並理順一大堆複雜的長句。我做得津津有味，他也按捺不住，陪我一起做。我們還想出其他測試方法，記下備用。他事無巨細地盤問我的各種生活習慣，最後問我手|淫的頻率。我脫口而出：沒做過，不敢做。他不信，看似輕描淡寫地說，對於健康的性生活而言，恐懼是負面因素。他的嚴重懷疑刺|激了我。我覺得他是個非常好的人。長大后，我在《先驅報》當記者，想去找他，私下問一問那個測試結果究竟如何，而我收穫的唯一消息是他已在多年前移民美國。他的一位老同事再明白不過，他飽含深情地對我說，要是這位專家被關進芝加哥精神病院，一點兒也不奇怪，因為他常說，自己比病人更瘋。

有一間朝街的房子門半開著，我探頭進去，只見房裡有個女人光著腳，正躺在充氣墊上睡午覺，襯裙短得遮不住大腿。我還沒開口，她就在床上坐起來，睡眼惺忪地看著我，問我有何貴幹。我說幫我爸爸給老闆堂埃利希奧·莫利納帶個口信。她沒說老闆在哪兒，而是讓我進去，把門關好，沖我勾了勾食指，意思很明白：

她的職業專長是輔導小學教師競崗晉級，有空會邀請成績優異的學生來家裡喝巧克力，吃奶油雞蛋餅。因此，周六多了個新學生，嘰嘰喳喳的街坊四鄰並不在意。偷情順利得讓人吃驚，欲|火瘋狂地從三月燃燒到十一月。兩個周六過去，我就忍不住渴望成天跟她如膠似漆。

X女士的神話破滅，變成了一樁普通的情殺案，但雙胞胎姐妹的謎團卻籠罩在家家戶戶心頭，人們說她就是使了巫術還魂的X女士。大門上閂，再用傢具頂上，免得神不知鬼不覺越獄成功的兇手夜間潛入。富人區紛紛訓練獵狗，專門對付翻牆入室之徒。事實上，直到鄰居們說下街區這棟房子在X女士時代尚未建造，媽媽這才放心了。

「《雙重人格》。」

醫生想知道她究竟看見了多少。外婆用全新的目光掃過房間，曆數每件物品，精確得令人髮指。醫生傻了，只有我能聽懂，外婆曆數的物品不在病房，而在老宅卧室。有哪些東西，放在哪裡，她都記得。外婆的視力此後再也沒有恢復。

「錢匣子一旦打開，就別想合上。」

「哪一本？」

媽媽聽出他有權做主，於是把理由說得更充分。

見不到瑪蒂娜·豐塞卡，我在蘇克雷的假期也難挨，但她絕不可能跟我回家。我不敢相信要跟她分開兩個月。她卻不這麼認為。相反，我剛提出這個問題，她就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

說到淘氣，路易斯·恩里克的鬼主意特別管用，能幫大伙兒解決不少麻煩。可他從不拉我下水，還千方百計地不讓別人懷疑我。所以，我和他一輩子兄弟情深。但我沒有告訴過他，他膽大包天，讓我忌妒；他挨爸爸打，讓我心疼。我和他個性迥異，有時還是免不了對他心生忌妒。然而卡塔卡的外公外婆家也曾讓我煩惱，要喝打蟲葯或蓖麻油時，我才會被送過去睡。倒貼我二十生太伏，我也不喝。

「有很多，」爸爸說，「但只給有錢人。」

三個月前，全家乘「卡羅船長號」從巴蘭基亞搬來；如今，我又要乘「卡羅船長號」返回巴蘭基亞。我心煩意亂，似乎預見到，將要獨自面對現實生活。還好，爸媽拜託表哥何塞·馬里亞·巴爾德布蘭克斯和表嫂奧頓西亞照顧我的飲食起居。他們年輕和善，和我分享他們的平靜生活。一間簡單的客廳，一間卧室，外加鋪石小庭院。鐵絲上永遠晾著衣服，擋著光線。他們帶六個月的女兒睡卧室，我睡客廳沙發。晚上，沙發可以變成沙發床。

很多時候，我們並不交談。塞薩爾用他自己的方式進行創作。他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遊走于房間和過道，酷似夢遊症患者，每隔兩三分鐘就從我面前經過，突然坐下，在打字機上敲出一句詩、一個詞，或一個分號，然後站起身再走。我看著他，終於發現了詩歌創作的不二法門，心頭一陣竊喜。於是，我在聖若瑟中學打下修辭學基礎后，也如此這般初試文筆，抒發胸臆。兩年後，我在波哥大得知了這位令人難忘的詩人最後的消息。巴倫蒂娜發來電報，寥寥數語：「塞薩爾已故。」無簽名。

從一開始，我們就發現，他在教學上既無方法也無耐心。但他喜歡惡搞，讓我們很期待，比如，他用彩色粉筆在黑板上畫的畫實在驚艷。不知為何，他只教了三個月，也許是教學太過隨意，和耶穌會強調的思想秩序格格不入。

她沒費多大勁兒，就安排出固定時間幫我補習：解決作業難題，預習下一周的功課。她既跟我在床上親熱，又像媽媽似的數落我這兒不好那兒不對。要是作業沒有保質保量地完成，那就每三個錯罰一個周六不見面。而我頂多犯兩個錯。我的轉變被老師和同學們看在眼裡。

我們跟她說，無線通話系統會改變人的聲音，聽著是不像本人。她第二天晚上說夢話：「怎麼聽，都覺得他瘦了。」在那些艱難的日子里，她的鼻子變得更尖了，在長吁短嘆之間，說爸爸沒人照顧，去的那些村子既無上帝，又無王法。第二次打電話，媽媽就說出了心裡話，讓爸爸保證：要是兩個禮拜還不好，馬上回家。兩個禮拜沒到，我們收到一封從洛斯奧爾托斯·德爾羅薩里奧發來的出人意料的電報，只有兩個字：「未定」。果不其然，媽媽一看，便不容分說地命令爸爸：

妻子掀開盤子，甜甜地說道：「這兒就有。」

皓月當空的一個夜晚，岸邊傳來撕心裂肺的哭聲。克利馬科·孔德·阿維略是位了不起的船長，他下令用探照燈尋找聲源：原來是樹倒了，母海牛困在樹枝里，脫不了身。水手們跳下水，把它拴在起錨絞盤上，設法幫它脫困。海牛是種讓人心疼的奇妙生物，它們既像女人又像奶牛，身長近四米，皮膚柔軟，呈青色，長著大|乳|房的軀幹讓人想到《聖經》里的母親。「要是繼續屠殺河裡的動物，世界很快就會滅亡」這種言論，我也是第一次從孔德·阿維略船長那兒聽來的。他禁止從船上開槍。

「哪兒都別去，」爸爸立即反駁，「咱們家沒錢養公子哥。」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課堂，我們和沿途城鎮的接觸短暫而又難忘，許多人的命運和這些城鎮的命運永遠地聯繫在了一起。一個有名的醫學系學生作為一個婚禮舞會上的不速之客，未經允許，邀請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開槍打死。另一個喝得酩酊大醉，在貝里奧港娶了他愛上的第一個姑娘為妻，生了九個孩子，婚姻美滿，家庭幸福。我們在蘇克雷的朋友何塞·帕倫西亞在特內里費鼓手大賽中贏了一頭奶牛，就地出售，賺了五十比索。這在當年可不是小數目。在石油之都巴蘭卡韋梅哈廣闊的紅燈區，我們意外發現安赫爾·卡西·帕倫西亞在一家妓院的樂隊里唱歌。他是何塞·帕倫西亞的堂兄，一年前在蘇克雷銷聲匿跡，音訊全無。樂隊喧鬧歡騰，直到天明。

嚇了我一跳。她幾乎是把我拖進客廳的，家裡的女人們和鄰家的女人們坐在靠牆的椅子上，像是在守靈。我突然進去，大家都不說話了。我獃獃地站在門口，認不出誰是我媽媽，直到她張開雙臂，用記憶中最溫柔的聲音對我說：

「全是胡言亂語。」

嚇得我魂飛魄散，掛了電話。我得承認，熱衷於交流的我至今仍有些害怕飛機和電話，我不知道這是否源自那些日子所受的驚嚇。怎樣才能成事？幸好，媽媽時常把答案掛在嘴邊：「要成事就得吃苦。」

那幾個月的日子讓我明白了何為「貧窮」。外公外婆老把「貧窮」一詞掛在嘴上，我誤以為他們是指香蕉公司撤走後老宅的處境。他們總是抱怨：過去，午飯要開流水席，兩席不夠開三席，如今只開一席。當已無力維持午飯時的排場，他們便打腫臉充胖子，去小飯館買現成的，沒想到這物美價廉的飯菜孩子們更愛吃。但有些老食客覺得飯菜不如過去可口，決定不再登門。米娜得知后，謝絕賓客，關門大吉。

因為香蕉危機和公共秩序混亂，許多爸媽認識的人也從阿拉卡塔卡來到了巴蘭基亞。他們一開始還會去這些人家裡串門，輪流串，聊來聊去，無非是鎮上的人和命不好之類的話題。但當貧窮在巴蘭基亞壓得我們不能動彈時，我們不再去別人家吐苦水。媽媽一言以蔽之：「窮人的眼睛里都寫著『窮』字。」

我相信，當媽媽讓我去給全城首富兼大慈善家送信時，已經是走投無路。據報道，這位富人既善於理財，又樂善好施。媽媽給他寫了一封愁腸百結的信，直接請求他給錢救急，不為自己——她怎麼都能過——只為孩子。了解她的人才會懂低三下四對她而言有多難，可是沒辦法，為勢所迫。她囑咐我，此事天知地知，她知我知。我一直沒對任何人說起，直到寫下來這一刻。

如今，在飛機上很難結識朋友。當年在輪船上，學生們就像一家人，每年都會約好一塊兒走。有時，輪船能在沙灘上擱淺十五天，可誰也不擔心，繼續鬧騰。船長出證明，蓋上戒指章，晚到學校的話，以此為憑。

爸媽非讓我放假回蘇克雷，順便把外婆帶過去。外婆比她的實際年齡所指證的要蒼老許多，腦袋稀里糊塗，但她更愛唱歌了，音色越發甜美，歌聲也越發動人。媽媽當她是個大洋娃娃，把她收拾得乾乾淨淨，整整齊齊。很顯然，她有意識，只是停留在過去。特別是收音機，喚起了她孩童般的興趣。她認出主播們是她年輕時在里奧阿查的朋友，因為阿拉卡塔卡老宅沒有收音機。她對他們的某些評論或不滿或批評，就各種話題與他們展開討論，罵他們有語病，彷彿對方就站在床邊。主播們不說再見，她就不換衣服。他們說再見時，她也會非常禮貌地對他們說：

「你都長這麼大了！」

梅希亞神父記下了我的回答，將那組打油詩命名為「我的胡言亂語」，署名「加比托」，並事先徵得了「主人公們」的同意，預備刊登在下一期校刊上。應同學們的要求，在之後兩期校刊上，我又發表了另外一組打油詩。甭管願不願意，嚴格來說，這些兒時的詩作是我的處|女作。

輪船最後停靠在薩爾加港，乘客們凌晨五點下船。那兒海拔高，要穿暖和點兒。人們裹著黑呢外套加坎肩，戴著圓頂禮帽，胳膊上掛著大衣，和之前聽著蛙鳴、聞著水臭——河裡儘是動物屍體——的形象迥然不同。下船時，我嚇了一跳。原來我的一個女性朋友在最後一刻說服我媽媽給我準備了特別土氣的鋪蓋卷：一張龍舌蘭纖維做的吊床、一床羊毛毯和一隻應急便盆，所有這些都卷在一張茅席里，用吊床掛繩綁在一起，打了個十字結。樂手朋友們見身處文明社會的我還帶著這麼土氣的鋪蓋卷，忍俊不禁。反應最強烈的一個為我所不敢為：直接把鋪蓋卷扔進了水裡。那次旅行令我十分難忘，最後一幕便是鋪蓋卷順著水流，從何處來，歸何處去。

卡門·羅薩的降臨是聖誕慶典一道亮麗的風景。她時髦、妖嬈，被追求者爭搶，成了舞會皇后。媽媽對女兒們嚴加管束，對她則不然，甚至支持她談情說愛，給家中增添了些許不同尋常的氣氛。媽媽和她是閨蜜，和自己的女兒們則從未有過這樣的關係。阿維拉多一個人過，裁縫鋪只有一間屋子，用屏風隔開。他手藝不錯，但重色輕藝，躲在屏風后卿卿我我的時間長，坐在縫紉機前百無聊賴的時間短。

媽媽當沒聽見：

我以為她在說笑。

他說到做到，幾乎每天都去街角的檯球廳待半小時，把我留在裁ｒｅａｄ.９９ｃｓw.cｏｍ縫鋪的屏風后，會他的各種紅粉知己，天天換人。那段日子，我創意無限，胡作非為。阿維拉多的診斷沒錯，第二年，我就神清氣爽地回學校了。

我這才明白，說「是」，她多半會答應；說「不」，則沒得商量。於是，我乖乖聽話，淚流滿面，決定如她所想，改頭換面，重新做人：換城市、換學校、換朋友，甚至換一種方式生活。我有一大把獎章壯膽，幾乎不假思索、一本正經地對爸爸說，我不想回聖若瑟中學，也不想回巴蘭基亞。

十七年後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個不幸的日子。朋友打電話到墨西哥，告訴我「大衛·阿朗戈號」在馬甘格港起火，燒成了灰燼。我掛上電話，有種可怕的感覺：我的青春到此為止，思念之河的僅剩之物也隨之逝去。今天，馬格達萊納河已死，河水腐臭，動物絕跡。歷屆政府反覆提及的河流整治工作尚未開始：兩岸亟須栽種六千萬棵樹，將佔用沿海私有土地的九成面積，這意味著私人業主需要僅出於愛國，就放棄現有收入的九成。

經理傻了，所有人停下工作，看著媽媽。她不動聲色，鼻子尖利，臉色蒼白，滲出細細的汗珠。外公的喪期早過了，如今她又穿上這身喪服，因為她覺得，來辦這件事，穿孝服最合適。經理不知所措，不看媽媽，看向職員。最後，他嚷嚷道：

對我而言，搬回巴蘭基亞不僅是換了城市，換了家，而且是在十一歲的時候換了家長。過去的家長是外公，我和瑪爾戈特在老宅里生活得很快樂；如今的家長是個了不起的男人，但對父母權威的理解完全不同。我們習慣了無拘無束，很難管教。爸爸有令人崇拜、讓人感動的一面：他百分之百自學成才，是我見過的讀書最多、最雜的人；他原本學醫，中途輟學，後來自學順勢療法——當年無須科班出身——成績優異，考取了行醫執照。可他不像媽媽，日子難過，他就一籌莫展。實在過不下去，就躲進房間，往吊床上一躺，把手邊能讀的文字通讀一遍。他能解出填字遊戲，卻解不出實際問題。他對有錢人幾乎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不是對那些不勞而獲的有錢人，是對那些依靠個人才能誠實致富的有錢人。他大白天躺在吊床上，睜著眼做白日夢：如何輕而易舉地日進斗金。方法很簡單，之前怎麼就沒想到？他總是以一個奇怪的例子來說明達連的富有：那兒剛剛生豬崽的母豬能排兩百西班牙里。不過，那些聳人聽聞的事沒發生在我們這兒，那是他當電報員時四處漂泊、道聽途說來的。他不切實際，不停地栽跟頭，不停地重蹈覆轍，害得我們提心弔膽，而很長一段日子里，天上連麵包渣都不掉一粒。好日子也好，壞日子也罷，父母教導我們：好壞都要過，要像老牌天主教徒那樣，不卑不亢、逆來順受。

「對了，」她說，「你是路易斯·恩里克那個一本正經的大哥，是不是？你們倆的聲音一模一樣。」

我已經把「不知疲倦的讀者」拋到九霄雲外了，他卻突然冒出來，急不可耐地坐到了我對面。簡直不可思議。他喜歡我們晚上在船上唱的一首博萊羅，請我幫他寫下來。我不僅寫了，還教他唱。我驚訝地發現，他聽力好，嗓子也好，單獨唱第一遍的時候就既准又好。

「我正想跟你談這事兒。」她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倆太黏糊了，你去別的地方讀書，對你我都好。你會發現，咱們倆的故事只是一段過往。」

「你記性這麼差，怎麼能當作家？」

那位職員沒能回答，媽媽的申辯說了一半時，經理——一位大腹便便的長者——突然出現在辦公室門口，那位職員見了，趕緊起身。經理體型龐大，外表體面，顯然，他就算穿著汗津津的襯衫也威望十足。他專心地聽媽媽說，心平氣和地回答，說除非在股東大會上修改規定，否則沒辦法減價。

從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了一家人中最年輕的一個小夥子。他整天在頭等艙的甲板上拉著手風琴散步，彷彿半夢半醒，讓我艷羡不已。自從我在阿拉卡塔卡七月二十日國慶活動中聽過「好漢弗朗西斯科」演奏的手風琴曲，就一直纏著外公給我買手風琴。外婆橫插一腳，一如既往地荒謬，說手風琴是底層人的樂器。大約三十年後，我在巴黎國際神經學專家研討會上認出了當年輪船上那個帥氣的手風琴師。時光留痕：他長出了波西米亞式的鬍子，穿的衣服大了差不多兩碼。但我不會認錯，他昔日的風採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沒有自報家門，而是直接發問：

和幾位批發商朋友商討了差不多兩個禮拜后，爸爸身心恢復，離家上路，對蘇克雷印象深刻的他在第一封信中寫道：「此地如今更勝從前。」他在中心廣場租了棟帶陽台的房子，在那兒他重逢舊友，他們熱情地歡迎他。家裡得把能賣的全賣掉，剩下的——所剩無幾——打包帶上往返于馬格達萊納河上的汽船。爸爸還隨信附上一張精打細算的應急費用支票，並說路費隨後寄到。對滿懷憧憬的媽媽來說，沒有比這更好的消息了。她的回信字斟句酌，既不讓爸爸士氣低落，又委婉地告訴他自己第八次懷孕了。

媽媽一邊說話，一邊看著麥克風，彷彿爸爸就在那兒。最後她糊塗了，想吻爸爸一下，結果吻了麥克風，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這個故事，她總是還沒說完，就笑得滿臉是淚。那天，她若有所思，終於在飯桌上自言自語道：

我在熱死人的街上轉了一圈又一圈，想鼓足勇氣，帶話回去，讓媽媽死了這條心。天已經黑透了，我才痛心疾首地回家，只說大慈善家幾個月前過世了。更讓我痛心疾首的是，媽媽為他祈禱，願他的靈魂安息。

畫家兼作家埃克托爾·羅哈斯·埃拉索來教美術，擔驚受怕的我總算鬆了口氣。他二十多歲，在教務長的陪同下來到教室，他的問候如同悶熱的午後三點響起的一聲驚雷。他穿著配金色紐扣的緊身駝毛外套、裝飾性馬甲，系印花真絲領帶，英俊瀟洒，酷似電影明星。奇怪的是，樹蔭下三十度，他還戴著圓頂禮帽。他人高馬大，在黑板上寫字時要俯身彎腰。教務長和他並肩而站，對比鮮明，慘不忍睹。

他說得也對。倒不是因為有徇私現象，而是獎學金申請手續複雜，具體條件又沒有很好地廣而告之。政府實行中央集權，申請人必須去波哥大。波哥大在千里之外，去一趟要八天，花銷基本等於一所好學校三個月的住宿費。再說，去了也會竹籃打水一場空。媽媽火冒三丈：

兩周后，爸爸有了消息。他信上什麼實際的也沒說，只想逗我們高興起來，媽媽是這麼認為的。那天，她一邊洗碗，一邊唱歌，想讓我們振作點兒。爸爸不在，她變了，成了女兒們的姐姐，和她們步調一致，玩遊戲玩得最棒，連洋娃娃都玩，還沒大沒小地跟她們打架。爸爸后兩封信的內容和第一封差不多，充滿了各種給人希望的計劃，使我們的睡夢更加香甜。

四五年後，我們在廣播里聽到大慈善家前一天去世的消息。我驚呆了，不知媽媽會有何反應。然而，我無法理解，她全神貫注地聽完新聞，深深地舒了一口氣，說：

「爸爸很為你驕傲。」

那年對我來說十分關鍵。每輛花車最大的看點是精挑細選的扮成王後代表兩區賽詩的美女。我是半個外鄉人，可以保持中立，我也向來如此。可那年，扮成王后登大花車的是姐姐卡門·羅薩，孔戈維奧區的船長們請我給她寫幾首詩。我欣然應允，但我根本不了解遊戲規則，出言不遜，惹出了亂子；沒轍，只好再寫兩首詩和解：替孔戈維奧區的美女圓場，讓蘇麗雅區的美女息怒。事件轟動一時，人盡皆知。市民幾乎沒聽說過的無名詩人成為當日英雄。我藉此進入公眾視野，和南北兩區締結友誼。之後，我忙不迭地寫兒童劇、參加慈善義賣和慈善抽獎，甚至幫競選市政官員的人撰寫演講稿。

我的心漏跳了一下。

聖若瑟中學位於六個街區外的巴旦杏樹公園，這裏曾經是全市最古老的墓地，鋪路石邊上還可以看到散落的屍骨和死人衣裳的碎片。進校園那天，學校舉辦了新生典禮。學生們穿禮服，白褲子、藍上衣。我覺得他們無所不知，而我一無所知，不禁戰慄。但我很快就發現，他們其實和我一樣膽小青澀，前途未卜。

自小，我只用父姓加西亞和雙名加夫列爾·何塞，可在那個歷史性時刻，媽媽要求我加上母姓馬爾克斯，免得有人懷疑我的身份。那是家裡的一件大事。我像第一次領聖餐那樣穿了一身白衣，出門前喝了安神用的溴化鉀，提前兩小時到達祖國之聲電台。節目開始前一刻鐘才能進演播室，我只好去附近公園等，安神劑的藥效早沒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我百爪撓心。總算進了演播室，我的心怦怦直跳，差點兒打退堂鼓，想編個理由告訴大家說沒賽成。老師給鋼琴試音定調。按報名順序上台，共七人。前三個不是這兒錯就是那兒錯，都被打鈴叫停。輪到我時，只叫我加夫列爾·馬爾克斯。我唱的是抒情歌曲《天鵝》，講述的是一隻雪白的天鵝被冷血的獵人射殺在愛人身旁。一開口，我就發現調子起高了，排練時試過，有些音會唱不上去。助手有些猶豫，正想打鈴，我不知哪兒來的膽量，堅決示意他別動。還是晚了，無情的鈴聲已經響起。五個比索的獎金外加幾件宣傳品全都給了金髮碧眼、把《蝴蝶夫人》選段唱得不堪入耳的小美女。我垂頭喪氣地回到家，媽媽的心永遠地碎了。很多年後，她才對我說：事先通知了親朋好友，她實在下不了台。

不到兩個月，藥店開張，房子租好了，傢具也買好了。藥店位於商業中心一個熙熙攘攘的街角，距玻利瓦爾大道只有四個街區；家卻在臭名昭著、夜夜笙歌的下街區的偏街陋巷，是哥特式建築，有兩個尖頂——打仗時能派上用場，我們租的房子在五樓，牆面塗得紅一塊黃一塊的，根本不值那些租金。

「那個女人聽了一定會暈死過去！」他容光煥發，神采奕奕。

他開心地笑了。

至此，人民的開拓精神早已勢不可擋。一九一九年，胡利奧·馬里奧的父親，年輕的實業家馬里奧·聖多明戈將五十七封信放入帆布口袋，搭乘美國人威廉·諾克斯·馬丁駕駛的簡易飛機，空投到距巴蘭基亞五西班牙里的哥倫比亞港海灘，開了國內航空郵件之先河，贏得了國民的交口稱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了一批德國飛行員，包括赫爾墨斯·馮·克羅恩，駕駛最早的水陸兩棲容克斯F–13型客機開闢航線。飛機載著郵包和六名大無畏的乘客，像受天主保佑的蚱蜢，飛行在馬格達萊納河上空。這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空運公司之一，哥倫比亞–德國空運公司的雛形。

一個我不認識的爸爸的朋友幫我找了份工作，假期我在我們家附近的印刷廠打工。薪水少得可憐，我唯一的動力是想學會這門手藝。可惜連印刷機的影子都沒見著，只負責整理印好的版紙，送到下個車間裝訂。還好媽媽允許我花薪水去買《新聞報》周日增刊，上面有《人猿泰山》、《布克·羅傑斯》（改名為《征服者羅傑里奧》）、《穆特和傑夫》（改名為《本尼丁和埃內阿斯》）等連環畫。周日閑來無事，我先憑記憶學著畫，然後在當周的連環畫後面獨立編下去。我成功喚起了街區里某些大人的興趣，以兩生太伏的價格賣給了他們。

說實在的，每次他們為孩子的教育問題發生爭執，我總盼著爸爸能怒髮衝冠，說這個學甭上了。又不是不可能。他自己就是因為窮，自學成才的；爺爺受堂費爾南多七世的堅定意志啟發，宣布在家因材施教，以維護家庭的完整性。中學對於我來說就像監獄，我怕聽鐘聲過呆板日子，想想都怕。然而，這也是十三歲起享受自由的唯一機會，既和家人保持良好關係，又遠離其約束，孩子隨他們生，動蕩不安的日子隨他們過。只要有燈，我就能一直不停地看書。

我去扯內褲邊兒，太急，扯不下來。她只好把腿伸直，游泳般快速扭動，幫我一把。之後，她撐著我的胳肢窩，讓我趴在她身上，姿勢十分規範。其餘的由她來做，我在她小母馬般騷味十足的大腿間撲騰，差點兒沒死過去。

對爸爸最初的印象倒是具體而清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他三十三歲生日那天，我看見他穿著白色亞麻正裝，戴著扁平窄邊草帽，大步流星、興高采烈地走進了外婆外公在卡塔卡的老宅。有人和他擁抱，祝他生日快樂，問他多少歲了。他的回答我永遠也忘不了，因為當時我沒聽明白：

「這塊皮子很值錢，」他的口氣一點兒也不誇張，「但我勸你，餓不死，就別賣。」

立竿見影。爸爸知道媽媽的厲害，一個禮拜不到，乖乖地回到了巴蘭基亞。他進門時嚇了我們一跳：破衣爛衫，臉色發綠，鬍子拉碴，媽媽以為他真病了。其實那只是暫時現象，兩天後，他又容光煥發，頭腦發熱，想去蘇克雷開連鎖藥店。蘇克雷恬靜怡人，繁榮富庶，距巴蘭基亞行船需一個晝夜。他年輕時當電報員那會兒去過，想起金色的沼澤、傍晚的水道、永遠的舞會，他的心臟為之收縮。他曾經很想去蘇克雷工作，可惜時運不佳，不像其他想去的地方，如阿拉卡塔卡，都還算如願以償。五年後，他又想起蘇克雷，適逢第三次香蕉危機，但他發現那裡已經被來自馬甘格的批發商們佔據。然而，回巴蘭基亞前一個月，他偶遇其中一位批發商，那人不僅向他描繪了完全不同的事實，還給他提供去蘇克雷的一大筆貸款。他當時沒接受，因為他就要在洛斯奧爾托斯·德爾羅薩里奧實現他的淘金夢。但當他收到妻子那出乎意料的最後通牒時，他找到那位批發商——他還在水鄉里轉悠——談妥了協議。

奇怪！不念書曾是我的夢想，如今真要不念了，我反倒覺得不可思議，甚至據理力爭，求助於一個難以企及的夢想。

她自言自語，解開了許多有關失蹤的物品、保守的秘密或禁忌話題的不解之謎：阿拉卡塔卡老宅失蹤的水泵，是誰偷偷拿走藏在了她的箱子里；瑪蒂爾德·薩爾莫納的父親究竟是誰，那可憐人的兄弟們認錯了人，把他一槍崩了。

「行，咱們就這麼做。」她對我說。

爸媽在巴蘭基亞窮得揭不開鍋，我卻因禍得福，跟媽媽特別親，不是常人理解的那種母子情，而是對她五體投地地崇拜。面對逆境，她像一頭沉默而兇猛的獅子；面對上帝，她絕不俯首帖耳，而是誓死抗爭。這兩種態度，她終生受用，屢試不爽。她笑言，窮途末路時，總會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有一次，她買了一根牛膝骨燉湯，燉了好多天，每天加水，燉到無法再燉。有一晚，狂風暴雨，徹夜停電，她把一個月的食用豬油當燈油抹在布上，還嚇唬小孩子，讓他們怕黑，免得他們下床亂動。

「夫人，您要明白，」那位職員說，「不是我不想幫忙，這是公司的死規定，不能說改就改。」

那所上天賜予我的學校還給我留下了有關那座城市、那個時代無法找回的歷史的記憶。學校孤零零地佇立在綠色的小山頂，站在學校門前，能看見大千世界的兩極。左手邊是最昂貴顯赫的普拉多區，我第一眼就覺得那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駐地——圍著通電的鐵絲網，像碩大無比的雞籠——的翻版。雷同絕非偶然，它們都由美國城市規劃公司出品。品位、標準、價格，全是舶來品，對於國內其他地區的人而言，這裏絕對是觀光旅遊的好去處。右手邊是我們居住的下街區。熱浪滾滾、塵土飛揚的街道和棕櫚葉鋪頂的茅屋時刻提醒著：我們只是凡夫俗子，血肉之軀。難得的是，站在學校門前，也能看見通往未來的圖景：馬格達萊納河口名垂青史的三角洲——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之一——與灰燼之口煙灰色的海水。

對我的考驗就差跟爸爸單獨旅行了，這下好了，他要帶我去巴蘭基亞，幫他開藥店，然後做準備讓全家都搬來。我很吃驚，獨處時，他當我是大人，對我既親熱又尊重九*九*藏*書，甚至派給我一些就我當時的年齡來說挺難乾的活兒。我樂呵呵地接下，完成得也不錯，儘管他並不是次次都滿意。他愛講他在故鄉的童年故事給我們聽，年年講，添個孩子，就再講一遍。我們都聽過，漸漸對那些故事失去了興趣。後來，吃完飯，他一開口，我們幾個大孩子起身就走。路易斯·恩里克明目張胆地跟他對著干，走時還故意惹他生氣：

爸爸媽媽經過四處打聽、充分討論——我基本沒參与——決定讓我去上巴蘭基亞耶穌會聖若瑟中學。剛搬家幾個月，藥店和順勢療法診所連影子都還沒有，不知道他們哪兒來那麼多錢。媽媽給出的解釋總是不需要任何證據：「上帝很偉大。」搬家費里應該預留了安家費和生活費，但不會有我的學費。我只有一雙破鞋，兩套衣服一洗一換。媽媽備好新衣，裝在棺材大小的箱子里，她沒有預見到，六個月的工夫，我會長高一拃。媽媽還一意孤行地讓我開始穿長褲。爸爸說，變了聲才能穿長褲，她才不管這些條條框框。

嗜書佔用了我的業餘時間和幾乎所有的課堂時間。我能背出哥倫比亞所有膾炙人口的詩作，以及西班牙黃金世紀和浪漫主義時期的佳篇，其中很多詩也出現在正在學的中學課本里。以我的年齡，這些脫口而出的知識讓師長們惱火。他們在課堂上刁難我，而我總是引經據典，旁徵博引，說得他們難辨真假。梅希亞神父說：「這孩子愛咬文嚼字。」他其實想說：「這孩子沒法兒忍。」我從不刻意去記，讀三四遍，詩歌佳作自然銘記於心。我的第一支自來水筆就是教務長獎給我的，因為我非常流利地背出了加斯帕爾·努涅斯·德阿爾塞的五十七節八音節十行詩《眩暈》。

我忍不住去偷窺他讀的書。大多是艱深難懂的公法著作，他早上讀這些，圈圈點點，在空白處留批註；下午涼快，他就讀小說。其中一本讓我愕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我曾在巴蘭基亞的一家書店偷過，沒偷成。我發瘋似的想讀，想跟他借，又不敢。有一天，他讀的是《大摩爾納》，之前我沒聽說過，但它很快就成為我最愛的經典之一。而我只帶了幾本我讀過的但還沒機會重讀的書，比如，科洛瑪神父的《赫羅明》（從來沒讀完過）、何塞·艾烏斯塔西奧·里維拉的《漩渦》、愛德蒙多·德亞米契斯的《尋母三千里》和外公送我的那本詞典（我會連續看好幾個小時）。「不知疲倦的讀者」的書多得讀不完。我想說但沒說出口的是：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跟他換。

媽媽的模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第七次懷孕，不僅腰粗，眼皮和腳踝也腫了。她當時三十三歲，這是她布置、裝飾的第五個房子。我發現她情緒低落，從頭一晚起就逐漸加重，會無緣無故地嚇自己，說X女士被捅死前在這兒住過。兇案發生在七年前——他們當時就住在巴蘭基亞——令人毛骨悚然，以至於媽媽動過一輩子都不回來的念頭。她終究還是回來了，也許是忘了曾經說過的話，卻在入住這裏的頭一晚突然想起，她覺得房子陰森森的，有德拉庫拉城堡的氣息。

此外，巴蘭基亞擁有了第一家電台，指導市民如何凈水，開闢了吸引遊客、開啟民智的現代化渠道；聽到消防車的警笛聲，男女老少興奮不已；敞篷車作為新生事物，滿大街橫衝直撞，在新修的柏油路上車毀人亡；「公平」殯葬公司從死亡幽默中汲取靈感，在城市出口處放置碩大無比的廣告牌，上面寫著：「別著急，我們等著您！」

我不僅隨意篡改一大堆詩，還學會了天知道是哪裡的方言，說得很溜。上課提問，我亂答一氣，要麼搞怪，要麼搞笑，氣得老師不再管我。要是我在考卷上答對一道題——儘管開頭會讓人看不懂——別人反倒會擔心我的心理健康。那些只是玩笑而已，圖個開心，根本沒有惡意。

「只要能離開這兒，去地獄都行。」媽媽宣稱，儘管她對蘇克雷世外桃源般的盛名向來持懷疑態度，「不能讓丈夫一個人待在那種地方。」

家庭氣氛好了許多，以至於臨別時，我差點兒落淚。可計劃在不折不扣地執行，不容傷感。一月第二周，我先在馬甘格自由自在地住了一晚，隨後登上哥倫比亞航運公司的旗艦「大衛·阿朗戈號」。同艙旅友重兩百二十磅，渾身無毛，盜用了「開膛手傑克」的名號，是小亞細亞飛刀馬戲家族唯一的後代。我第一眼看到他，覺得他會在夢中把我掐死，後來發現他外強中乾，是個心腸特別好的大娃娃。

「感覺加夫列爾的聲音有點兒怪。」

完成他交代給我的事並不難。儘管孤獨來得不是時候，日子也過得不踏實，但媽媽逐漸適應了。雖然不開心，但應付得相當自如。小孩子們也要幫忙做家務，做飯、收拾房間，他們表現出色。那段日子，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大人，而弟弟妹妹們也當我是個叔叔。

看著他綁著騎行綁腿、背著褡褳跨出家門的那一刻，我的心碎了。拐過街角前，他回頭看了最後一眼，揮手告別，我第一個落淚。直到那時，我才發覺我有多愛他，這份愛永生不變。

「你需要和女人有一腿。」

「這麼說，你是小糖丸醫生的兒子。」她一邊說話，一邊用五個指頭，不，好似有十個指頭，靈巧地在我褲襠里摸來摸去。她脫掉我的褲子，一面不停地在我耳邊呢喃軟語，一面從頭上脫掉襯裙，仰面躺下，渾身上下只剩花內褲。「這件你來脫，」她說，「這是男人應該做的。」

「你媽媽來了！」

耶穌會老師上課時一本正經，下課後則判若兩人，會迫不及待地把課上不能教但其實特想教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在我那個年紀，孰輕孰重，我相信自己已然分得清。路易斯·波薩達神父是內地佬，年輕，思想進步，做了多年工會工作，有一套百科知識卡片，關於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最全。伊格納西奧·薩爾迪瓦神父是巴斯克山裡人，等到他年事已高，住進了卡塔赫納的聖佩德羅·科拉瓦修道院，我還常去看他。愛德華多·努涅斯神父當年有本哥倫比亞文學史巨著即將殺青，後來此書命運如何，我不得而知。年長的曼努埃爾·伊達爾戈神父教唱歌，已然十分老邁的他能慧眼識珠，看出誰有音樂天賦，還會介紹一些出人意料的世俗音樂。

那位考官就是校長胡安·本圖拉·卡薩林斯。在我的記憶中，他是我兒時的朋友，完全沒有當年老師們凶神惡煞般的面孔。最令人難忘的是，他把孩子們都當成地位平等的大人，對我尤其關照，課堂上提問我的次數比別人多，還教我如何回答得言簡意賅。他允許我把校圖書館的書帶回家，其中的《金銀島》和《基督山伯爵》成了我坎坷歲月中的精神食糧。我如饑似渴地讀，想知道下一行發生了什麼，又不想知道，生怕精彩戛然而止。讀完《一千零一夜》和這兩本書之後，我永遠地明白了一個道理：只有百讀不厭的書才值得去讀。

只可惜，她在補習中傳授給我的那個屢試不爽的方法，我讀到中學最後一年才想起來用：上課認真聽講，作業獨立完成，不抄襲，我就能取得好成績，空閑時間想讀什麼就讀什麼，自己安排，用不著辛辛苦苦熬通宵，也用不著白白擔驚受怕。服了這一劑靈丹妙藥，我在一九四二年勇奪年級第一，獲得優秀獎章及各種榮譽。但我暗暗感激的是那些幫我治好瘋病的「醫生們」。慶祝會上，我意識到往年的榮譽因為受之有愧，別人誇獎，我會姿態醜陋地千恩萬謝；最後一年實至名歸，別人誇獎，我倒理直氣壯地照單全收。不過，作為回應，在結業典禮上，我全文背誦了——不用提詞——吉列爾莫·巴倫西亞的《古羅馬競技場》，雖然比面對獅子的基督徒還要害怕，但絕對發自內心。

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下去，趕緊道歉，說我認錯人了，以為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旬在「大衛·阿朗戈號」上拉手風琴的學生。他聽了眼睛一亮，往事湧上心頭。他是哥倫比亞人薩洛蒙·哈金姆，世界著名神經學專家。他棄藝從醫，令人失望。

五歲前，死亡對我而言，是他人遭遇的平常事。天堂之美、地獄之苦只是阿斯特特神父教義問答的背誦篇目，與我無關，直到守靈時偶爾得知從死人頭髮里爬出的虱子會漫無目的地遊走在枕間。從那時起，我便惴惴不安。不是怕死，是怕親朋好友給我守靈時，也會看見從我頭髮里爬出虱子。在巴蘭基亞上小學時，我沒發現自己身上有虱子，直到傳染給了全家人。當時，媽媽再次展露個性，用滅蟑螂劑挨個給孩子們消毒，美其名曰「警察地毯式搜捕」。糟糕的是，剛收拾完，又染上，因為我在學校又被別人傳染了。這次，媽媽決定快刀斬亂麻，逼我剃光頭。周一，我大無畏地戴了頂破帽子去學校，被同學們好生奚落了一番，直到期末考第一，方雪前恥。我再也沒見過卡薩林斯老師，但我永遠對他心懷感激。

對於哥哥阿維拉多來說，一切人生難題都能在床上得到解決。妹妹們只知道同情，我去裁縫鋪，哥哥給我開了個神奇的方子：

「告訴路易薩·馬爾克斯，」她說，「要是讓她父母瞧見寶貝外孫在市場上給結核病人發廣告，他們會怎麼想！」

「哈，哈，哈，哈！」

我卻是個舞盲，在羅伊塞烏姐妹家都沒學會。羅伊塞烏六姐妹先天殘疾，坐著輪椅，教舞蹈卻是一流的。爸爸向來在意名氣，如今對我另眼相看，互不了解的我們有了促膝長談的機會。其實，回望過去，我和爸媽從阿拉卡塔卡到巴蘭基亞、卡塔赫納、辛塞、蘇克雷，一起生活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三年。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經歷，有助於我深入了解他們。媽媽對我說：「你能和爸爸成為朋友，真好！」幾天後，她在廚房煮咖啡，又對我說：

路易斯·恩里克對錢自有看法。有一次，媽媽撞見他在偷買菜的錢，他狡辯得很鬼：未經允許拿父母錢，不能算偷，錢是大家的，大人不給，是忌妒不能像孩子那樣花。我也去幫腔，甚至承認自己應急時也拿過家裡的錢。媽媽氣急敗壞，幾乎沖我嚷嚷：「別不識好歹！你也好，弟弟也好，誰也沒偷。是我故意放的，知道你們急了會去那裡找。」有一次，她發脾氣，我聽見她絕望地咕噥：孩子們沒飯吃，不得已去偷，上帝應該原諒。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鼓樂喧天，煙花綻放，我們目睹由D．F．麥克唐納船長指揮、懸挂加拿大國旗的「塔拉利特號」油輪在歡呼聲中繞過礁石群，停泊在港口，創下了享譽多年、影響深遠的平民壯舉，使巴蘭基亞成為國內唯一的河港兼海港。

我在蘇克雷的第一個假期始於某個周日下午四點。碼頭裝飾著花環和綵球，廣場成了聖誕集市。我剛上岸，一位美若天仙的金髮女郎便無比自然地摟住我的脖子，亂親一氣。她是爸爸婚前的私生女卡門·羅薩，來這兒和陌生的家人生活一陣子。同來的還有爸爸的另一個兒子阿維拉多，他是個巧手裁縫，在中心廣場邊開了家裁縫鋪，他是我青春期的人生導師。

「你他媽的沖我瞎嚷嚷什麼！」

「沙子與天空」的舵手名叫塞薩爾·奧古斯托·德爾巴列，二十二歲，熱情高漲，不僅要革新詩歌的主題與情感，還要革新拼寫和語法規則。語言純正主義者視他為異教徒，院士們罵他白痴，古典派說他偏激。其實，除了那極具感染力的鬥爭精神一如聶魯達外，他是個不可救藥的浪漫派。

「你是加比托，對嗎？」

他只說了這些，然後為那首博萊羅向我致謝，緊緊握手告別。

「哦，加夫列爾！」媽媽說，「瞧你扔給我這一大幫孩子，家裡有好幾回揭不開鍋。」

不知哪位先人託夢，不到兩個月，媽媽不由分說，把我從印刷廠領回家。我堅決不從，因為不想失去被全家視為神賜之物的《新聞報》周日增刊。儘管湯里要少放一個土豆，媽媽還是接著幫我買那份報紙。最難挨的那幾個月，全靠胡安舅舅接濟。他還在聖馬爾塔當執業會計師，收入不高，卻堅持每周寄一封信，捎來兩張一比索的鈔票。「曙光號」的船長是家裡的老朋友，早上七點把信交給我，我便在市場上採購幾天的必需品回家。

一進中學，我便得了個「詩人」的名號。我過目成誦，能扯著嗓子背出課本上的西班牙古典和浪漫主義詩作；在校刊上發表致同班同學的打油詩，要是知道它們會被印成鉛字，我要麼不寫，要麼會寫得更認真一些。我寫的實際上都是些善意的玩笑，寫在小紙條上，下午兩點在昏昏欲睡的教室里傳來傳去。二年級教務長路易斯·波薩達神父沒收過一張，他皺著眉頭看了看，裝進口袋，批評了我兩句。阿圖羅·梅希亞神父叫我去他的辦公室，建議我把被沒收的那張紙條上的打油詩發表在校刊《青春》上。當時，我又驚又喜，羞愧難當，趕緊推辭，儘管理由一點兒也不充分：

路易斯·恩里克彈吉他天賦異稟，後來果然成長為一名吉他手。他教我彈高音吉他，我們倆和菲拉戴爾佛·貝利利亞變成了小夜曲之王，最大的獎賞莫過於討得姑娘歡心，她們快快地穿好衣服，打開家門，叫醒鄰家女孩。而我們的狂歡繼續，鬧騰到吃早餐為止。那年，該組合又喜迎何塞·帕倫西亞的加盟，他爺爺家財萬貫，一擲千金。何塞天生就是樂師，任何樂器，到手就彈。他有電影明星的派頭，舞技超群，聰明絕頂，情場得意，讓人又羡又妒，卻恨不起來。

時間很緊。出發前三天，全家只能打地鋪。床賣了，能賣的傢具都賣了，其餘物品裝箱，路費媽媽收著，她數了又數。

根據招生簡章，我們二十幾個學生上午八點去參加入學考試。還好不是筆試，前一周報的名，三位考官按報名的先後次序叫人，參照成績單進行簡單的面試。我是唯一沒有提交成績單的學生，太倉促了，來不及請蒙台梭利學校和阿拉卡塔卡小學出具。媽媽說，沒有成績單，恐怕錄取不了。我決定發次瘋，跑去試試，坦白地告訴他們，我沒有成績單。一位考官讓我別排隊了，另一位考官改變了我的命運。他二話不說，讓我進辦公室，問我gruesa是多少，lustro和milenio是多少年，還問了我各州首府、全國主要河流和鄰國的名稱，都是中規中矩的題目，直到問我讀過什麼書。他沒想到我小小年紀，讀的書既多又雜，包括那本把安加里塔神父氣得半死的未刪節成人版《一千零一夜》。得知那是本名著我很吃驚，read.99csw.com因為我一直以為一本正經的大人不會相信瓶子里鑽出魔鬼或用咒語打開密室的故事。排在我前面的學生，無論錄取與否，頂多面試一刻鐘，我卻和考官東拉西扯了半個多小時。我們一同看著他書桌後面滿滿當當的書架，那兒漂漂亮亮地擺著一整套「青年文庫」，這套書我聽說過。考官說，我這個年紀，最好去讀《堂吉訶德》。書架上沒有，他答應日後借給我看。跟我聊了半小時的《水手辛巴達》、《魯濱孫漂流記》后，他送我出門，沒說錄不錄取。我以為肯定沒戲了，可是，他在門口跟我握手告別，讓我周一上午八點去高年級報名，念小學四年級。

媽媽的眼睛眨都沒眨。「眼淚哽在喉嚨里，我得忍，流出來不好。」她曾對我說。經理讓職員送文件到他的辦公室，職員遵命，五分鐘后他咕噥著，氣鼓鼓地走了出來，拿著我們所有人的船票。

輪船公司接待我的職員很有親和力，我沒費什麼勁兒就和他交談甚歡。他是那種樂於助人的加勒比人，票價說得一清二楚。我保證，我全都原原本本地記在了紙上。讓我特別開心、特別難忘的是十二歲以下半票，即除了我，所有孩子半票。媽媽按這個價格預留了路費，其餘的錢用來搬家，花得一分不剩。

「現在，我把他們交到你手裡；等我回來，就從你手裡要。」

「夫人，請原諒我這麼說，可這孩子，我看是長不大了。」

「先生，您說得沒錯。」她說，「可問題是：要麼是這位職員沒跟我兒子說清楚，要麼是我兒子理解錯了，而我則是將錯就錯。現在東西全打包了，準備上船，我們睡覺打地鋪，買菜錢只能用到今天，房子周一要交給新房客。」她發現屋裡的職員全都饒有興緻地湊過來聽，於是對他們說：「這麼大的公司，這點兒錢算什麼？」別人還沒回答，她就直勾勾地盯著經理問：

新家又添傢具又添丁，一派節日的氣氛。弟弟海梅五月出生，雙子座（好兆頭），是個六個月的早產兒，我到家才知道，因為我本以為爸媽決定不再年年生孩子了，但媽媽急忙跟我解釋，說弟弟是獻給聖麗塔的禮物，謝謝她給家裡帶來的幸福和成功。媽媽青春煥發，喜氣洋洋，比往日更愛唱歌。爸爸心情也很舒暢，診所病人爆滿，藥店貨品齊全，尤其是每到周日，附近山裡的人也會前來問診。不知他是否知情：門庭若市、生意興隆的確是因為他有「藥到病除、妙手回春」之名，但鄉村的人沒有將其歸功於他順勢療法的小糖丸和神奇的水，他們都以為爸爸會施巫術。

船名都很好記，過目不忘：「大西洋號」、「麥德林號」、「卡羅船長號」、「大衛·阿朗戈號」。船長們似乎來自康拉德筆下，說一不二，為人和善，胡吃海喝，獨自在尊貴的船長室里無法入眠。輪船慢吞吞地行駛，旅途中驚喜不斷。乘客們整日坐在甲板上，看著被人遺忘的村莊，看著張嘴靜候昏頭蝴蝶的短吻鱷，看著受船尾水波驚嚇振翅飛翔的成群蒼鷺，看著從內陸沼澤游來的鴨群和河口沙洲上邊餵養幼崽邊唱歌的海牛。在整個旅途中，人們清晨在長尾猴和小鸚鵡的喧嘩中醒來，溺死的奶牛噁心的臭味常常熏得人睡不成午覺。奶牛在水裡一動不動，肚子上站著一隻孤零零的禿鷲。

他唯一的麻煩，是第一天去餐廳，跟服務生說，不給他四份飯菜的話，他會餓死在船上。水手長說，要另外付費，但可以打折。他說他坐過世界各地的船，無論坐哪艘，都有權不被活活餓死。官司一直打到了船長那兒，船長用典型的哥倫比亞人的方式，決定給他提供兩份飯菜，並讓服務生工作疏忽，失手再多給他兩份。他還自力更生，用勺子去取食欲不振的同桌或鄰桌的飯菜，說些俏皮話逗人開心。除非身臨其境，否則難以置信。

那位職員說，不管身高，只看年齡。誰都不能少付船票費，只有新生兒免票。媽媽尋求上層路線：

周日，巴倫蒂娜表姨帶我去塞薩爾家，他和父母住在最鬧騰的聖羅克區。塞薩爾骨骼健壯，不胖，淺黑色頭髮，大兔牙，和同時代詩人一樣，頭髮凌亂不堪。他家屬於中產階級下層，四面書牆，再多一本也放不下。他父親不苟言笑，說愁眉苦臉更確切，一副退休公務員的派頭，被兒子所謂的「高尚」追求折磨得死去活來。他母親招呼我時有些扼腕，因為我跟他兒子一個毛病。為兒子，她流過太多眼淚。

花錢的地方多的是。路易斯·恩里克小我一歲，先後在本地兩所學校報了名，都是沒念幾個月就輟學。瑪爾戈特和阿依達在修女小學成績挺好，打算去附近城市找個學費不貴的中學繼續念。古斯塔沃、莉西亞、麗塔和海梅暫時還不著急，可一個追著一個瘋長。這些弟弟妹妹（包括後來出生的三個）都把我看成家裡來去匆匆的過客。

在有笑有淚的日子里，我天天上學，哪怕餓著肚子，也從不逃學。不過，在家讀書的時間用在幹家務活上了，而我們沒錢付電費，我也就沒法讀書到深更半夜。不管怎麼說，讀書讓我明理。上學路上，有好幾家公共汽車車行。我老在其中一家觀看他們把行車路線、途經各站刷上車身，一看就是好幾個鐘頭。一天，我請油漆工讓我刷幾個字母試試，他驚訝地發現我天生就會刷，於是讓我有空幫他，掙點兒小錢貼補家用。還有一件美事：我偶然結識了馬格達萊納河上一名水手的三個孩子，加西亞三兄弟，他們是流行音樂三人組，純粹出於藝術愛好，在朋友聚會時唱歌助興。我加入后，組成加西亞四人組，我們去大西洋電台參加業餘歌手大賽，從比賽第一天起，聽眾便掌聲雷動。可惜報名時出了個無法彌補的錯誤，我們沒拿到五個比索的獎金。那一年，我們繼續排練，在家庭聚會上表演，直到生活讓我們各奔東西。

「想殺人的回家去殺，」他叫道，「不準在我船上撒野！」

我們從未在同一個屋檐下生活。瑪爾戈特出生后，外公外婆養成了帶我去巴蘭基亞的習慣。等阿依達·羅薩出生，我對那兒已經不再陌生。我覺得那是個幸福的家。他們在那兒有一家藥店，不久在商業區又開了一家。我們又見到了艾爾赫米拉奶奶——茜麥大媽，以及她的兩個兒女——胡利奧和埃納。埃納貌美如花，只可惜紅顏薄命，二十五歲就香消玉殞，死因不明，至今還有人說她是死於一個被拒絕的追求者的詛咒。我們一天天長大，茜麥大媽更加和藹可親，也更加出言不遜。

在巴蘭基亞，無父母管束，我的第一感覺是自由。走出校門后，和老同學們依然關係親密，其中有課後跟我唱副歌的阿爾瓦羅·德爾托羅和常跟我溜去書店和影院的阿特塔兄弟。埃列塞爾舅公行使監護權，我住在他家唯一要遵守的是：晚上八點前必須回家。

「我沒說同意，也沒說不同意。」

她有羅馬人漂亮的鼻子，高雅，蒼白，時尚，出眾：收臀的象牙白真絲長裙、繞了好幾圈的珍珠項鏈、銀色扣袢高跟鞋、默片中才有的鍾形草帽。她擁我入懷，身上散發著那種永恆不變的特殊的味兒。我知道我該愛她，但我做不到。負疚感襲來，我身心俱傷。

她把丈夫描繪成「身高兩米一的巨形黑人，老二威猛如高射炮」。我難壓妒火，差點兒違反遊戲規則，可不是小打小鬧：我想把他宰了。她比我成熟，問題由她化解。此後，她領我走過現實生活的溝溝坎坎，像領著一匹披著羊皮的小狼。

沒過多久，哥倫比亞飛行史上的先驅之一，尼古拉斯·雷耶斯·馬諾塔斯機長駕駛飛機在本地超低空飛行，以尋找一處開闊地，實施緊急迫降，不僅要自保，還要避免墜機，以免殃及無辜。有人在墨西哥送了他一架老爺機，他獨自駕駛，飛越中美洲。眾人在巴蘭基亞機場備好手絹、彩旗和樂隊，等候他凱旋。他想在城市上空多飛兩圈，向大家致意，誰知發動機出了故障。他施展絕技，奇迹般地穩住了飛機，希望降落在商業中心樓頂的平台上，無奈飛機被電線纏住，掛在了電線杆上。路易斯·恩里克和我隨著慌亂的人群，跑到力竭，只見那名飛行員總算被人毫髮無傷地從機艙救出，如英雄般博得眾人的歡呼與喝彩。

「這事誰管？我該找誰？」

我無所事事，後來，在拉格洛里亞港上來了一群學生，他們晚上組織三重唱、四重唱，把博萊羅情歌唱成優美的小夜曲。我發現他們多出一把高音吉他，便自告奮勇地去彈，下午跟他們排練，一直唱到天亮，抒發胸臆，打發閑極無聊的時光，不唱歌的人無法想象唱歌多麼讓人愉快。

當局曾以妨礙司法調查為由，試圖遏制報道，可到頭來，讀者不信當局，更信報紙。雙方對峙數日，局勢緊張，一觸即發。至少有一回，調查人員被迫調整調查方向。X女士的形象深深紮根在了公眾的想象中，許多人家大門加裝了保險鏈，加強了夜間警戒，以防逍遙法外的兇手繼續逞凶作惡。晚上六點以後，少女禁足。

「相信我，真對不起。」他最後說。

「老天有眼！」他說，「我一直納悶，你怎麼會浪漫到願意有一幫耶穌會老師。」

然而，真相始終沒有被查明，而是過了一段日子，由兇手本人披露。埃弗拉因·頓康承認謀殺了妻子安赫拉·奧約斯，供認的案發時間與法醫推算的完全一致，埋屍地點也完全吻合。家屬認出了藍絲帶和發梳，那是四月五日安赫拉和丈夫出門去卡拉馬遊玩時戴的飾物，就此結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安赫拉·奧約斯有個孿生姐妹，和她長得一模一樣，身份據此認定，確鑿無疑：奇幻小說里才有這種情節。

「我還沒看完，」他說，「但這是我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爸爸卻以一則壞消息作答：他肝腫大。這毛病他常犯，但媽媽並沒有太當回事，他在外頭胡鬧時，用過這塊擋箭牌。

「您相信上帝嗎？」

第二天，媽媽躡手躡腳地把我叫醒，對我耳語道：「爸爸要給你一個驚喜。」果不其然，我下樓吃早餐，爸爸當著所有人的面，鄭重其事地對我說：

那年過得很順，假期我想回阿拉卡塔卡看望外婆特蘭基利娜。誰知，她卻緊急來到巴蘭基亞，做白內障手術。再見到外婆，我很開心，特別是她還捎來外公的詞典，作為給我的禮物。外婆視力衰退，卻不自知，或自知，卻不承認，直到連門也出不了了。仁愛醫院立即給她動手術，做完后，說很成功。拆去紗布那天，她坐在床上，睜開閃閃發亮的眼睛，像綻放了第二次青春，滿臉喜悅，開心地說：

我跟校長皮耶斯查孔神父偶爾聊過幾次。他選擇的話題、大胆的解釋，都讓我堅信：他當我是大人。簡單的地理障礙讓我看不懂教義問答，釐清天堂和地獄的概念對我的一生至關重要。校長不教條，解釋得很大胆，讓我豁然開朗。上帝所在之處即為天堂，反之則為地獄，僅此而已，沒有更多複雜的神學解釋。有兩回，他向我坦承他的困惑，說他想不通為什麼「地獄里始終有火」。多虧這些課外知識，而非一本正經的課堂知識，我在學年末得了一大堆獎章。

我的最愛是中午一點開始，由作曲家、歌手兼老師安赫爾·馬里亞·卡馬喬–卡諾主持的《雜七雜八》，節目想出各種法兒來俘獲聽眾。特別是「十五歲以下業餘歌手時間」，觀眾可以去祖國之聲電台報名，提前半小時進場就行。老師親自彈鋼琴伴奏，歌手只要犯一丁點兒錯，鐵面無私的助手就會打鈴叫停。我們做夢也沒想到最佳歌手的獎金居然有五個比索。不過，媽媽說了，最重要的是在知名節目里一展歌喉。

我注意到的另一位乘客拒人於千里之外。他年輕壯實，臉色紅潤，戴眼鏡，早早脫髮，但打理得精緻，像是典型的公子哥。第一天，他就霸佔了那把最舒服的沙發椅，往茶几上堆了好幾摞新書，從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讀，直到被晚上的狂歡鬧飲攪擾得無法專心為止。他穿花襯衫去餐廳，每天都不同款，一個人坐在角落，吃早飯、吃午飯、吃晚飯，邊吃邊讀，似乎沒有跟任何人打過招呼，我稱他為「不知疲倦的讀者」。

至今，我仍在問自己，睿智的基克·思科佩爾究竟知不知道，他給了我一張永遠的護身符。在動輒挨餓的日子里，我多次動過出手的念頭，但它至今還在我身邊，儘管落滿灰塵，硬得像石頭。自我把它裝進箱子，週遊世界起，我就再也沒缺過吃飯的錢。

「第一次，對吧？」

我不務正業，忙得很歡。奇怪的是，關注我的老師從不關注我糟糕的拼寫。媽媽不同，我的信，她會藏幾封吊爸爸胃口，其餘的修改好后再寄還給我。有時，她會表揚我語法有長進，用詞得當。只可惜兩年過去了，成效甚微，拼寫問題遺留至今。我永遠不明白為什麼有的字母不發音，有時兩個字母發一個音，還有那麼多沒用的規則。

「見他如見我。」

我們的交往沒有任何風險。她丈夫回城時會給信號，告訴她輪船正在進港。第三個周六，我和她正在床上，遠處傳來一聲吼叫，她頓時緊張了起來。

從薩爾加港開出的火車最初四個小時順著山脊往上爬，到最陡處，會向下滑增加向上的衝力，然後再試著上升，像條龍一樣呼哧呼哧著。有時需要乘客下車，以減輕火車重量，爬過山頭再上車。沿途的小鎮冰冷凄涼，車站冷冷清清，只有一輩子都在那兒賣東西的人守在那兒，從車窗塞進煮好的又肥又黃的整雞和可口的白色土豆。我就是在那兒第一次感到寒冷，那種感覺很陌生，看不見摸不著。幸好黃昏時，視野突然開闊，綠色的草甸似大海般伸到天邊，美極了。世界安靜了，動得快起來了，車廂里的氣氛也為之一變。

「說到爺爺去世，再叫我。」

「不去巴蘭基亞，那就去波哥大。」

他十分驚訝地回應道：

蘇克雷如今更勝從前。依照傳統，聖誕節期間，市民分成兩大陣營：南邊的蘇麗雅區和北邊的孔戈維奧區。小比賽不說，還要舉辦花車大賽，宿敵之間展開一場藝術較量。聖誕前夜，花車聚集在中心廣場，公眾經過激烈辯論，決定年度冠軍花落誰家。

「下不為例！」

生活中的這次改變讓我感到非常不安。小時候我去過幾次巴蘭基亞，去看父母，待幾天就走，因此，關於那段時間的記憶支離破碎。三歲時，我第一次去那裡，因為妹妹瑪爾戈特的出生。我記得清晨港口的淤泥臭氣熏天，在荒涼、塵土飛揚的街上，一輛單馬馬車的車夫在揚鞭恐嚇那些企圖爬上駕駛席的搬運工。我記得妹妹出生在一個赭色牆壁、綠色門窗、藥味濃郁、氣氛凄涼的房間，最裡頭是張十分簡陋的鐵床，上面躺著新生兒和一個女人——無疑是我的媽媽。我想不起她當時的樣子了，只記得她有氣無力地伸出一隻手，輕輕地對我說：

火車減速，經過堆滿生鏽物件的棚屋，停靠在一個陰暗的碼頭時，天漸漸黑了。我趕在人群把我撞倒之前，提著箱子往外走。正要出站，有人大叫：

我沒告訴媽媽，免得她生氣，自己卻又羞又惱，趴在枕頭上哭了好幾晚。後來，廣告不發了，直接扔進市場下水道。沒想到水流不急，亞光紙浮在水面上，花花綠綠的一層，從橋上看，很是壯觀。

我天真地問她怎麼會認識路易斯·恩里克。

接下來那個禮拜，我們在蘇克雷下船，像回歸故里一般。這裏和當年的其他城市一樣，擁有一萬六千居民，所有人彼此相識，知名知姓，知根知底。整座城市乃至整個地區就是一泓寧靜的海，與花海同色。季節不同，地點不同，心境不同，顏色便不同。它的燦爛讓人想起如夢如幻的東南亞海面。居住多年，從未在這兒見過汽車。車不實用，街道橫平豎直，以土夯實，適合赤腳走。不少家庭在廚房都設有私人船塢，泊自家船，當地出行全靠它。

藥店交付那天，我們在店後面睡吊床，彷彿文火炙烤，一夜汗如雨下；搬回家才發現那裡沒有掛吊床的環，只好打地鋪，又借了只貓來抓老鼠，才能睡得安穩。媽媽率大部隊前來會合時，傢具還不全，沒有廚房用具，生活用品也嚴重缺乏。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