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這麼寫，能怎麼寫？拉丁美洲唯一的歷史傳奇便是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軍事獨裁者。許多曾是自由派的軍事領袖，後來都蛻變成為專制野蠻的暴君。我堅信，如果奧雷里亞諾·布恩蒂亞上校能打贏那三十六場戰爭中的哪怕一場，他也會是其中一員。

第一次聽說軍人時，我年紀還小。外祖父給我講故事，講香蕉種植園大屠殺，美國聯合果品公司的哥倫比亞種植園工人舉行革命遊行，在謝納加火車站聚集時被開槍鎮壓，聽得我毛骨悚然。外祖父是銀匠出身，骨子裡是自由黨，參加過「千日戰爭」，在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將軍麾下任上校，戰功卓著，參加過《尼倫蒂亞停火協議》的簽署，結束了長達半個世紀連綿不絕的內戰，當時，桌對面就坐著他身為保守黨議員的長子。read.99csw.com

然而，是到了創作《百年孤獨》的時候，我的意識才真正覺醒。正史宣揚大屠殺是法治的勝利，那時我想，我可以反駁，可以為死者討回公道，內心不禁大受鼓舞。但那其實是不可能的，我根本找不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證據，證明死者不止七個、屠殺規模遠非民眾所想。但即使如此，那場災難的嚴重程度也絲毫不會因此降低。

別以為我對此全無所謂，相反，我們失落。我總問自己：毛病出在哪兒？軍人身上，還是我身上？怎樣才能推到阻礙交流的堡壘？沒那麼容易！十九歲時，我在國立大學念過兩年法學，有兩個同學是中尉希望他們此刻在座。他們穿著乾淨挺括的軍服，總是準時準點地一同來到課堂，單獨坐在一邊，不苟言笑，有條不紊。我老覺得，他們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跟他們說話，他們很和氣，你問多少，他們答多少，客套的很。考試前，我們四人一組去咖啡館學習；星期六，我們要麼在舞廳碰面，要麼在街頭鬧事，去安靜的酒館喝酒，去幽暗的妓院鬼混。可在九_九_藏_書那些地方，我們從沒遇到過軍人同學，一次也沒有。

他們的本性原與我們不同，諸如此類的想法不禁油然而生。通常，軍人的孩子也會是軍人，他們住在軍人社區，在軍人俱樂部會面，他們的世界謝絕觀賞。很難在咖啡館見到他們，電影院更難。他們頂著神秘的光環，就算穿著便裝，也能一眼認出。身為軍人，他們四處漂泊，有機會踏遍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由內至外都與眾不同，雖然沒有投票權，但那也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意願。我受過良好的基礎教育，背過無數次軍銜，免得碰到時叫錯，可每次都是背的慢，忘得快。

外祖父給我講的香蕉種植園大屠殺成為我早年間印象最深、記憶最久的故事。童年時，它是親朋好友一再談論的話題，因此在我們的生命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此外，它也有其歷史重要性：它提前結束了美國在哥倫比亞長達四十多年的霸權統治，對後來的軍人政權無疑也有影響。

回到今天的正題，這個故事其實也是我對軍人的第一印象，這印象在多年以後才有所改觀，不再聽風是雨，而九-九-藏-書是盡量做到客觀公正。但儘管我有意識地修正腦海里的軍人印象，這五十年來，我還從未有機會和六個以上的軍人交談，交談時也很少能做到輕鬆自如，不背任何的思想包袱。彼此猜疑自然就導致交流不暢，我老覺得，同樣的話，他們的理解就是和我的理解不同。說到底，我們之間沒有共同語言。

然而，當我圓夢，將解放者西蒙·玻利瓦爾的風燭殘年寫成《迷宮中的將軍》時，我得擰斷天鵝的脖子，不再去編造故事。玻利瓦爾是一代偉人，他有血有肉，對自己的身體過分地不加愛惜。見證他生平事迹的只有那支陪伴他浴血奮戰，最終送他入土的年輕衛隊。我必須了解這支衛隊，了解衛隊里的每個人。通過這位解放者引人入勝、史料豐富的信札，我想我已經近距九九藏書離地了解到了。說真的，《迷宮中的將軍》是一部充滿詩意、美不勝收的歷史紀實小說。

我對軍人存在偏見，知情人會覺得，來這個講壇簡直是我做過的最奇怪的事。但其實，自從外祖父跟我講過謝納加慘案，我對各種權利形式的痴迷程度就超過了對文學的興趣，甚至為此踏足人類學的範疇。多少次，我問自己，那個故事是否正是貫穿我所有作品的主題之源？《枯枝敗葉》中，香蕉種植園遷走後的小鎮復甦；《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和《惡時辰》中，對利用軍人達到政治目的的反思；此外，還有在三十三場戰爭的炮火中進行詩歌創作的奧雷里亞諾·布恩蒂亞上校，以及一輩子不會寫字的兩百多歲的族長《族長的沒落》中的人物。。從第一本到最後一本希望將來出更多本書里，我對權力的本質進行了畢生的追問。

這幾天，其他朋友也跟大家做了交流。輪到我，我想說說文學之謎。促成講壇的軍方人士知道，我很願為這一講壇盡一份力九-九-藏-書——辦講壇很有必要，我只願它越辦越好。大家談的都是專業，而除了文學，我沒有別的專業。即便文學，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有的只是一些經驗。但我依然有能力引領大家加入不總是太平的文學隊伍。先送大家一句話：「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背包里放一本書，我相信，所有人的生活會更美好。」

該學術講壇的聽眾全部為軍人，登上講壇的有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羅德里戈·帕爾多·加西亞、檢察官阿方索·巴爾迪維索·薩米恩托、歷史學家赫爾曼·阿西涅加斯、前部長胡安·曼努埃爾·桑托斯和魯道夫·奧梅斯、前制憲成員奧蘭多·法爾斯·博爾達與作家古斯塔沃·阿爾瓦雷斯·加德亞薩瓦爾。

在座諸位有理由問我，為什麼不實事求是，非得竭盡誇張之能事，說死了三千人，用一列兩百節車廂的火車裝著投進大海。理由很簡單，可以用文學語言陳述如下：書中的香蕉種植園事件不是發生在某個國家的某個特定的歷史悲劇，而是規模未知、死難人數不一、儈子手無名無姓、沒準誰也逃不了干係的事件。這麼一誇張，我腦子裡就浮現出那個住在母牛成群的宮殿里、拖著一匹孤零零的小母馬的老族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