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媒體只是報紙和電台。電台花了好長時間才追上紙質媒體，之後個性張揚，勢不可擋，略顯冒失，眨眼間便征服聽眾。電視剛出現時，都傳說它是魔盒。如今，其風靡程度難以想象。長途電話剛開通那會兒，要找接線員轉接。電傳發明前，只能通過信件和電報與國內外聯繫，好歹也能送到目的地。

接受調查的學生大多對學校表示失望，他們理直氣壯地職責老師，聲稱自己身上缺少的優良品質，尤其是對生活的好奇心，都源於老師沒有好好培養。一位成績優秀，多次獲獎的女學生更是直言不諱：「讀完高中，學生應該有機會接觸不同的領域，找到興趣點。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們得將學校教的知識一字不漏地背下來，這樣才能通過考試。」

如今，信息和報道中加入了評論與觀點，而社論中也加入了資訊，這是半個世紀以來一個重大的進步。不用記者證前，新聞簡潔明了，一如早年的電報。如今一味濫用國際通訊社的固定格式，反使人不敢苟同。真真假假的話語，無處不在的引號，有意無意地犯錯，惡意操縱，惡意歪曲，讓新聞報道成為致命武器。出處來源都「絕對可靠」——來自消息靈通人士，來自不願透露姓名的高官，來自無所不知、但無人見過的觀察家……藉此肆意中傷，自己卻毫髮無損。不公布消息來源的做法成為作者手中最有力的擋箭牌。在美國，諸如此類的惡行四處橫行，說什麼「遇害者遺體上的珠寶首飾，確信是由部長拿走。但警方對此予以否認」。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誹謗已經造成。總之，許多有悖倫理、讓當今新聞界羞愧難當的事，倒並非都出於道德敗壞，只是缺少職業約束。這一點，對我們多少是個安慰。

有人認為，學生人數過多，造成教育質量下降，學校只管教書，不管育人，今天的人才都是對抗學校、單打獨鬥、自我努力的結果。還有人認為，注重培養學生能力和志向的老師寥寥無幾。「這很難。教學往往是重複再重複，」一位老師解釋道，「二十年教同一門課的老師還不如一個沒經驗的新手。」由此造成的結果令人悲哀：那些躊躇滿志地離開校園，踏上工作崗位的學生，必須在實踐中從頭學起，才能成為真正合格的記者。

在哥倫比亞的大學里，傳播學共開設了十四個學士點，兩個碩士點，可見社會對其日益重視，可惜人才培養卻陷入誤區。教學滿足了眾多當前的需要，卻忽視了最為重要的兩點：創造力與實踐。

教育界的邏輯是，一些大學的工程學或獸醫學專業的入學試題，也適用於另一些大學的社會傳播學專業。一位成績優秀的大學畢業生曾開誠布公地說：「工作了，我才真正學到新聞，在大學里也有機會寫稿，可方法得邊干邊學。」一天不承認做新聞最重要的是創造力，這種狀況就一天不會改變。至少，新聞與藝術應居同等地位。

新聞分三大塊：新聞信息、時事與報道、編者按。訪談並不常見，也不單獨使用，多半作為時事與報道的原材料。因此，在哥倫比亞，「訪談」依然被稱為「報道」。記者是弱勢群體，相當於學徒加苦力，苦幹多年、表現良好，才能晉陞做領導。工作時間和工作性質表明：新聞從業人員的神經系統實際上是在逆向運轉。

其實，錄音機該怎麼用，怎麼用才道德，依然有待商榷。得有人提醒記者：它不是人腦記憶的代替品，而是早期派上過大用場的筆記本的升級版。錄音機聽得見，但並沒有真的在聽；能錄音，但不能思考；忠實，但沒有人情味。總之，僅靠它逐字逐句、一字不漏地記，還不如現場仔細聽、腦子裡多琢磨，好歹心裡有數。對電台來說，錄音機特別有用，因為能直接錄播，可弊端是不少採訪者只顧想下一個問題，根本不聽對方回答。對報社編輯來說，譽文字稿是最見功力也最傷腦筋的工作：辨音不清，詞義不明，拼寫錯誤，句法不通，種種問題就像一道道整得人頭昏眼花、死去活來的關卡。也許，筆記本雖然寒磣，還是得用，好讓記者邊聽、邊記、邊整理。

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新聞業恢復昔日的聲望，對此最翹首以盼的自然是最大的受益人：媒體老闆。媒體名譽掃地，最痛心疾首的也是他們。社會新聞系會成為眾矢之的，並非全無道理。也許是因為新聞知識教了不少，真正對職業有幫助的卻沒多少。也許，他們應該索性去教人文，雖然看上去沒那麼神氣，卻能幫學生把薄弱的高中文化基礎夯實打牢。他們應該更加關注能力與志向，將各媒體細分為不同專業，因為要想在短暫的一生中將它們全數掌握，那是奢求。從其他專業改行的新聞學碩士似乎也很適合在科技進步下應運而生的各專業部門工作。自從兩百零四年前，堂曼努埃爾·德爾索克羅·羅德里格斯印出第一張報紙以來，這個國家的變化已經太多。ｒｅad.99cｓw.cｏｍ

錄音機發明前，做新聞只需三件必不可少的工具，它們密不可分，「三位一體」：筆記本、千錘百鍊的職業道德和善於傾聽的好耳朵。最早的錄音機比打字機還重，聲音錄在磁帶上，而磁帶亂麻般地繞在線軸上。過了一段時間，記者開始用它幫助記憶，有的甚至連思考這麼重要的事也請它代勞。

入行沒別的條件，只要有做記者的意願。即便出生在報業世家——我們知道，大部分報紙都是家族所有——也要通過實踐證明自己的能力。俗話說的好：新聞要邊干邊學。進報社的人，有其他學科成績不好的，畢業找不著工作的，後知後覺、兜了一圈才發現新聞是心之所愛的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心理素質一定要好，新人入行，會和海軍陸戰隊的新兵一樣備受捉弄，以激發偉大的創造力為由，被人嘲笑、被人下套，或在最後期限前一小時被勒令重寫。這是個培養人才、據實報道、士氣高漲、積极參与、觀點雲集的地方。經驗證明，對於有職業敏感、責任感和承受力的人來說，邊干邊學，易如反掌。實踐本身所需的文化基礎，在工作環境中就能得到加強。博覽群書是職業病，記者們如饑似渴地進行著自我教育，一目十行，就憑著他們的自學，邊讓新聞業——他們稱其為世界上最好的職業——蓬勃發展。阿爾維托·耶拉斯·卡馬戈做了一輩子記者，其間兩次任共和國總統，他連高中都沒畢業。

電台接線員甘冒風險，在電波聲中凌空捕捉世read.99csw.com界各地的新聞。博學的編輯將前因後果、細枝末節搜集完整，如同從一根椎骨漸漸拼出整副恐龍骨架，只是不能妄加評論，那是主編的神聖領地。社論號稱出自主編之手，其實不然。而且主編的字幾乎總是出了名的龍飛鳳舞，過去的主編，如《觀察家報》的堂卡洛斯·卡諾，或深受讀者歡迎的專欄作家，如《哥倫比亞時代報》的恩里克·桑托斯·蒙特霍「卡利班」，都有專門的鑄排工辨認他們的手稿。在政治報道比重最大、影響最廣的時代，編輯部最敏感謹慎，也最有名望。

學校要將學生培養為書本上理想化的新聞從業人員。教師熱切地傳授新聞理論，而學生一旦與現實正面交鋒，情緒便會一落千丈，緊攥著專業文憑也無濟於事。新技術本為助翼，結果卻適得其反，被它拖得筋疲力盡。巨大的工作壓力，使他們與夢想背道而馳。人生的道路上，他們受到各種利益的驅使，沒有時間和精力思考，更沒有時間和精力繼續學習。

錄音機是訪談類節目泛濫成災的罪魁禍首。電台和電視台的性質決定了這類節目至高無上的地位，這本無可厚非，然而，紙媒也盲目跟風，竟誤以為記者的話不如被採訪者的話真實可信，訪談是記者與某個對事件有所思考、有所感悟的人之間的對話，而報道則負責細緻入微地將事件如實還原，讓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這兩種體裁互為補充，完全沒必要相互排斥。「報道」的資訊性與完整性，只有最原始。最精湛、唯一能在電光火石間和盤托出、一語道盡的「簡訊」體裁方能超越。因此目前，新聞學教學與實踐中遇到的難題並不是混合或取消原有體裁，而是幫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媒體形式中找到新的定位、新的價值。要時刻謹記——大家似乎都忘了——調查研究並非新聞學里的某個專業，從最根本的定義上來說，新聞學就是調查研究性的。

接受採訪的老師、學生、記者、經理、管理人員都對學校在新聞業人才培養中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質疑。「顯然，大家對理論思考與概念闡述都毫無興趣。」一批正在做學位論文的學生說，「造成這一局面，部分責任在老師。他們規定我們必須讀什麼，讀哪些書里的哪些章，rｅad.9９cｓｗ.cｏm讓我們複印一大堆的資料，可他們自己卻沒有任何觀點。」幸好，學生還能苦中作樂，自詡為「複印文稿專業人士」。大學也承認，目前，在人才培養上，尤其是人文學科的人才培養上，存在顯而易見的不足。高中畢業、剛入大學時，學生不會寫文章，會犯嚴重的語法和拼寫錯誤，文章讀不懂，深意悟不出，這都很正常，可許多人畢業時就和入學時水平一個樣。「他們只顧著貪方便，就是不愛動腦。」一位老師說，「讓他們修改文章或重寫，他們才不幹。」看來，學生唯一的興趣只是混完大學去當記者。他們脫離實際，無視重大問題，一切以自我為中心，不做社會調查，也不為社會服務。「獲得高尚的社會地位是他們職業生涯的主要目的。」一位大學老師說，「他么不想發揮自身價值，利用專業的技能豐富精神生活，只想趕緊讀完大學，提升社會地位。」

後來，世道變了。哥倫比亞發放了兩萬七千張記者證，大多沒法給從業記者，只淪為從政府那兒撈好處、不排隊、進體育場不買票，或參加其他休閑娛樂活動的通行證。絕大多數記者，包括一些鼎鼎有名的大記者，都沒有、不想要、也不需要記者證。大家都說，新聞業沒有輸送後備人才的學校，於是，首批新聞傳播系應運而生，記者證也隨之出爐。然而，現在從業的專業人員多半沒有學歷，即使有，也是其他專業的，就偏偏不是新聞學。

最終目的不應該是畢業證和記者證。還是該用老辦法，用歷史批評的眼光，以服務大眾為目的，幾人一組實踐學習。媒體為自身計，應學習歐洲，多加演練，無論在編輯室還是工作室，都可以搭設場景，比如模擬空難，讓學生在真正報道災難之前，學會如何應對。新聞是一種永遠無法滿足的激|情，遭遇現實才能盡情揮灑。沒有苦在其中的人無法想象那種世事難料、隨時候命的狀態；沒有生在其中的人無法想象那種玄妙的新聞預感、搶到獨家的快|感和萬念俱灰的挫敗感；沒有為此而生、打算為此而生的人無法堅守一份如此不可思議、強度極高的工作。新聞一旦發稿，一切便又回到起點，要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下一分鐘去，還真是永無寧日。

五十多年前，哥倫比亞報業在拉美遙遙領先。當時沒有新聞學校，得在編輯室、印刷車間。對門酒吧和周末派對中學。記者總愛扎堆，過集體生活，無比熱愛本職工作，read.99csw.com其他話題一概不談。做新聞講究團隊協作，沒什麼私人空間。不懂得在一天二十四小時精彩的流動課堂里學習的人，覺得老談新聞實在無聊的人，也許他想當記者，也許他自以為是記者，但其實它既不是記者，也不想當記者。

有些人四處吹噓自己能反著看懂部長桌上的機密文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他們還會不經允許，擅自錄音，或將事先說好絕不公開的談話公之於眾。最嚴重的是，這些有悖道德的行為，卻正契合了新聞業勇往直前，不惜一切代價，衝破一切障礙，揭黑幕，搶獨家的基本理念。因此，行內人士無不自覺並自豪地遵守實行，而對獨家新聞比的不是誰發得早、而是誰發得好這一點置若罔聞。這一弊端之外，另一個極端則是貪圖安逸，不思進取，工作完全依賴於冰冷、沒人情味的機器。

有人問哥倫比亞的一所大學，該怎樣考察新聞學報考者的能力和志向。回答很乾脆：「記者不是藝術家。」這麼回答，恰恰說明新聞報道也是一種文學體裁。糟糕的是許多老師和學生對這一點要麼不清楚，要麼不以為然。也許，大部分學生在解釋自己為何報考新文學時，理由都不確切。有人說：「我選擇新聞傳播，是因為現在媒體報道的少，掩蓋的多。」還有人說：「它是通往政界的康庄大道。」只有一個人說，因為他喜歡報道，不喜歡被報道。

問題是新聞業的發展速度比不上技術工具的發展速度。科技進步一日千里，記者們得在科技的迷宮中摸索前行。大學以為毛病出在教學上，因此在開辦紙質媒體專業這當然也很有必要之外，還開辦所有形式媒體的人才培養學院，連十五世紀行業創立之初樸實無華的行業名稱也棄如敝屣。如今不叫新聞學了，叫傳播學，或社會傳播學。在以往那些靠經驗吃飯的記者眼裡，這好比在淋浴房遇上宇航員打扮的教皇。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技術的進步其實與我們這個行業的工作環境格格不入，更與眾人參與、集思廣益的傳統方法背道而馳。編輯室變成一個冷漠、被隔成小間的實驗室，走的進太空，卻走不進讀者的心。可以說，這一行業的非人性化速度驚人。過去定義明確、劃分清晰的新聞專業，如今已不知始於何地、終於何方、欲往何處。